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本文从学校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融入《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实践入手,表述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精粹的理解,议论了在《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必要性,并对将传统道德文化作为价值核心来引导学生“做人”的教育教学实践进行了说明,以此希望为学校加强青少年中华传统道德教育教学提供粗浅的参考。
[关键词]中华传统文化 思想品德 教育教学
学校以“传承传统文化,提高道德素养,培育民族精神”为主旨,对学生进行心灵熏陶,在促使他们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同时,帮助他们提高辨别真善美和假丑恶的能力,做到坚持正确,摒弃错误,抵制恶俗,并最终培养和树立起高尚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是落实素质教育教学的根本目的之一。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学校注重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与教育思想融入到实施初中《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笔者也借机进行了有益的思考和归纳。
一、应充分感受到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民族文明史中的精粹
回顾学校近年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过程,我们从中进一步注重让学生感受和认识到: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教化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民众和志士仁人,并熏陶和孕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素质和民族精神,称得上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粹。这其中,既充分体现了褒善贬恶的思想品德、向往理想的道德人格、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也展示了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创造意识,以及爱人如己的博大胸怀。我们还努力让学生懂得,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还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人文精神,比如,做人应具有的意志品质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时,要秉承仁、礼、和、义、信的准则与规范;讲爱国奉献,就应树立以报国为己任的“忠心为国”思想。 中华传统道德文化,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质,在《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作用将集中体现在:一是培养道德素养——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道德素养形成的关键时期,一旦得到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哺育和熏陶,对良好道德素养的形成将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传统文明所追求的就是一个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以“和”为目标的崇高境界。二是树立行为规范——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伦理教育、日常行为规范养成,《三字经》、《弟子规》、《颜氏家训》、《治家格言》等一直以来都是青少年树立行为规范、养成良好习惯的经典教材。三是改善知识结构——在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发展的历程中,其经典精神千古传承,形成了我们民族的基本观念、情感、思想和态度,蕴藏着许多哲学理念和道理,对每一个人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还有利于改善青少年在文学、美学、历史、道德等各方面的知识结构,对他们的成长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只有充分感受到中华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精粹,才能自觉将其精神内涵融入《思想品德》课程教学中,继而化为学生人生信念的重要精神资源,并成为点燃学生创造性生命的灯火。
二、须真正意识到在《思想品德》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必要性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可见,加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已被党和国家摆在了突出的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厚道德理念,是在现时代进行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重要思想养分,同时也与初中课程中体现的很多核心教育思想,特别是“分辨是非,对自己行为负责”、“在社会生活中承担责任”等单元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必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教育起着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深入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对全面提升学校《思想品德》的教育教学水平,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人身修养,构建和谐学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意识到,现在的中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生活在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享受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成果,却意识不到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但相当一部分人集体观念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他们注重自我、看重功利、道德取向多元化,有的则把家长职位的高低、家庭经济条件的优劣、生活消费的层次作为个人价值的体现。同时,社会生活中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交织在一起,反映了现实的纷繁复杂,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道德滑坡现象,以及互联网和部分文娱场所传播的一些不良文化和有害信息,都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青少年的心灵,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学生思想造成了极大影响。
因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希望工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必须注重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对学生德育的优势作用,通过采取有效教育方式,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在校园里发扬光大,以提高学校素质教育的实效。
三、努力将中华传统道德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学生把“做人”的理念贯穿到《思想品德》教育教学中
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教育对象是明日社会的中坚,是国家未来的命脉,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他们品质的优劣与成就高低,将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但如今重知识轻品德、重成绩轻能力、重教材轻素质的现象仍然存在,致使在学生中存在吃苦耐劳精神差,不善于团结协作,缺少助人为乐的品质和行为,同时缺乏必要的应对生活的精神素养和能力,以至于精神困顿,人生观和价值观迷惘,这无疑与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在现行教育中的缺位有着很大的关系。 教育的意义和使命在于传承文化。青少年时期正是人的价值观形成时期,其思想品德可塑性很强,因此,教师就应该在实施初中《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立足于“先做人、后成才”的德育教育宗旨,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诚信守约、勤劳俭朴、扶弱济贫、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融入日常情态之中,通过言传身教,让学生充分感悟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懂得此既是为人做事的根本,也是成就人生的根本之道,进而拓展人文思想,最终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和优秀的行为品格。
