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和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讨论了家庭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有助于降低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症状概率，提高生活满意度，且两者中情感支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年龄较大及鳏寡的空巢老人主观福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家庭支持；空巢老人；主观福利；CHARLS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6.06.005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空巢老人”通常是指子女因工作、学业、婚姻等原因长期离家或家中无子女而独守“空巢”的老年人。伴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家庭的核心化与小型化，中国空巢老人问题愈加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共2.22亿，占总人口的16.1%。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年）》则显示空巢老年人已占老年人总数的一半，其中独居老人占老年人总数的10%。空巢老人不仅经历着身体机能衰退等生理障碍，同时由于子女不在身边，也面临着物质层面的赡养缺乏以及精神层面的寂寞与孤独，这极大地影响了这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因此，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比一般老年人更差[1-3]，抑郁状况更加严重[4，5]，生活满意度更低。[6]由于农村地区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对匮乏，以及养老保障力度有限，农村空巢老人相对于城市空巢老人面对的养老难题更加复杂严峻。其中一点尤为明显，即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使得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基础开始发生转变，加大了农村老年人尤其是空巢老人的农业生产，抚育孙辈以及人情往来的压力和负担。
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正式社会支持力度还有限的情境下，目前中国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方式仍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那么现阶段提高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更需要的是家庭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何种类型的农村老巢老人对家庭支持需求最为迫切？接下来，本文将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这对改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空巢老年人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家庭支持是老年人接受的非正式社会支持的核心，可分为实际支持（receivedsupport）和领悟性支持（perceivedsupport），實际支持指家庭其他成员对老年人在物质和经济上的援助及服务，领悟性支持则是指老年人接受家庭其他成员、精神和情绪上宽慰的主观判断[8]，按照这种分类的含义，我们也可将家庭支持大致分为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前者是家庭其他成员对老人的转移支付，后者则主要是家庭其他成员看望、通讯及生活照料等。主观福利则是个体对其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评价[9]，通常是指心理健康水平、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10-11]其中，心理健康水平是对精神生活的主观评价，而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则表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综合评价。
目前在关于家庭支持与老人主观福利关系的研究中，多数认同家庭支持的增益作用。张文娟和李树茁（2005）指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满足了老人因经济和生理状况恶化产生的需求，从而有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12]王萍和高蓓（2011）发现，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能减缓老人认知功能的衰退，改善心理福利。[13]陶裕春和申昱（2014）认为，子女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其经济支持是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保障，有利于降低老人的日常生活压力，子女与老人的情感交流有助于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分担和排解老人的负面情绪。[14]张骑和王玲凤（2010）对浙江的1250例城市空巢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子女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对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15]Leungetal.（2007）基于台湾507位城市老年人数据统计得出，情感交流和精神宽慰比经济上的帮助对老人心理健康的增益作用更加明显。[16]吴海盛（2009）针对江苏省农户的微观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经济支持主要来源于配偶及子女，子女的精神慰藉令农村老人生活满意度更高。[17]
概括而言，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福利有正向影响，关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差异的研究较少，以农村空巢老人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更为零星，且以上研究未考虑家庭支持与老年人主观福利间的内生性，存在有效性和可靠性的问题。此外，已有相关研究所得结果多数基于区域性小样本数据，其结果的适用性和地域代表性有限。因此，文章基于2011年和2013年覆盖28个省150个县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首先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判断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与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关系，而后运用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RecursiveMultivariateProbit）加入相应工具变量进行估计试图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影响的一致估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在不同空巢老人特征上这种影响的差异，得出提高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有效措施。
