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2006年4月4日至5日，全国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年会在无锡举行。本届年会由中国记协主办、无锡日报报业集团承办，会议主题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的创新与合作”。全国50余家新闻专业期刊和媒体研究所的70位负责人出席会议。中宣部新闻局研究处副处长张烨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李存厚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发言。经过两天研讨交流，与会同志就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推进创新与合作，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一、促进创新与合作是时代的要求和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
会议认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有规律可循，按照科学方法组织新闻报道，就能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5年，我国新闻宣传工作在打造正面舆论强势方面取得明显成效，这些成绩反映了新闻宣传工作在遵循规律创新发展方面的一些经验。一是把做大做强正面宣传作为提高正确舆论导向主导力的重要途径，更多地运用主题宣传、系列战役、典型报道和名牌栏目等多种形式，运用系列化、规模化、新颖化和精细化等有效方式组织重大宣传报道战役，切实把正面宣传理念落到实处。二是着力策划和打造一批名牌栏目，形成专栏化与品牌化的新闻宣传模式，通过《经典中国》、《时代先锋》、《永远的丰碑》等名牌栏目，增强新闻报道、正面宣传和典型人物报道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三是充分运用新型媒体拓展大众化多样化的宣传报道平台，一方面倾力打造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等媒体形态阵地，在这一领域培育一批可以承载主流媒体价值观和职业道德精神的新型媒体编辑记者。同时，在组织重大典型人物报道中注重分析社会心理，保证新闻传播效果；引导热点难点时，注重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供敏感新闻信息时，把握有选择和有层次的发布，始终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基调和主动权；通过法规制度建设实现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管理，逐步把工作中成熟的纪律要求提升到制度和法规的高度。总结和推动新闻宣传工作遵循新闻规律办事，是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时代的要求和新闻事业的发展，为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机构的创新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是新闻研究需求水平将日益提升，不同层次不同方面越来越看重新闻研究价值，决策层与管理层、社会与市场都会对新闻行业研究提出更高的需求；二是新闻研究组织程度将越来越高，新闻行业的研究机构将继续发展，非新闻媒体领域也会纷纷成立传媒信息研究机构，形成新闻行业研究机构与非媒体研究机构竞争互补的局面，传统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向思想库方向发展，研究队伍将扩大，知识结构将更趋合理；三是新闻研究竞争态势将有所变化，研究资源和研究领域的竞争加剧，更多高级研究人员将投身信息产品研究，研究成果与企业发展结合紧密；四是研究领域将明显扩大，新闻研究将发生结构性调整，新的研究领域和跨行业、跨领域、跨媒体、跨学科研究将日益发展扩大，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新闻产品市场空间、数字媒体技术影响等现实课题，需要传统新闻研究学者与技术学者、经济学者、管理学者、法律学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五是研究方法将发生变化，将有更多的人采取多学科方法开展协作研究、综合研究和总体研究；六是新闻研究运行方式将有所不同，重大研究课题将会更多地以合作研究或招标研究等方式运行，研究成果将会更多地以研究方案、咨询报告、口头咨询等形式体现；七是研究结构将发生演变，新闻期刊和新闻研究将由内部交流转向信息拓展，由经验载体转向对策载体，并会与专业网站在运行方式、传播影响以及拓展受众等方面实现某种程度的协同配合；八是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将发生变化，新闻研究成果评价体系将会更多倾向对策导向与市场导向，强调研究成果的对策价值和使用价值，采纳价值与购买价值将成为重要标准；九是新闻研究的约束条件将发生变化，财政型支持将向预算型支持发展，投入渠道由单一投入向多元化演变，管理模式由辅助工作向主体任务演变，效益核算管理研究项目将被广泛运用，研究成果评价标准将更多借鉴国际标准；十是新闻研究发展路径将产生变化，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多，多元研究主体出现，多种研究方法融合运用，新闻期刊和媒体研究机构会更加主动地协同运作，面对新的形势，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机构要始终坚持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新闻学术理论研究的新局面。
二、促进创新与合作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三贴近”原则
会议认为，新闻媒体的核心业务是生产新闻产品。推动新闻媒体业务创新，生产更多更好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产品，是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的使命所在，也是实现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创新与合作的目的所在。因此，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三贴近”的原则，努力做到贴近媒体新闻业务，贴近媒体工作实际，贴近媒体领导决策的需要，贴近编辑、记者的需求。要经常思考：我们登载的文章是否捕捉到新闻工作的热点问题?是否让媒体领导层和编辑记者都感到有用?是否让业内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和爱不释手，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和关心热爱新闻工作的读者的良师益友?我们的作风是否深入，是在办公室等稿出刊，靠电话约稿出版，还是深入到编辑、记者、领导之中去采访、组稿?我们研究机构是否对媒体管理发挥了参谋作用?是否经常推出对新闻界具有思想启发的学术成果?等等。要通过总结新闻媒体业务创新经验来推动新闻工作的创新与发展，在推动新闻工作创新、繁荣新闻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实现自身的创新与合作。为此，首先要以极大的热情和敏锐的眼光，用心捕捉新闻媒体的业务创新成就和创新经验，尽最大的努力推进这些创新成果的相互借鉴和广泛交流。其次，要关注和引导新闻媒体业务创新的热点和方向，关注和引导编辑、记者的采访作风和写作文风。第三，要在推动新闻媒体业务创新的同时，努力实现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所的工作创新。总之，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机构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三贴近”的原则，才能有更大的探索空间和发展空间，才能开展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才能在创新与合作方面大有作为。
三、促进创新与合作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寻求突破
