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是由“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意见》所决定的。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面对重庆市自身的，我们把它叫做核心架构体系；一个是面向整个西部地区的，我们把它叫做依托架构体系。打造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除了要把重庆自身的工作做好以外，还要高度重视依托架构的建设。当前，要竭尽全力争取西三角经济圈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其思路是：大力推动尽快完成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制定。尽快完成并向中央提交西三角经济圈的论证报告。要争取“西三角经济圈”获得西部地区各省区，特别是四川、陕西、贵州等的肯定和支持。及时做好组织、技术、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从“西三角经济圈”长远发展考虑，建议将贵州省黔北地区纳入经济圈内。
关键词：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西部地区；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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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重庆建设成为我国内陆开放高地，是重庆市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以下简称“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做出的重要决策，是启动和推进以“重点地区的重点开发”为标志的新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而采取的重大举措，是重庆站在新的起点上，为把重庆建设成为21世纪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国际贸易大通道必须实现的阶段性目标。为促进这一决策的顺利实施和目标的尽快达致，笔者拟就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进行分析探讨。
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是由“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意见》所决定的。在“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意见》中，都特别突出了重庆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例如在“314”总体部署中，提出重庆要“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在《国务院意见》中，多次强调重庆“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要求重庆“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与此相适应，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应该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面对重庆市自身的，我们把它叫做核心架构体系；一个是面向整个西部地区的，我们把它叫做依托架构体系。这两个架构从内到外，由高到低，形成一个体系比较完整、功能比较齐备的真正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极的概念。按照增长极空间组织理论的观点，考虑到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所替代。
一、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核心架构
建设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首先需要搭建起属于重庆自身的核心架构体系。这是重庆之所以能够成为“高地”的必要支撑。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架构，包括有多个层级，例如区县各个工业园区、五大支柱产业体系、国家级市场体系等等，但其核心架构主要由北部新区、保税港区和“两江新区”组成。这三个区作为重庆内陆开放高地的主要标志和象征，在功能上发挥不同作用，在西部地区形成一个对内对外开放、产业集聚辐射、物流通关、对内对外市场拓展的制高点。
1、北部新区。
北部新区，是在原来国家级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础上在重庆北部地区拓展而成的，拥有管辖面积73平方公里，包括石桥铺高科技开发园、二郎科技新城和北部新区高新园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作为重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目前高新区内已注册科技企业近4000余家，其中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200家，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三资”企业300余家，已孵化培育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建成了重庆生物生化制药技术开发园、软件园、出国留学人员创業园等专业园区，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四大主导产业。经过10多年开发建设，北部新区已成为重庆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地，对外开放的窗口，技术创新的示范区，培育科技企业家、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的学校。截至2008年底，北部新区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984户，合同外资27亿美元，世界500强在北部新区投资的企业(项目)已达34个，占全市三分之一，已入驻的知名企业包括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康师傅、长安福特马自达、格力电器等国际国内知名品牌。2008年全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市16％，居主城各区之首，其中外资企业完成80％，高出全市近10个百分点北部新区已然成为重庆市最具活力的地区。
北部新区拥有中国西部唯一的集水运、航空、公路、铁路于一体的立体交通运输网络。驱车30分钟即可到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北部新区紧邻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中国西部最大的港口寸滩港，年吞吐能力将达70万标箱；重庆北火车站就坐落在区内，是中国西部地区铁路枢纽的重要节点。8条连通全国的高速公路在北部新区交汇。
今年2月，《国务院意见》明确提出：“设立重庆北部新区内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制造及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支持北部新区在土地、财税、金融、投资、外经外贸、科技创新、管理体制等领域先行先试。继续发挥北部新区内各类国家级园区的特色和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一区多园、良性互动、错位发展的格局。”
北部新区拥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策和西部大开发、三峡库区建设的优惠政策，以及重庆市政府给予的特殊优惠政策，可谓重庆乃至西部招商引资在优惠政策上的聚集地。
2、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国务院以国函[2008]100号文件日前正式批复同意设立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由寸滩港、江北国际机场和出口加工区三部分构成，采取“水港+空港”的模式，组建一个“一区双功能”的内陆型保税港区。
保税港区规划控制面积8，37平方公里，分水港和空港两个功能区。其中，水港功能区面积6.00平方公里，涵盖长江中上游重要港口——寸滩港及其周边主要交通枢纽。空港功能区面积2.37平方公里，其范围覆盖了重庆江北机场和附近的出口加工区。
除水港及空港功能区外，还将根据发展情况，适时建立铁路保税功能区。目前划定的保税港区与重庆新建的龙头寺火车站近在咫尺，一旦规划中的铁路网络搭建完成，铁路保税功能区指日可待。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设立，将大力推动重庆和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西部内陆省市
的物流成本将大幅度降低。重庆保税港区不但将吸引西南地区，而且将吸引西北地区外贸货物到重庆经长江水运出口，从而带动和推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讲，重庆保税港区将推动西部快速发展。
3、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总面积约960平方公里，除了包含现有的北部新区之外，还将包括江北区大佛寺大桥以东的寸滩、鱼嘴、复盛等地，以及渝北两路组团和龙兴镇、石船、木耳、古路四镇，以及北碚蔡家组团和水土、复兴两镇。