二、数据描述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11年和2013年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CHARLS是目前我国唯一以中老年人为调查对象的大型家户调查，其调查对象是随机抽取的家庭中45岁及以上的居民，调查内容包括家户信息、被访者健康状况和功能、医疗保健与保险、工作、退休和养老金以及收入、支出与资产等情况。CHARLS调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全国基线调查于2011—2012年进行，覆盖28个省150个县，约1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2013年CHARLS进行了首次追踪调查。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村空巢老人，根据定义，为体现子女的长期离家的特征，在数据中保留60岁及以上的不与子女同住且居住距离至少为本县/市的其他村庄，或无子女的农村空巢老人样本。剔除相关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后，最终得到样本数量为8549个。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模型设定
文章的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SWit=β0+β1FSit+β2ESit+β3Xit+εit（1）
式（1）中，SWit代表第i个空巢老人在第t期的主观福利，选取有无抑郁症状和生活是否满意。FSit和ESit分别表示第i个空巢老人在第t期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分别选取有否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测度。Xit为一系列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εit为个人层面的随机扰动项。当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时常用的计量模型包括Probit、Logit、LPM模型等。由于在面板数据中采用固定效应Probit或者Logit模型所得估计系数有偏[18]，故采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判断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的关系。
以上为不考虑内生性时的模型形式，如模型中存在内生性，上述模型的关键自变量估计量将有偏且不一致，因此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一方面，由于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家庭经济支持以及情感支持并不相互独立，因此这些方程组的误差项极有可能相关，比如由于子女工作生活繁忙等原因，在其自身时间资源分配中，更多地将时间用于工作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回报，以求更好地赡养老人及抚育下一代，因而在老人的家庭支持中，出现了经济支持削弱、替代情感支持的现象。[19-20]如此，分别以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为因变量的方程间的误差项相关的可能性很高，而多变量Probit模型则允许方程之间的误差项相关，可以很好地解决这方面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家庭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或者由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共同影响，参照已有研究的做法[21-22]，对两个关键自变量加入工具变量并进行联立估计以求纠正这一方面的内生性。具体模型可以由以下方程组表示：
SW*it=β0+β1FSit+β2ESit+β3Xit+εit≥0[WB]（2）
FS*it=β0′+β1′IV1+β2′Xit′+εit′≥0[DW]（3）
ES*it=β0″+β1″IV2+β2″Xit″+εit″≥0[DW]（4）
式（2）～（4）式的因变量SW*it、FS*it和ES*it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当其大于0时，相应结果变量SWit、FSit和ESit等于1，否则结果变量等于0。所选取的工具变量需要满足与其对应的内生变量显著相关，但与误差项无关的条件。通过上述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可以得到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影响的一致估计。
2.变量说明与描述
（1）因变量
文章的因变量为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借鉴已有典型文献的指标选取[23，24]，采用有否抑郁症状以及生活满意度进行衡量。抑郁症状由CHARLS问卷中包含10个问题的简版抑郁自评量表（CES-D10）所得抑郁指数转化得到。CES-D10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5]，量表中每个问题均有四个选项代表相应程度的高低，一般从低到高分别赋值为0～3分，10个问题汇总即可得到最终的抑郁指数，其取值范围为0～30分抑郁量表的10个问题包括：过去一周“我因一些小事而烦恼”“我在做事时很难集中精力”“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到害怕”“我的睡眠不好”“我很愉快”[ZZ）]“我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无法继续我的生活”。各个问题均有相同的四个选项，分别为：①很少或者根本没有（<1天）；②不太多（1～2天）；③有时或者说有一半的时间（3～4天）；④大多数的时间（5～7天）。在对每题赋值时，第5题与第8题（下划线标注）的赋值方向与其他题目相反，按照选项分别赋值3～0。，抑郁指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低。抑郁指数在10分及以下表示无抑郁症状，10分以上表示存在抑郁症状。[26]CHARLS问卷生活满意度变量原为五级变量，分别为“极其满意”“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不太满意”和“一点也不满意”，这里将前三项定义为满意，后两项定义为不满意，分别赋值1和0。表1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全样本中37%的农村空巢老人存在抑郁症状，生活满意的空巢老人占总体的87%。与2011年相比，2013年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发生率下降9个百分点，生活满意度基本不变，可见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随时间推移有一定的提升。
（2）自变量
家庭支持情况。CHARLS问卷关于家庭支持的变量包括子女经济支持、孙子女经济支持、子女看望、子女通讯联系等，我们将家庭经济支持变量设为虚拟变量，农村空巢老人去年收到过子女或者孙子女的转移支付，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类似的，将家庭情感支持也设为虚拟变量，分为看望与通信两类，按照两者的特点进行区分，如子女看望频率为每半年一次及以上，则赋值看望變量为1，否则赋值为0；如与子女通过打电话等方式通信的频率为每月一次及以上，则赋值通信变量为1，否则赋值为0。具体变量说明和统计见表1，可见农村空巢老人接收的家庭经济支持、家庭情感支持中的看望和通信的总体概率分别为76%、81%和56%。与2011年相比，2013年总体家庭经济支持概率大幅提高，增加了29个百分点，而家庭情感支持中看望频率增长有限，通信频率提高了17个百分点。
控制变量。参考相关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社会保障与家庭情况、初始健康状况以及健康行为四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工资收入；社会保障与家庭情况包括有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家庭人口规模；初始健康状况与健康行为对应有否慢性病和是否参加社交活动。具体变量说明与统计见表1。
（3）工具变量
家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借鉴Young和Chetna（2012）的做法[27]，将农村空巢老人健在子女个数作为家庭支持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理论而言，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其健在子女个数并无直接联系，其福利取决于其子女的经济和情感支持，而空巢老人的健在子女个数越多，其接收到的子女转移支付的概率将更大。因此，健在子女个数理应满足工具变量所需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