会议认为，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机构要实现创新与合作，关键是要以发展为主题，以改革为动力，以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为重点，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新闻宣传工作的需求为目的，在深化改革、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与会同志着重从以下方面提出新闻专业期刊和新闻媒体研究机构深化改革的思路。一是要树立新闻专业期刊的权威性。注重期刊作品的针对性、理论性、科学性和实用性，选题及其成果要把握现实性和时效性，针对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力求从理论上解疑释惑。二是要顺应形势和适应市场。新闻专业期刊市场的大小决定于内容影。向的大小，新闻专业期刊应具有将学术化和市场化结合的探索意识和拓展方略，从创新内部体制机制人手，顺应形势发展和市场需求。三是报社的新闻研究机构要把推进报业创新为己任，以报纸办得好坏作为衡量尺度，为推进报业队伍建设和推出优秀新闻人才服务；要通过各种方法提高自主调研能力，学会借助科研院校、权威调研机构的力量，增强调研成果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要切实发挥报社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四是新闻专业期刊要把定位准确作为发展自己的基础，把提高办刊质量作为推动自我发展的动力。五是新闻媒体研究机构要扩大研究视野，专业研究队伍要吸收诸如传媒分析师等非传统意义的媒体研究人才。六是地方新闻专业期刊要结合地方实际打造地方特色，依靠创造性劳动改变办刊生态环境，堵塞有偿发稿道路，把新闻专业期刊真正办成公益性刊物。
新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课”;云技术;新闻传播;实践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教育部召开新时代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在梳理和总结中国教育40年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基础上，颁发了《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文件中明确提出了新时代大学本科教育“金课”建设的新理念。“金课”分为国家和地方两种类型，以“国家级1万门精品课程和省级1万门一流线上、线下精品课程建设”[1]为主要建设目标。在国家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全国高校一线教师率先投身于“金课”建设的教育事业，他们分别从教学方法、教学设计和教学实践3个方面展开了关于“金课”建设的研讨，呈现出探究视角和方法的多样性。北京大学教育技术博士生导师赵国栋教授研发的“PPT云课堂教学法”将云技术引入教学，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法做了很好的示范。华中师范大学徐敏教授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了以学习为中心的MAC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复旦大学顾俊、沈逸教授从教学实践的角度分别探究了思政课程的教学实例、互联网战略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这些“金课”建设使我们看到了教育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体现了教育工作者打造金牌课程的智慧和勇气，展现了大学教师教育观点的创新和使命担当。
一、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进入“人工智能+教育”时代，多种技术聚集一起，与教育向纵深加快融合。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教育教学的锐意改革，颠覆了几千年来延续使用的教学模式，也拓展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和范围，更促使教学形式和方法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慕课(MOOC)、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微课(Microlecture)、小规模在线课程(SPOC)等崭新的授课形式已成为当下大学普遍推广的教学模式。这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形式主要是将线下的实体课堂与线上的虚拟课堂两种教学形式相结合，教师运用互联网、多媒体、智能技术等先进技术，对两种课堂教学形式进行构思和设计，从而创建出具有新时代专业教育特色的金牌课程。
面对新闻传播教育和课程改革，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立峰说道：“一方面，这是一个‘技术决定论’的时代，因此新闻教育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需要适度地反‘技术决定论’的时代。坚守传统的新闻价值观点和责任意识，加强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法宝。”[2]这说明在技术时代新闻传播专业的线下课堂仍旧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应充分利用线下课堂的优势，改变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注重培养具有人文主义素养的专业人才。
线下课堂中教师应引入古希腊教育家柏拉图的面对面学习方式，以辩论、演讲、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与学生展开轻松而深入的交流与对话。比如，在对卢因守门人理论、李普曼舆论学、麦克卢汉媒介技术论等经典理论的解读中，教师可以针对西方学者的某个观点，对学生提出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启发和引导学生思考并探索事物的真理，从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的思维、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作出正確判断的人文素养。
东北师范大学终身荣誉教授何克抗曾指出：“美国从事信息技术教育的学者普遍认为，信息技术应用于教学主要是在课前与课后，包括资料查找及在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交流与合作。”[3]换言之，教师可以结合线上课堂教学，在课前和课后适当使用互联网的相关技术与学生定时互动，可以在课前将录好的速课和微课发布在云平台上，可以在平台上布置在线学习任务，让学生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并以各种形式发布，包括文章、电子书、图片或视频等一切可利用的学习资源，也可以鼓励学生以个人或集体小组的形式在线发布作业作品。这种线下课堂的形式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知识碎片化的学习特点，还体现了探究式、合作式和个性化的学习模式。“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在学科或者概念的理解上都不同……如果希望让所有的孩子在学业和生活上获得成功，就需要定制化或者个性化，以适应每个学生的独特学习需要。”[4]
可见，在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新闻传播的“金课”时，教师不仅要注重实体课堂教学方法的创新，着重培养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多种优秀的品质，还要对线下课堂进行独特新颖的设计，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增强教学形式和内容的视觉效果。教师采用不同于常规的创意教学设计，会使学习内容脱颖而出，满足不同群体的实际需要和心理需求，刺激和唤醒学生的感官系统，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为他们开启一场富有探索感和新鲜感的个性化学习之旅。
二、虚拟仿真“金课”
虚拟仿真课程是针对应用性和实用性较强的课程开设的实验实训性课程。目前，理工类课程因其专业特点，正在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而文科类课程刚开始尝试构建虚拟性实验课。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倪万指出：“人才培养应当充分利用校内已有的数据实验室、融媒体实验室等资源……形成可感化传播、虚拟仿真技术，配合课程体系……将虚拟仿真技术与新闻实践教学相结合，增强学生实战能力。”[5]
