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乡村振兴工作存在问题
乡村振兴存在问题建议
党的*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近年来，*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点，严重制约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信息、金融、公交等公共服务体系在农村覆盖面不广，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还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居民的需要，农村社会事业明显落后于城市，城乡公共服务严重不均衡。
二是乡村发展不充分。
农产品供需不均衡，造成生产者收入越来越低，农民弃农进城，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二、三产业发育缓慢，乡村和小城镇产业空心、人员减少。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只增不减，在家留守的老人孩子居多，青壮年外出较多，加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农村的土地、房屋、旅游、文化等资源大多闲置，乡村发展后劲不足。
三是乡村治理短板突出。
*主要问题是集体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各村集体收入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补贴，自身收入无法维持农村基层组织正常运转。乡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普遍存在重视体育娱乐而忽视文化道德建设的问题。农村征地、产权纠纷等问题比较突出，法律服务缺乏，农民缺少有效的维权方式，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
二是如何制胜。
主要是依靠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党政领导的保驾护航、绿色发展的经济基础。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年代，人始终是决定性因素，把人组织起来，把人调动起来，才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要建立一支领导班子过硬、动员能力强大、传承红色精神的基层党组织，使之成为引领新农村建设、创新创业、农民致富的战斗堡垒。按照全市基层党建“先锋领航
全域提升”工作总要求，一是推进“书记头雁培育”工程，有针对性地通过培训，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能力，发挥基层党组织书记的带动示范作用。
二是打通党群关系最后一公里，针对党员干部进村入户走访受时间地域限制的情况，基层党建与“互联网+”结合起来，通过姜城党旗红、微信公众号、QQ群等网络平台，方便群众快速直接反映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党员的桥梁纽带作用。
党政领导的保驾护航。振兴乡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现有的内在动力难以推进，必须依靠强大的外在推动力才能加快发展。
三是丰富党员组织活动，除了规定动作“三会一课”、固定党日、远程教育之外，要积极开展专题学习、谈心谈话、志愿服务等活动，依托*灾后重建党性教育基地等，扩大党员组织生活平台。
坚持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为乡村建设提供坚强后盾。一是加大政策帮扶，积极争取实市县和部门的帮扶，让给更多的帮扶政策成为*镇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二是加强统筹谋划，在规划引领方面，把扶持经济发展滞后的村跨越式发展作为统筹区域发展的重大任务，建立乡镇抓落实，规划到村、帮扶到户、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将农业产业做到等建设做到全覆盖。
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了，农民富了，政府财力充足了，环境更优美了，才有更大的话语权。依托红色和绿色资源，发展绿色经济。一是发展红色旅游，通过修缮革命旧址、新建游客中心、建设配套设施、开展红色主题教育，不断古城村红三十军部旧址和红星村旧址的影响力，发展壮大红色旅游。二是发展生态农业，目前*产业基础较好，猕猴桃、花生等产业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以在产业创牌和包装创新，打出*品牌。三是抓好景区管理提升，依托*古镇AAAA景区的优势，在招商引资上下功夫，进一步吸引人气、商机。
第二篇：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两学一做是指：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三严三实：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四个意识”：是指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服务乡村振兴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严重，农信社(农商银行)业务拓展空间进一步萎缩。
二是受城镇化影响，留守老人、妇女成为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土地流转“高成本”，加之部分农户应对市场信息变化的能力薄弱，拍脑袋做决策，盲目投资，造成区域内“三农”经济活力不足、可持续性差，致使“贷款难、难贷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当前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还处于初级阶段，农业是仍属弱质产业，生长周期长、管理水平低，存在着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又因社会诚信环境缺失，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信社(农商银行)支持农村经济的积极性。
三、下一步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党建统领，坚守市场定位。乡村振兴是党的新时代伟大事业，也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内容，农信社(农商银行)要强化党建统领，要牢固市场定位，按照“回归本源、专注主业”的要求，把“支农支小支微”