家庭情感支持的工具变量。为区别家庭经济支持的工具变量，这里采用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作为情感支持工具变量。一方面，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更有可能乐于维系代际情感关系，提高看望和通信空巢老人的频率。另一方面，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并无直接关系，而与子女教育所衍生出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直接相关。如此，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报告了家庭经济支持与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关系的LPM模型估计结果。第（1）—（2）列与（3）—（4）列分别为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的LPM模型和LPM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5）—（8）列与第（1）—（4）列所采用的模型相同，但选取的家庭情感支持变量为通信变量。
由基准估计结果可知，无论选取的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是看望还是通信，以及是否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与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显著与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从各关键自变量发挥作用的大小来看，多数回归结果支持家庭情感支持对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缓解作用和生活满意度的增益效应相对更大，即农村空巢老人每年接受家庭经济支持对其主观福利的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并不如子女每半年的看望或每月的通信。
（二）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估计
如前所述，单方程Probit模型所得估计量的无偏有效性依赖于模型设定不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旦出现这一问题，以上模型的估计结果将是不可靠的。因此，接下来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以求解决这一问题。
表3报告了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最终因变量分别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递归多变量Probit回归模型的协方差矩阵及似然比检验结果，从该表数据可知，两个方程组的似然比检验χ2值分别为18.02和13.36，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两个方程组中的各个方程间的误差項存在相关性，这显示了采用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合理性。同时，在方程间的协方差矩阵中，分别以看望与经济支持为因变量的方程误差项显著相关，这也符合前述讨论。
表4为以看望变量代表家庭情感支持，且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在解释回归结果前，首先检验工具变量选取的可靠性。可以发现，不论是以何种主观福利度量方式的方程组中，包括健在子女数以及子女平均受教育程度均与相应因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用于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最终因变量为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似然比检验χ2值分别为68.94和66.58，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说明加入工具变量有助于缓解内生性问题。
从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能显著提高农村空巢老人的生活满意度，对比两者系数可知，家庭情感支持生活满意度促进作用更大。同时，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经济支持的影响并不显著。该结果与基准估计所得结果基本一致。文章也以通信变量代表家庭情感支持限于篇幅，并未在文中报告，读者如感兴趣可向作者索取。下同。，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发现方程组的各方程间仍存在显著的误差项的相关性，估计结果与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的结果类似，家庭情感支持仍是改善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提高生活满意度的相对更重要的支持方式。
[HT4”F]（三）稳健性检验：家庭支持影响的异质性
以上是将农村空巢老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研究，但不能忽略因不同个体特征形成的异质性，研究这一群体的异质性有助于提高认识问题的深入性和制定问题对策的针对性。因此，文章分别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方面对样本进行了分组子样本回归。其中，年龄分为65岁以下和65岁及以上，前者表示退休初期，而后者表示退休中后期。婚姻状况分为已婚同居和其他（包括离婚、丧偶等）。
表5列出了以看望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采用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的各组子样本回归结果。从性别分组来看，家庭支持尤其是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改善和生活满意度提高更明显；从年龄分组来看，家庭情感支持对65岁及以上的农村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有显著负向影响，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正向显著，而对65岁以下的农村空巢老人的作用则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从婚姻状况分组来看，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离婚、丧偶的空巢老人的抑郁症状和生活满意度有更加明显的影响，且情感支持的主观福利增益作用更大。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在老人群体中，女性在教育程度、收入等社会经济水平上往往比男性老人更低，且相对更可能成为孤寡老人，高龄老人常常伴随着更恶劣的生理状况，独居老年人更加缺乏情感交流，这部分老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相对更低[28，29]，而家庭支持对心理压力处于中高程度具有更大的增益效应。[30]因此，女性、高龄和鳏寡空巢老人更需要家庭支持，尤其是子女的看望和精神交流。
同样的，以通信作为家庭情感支持变量，运用相同方法进行分组子样本回归估计，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建议