我们在《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注重从美德教育入手,做到与“八荣八耻”教育相结合,与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相结合,与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相结合,并以孝敬父母、立志勤学、勤劳节俭、爱国爱民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让学生在“明白一个道理,养成一种品质,学会一种本领”的过程中,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于自己的心灵。教育他们脚踏实地,从自己做起,从今天做起,从小事做起,自强不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力求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尊老爱幼、拾金不昧、爱岗敬业、奉献社会等现象,符合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可以起到净化心灵的作用,足能激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从而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而与此相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倚强凌弱、坑蒙拐骗、贪污受贿等假恶丑现象,危害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这些消极现象容易使自己的心灵和价值观发生扭曲,致使自己精神空虚,行为失范,甚至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歧途。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学会做人,比学习专业知识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在《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致力于帮助学生习惯将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作为一把尺子,去衡量自己的言行,看是否符合道德和法律标准。只有提高辨别假恶丑的能力,自觉抵制不良诱惑,自觉追求真善美,才能帮助自己把握好生活方向,实现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
学校是铸造社会栋梁的知识摇篮,是引领社会文化的圣洁园地,是传承文明薪火的精神殿堂。笔者认为,结合审美教育、关爱教育、感恩教育等,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以传统道德精神来启迪和熏陶学生,通过加强道德修养,培养他们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精神,将是学校实施《思想品德》教育教学的长期责任和追求。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以“中国传统道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网站上进行检索，选取学术期刊、图书、硕博论文、会议、学术辑刊部分的文献资料，共计检索出3677篇文献。选取1990年至2021年这一时间阶段，除去重复的内容和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明显无关的文献资料后，使用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进行定量分析，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热点：（一）中国传统道德产生的原因分析;（二）中国传统道德的特征;（三）中国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四）中西道德的比较分析。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传统道德教化在施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方法、宝贵经验，这些都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源，应当在正确继承和与时俱进的原则下，从中汲取深厚力量，优化教育教学，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构建起既具备时代特征，又具有深刻文化、思想底蕴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CiteSpace;研究综述
一、数据来源与图表概观
以“中国传统道德”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网站上进行检索，选取学术期刊、图书、硕博论文、会议、学术辑刊部分的文献资料，共计检索出文献3677篇。选取1990年至2021年这一时间阶段，除去重复的内容和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明显无关的文献资料后，使用CiteSpace软件的关键词聚类功能进行定量分析，展现出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如下：
经人工整理，得出关键词聚类统计表如下：
二、研究热点分析
通过对图表中展现的聚类、关键词梳理，总结出以下研究热点：
（一）中國传统道德产生的原因
学者们从经济与政治两个角度，论述中国传统道德的形成背景，指明道德体系产生的历史依据。
在经济发展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应当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中找寻它产生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聚居于地理条件优良的地域，并逐步构建起了较为稳固的农耕经济社会形态。在小农经济中，耕种是生存的保障，为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获得更多收获，先民们认识到集体意志的作用，因而在建立水利工程、播种收割等事务中发挥集体的力量，这也是中国传统道德中展现出重集体倾向的原因之一。
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封建社会主要奉行宗法制，从血缘亲疏推演出伦理道德观念，自然而然地构建起“家国一体”的政权统治，这也是中国传统道德展现出重伦理倾向的原因之一。同时，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用道德元素建构起德化的统治。儒家学者们一直很强调德政的重要性，认为统治者德行事关统治的稳固性，应当注重自身的德行来率先垂范，更应该在统治过程中满足民众基本的且公正合理的要求[1]。
（二）中国传统道德的特征
中国传统道德在实际应用中将社会制度和个体修养合二为一。道德是个体修养的核心，更是个体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认识到修身养性对于提高个体道德涵养的重要作用，希望道德能够成为个体自觉为之的心之所向。而提升个体道德也对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完善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个体以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方式发挥作用。当然，在道德自觉以外，还需要以道德制度作为外在保障。一些学者将其表述为道德为主体的统治秩序，即“德化的统治”，认为道德教化和政治治理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德治与以严酷刑罚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治理体系有很大的差异。还有一些学者将这种道德制度概括为一种习惯，认为在日常生活中，道德逐渐成为具有普遍性、习惯性、模式化的实践形式，并转变为中国人熟悉的有民族特色的制度体系。
一些学者用“耻感文化”来概括中国传统道德的特征。认为耻感是一种个体通过外部评价而形成的一种心理感受，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积淀，是一种引导人们在道德上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精神力量[2]。也就是说，耻感是在培养、学习中，通过自身的感受以及外界的评判，使个体逐步认同、内化并且形成的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基础，并生成自己的道德评价标准，可以对自身或他人在思想、行为方面进行道德评判，或在自身的生活实践中积极地遵从道德规范、践行道德行为。
（三）中国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
中国传统道德中含括有礼仪文化、义利观、道德人格等重要内容。整体看来，较多涉及对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介绍、分析、创新发展。当然，除此之外还有道家“德性论”、墨家“兼爱”以及修身思想、佛教“为善去恶”“因果报应”等，正是这些学说在不断互补和精进中，共同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内涵。
在“礼仪文化”中，礼仪不仅是展现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瑰宝，更是个体立身处世中所需的道德素养。在礼仪与道德的比较中，有学者将这两者的密切关系概括为“德诚于中，礼形于外”[3]。具体而言，道德是礼仪的内容。在原始仪式中，就囊括了禁止偷盗、陷害他人等基础道德规范;而封建社会的礼仪活动，在主要内容中也特别强调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核心。而礼仪是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道德需要有礼仪作为落实形式。在礼仪活动不断重复中，深化认识、内化修养、践行行为，助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从礼仪活动本身的角度来分析，不论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内在价值，还是道德外在展现形式的言行举止，甚至礼仪活动中礼器、礼乐等物质材料中也有大量道德元素的展现。
在“义利观”中，也就是对利益与道德间矛盾问题的价值评判，具体提出了义利说、义理经济、以义制利等研究角度，以及当前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道德的适用性。首先，是对不同流派义利观的介绍与分析。传统儒家认为要用“仁义”等道德规范来约束、克制个体的物质欲望;并认为个体在义利问题中有不同取向，表明了在道德水平上的本质差异。而墨家义利观则认为要以利释义，要以“利人、利民、利天”来约束自身，并提出“兼爱、非攻、尚同”等思想主张。法家义利观是基于人性论的思考，从好利恶害的人之本性出发，认为国家应当设立严酷法律，以明确的奖惩引导个体服从公利。其次，对传统义利观的界定，认为其是华夏先民们围绕日常生活中出现的矛盾冲突而展开的道德思考。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私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物质现实与道德理想的矛盾中，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道德规范，用以规范个人的行为，并使冲突消减、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重义轻利、重集体轻个人、乐于奉献的崇高道德取向。最后，学者们对传统义利观进行了创新性发展。有学者指出在传统义利观中缺乏对个体的重视，使个体价值的实现受到了限制，忽视了个体在物质、精神方面的特殊需求，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中，更应该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在满足个体正当要求的同时，达成群体利益的满足。王泽应进而提出了社会主义义利观，认为从社会主义的性质角度出发，社会主义的义利之辨所导向的价值目标只能是义利并重和义利统一[4]。