(二)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融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对此，农信社(农商银行)，一是突出支持发展优势产业。立足各县(市、区)资源禀赋特点，以农产品品牌提升为导向，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重点支持打造好扶沟蔬菜、西华养殖、太康纺织、鹿邑尾毛等优势产业发展，形成一批具有文化底蕴、鲜明地域特征的特色农产品品牌。二是突出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围绕打造“三园一体”，重点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规模种养殖大户等经营主体，并积极支持构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农户”“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模式的新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切实推动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三是突出支持农业产业链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与现代农业结合，促进优势互补，并为产业链提供信贷、结算、咨询等一揽子服务，有效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快速融合发展。
(三)创新服务方式，满足多元需求。在全力做好金融扶贫的基础上，围绕乡村能人、退伍军人、大学生村官、农村电商等特定创业创新主体的金融需求，一是创新信贷品种。在继续完善“家庭贷、精英贷、白领贷、商圈贷”等10余个富有周口特色的信贷新品种的基础上，根据市场变化充分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创新推出农村居民房屋产权、林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以便农户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是强化科技运用。协调地方政府牵头，农信社(农商银行)为主导，加快农村大数据建设，并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媒介，实现信贷业务网上申请、受理、审查、审批，进一步拓宽业务发展空间。三是创新服务手段。通过“三扫五进、网格化营销管理”等方式，对农户、产业户、龙头企业及外出务工人员实施智慧建档，因户施策，分层营销，批量授信，全程跟踪服务，进一步巩固农村金融主阵地。
(四)提升客户体验，强推普惠金融。按照“星级网点、特色银行”创建要求，加快物理网点改造升级，合理布放自助机具，并进一步完善手机银行、网络银行、微信银行等线上服务平台的功能。组织专业人员研究上线网上商城手机客户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特色产业大客户共同搭建“云电商平台”，切实提高本地农产品竞争力。以金燕卡为载体，依托网上银行、小额信贷、代理业务、二维码支付等产品，积极优化产品组合，不断强化与医疗、教育、水电等行业的合作，让金燕卡账户成为各种产品的主绑账户，真正让农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扎实开展“普及金融知识”宣讲活动，针对农户所关心的惠农政策、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通过发放宣传单、现场演示、文艺演出、有奖问答等喜闻乐见的方式，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知识政策普及，进一步丰富群众金融文化生活。
(五)完善公司治理，调整战略规划。按照“双一流”银行创建标准和“六项机制”要求，站在健全公司治理的角度，加强分析研判、做好公司治理的顶层设计。强力推进文化建设，抓好干部员工价值观念、发展理念、团队意识、行为规范、职业操守等层面的培育和提升，进一步增强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近期、中期、远期目标，上下联动，谋划调整专项服务方案，并将工作责任梳理细化到相关条线部门，确保各阶段性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同时，强化协调，积极推进政府风险基金分担模式，建立“政府+银行+担保”“政府+银行+担保+保险”等合作机制，进一步降低涉农贷款风险。
(六)打造诚信环境，树立文明新风。积极与地方政府对接，明确“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评定标准，不断修订、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和流程。主动与组织部、乡镇政府联姻，向村两委派出“农信村官”，进村入户送信息、送资金、送服务，并对本村经济组织和农户基本情况建立台账，努力使“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工作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评为“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的，要将评价结果作为确定授信额度大小、衡量利率高低等方面的参考依据，在贷款、利率、贴息补偿等方面给予优惠，以此来优化乡村信用环境。对不讲诚信的贷款户进行重拳打击、公开曝光，营造“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舆论氛围，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PPP简介
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 2. 银行：PPP业务主力担纲 2.1. 业务模式丰富 2.1.1.信贷模式 信贷资金参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是银行最传统、最主要的模式。商业银行信贷可以有两种模式参与PPP项目：其一是直接向PPP项目进行信贷投放，交易对手方是政府或指定机构;其二是向中标PPP项目的公司进行贷款，间接参与PPP项目。在实践当中银行一般倾向于后者，交易的对手方通常为实力强大的央企、国企，以及现金流充足或长期合作的民营企业，即使PPP项目遭遇失败，通常也不会对这些企业的还款能力造成太大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银行通过信贷模式参与PPP项目实质与传统模式无异，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而已。由 2.1.2.投贷模式