在重庆设立两江新区就是指在划定区域范围内，实行开放引领、开发与开放紧密结合，政策先行先试的特定经济区域。在两江新区内建立适合西部内陆地区特点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探索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新模式，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区域。
重庆对两江新区的战略定位是：西部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长江上游地区现代商贸物流中心、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内陆国际贸易大通道和出口商品加工基地、长江上游的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
关于两江新区的管理模式，有人建议不增加新的管理层级，实行精简、高效的扁平管理模式。具体来说，由核心区和拓展区两部分组成，其中核心区包括经开区、高新区及出口加工区，由北部新区管委会管理。拓展区则分属不同街镇，仍由原来的行政区管理。而对两江新区的业务指导，可由商务部牵头，与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组成部际联席会议，直接进行指导。
重庆两江新区的设立，将赋予重庆更大的金融制度改革的自主权，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方面给予两江新区财税支持，支持两江新区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支持两江新区以科技创新促进产业发展，支持两江新区建立高效、灵活的管理体制。
两江新区的设立，将极大地增强重庆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政策优势，极大地提升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在整个西部，乃至在全国各个增长极中的地位，有效提升高地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二、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依托架构
建设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除了需要搭建起属于重庆自身的核心架构体系外，还必须搭建起面向面向整个西部地区的依托架构。这是确保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真正能够在西部地区发挥作用的平台和载体，是重庆经济高地与西部在经济上的桥梁与纽带。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依托架构，包括重庆与西部各省区的各种联系平台、城市合作协作体系、资源市场横向联系渠道、上下产业链联结网络架构等，但最重要的架构当属于成渝经济带和拟构建打造的西三角经济圈。这一带一圈就是一个支撑和基础，使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能够真正耸立于西部地区，有利于充分发挥高地的聚集、辐射、带动、促进的作用。
1、依托架构有利于放大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聚集效应。
作为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首要的职能就是能够形成巨大的聚集效应，最大限度地吸引来自于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国内外的资源、资金、技术、人才、品牌和企业进入，形成超强的经济实力和创新能力。而成渝经济带和西三角经济圈将会在放大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聚集效应上发挥积极、重要的作用。
成渝经济带，又称成渝经济区，是经过专家学者多年论证，并得到国家和社会认可、肯定的一个比较成熟的区域性经济合作区。这个经济带集中了重庆市和四川省相对发达的城市群，彼此间的合作及其合作机制已经大体成型，其经济的关联性较强，能够较好地实现互动与协作。作为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依托架构，实际上起到了一级放大器的作用，产生一种类似于经济学中的“蝴蝶效应”，通过重庆“三区”的发力，在成渝经济带形成更大的规模，产生更强的磁场吸附力，使之更深入地延伸到长江上游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
拟构建的西三角经济圈，不但包含成渝经济带的全部内核，而且还历史性地将以西安为核心的关中城市群也纳入其中，这样西三角经济圈就涵盖到了整个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这样，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就有了第二级放大器：重庆原本不是很强的吸引力，通过一带一圈的整合和聚集，能够有效地扩大规模、增加容量、提升档次、拓宽渠道，形成新的、跨区域的巨大磁场，从而放大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聚集效应。
2、依托架构有利于拓宽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辐射范围。
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要想将其影响力辐射到整个西部地区，需要通过成渝经济带和西三角圈的逐级传递而达至。分析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发现，虽然经过十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各省区市普遍得到很大发展，但这种发展总的来看，是一种低水平的发展，普遍状况是城市较好，农村较差；大城市较好，中小城镇较差。受交通、经济差异度等因素的制约，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与广大西部地区之间的联系存在诸多盲区，需要通过中间层次进行承接和传递，才能够使二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个中间层次，就是成渝经济带和西三角经济圈。如果没有成渝经济带和西三角经济圈作为依托和纽带，重庆就是一个空中楼阁，要想将影响力辐射到整个西部地区是很难办到的。
3、依托架构有利于增強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带动能力。
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可能是直接点对点的，而是间接的、通过产业企业集群、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市场层级分工、共建共享合作机制等，分层逐级传递的。例如重庆的汽摩产业，可以通过成渝经济带和西三角经济圈，形成相对紧密的西部发达地区汽摩产业集群，推动西部相对发达地区汽摩产业的发展，而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则通过与汽摩产业集群形成更深入的配套合作关系，促进和推动西部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类似地，资金、技术、人才等也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有效地逐级传递到其他地区，带动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4、依托架构有利于提升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品牌价值。
依托架构之所以有利于提升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品牌价值，主要在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从组织构成上确保了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合法性)存在。不管是中央的意图还是重庆自己的决定，建设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目标都需要得到西部地区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协作配合才能够得以实现。成渝经济带和西三角经济圈可以从实体、体制机制上加强西部地区的联系，构筑起多方交流交往的平台，高地共建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从法理上获得西部地区的认可和支持，可以大幅降低行政区划不同而带来的建设成本。第二，为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建设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成渝经济区和西三角经济圈是西部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城市群集中区，各个城市群互有优势，产业互补、协作性较
强，能源、资源丰富，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好。在这样的基础上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起点高、实力强、发展速度快。
三、打造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依托架构的思路
建设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需要打造与此相应的两个架构。目前由于核心架构是属于重庆市内自己的事情，重庆市对此已经做出了相应的部署、规划和安排，因此本文重点探索打造重庆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依托架构的思路。
1、大力推动尽快完成成渝经济区规划的制定。