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直接关系到整体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及家庭和睦程度，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有重要影响。文章根据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两期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初步考察了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带工具变量的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并分别从性别、年龄、婚姻等方面进行分组子样本回归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有助于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且两者中情感支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年龄较大、鳏寡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农村空巢老人的主观福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所提到的“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要求提供了经验证据。子女外出后往往更重视给农村父母更多的经济补偿，但却忽视了与父母的情感交流和精神慰藉，而这恰恰可能是现阶段农村空巢老人所最需要的。因此，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在保证经济支持的同时，应通过更多的情感支持降低父母的孤独感，提高生活满意度。要达到这一点，一方面是通过宣传以及立法等方式唤醒子女对空巢老人提供更多的家庭情感支持，另一方面，需要给予农民工更多权利，着力提高其收入水平，从而从根本上缓解农村空巢老人问题。此外，作为家庭支持的补充，社区养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也需得到提高。鉴于不同类型农村空巢老人的异质性，社区养老服务和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应对女性、高龄和鳏寡的空巢老人有所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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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潘江曼邓泽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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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胡锦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思想述论
30、发展航空经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31、五大发展理念的历史逻辑与实践价值
32、陈云综合平衡思想研究
33、我国所有制结构中的三大矛盾
34、为实现历史性跨越奠定坚实基础
35、保发展 调结构 管通胀
36、徐州市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定量研究
37、执行在对局中的两难境况论析
38、对加快兰州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措施的探讨
39、努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40、底子薄、空间窄、生态弱地区发展中政府—市场角色定位研究
41、国民幸福视角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42、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
43、论推动发展的法治思维
44、变与不变：党领导制定和实施五年计（规）划战略演进的历史考察
45、科学发展观视域下人的发展理论的创新与实践
46、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47、改革开放以来新乡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
48、边疆治理中民族问题和区域性问题的调适与整合
49、新建本科院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途径探索
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解放以后，我国人口增长迅速，过多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形势，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率先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人口控制思想，有效遏制了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当前，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人口控制 思想 意义 周恩来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增长一直比较快。庞大的人口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的突出问题之一，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方面，周恩来的贡献最大。他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率先提出一系列的人口控制思想，坚决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遏制住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当前，我国的人口增长状况进入历史新阶段，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我国必须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
建国初期，我国没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实际上却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如当时就限制避孕，并对因多子女造成的家庭困难给予生活补贴。随着实践的发展，党和国家逐渐意识到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特别是周恩来，在实践中更是直接感觉到实行计划生育的紧迫性。
首先，这是缓解生存压力、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早在50年代中期，周恩来就感觉到越来越沉重的人口压力：“人口众多也有一个困难，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不大。”［1］“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的人口，来建设工业，就有困难”。［2］直到现在，我国每年还要进口大量粮食。除了粮食，还有就业。新中国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就业问题，但是妥善解决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是一个繁重的任务。由于工农业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我国难以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每年需要增加的劳动力并不多。因此他一再提醒：“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短期内还不能使大家都就业，工资的增长也不可能使职工养活很多的家庭人口。”［3］虽然我国还有大量未开发土地，但是向那里大量移民是比较困难的；更何况其中多数生存环境是比较差的，不适合大规模开发。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缓解生存压力，满足人民的生活需求。