PPP项目一般以债权形式获取固定的利息收入，投贷模式是指商业银行以同时发放贷款加上股权投资的方式参与PPP项目。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既发放了贷款成为了PPP项目的债权人，也动用了投行资金参与，成为PPP项目的股东。这样一来，商业银行除了获得固定的利息收入之外，还可以享受股息分红。最重要的是，商业银行成为PPP项目股东之后，可以直接参与PPP项目的运作。
但由于监管对商业银行开展股权投资还有很多限制，因此商业银行往往通过间接方式参与。众多具有控股金融集团背景的商业银行，比如中信银行、平安银行，可以通过集团化作战来绕开监管限制。集团旗下专业金融机构能通过自身的先进项目运作经验和优秀的项目团队指导PPP项目的推进和管理，有利于商业银行自身把控项目风险。一般而言，债权人与股东有不一样的风险偏好和战略目标，通过投贷模式搭建这个利益共同平台，商业银行不仅可以运用自身集团在信息、渠道、产品、客户方面的多元化优势成为PPP项目的牵头人，以更宏观的战略角度来评估项目，还可以在风险控制方面凭借自身成熟的风险评估和调查体系发挥有效的作用。投贷模式一般适用于需要金融机构参与管理监督的经营类项目，要求项目具有一定的成长性和盈利性，但是也会产生一定的经营风险。 2.1.3.产业基金
产业基金的模式适用于综合化、子项目多且融资需求庞大的PPP项目。这类项目少数几家企业和银行无法完成，因此需要从社会中广泛募集资金以弥补缺口。在这种模式中，银行一方面直接为基金提供信贷资金或自由资金支持，获得利息收入或分红;另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理财资金购买产业基金，从中获得管理费收入。 2.1.4.理财模式
商业银行通过银行理财参与PPP项目也有两种模式。一是直接模式，即银行理财资金直接对接项目基金、项目公司，形式包括产业基金、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等。其中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它由商业银行作为发起管理人设立、直接以单一企业的债权融资为资金投向、在指定的登记托管结算机构统一托管、由合格的投资者进行投资交易、在指定渠道进行公开信息披露的标准化投资载体，也是银监会重点推动的创新产品之一。理财直接融资工具目前限制还比较多、流动性较差，且符合资质的企业更愿意通过发债的形式募集资金，因此规模还比较有限。此外，这种模式是资产证券化尚不成熟背景下的产物，将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不断推进而不断被取代。
二是间接模式，即银行理财资金购买其他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主要的方式包括：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等。在这种模式下，商业银行受监管限制较少，既不用过度担心不良风险也不需要承担经营的压力，银行只需要做好评估工作和资产合理配置即可。具体模式和案例详见后文对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分析。 2.1.5.综合金融服务
第三篇：解读乡村振兴中的问题
在思考“乡村振兴”的时候，实际上正确的基本的判断是我国并没有发生“乡村衰败”，或者也没有发生“乡村衰退”。在城乡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即使以农村部门来看，粮食产量和农业产值、农村居民家庭和人均的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等等指标都是进步的。因此，总体上看农村并没有衰败、也没有衰退，乡村在城镇化和城乡发展过程中是在发展进步的。
强调“乡村振兴”，也说明在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乡村发展出现了一些现象上的和内在中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层层交织在一起，对乡村发展、以及对长远的城乡发展和城镇化过程带来不利影响。但是这些问题和困难，有的是“真问题”，有的是“假问题”，需要仔细地加以辨别。
乡村发展最直观的问题是“乡村空心化”，即乡村人口在减少、有的乡村甚至只存留着若干老人。不少村舍空置和坍塌，以及一些乡村出现景观形态的“荒芜”。这似乎显得乡村发展出现了问题。但其作为“假问题”在于，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减少、而且农业劳动力投入的减少是正常现象，也是必然现象。农村人口减少是工业化的结果，向小城镇地区和向更远的大中小城市的人口转移，实际上带动了农民的收入增长、福利进步和生活幸福，并减轻了乡村发展的压力。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总人口不久以后也会开始下降，未来乡村部门人口数量的减少还会进一步持续。而农村中部分农地荒芜和农地转为畜牧业用地和林地，本身是农村空间的生态恢复和生态修复机制。在农业粮食生产得到基本保障的前提下，让部分农地恢复为生态地，实际上也有利于农村和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乡村人口的“拉力”，造成“人口流失”和“土地荒芜”实际上并不需要特别担心，甚至还是值得高兴的。那么作为“真问题”的，则在于“推力”方面的问题，即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不足、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源和生态环境恶劣，不能维持和支持人口的生活，从而推动了人口的导出。乡村中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减少，乡村中主要是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妇女，恶化了乡村人口结构，使得乡村部门的发展能力进一步减弱。同时，乡村生活中缺乏基本的人力资本和公共资产能力来运行公共生活、乡村发展缺乏组织社会生活和实现基层治理的有效机制。从而带来一种“能力空心化”和“治理空心化”的局面，这些构成乡村生活的“真问题”。也就是说，值得担忧的不是在城镇化“拉力机制”下的乡村人口减少和土地荒芜，而是“推力机制”造成的人口导出，在于乡村发展能力不足和治理能力不足。
在乡村发展中表现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显著的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落后于城镇部门的发展，带来城乡差距的扩大。虽然最近几年统计部门的数据表明，城乡差距有所减小，但是总体上看，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在持续扩大的局面并没有缓解。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有的也是“假问题”。一些城乡不平衡是“积极的不平衡”。作为发展型经济体，城市工业部门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农村农业部门具有相对落后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城乡不平衡，自然带动了城乡之间的财富生产能力不平衡，也带动了乡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人口转移，这实际上是一种“积极的不平衡”，是有利于乡村发展和城乡结构良性进步的不平衡。