为培养媒体融合时代的卓越传媒人才，新闻传播专业利用已有实验室或新建的虚拟仿真实验室，积极构建了实验类的“金课”。在2018年入选的298个国家虚拟仿真实验项目中，新闻传播学专业的10个项目获批，包括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的灾难事件融合报道虚拟仿真实验、中国传媒大学的数字电视演播室技术、山东大学的基于多角色扮演的新闻发布交互式演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企业形象广告空间体验与传播策划VR实验等。通过对这些项目的考察和文献阅读，我们发现新闻传播专业的虚拟仿真“金课”建设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首先，在构建虚拟仿真课程时，教师应考虑选材和选题的独特性和时代感，选择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硬新闻”，好的题材会帮助学生看到世界的多个棱角，更好地体现新闻实践教学的意义和价值。比如2020年1月份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世界的人而言都是时刻关心的大事，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和生存空间。以疫情为选题，围绕新闻传播专业课程，教师能够构建出多门虚拟技术实验类课程，包括疫情新闻发布、疫情电视节目编辑与制作、疫情专题栏目、疫情影像制作等虚拟演练课。一种课程能够衍生出数十门虚拟仿真实验课，以新闻采访与报道课程为例，教师可以构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融合报道虚拟仿真实验课”，还可根据不同地域、区域和地方院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办学特色创建更多的疫情报道类虚拟实验课，如重灾区和国家一级防控响应区、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和浙江省疫情、欧美疫情(新闻传播专业+英语、法语等语言专业)、韩国和朝鲜疫情(新闻传播专业+韩语、朝鲜语)等。
其次，在结合虚拟技术与专业课程的过程中，教师要进行巧妙的构思和设计，以最大化地再现工作的环境和场景，使学生沉浸在近乎真实的环境中开展实践。以电视节目制作虚拟仿真课程构建为例，教师和学生一起对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天娱传媒等知名机构的岗位和招聘需求进行调研，模拟成立一个以教师为总经理、学生扮演聘任员工的“金麦”大学生传媒公司。结合本校的实验室情况，师生共同拟定实践方案，并结合“硬新闻”和“软新闻”的特点，确定所制作节目的风格和内容，如“我们的白衣天使”“好好在家待着”等。学生在对实验室已导入的节目样本进行观摩和演练之后，分成几个节目制作小组，每个团队在课程结束前必须上交一份节目制作的作品。教师合理恰当地安排人员的工作后，学生便开始虚拟操作流程，承担不同的实践工作任务，包括统筹规划节目制作的每个环节和前期的筹备工作、撰写剧本和后期字幕等文字工作、摄影和录像的拍摄工作、使用虚拟技术对影像进行后期混音和剪辑的工作等。新闻传播虚拟仿真“金课”不仅较真实地引入了电视台、传媒公司和广告公司的工作流程及其一些经典的作品，使学生能够提前体验到工作的状态，还给学生搭建了一个运用先进技术动手操练的平台，更展现出新闻传播教学形式的现代性和前沿性。
三、社会实践“金课”
社会实践课程是教育部要求高校积极建设的5种“金课”之一，分为两种类型：“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国情思政课和“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课。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国情思政课把教学的阵地放在乡村、山区和革命老区，通过对乡村田野的实地考察与体验，使青年学生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承和弘扬中国红色文化传统和革命精神，成为忠诚于党和国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国家栋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现退休)秦珪在《新闻评论和新闻教育》中指出：“现在要求传媒要‘走、转、改’(走基层、传作风、改文风)。这个要求很好，它也是老一辈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传统。如果传媒工作人员以及实习学生首先能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传媒的影响，对改变社会风气也是有好处的。”[6]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对党和国家的新闻舆论引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思政教育在新闻教育中是极其重要的。这门课的构建应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思想，使学生置身于国家山河，创作出一部部富有家国情怀的优秀新闻传播作品，他们怀着敬畏之心去探究古老的非遗文化，带着喜悦之情去寻找中国最美丽的乡村，运用文字和影像展现出中国独有的地域风貌和风土人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是将比赛和教学融为一体的双创型课程，是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一种全新尝试，也是创新带动创业的一种精神体现。正如卡伦在《创业简史：塑造世界的开拓者》一书中所说：“创造新牟利体系的过程以及这一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定会给社会带来广泛的、通常不可预见的影响。”[7]这里，“不可预见的影响”说明了实战的创新和创造行动对个体来说是推动他们全面发展和取得成功的动因，而对整个社会来说这个价值是巨大而珍贵的，甚至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和人类命运，这一点我们通过史鉴可以清楚得知。以创新创业大赛的项目为契机，新闻传播学科教育工作者需要肩负起艰巨而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新闻专业课程中融入互联网技术等各种技术，使用各种各样的全球最新的软件和设备，打造诸多一流的双创型课程，比如人工智能影像制作、微电影创作、微课设计与制作、广告设计与技术等竞赛项目，这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潜能和创造力，还可以提高他们的行动能力和创造能力，也可以使他们的专业水平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推动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事业蓬劲发展。
四、结语
伴随着中国高等本科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课”的建设已进入全面开展的新阶段，慕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微课、快课等多种教学形式在各大高校被广泛推广和实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和成绩，获得了师生的高度赞扬。新闻传播专业遵循“金课”的建立原则，充分发挥线下课堂和线上课堂的双重优势，使用全新的现代教育技术，为学生制定了富有个性的学习方案;结合虚拟仿真技术与专业课程，与多家著名传媒机构合作，开设了丰富多样的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注重思政教育的重要性，带领学生走进革命老区，用文字和图像记录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利用竞赛的激励机制，把“互联网+”技术与课程融合，创立了多种多样的“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从而构建出3种独具特色的新闻专业金牌课程。我们希望中国的“金课”彰显出东方独有的红色内涵，体现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在世界的顶级大学和学科中成为典范和榜样，为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开启全球“金课”建设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吴岩.建设中国“金课”[J].中国大学教育，2018(12)：4-9.