在“道德人格”中，学者们具体从理想人格、人的价值、德性修养等不同角度，展现了中华传统道德规范中注重个体身心修养与涵养性情的特点。首先，是对传统理想人格特征的整体概述。杨国荣认为，理想人格是人在价值取向、内在德性、精神品格方面的集中展现[5]。其次，是对传统理想人格具体内容的介绍。在这里，大多数学者是按照思想流派进行划分。比如，儒家强调“内圣外王”①的理想人格，道家追求“以虚静通于万物”②的理想人格等。也有的学者聚焦于具体介绍某位思想家对理想人格的著述，或者对思想家之间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是对理想人格的价值分析。马和民认为，理想人格是一种在人生实践层面对主流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也是凝聚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社会整合和秩序维系的教育导向[6]。也有一些学者在重视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价值之外，看到了除儒家以外的其他学派对中国传统、当代理想人格在形成、稳固、继承、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比如，涂阳军，郭永玉认为道家对理想人格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人格。以“自然本真”为核心的文化—心理结构，广泛影响了中国人在心理、行为层面的许多典型特征，如辩证不极端、谦退、节俭、坚忍、知足、平和、敛藏等[7]。
（四）中西道德的比较分析
随着时代变迁，国家间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希望能够在分析中西方在道德文化方面的异同后，借鉴西方道德文化中的“优势”，来充盈、丰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学者们认为，中西道德文化在重视人道主义精神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而在差异方面，则认为是理性和情感的差异，在西方以理性作为道德的衡量标准，而中国是以情感作为道德的出发点[8]。更有差序与普遍之爱的差异，中国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差序伦理道德，以家庭（族）伦理为中心，并推及国家与社会;而西方则是淡化血缘关系的普遍伦理道德，更加强调公正的原则以及法律的秩序[9]。
（五）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扬
在中国传统道德的继承发扬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两类问题。一类是正確对待、价值评价等，中华传统道德中无可避免存在有一定的“糟粕”，这也导致其面临着过时论、无用论的客观舆论困境。因此，学者们大多表明了在道德继承问题上所持的原则与立场[10]。学者们在这一观点上能达成一致，都认为应当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方式来正确对待传统道德，对全盘否定的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的西化论、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等思潮采取批判的态度[11]。罗国杰认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2]。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价值，并指出“我们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
另一类则具体探讨中国传统道德在新的历史征程上的价值展现，包括有时代价值、网络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内容。具体来说，首先应该明晰中华传统道德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应当对此总结、并提炼出足以传世的美德。王易、黄刚认为，应当促进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之间矛盾、冲突的化解，实现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的科学对接和辩证统一[14]。其次，在新的适用范围中，发扬中国传统道德的永恒价值，以时代需求来改造、发展其内在意蕴。比如在网络飞速发展的当下，在网络空间中也亟须构建出适用的道德规范，组建起文明公约，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取向，更要提升人们在使用和参与网络活动时的道德自觉，规范人们在网络活动中的行为，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上美好精神家园”。最后积极发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教育实践形式——“道德教化”的重要价值。学者们在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教化个体的道德原则、道德修养方式。比如，提出学思并重来强调思考，特别是自我思考的重要性;用克己内省来强调道德自律的重要性，只有通过严格的约束和反省，才能在错误产生之初便得以及时整改;而慎独自律则是不受是否独处、有无监督等外在条件的影响，由个体极高信念支撑而达成的理想道德境界。有学者看到了知行合一在道德实践中的重要价值，认为道德不能停滞在“空想”中，应当与个体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中展现自身的道德修养，在社会的实践中展现社会道德水平。积善成德则认为习得道德修养应从蒙学开始、从小事做起，使善行、善性成为立身的行为习惯。在《论语》中有言“中庸之为德也”。中庸强调个体应形成平衡、适中和不偏不倚的品行。这不仅是目标和要求，更具有实践可行性，是可以实际应用于实践中的方法，在遇到人际关系、社会矛盾时，可以寻求中庸之道的帮助，从而找到较为恰当而适宜的行事方式。总之，学者们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效果尚未达成预期等问题，认为应当从传统道德教化中找到思路借鉴，运用好培育优良家风、树立道德榜样、讲述道德故事等优势手段。深入挖掘其在培育道德自觉、提升道德修养、深化道德规范等方面的优秀经验，培育教化方式的民族特色，提升教育教学的实效性，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化发展。
三、总结与展望
中国传统道德是一座无价的思想宝库，应当对此进行深入而透彻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应当在正确继承和与时俱进的原则下，总结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精华性内容，构建起既具备时代特征，又具有深刻文化和思想底蕴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悠久的历史长河里，中国传统道德教化在施行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方法、宝贵经验，这些更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质资源，可以从中汲取深厚力量，优化教育教学，进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知、情、意、行的统一[15]。注释：
①“内圣外王”：古代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谓内备圣人之至德，施之于外，则为王者之政。
②“以虚静通于万物”：以虚无恬静的心与天地万物原本的合一是人的天命，大多数人错过了这个一体状态，沉沦在对现成事物的分析辨别之中。道家理想的圣人有能力按照先天的本性把自己敞开到万物的运化和存在之中，持续地生存在天人合一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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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易，黄刚.探求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
[15]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人民出版社：北京，2020：23.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传统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主要涉及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崇学尚正的教子之方、与人为善的处世之则等方面。传承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对完善个体成员的道德人格、改善社会环境的道德风气、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需要高校、家庭、社会以及全媒体四位一体，共同努力。
关键词：家风;传统家风文化;传承价值;道德根基
“家风”又称门风，是指一个家庭在长期延续过程中形成的由祖辈、父母提倡并身体力行，用以规范约束家庭成员的稳定持久、世代相传的生活作风、价值准则和道德品质。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家风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1]1。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优秀家风文化，其传承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
