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业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随着世界各国的相互交往和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外交在各国对外交往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一个分支(1)，被各国普遍作为在国际事务中保护其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自然也成为美国维护其金融霸主地位的首要工具和美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中，这一手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对华汇率外交中。
[关键词]经济外交；金融外交；美国；中国
二战后，以美元霸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启了美国金融帝国的时代。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美元霸主地位受到了来自欧元、日元的挑战，美国为了维护其金融霸主的地位，金融外交成为其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以及世界多极化的趋势的加强，美国的霸主地位相对衰落，一心想重返旧布雷顿森林秩序的美国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政府不断在双边、多边外交等场合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一、金融外交的界定
（一）概念的界定
当今国际社会中，金融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金融问题能否处理得当关系到一国、甚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如何界定金融外交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我国学者张学斌认为，金融外交是围绕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建立、调整和改革问题展开的一系列活动。(3)
笔者认为，金融外交应该从主体、客体和形式三方面把握。即一国政府代表（政府首脑、国家元首、政府涉外机构代表）或国际组织，围绕着国际金融活动而展开的，以金融为手段追求政治目的，或以外交为手段追求金融目的的双边或者多边范围内的对外交往活动。广义的金融外交不仅包括货币金融方面，还包括国际经济援助和国际经济制裁等。本文谈论的金融外交属于狭义范畴，即货币金融外交。
（二）金融外交的由来
1947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通过这个体系，美国享受了50多年的特殊优惠。随着西欧和日本的崛起，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存在的弊病（特里芬难题），美元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此后直到20世纪末，各大国展开了维护霸权与挑战霸权的一系列金融外交活动。整个这个阶段的金融外交有着浓厚的霸权和反霸权的色彩。
虽然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强，但是凭借着雄厚的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美国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霸主地位仍没有得到改变。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美国金融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护其金融霸权的地位，进而巩固其世界霸主的地位，以便更好的享受霸权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
二、美国对华金融外交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中美关系就交锋经历了从政治到贸易，再从贸易到金融领域的发展，当然很多时候是多种问题复杂并存的局面。美国对华金融外交是在美元的长期疲软的背景下展开的，美国需要在日本和欧洲以外的地区找一个新的打压对手，这样斗争的矛头便指向了中国。
（一）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表现
2003年2月22日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日本提出了一个类似当年“广场协议”的提案，以此为起点，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2003年9月2日，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访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行讨论，从此掀开了美国对华外交的序幕。美国对华金融外交形式以首脑和双边外交为主，同时配合多边外交。
1.首脑外交：2003年9月5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各国的货币应由市场主导，而非由政府主导，但是同时他也表示会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问题。2005年5月，小布什访华期间，就明确呼吁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机制。
2009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奥巴马在上台后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坚持了小布什时期的强硬政策，不断对中国施压。2009年温家宝总理访美期间，奥巴马在和总理会谈中表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以解决中美双方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紧张形势。但是随后，奥巴马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2011年1月奥巴马第4次拒绝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美汇率战趋向于缓和。中美汇率基本保持在1:6.3左右的水平，与2003年相比，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幅度达到23.8%。(4)笔者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中国掌握着世界最大份额的美国国债（截止2011年底，中国总共持有美国国债11595亿美元）(5)，美国政府必须避免，在强压之下中国政府出现抛售美国国债转而购买他国国债的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财政亏空严重，美国金融需要中国的资金支持。