但是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真问题”，在于一些不平衡是“消极的不平衡”，即不利于乡村发展的不平衡。这些“消极的不平衡”，在发展过程中实际存在着从弱势的农村部门向强势的城市部门的财富转移。城市享受农村部门提供的粮食产品服务、资源和生态服务，但是却没有给农村部门必要的补偿。还有一种财富转移是伴随着人口迁移的人力资本在乡城之间的转移。从乡村向城镇地区的流动人～2.28亿，按照迁移者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推算，内在则意味着在乡城流动中，农村损失了12.87亿教育人年(城市部门获得了10.47亿教育人年，城镇部门获得了2.4亿教育人年)，人力资本的剪刀差甚至比工农产品剪刀差更加显著。二是“以村为壑”，城镇部门将发展的成本、或者发展的副产品转移到农村，例如“垃圾下乡”。在乡城迁移过程中，大量农村外出劳动力进入中老年以后，无法在城市永久居留而返回农村，由于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转而加剧了农村的养老问题。这也是本来应该由城市部门承担的成本(或者说是基本责任)，却转移给农村去承担。三是“以城为槛”，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和生活，却难以实现市民化和社会融合，难以有效转化成为城市居民。他们的家庭成员难以随同迁移进入城市，使得他们难以维持必要的家庭生活。大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产中创造财富，却没有在再分配机制中得到必要的福利，会进一步??化城乡不平衡。第四是“城市偏重”，在发展过程中的财富积累和公共资源配置，更主要地配置在城镇，在农村的配置却相对不足。当然这种配置的不平衡也有合理性，但是在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却有很多不合理的方面。这四种机制构成了“消极的不平衡”，是影响乡村发展和制约城乡结构调整的“真问题”。
乡村振兴中的很多“真问题”和“假问题”纠缠在一起，增加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也可能带来乡村发展和城镇化发展形成偏颇的理解。总体来说，要避免将乡村振兴和城镇发展对立起来的看法，将乡村发展出现的问题归咎于城镇化。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人口减少、乃至土地荒芜，并不必然就是乡村发展问题，而乡村问题的实质是乡村自身的发展能力和治理能力不足，造成人口导出和土地闲置;城镇化过程会产生乡城不平衡的机制，也会产生出有利于农村发展，促进乡城平衡发展的机制。造成不利于乡村发展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不是城镇化的结果，而恰恰是城镇化发展不足，不能实现包容开放的城镇化会加深乡村发展的乡城不平衡，以及破坏城镇化过程中的乡城平衡发展机制。
这也同时说明，为了要实现乡村振兴，自然要进一步加强乡村发展，同时也要重视城镇发展。乡村振兴是城乡之间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整体机制构建。乡村振兴离不开城镇化，城镇化也会积极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城镇化发展中需要建设现代化的乡村社区，同时建设现代化的城镇部门，城乡实现共同的发展，从而现代的农村地区和现代的城镇地区来共同对接现代社会。这样的道路，可能才是理想的乡村振兴;而这样的未来，可能才是理想的未来的城市和乡村。
第四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破解“三农”问题
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全面分析我国“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全面部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为乡村振兴战略实现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新时期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要且及时。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也是党和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的问题。未来3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三农”是短板;未来18年，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三农”也是短板。农业强不强、农村美不美、农民富不富，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成色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要把“三农”问题拿出来，统筹各方面力量进行集中攻关，需要一个有影响力、有凝聚力的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于是提上十九大日程。在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进一步明确：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在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融合发展和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当前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随经济发展过度向城市集中，而相应的体制机制又不利于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导致农村长期处于“失血”状态。事实上，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不矛盾。城市与农村是命运共同体，现代化不能建立在城乡分割的基础上，要通过城市的发展来带动农村发展。因此，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首先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藩篱，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实现资源要素双向流动和城乡一体化发展。