《大学》中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先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先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古人特别重视子女德性的培养与发展，故在传统家风文化中渗透着重德养性的修身之学。例如大教育家孔子十分重视子女对“诗”和“礼”的学习，认为这是修身立世的关键。孔子讲：“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此外，传统家风文化强调，立志守志是个人修身的基础。郑玄认为：“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3]但如果胸有大志而不思进取，同样无益于自己的人生;只有意志坚定、不断奋进，才能认真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不仅如此，传统家风文化在个人的德行修养方面也有明确要求，提倡以静修身，以俭养德。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提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需静也，才需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4]只有保持内心的清静，不为名利所困扰，才能立身端正，溫良敦厚。另外，保持刚正不阿的“浩然之气”也是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江苏的庄氏家族绵延不衰，成就突出，与其良好的家训家风分不开。毗陵庄氏族谱中收录有《鹤溪公遗嘱》《鹤坡公家训》《声鹤公遗训》《丹吉公家训》《董太夫人家训》等家训，这些家训的核心就是“读圣贤书，做豪杰事”。一个有骨气的人，不管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抗拒不公平不合理的压力，始终坚持自己内心的操守。在“遇大变，处大节”之时，不随波逐流，秉持正直仁义，用实际行动展现自己的风骨与节操。
（二）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中蕴含着孝悌勤俭的治家之法，不仅有利于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和谐融洽的家庭氛围，而且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5]孝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切美德的源头。每个家庭成员只有形成“入则孝，出则悌”[6]的品性，整个家庭的氛围才能和谐融洽。勤俭持家是传统家风文化中治家之法的又一重要理念。颜之推告诫子弟要“稼穑而食，桑麻以衣”[1]64，勉励子孙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丰衣足食。朱柏庐在其《治家格言》中也开宗明义地强调：“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7]既表达了对人民劳动的尊重，也强调了勤俭节约作为传统美德的重要性。此外，一直流传至今的“简葬”思想也是清正简朴的充分体现。西汉时期的杨王孙，崇尚黄老之术，家累千金，却认为厚葬无益于死者。临终，嘱其子将其裸葬，以矫世人“竞相攀比、越礼厚葬”之世风。其死后裸葬于终南山，成为我国提倡“简葬”思想的著名人物。
（三）崇学尚正的教子之方
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中也包含着丰富的教子之方。一是勉励子孙重视读书修身。孔臧《与子琳书》中云：“顷来闻汝与诸友生讲肆书传，滋滋书夜，衎衎不怠，善矣。”[8]陆游、苏轼也经常写诗勉励子孙勤奋学习，但是，他们要求子孙读书的目的并不是登科及第，而是不断提升自身修养。二是教导子孙要有忧患意识，“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9]古人认为，家国同构，面临的危机有共通之处，具备的忧患意识，也有相通之处。忧患意识就是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和现状，要时刻抱有警惕之心。身处顺境，不掉以轻心;身处逆境，也要坚持信念，争取改变现状。三是告诫子孙要谨慎交友，慕贤亲贤。“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10]一个人要结交正直的朋友，诚信的朋友，知识广博的益友，努力学习朋友的懿行嘉言，使自己立德端正。
（四）与人为善的处世之则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每一个家庭成员不仅需要处理好家庭关系，还需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关于接人待物的处世之则也有非常全面详尽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点：一要做到睦邻友好。比如“六尺巷”的典故就体现了邻里之间谦和礼让精神。此外，曾国藩还引用俚语来向家人说明睦邻友好的重要性：“‘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近远亲而慢近邻。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易恭。”[11]二要做到诚信待人。人无信则不立，古人把诚信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价值信条。曾子杀彘的故事就是教子以信的典范。另外，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宋朝，一些较开明的家长在要求子女抓农业的同时，还要广开财路。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强调：“治生非必营营逐逐，妄取于人之谓也。若利己防人，非谓明有物议，幽有鬼神，于心不安，况其祸有不胜言者矣，此其善治生屿。”[12]要求子孙诚信经营，取财有道，反对依靠损人利己的手段谋取利益。三要乐善好施，要有关怀民生疾苦和社会安危的胸怀和气魄。如《郑氏规范》教育族人要“以‘仁义’二字铭心镂骨”。很多家训家规中都强调要以己之力救难怜贫。
二、新時代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价值
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传统的家族式家庭逐步向小型化、独立化的方向转变。不少传统家风文化日渐流失，传统家风的规范约束作用也日渐式微。但是，“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无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13]
（一）有利于完善个体成员的道德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13]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会受某种特定家风文化的熏陶与感染。无形的家风文化具有很强的持久性、稳定性和渗透性，它会深深植根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影响着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的价值判断、处世原则、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等。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是千百年来千千万万家庭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和思想成果。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传统家风文化深深凝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去教化人、启迪人、感化人。传统家风文化可以使重孝悌、讲诚信、读诗书、立明志等美德在一个稚儿心中生根发芽，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更加根深蒂固。而且，经过传统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易于形成更加完善的道德人格。面对同一个道德困惑，未经传统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需要经过自己理性的思考，趋利避害，然后采取行动。而经过传统家风文化浸润的个体往往会依据自己心中早已树立的道德准则去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根据“首因效应”，后者作出利他行为的概率要大于利己行为的概率。因此，传承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完善个体的道德人格，使其受益终生。
（二）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也是一个社会的价值缩影。”[14]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作为家庭的精神内核，不仅可以折射和反映社会风气，而且可以影响和改变社会风气。发扬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一方面，优秀的家风可以对家庭成员起到正面的督促规范作用，促使其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千千万万的家庭倡导并发扬好优秀家风，则会从整体上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另一方面，每个家庭中的成员作为社会人，需要在社会中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才能维持其生存发展。在与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受过良好家风文化熏陶的个体会在一言一行中将自己的个人素养表现出来，与其有社会联系的其他个体将会在不自觉中受其影响，循序渐进地提高个人素质，养成良好的习惯。相反，如果一个人常年累月受不良家风的影响，积重难返，不仅难以形成美好的个人品德，而且可能将自己不良的品性通过一言一行传递给其他人。所以，传承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不仅对个体来说受益终生，而且对改善社会环境和道德风气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三）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家风文化形式丰富多样，内容博大精深。无论是耳提面命的谆谆嘱托，还是提笔家书的殷殷希冀，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严规家训，都倾注着先人对其子孙后代的勉励与期望。从最早的《家风诗》到汉代孔臧的《庭训》再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从张之洞的《与子书》到李毓秀的《弟子规》再到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等，都积淀着家风文化厚重的文化底蕴。发扬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的道德根基。一方面，传统家风文化是中华传统美德和伟大民族精神的资源宝库。我国传统家风文化中囊括了忠孝节义、礼义廉耻、齐家守业、睦邻慕贤等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为后人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提供了基本遵循。同时，我国传统家风文化还是伟大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表达。叶梦得在其家训中勉励子女：“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故孝必贵于忠。忠敬不孝，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亲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15]岳飞从军抗金之前，其母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勉励他要心怀爱国报国之情。另一方面，传统家风文化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工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做出基本的价值要求，作为千百年来经久不衰的思想结晶，发扬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注重植根于传统家风文化这片沃土。