[2] 阎立峰.新闻传播教育中的“变”与“不变”[J].传媒，2014(14)：25-26.
[3] 王竹立.碎片与重构互联网思维重塑大教育[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45.
[4] 迈克尔·霍恩，希瑟·斯特克(美).混合式学习：用颠覆式创新推动教育革命[M].聂风华，徐铁英，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58.
[5] 倪万.全媒体人才培养中新媒體教学体系的建设[J].青年记者，2019(4)：59-61.
[6] 秦珪.新闻评论和新闻教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46.
[7] 翁昌寿.文化创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产与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20：40.
作者简介：魏锦(1979—)，男，辽宁锦州人，研究生，硕士，渤海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从事影像传播与教育研究。
新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一、东方今报阶段(XX年7月—XX年8月) 放假前，托人帮忙与东方今报胡杨副总联系好了实习岗位，一放假，我和新闻班的惠万里就到了今报热线部实习。今报的记者都很年轻，大家关系都好相处，带我的杨海霞记者和与我座位相临的孙旭阳记者对我特别好。 到那后，第一次出去采访是和一位做实习摄影的同学一起跟着杨文哲和摄影记者邱琦去做个车祸稿子。是一位农民开一奔马机动三轮卖菜，可对他们郑州市区是禁止进入的，当在一路口交警要将他们拦下时，农民可能心里一
1 慌，车子没控制住就把交警给撞飞了。我们接到线索时，也没有现场，受伤交警被拉往医院，农民正被带往交警队。我们就直接去了医院。到了医院，受伤交警正接受检查，一名女士扶着一名儿童(交警的女朋友和外甥)都在哭泣，哭声充满了惊恐。
第一次见到如此的场景，我吓呆了。哪里还会采访新闻当事人，就跟着他们乱转。等把交警安置住院，我们就离开了。离开时，杨记者问我“你怎么不采访啊?”我说“我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该怎么采访，他们在痛哭啊!”“这算什么啊，以后比这更惨烈的场面多的是!”他有点生气的对我说。接着邱老师也发话了，“你看看你们两个，一个不问一个不拍，以后还这样就不带你们出来了!”我们两个听了，都低着头。
杨海霞老师让我做的第一个稿子就是个大策划，是“重磅阅读”版上的，主题是探讨社会上出现的“啃老族”(就是子女长大了但养活不了自己，不但不赡养父母，反而倒吃父母的年轻一代)问题。她只把选题告诉我，让我去郑州的都市村庄里去采访寻找这样的案例，她也找案例并且采访有关专家。我就一个人到都市村庄里去找，以租房的名义，边谈房子边和房东老太太们聊他们的儿女，让我庆
2 幸的是，我去的每一家都算比较有典型意义，有新闻价值。就这样跑了三个都市村庄，第二天又去了两个街道办事处，问问他们年轻人有多少事业登记，及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就这样，光这一个事，跑了4天，写好稿子，等了一个周，稿子终究没有刊登。接着又做了黑龙江某地恢复婚检和大学生可以结婚规定的“重磅阅读”稿，我就一个人去河南财院、河南农业大学、郑州大学工学院等校园转悠，采访大学生对可以结婚的看法。碰巧遇到了一位来自武汉的大学生，因为他们学校就有一名女大学生结婚了，女孩出嫁当天也也经历了。这真是可遇不可求的没事。但等我回去，被杨老师一提问，才发现自己问的好不详细，许多细节都没有问到。稿子写好就刊登了，但没有署我的名。这个虽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还是可以接受的。与此同时，做了其他的一些小稿子。
后来得知我们那篇啃老族报道没有刊登是因为采访中心的领导与我们热线部主任工作思路不和，因为我们这个稿子部主任也参与了就以一些理由给拿下了。与此同时，他们刊登了一篇确实很烂的稿子，我很生气，就在内部论坛上发对刊登的这篇稿子的批评意见，讲了些这篇稿子从选题到采写的种种缺陷。后来，又因为一篇模仿杭州《都市快
3 报》风格的稿子被有象征意义的评为a稿而引起极大争议(大家争议的不是能否学习，而是应该如何去学习，不仅仅是只学到外在的形式)。该稿第一部分是群众来信，诉说了自己乘公交的痛苦经历，说司机态度如何如何不好。第二部分也是结尾仅用了100字左右的“记者核实”，说是核实只是打电话，问了问公交公司，公交公司说若有这样的事，我们一定严肃处理，但他却没有采访当事司机。但由于是所谓的都市快报风格就被评为了a稿。稿子刊登的第二天，一位女同志就来到报社要见记者。我才知道，公交公司有规定因负面事件只要见报，司机就被辞退。一篇小小的稿子，却使一名工人失业了。我又在内部论坛上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我就得到了应该承受的东西——部主任一连两次在办公室里传达上面的指示：实习生不准乱发帖子。又告诉我连在“西祠胡同河南媒体”里也不准我发帖子。我很恼火，不让我在内部论坛上发就算了，为什么外边的网站也不让我发，管制也太严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一到报社，就在内部论坛上发了一些对今报办报的一些建议和活动策划，受到了大家的好评。到的第7天就被采访中心的主任(属于报社领导级别)电话打到办公室给叫了过去“接见”，问了我哪个学校的毕业了没有
4 以后有什么打算如此等等，还鼓励说以后多提意见。回头看看，成也发帖，败也发帖!杨老师就私下对我讲，其实报社里也不是那么的简单，刚毕业以后别那么冲动了，有些时候哪怕你说的是对的，但你却妨碍了别人或损害了别人，那么你就会有麻烦的。以后做人要低调，工作要高调，不差于任何人。孙大哥(我是这样称呼他的)常在请我吃饭的时候给我讲些做人做事的道理。这些对我以后的影响是长远的。
后来上面又有规定说不让署实习生，只能署通讯员。这也是我不能接受的。这时，我见网上
有“苏中周刊招聘实习生，工资每月500，包住，有福利食堂。而周刊管理团队是由时代商报、现代快报、信息时报等中层领导加盟。”这些条件对我都是极大吸引力的，物质方面的不说，光广州三大报精英加盟，还有中国名记者徐祥也准备加盟，就吸引了我，我若可以去的话该能学到多少先进的报纸采编经验啊!但我还是小心的很，怕被骗，于是就上了“中国名记徐祥在线”找到他的信箱，给他发了信咨询情况，他说他不去了，但那里面都是他比较好的朋友，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的。我就投了简历，谁知 5 第二天他们就通知我8月15日到南京或扬州报到，我高兴的很。就向热线部主任和各位老师以及万里告
了别，只身南下了。走的时候，因为来的时候是告诉胡总要实习2到3个月的，可我呆了20天就要走，心里没有勇气去见他，给他发了个短信就匆匆地很不好意思到离开了东方今报。
实习小结：记者见证新闻事实时，头脑要冷，心肠要热，方能作好记录时代的职责。许多出现问题的新闻，都是因为我们违背了新闻传播的最基本原则，比如客观、公正、平衡等。做新闻，首先要学会做人，只有这样才是合格的新闻人。
二、八怪文化传播公司阶段(XX年8月—XX年11月) 8月14日，从商丘出发前，那边告诉要我去泰州，说是主编老家在那里，主编刚好在那办事。售票员居然不知道有泰州，告诉她那时胡总书记的老家，她很不好意思，但查后知道没有票。我就先到徐州，等车到凌晨2点才坐上开往泰州的火车。
15日上午11点到达泰州，后又随同主编夏先生和从北京来的副主编曲先生，到了兴化市的戴南镇。这个镇是不简
6 单，它是中国不锈钢名镇，不锈钢产量据说能占全国的1/3，全镇不锈钢企业达XX家之多，年产值100亿元。到了才知，我们就在这里上班!而一切都没有准备好，于是又和主编大人一起找房子租房子，装卸电脑，一忙就是半个月，整天就是购置家具，搬运东西。上班了才发现，这位夏主编就是中国名记徐祥先生!而所谓的“周刊管理团队是由时代商报、现代快报、信息时报等中层领导加盟”，指的就是他一个人(副主编是在时代商报做过编辑部主任，编辑部主任是现代快报来做兼职的，但他们二人不久就离去了。)，因为他确实是在这三家单位都做过。而福利食堂就是我们租的一处民房院落的厨房，当然还雇佣了一位伙食师傅。更让人受不了的是，说这半个月没上班，伙食费就不给大家要了，呵呵!倒挺大方的!就算是民工也不能只管饭吃啊!大家见面，都惊乎上当。但既来之则安之。人家有工作经验的、有已经毕业了的，都忍受了，我也只好忍受。其实他的采编技能确实了得，曾做出许多有影响的报道，但感觉由于性格原因，领导水平也确实不敢恭维。
上班了，要做所谓的江苏科技报新周刊，其实是私人出钱租用刊号而已。我们就开始从网上收集国内省内新闻，当
新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2、从“有机运动”到“有机规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视域下的新闻自由
3、基层新闻记者新闻敏感性提升策略探索
4、新闻评论中新闻事实的功用与核实