3.双边外交：2005年第二轮中美经济对话时，美国就组成专门的人民币汇率工作组对中国施压。2007年10月，中美第三轮经济对话展开，埃文斯在访华期间就明确表示金融市场的开发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整个2007年，在美国国内形成了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小高潮(6)，迫于来自美国的压力，2007年人民币汇率再次升值，达到1美元折合7.7898人民币，从2005年7月汇改到2008年初，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14.2％，(7)其中大部分的升值发生在战略经济对话之后。这充分说明，双边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重要工具，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已经达到了部分目的。
4.多边外交：自2003年美国对话金融外交展开以来，多边外交就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在2003年APEC财政论坛上，斯诺就通过多边外交的方式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进行游说，要求人民币升值。2005年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小布什也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发难，要求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2010年，加拿大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上，美国更是利用多边外交的场合，联合日本，西欧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对外升值。就汇率问题可以说美国已经取得了显著地成功，如下表所示，从2003年到2011年，美元折合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已经上升23.8%。
（二）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运作及原因
1. 国内运作：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提上美国政府的日程，主要得益于利益集团的驱动。美国国内的制造业等利益集团先后组成劳联—产联(AFL-CIO)和全美制造协商会(NAM)，这些组织代表利益集团通过国会议员向国会和政府不断进行游说，并先后组织了健全美元联盟和公平货币联盟，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
中国于2005年7月12日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但美国的利益集团仍不满意， 2005年全美制造商协会在其发布的《NAM2005中国贸易议程》中表示，目的是使人民币汇率升值40%，随后NAM敦促财政部等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国施压。2007年5月，美国最有影响力的8个金融贸易团体联合组成了“接触中国联盟”。同年9月，美国花旗银行、沃尔玛等160家企业也联合起来，呼吁美国政府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
在维护其美元霸主的地位上，美国政府利用了国内制造业集团的诉求，以及金融利益集团对打开中国金融市场的愿望，不断在双边，多边的场合下对人民币汇率施压，为其世界霸主目的服务。因为，金融霸权的基础有三：开放的金融市场；操纵他国汇率的巨额资金；金融工具。(9)对美国来说从来不缺巨额资金和金融工具，美国政府需要寻求的就是开放的金融市场。
2.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原因：美国这一系列的行为可谓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美国确实存在利用人民币汇率升值来扭转长期对华贸易逆差的目的。但事实上，国际收支赤字是美国为了达到通过印刷美元而不是付出它的实际资源来获取外国资源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机制。虽然从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兑美元已经大幅升值，但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05年7月至2011年12月，尽管人民币升值23.8%，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的现状一直没有改变。如表1所示，2005年的数据为2022.78亿美元、而2011年的数据为2730.63亿美元。
根本原因是美元的长期疲软，造成投资者对美元信心的下降，同时金融危机等各种原因促使美元的国际清偿能力也有所下降，美元霸主的地位受到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的越来越大的挑战。美国的真实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活动，来巩固美元的坚挺地位。一旦美元霸权得到稳固，那么美国的世界霸主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三、对华金融外交下的获益
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在美国政府一系列的金融外交活动背后，受惠的不仅仅是其霸权利益。笔者将其分为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三部分。
（一）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也就是美国作为世界霸主地位的利益，也可称为霸权利益。美元的坚挺与否关系到美国世界霸主的地位能否稳固，所以美国对外活动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着美元问题展开的，从二战后一直到现在，这一过程的本质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比如，《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的签订都是围绕着巩固美元霸权地位展开的，如今的中美汇率战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和手段展开的。
在美国霸权地位得到巩固的同时，受益的还有领导人和政党集团。每当临近中期选举，人民币汇率问题肯定会成为国会，个别党派的炙热议题。这似乎成为美国领导人连任和赢的国内支持率的惯用手法，无论在小布什时期，还是奥巴马政府时期，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其巩固政权的工具。
（二）经济利益
美国发动对华金融外交以扭转贸易逆差为借口，而制造业利益集团为其霸权行为奠定了社会舆论基础。在经贸方面，美国是有很大获益的。从2003年起，美国打着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幌子，通过“301条款”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这样，美国制造业达到了短期扩大出口的目的，保护了美国本土制造业，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的一些失业率的问题。但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所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