三、新时代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路径
如上所述，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个体道德人格的塑造、社会道德风气的形成、民族道德根基的筑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传承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家风文化，需要高校、家庭、社会及新媒体平台四位一体，共同努力。
（一）纳入高校教育体系，规范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路径
将优秀传统家风文化纳入当代高校教育体系之中，是弘扬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路径。高校应增设与传统家风文化相关的必修课和选修课，通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并辅之以现代多媒体技术，采用线上答疑与线下教学相补充的手段，创新教学模式，增强传统家风文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高校教师应充分发挥示范作用，努力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理论功底，为学生做好表率。同时积极倡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阅读《颜氏家训》《诫子书》《曾国藩家书》等优秀的家风文化作品，以考察、讨论的形式取代考试，注重启发和灌输相结合、主体性和主导性相统一，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感受传统家风文化，在生动有趣的实践活动中认同传统家风文化，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此外，高校可组织专家组将传统家风文化内容编写到教材中，使传统家风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教育体系，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科学性和思想性。最后，将传统家风文化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也是可行措施。比如：定期围绕“家风建设”的主题，举办学术论坛、开展文明评选活动。也可以通过诗朗诵、演讲、小品、文艺演出的形式深入浅出地传达传统家风文化的精神意蕴，增强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趣味性和多样性，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对传统家风文化在思想上自觉认同，在行为上自觉遵循，在信念上自觉守护。
（二）父母躬行身教，營造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氛围
家庭环境是我们成长的第一环境，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对于子女道德品质的塑造、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16]，只有将积极正面的“躬行”和“身教”真正落实到家庭教育中，才能帮助子女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促进每个家庭形成好家风。所谓“躬行”，既不是知而不行，也不是知行不一，而是父母努力提升自身的道德认知，并且把这种道德认知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的道德行动。所谓的“身教”，就是父母用自身的道德行动去引导感化子女，使其在潜移默化中效仿学习，形成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行为习惯。在现代社会，为人父母者应该自觉学习传承名人大家优秀的家风文化，并吸收其精髓以指导自身的行动。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亲子互动，使子女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和感染，自觉认同并养成传统家风文化中所传达的与人为善、注重孝悌、勤劳节俭、爱国忠诚等优秀品质。此外，传统家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性，因此，父母在吸收传统家风文化精髓的同时，还应立足时代语境，剔除传统家风文化中男尊女卑、家长独裁、封建专制等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内容，同时引导子女树立如公平正义、遵纪守法等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观念。
（三）整合社会资源，拓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视野
社会是个体自我发展的主要场所，也是家风文化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环境之一。传承发展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应当立足社会，充分整合方方面面的社会资源，拓宽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视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应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通过深入了解寻常百姓的家风文化，并传播其符合时代性的合理内容，以点带面，使普通家庭的优秀家风文化在全社会起到正面引导作用。社区、单位、团体等有关组织应积极开展与“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发展”内容相关的活动。比如：在社区举行“听爷爷奶奶聊家风”的主题活动，既可以使“90后”“80后”深入了解所谓的“家风文化”，同时通过彼此的交流沟通，可以缩小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沟，推动良好家风文化的形成。还可以通过定期放映有关家风文化题材的电影、纪录片等形式，增强传统家风文化对人民群众的传播力和感染力。此外，我们应“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7]。明确优秀传统家风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地气”工程的价值定位，加大传统家风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教育引导，创设有利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生活氛围和社会环境。使人民群众在传承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过程中，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立足全媒体时代，创新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方式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成熟，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平台应运而生，“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18]作为一把“双刃剑”，新媒体平台如果运用得好，就会造福人民;如果运用的不好，则会带来难以预测的危害。所以，作为强有力的现代传播载体，新媒体平台只有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主动承担起宣传发展传统家风文化的责任，才能真正发挥其正面引导作用。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新”的特点，创新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方式。比如：通过打造一批富有时代感的、涵盖传统家风文化内容的网站来向大众宣传优秀家风文化;利用微信平台，围绕“家风建设”的主题创建微信公众号，并定期推送历代文士大儒的优秀家风家训供读者订阅浏览;也可以建立关于“家风”话题的微博“超话社区”、微信群、QQ群等平台来实现线上广泛实时的讨论与交流。此外，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次应选择不同的传播载体。例如：针对幼儿，可以通过观看动画片的形式对其进行家风的启蒙教育;针对具有一定认知能力的青少年群体，可以向其推广有关“家风”题材的微电影、宣传片、小视频等;针对中年群体，可以利用下载量较高、受众较多的直播软件、微课、轻课等方式来传播家风文化;针对老年人，可以通过FM、家庭温情网剧等形式向他们普及家风文化。最后，各级政府及媒体平台的工作者，应立足全媒体时代，切实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增强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构建传统家风文化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在管好用好商业化、社会化的新媒体平台的同时，正确把握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关系。牢牢占领思想引领、文化传承、服务人民的传播制高点，营造风清气正的全媒体环境。总之，要努力创新传统家风文化传播的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用人民群众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的方式，讲好新时代中国家风故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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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9-03-18.
[1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106.
