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农业范文第1篇
摘要：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促进农业机械化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本国的农业机械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需要促进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农业机械化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进一步促进现代化发展。本文就此对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农业机械化;现代农业;机械水平
前言
作为农业大国，本国的农业有较为悠久的历史，最开始进行农业生产应用的工具较为简单，随着技术的发展，农业机械化作业投入到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生产中，本国的农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农业机械化需要进行必要的结构调整，从而对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提升。
1农业机械化作用
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本节就此对农业机械化的作用进行分析。
1.1为现代化农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
在进行现代化生产的过程中，农业机械化时现代化农业建设重要的物质基础。与人畜力相比，应用机械能够对生产效率和生产规模进行有效的提升，满足现代农业的具体需求，对农业生产条件进行有效的改善，促进农业生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和标准化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促进现在农业转变的步伐。如果农业机械化水平达不到，就会进一步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1.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内容是农业机械化
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机械化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先进生产力，对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生产条件进行改善。在现代化农业发展过程中，应用农业机械，还能够改善传统的农耕方式向保护性农耕方式发展，对农村生产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也能够促进对地膜、桔秆等废物的综合应用，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能够对生产组织化程度以及农民整体素质进行有效的提升。
1.3农业机械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应用农业机械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农业机械化水平，是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纽带和桥梁，能够促进不同先进技术应用到农耕活动中，具体技术如抢收抢种、防治病虫害、生产果业等，都可以通过相关的农业机械发挥这些技术的效果。同时在应用农业机械过程中，农机的维修或者销售等工作，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就业机会，对更多的劳动力进行有效的吸收，对农民收入进行增加，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还能够增加农耕劳动力。
2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策略
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村要结合实际农耕情况，对农业机械化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及时的分析，提升应用农业机械的水平，从而进一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本节就此对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策略进行分析。
2.1促进农机装备市场化
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相关区域需要注意将农机装备作为基础，对周边不同功能地方的农机作业时间进行有效的把握，对不同地区的农机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解决在农忙时期一些地区用不上农机装备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对农民的收益进行有效的提升，减少资源浪费，提升农耕生产的效率，提升农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满意度。
2.2对农机服务体系进行有效创新
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农业机械，还需要注意對农机服务体系进行有效的创新，对农机产业化水平进行有效的提升。在进行具体的农机服务过程中，相关的工作人员要注意对农机的维修、运输、经销以及做作业等不同方面的农机大户进行有效的培养，促进多元化农业发展。同时相关的部门和公祖哦人员需要注意对农机服务能力进行有效增强，提升农机服务的抗市场风险能力，对农机产品的质量信息进行公开，同时增加农机产品的反馈以及投诉。相关的工作人员还需要注意按时开展相关的打假活动，对农机生产销售市场加强相应的监管工作，建立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对市场农机产品的零售部件以及机械产品相对应的生产经营者，保护其权益，保证使用者的权益。
2.3促进农机化推广
在应用农业机械过程中，相关的部门还需要注意对农民整体素质进行有效的提升，对先进的技术进行有效的宣传和推广，如对秸秆的综合利用技术，新机具保护性耕作技术，对不同功能的设备、技术以及机械等，加强相应的推广。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工作，对培训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提升农民的科技素养，对于农民在应用农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专业的人员进行及时的解答，从而促进农业机械的发展，最终存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3总结
综上所述，在现代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应用农业机械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同时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抓住有利的时机，促进对优先资源的充分利用，对资源利用效率进行有效的提升。此外，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还能够对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好明.探究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发展措施[J].农民致富之友，2017，（2）：230.
[2]于新诚.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J].时代农机，2016，（3）：15-15，17.
[3]王光玉.农业机械化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及发展对策[J].农机使用与维修，2015，（7）：5-6.
[4]罗锡文，廖娟，胡炼等.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J].农业工程学报，2016，32（1）：1-11.
（作者单位：1湖南农业大学;2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现代化农业范文第2篇
兵团自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农业现代化建设,兵团农业被认为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代农业是兵团新型团场建设的根本出发点,是推进兵团“三化”建设的基础,是实现职工增收的立足点。推进兵团农业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在兵团党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车俊指出,要大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农业是兵团跨越式发展的基础,也是兵团的优势和强项所在。要以龙头企业、品牌产品、基地建设为抓手,扬兵团体制、人才、技术之长,补市场化、产业化程度不高之短,积极探索兵团组织化程度高和家庭承包经营有机结合的有效形式,充分发挥兵团的农业科技优势,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走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市场化之路,大力发展节水高效农业、现代设施农业、生态有机农业,做优做强棉花产业、特色园艺业和现代养殖业,加快推进节水灌溉示范基地、农业机械化推广基地和现代農业示范基地建设,提高兵团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加工增值率,确保职工收入持续增长、团场效益显著提升、农业资源持续利用,使兵团农业成为引领新疆和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排头兵。
现代化农业范文第3篇
摘要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以及内部动态分布特征对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 1997-2013 年中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Markov 链估计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①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②Markov 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其次，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最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空间非均衡；Dagum基尼系数；Markov 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能够对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发展起到大力支持作用，走出一条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然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于其他“三化”的发展，因此，在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关键在于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当前，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面临着诸多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均、生产效率低下，农业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等，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表现最为突出[1-2]。准确掌握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分布特征和长期演进趋势及规律，不仅是科学制定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任务，而且也可以为中国今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相关政策提供翔实的理论依据。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相关话题已经成为了自然科学、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国外学者主要研究了农业现代化与贫困减缓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因素[3-4]。中国学者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方面也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结论，经过对已有文献的整理，从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分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辛岭等[2]从农业投入水平、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指标体系，进而定量测算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指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周迪等[5]则在辛岭等[2]的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且分析了中国2001-2012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也有学者基于灰色优势分析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和趋势分析[6]。第二类：从理论上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夏春萍等[7]、周战强等[8]、陈锡文[9]通过对“三化”发展的现状和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需要协调统一发展；徐大伟等[10]则利用协同效应与机制设计理论，针对“三化”同步的内在机理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且指出“三化”需要同步发展。尹成杰[11]则认为要坚持把农业现代化建设放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位置，牢牢把握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特色；也有学者认为“三化”发展须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协调”有机结合起来[12]。第三类，通过实证方法，阐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吴振明[13]在分析“三化”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三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三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王贝[14]对中国“三化”之间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了中国“三化”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内相互影响关系。