5、基层电视台新闻记者提高新闻采编能力的意义与途径
6、试析融合媒体环境下电视台新闻记者应如何做好新闻采访与编辑
7、数字时代新闻生产者的“后在场”及现场新闻重构
8、从解困新闻学视角看新闻报道和记者角色
9、浅析电视台新闻记者提高新闻采编能力的策略
10、媒介融合前景下的新闻传播变革与新闻教育改革
11、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新闻传播实务教学的全场景模式探索
12、浅谈网络新闻传播影响下的传统新闻编辑理念创新
13、新闻是事实的建构：探讨非虚构写作背景下新闻真实性的边界
14、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人的“思想磨刀石”
15、自媒体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冲击及影响探析
16、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与“新闻学概论”教学逻辑探究
17、网站新闻采编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新闻价值的嬗变
18、论新闻记者如何从平淡生活中抓出新闻
19、浅谈新形势下基层新闻工作者如何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20、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融入新时代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体系探析
21、关于自媒体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冲击及影响探讨
22、浅论新闻记者面对突发新闻事件做出的具体举措
23、新闻专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实践探索
24、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在舆论监督中的相关性分析
25、电视台新闻记者提高新闻采编能力方法研究
26、新闻伦理与新闻的建设性
27、好新闻是新闻背后的新闻
28、新闻要素及新闻要素对新闻工作作用的分析
29、论网络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编辑理念突破策略
30、省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浙江省古道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
31、论新闻传播学视域中的新闻策划在新闻报道中的地位
32、苏联新闻学及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与未来路径研究
33、学习恩格斯新闻思想做好新时代新闻工作
34、算法新闻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伦理困境
35、自媒体新闻传播对传统新闻传播的冲击影响探究
36、算法新闻分发平台对新闻业态的影响
37、《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手册》连载之二政府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
38、新媒体时代如何增强电视台新闻记者新闻采编能力
39、好新闻、大新闻与新闻价值的量化
40、新闻记者要具备新闻敏感和新闻工作责任感
41、设专人找新闻、画新闻、评新闻
42、新闻黑箱：智能化新闻生产与技术风险
4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建设性新闻发展探究
44、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创新：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新闻传播类学院的合作
45、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传播史论教学模式创新
46、“沉浸式新闻”传播模型和VR新闻结构模型分析
47、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９０周年暨中国新闻教育、新闻学研究９０周年学术研讨会举行
48、从央视数据新闻可视化看数据新闻人才培养
49、新媒体时代如何增强电视台新闻记者新闻采编能力分析
新闻专业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问：你很早就出国留学，是如何走上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道路的？
答：1986年，我公派到加拿大留學，无意中去了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重要院校——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到那里的第一学期，我旁听了西方批判传播学重要奠基者达拉斯·思迈斯（Dallas Smythe）的国际传播政治经济学本科生课。他曾任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为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公共利益”原则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然而，我去的第二年（1987年），里根主政下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把“公正准则”给废除了，说它不符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准则要求美国广播电视提供一定的公共事务报道，并在报道中对不同立场保持公正。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震撼，因为“公正准则”实际上是美国新闻报道的专业主义和客观性原则的很重要表达。在广播电视政策领域，这也是“公共利益”原则的具体表现之一，其核心是公众得到充分和公正信息的权利，要高于广播电视拥有者的产权，以及资本以作为公共资源的无线电波牟利的绝对自由。“公正准则”被废除，是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公众利益”让位于资本利益的症候。
部分受这一事件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主题是北美新闻客观性理论与实践。在我读博的前期，我和导师合作，在硕士论文基础上写成了《维系民主？新闻与客观性的政治》一书。在书中，我们提出，媒体的资本逻辑和民主逻辑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是一元一票，后者是一人一票。在北美，以客观性为核心的媒体专业主义的危机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的危机组成了一体两面的“双重危机”，而一个危机中的新闻客观性体制已无法承担起维系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大厦的重任了。正因如此，自由主义传媒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新闻自由、第四权力、新闻市场中的“消费者至上”等，其实都是“消耗殆尽了的意识形态”。[1]
问：你在中外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深耕多年，前面你也涉及了新闻专业主义问题。你是如何在中外媒体的不同语境下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答：1997年，我得到了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传播学助理教授职位，那个学校也是批判传播学重镇。[2]在那里的三年间，我开始从博士阶段研究的中国媒体改革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向聚焦中国电信和更广阔的信息产业的改革。正是在研究“三网融合”问题过程中，中国无处不在的革命遗产和社会主义经验刺激我重新研究中国的媒体和意识形态领域。