其次，这是保护妇女儿童，实现中华民族健康繁荣的需要。妇女占人口半数，要充分发挥人的生产者作用，必须动员妇女参加生产。解放后，广大妇女获得了解放，但是由于孩子多，广大妇女仍主要忙于家庭事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妇女是社会产品的纯消费者和生儿育女的工具的不合理状况，难以发挥生产者作用，更难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而影响男女平等的切实实现。只有实行计划生育，才能彻底解放广大妇女，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同时，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实行计划生育后，家庭可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国家可以创造更多的条件培养下一代，从而造就全面发展的新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掀起新科技革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越来越取决于科技发展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显然，实行计划生育不仅是少生孩子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1956年八大上，周恩来提出：“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很好地教育后代，以利民族的健康和繁荣，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4］
再次，这是实现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既要求物质资料生产有计划发展，又要求人口有计划增长，“如果对计划生育不能主宰，这也是个无政府。”［5］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条件改善，社会稳定，人口增长迅速。据统计，从1950-1957年，全国人口便从54167万增加到64653万，年均增加1311万，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也大大超过同期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迅速增加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经济建设后，人口发展仍处于无政府状态，使得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矛盾。周恩来对此表示极大的担忧，特别在1970年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指出：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范围，不是卫生问题，而是计划问题。你们连人口增加都解决不了，还搞什么国家计划？［6］周恩来的倡导下，60年代中期，我国在城市和部分农村推行计划生育。1970后，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中，大大缓解了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矛盾。
二、我国的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人类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率先提出系统的人口理论，特别是他认为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只有战争和瘟疫才能解决人口问题。正因为如此，人口控制理论被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人多好办事，人口迅速增加被认为是社会主义人口增长规律，是社会主义优越性之一。许多人虽然看到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对其本质缺乏理解。
周恩来在实践中认为，我们不能全盘否定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规律上有一定客观性”，“人口增加是客观事实，不能因为马尔萨斯说了，我们就否定人口增殖力相当大”。［7］当然，他也提出：我们在理论上是不赞成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因为粮食的增长率完全可以超过人口增长率。更不同意他的结论，即通过战争和瘟疫来解决人口问题。计划生育标志着几千年来把生育行为仅看成个人私事的旧观念，变为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社会主义新观念，是人类生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1965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计划生育是进步的，是共产主义的。我们有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做到计划生育，这是个大问题。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计划生育，和资产阶级为了个人享乐搞节制生育不同。”［8］这就从根本上澄清了我们的人口控制与资本主义的人口控制之间的本质区别，为推行计划生育扫清了思想障碍。
正当我国开始大力提倡计划生育时，反“右”开始了。社会上一些人把人口控制理论当作右派进攻的口辞加以批判。特别是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社会上一度掀起批判新人口论的思潮，有人甚至威胁要把马寅初划为右派，严重干扰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周恩来力挽狂澜，保护了马寅初。“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为右派。”［9］并一再指出马寅初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之间有原则区别：“人口多确实是个问题，马寅初、邵力子提出这个问题不能驳掉，说他是马尔萨斯思想。”［10］由于周恩来的努力，马寅初没被划成右派，并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免受冲击；计划生育也得以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大力推行，为我国后来成功解决人口过快增长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三、实行计划生育必须采取多种手段
中国人口众多，增长迅速，而实行计划生育又面临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和现实利益的再分配，困难可想而知。周恩来克服重重困难，根据国情和政策，巧妙地提出一些可行的手段，保障了计划生育的落实。
首先，开展计划生意宣传，提倡晚婚和节育。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生育观念根深蒂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移风易俗深刻的思想革命。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关键在于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周恩来号召各级党委政府积极动员，而且本人在党和政府会议上，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遗余力地宣传计划生育，特别是对青年人。1962年春，在全国安置城市精简职工会上说：“要公开宣传节育，对年满18周岁的男女不管结婚未结婚，都可以讲给他们听。”［11］宣传的内容，主要是晚婚和节育。所谓晚婚，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后结婚；所谓节育，指一对夫妇最多生两个孩子。同时大力宣传节育知识。他还有针对性地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先搞试点，主要是抓城市，农村要结合医生下乡，有重点有步骤地搞；争取20-30年使人口增长率降到0.1%，避免过急和强迫命令。通过宣传教育，群众逐渐理解国家的政策和困难，就会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自觉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把党和国家的政策变成自觉自愿的行动，从而为推行计划生育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从1970年后，我国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主要还是靠宣传工作”。［12］