钟水映等：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7期通过分析上述文献，可以发现，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三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发展政策，而对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特征及其演进过程，国内鲜有学者对其进行分析。为了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第一，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农村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维度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且运用客观分析方法——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用该指数衡量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第二，利用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计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同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解，从而揭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构成及其来源；第三，运用了Markov链方法考察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演进过程。
1指标体系的构建
从多维度去识别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和测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目前中国尚未形成相对统一和相对完整的用来衡量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对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如辛岭等[2]，周迪等[5]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李丽纯[6]则从收益和成本两个角度构建了农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综合性、重点性、可行性、代表性、动态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重点参考了辛岭等[2]，周迪等[5]的研究成果。从农业投入水平、农业产出水平、农业社会发展水平、农业生态发展水平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其中，农业投入水平方面，主要从动力、水利灌溉、化肥、资金、技术人员等角度出发，选取单位耕地面积总动力数、有效灌溉面积比、单位耕地面积有效化肥施用量、劳均财政支农投入、农业技术人员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产出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产技术和人均收入角度出发，选取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人均GDP、农业增加值比重等指标进行衡量。农业社会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改进农业生产、生活设施的角度出发，选取人均粮食产量、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用电量、人均住房面积、居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进行考察。农业生态发展水平方面，主要从农业生态改善角度出发，选取森林覆盖率、水土流失治理率、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等指标进行衡量。最终构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水平X17森林覆盖率%X18水土流失治理率%X19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面积占比%X20森林病虫害防治面积占比%2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2.1熵权综合指数法的原理与思路
熵（entropy）是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1850年提出，其基本原理是根据各指标数据集合所提供的某种信息熵值的大小，客观地确定各指标权重的赋权方法，从而有效地避免了主观因素在确定权重时产生的影响。熵权综合指数法的理论建模步骤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依次为建立决策矩阵、决策矩阵标准化、计算特征比重和信息熵值、定义差异系数与确定熵权以及计算综合指数。由于熵权综合指数法应用极其广泛，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 详细的建模步骤读者可以参考苏静[15]一文。
2.2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方法
Dagum基尼系数是Dagum C在1997年提出。在考察空间非均衡问题上具有其非常独特的优势，已经有不少学者将该方法运用到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16-17]。Dagum基尼系数的定义如公式（1）所示：
G=∑kj=1∑kh=1∑nji=1∑nhr=1|yji-yhr|2μn2（1）
其中，yji（yhr）表示j（h）地区内任意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μ表示全国农业现代化总体发展水平，n表示考察对象的总个数，k表示划分的地区数，nj（nh）表示j（h）地区内省份的个数。在计算Dagum基尼系数之前，还需要对各地区农业现代化平均发展水平进行排序，如公式（2）所示：
Y—l≤Y—h≤…Y—j≤…Y—k（2）
按照Dagum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可以将基尼系数分解成三个部分，分别为：地区间差距的贡献Gnb，地区内差距的贡献Gw以及超变密度的贡献Gt，且满足：G=Gw+Gnb+Gt。
2.3Markov链方法
Markov链方法是通过构造Markov转移矩阵，描述各区域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其基本原理：Markov链是一个随机过程{X（t），t∈T}的状态空间，假设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只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有关，与n无关，就可以得到时齐的Markov链[18-19]，如公式（3）所示：
P{Xn+1=j|X0=i0，X1=i1，X2=i2…，Xn-1=in-1，Xn
=i}=P{Xn+1=j|Xn=i}（3）
如果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N种类型，通过Markov链就可以得到一个N×N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P中任意一个元素都满足pij≥0，i j∈N，∑j∈Npij=1，i j∈N。Markov链分析过程中，重点就是求出状态转移概率矩阵P中的每一种状态转移概率pij，根据最大似然估计可以得到pij=nijni。nij表示考察期内由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i转移到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j的出现次数，ni表示第i种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出现的总次数。Markov链分析当中，下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判断Markov链的平稳分布，假设Markov链中Yt为1×L的行向量，表示t时期考察变量的分布状态概率矩阵，如果满足Yt+s×Ps=Yt，则说明Markov链服从平稳分布，由此我们就可以得到Yt的稳态分布Y。
2.4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本文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国泰安、中经网等数据库资源。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3年。截面单元为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同时，考虑到分地区讨论更加具有实际意义，本文采用了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
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来源为了进一步刻画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笔者根据Dagum在1997年提出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别计算出1997-201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并且进一步按照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分解，同时测算出中国三大地区的基尼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3.1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及其演变趋势
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总体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变趋势。具体来看，总体差距由1997年0.244 2大幅度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282 4，而2002年开始又转为下降趋势，并且在2004年达到极小值0.253 9。随后开始上下波动，并且在2011年达到最小值为0.242 0，2013年则上升到0.254 1。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年均上升0.25%。
3.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2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2可以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下降表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趋势。具体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内差距一直呈现出上下波动趋势，由1997年0.087 1上升到2002年达到最大值0.133 1，而2002年之后，则不停的上下波动，2013年达到0.132 0。中部地区内差距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0.210 9波动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20 5，然后逐渐下降至2005年的0.141 9达到最小值，下降幅度达到33.25%。这主要是因为河南、山西、湖南等省份在1997-2005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出现较大提高，与其他中部省份的差距逐渐减小。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由2006年的0.145 2小幅度上升到2013年的0.163 7（除了2008年之外）。这主要因为吉林、江西、山西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此期间发展较慢，与其他中部省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从而导致中部地区内差距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内差距变化趋势跟中部地区较为类似，其地区内差距的演变过程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7-2006年，地区内差距由1997年的0.212 6先上升至2001年达到最大值0.217 9（除了1998年之外）。随后不断下降，在2006年达到0.155 4，相比1997年而言，2006年下降幅度达到26.90%。这主要是因为宁夏、西藏、四川等省份在1997-2006年之间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其他西部省份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从而使得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下降。第二阶段从2007-2013年，西部地区内差距呈微弱的上下波动趋势，2010年达到最小值0.146 4，图2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内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
而2013年又上升至0.172 0。这主要是因为青海、西藏发展水平较快，而贵州、广西等省份发展较慢，从而到导致西部地区内差距有所上升。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上升2.63%，而中部、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年均分别下降1.57%、1.32%。