于是，我花了10年时间，在2008年出版了有关中国传播政治经济的第二本英文书，其中文版不久前以《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为名在台北出版。我在这部书中突出了重新言说社会主义的主题：第一，挥之不去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遗产;第二，有关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媒体和网络讨论、社会抗争与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关系。应该说，10多年后，这两个问题不仅依然相关，而且因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而变得更加尖锐了。
也正是在对中西方媒体的比较历史研究中，我发展了对“新闻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我不是抽象地反对新闻记者的专业精神，就像我没有抽象反对新闻客观性原则一样。专业精神有如工匠精神和敬业精神，各行各业都应如此;但一旦上升到“新闻专业主义”，就有了“至上”的意涵，成了一套意识形态，规范着新闻媒体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专业主义成为美国的主导性新闻理念，这一过程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背景。针对美国报业的垄断与集中的倾向、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讨论，以及新闻业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集团和资本利益的事实，专业主义一方面成了报业阻止政府管制的护身符，另一方面又成为自由主义媒体精英社会改良和中产阶级自我身份认同的基石。毕竟，哪家私人媒体公司会自愿接受国家管制，谁又愿意把自己定位为商业媒体中为资本服务的雇佣劳动者呢？更重要的是，美国专业主义新闻业的存在还基于一套有关社会基本价值的意识形态“共识”。
事实上，只有在意识形态“共识”被假定存在、论争有限的条件下，新闻记者从“客观”和超越政治派别的公共利益立场的报道才有可信度。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越战和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社会在二战以后出现的福利资本主义“共识”被挑战，新闻专业主义的“黄金期”也就过去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媒体产业结构和政治文化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当下的美国，伴随“事实”和“真相”的极度商业化，以及社会撕裂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希拉里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因自己的傲慢和缺乏反思性而失去制造“共识”的能力和信任。在这一的语境下，即使你提供更多的真相，那些被希拉里骂成“失败者”的选民们也不会选择相信的。这里涉及中国传统传播理念中的“心”与“思”的关系。针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双重危机”问题，解决的办法不是更多的真相和媒体专业主义，而是更多的实质性民主，让民众免于对自己生活没有控制和预期的恐惧。
回到中国新闻业的语境下，如果把新闻专业主义理解为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论中的那一整套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媒体权力关系和新闻规范，那它没有发展的制度空间是事实。实际上，这一套在民国时代就被争取过和尝试过了，但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新闻理想，早被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否定和扬弃了。在中共新闻史中，党性、专业性、群众性的关系问题，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有一套基本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了。当然，这个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作为一种受压制的理想，不断被提出来，其强调的显然不是工匠精神意义上的敬业，其针对的也不是媒体的市场化和商业主义所带来的问题。相反，它以媒体改革为契机，争取的是媒体和知识精英相对于政治权力的自主性，以及新意识形态霸权。20世纪90年代以后，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化在为专业主义理想的表达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因带来了新闻领域的腐败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偏颇而失去广泛的社会认同。
正如我在《中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商业化媒体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具体实践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当下，媒体专业主义倡导者的困境也很明显。一方面，传统媒体市场的萎缩、极端商业主义、新闻工作的“民工化”、自媒体甚至“机器人写作”已经侵蚀了媒体精英的专业主义经济和职业根基;另一方面，日益激烈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斗争、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干群之间的矛盾又使执政党不断强化媒体的党性原则和各种宣传纪律，并不断要求媒体人通过“走转改”等行动贯彻群众路线，以“人民的名义”从事新闻工作。
问：你会如何回应对以你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如下批评：“只批资本，不批权力”，以及你如何看待“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無意义”这样的说法？
答：第一，这里的“权力”一词特指国家权力，而有时“市场”一词又用来隐喻“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3]实际上，这可以说是一些学者按自己所假定的“国家对市场”或“国家对资本”二元论设置的一个稻草人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里，国家和资本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构建的两种权力，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和政策语境抽象地谈这个问题。
前文提及美国广播电视管制中曾经有过的“公正准则”，这是福利社会时代美国国家权力节制资本权力的一种表现。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国家权力越来越从属于资本的权力，所以，“公正准则”被抛弃，公共利益原则也边缘化了。在中国的语境下，面对跨国资本对中国网络的影响、私人资本在娱乐圈的呼风唤雨，我们为什么不能批判资本，要求国家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节制私人资本的社会传播权力呢？此外，对市场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偏向，批判传播学者也一直持批判的态度。换言之，由于批判学者大多是希望中国能在改革中发展与完善社会主义，在利用资本的同时节制资本，所以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他们被认为“不批权力，只批资本”并不奇怪。
第二， 我在2017年的一个演讲中阐述了对中共新闻理论中“正面宣传”原则的理解，这被看成是为制度辩护。我认为，这与“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和实践里，新闻媒体从来就不是媒体公司及其雇佣的专业记者的事，它本来就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还被称为是人民的事业。作为一个新闻理论原则，正面宣传不是不批评官员和具体政策，而是突出社会主义媒体的价值引领作用。