（三）利益集团利益
作为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的背后推动者，利益集团是最大的受惠者。本文所说的利益集团主要分为两类，即制造业利益集团和金融利益集团。作为金融大国，美国的大部分金融资本集聚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手中，倘若这一部分人的利益不能保证，将对整个美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对华金融外交中，金融利益集团发生作用主要是在2007年以后，这主要是因为2007年2月的时候，美国国内就出现了金融危机的信号。这些利益集团出于自保，必须通过打开国外金融市场的方式获得资金来源，而中国市场作为就成为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更为重要的是，制造业利益集团出于贸易保护主义也将矛头指向了中国，这两种利益集团就出现了联合的趋势，从而推动政府进行对外决策。中国金融市场的打开有利于金融利益集团在中国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从而达到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目的。
四、应对措施
美国对华金融外交是部分利益集团的推动，将其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通过利用国会和社会舆论的工具上升为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展开的一系列以人民币汇率为中心的外交活动。其目的旨在巩固其霸权地位，从而回到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美元特权”时代，即美国不用“挣外汇”，而可以印刷自身国际支付手段的方式，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从而支配其他国家创造的财富(10)。
笔者认为，面对来自美国的金融霸权行为，中国政府应该从三方面来应对：
第一，坚持人民币汇率属于内政的立场。一国汇率问题属于内政范畴，任何国家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加以干涉。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在应该坚持这个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汇率改革，以更好的融入世界金融体系。
第二，加强金融体制改革，利用外汇储备手段来和霸权抗衡。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11)，但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需要符合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完成之前，中国可以利用外汇储备来应对来自美国的霸权行为。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外汇储备总量为31811.48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债为11547亿美元，大约占中国外汇总量的38%。(12)如此大量的美国国债客观上维护了美国的金融霸权和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13)。因为，当中国的中央银行把美元加入其国际储备时，也就是把等价值的资源从其国民手中转出为美国收支赤字融资，从而也为美国联邦预算融资(14)。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在金融领域需要中国的支持，美国政府害怕来自中国的大面积撤资，从而造成其金融体系崩溃的局面。
第三，灵活利用多边外交手段。当今国际社会中，多边外交显得越来越活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国家综合实力大幅度提升，但与霸权国美国相比较，仍然有很大差距。美国独大的局面，短时期内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与之进行挑战的。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目的下，中国可以和亚洲有着相同历史文化的国家，以及和“金砖五国”在国际会议等多边场合形成一致的声音来对抗美国。另外多边外交也是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方式。
注释：
（1）Nicholas Bayne， Financial diplomacy and the credit crunch: the rise of central bank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all/winter 2008， Vol.62， No.1。
（2）晓健.金融外交：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J].红旗文稿，2010（15）。
（3）张学斌.经济外交与国际经济秩序[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1：63。
（4）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数据计算所得。
（5）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
（6）周叶菁.美国对华金融外交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9：82。
（7）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www.pbc.gov.cn）数据计算所得。
（8）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网站（http;//www.pbc.gov.cn）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网站（http://www.census.gov）统计。
（9）陆钢，倪稼民，著.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160。
（10）陆钢，倪稼民，著.金融外交—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政治分析[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11。
（11）何中顺.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261。
（12）国家外汇管理局：http://www.safe.gov.cn其中，百分比数据为笔者计算所得。
（13）张幼文，刘曙光，主编.中国经济外交论丛2009》，[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228。