在西三角经济圈还没有得到国家确认以前，应该大力促进成渝经济区的制定。目前国家发改委已经承诺并正在制定成渝经济区的规划，现在的工作任务是要联合四川省，共同促进这一工作的完成。即使西三角经济圈获得国家的认可，要把它落实，并争取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是一项难度比较大的工作，此期间不能留有空白，必须充分发挥成渝经济区的作用。到最后，如果西三角经济圈进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渝经济区也能够发挥铺垫、借鉴的作用，甚至在局部仍然具有实用的价值。因此，决不能因为我们提出了西三角经济圈的概念就不管成渝经济区的规划和发展了。步步为营，是建立依托架构的核心。
2、尽快完成并向中央提交西三角经济圈的论证报告。
目前重庆市提出了打造西三角经济圈的建议，并且已经初步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肯定。接下来的工作应该是尽快向中央上报论证报告。论证报告的内容很多，但主线应突出和强调“西三角经济圈”的国家战略性质，这是极其重要的。当前，全国许多地方都在争相建立有特色、有支撑的经济区，例如大武汉中部经济圈、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东北经济区等等，并且都希望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要想在全国各经济区中脱颖而出，除了要有实力、有总量、有特色以外，一定要有独一无二的“杀手锏”。而“西三角经济圈”的杀手锏就是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重庆战略这两个重要法宝。西部大开发是国家在20世纪末做出的我国面向21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而重庆的改革发展则通过胡锦涛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和《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其上升至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这两个国家战略都需要“西三角经济圈”作为实施的平台和载体。特别是重庆构建内陆型经济高地需要“西三角经济圈”作为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10条38项意见需要通过“西三角经济圈”得到落实。总之，要让论证报告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成为获得国家认可的重要依据。
3、要争取“西三角经济圈”获得西部地区各省区，特别是四川、陕西、贵州等的肯定和支持。
获得西部地区各省区，特别是四川、陕西、贵州等的肯定和支持，是争取“西三角经济圈”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民意基础。为此，市委市府领导层有必要广泛、频繁地与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领导层进行互动，交换意见，争取赢得川陕黔各省党委政府的认同和参与，争取其他地区的配合和支持。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够与川陕黔等省达成共建共享合作意向，形成备忘录；与“西三角经济圈”所在城市，特别是成都市、西安市签署城市协作纲要(备忘录与协作纲要可以作为附件放入论证报告中)。市级各部门可以与其他地区进行对口流通、交流，了解彼此的观点意见、探讨未来发展的框架和思路；市委党校、市社会科学院、市综合经济研究院、高等院校等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单位则要广泛开展对“西三角经济圈”的理论研究，加强与西部地区，特别是川陕黔等省市的理论研讨活动和论证分析，交锋观点，创新思维，争取在理论界达成共识。宣传部门、各种媒体、报刊等则需要加大对打造“西三角经济圈”的宣传报道，做好舆论宣传工作，营造有利于促进和推动“西三角经济圈”形成的良好氛围。进而影响和感染其他地区的参与。
4、及时做好组织、技术、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
是否建立“西三角经济圈”，并争取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对于重庆今后的改革发展、对于贯彻胡总书记314总体部署、对于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对于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庆市必须要有只能成功、不容失败的信心和决心，采取措施，尽快做好相关的组织、技術和规划的前期准备工作，保证工作做到万无一失。组织准备工作，是指需要专门成立一个由市领导亲自挂帅、市发改委具体承办的“西三角经济圈”筹划办公室，负责“西三角经济圈”的组织、公关、协调和督办工作。办公室下设若干专门小组，负责专项事务工作。技术准备工作，是指为“西三角经济圈”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争取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所需要完成的全部技术、业务和论证工作。这部分工作可以由发改委牵头，抽调市里有关部委职能部门人员、有关研究院所专家学者来完成。规划准备工作，是指必须预先对“西三角经济圈”进行规划。“西三角经济圈”不是重庆一个市能够规划得了的，但是本倡议是由重庆市率先提出来的，因此，重庆需要发挥领头的作用，预先制订一个规划草案出来，提供给国家有关部门参考。
5、从“西三角经济圈”长远发展考虑，建议将贵州省黔北地区纳入经济圈内。
贵州省黔北地区拥有丰富的煤炭等矿产资源，并且区位靠近重庆、四川，其经济多与两地保持天然、密切的联系。将黔北地区纳入“西三角经济圈”，有利于赢得贵州省的拥护和支持，并将大大增加“西三角经济圈”的资源储量，增强“西三角经济圈”的内生动力。
责任编辑：王明禄
三角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作为桂林市正在建设发展中的新城区，面对泛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合作这一难得机遇。雁山区既要充分发挥自身土地资源、旅游资源丰富和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聚集等优势。更要客观审视自身积累能力低、发展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把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列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抢抓机遇，强化全方位区域合作和对外开放，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雁山新区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贯彻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大举措。正如张德江同志指出的那样：以珠江水系为纽带，山水相联，人缘相系，经济联系密切的省区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形成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关系，成为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必然选择。那么，什么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何意义，雁山区又应从哪些方面着力，才能参与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合作，并在合作中获得发展，现就此谈点粗浅看法。
一
所谓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包括珠江流域及周边的广东、广西、湖南、福建、江西、海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自治区，再加上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经济区域，简称9+2。
泛珠三角是一个经济圈。所谓经济圈，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虚拟”范畴，是经济触角所延伸的由经济联系密切程度所决定的经济势力范围。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经济圈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三大经济圈内部如何加强互动、相互间如何竞合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区域合作比区域竞争更重要，合作的根本目的在于整合资源，取得共赢。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l，5、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3强，GDP占1/3。“9+2”既有地缘优势，又有合作基础，应通过区域合作来拓展市场，优化产业布局，使区域合作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二
(一)广西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广西提出参与并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潮流日益深化，经济发展要求广西加快融入上述两大潮流之中。近些年来，广西从国家整体战略和区位优势出发，提出并不断深化以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重点，构建由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成的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战略构想。广西要实现这一战略构想，必须以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平台，通过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合作，丰富和充实广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内涵，加快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建设、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成的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区建设。实践证明，自2004年6月3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正式签署以来，通过合作，不仅为广西构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南宁一新加坡经济走廊、大湄公河次区域构成的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带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也带来了先进发达省区雄厚的资金、技术及人才资源。