[18]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J].求是，2019（6）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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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深受儒家文化浸润和影响的传统医德具有美德伦理的特征，强调德性和义务。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医疗条件使传统医德的传承与创新面临诸多困境。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应立足于挖掘传统医德的文化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交流融通，并与时代特点、社会实践、文化自信相结合，保持传统医德的生命力，实现传统医德的现代转化。
[关键词] 传统医德;内涵;困境;创新发展
[基金项目] 2016年度江苏省教育厅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SJB710035）
[作者简介] 邹 苏（1978—），女，湖南祁东人，硕士，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医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医乃仁术的行业准则、不谋私利的道德品质、精于医道的科研精神以及谦和有礼的行医态度，这些构成了传统医德的基本内涵。自古以来形成的医学家行医实践的传统医德规范，面对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医疗条件，存在诸多困境。传统医德结合时代特点、社会实践、文化自信，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弘扬传统医德思想的时代价值，既是传统医德传承和创新的时代需要，也是新时代医德建设的现实需求。
一、传统医德的内涵
医学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深刻影响。“仁者爱人”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最推崇的基本原则，这一理念是建立在人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的逻辑之上，这也成为我国传统医德的思想源泉。“医乃仁术”便是儒家仁爱思想与医学本质的完美结合，强调良医是仁爱之心、高尚道德和精湛医术的高度统一。古代医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论述。晋代医家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明代医家龚廷贤在《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把“一存仁心”“博施济众”作为医者的根本品质。古代医家历来强调，欲救人学医则可，欲谋利而学医则不可。可见古代医家对仁爱的重视。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医生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大批知识分子在“医乃仁术”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仍然积极从医，为黎民百姓的医疗、保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围绕“医乃仁术”这一医德核心，传统医德还提倡廉洁行医、重义轻利的道德品质，“普同一等”、平等待患的价值理念，“大医精诚”“博极医源”的科研精神，谦和有礼的行医态度。传统医学对医德的重视程度之高，医德法典成文之早，论述涵盖面之广，在世界传统医学史上堪称之最[1]。
二、传统医德形成的思想基础
《周易·系辞传》中记载：“天地之大德曰生”，是指天地最大的美德，就是孕育出生命，并且承载、维持着生命的延续，这是天地化生万物的大德之仁，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对生命的礼赞。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士雄在评选《言医选评》时说：“医何以仁术称？仁即天之理，生之原，通物我于无间也。”在王士雄的观点中，“医乃仁术”的“仁”被进一步理解为“天之理”“生之原”，已經超越了仁心、人性的层面达到了本体的高度。清代医学家贾棠在为《景岳全书》作序时说：“原夫天地生物，以好生为心，……古之圣人，又以天地之心为己心，着为《素问》《难经》”。贾棠把创建医学的圣人之心看成是“以天地之心为心”。圣人生命与天地之道的契合说明天地之心是圣人之心的本源和依据，也说明博大精深的医学是天地生生之德的体现。因此，在古代医家的思想中，天地之心所指的生生之仁成为古代医学产生的最终根源，医学理应继承天地之仁的精神。“仁”也就成为古代医家不懈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传统医德一直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和影响，中国古代医家大多具有儒学思想的深厚根基。唐代名医孙思邈指出，作为医家“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诸事则不能默而识之。”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中也提出：“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医家十要》中说：“二通儒道，儒医世宝，道理贵明，群书当考。”这些都证明古代医家非常强调精通儒家思想是学医的基础和前提。
传统医德具有美德伦理的特征，强调德性和义务的特点，医疗行为的基础是医者内在的德性和自律，传统医德更多的体现在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自我规范方面。因此，在许多古代医家看来，“修身”、德性是学医和行医的重要前提，医者只有先具备仁心，才能行仁术。正如西晋哲学家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所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
三、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困境
医德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社会道德的一部分，是医疗卫生实践的产物，受到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文化关系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随着社会的变迁、医疗卫生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医德在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社会以德性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出现了动摇。传统医德的局限性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传统医德的传承和发展面临诸多困境，例如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念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医务人员利益意识的觉醒之间形成鲜明反差;新的医疗技术发展带来许多亟待解决的医学道德新课题，则是传统医德很少涉及的领域;现代医德所面临的诸如医疗资源分配、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问题，也是传统医德的盲点。传统医德与当前社会经济文化及医疗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存在一定差距，更不足以解决现代医学领域的所有道德问题。如果单纯地传承传统医德，则难以适应新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在新的医疗实践条件下，传统医德既要传承思想精髓，又要主动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才能焕发强劲的生机和活力。
四、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立足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2]的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广大医务人员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神圣使命、特殊价值和崇高境界，是对新时代医德内涵的深刻阐释。因此，新时代医德建设应立足于挖掘传统医德的文化基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传统医德的创新发展，这既是传统医德保持生命力的现实需要，也是树立医务工作者文化自信的根本遵循。
（一）以传统文化为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中国传统医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也为中国传统医德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传统医德的文化基因。“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最高道德标准;是贯穿我国传统医德思想的一条主线，也是古代医者必备的思想道德修养[3]。“医乃仁术”便是中国传统医德最直接的体现。
传统医德生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片沃土，充满人文关怀与理性光芒，是医疗行业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在新时代医德建设中，传承与创新传统医德的现代价值，是医务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积极肯定，更是发自内心深厚的文化自信[4]。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多方面的综合战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需要医德文化建设为其提供不可或缺的有力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医德文化的建设必须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医德文化建设，就是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加强对传统医德的价值认同，更好地挖掘和利用传统医德思想精华，充分发挥传统医德在社会理想、价值理念、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传统医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中国精神及社会主义道德观相结合，突出传统医德的时代内涵及现代精神。这无论是对传统医德自身的传承和创新，还是对推动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促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可谓意义深远[5]。