（14）[美]迈克尔·赫德森 著，林小芳，等译.《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353。
作者简介：窦晓博（1989-），男，黑龙江大学 外交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外交。
国际金融业论文范文第2篇
一、金融自由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被政策严格控制的产业开始逐渐被放宽政策, 进而降低了各个产业之间的贸易壁垒, 使之从非竞争的关系转向了竞争关系, 成为竞争对手, 但也促进了各个产业的技术的发展进步, 这些原因共同促进了产业的融合和发展, 相对的金融业也对政府政策提出了要求。产业融合即是一种经济现象, 也是一种现实情况, 使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其他技术和产业相互融合, 相互渗透。并产生新的融合产业。在此时期出现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则是一种新的代表, 新的主张。自由主义的代表学派有许多, 包括供给学派、现代货币主义与合理预期学派等。金融自由化理论主要的观点是:取消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限制, 提高储蓄的积极性;反对以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主张自由汇率政策, 听任外汇率随着市场情况变化而自由地上下波动;强调改革财政政策, 使其与社会经济效益结合起来。
西方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 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金融压抑的现象, 要是想要发展就要解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制约与管制, 只有这样才能使货币和相对价格发挥实际的作用。然后实行金融自由化, 再配合以财政改革和相应的其他措施, 才会使经济快速的发展和增长。金融自由化的主张方面则是利率自由化、合业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构准入自由、资本自由流动这几个方面。金融自由化也引起了一系列的积极影响, 金融业不断的国际化、综合化和融合化。得到了一定的政府政策支持和市场大环境的支持, 金融自由化也为了银行业、证劵业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互融合, 消除了原有的贸易壁垒、经济和法律的障碍。使各个金融业务之间的界定也越来越少直至消失, 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也顺应国际金融业趋势的发展。
二、市场需求与竞争的双重影响
市场化大生产孕育了市场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也就是商品或劳务交换的场所或接触点。市场即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国际金融业也会发生必然的竞争现象, 竞争的同时也推动金融业发展, 在市场划分日益细化的情况下, 为了争夺市场份额, 扩大业务范围, 各个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 各个金融机构进行严酷的竞争, 相应的金融机构也要承受内在的和外在的压力, 不断地创新来满足客户多种多样的需要, 扩展业务提供全方面的服务。随着竞争的开展, 不同的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也开始发生变化,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主要核心就为商业银行, 他既垄断工商企业的运行资金, 又运转着整个经济体系的交付。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 商业银行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 没有过去辉煌了, 但依旧存在着重要的作用,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的作用日益突出。引起金融机构的地位变化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政府政策的控制与制约, 如果想要创造良好的金融经济环境, 政府就应该放宽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使其在宽松的制度下自由的发展。各个金融企业相互交流、碰撞, 使产业的融合成为国际金融的发展主要行动力。
三、产业融合后所产生的效益分析
通过产业的融合, 金融机构也获得了广泛的经济效益, 金融机构通过追求的范围经济来适应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顺应个性化的趋势。各个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相互协调, 相互交流的成本过高, 但经济效率较低, 如果想要分散和降低经营的风险, 可以通过产业融合, 不同的产业听过并购或者兼并的形式进入银行业、保险业等, 由此转变成为综合性的金融机构。综合性的融合还可以减少投资风险, 实现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的降低风险的办法。如果要提高金融机构效率和促进金融机构的创新, 就要进行产业融合化。并且综合性的机构还可以提供专业化、综合性较强的服务, 既能提高服务的质量水平又能增强竞争的优势, 并且促进金融机构自由开放的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 金融市场的出现使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不断的加快, 金融市场的融合也是持续保持的, 且金融市场原有的各个金融企业的界定也在逐渐消失并且被打破, 虽然每个国家的经济融合发展速度不同, 但是国际金融也越来越融合, 还促进了更多国家的参与者进入并开辟市场, 增强了市场的竞争性和新市场结构的塑造, 有利于国际金融产业的顺利发展。
摘要：国际金融业的发展不断扩大, 日益创新。产业融合的现象也开始普遍出现, 以金融业为例子,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 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进行金融融合。在21世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信息技术也全球化发展, 因此, 信息技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推动了金融业发展, 改变其流程和服务方式。许多国家也开始朝着融合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国际金融业,产业融合
参考文献
[1] 王继祖.美国金融制度[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4.
[2] 项卫星.90年代初期美国的金融改革及其性质与取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4 (4) .