(二)雁山区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也具有重大的实现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雁山区是1996年底经原桂林市委、市政府报国务院批准，对原桂林市郊区行政区域进行重新区划后更名成立的新城区。当前。雁山区正在按桂林市委、市政府“建设新区、疏解老城，组团发展、再造一个新桂林”和建设“科教文化旅游休闲”南部新城区的战略部署，在提出建新城、兴工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进一步加快以雁山新城为重点的新区建设。无论是建新区、兴工业，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引进大批项目、技术和人才。雁山区作为一个发展基础薄弱、自身积累低、区域经济发展缺乏产业集群带动的新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加快新区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步伐，靠本身的力量显然不够。
泛珠三角地区很多省区、特别是广东、福建、香港和澳门在国内甚至在世界都处于发展的前列，都既有着丰富的发展经验、崭新的发展理念，又有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大批资金、技术和人才，且在率先发展、扩张发展的过程中，有一大批资金、技术、项目必须向外转移，以腾出发展空间。不断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积极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之中，从战略的意义上看，它将促使雁山区把新区开发建设和产业、资源等要素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实现优化配置和优势互补，这将对雁山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加快雁山区建新城、兴工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步伐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为泛珠三角地区产业的转移、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从现实的意义上看，它至少为雁山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创造了三个方面的机遇：
一是对外开放的机遇。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积极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其中的粤港澳闽地区给雁山区带来了扩大对外开放的机遇，有利雁山区实施“借船出海”、借力发展战略，加快推进雁山新城建设和辖区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一方面，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和合作，积极主动融入泛珠合作之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使雁山区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搭上新一轮的发展快车道。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闽是我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在三十年对外开放的历程中，与国际的接触十分广泛，拥有丰富的对外开放经验和崭新的发展理念，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积极融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雁山区结合抢抓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谋求更好、更快发展。另一方面，雁山区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和新区建设步伐，只有内外并举，在充分配置、运用好本地资金、技术、项目、人才的同时，抢抓机遇，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和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力度，使先进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项目、人才源源不断涌入，才能更好地满足本身经济发展和新区建设的需要。粤港澳闽作为雁山区加快发展的资金、项目、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地，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不但有利于雁山区接收先进发达地区的资金、项目、技术以及发展的辐射，而且也有利于雁山区主动、从优、从快承接泛珠三角先进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而转出的部分产业，加快二、三产业发展。实践上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近些年来，雁山区结合新城建设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工作，不断加大对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闽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先后引进了一大批项目和资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是农业产业化的机遇。雁山区虽然是一个农业型城区，但农业规模化、产业化生产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其中重要的原
因在于辖区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农产品竞争力低、市场空间狭小。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积极融入泛珠合作之中，有利于雁山区进一步拓展市场，充分发挥在农业领域的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农业、生态农业、创汇农业、绿色农业、加快产业带建设，形成专业化、区域化的生产布局。
三是旅游资源开发的机遇。雁山区作为桂林旅游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旅游资源亟待挖掘、开发、包装、整合、推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有利于以崭新的理念和市场经济头脑，加强与泛珠三角区域省区在旅游规划和资源开发方面的协调和衔接，整合以愚自乐园、冠岩景区为龙头的旅游资源，加快以桂阳公路沿线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带建设步伐，努力使雁山区成为泛珠三角区域的旅游休闲基地。
三
雁山区的崛起，离不开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融入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圈，有利于雁山区和其他地区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这无疑给雁山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雁山区要抓住机遇，实现进一步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区域合作并在合作中获得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着力做好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
(一)彻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进一步推进与泛珠三角区域的联系与合作。既然思维意识对客观存在具有能动作用。那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积极融入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圈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的意识不仅能反映客观世界，并且能创造客观世界”。