本次会议提出坚持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并在推动建立健全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要素流通、城乡互补等方面作了部署，将推动我国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制度构建是保障。本次会议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市场，着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基本经营制度方面，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给广大农民吃了“定心丸”，而“确保农民受益”的提法更是让农民看到了发展的希望。由于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人多地少的问题，要做强农业，就必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质量兴农。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会议提出“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与此前的“清除阻碍要素下乡各种障碍”等表述相比有明显变化，反映出农村工作的政策导向开始从照顾农村、帮扶农民转变为放开对农民的束缚，放手让农民去大胆闯、大胆试。此外，会议还做出了开拓融资渠道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安排，目的在于提高公共服务效能，破除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减少农业农村发展中的壁垒和束缚，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以绿色发展为引领。农村不是简单地提供农产品，而是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让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应做到“三个绿色”：构建绿色发展的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强化绿色发展的科技支撑，依靠科技引领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健全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建立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补贴政策体系。本次会议还进一步提出，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这为农村的绿色发展指明了方向。(作者张茂荣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第五篇：重磅郭晓鸣推进乡村振兴应当防范七大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基于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和乡村发展面临新挑战背景下的重大战略举措。从根本上看，乡村振兴必须选择新思路，拓展新路径，实现新突破。但己有的调查显示，尽管各个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高度重视，表现出极强的机遇意识和紧迫感，而且响应及时、动作快捷、强力推进，但主要由于认识偏差和体制制约，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苗头性问题，需要有预见性的加以防范，概括起来，以下七个方面的问题特别需要高度重视和有预见性地加以防范和应对。第一，防止行政化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协调、战略引导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主导作用，在这些重要领域，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边界不是无所不能的，政府不能凭借所掌控资源的优势和垄断权力通过层层下指标、行政命令式方式强行推进乡村振兴，不能以损害乡村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和要素配置市场化为代价来推进乡村振兴。一些地方把乡村振兴变成了政府强力推动的行政行为，这蕴藏着极大的潜在风险，即使一时轰轰烈烈的乡村振兴带来的可能是长远后遗症。当前，原有体制惯性以不同方式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实际进程，是最需要警惕的方面，要特别防止单纯使用行政手段对乡村振兴下指标、定任务，求多求快，求大求全，超越现实基础，不充分考虑区域差距和差异的现实约束，人为追求提档加速，弯道超车。或者简单化地采用熟悉的老思路和旧方法，统一要求、统一模式，一刀切推进，放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不惜以与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方式收回已经下放的各种权力，重新集中掌控各类资源，通过强化行政干预能力来快速实现政绩化的乡村振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过度行政化推进乡村振兴，既难以避免大量浪费政府资源，又容易在农民群众中造成改革回潮的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因强行干预而引发不应有的潜在社会矛盾。第二，防止超水平推进推进乡村振兴是抑制进而逆转乡村衰退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需要对原有的乡村发展模式和路径进行有效矫正。但是，推进乡村振兴又是一项面临艰巨复杂任务的长期战略，必须基于现实基础和外部条件循序推进，既不能简单化地追求短期速效，也不能超越现实可能盲目大干快上，一味追求发展目标的“高大上”。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中不仅好高鹜远地确定的阶段性目标任务难以完成，“半年大变化，一年大见效”的高要求更是脱离其现实基础。而且更严重的是，为了完成不可企及的目标，一些地方设计了不惜通过“3P”模式、银行融资等方式大规模举债的实现路径。由此可能带来两方面突出问题，一是大幅度加剧政府的债务负担，诱发全面性财政收支危机，从根本上削弱地方政府的持续发展能力。二是助长不计成本打造乡村振兴样板的行为偏向，从而造成高水平乡村振兴试点无法避免华而不实和缺乏复制推广性的现实困境。