其次，健全各项相关制度。计划生育既然是国家计划问题，就需要硬性的制度规范，实现“又要自愿又要有所约束”。［13］当时，受平均主义影响，我国在农村分配口粮、城市分配住房时，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的，并对因子女多而造成的家庭困难给予补助，客观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为避免因平均主义带来的消极影响，他提出“今后要有一些规定，如在工资、住房、供应等方面，对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给予优待。”［14］计划生育涉及医疗服务，在当时成本较高，普通群众难以承受。为减轻人民负担，在1965年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最好避孕器械、药品不收费。当时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他提出大幅度降低价格，其差额由财政补贴。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计划生育的全面推行，1970年他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他提出避孕药品免费供应，节育手术也免费。［15］计划生育，特别是节育手术，要占用劳动时间。他提出：职工手术后休假按公假处理，工资照发，在农村给予适当的工分补贴。各项制度的健全大大规范了人们的生育行为，激发了群众的节育积极性。
再次，完善节育技术服务。计划生育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安全有效的节育技术直接关系到广大节育者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关系到节育者对计划生育的支持。节制生育的办法有人工流产、避孕、绝育，周恩来认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避孕。在周恩来倡导下，从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加强了避孕技术研究。到“文革“前夕，各项避孕技术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应当指出，当时手术带来的痛苦还比较严重，还影响群众积极性。1965年8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他提出：最好是口服药，省事。计划生育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推广避孕要考虑农村的特点。1970年在接见卫生部军管会全体人员时，他提出：要做到完全没有副作用，要考虑农村使用，要方便农村。［16］在研制避孕药的同时，他也提出“最彻底的就是绝育”。关于绝育，他在1963年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提出：“男同志应负主要责任，提倡男的结扎输精管。据日本朋友讲，男的结扎输精管没有后遗症，最好由男的动手术。”［17］与此同时，他号召计生医疗人员上门服务，方便群众。计划生育技术的广泛推广满足了广大群众的节育要求，为计划生育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
四、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周恩来倡导下，计划生育在全国推行，其人口控制思想也深深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根据国情，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经过多年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实现了人口增长类型转变，进入世界人口低增长国家行列，大大缓解了因人口过快增长带来的巨大压力，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们面临的人口形势仍很严峻。
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最佳人口规模为6亿人左右。实际上，大陆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超过13亿，远远超过最佳人口规模。而且，当前我国人口增长率虽然较低，但是由于基数庞大，就是以目前的速度，每年仍将增长800-1000万，绝对增长量并不小。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结婚年龄，我国将再进入一个生育高峰期，经济社会发展将再次面临较大压力。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大增，但是我们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仍很大，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也许有人担心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会影响我国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世界发展证明，一个国家长期依赖劳动力低成本是难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我们必须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只有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才能使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我们必须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没有过时。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原有的人口控制政策正在受到挑战，我国的低生育水平面临着反弹风险，特别是一些名人富人超生问题正在引起全社会的注意。据社会普遍反映，目前发达地区及富裕阶层，两胎及多胎现象早已为人所知。按照有关规定，超生要缴纳社会抚养费。可是那点抚养费对名人富人算不上什么，无法有效遏制他们的超生问题。专家们普遍认为：目前名人富人虽只占少数，但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而且他们的生活在社会上具有极大影响力，容易对普通民众产生示范效应。长期这样，人口出生的“两极分化”必将严重，并形成局部一些不和谐因素。党和国家仍应该仔细研究周恩来的人口控制思想，并结合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国策国法的严肃性。○
参考文献：
［1］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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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231.
［4］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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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7］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349.
［8］许涤新.纪念毛泽东90诞辰为做好人口工作而努力［J］.人口研究.1984.(1).
［9］朱正直.马寅初传［M］.北京出版社:北京,1986.207.
［10］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4 .349.
［11］翟振武.错批一个与误增三亿质疑［J］.纵横.2000.（7）.
［12］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3］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445.
［14］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445.
［15］ 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6］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1967-1984［M］.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9.338.
［17］彭珮云.党和国家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论述［M］.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1997.17-18.