(二)认真结合新区建设特别是雁山新城建设，切实做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工作。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地区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近些年来已出现了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要求，这对雁山区是一个机遇，也是雁山区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联系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但机遇归机遇，毕竟产业转移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是转移方与接纳方的共同选择；而且许多后发达地区对于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工作都十分重视。竞争也很激烈，如何在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获得承接发展前景好的产业转移机会，就雁山区来说，当前重要的是要结合新区建设，充分发挥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价格等优势，认真规划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园区，规划建设好产业转移的载体。一方面，要从推进工业化进程，壮大区域总体经济实力的要求出发，加快、扩大奇峰创业园、雁山创意产业园等工业园区建设；另一方面，要从推进城镇化进程、服务好高校教育园区的要求出发，加快雁山新城以商贸服务物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布局的规划建设。
(三)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一是认真做好招商引资项目前期的准备工作。发达地区之所以经济繁荣，关键之一，在于他们注重项目库建设，手中随时都有一批项目可以推出。雁山区作为一个后发展地区，要想在与泛珠三角地区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取得招商引资的新突破，首先必须注重项目建设，使自己拥有内容充实的项目库。二是必须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推动作用。应该指出，党委、政府推动，是强调招商引资工作的整体推进，是有重点、有特色的推进。三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对泛珠三角区域的招商引资工作与对其它发达地区、其它经济合作圈招商引资工作的关系，加大聚合经济的后发能量。四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宣传力度，是使外界充分了解自己的重要手段，也是一个地方扩大开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体现之一。当前，像雁山区这样的后发展地区的投资价值，并不是已经完全被国外大财团、大公司所了解、所认识；不了解、不认识，就不会进行投资。能否敢于科学地宣传自己，推销自己。是决定招商引资能否取得新突破、新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筑好巢，引好凤的同时，也要大胆走出去，推销自己。
(四)要充分发挥辖区高校、科研单位聚集的优势，实施高校科研推动战略。无论是泛珠地区还是长三角地区或是其它发达地区的产业升级转移，其本身也存在一个追求在其转移的过程中获得进一步发展、以充分获取投资回报的要求。雁山区辖区聚集一批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这对于企业利用科研实现投资回报最大化有极大吸引力，有利于吸引先发展地区的转移产业落户雁山区。
(五)认真挖掘辖区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实施文化驱动战略。泛珠三角区域在形式上是经济圈，但其本质却是文化圈，是以文化为纽带的经济协作区域。雁山区现有国家4A景区2个。有当今世界最大的雕塑主题公园——愚自乐园、岭南第一园——西林公园和素有华南植物宝库之称的中科院桂林植物园，以及古桂柳运河、相思江等颇含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雁山区要按桂林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科技文化旅游休闲的南部新城区的功能定位，以文化为品牌，进一步在发掘丰富文化内涵上下功夫，在促进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上下功夫，在创新人文精神上下功夫，整合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大力推动以桂阳公路为重点的文化产业带的建设与发展。
(六)切实加强泛珠江三角区域农产品生产流通合作。泛珠地区农业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产业素质的差别大，区域间农业产业链的互补性强。在泛珠经济合作圈的省区中，广东、福建是农产品需求大省和农产品深加工和农产品流通的强省，粤港澳是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大买家和超级服务商，这使雁山区的农业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要切实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特别是粤港澳闽的农业品生产流通合作。一要大力推动区域内农产品流通公共信息平台建设。要以农产品流通信息平台为依托，着力构建可提供农产品实时价格信息、农产品物流信息、农产品电子商务、农业政策、农产品展示等综合服务功能的农产品流通公共信息平台。要优先扶持农产品流通信息内容服务商的发展。二要大力扶持农业流通合作经济组织间的跨区域合作。要深化现行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改革，至下而上地逐步建立起区域间合作经济组织联盟和专业联盟。大力开展区域间农产品运输、销售、生产专业合作组织之间的流通合作，特别是通过互为产销地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通过彼此代理、销售渠道合作、品牌合作。三要着力引进农业龙头企业，通过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规模生产，延长农业产业链，形成农业产业化和区域农业特色。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快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大力推进农产品市场的集群化发展，促进农产品向粤港澳闽流通，并通过以粤港澳闽为桥梁、纽带，促使本地农产品尽快以规模化走向国际市场。
责任编辑 陆 莹
三角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和服务贸易顺差均有所下降，贸易逆差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以来美中贸易额明显下降。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传统的统计和会计方法未能反映企业内部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情况，导致贸易数据和贸易情况的扭曲。
关键词：美国;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逆差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0.07.003
一、美国商品贸易及其变化
2019 年，美国商品出口总额为1.7万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3%，約215亿美元;美国商品进口总值为2.5万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1.7%，约426亿美元。由此，与2018年相比，2019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211亿美元，占2.4%，逆差总额降至866亿美元（见表1）。
2019年，美国主要出口类别包括机械（3791亿美元）、运输（2749亿美元）、化学品、塑料和皮革（2563亿美元）、矿产（2097亿美元）;美国主要进口类别包括机械（7175亿美元）、运输（3443亿美元）、化学品、塑料和皮革（3421亿美元）、矿产（2082亿美元）。其中，矿产进口数量比2018年下降了13.2%。
2019年，欧盟27国（不包括英国）是美国双向商品贸易的最大贸易伙伴，其次是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从出口规模看，加拿大是美国主要出口市场，总额为2933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7.7%;欧盟27国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总额为2689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6.3%。从进口方面看，欧盟27国是美国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总额为4536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01%;其次是中国，总额为4527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8.0%。2019年，美国与多数伙伴国的商品贸易仍为逆差，包括中国（3455亿美元）、欧盟27国（1846亿美元）、墨西哥（1076亿美元）和日本（702亿美元）。