3.3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图3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及其演变趋势，从图3可以发现，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间差距较为明显，从总体上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其次是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而东中部地区间差距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东中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0.177 3，波动上升至2005年的0.219 5，达到最大值，随后出现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191 0。东西部地区间差距由1997年的最小值0.377 0，波动上升至2007年的0.467 0达到最大值，而2007年之后，呈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0.424 3。中西部地区间差距的演变趋势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1年，在此期间地区间差距呈现小幅度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0.336 8上升到2001年达到最大值0.358 8，上升幅度达到6.53%。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四川、西藏、广西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快，与中部地区的部分省份，如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较慢，两者形成了一定的差距，从而导致其地区间差距有所上升。第二阶段从2002-2013年，其地区间差距出现上下波动趋势，由2002的0.343 4波动下降到2011年达到最小值0.288 6，而2013年又上升为0.306 7。这主要是因为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提升较快，与其他中西部省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减小，使得中西部地区间的基尼系数有所缩小。若以1997年为基期，2013年东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地区间差距年均分别上升0.47%、上升0.74%、下降0.58%。
3.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图4描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差距的来源及其贡献率。从1997-2013年，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变化不大，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具体来看，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最大，其次是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最小。
从演变过程来看，地区内差距的贡献率从1997-2013年变化非常平稳，基本维持在20%左右。地区间差距的贡献率波动较为明显，其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在此期间基本上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7年的67.08%上升到2005年达到最大值81.83%。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微弱的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75.93%。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在考察期内，其演变趋势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7-2005年，由1997年的12.39%下降到2005年达到最小值1.84%。第二阶段从2006-2013年，一直呈现出
率年均上升0.78%。
4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Markov链分析结合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况，同时借鉴了周迪等[5]29做法，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划分为5种类型，其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50%称为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Ⅰ表示，区间为（0，0.1]；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50%-75%之间称为中低水平省份，用类型Ⅱ表示，区间为（0.1，0.2]；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75%-125%之间称为中等水平省份，用类型Ⅲ表示，区间为（0.2，0.4]；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平均值的125%-150%之间称为中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Ⅳ表示，区间为（0.4，0.5]；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值的150%称为高水平省份，用类型Ⅴ表示，区间为（0.5，1]。
表3给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转移概率计算结果，表3充分展示了在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内部动态性信息。根据表3可以看出，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明显要高于非对角线上的转移概率，说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之间流动性较低。具体来看，表3的第2行说明有85.71%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低水平状态，而有14.2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则上升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3行说明有88.19%的省区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保持仍然保持在中低水平状态，而有9.72%的省区上升到中等水平状态，并且有2.08%省份下降到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4行说明有89.7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等水平状态，而有5.53%的省份和1.7%的省份分别上升到中高和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98%的省份下降到中低水平状态。表3的第5行说明有69.49%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中高水平状态，而有10.17%的省份上升到高水平状态，并且有20.34%的省份下降到中等水平状态。表3的第6行说明有60.87%的省份其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当年年末仍然保持在高水平状态，而有26.09%、13.04%的省份分别下降到中高水平状态和中等水平状态。
表4则显示了1997-2013年的初始分布和Markov链的稳态分布，根据表4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长期均衡状态将处在中等、中高、高水平状态，其中，中等水平最高，达到57.19%，其次是中低水平，达到17.52%，再次是中高水平达16.07%，而高水平、和低水平分布较少，分别为6.66%和2.56%。相对于初始分布状态而言，稳态分布中处于低水平和中低水平的省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6.66%，中高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6.07%，中等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上升了18.48%达到57.19%，中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27.64%达到17.52%，而低水平省份所占比例下降了13.57%达到2.56%。这也表明了中等以上的水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从长期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会逐步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1997-2013年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且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内部动态演进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如下：
（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先上升、后下降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
（2）Markov 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中高和高水平状态的趋势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根据本文实证分析结果可知，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排名最后的五个省份均分布在西部地区（分别是贵州、青海、西藏、宁夏、甘肃）。农业现代化发展本身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相比东中部而言，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自我发展能力有限，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主要依靠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支持。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应积极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通过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当地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撑条件，进而为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第二，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根据实证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加强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交流与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之间的相互合作关系。中西部地区可借鉴东部地区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先进技术经验、管理经验来提高本地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以缩小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差距，进而降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程度，最终实现全国农业现代化整体水平均衡发展。
第三，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由于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各地区要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有效发挥特色农业现代化。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利用区位优势，加大研发投入，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金集约型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中部地区可以依托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优势，加强土地制度创新，适当调整土地经营政策，进而推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多样化规模经营方式。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虽然自然资源丰富，但是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自然环境较为恶劣，很多农业生产难以实施，因此，西部地区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化农业。
（编辑：尹建中）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曾福生，高鸣. 中国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现代农业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2013（1）：24-39. [ZENG Fusheng， GAO Ming. A analysis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its impact factor， with a perspective of modern agriculture[J].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3（1）： 24-39.]
[2]辛岭，蒋和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算[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6）：646-650. [XIN Ling，JIANG Heping. Setting up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calc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China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0（6）：646-650.]