而“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新闻理论的另一叙述，其所假定的是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政治秩序内的媒体批评和正面宣传的关系。但是，放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语境下，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面对你死我活的国际政治斗争，面对阶级对立条件下的话语斗争，“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同样没有什么意义。西方媒体会对中国这样一个坚持社会主义宣称的国家保持又批评又赞美的平衡吗？面对那些旨在颠覆一个国家政权的声音，能期望其有赞美的动机吗？面对真实世界里的意识形态斗争，这种去政治化的说辞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实际上经不住推敲。在一个强势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需要强化用社会主义价值来引领舆论。这与“为专制辩护”和“为腐败官僚辩护”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我们有必要从学理层面把两者分开，并在具体的报道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正面引领和批判的关系上，还有一个历史的维度。资本主义是一个发展了500多年的制度了，它是一个守成的制度，它的核心价值是其意识形态机器几百年引领的结果，而且已经成了在国际上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中国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的历史，不仅内部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和挫折，而且一直处于资本主义强大的意识形态攻势之下。
在过去，我们往往片面强调美国媒体对政府的批评角色。实际上，对政府的批评只是美国媒体的一部分功能。竞选期间的政治广告是对制度合理性和体制优越性的最好宣传。对美国这样一个帝国式民主国家（imperial democracy）而言，外交更是内政的继续，对外宣传也是宣传。当我们把美国整个国家的对外传播与美国媒体的对内功能割裂开来，并拿美国私人媒体的部分功能来衡量中国的媒体功能时，我们已经陷入了美国国家的意识形态迷思，忘记了美国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
总之，媒体批评很重要，舆论监督不可缺，这毫无疑问。但是，不能抛开一个国家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和国内外意识形态斗争中的态势，抽象地谈媒体的批判和正面宣传问题。当美国统治阶层已经把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当美国媒体对中国充满偏见甚至敌意，当国内外势力利用各种新闻事件制造直指体制的负面舆论，甚至要用谣言颠覆政权的时候，“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样的言说，就不再是不言自明的常识。
问：你学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语境下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你是如何用它来构建中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呢？
答：我是在1994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开始对中国新闻传播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当时，中国媒体正处于1992年后的商业化大潮之中。周末版、珠江经济广播电台、东方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各种都市报纷纷登场，商业化大潮一浪接一浪。当时自由主义学者的假定是，中国媒体的商业化能带来其所想象的媒体民主化，而西方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倾向于简单地认为，中国走上了与全球资本主义接轨的不归路。
但是，我十分警惕这两种想象。原因有两点：第一，我在硕士阶段的研究和《维系民主？》一书中已经完成了破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新闻专业主义迷思的工作。这为我反观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以《媒体、市场与民主：党的路线和商业路线之间》为书名在美国出版。在这本书中，我指出，20世纪80年代新闻改革的一些理论有自由主义和技术精英主义的倾向，虽然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商业化带来媒体业的发展和活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社会表达的空间，但是，商业化和市场化并没有给工人与农民带来更多的表达机会，甚至还带来了腐败，例如“红包新闻”。正如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反思的那样，在当时的后冷战语境下，“民主对专制”的话语已取代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意识形态框架。有关中国媒体商业化和民主化关系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后冷战“民主对专制”框架中展开的。
第二，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当时所持的有关中国改革的“初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全面转型。到了国外，这一“初心”一方面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的强化，另一方面又使我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持的中国已经走向资本主义导向的改革认识保持一定的警觉。因此，我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学术主体性。我希望中国更民主，但我学术中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而是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在《媒体、市场与民主》中，我认同人民民主是一种更有大众视野的实质民主观。[4]作为《维系民主？》一书中对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立场的延续，在《媒体、市场与民主》的结论部分，我强调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言说。
总之，我呼唤的是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而不是市场化一路走到底，因为我在《维系民主？》中已经清楚表明，媒体商业化有反民主的倾向，而资本主义更不是出路和历史的终结点。这不是我不知“中西语境”的区别、盲目拾西方批判学者牙慧的结果，而是我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从中国革命的内部逻辑出发，不但认同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历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可能性的共产主义，而且直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更重要的是，我反对那种“西方已经吃饱了才要减肥，我们还饿着”的线性历史观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认为只有西方批判知识分子才配批判资本和谈社会主义，而谈中国社会主义不是不知“文化语境”，就是政治投机。
面对当下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有人提出了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些社会领域的去商业化，认为这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作为新闻传播学者，我认为这一领域的去商业化是前面这些社会领域去商业化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因为，新闻传播事关社会的精神生活、价值和方向，生活的意义，以及“什么才是好的生活”的定义。