责任编辑 梅 宏
人口与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通过对有关收养问题研究的文献的整理,从收继问题,国内外收养的类型、目的和原则进行梳理,最后从研究方向、学科差别和研究方法上进行比较总结,认为国内关注的领域可以拓展到少数民族的收养研究。
关键词:收继收养制度宗族
key word: Receives following the adoption system the patriarchal clan
作者简介:张伍呷,女,四川人,四川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人类学。
收养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存在古老社会制度。它作为社会亲属关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不同的文化社会,收养的目的、类型都存在很大的差异。现就学者们对收养问题的研究进行综述。
一、相关文献的综述
(一)、收继的研究
收养与宗族的问题。收继现象始终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是构成拟亲属关系的方式之一,也是家庭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環节。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宗法制度,即遵循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嫡庶关系来组织和统治社会的社会制度,因而宗族在收养者与财产的继承之间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根据有关宗族的族谱,美国学者James Watson通过对香港新田的文氏村进行研究,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在分析很多收养案例后得出结论:宗族内部的分支争斗是导致收养外人这一异常形式存在的根本原因。①宗族各分支都是拥有财产的集团,很自然分支成员希望在自己的宗族内收养,,这样可以限制外人对他们财富的侵占。养父每次从族内另一分支(或别的宗族)中收养一个后继者,就意味着为始祖留下的财富里增加了一个分享利益的人。所以超越了父系等级范围的收养则不太可靠,那很有可能被卷入宗族分支之间争权夺利的纷争循环中,而这种内部争斗正是中国势力强大宗族的特点。对于那些在更近的父系亲属里找不到养子的养父来说,这些争斗让宗族内部的收养危险性增大了。在这种社会环境里 ,收养较为可靠的可能性就是跳过本族圈子,到贫穷的外族人那里去挑选继承人。
19世纪安徽社会中收继现象较为普遍,毛立平在研究收继问题时以安徽地区为中心,对19世纪中国收继的不同类型与程序、收继与宗族的关系、有关收继的制度规范与实际收继行为间的差异等方面进行较深入的考察与研究。平均14%的家庭发生收继或出继行为,来解决一些家庭的“无后”的问题。从宗族角度讲,收继可以分为族内收继和族外收继两种情形,各需履行不同的收继程序,中上层家庭以族内收继为主,下层家庭则族外收继多于族内收继。国家和宗族对收继的前提、原则和被收继人在新旧家庭中的地位做出种种规定,但制度规范与人们的实际行为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②
(二)、收养类型类型和目的的研究
中国国内的收养类型都是比较统一的说法,即族内与族外收养。族内收养也称过继,被收养者在父系中越过自己所属的一分支或一系到另一分支或一系里去延续将要断了的香火;族外收养则是跳过本族圈子,到贫穷的外族人那里去挑选继承人。从宗族角度讲,可以将收继分为族内收继和族外收继两种,也称为同姓收继与异姓收继。异姓收继可分为收继与出继双方有无亲属关系两种情况。③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对上门女婿的收养,为自己的女儿找一个极其穷困的女婿,让他们改姓或者是让他们的部分儿子跟祖父姓,其实等同于入赘,不过这被人们视为确保继承人的办法里最危险的一种。
国外的收养形式则有很大差别。古巴比伦人具有很强的契约观念,如果没有签订契约,那么收养关系便得不到法律的认可。收养的类型分为三种,一是对婴儿的收养这是古巴比伦人常见的一种收养类型,即没有孩子的夫妇对别人的婴儿进行收养,以延续世系,养子为去世的养父母举行葬礼和相关的宗教仪式。二是对成年男子的“经济收养”,这种收养不是为了延续世系,而是追求经济利益的互惠,其实质是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财产转移。三是对奴隶的收养。很多契约显示,普通夫妇和那迪图女祭司收养奴隶作为养子(女)。养子(女)享有的人身自由取决于对养父母赡养义务的完成。④古代亚述奴孜地区的收养分为三种类型:赠送土地所有权的收养、购买土地所有权的收养和涉及兵役份地条款的收养。⑤罗马将收养分为自权人收养和他权人收养,后者又分为完全收养和不完全收养。在日本社会里,收养有三种类型:女婿收养、婚外情人收养和以逃避继承为目的的收养。婿收养是当今日本最重要的收养之一。