2018—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出口呈增长态势。其中，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对欧盟27国的出口，增长了154亿美元，占6.1%。其次是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增长了30亿美元，占4.4%。美国对印度出口增长了9.68亿美元，占2.9%。同时，美国对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出口分别下降了11.3%、3.4%和 2.4%。2019 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商品进口有所增长，增长最多的是美国对欧盟27国的进口，增长了 252亿美元，占5.9%。其次是美国对墨西哥的进口，增长了119亿美元，占3.4%。美国对中国进口下降了 16.2%，相应地，美中商品贸易逆差下降了17.7%。
二、美国服务贸易及其变化
2019 年，美国服务出口增长了2.2%，从8270亿美元增至8452亿美元，服务进口增长了5.0%，从5673亿美元增至5954亿美元。由此，美国服务贸易顺差减少了3.8%，顺差总额降至249.8亿美元。
关于双向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2019年欧盟 27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单一国家来说，2019年美国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国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中国。2000 年以来，美国与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等的服务贸易比重有所下降，与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比重不断上升。2019年，欧盟27国是美国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市场，也是美国服务进口的最大来源地，占美国服务出口总额的22.6%，占美国服务进口总额的24.8%。美国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是英国、加拿大、日本和印度。2019年，美国与多数服务贸易伙伴国保持服务贸易顺差（不包括印度）。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国的服务出口都有所增长（不包括中国）。其中，美国出口增幅最大的是欧盟27国，为114亿美元，占6.3%;第二是日本，为35亿美元，占7.7%;第三是印度，为12亿美元，占4.9%。
2019年，美国对多数贸易伙伴的服务进口都有所增长。增长最多的是欧盟27国，为96亿美元;第二是加拿大，为17亿美元;第三是英国和墨西哥，均为16亿美元。
三、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及其变化
2019年，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为2.5万亿美元，进口总额为3.1万亿美元，逆差为6164亿美元，比2018年下降了1.8%，比2006年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7617亿美元）下降了19.1% 。商品贸易逆差减少了2.4%，降至8662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减少了 3.8%，降至2498亿美元。
2019年，欧盟27国是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最大市场，总额为4598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的18.4%;欧盟 27 国也是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总额为6011亿美元，占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总额的19.3%（见表2）。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总额为3580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4.3%。加拿大是美国进口第四大来源地，美国对加拿大的进口总额为3633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1.7%。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贸易快速增长。200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仅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0%;对中国进口仅占美国进口总额的7.1%。 2018 年以来，美中贸易有所下降，但2019 年对中国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为6.6%;对中国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5.1%。
四、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以统计和会计方法为例
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面临挑战，比如，相关贸易统计和会计方法并没有随着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发展而做出相应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较快发展，企业内部贸易和中间产品贸易不断增长，但是，相关贸易统计和贸易会计的方法却很少改进，传统的统计方法和会计方法扭曲了贸易数据和贸易情况。现在我们理解和解释美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变化情况、变动趋势及其对美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一些数据可能会低估服务贸易情况，这些数据不是基于增值衡量的，并且无法将制成品和农产品的贸易价值归于服务投入。关于服务贸易的中间产品，包括运输和分销、研究和开发等，也经常被忽略。
三角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为了维持在经济世界毫无争议的霸权地位，同时打压中国、巴西、东盟等新兴势力，美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坚决地打“贸易保护牌”。在国际对华投资日益增长的今天，中国便成为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为了应对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减少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需要了解并认识当今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及特点，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关键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经济；影响；对策
一、目前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
1.背景。贸易保护主义，是指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市场免受外国商品竞争，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主张和政策。在限制进口方面，主要是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两种措施。前者主要是通过征收高额进口关税阻止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后者则包括采取进口许可限制、进口配额制等一系列非关税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里，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不足向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中国在国际经济社会影响力和地位的大幅度提升。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到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蜕变，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
在中国高速发展的同时，国际政治经济金融形势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政府自二战以来的霸权地位岌岌可危，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让负债累累的美国经济风雨飘摇，奥巴马政府激进的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恶果迁怒于中国，甚至幼稚的认为起源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缘起于中国。为了维持在经济世界毫无争议的霸权地位，同时打压中国、巴西、东盟等新兴势力，美国在国际金融贸易中坚决地打“贸易保护牌”。自2010年以来，原本一度缓和的中美关系再度紧张，从最初的借“谷歌事件”推崇互联网自由，到不顾中方反对多次向台军售，奥巴马政府会见达赖，到如今在中日钓鱼岛事件上过于“暧昧”的态度，都使得中美关系遭遇“寒流”[2]。