[3]GIBBONS D S， KONINCK R， HASAN I.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 distributional impact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in regions of malaysia and indonesia[R]. Westmead， Farnborough： Teakfield LTD，1980.
[4]BAHIIGWA G， RIGBY D， WOODHOUSE P. Right target， wrong mechanism？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uganda[J]. World development， 2005， 33（3）： 481-496.
[5]周迪，程慧平.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时空格局及趋同演变[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25-35. [ZHOU Di， CHENG Huiping. Evolvement of convergence and spatial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5 （1）： 25-35.]
[6]李丽纯. 后现代农业视角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效益水平测评[J].农业经济问题，2013（12）： 7-14. [LI Lichun. The analysis of the level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postmodern agricultur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3（12）： 7-14.]
[7]夏春萍，刘文清. 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工业化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计量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2012（5）：79-85. [XIA Chunping， LIU Wenqing. A empirical research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based on VAR model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12（5）： 79-85.]
[8]周战强，乔志敏.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J]. 城市发展研究，2012（10）：12-15. [ZHOU Zhanqiang， QIAO Zhimi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J].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2012（10）： 12-15.]
[9]陈锡文.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步伐[J]. 经济研究，2013（2）：4-6. [CHEN Xiwen. Build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3（2）：4-6.]
[10]徐大伟，段姗姗，刘春燕. “三化”同步发展的内在机制与互动关系研究——基于协同学和机制设计理论[J]. 农业经济问题，2012（2）：8-13. [XU Dawei， DUAN Shanshan， LIU Chunyan. Research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of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collaboration and mechanism design theory[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2（2）：8-13.]
[11]尹成杰. 关于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及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几个问题[J]. 农业经济与管理，2011（6）：5-9. [YIN Chengjie. A few questions about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rural economy and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11（6）：5-9.]
[12]王永苏. 试论中原经济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J]. 中州学刊，2011（3）：73-76. [WANG Yongsu. Try to talk about the central plains economic zone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J]. 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2011（3）：73-76.]
[13]吴振明. 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协调状态测度研究——以中国西部地区为例[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12（7）：101-105. [WU Zhenming.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western region of China as an example[J].Statistics & information forum， 2012（7）： 101-105.]
[14]王贝. 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关系实证研究[J]. 城市问题，2011（9）：21-25.[WANG Bei.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of China [J]. Urban problems， 2011（9）： 21-25.]
[15]苏静.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5：107-108.[SU Jing. China’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D]. Changsha：Hunan University， 2015：107-108.]
[16]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 1997， 22（4）：515- 531.
[17]刘华军，赵浩. 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均衡与极化研究[J]. 研究与发展管理，2013（5）：44-53. [LIU Huajun，ZHAO Hao. Spatial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J]. R&D management， 2013（5）：44-53.]
[18]QUAH， D. Twin peaks growth and convergence in models of distribution dynamics[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6，106：1045-1055.
[19]沈丽，鲍建慧. 中国金融发展的分布动态演进：1978-2008年——基于非参数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5）：33-47. [SHEN Li， BAO Jianhui. Distribution dynamic evolutio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3（5）：33-47.]
现代化农业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农业财政补贴;农业现代化;乡村振兴
一、引 言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成为了农业发展的新目标。简单来说，农业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十三五”规划提出，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十四五”规划提出，为加快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繁荣发展。2021年，我国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后文简称《意见》）指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但农业易受天气、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易受市场价格波动和区域供给情况等市场因素的影响[1]，因而为了有效抵御各种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保证粮食供给安全、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的农业财政补贴政策，但是，这些农业财政补贴是否能够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进一步来说，农业财政补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若存在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何时效应达到最大并可以持续多久？本文基于全国农业宏观数据，将数据指标分为农业财政补贴组和农业现代化组，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法和时间序列（VAR）模型进行分析，尝试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我国农业财政补贴进一步优化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二、政策梳理与文献回顾
（一）政策梳理
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发展的大致脉络可以归纳为：从对农业生产资料补贴过渡到对居民购买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后过渡至对农民进行农产品（粮食）收购价格补贴，再之后将流通环节的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最后是为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支撑实施的各项补贴政策。同时，改革开放前后农业财政补贴的项目和数量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具体来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财政补贴主要表现为对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补贴。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处于统购统销时期，工农产品“剪刀差”越来越大，当时农业财政补贴的主要类型是机耕定额亏损补贴，后来逐步扩展到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农用生产用电补贴、贷款贴息补贴等。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对生产资料和城镇居民购买粮食同时进行补贴。1985年开始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先后转变为合同定购制度和国家定购制度，农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强。199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国发 [1994] 32号）中规定了实施粮食保护价收购措施，同时辅之以生产资料补贴，继续对城镇部分居民实行定向补贴。