（三）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交流融通
现代医学职业精神是约束与规范医学这一行业实践的伦理道德与技术规范，充分体现了医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的主要内容有人道主义、利他主义的职业观念，敬畏生命、救死扶伤的职业目的，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的职业态度，这些都与传统医德思想的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存在思想上的一致。
然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重道轻器，以个体行医为主要模式的传统医学在传统社会不受重视，导致传统医学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严格意义上的职业精神。现代医学职业精神反映的是现代医学模式下西方医学的基本原则和职业操守，是整个医学界乃至全社会、全人类所倡导的职业准则、价值取向，它与传统医德提倡的以美德伦理为基础的个体自律有很大差别。
因此，在基本原则和道德规范等方面，传统医德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虽然具有共同之处，但在具体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随着现代医学职业化的发展，传统医德需要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相适应，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交流与融通，通过传承与创新发展，体现出自身的时代价值与应用价值。
五、传统医德的创新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经济环境、人们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医学为民众服务的组织形式、医学本身的系统构成等都在发生变化，传统医德在今天的医疗实践中，从时代、实践、文化等层面，对当今医学职业精神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结合时代特点，将德的自律与法的他律相融合
传统医德的基础是美德伦理，成为医者仁爱行医的道德律令，有效地调节传统社会的医患关系。然而，医者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参差不齐，在行医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医者都会坚守。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医者遇到很多困惑与难题时，单靠自觉自律去规范行为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现代医疗活动不仅需要医德的规范与约束，更需要医学法律的规范与约束。首先，医学法律可以弥补医德约束力的缺陷。医学道德中的救死扶伤、人道主义、尊重患者等原则，具有柔性的特点，而法律则使得这些原则更加具体、更具有操作性。其次，医学法律对医学道德具有导向和保障作用。新时代的医德建设，要将为社会所必需的医德规范上升为法律，運用国家强制力保证不同利益主体的行为不失范、不越轨，有了医学法律的保障，医学道德才能更好地发挥约束作用，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二）结合医疗实践，将基本内涵与价值拓展相融合
尊重生命的责任意识。古代医家都把“仁爱救人”作为医学的最高目标，医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无论生命价值如何都要一心赴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这一医德观念，至今仍激励着广大医务工作者。然而这种无条件的“普救含灵之苦”的医德观念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现代生命伦理观认为，人生的目的不仅要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要对社会承担责任，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人们对自身的价值更加关注，对脑死亡标准、安乐死等不再拒绝，而是在冷静思考中选择。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无法挽救生命时，还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这不仅影响稀缺卫生资源的合理分配，增加社会和家庭的负担，而且也增加患者本身的痛苦。因此，我们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既要一心赴救，又要强调生命价值的意义，树立生命神圣与生命价值相统一的观念。
义利平衡的价值意识。医疗、卫生事业是公益事业，医疗卫生部门属于非营利性单位，政府拨款有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疗卫生部门势必受价值规律作用影响，不可能长期处于亏本服务中。现今医务人员已改变了单纯依靠国家工资取得报酬的状况，个人收入多寡与医院经济效益相联系。因此，不能把职业道德和个人正当利益对立起来，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博施济众、不谋私利，另一方面又要肯定和尊重医务人员的合法利益，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断增加他们的合法收入。我们反对那种不顾患者利益，以不正当手段谋取个人私利的不道德行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精于醫术的敬业意识。医术与心术密切相关，也是医德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能看作单纯的技艺。时代在前进，医术也在发展。古代先贤虽然有很多贡献，但也有错误或不全面之处，这就需要今天的医务工作者既要继承先人的优秀经验，又不能泥古，只有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才能推动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才能还更多的人以健康。
（三）结合文化自信，将传统医德转化为职业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是医学职业精神培养的重要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讲仁爱、守诚信、重民本、崇正义这些丰富的价值理念、伦理精神，是涵养传统医德的重要思想源泉，也是医者在职业生涯中的“立职之本”，是医生职业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例如传统医德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大医精诚”的道德伦理以及“悬壶济世”的使命担当等，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价值观念和行为范式，它展现了古代中医名家治病救人、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是中医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6]。医学职业精神的提升离不开文化素养的提高，特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因此，在大力倡导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传统医德，不断强化医务工作者对优秀传统医德的认同，使医务工作者自觉地将优秀文化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质逐渐内化为职业精神，从而构建良好的医疗环境。
六、结语
传统医德将“人”作为出发点，强调了医学的“人性”，闪耀着儒家思想的光辉，推动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健康事业发展，对当代医务工作者的医疗行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现代医疗实践的背景下，传统医德需要与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相适应、与社会医疗相互协调，才能显示出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穿透力[7]。
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应该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有”“两相”“两创”方针，即对待传统文化要有区别地对待、批判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要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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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EB/OL].（2016-08-21）[2016-08-2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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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明霞.“继承”与“创新”——传统医德向现代医学职业精神的发展[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9（6）：571-573.
[4]侯艳.基于中医院校中国传统医德教育现状构建连续性大医德教育模式的研究：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例[D].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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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立方.传统医德在当代医德教育中的价值启示及实现路径[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8，32（4）：520-524+530.