2.产生的原因。各国在从事贸易活动的时候，始终会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制定各项制度与措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总体来看，导致一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点：（1）国内因素。在经济危机爆发时，美国的国内经济环境恶化，政治环境中存在较多的不稳定因素，这会促使该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消费者当期收入和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预期收入都会下降，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支出。投资者对经济前景具有消极的判断，因此会减少投资[3]。另外，疲软的国内市场还要受到国外进口产品的挑战。因此，在经济萧条时期，一国贸易政策的重点往往是保护本国市场，运用各种手段把其他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拒之门外[4]。这种封闭国门，拒绝进口的贸易保护政策跟帝国主义“以邻为壑”转嫁经济危机的政策是如出一辙，都阻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2）国外因素。美国采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会诱发其贸易合作的国家或地区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策略。在国际贸易中，如果各国约定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这无疑会使各国的利益都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一国不遵守约定，采取了贸易保护策略，其他国家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采取相应的贸易保护策略，其结果是各国都没有实现利益最大化，陷入了“囚徒困境”[3]。欧美各国竞相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让原本萧条的世界经济更加冷清。
二、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与特点
1.形式。一国（或地区）政府实施或支持实施的措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对中国采取了贸易保护措施：（1）违反或不履行该国（或地区）与中国共同参与的多边贸易条约或与中国签定的双边贸易协定；（2）对中国产品或服务进入该国（或地区）市场或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存在或潜在存在不合理的限制或阻碍；（3）对中国产品或服务在该国（或地区）市场或其他国家（或地区）市场的竞争力存在或潜在存在不合理的损害。
2.特点。（1）主要贸易保护手段由关税转到非关税措施。一系列的国际贸易与关税谈判中形成的决议，大大降低了关税总水平，于是各国转而采取非关税措施来推行保护主义政策[5]。这些措施灵活、隐蔽、限制性强，世界贸易总额一半以上受到各种非关税限制。 （2）保护政策对产品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如贸易保护政策对工业品的限制减少和降低，但其对本国农产品的保护却极少松动，另外，其对工业品中不同商品的限制也有很大差别。（3）贸易壁垒的门槛越来越高。贸易保护措施中对其他国家产品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各国必须不断提高进口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指标和要求。
三、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应对的策略
1.影响。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贸易保护主义有趋于严重之势。在一些欧美国家，甚至出现“只买本国货”、“只裁外国人”的口号。新贸易保护主义着重限制发展中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生命型产业，从而导致它们原有的比较优势丧失。
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中比重较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价格优势抢占世界市场。因此，中国的出口产品往往成为各国反倾销的重点目标。中国自1995年起，连续十五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的最多的国家[6]。推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专门针对中国而实行的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中国出口外贸的发展。
中国加入WTO以后，其他成员国对中国的单边限制按照WTO规定逐渐取消，但这些地区对中国产品的技术壁垒则是加强了。以欧盟为例，2004年取消了对中国的光学仪器和钟表等产品的普惠制待遇，2005年启动了对九类中国纺织品的特保调查，2008年对中国钢铁紧固件征收五年高达87%的反倾销税。而美国也对中国产品采取各种限制措施，轮胎特保案就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案例。
中国的出口额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2009年以来，中国出口持续下降。另外，中国出口商品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了应对他国的贸易保护措施，需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这对中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具有负面影响。
2.应对策略。从中国的角度，回应对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举措如下：（1）积极交流和沟通，陈述利害关系。众所周知，贸易保护主义的直接效果是以邻为壑，最终结果是拖累世界复苏的步伐。中国政府领导人和主管部门应当明确陈述贸易保护带来的利害关系，最终是没有一方获得利益，全球福利遭到巨大损失。（2）积极开展政府间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近年来，一些国家已宣布不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在谈判、签署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时，应该把不对中国实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倾销措施作为一项重要内容。（3）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回击国外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策略。它是一种保护成员方合法权益的手段，也是督促其履行义务的工具[7]。可以采取合理的贸易救济措施，运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工具，不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而且维护国内相关产业健康发展，也会对那些对中国滥用贸易保护的国家起到威慑作用。（4）重视和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增强企业应诉能力。首先，规范出口商的市场行为，避免授人以柄。通过行业组织协调本行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防止出口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尤其是杜绝个别企业的低价倾销行为，可以大大降低国外对中国反倾销指控的机率。其次，继续发挥“四位一体”，特别是涉案企业、行业协会的作用。提供各类信息，做作好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预警工作；组织企业认真研究国外贸易救济法律法规，聘请相关专业人才，采取合理的规避措施；建立应诉与受益对称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共同分摊应诉费用，分享应诉成果。（5）积极扩大内需，转出口为内销。与其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不如通过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这需要我们改变经济结构，重新配置投资、出口和内需这三大经济成长动力之间的比重[8]。改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大力扩展国内市场，从而缓解本国受贸易保护策略的经济压力。
参考文献：
[1] 张宁军.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征演变及其理论依据[J].当代财经，2005，（1）：101-104.
[2] 宋才发.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夹缝中振兴的中国经济[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3）：15-20.
[3] 王凤.浅析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新特点[J].山西能源与节能，2010，（1）：17-20.
[4] 李燕.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述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4）：66-74.
[5] 居占杰.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42-47.
[6] 秦菲菲.中国贸易摩擦案金额创历史最高[N].上海证券报，2009-12-22.
[7] 薛荣久.WTO如何遏制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J].国际贸易，2009，（6）：39.
[8] 陈柳钦.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思考[J].广东经济，2010，（1）：26-31.