第二阶段，农业财政补贴在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的基础上，将间接补贴转变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增加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并逐渐向新生产模式、新技术、新产业倾斜。2004年是农业财政补贴发生较大变化的一年，我国将原本在生产、流通领域的补贴改为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直补。从此，我国农业财政补贴步入改革阶段，各项补贴政策纷纷出台并一直延续到2015年。在此期间出台的补贴政策主要包括：2004年，财政部印发的《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范围的实施意见》（财建[2004]75号）明确指出，调整1994年建立的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把通过流通环节的粮食间接补贴改为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为了推进农业机械化，2004年同时开始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2006年出台农资综合直补、能繁母猪和奶牛保险补贴、退耕还林补贴、农民用户沼气补贴等;2007年继续明确实施之前颁布的农机具购置补贴，同时开启农业保险保费补贴;2007年《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法》（财金 [2007] 25号）选取了部分地区作为试点试行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且从2007年开始中央财政每年安排25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2008—2009年我國继续执行上述补贴，并新增了渔业柴油补贴;2010年开始大幅增加财政补贴金额，尤其是农业生产者直补、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农用沼气补贴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和标志性指标;2013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发[2013]1号）提出，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规模，新增补贴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充分体现出农业财政补贴向新型生产模式、新技术、新产业方面倾斜;2015年12月脱贫攻坚的冲锋号角正式吹响，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成为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内容，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进一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我国陆续出台了农业防灾减灾稳产增产等关键技术补助政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政策、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扶持政策、粮棉油糖高产创建政策等助力农业发展。可见，这一阶段我国农业财政补贴的关注范围开始将焦点转移至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生产效率、农民收入以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从而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农业财政补贴进入纵深发展阶段，重点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乡村振兴，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2016年我国将2006年开始形成的农业三项补贴（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又细化为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和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两种，同时期并存的还有农机购置补贴。2021年《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1—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农办计财[2021]8号）标志着我国开启了新一轮农机购置补贴改革，重点支持农机科技自主创新，支持使用智能、复式、高端新机具，加快农机创新产品取得补贴资质条件的步伐，对暂时无法开展农机鉴定的高端智能创新农机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并通过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予以支持。未来，农业财政补贴将继续加大对农业生产发展、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不断促进我国农业快速向机械化、产业化、信息化、科技化、生态化、特色化的现代化农业转变。
（二）文献回顾
关于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关系的分析，已有研究大多从农民收入、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农业绿色发展等直接或间接影响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指标切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农业财政补贴对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王亚芬等[2]将我国16个粮食主产区与6个非粮食主产区分为3个地区组，建立6个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农业财政补贴对粮食生产与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通过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减少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等途径提高粮食产量;通过促进农业产出增长、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等途径提高农民收入。杨颖[3]以粮食财政补贴为视角，结合2007—2016年的历史数据研究认为，粮食财政补贴可以有效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且对产量与农民收入产生了双重的积极影响。孙博文[4]以我国19个粮食产区10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确实具有提高粮食产量与农民收入的效果，且农业财政补贴可以通过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促进粮食增产，通过提高生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刘念等[5]建立相关计量模型对农机补贴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农机补贴不仅能降低农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且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吕炜等[6]基于200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农村“推力”的角度分析了农机具购置补贴及其他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机具购置补贴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农业生产效率，导致农机与劳动力之间产生要素替代，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张春梅和王晨[7]使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我国2003—2017年绿色粮食生产效率，结果表明，绿色粮食生产效率15年间稳中有进，由于农业支持保护补贴在绿色生产准则限制下激励了农户绿色投入，因而农业财政补贴与绿色农业生产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田晓晖等[8]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了农机购置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与污染性农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机购置补贴能够改变农户使用污染性投入要素和处理农业生产废弃物的方式，从而对生态环境产生正向影响。第四，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李江一[9]使用2011年和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面板数据，从农业生产和消费两个视角对农业财政补贴政策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尽管农业财政补贴已演变成对农户的一项收入补贴，但仍能显著提高农业产出，且通过影响农业投入来影响农业产出。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农业财政补贴对其中一个或部分指标的影响，只有极少数文献探讨了具体的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构成指标影响的时间效应，且并未完整探究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基于此，本文可能的学术贡献在于：第一，以农业现代化为切入点，相对完整地分析了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对已有文献进行了一定的补充。第二，在研究农业财政补贴的时间效应时，考虑到农民收入是体现农业发展水平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因而选择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观测指标，且样本跨度为20年。第三，本文以《意见》为依据确定农业现代化组相关指标，相较于已有文献更加新颖，更具有时效性。
三、理论分析
从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用现代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模式来支持农业发展，创造一个绿色、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生态系统。自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以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出台了多个文件对具体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例如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以及推广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等。在具体的助农、惠农政策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给予农业相关的财政补贴，因而相应的农业财政补贴规模急剧扩张。2002年是我国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元年，当年具有代表性的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仅有1 亿元，截至2014年，这一数值增加到1 701亿元。得益于不断增加的农业财政补贴，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也迅速提升。根据《2020年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0年底，衡量农业现代化重要指标中的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1.250%。
从理论上来说，农业财政补贴可能通过以下三种渠道影响农业现代化水平：首先，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弱化农民基于改善生活需求而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相关工作的激励，从而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升可以显著提高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等，从而增加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其次，农业财政补贴能够通过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现有的农业财政补贴是专门针对资本和技术投入的补贴，如农机补贴能有效激励农民增加农业生产中的技术类要素投入，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大有裨益。最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例如節水灌溉、有机种植等。农业绿色发展是新时代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应有之意。
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分散性特征，导致农业领域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较为缓慢，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本和技术要素投入量，大大缓解这一情况。但由于增长基数小且高度分散，这一激励效应的发挥实效可能有所滞后，因而在经验研究中既要分析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的相关性，还需要从时间维度来检验农业财政补贴促进实现农业现代化发挥效应的时间性。