在谈到国内收养目的研究中,Watson提到首先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灵魂观念每个儿子都有义务为父亲(祖父等等)生育子孙来传宗接代,供奉祖先的灵魂。其次是也有许多物质方面的因素促使那些无后的人为自己寻找继承人。根据惯例,一个人死了即使没有留下遗嘱,他的财产会自动由其父系血亲中最亲近的人来继承。易健雄等人则是从社会整体角度将收养的目的按时期来总结,在原始社会末期,有些地区出现了把别一氏族的成员、包括未被处死的俘虏收养入族以使本族繁荣起来的收养制度,此时的收养目的完全是为了氏族的整体利益,即补足氏族人口及扩大氏族规模,可称为“为族的收养”。 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家族发展成为社会生活的单位,收养主要作为维系家族繁衍的补充手段而存在此时的收养可称为“为家的收养”。 家族衰微之后,家庭上升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收养主要是为了养父母的利益,可称为“为亲的收养”。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一战以后收养制度以其固有的社会功能被赋予解决未成年人的养育问题、维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立法目的,这可称为“为子的收养”。⑥
国外收养的目的。古巴比伦人的收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出于立嗣需要的收养,除了立嗣的需要,经济利益的需求也是古巴比伦人收养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对成年男子的收养,则体现了收养的经济目的,实质是不动产和动产之间的财产转移手段。这种目的的收养在古代亚述奴孜地区的发生与发展都同样是以获得经济利益为驱动力,尤其是后两者,更是体现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借“收养”之名,行获得土地所有权之实。对于家制度的日本,女婿收养实际上是与祖先崇拜伴存的宗教事项的继承,他承担着主持祈祷列祖列宗永存的宗教祭祀仪式的责任;婚外情人收养是一种供给情人的途径,它引起对收养人财产的合法分享。这也因为日本的收养概念和亲子关系概念远远宽于双亲与未成年子女间的关系的概念;在日本,收养可以用来逃减遗产税,这是因为它是征收个人继承税而不是征收遗产整体的遗产税。⑦逃税收养还被逃税审查机率很小所刺激。原因之一是税务局在审查方面相当谨慎节制,因为收养之类的家务事的调查往往包括稳私争议。
二、结论
在对收养问题的研究方面。收养类型的研究,国内主要是以族内收养和族外收养两种主要的形式,而收继的问题则无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宗族制度深刻的关联,这也是学者集中探讨的主要领域之一。国外的收养类型则是较为丰富,如古巴比伦对婴儿、成年男子和奴隶的收养,日本对女婿、婚外情人收养等,基本不存在联系宗族的问题。收养目的研究,通过中外的对比可以发现,收养的目的存在很明显的差异,国外古代的收养行为更多是以经济利益行为为目的,存在很明显的金钱交易关系,而国内的收养则是更多与传统灵魂观念。
在学科方面,研究收养问题时除了从社会理论视角思考外,更多的学者是侧重在了法学上,关注的是收养法律的完善及法制对收养行为存在的缺陷、收养双方权益义务保障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面,鉴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基本仍然是以定性理论研究为主,也有文献通过定性研究法来探讨个别问题。
我国当前的收养在宗族逐渐弱化的情况下,主要應该是非亲属间的收养,那么对于这种非亲属的收养存在的社会功能如调节人口和财产,补充家庭劳动力等又如何;其次,对于少数民族收养问题的研究很少,我国也存在跨民族收养,那么同样也可以关注被收养孩童的双重文化社会化问题。
参考文献:
[1]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chinese lineage》,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VOL.26NO
[2]毛立平,《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3]林济,《近代乡村财产继承习俗与南北方宗族社会》,《中国农史》2003
[4] 易健雄、蒲奕,《养老与收养——论我国步入老年型社会后收养制度的完善》,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5] 李海峰,《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
[6] 霍文勇、吴宇虹,《古代亚述奴孜地区土地所有权和收养问题研究》,历史教学,2005
[7] Taimie L.Bryant,《Sons and Lovers Adoption in Japan》,《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2
注释:
① JAMES L. WATSON ,《Agnates and outsiders:adoption in chinese lineage》,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VOL.26NO.
②毛立平,《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③毛立平,《19世纪收继问题研究——以安徽为中心》,《安徽史学》,2006年第2期
④ 李海峰,《古巴比伦人的收养制度》,《世界民族》2006年第2期
⑤霍文勇、吴宇虹,《古代亚述奴孜地区土地所有权和收养问题研究》,历史教学,2005
⑥ 易健雄、蒲奕,《养老与收养——论我国步入老年型社会后收养制度的完善》,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10月
⑦ Taimie L.Bryant,《Sons and Lovers Adoption in Japan》,《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