一些地方乡村振兴试点中超水平打造的“亮点”，虽然与国内发达地区甚至发达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但大量集中资源的吃偏饭的建设方式，决定了其只能在局部地区塑造吸引眼球的典型，难以实现以点带面，不能按同一标准推进全域范围的乡村振兴。第三，防止高标准攀比推进乡村振兴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责任，在区域竞争加剧条件下其具有较强推进动力和激情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而且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有利于取长补短和相互促进。但是，从目前己有的实际情况看，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绩考核指挥棒导向之下，乡村振兴推进中过度甚至超常关注周边区域的发展比较，不是注重深度分析自身的优势和劣势，不能基于现有的发展基础和短版制约选择现实可行的乡村振兴实现路径。相反，乡村振兴事实上转化为了区域之间“赛跑”的驱动器和新标杆，甚至演化为周边区域或者同类型区域之间在招商引资“恶性竞争”之外的另一场乡村振兴规划和建设标准的“角逐赛”。实践中，这个县定位于西部领先，另一个县就锁定为国内一流，这个县要建设囯内示范区，另一个县就发展国际目的地，这个县是同济大学、清华大学规划，另一个县就是国际顶尖机构设计。虽然乡村振兴总体上还只是刚刚启动，但相互高标准攀比之风己经开始危险地生成和蔓延，比规模大，比投资多，比标准高，一个乡村振兴项目动不动就投资超百亿的比比皆是，“时光隧道”、“水底探险”、“空中漫步”等好莱坞式的光怪陆离的超大型娱乐项目争相挤进乡村振兴项目库，咖啡屋、小酒馆、异域庄园和城堡也一窝蜂地拥入乡村。这种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高标准盲目攀比，不仅造成有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还使厚重的乡村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情感价值遭受冲击，乡村振兴因此走偏或迷失方向，进而失去乡村特色，蜕变为丧失吸引城市人口独有特质的异化过程。第四，防止同构化加剧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如果产业不发展，收入不增长，其他住房、环境、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即便有显著改善，乡村振兴也难以持续。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进行产业选择，是一个极其重要并且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产业选择上存在两个方面的倾向性问题，一是过度追求规模偏好，为了追求快速见效，不顾资源约束特别是市场需求约束，一规划就是10万亩、20万亩以上甚至更大规模的单一产品的生产基地，并且一味追求集中连片，要求形成大规模化的农业景观效应。这种只在种植环节盲目扩大规模而不是在全产业链上着力的方式，无疑将严重冲击"一乡一业"和"一村一品"的寻优推进及错位发展战略，与需求多元化背景下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不相吻合，结果可能是新一轮产业同构化矛盾以更快速度和更大规模爆发，引发范围更广和影响更大的市场风险。二是过度发展乡村旅游。虽然产业融合条件下的乡村旅游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并非所有地方都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基本条件，现在的现实情况是乡村旅游热、康养热、民宿热等遍及所有区域，特别是村庄改造提升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布局旅游、康养、民宿等项目，而且只是静态地以已经成功的项目来测算收益，完全不考虑竞争加剧条件下市场需求的限制性约束。在不同区域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乡村旅游同构化发展的势头十分迅猛，由于农民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的投资大、期望高，其未来潜在的巨大市场风险一旦引爆，带来的将不仅是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而且必然还会诱发事关农村稳定的影响更大的社会性风险。因此，基于我国农业资源种类丰富，布局分散，差异明显，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乡村振兴中产业选择总体上应当坚持以优势特色产业为主的寻优推进的产业选择基准，并且高度重视适度规模引领，不过度追求高成本的连片集中，主要以“小群体"”、“小集中”加“强服务”的方式实现“大规模”，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则尤其需要强化区域性规划约束，在注重突出地域特色和差异化发展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对发展规模和空间结构的布局、时序及节奏的宏观控制，确保其在乡村振兴中能够稳健有序发展，真正成长为具有稳定带动性和辐射力的新的产业支撑。第五，防止挤出小农 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是支撑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农民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和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乡村振兴是一个开放性的发展过程，既不能主要依靠乡村内部的有限的自积累加以推进，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予以支撑，吸引城市社会资本进入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选择。大量实践也证明，合理引人城市资本进入乡村发展领域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资源激活效应。但是，城市资本的进入应当是有门槛和受管控的，一些地方为了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加快乡村振兴进程，无条件和无限制的引入城市资本，并且给予高额补贴和高强度的其他政策扶持，不仅导致最重要的利益主体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严重边缘化，甚至被无情挤出，致使农村稀缺的土地和生态资源再次被低价剥夺，如果这样，乡村振兴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必然会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既要充分预见小农结构性分化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势利导地加以引导和促进，又要防止以非正常方式挤出小农，以发展现代农业之名行消灭小农之实。