四、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典型相关性分析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如前文所述，中央发布的相关文件中对农业现代化的表述包含多种内涵，因而很难利用单一指标来度量农业现代化;同时，我国针对农业领域的财政补贴具有多样性，流向农民手中的补贴种类也各不相同，统计口径较为宽泛。这意味着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需要利用多个维度的指标度量，因而无法利用简单的多元线性回归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利用典型相关分析法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1.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的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选取了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和农业现代化组指标，具体如下：其一，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包括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国土资源事务支出以及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其中，农业综合开发支出与农村综合改革支出是隶属于农林水支出科目下的二级独立子科目。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包括与土地治理和产业化发展相关的支出;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包括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综合改革以及农场经营的各类补助，其作用等同于农业财政补贴，故考虑在内，但这两项指标体量较小，容易被其他大体量指标淹没，因而选择与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相合并成为农业财政总支出纳入模型中。其二，农业现代化组指标包括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节水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用化肥施用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总产值等。农业现代化组指标的选取以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意见》为依据。其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指标与“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打好种业翻身仗”要求相对应;节水灌溉面积和农用化肥施用量指标与“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要求相对应，其中，节水灌溉面积既反映了有效灌溉又包含了一定的技术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要求相对应;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与“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要求相对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总产值指标与“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推进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要求相对应，农业产业体系与经营体系的构建最终将反映到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改善，故选取此类指标作为代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指标与“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要求相对应，反映农作物总播种规模。至此，《意见》中所有关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均有相应的指标与之对应。在数据方面，本文采用的是2009—2019年全国农业宏观数据。农业财政补贴组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全国财政决算数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以及各年《中国财政年鉴》;农业现代化组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农业年度统计数据。
根据本文研究需要，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具体包括：农业财政总支出（X1）、农业综合开发支出（X2）、农业综合改革支出（X3）、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X4）、国土资源事务支出（X5）、粮油物资储备支出（X6）。农业现代化组指标具体包括：粮食单位面积产量（Y1）、节水灌溉面积（Y2）、农业机械总动力（Y3）、农用化肥施用量（Y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Y5）、農作物总播种面积（Y6）、农业总产值（Y7）。此外，本文假设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的典型相关系数为U，U可以由X1—X6线性表出;农业现代化组指标的典型相关系数为V，V可由Y1—Y7线性表出。U和V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2.结果与分析
（1）典型相关性与显著性检验。
本文提取三组典型相关系数，三组系数分别为1.000、0.994和0.792，其中，第一组数据呈现出完整的正相关性且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显著性为0.017，这表明在整体上，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与农业现代化组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即U和V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农业财政补贴也正是沿着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对农业现代化并发挥作用。
（2）典型相关系数与典型载荷系数。
由于两组指标的量纲不同，为了方便比较，本文对量纲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得到标准化的典型相关系数，同时借助典型载荷系数的分析，得到典型变量与组内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设定公式如下：
U1=0.993Y1+0.804Y2+0.688Y3+0.431Y4+0.940Y5+0.968Y6+0.980Y7（1）
V1=0.977X1+0.958X5+0.846X6 （2）
从组内指标与典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在农业现代化组指标中，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所占权重最大，其次依次为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水灌溉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农用化肥施用量所占权重最小，为0.431，这表明，近年来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不断下降，农业现代化不断向着绿色和可持续化方向发展，农用化肥施用量已不再是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
近年来，我国农用化肥施用量不断下降，这得益于深耕深松、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化肥深施和有机肥推广等措施的推进。
在农业财政补贴组指标中，权重最大的是农业财政总支出（包含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业综合改革支出），为0.977，
其次依次为国土资源事务支出、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3）冗余结果分析。
从冗余分析得出的结果中可以发现，农业财政补贴组中所选指标能够解释其86.2%的信息量，农业现代化组中所选指标能够解释其72.5%的信息量，且在对立的原始变量组中解释能力都达到了72%以上，结合相关性来看，第一组数据的相关系数为1，证明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表明第一组数据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综上，典型相关性分析表明，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本文构建的两组指标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表明这一相关性不仅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同时能够作为全面的指标体系来刻画现实中的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典型相关系数与典型载荷系数表明，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总产值是最有解释力的途径，而在各类农业财政补贴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是农业财政支出。
（二）农业财政补贴的时间效应分析
1.模型构建
在明确了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现代化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后，本文从时间序列维度进一步探讨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持续性，以及农业现代化组内指标对农业现代化影响的持续性，因而利用时间序列（VAR）模型对此进行检验。
由于VAR模型对数据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较高要求，本文以农林水支出中的农业财政支出作为农业财政补贴的代表变量。这一指标在农业财政补贴中所占权重最大，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同时作为时间上的连续变量稳定性较强，适合作为VAR模型的回归变量。同理，农业现代化以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这些变量均为稳定性较好的时间序列变量。其中，农业总产值能够最为稳定且直接地反映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因而将其作为主要的反应指标，通过其对其他变量冲击的反应程度来衡量各变量所发挥的时间效应。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变量的稳定性，本文对变量做了自然对数处理，以控制异方差对结果的影响。由于较长的时间跨度可以更好地检验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现代化的时间影响效应，因而本文数据的样本期间选取1990—2019年。
2.结果与分析
其一，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原始数据是非平稳的，但在一阶差分后，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保持稳定。关于具体检验模型的选择和滞后阶数的确定，本文以通过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的最小值为标准，目的是达到最优的拟合优度。由于原始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但属于一阶单整，因而需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以考察指标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其二，协整检验需要在最优滞后阶数的条件下进行，因而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需要对相关变量的最优滞后阶数加以确定。通过AIC准则、LR准则、FRE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的检验结果均为滞后一期，说明滞后一期为最优滞后阶数，因而本文选择滞后一期作为建立VAR模型并进行协整检验的最优滞后阶数。