Predicament and Way Out of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ZOU Su
（College of Marxism/College of Medical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Key words： traditional medical ethics; connotation; predicam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荣辱观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儒家道德传统和泰州学派向民间传播儒家思想的风格，是对于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和创新。八荣八耻荣之两分法划分道德与不道德的分水岭，也显现出道德评价的标准或尺度，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或有一定的偏重，但是根本标准应该是统一而明确的，而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在于个人“自耻”，即应该具有知耻的道德自觉。
[关键词]荣辱观 儒家道德传统 道德自觉
一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儒家的道德传统延绵不断成为维系社会道德风尚的思想资源，在儒家的伦理规范中，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最为根本，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规范。儒家的五常伦理观包含着许多合理的道德内容，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当儒学思想发展进入明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儒家民间化为主旨的学派：泰州学派。该派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伦理向民间、向大众传播，使儒家理论生活化、通俗化，为社会风俗的改善，为民间社会之稳定起了积极作用。儒家伦理本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可是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尤其经过汉儒和宋儒的诠释后，逐渐精致化以至成为一个社会的精英文化而与大众文化脱节，泰州学派的贡献就在于将精英的儒家文化通俗化，使之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使民众的社会生活有了可以安身立命的道德规范。将儒家理论化为民众的生活，其难度不在理论而在于“应用”，在于创造一种民众所能理解接受的“中层理论”，为此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提出了“百姓日用是道”、“不乐不是学”的中层理论。所谓“百姓日用是道”是指百姓在生活中的瞬间的当下心或曰“当下一念”是良心、是道德，故应该随顺良心而行，如此无不合乎伦理道德；所谓“不乐不是学”这里“学指道德修养，意谓道德修养与心情之流畅或愉快联系在一起而密不可分”。过去儒家伦理修养使人感到束缚觉得枯燥，经过泰州学派王艮的诠释或改造则一变而为一种自然的人人皆能为的愉快的事，一种人们乐于而为的事。如此一来，泰州一带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每当泰州学派讲学归来，则“歌声振乎林木，恍然有舞雩气象。”泰州学派以儒家民间化为宗旨，以通俗、自然、快乐为特点，将儒家的理论与民众生活联系在一起，既为儒家文化的传承找到了载体，又为民众生活提供了精神动力，为儒家道德理论向社会民众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尝试①。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家的创造和在民间的推广与应用，儒家伦理思想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道德，才为古代社会风气的维系和改善提供了保证。
应该承认，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思想，泰州学派民间化的理论特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具有永恒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当然由于儒家的“五常”规范和泰州学派的中层理论产生于封建时代，自然也带有一些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印记或封建糟粕，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既吸收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合理内涵和泰州学派向民间传播的简捷、通俗、明了之特点，又抛弃了其中的消极内容，诸如封建纲常之类，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荣八耻观又是对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道德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伦理学体系是由基本原则和具体规范所组成，社会主义伦理的基本原则有三：集体主义原则、人道主义原则、社会正义原则，而道德规范可分为公民道德、社会公德、交友道德、职业道德、家庭婚姻道德等。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里，道德规范是体现道德基本原则的，即具体的道德规范应该而实际也是从各个角度或方面体现这些基本原则的。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应该说是属于道德规范范畴之下而非原则范畴之下。具体而论，“八荣”是当代的道德规范，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具体表述；“八耻”则是危害道德规范，危害社会主义道德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需要指出，八荣八耻是从社会主义建设和道德实践中总结、归纳出的伦理规范，是对社会主义伦理论道德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主要为五热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科学、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而现在的“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四荣四耻”既承续了“五爱”的基本要求，又赋予其鲜明的时代内涵，生动地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四荣四耻”又体现了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社会效益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原则，强调了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公民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坚持了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是对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丰富、完善和发展。
总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于中国古代道德传统和当代道德规范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二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这种荣耻一一对应的提法，实际是划分道德与不道德的界线，也是区分社会成员是否具有道德的分水岭。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所系甚大。”②陆九渊说：“不善之不可为，非有所甚难知也。人亦未必不知，而甘于为不善而不之改者，是无耻也。夫人之患莫大乎无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③朱熹与陆九渊虽然属于不同流派，但是都认为有耻与无耻是人与禽兽区别之根本，当然也是分辨君子与小人的界线。从某种意义上看，这种两分的区别方法显示出了一个社会的道德评价尺度，凡在此尺度之上的即为君子乃至圣贤；而在尺度之下即为小人或禽兽。八荣八耻观就其内容讲当然不同于古代，但是它也显示出社会主义的道德尺度，凡是八荣者，即是道德尺度之上者，有道德的人；凡八耻者则为道德尺度之下者，不道德者。这一点必须明确而不可含糊。换言之，若是希望成为一位有道德的公民，应该以八荣为准则，自觉地将其落实到社会工作与社会生活之中；反之，则难于成为一位有道德的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社会价值体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多元化的趋势，诸如对于私有制和民营企业的讨论等，影响所及，在道德评价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在道德评价中评价之依据也产生了偏重：或是以动机来评价道德言行，认为动机好就是善，动机坏就是恶，认为行为善恶全在于动机是否合乎“义”；或是以行为结果来评价善恶，认为效果好就是善，效果坏就是恶，一切皆以效果来评价；或是从动机与结果动态相统一的角度来评价，认为动机事是主观而效果则为客观，道德行为就在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等等。对于历史人物海瑞的评价的分歧就是一例。传统的评价偏重动机，以为其人行事为人一生正气，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人物。而现在偏重效果评价的学者，则认为海瑞虽然为人正直但是为官多年，对于社会、民众贡献不大，是一万年草。诸如此类。笔者认为，在道德评价的依据上虽然以前或以后还会存在着这样的分歧，但是无论偏主观动机还是客观效果或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评价的根本尺度或评价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尤其在当代对于涉及道德言行的评价，应该有一个公认的客观的标准——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即八荣八耻为标准。这是确定而明确的。不然，道德评价就会出现混乱。例如在前一时期，社会上有人以团结互助、诚实守信为呆子，以违法乱纪为有本事；认骄奢淫逸为潇洒、为派头，以艰苦奋斗为寒酸等等，严重破坏了社会道德风尚，导致了越轨、违法行为不断而社会舆论导向不力。为此，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观，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确立了一个的评价标准或尺度，使社会道德评价有了客观的准则而人们的行为有了一个准绳，如此坚持下去，坚持多年，社会就将出现一个道德风尚蔚然成风的大好局面。
在八荣八耻观中，不仅知荣而且知耻，从某种意义上看知耻更重要。孔子说：：“行己有耻，不辱君命，可以为士矣。”④孟子也认为：“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⑤孔孟皆认为人不可无无耻之心，孟子并指出无耻之耻是最大的耻辱。当然，知耻重要在于自耻，也就使说，知耻是人应该有的道德自觉。由于人皆有羞愧之心，所以当然具有自知其耻之心。从一定意义上看，人只有自耻，才为知耻，故欲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首先应该厌恶上述那八种不道德的行为，并能时时反省自己，时时想及历史上的一切先烈英雄，就知道虽然小耻也足可羞，以自己言行不及英雄而可耻。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就是说，人应该自知其耻而后才能奋起改正，这样下去，虽然达不到圣贤境界，起码也可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注释：
①具体可参考拙著《泰州学派新论》，四川巴蜀书社２００５年版。
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③陆九渊：《陆象山全集》，中国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３９页。
④杨伯峻译注：《论语·子路》，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４０页。
⑤杨伯峻译注：《孟子·尽心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０２页。
责任编辑钟海连
[作者简介]季芳桐（１９５４—），男，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
刘永红（１９７６—），女，南昌大学医学院教师，小教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