基于我小农数量众多的现实，充分注重保护小农的基本权利，以更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促进小农提高效率和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应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基点和底线。第六，防止二元化加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破解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矛盾，在实现由城对乡的带动发展转为城与乡的共同发展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新型城乡关系。而且必须同步改善乡村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事实上同样尖锐的二元结构矛盾，通过持续的全域发力，逐步均衡地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目前各地正处于推进乡村振兴试点的重要时期，虽然通过试点探索经验进而循序推进符合发展规律，但问题在于一些地方乡村振兴试点表现出了过强的优中选优的特征，并不是根据不同地区乡村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针对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村庄的特征开展分类试点试验，以积累不同经验，推广不同区域，解决不同问题。而是主要选择区位优势显著，幸福美丽新村建设己有良好基础的区域进行择优试点。相反，交通不便，产业萎缩，空心化严重的衰退重心区一般很难进入试点选择范围，乡村振兴实际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选择性振兴的偏向。尽管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性战略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地加以推进。但这绝非意味着只能选易避难，只能置急待抑制的区域性衰退矛盾加重的现实于不顾，单纯重视"锦上添花"，严重忽视"雪中送炭"。历史经验表明，动用大量资源要素在基础条件优越的区位进行试点，往往制造出的都是缺乏内在生命力的人工"盆景"，基本不具有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这种更多表现为政绩工程的选择性试点方式不仅投资规模巨大，因投入产出比很低而缺乏实际投资效率。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试点需要大量挤占有限资源，其他区位条件不好的重点衰退区缺乏发展要素支持的矛盾将难以缓解，发展滞后的现状也难以改变，结果必然是背离乡村振兴需要重点解决短版制约和缓解主要衰退区发展停滞矛盾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致使乡村内部发达和不发达区域间的二元结构，因政策重心选择偏差而难以缩小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由此加重乡村区域内部协调发展的难度和障碍。因此，乡村振兴必须坚持整体观和全局观，试点选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和不同条件的代表性，必须多层面、多类型、多维度进行试点，探索多元化、多模式的乡村振兴之路，以确保乡村振兴试点有效果，经验可复制，全域可推进。第七，防止静态性谋划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在准确测量乡村衰退程度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编制并实施乡村振兴规划。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城市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减量化和居住方式的集中化将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符合乡村发展的内在演进规律。正因如此，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必须对符合客观规律的乡村地域空间发展方向和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化趋势给予科学判断，合理把握当前条件下村庄演变的规律性趋势。但是，目前一些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中却是简单化地确定乡村振兴目标任务，不论是村庄空间布点，还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或者笼而统之地以现有户籍人口数量为依据加以规划，未能充分考虑其实际居住人口数量已经大为减少的现实。或者即便考虑了现有人口流岀因素，但仍然不能在对未来人口的区域变动做出有科学依据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谋划。总体上，固化和静态的乡村振兴规划方式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缺乏基本的前瞻性视野，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是一些新村建设项目因超需求供给而导致供过于求，形成有限资源的较大损失。也可能是对一些中心特色小镇的规模扩张缺乏预见性把握，只是按既有规模配套建设项目，结果同样可能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严重供不应求而发展受阻。因此，推进乡村振兴是不可能无所不包地覆盖所有村落的，在乡村空间结构演进过程中，由于交通、产业和居住便捷度等因素的不同影响，村庄的结构性分化过程将持续发展，有的有条件逐步走向兴盛，有的却难以逃脱衰落消亡的命运。这就意味着着乡村振兴的空间布局是应当是一个有取有舍的择优优化的过程，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特别是在村庄整治中不能追求不合理的所有村落的全部覆盖，要强调有发展预见的统筹谋划，分步推进，精准发力。对于尚未明确或条件不成熟的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可以选择预留发展空间，待条件成熟后循序加以推进。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