其三，本文对前文所假设的路径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判断指标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所有变量的单整阶数都是一阶，因而符合协整检验要求。从指标间协整检验结果来看，所得P值分别为0.000和0.004，均小于5%的置信水平，拒绝原假设，因而本文所设置路径中的相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即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其四，为了保证后续脉冲响应分析的可信度和方差分解的稳定性，需要对模型整体的特征多项式根进行分析。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特征根单项式的倒数都在单位圆内，即所有根取模后的倒数均小于1，故该VAR模型满足平稳性条件。
3.脉冲响应分析
（1）农业总产值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冲击的响应。
笔者根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总结了2015—2019年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与农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我国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近五年基本保持稳定，其中2017年和2018年略微下降，但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逐年上升，且上升速度较快，这说明我国农业已不再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产能提升。如图2所示，从农业总产值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冲击的响应结果可以看出，农作物总播种面积仅在第1期时对农业生产起正向作用，第2期便下降为零并在零线附近徘徊并最终收敛于零线。这说明农业生产已逐渐向高效率、高质量发展转变，未来农业财政补贴也应当向提升保护耕地地力、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转变。
（2）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
本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作为农业机械化的代表指标进行分析。农业总产值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如图3所示。结果表明，在第1期和第2期中，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对农业总产值的总体效应为负，但在第3期后快速扭转下降趋势并逐渐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在初期需要大量农业财政补贴的投入，尤其是农机购置补贴的支持，其在长期能够推动农业总产值提升，成为推动农业发展的动力来源。为证明此结论，本文分别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农业机械总动力冲击的响应进行了分析：①如图4所示，结果表明，从第1—5期，农业机械总动力水平一直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起负向作用，第6期后逐渐收敛为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与原有人工方式相比，农业机械设备能够更快地完成耕种、播种、收割等工序，对农业种植与生产的全过程具有较大的助推作用，因而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使用更少的土地规模生产出与原来一致的产量。②如图5所示，结果表明，在第1期，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财政补贴的冲击为正，第2期效应下降为零，第3—6期为负效应，随后逐渐收敛为零。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虽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在第1期增加了农业财政补贴支出，但是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农业生产效率，从而在后期减少了农业财政补贴的支出压力。③如图6所示，结果表明，农业机械总动力在第1期产生的负效应逐渐扩张，但在第2期后便逆势向上，在第5期后产生正向效应随后收敛到零线附近。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在推进农业机械化初期，农民购买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施工的机械、设备会占用一部分可支配收入，但随着时间的延长，农作物产量、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农民投入的成本则会得到弥补。若在初期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农业财政补贴来弥补这一部分成本，便会极大地提高农民购买农用机械的积极性、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这也验证了我国2016年以来实施的“农业三项补贴”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3）农业总产值对农业财政补贴冲击的响应。
农业总产值对农业财政补贴冲击的响应，
如图7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在实行的第1期就能对农业生产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力，在第2期影响力逐渐下降，第3期以后逐渐收敛到零线并在零线附近徘徊。这说明农业财政补贴在初期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显著正向影响，但效应衰减速度较快。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农业财政补贴确实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但如果不同时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财政补贴力度再大也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为验证该结论的正确性，本文又分析了农业机械总动力对农业财政补贴冲击的响应，如图8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在第1—5期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正向推动作用。而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够在长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再一次说明了农业财政补贴不能单纯地支持农业生产发展，更要提升农业机械化等硬件性设施水平与农业财政补贴的成果转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增强农业科技支撑能力，并在实施农业财政补贴的同时建立动态调整的长效机制。
（4）农业总产值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冲击的响应。
农业总产值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冲击的响应，如图9所示，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升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是由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农民的生产的积极性也会随之提高，进而会促进农业产量的提升和农业的整体发展。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农业财政补贴与农业总产值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①如图10所示，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在第1期能够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正向作用，影响力在第2期达到峰值后逐渐下降并在第4期收敛到零线附近，这说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但下降速度较快。②如图11所示，结果表明，农业总产值也能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起到正向推动作用。③如图12所示，结果表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机械总动力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且影响力在第3期达到峰值，之后逐渐下降并趋向零线附近，这说明农业机械化水平虽然在初期对农业生产的效应为负，但却能在长期推动农业生产发展、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轻农业财政补贴支出压力、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后，其购买农业机械设备的积极性会随之提高，从而带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综上可知，我国农业财政补贴、农业总产值、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四者之间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4.方差分解分析
本文分别对农业总产值、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财政补贴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方差分解分析，结果表明：其一，对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生产规模非常稳定，在第10期方差分解中始终对其自身保持着较高的贡献度，说明农业生产规模稳定的同时，农业总产值亦在不断增长，再次验证了我国农业发展质量在不断提高。其二，对农业机械总动力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其自身的贡献度在第10期时仍然能够达到70%以上，始终保持了较高水平的贡献度。虽然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贡献度存在短暂的滞后期，但随后便不断上升，这说明我国为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而推行的农业财政补贴是卓有成效的。在第4期后，农业财政补贴的贡献度出现了小幅下降，这说明我国需要减少对技术落后、老旧机械等农机的补贴[10]。此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业机械化水平的贡献度随时间推进不断提升，在第9期达到峰值15.138%，这说明我国农民现代化意识不断提升，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其会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农业机械的购买中。其三，对农业财政补贴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虽然我国农业生产规模相对稳定，但仍需要农业财政补贴的支持，尤其是耕地规模的稳定和耕地地力的保持方面要加大农业财政补贴投入力度。其四，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在农业生产规模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其贡献度甚至超过了农业财政补贴，但在前两期，农业财政补贴的贡献度明显高于农业机械化水平。其五，对农业总产值的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总产值具有较高的贡献度，虽然在第10期有所下降，但贡献度仍然较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在第1期的贡献度不足，但在第3期超过农业财政补贴的贡献度并在26%的水平保持稳定。对农业总产值贡献度最高的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说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改善能够极大地提升其生产积极性，推动农业的生产发展。综上可知，在后期，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财政补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三者总和对农业总产值的贡献度超过了90%。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在关于农业财政补贴的时间效应研究中，笔者发现，各指标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农业财政补贴在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提升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首先，农业财政补贴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但其效應在中期出现了先衰减后提升的态势，若能够及时对相关补贴进行调整，则能够延缓衰减的程度。其次，农业财政补贴能够提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但在第4期后其效应会衰减到零线附近，因而不能单纯依靠农业财政补贴来改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要从长远出发，加强对农民生产技能的培训，提升农业现代化社会服务水平，鼓励农民通过机械化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再次，农业财政补贴更多的是以保障农业生产规模稳定为目标，因而近年来我国农作物生产规模保持稳定态势，这都离不开农业财政补贴对耕地地力的保护。最后，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推动作用，但随时间衰减速度较快，因而持续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需要结合更多因素，例如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改善农业生态、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从多维度共同发力。