如前所述，我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在今天中国传播业包括媒体本身已经市场化和资本化，也即成为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的时候，重新言说和探索社会主义是否还可能？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政治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具备相对独立性。早在2000年，我就与美国的一位资深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同事有过争论，认为中国与数字资本主义整合的过程不但还没有完成，而且充满了斗争。原因有二：
第一，官方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话语。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者，我相信这个话语本身是有力量或社会效用的。第二，一些老百姓还在用社会主义话语来抗争。当然，有些人对此也是视而不见，或者贬低人家没读过书。在一个国内的课堂上，我还碰到过一位博士生，当我说到一位底层报摊老大妈，用“这不是社会主义”来挑战侵害她利益的行为时，就说这个老大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没有读过书。我猜想，这位博士生的言下之意是这位老大妈没有读过自由主义经典吧。让我欣慰的是，当我离开校园坐上出租车，与司机谈起课上内容时，我得到了共鸣。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我不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官方的口号，而且它也是下层民众用以影响国家和规训市场，使二者服务于人民的日常实践。当然，理想的情况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能在一个比较开放的条件下，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语境中，通过竞争，赢得胜利，成为一种共识。但事实上，这个游戏是不平衡的，反社会主义的声音内外结合，形成了强大的跨国话语联盟和实际上的话语霸权。
问：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关系？
答：我做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学术话语体系。我自认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点我从来没有隐瞒过。在这点上，我对去年8月去世的埃及马克思主义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公开亮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勇气充满敬意。我不在乎别人说我的学术因为明显政治立场而“不客观”和“不专业”，这与我前面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分析是一致的。
作为一位海外华人社会主义学者，我一直关切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问题。建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国内语境是繁荣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促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实践。国际层面，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持续的农耕文明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和在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可能引发社会科学范式转变的“非常规”案例。从传播学的角度，这涉及整合不同的学术资源，包括中国传统知识中的传播智慧和民间文化、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和美国主流传播学影响的国内主流传播研究、受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影响的批判传播学术等。
我的学术对话对象不仅包括自由主义和各种技术决定主义的传播理论，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后学”框架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我希望通过反思这些学术资源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城市中心主义、白人种族主义以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建立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模式。我所创立的中加全球传播双硕士学位项目和我近年在故乡浙江缙云的学术实践是这一模式的尝试。
任何学术话语都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当下，中国还是处于引进国外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的过程中，可我们的实践早走在前面了。在新闻传播领域，前面我们谈到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当然还有西方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然而，这些都解释不了中国丰富的现实，更遑论指导中国当下的国际国内传播实践了。更令人窘迫的是，我们还有可能在国际话语场上陷入被动。
以软实力问题为例。2018年6月，我在美国开完一个国际会议之后，与一群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谈笑，说要写一篇文章，叫做“你也配姓赵？！”大家知道，软实力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这是美国精英内部的一个策略性说法，意在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中国把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中性概念，平移过来，也说建设软实力。几年前，我就在《文化纵横》上发过文章，认为国内对这个概念有误读和误用。重要的是，美国精英不干了！去年年初，美国民主基金会的学者发布的报告，实际上是以赵老太爷的口气，打了阿Q一个耳光，说，“你也配用‘软实力’这个词？！你们那是下三滥的‘锐实力’！”很快，英美主流媒体就开始宣传这个报告，奈自己也写文章炒作这个概念。因为我刚好姓赵，我说了这个后，大家笑成一团，觉的这个文章由我来写，特别有幽默效果。可是仔细想想美国政界、学界和媒体界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意识形态共识，我还真幽默不起来。
（作者单位：西門菲莎大学传播学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 我们还指出，苏联的失败不能证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探索的无效，而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反叛也给先前极为自满的自由主义政治和媒体精英们敲响了一个极为必要的警钟。
[2] 当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已经退休，我的位置是接替他的。
[3] 许多年前我在国内讲课的时候，也经常听到学生以此质问批判学者。近年来，学生们理论水平提高了，跨国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权力对媒体和传播业的影响也更昭然若揭了，这样的问题很少听到了。
[4] 我还引用了加拿大著名政治学者C.B.迈克菲森（C.B. McPherson）的民主理论，因为他承认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之外的第三世界民主观，也就是非自由主义的民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