[责任编辑 王晓燕]
三角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分工;比较优势;服务贸易;贸易平衡
文献标识码：A
一般而言，在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中谈到贸易平衡或贸易失衡都是针对商品贸易项目而言。这在商品贸易占绝对主导地位、服务贸易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自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尤其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服务贸易的总量飞速增长。其中服务出口在1980年的总量是3643亿美元，到2005年增长为24150亿美元，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可略窥一斑。在新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以旧有的标准来看待和处理贸易失衡问题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根据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在服务贸易项目上存在盈余的国家一般在商品贸易项目上都存在赤字，反之亦然。表1以2005年为例，列举了服务贸易盈余和赤字分别位居前五位的国家(地区)的具体贸易余额。从中不难看出，除瑞士以外，主要的进出口国家(地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都存在明显的互补性关系。很多学者(Melvin，1989;Hisanaga，2007)在理论上也对此作出了充分说明。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传统的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平衡等问题都需要重新进行认识。
一、国际分工的演进与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当时主要表现为工业国和以农业国及原料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国际分工，即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之间的分工。垂直型分工至今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一种重要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展。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占商品贸易额的1/4左右。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共存且互补的贸易格局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作一分析。需要说明的是，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已经由很多学者(Hindley andSmith，1984;Deardorff，1988)予以证明。
假设经济中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国的资本要素禀赋相对比较充裕，B困的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除用作本国生产还可作为服务要素跨国界流动，从而产生服务贸易流，劳动则不可流动。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用于生产服务(这里主要是指生产者服务)的要素。
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情况下。A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X/PYA>((PX/PY)B (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A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B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这一相对价格体现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A、B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X/PYA>(PX/PY)B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X)A<(r/PX)B (2)
(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
(R/pY)A<((r/PY)B (3)
细加考虑，其实(2)、(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A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A、B两国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A国在资本K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B国则在商品X的生产与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A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B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A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B国的比较优势则在商品Y。回忆前文所述，资本可以跨国流动以提供服务产品，因此，(2)、(3)式可以理解为A国在服务产品上相对B国具有比较优势。这反映了国际分工新格局下贸易比较优势的变化。
通过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若A、B两国的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A国相对B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A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B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但是，B国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对A国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以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A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两国双边贸易中，A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
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国际分工演进带来的比较优势变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崭新特征，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是可以共存互补的。而且，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这一特征将日益凸现。在这样的国际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问题也就需要重新进行审视。下文将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探讨可能的贸易模式、实现贸易平衡的新机理以及贸易失衡的实质。
二、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在Melvin(1989)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A、B两个国家，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两国分T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同上，在该模型中，假设两种商品的生产均需要资本和劳动要素，所不同者，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A、B两国的生产函数都为一次齐次：两国消费偏好相似：B国的劳动要素比较充裕，A国的资本要素比较充裕：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即为可贸易的)，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同时我们需要假定，在该模型中贸易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再者，如上所述，这里的资本要素(K)也包括服务生产要素。当然，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贸易摩擦和运输费用等交易成本都是忽略不计的。
A、B两国的贸易中，B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A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A、B两国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A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B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A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对此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AT’A，TBT’TB分别是A国和B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A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B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B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A国在QA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B单位Y商品，进口BCA单位X商品，并在CA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ABCA。同时，B国在QB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B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A国相同。A、B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A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A国在同B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A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B国以为B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A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B国从A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A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A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B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k从QA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A国从B国获得DCA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A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B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B点消费。显而易见，A国和B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根据两国要素禀赋特点，这种贸易模式和赫克歇尔一俄林定理是内在一致的。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A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e/PY)A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A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A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B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B国受制于要素禀赋结构的限制，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A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其先行选择的掣肘。
不难发现，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A、B两国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具体地说，一国若在商品贸易中持有逆差，则其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若其商品贸易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若只单纯考虑A、B两国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A国自然可能存在大量贸易逆差。但是，其商品贸易的逆差只是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从纯理论分
析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分T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中所谓的贸易失衡只是单纯考虑商品贸易项目时所产生的幻觉，其实并不存在。在理论上透析贸易平衡的新机理和贸易失衡的实质，对于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三、关于贸易失衡的进一步思考
上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国际分工和贸易新格局下双边贸易的均衡是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产生的总体均衡，贸易失衡在理论上并不具有必然性。但是不难想像，现实中的双边贸易不可能达到理论上完全自由贸易的状态，总会存在各种各样的贸易壁垒和利益分配的干扰。因而，贸易失衡也就在所难免了。只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和贸易格局的演进，贸易失衡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是更多的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也即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失衡。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贸易结构性失衡的原因很多，难以尽述。笔者认为，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商品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比较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
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一个国家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否获得净收益，并未像商品贸易领域那样已由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给出了确定的答案。理论界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问题所做的探讨并不算少。但结论仍然模棱两可。发达国家在服务业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因此理论界对于发达国家可以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益基本没有疑义。分歧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从服务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明显的收益。对此持肯定态度的观点(Whalley，200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可以获得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低价格的服务产品，还可以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充分发挥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以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与此相反，也有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融入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带来福利损失，比如银行服务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恶化(Chia&Whalley,1997);电信服务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某些国家带来了利益损失(Verikios&Zhang,2000)等。即便服务贸易自由化给参与国带来的贸易收益是确定无疑的，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仍然对其持戒备和反对态度。因为很多服务产品的自由贸易将会影响一国的经济安全和文化独立性，前者比如金融、邮电、通讯、信息处理等，后者以教育和文化产品的贸易为典型。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因此非关税壁垒是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服务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和传统商品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相比带有更大的隐蔽性，通常采取政府管制、经营许可权要求，歧视性技术标准、人员流动限制和其他一些制度性限制的形式。这些服务贸易壁垒不可能像商品贸易中的进口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那样可以进行量化，它们往往是通过降低市场竞争度和增加国内企业垄断性的方式起作用的(Benjanmin&Diao，2000)，这些都直接增加了服务出口企业的经营成本，从而起到了非关税壁垒的作用。服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服务贸易的高度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难以避免。当前，有关国际贸易的冲突和分歧不少都是因此而起。其中，当前争议颇多的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显然，沿袭传统思路局限于商品贸易范畴解决贸易失衡可能往往难以奏效。从上文分析不难看出，解决贸易结构性失衡应该从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入手，侧重于总体均衡。这些理论思路为意在解决贸易分歧、处理贸易失衡问题的国际谈判提供了很好的启发。
四、结论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导致贸易比较优势出现新的变化。贸易模式也更为复杂，将同时涵盖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服务产品上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在贸易中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并掌握贸易模式的选择权。
(二)在新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贸易平衡将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的总体平衡。贸易失衡也将不再是单纯的商品贸易失衡，而主要表现为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结构性失衡。
(三)国际贸易结构性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对称。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应该在国际贸易新格局的视野中同时考虑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
(责任编校 春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