在关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研究中，笔者发现：首先，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能够提升农业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可以用更少的土地实现在原耕地面积下的产量。其次，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在初期对农业总产值的作用是负向的，但能够在长期促进农业总产值水平的提升。再次，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在初期会增加农业财政补贴的投入，但在后期能够减少农业财政补贴的支出压力。最后，农民在初期会因为增加对农机的投入而减少可支配收入，但是在长期会逐渐获得正向回报，这时若能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购机补贴则会减少并缩短负效应的强度与持续时间。
在关于农业总产值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研究中，笔者发现：首先，农业财政补贴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能够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别推动农业总产值的提升。其次，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业总产值之间相互影响。最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激励其对农业机械等農业生产资料的购买积极性，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能够长期稳定地推动农业生产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生产规模相比，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发展更能够在长期持续促进农业发展、提升农业总产值，但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中仍然存在较多的薄弱之处。因此，应继续加大对农机的财政补贴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智能化、大中型、复合型农机装备的财政补贴力度，同时搭配信贷支持政策以及农机保险补贴政策，提高农民购买新型农机的积极性;在加速普及新型高科技农机使用的过程中，农业财政补贴应向培养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提升农民生产技能方向倾斜，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对农业生产的支持程度[11]，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也能够延长农业财政补贴政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时间，形成农村居民收入与农业机械化双向促进的影响机制。其次，农业财政补贴能够对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正向推动作用，但随时间衰减速度较快，因而农业财政补贴的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以延长农业财政补贴促进农业生产的时间。为达到此目的，应尽量减少“一刀切”的补贴，以免挫伤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取而代之的是在实施农业财政补贴的过程中考虑农业生产产量的多少、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生产、生产效率的高低等因素，综合评判补贴资金的发放量。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财政补贴资金的发力方向，既可在长期内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改善农业生态，又可以加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再次，由于农业财政补贴扩张农业生产规模的作用并不明显，应以稳定农业生产规模为主要目标。但农业生产规模不仅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也会受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情况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持续性的。因此，为了稳定农业生产规模，加速我国实现脱贫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应在加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力度的同时，发挥农业财政补贴分散事后持续性风险的作用，减少农业生产所受到的冲击，为加速农业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注入动力。最后，我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农业财政补贴对农业生态保护的引导，如加强以补贴的形式促进秸秆综合利用与可降解农膜的推广，增加对可降解、有机性农业化肥使用的支持力度，推进我国农业绿色发展。同时，加强对干旱和缺水地区发展节水农业的农户的补贴力度，将农业财政补贴适度向农业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方面倾斜。此外，应建立 “互联网+农业财政补贴”科学的资金监管机制与完善的法律体系，提高农业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金芳，金荣学.财政支农影响农业产业结构变迁的空间效应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20，（5）：82-91.
[2]王亚芬，周诗星，高铁梅.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影响效应分析与实证检验[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41-51.
[3]杨颖.农业补贴政策效果评价研究[D].武汉： 江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29-65.
[4]孙博文.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多维效应剖析与机制检验[J].改革，2020，（8）：102-116.
[5]刘念，种聪，伍景芳.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效率、公平，抑或兼而有之[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1，（7）：96-112.
[6]吕炜，张晓颖，王伟同.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业生产效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J].中国农村经济，2015，（8）：22-32.
[7]张春梅，王晨.财政补贴与绿色农业生产效率相关性研究[J].地方财政研究，2020，（2）：79-87.
[8]田晓晖，李薇，李戎.农业机械化的环境效应——来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1，（9）：95-109.
[9]李江一.农业补贴政策效应评估：激励效应与财富效应[J].中国农村经济，2016，（12）：17-32.
[10]杨义武，林万龙.农机具购置补贴、农机社会化服务与农民增收[J].农业技术经济，2021，（9）：16-35.
[11]崔景华，李万甫，谢远涛.基层财政支出配置模式有利于农户脱贫吗——来自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J].财贸经济，2018，（2）：21-35.
（责任编辑：徐雅雯）
收稿日期：2021-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19ZDA071）;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项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财税政策研究”（XLYC2005016）
作者简介：崔惠玉（1975-），女，辽宁庄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财税理论与管理、政府预算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研究。E-mail：cuihuiyu@dufe.edu.cn
现代化农业范文第5篇
在政协临泽县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县委书记张学勇讲话和政协主席李多瑛、张晓兰对政协第八届工作情况报告，报告中所指：“活力临泽、富裕临泽、秀美临泽、宜业临泽、幸福临泽的决策部署，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行动计划等重大问题，开展协商建议，为实施“十三五”规划添力、增推力、聚合力”体现客观发展规律，也符合时代特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这几年临泽县农业得到很好发展，但农业基础仍然薄弱，生产方式落后，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仍然突出，总体而言农业生产还处于小生产的耕作方式，对照发展现代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仍然有很大差距。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严重制约农业水平整体提升，以至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大土地整改：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户种植模式已经明显成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障碍。土地分户承包种植，除了土地边界，农田道路与沟渠造成土地浪费之外，最大的障碍是无法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化、自动化装备进行大面积耕作，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高效化和标准化。
二|、鼓励土地流转或托管：土地要走规模化之路，而现行土地制度是一家一户的土地承包制，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农业合作组织为纽带，使土地连片规模化生产或流转方式是解决规模化生产的重要方式之一。
三|、积极培育农业合作组织：农业合作组织的培育、发展、支持应与农村两委班子建设很好地结合起来，选用政治坚定，有本领的致富带头人和合作组织领导人。
四、要切实加大农业投入及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农业本身积累很低的一个产业，靠农业自身积累很难实现农业现代化。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切实改变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状况，大力发展设施农业。
五、鼓励和积极引导农业企业走进农村，建立基地，做长产业链，走农业产业化的道路。农业企业基地的建立，从源头上控制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实现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从而为整个产业链打下坚实的品牌基础。
六、对职业农民培训：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随着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组织形式也要与之相适应。
七、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在全县各乡镇设立市场信息公开大屏幕随时更新，放便农民对市场多了解，不被市场人为或其他不明因素盲目种植、二道贩子压榨、利益层层缩水造成农民信心打击，产业失调现象。
八、市场规范整顿：对于无风险抵抗力、黑心商贩、投机、扰乱市场的企业和个人望有关部门监督、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