国际金融业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机制的重构，是更清晰地定位IMF、提高其运作效率、增强其危机防控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一环。该重构直指IMF双重属性的实质、撼动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实力和战略的综合运用。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组织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问题备受关注。除了实体性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外，作为组织支撑的国际货币组织机制也亟需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简称IMF)作为最大的国际金融组织。近年来金融监管低效、危机防控失当，其组织机制重构势在必行。
一、IMF组织机制之局限
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开启了机制化国际货币合作的序幕，奠定了以IMF为协调中心的、基于规则之上的多边合作格局。IMF的介入改变了过去国际货币合作监督与协调不足的状况。但IMF组织机制也存在种种局限。
(一) IMF决策规则的不公平
IMF采用加权表决制。各成员国拥有的投票权由份额票和基本票两部分组成。但迄今为止，基金组织投票权的总蕾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被严重稀释——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从IMF成立之初的11.3％下降到2.1％。成员国的投票权主要由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大小决定。另外，IMF需要有85％以上的多数票通过的事项不断增加，使成员国之间决策权的失衡进一步加剧。美国占有16.77％的投票权，这意味着它对重大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实践中。十个主要发达国家形成“十国集团”集中投票，几乎可以垄断一切。19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总体经济实力不断增长，从1990年至2006年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从15，9％上升到25％。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实际贡献极不相称，中国的投票权甚至低于欧洲小国比利时。
(二) IMF监管规则的“软法化”
IMF的监管职能往往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的磋商来实现，然而这方面规则呈“软法化”状态。严重削弱其法律效果。其一，磋商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磋商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的态度，即IMF协定中磋商义务是否具有拘束力、应否严格执行，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执行，基本上都由成员国自行选择。其二，磋商的实施缺乏具体制度支持。进人磋商的条件、程序等规定的缺位。使磋商的实施基本上取决于执行董事会的意志。在具体实践中时常被各种因素干扰，影响其公平性和效率性。
(三) IMF组织机构的不完善
IMF自成立以来，其组织架构没有进行过大幅调整和充实，存在种种僵化和缺陷。一方面。理事会的正式决策机构缺位。理事会作为IMF的最高权力机关。成员国代表众多，存在诸多掣肘，难以及时应对所有决策问题。有必要设立一个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正式决策机构。早在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二次修改，就提出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然而迄今未能建立：另一方面，执行董事会的权力过滥。从法律定位来看，执行董事会是IMF的日常事务机构。然而，目前除协定明确规定由理事会享有的少数权力外，其他几乎所有权力都为执行董事会垄断，加上基金协定的“软法化”和很多条款的概括性，使得实际上执行董事会权力极度泛化。
(四) IMF的职责和权利不对等
根据IMF协定的规定。IMF承担监督成员国国际收支状况、协助逆差国调节国际收支的职责，但实践表明IMF相应权利却是缺失的：一方面，IMF在帮助成员国恢复国际收支失衡时，无权要求顺差国调整自身的经济政策，只能要求逆差国采取相应的调节措施：另一方面，IMF在化解国际金融或债务危机时常常受少数发达国家的左右，自主权严重不足。总之，IMF的权利缺位使它在防范和化解国际金融危机时表现软弱，备受诟病。
二、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与根源
IMF组织机制局限的实质可以归纳为IMF作为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角色混同与冲突，追根溯源，这与操控IMF机制设计与发展的金融霸权息息相关。
(一)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实质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金融中介者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属性。但设置同一套内部运作机制来行使这两种职能。这种混合状况导致国际货币合作的非对称性。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中介机构，由成员国注资成立，提供融资服务。IMF资金量的充实和融资服务能力的提高，依赖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债权国。为保障债权国的资金利益，IMF的组织机制设计并非以主权平等为原则，而是类似公司的保证股东利益原则。典型如加权表决制，就是按照出资额来分配不同“股东”的权利义务，相应地资金需求较大的债务国权利明显受限：另一方面，IMF是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金融监管的职能，掌握成员国有关国际货币义务的履行情况并作出评估，对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事务进行协调。但相关监管机构和人员的产生、监管政策的出台以及实施。沿用同一套表决制度。这实际上使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延伸到金融监管领域，加剧了成员国权利义务不均衡的程度。可见，《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赋予IMF双重属性，而在内部运作上却统一适用类似商业公司的模式。这使得IMF成员国的决策权与经济实力挂钩，无法始终贯彻利益均衡的原则；使得IMF的监管受制于资本强国，磋商机制效率差强人意；使得IMF的组织机构权力运作失衡，实为发达国家所把持；使得IMF权利缺失，逐渐边缘化。以上种种，不可避免地给国际货币合作带来不稳定因素。
(二) IMF组织机制局限之根源
二战以后，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实力，使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主导了1944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出台，建立IMF，把持其决策机制，推动“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世界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标志着美元霸权的相对衰落，但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仍扮演着最重要的国际货币的角色。而且IMF协定机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IMF金融中介职能的强化以及监督磋商制度的扩容，反而更易为美国所操控。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和欧、日发展的停滞，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美国凭借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使美联储充当起世界中央银行的
“过度特权”角色，向全世界提供低风险、低收益、高流动性的资产。另外，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在事实上控制了IMF的决策，IMF组织运作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越来越受质疑。正如苏珊·斯特兰奇和其他批评家所言，IMF机制“是反映美国利益的，并不如美国的体系理论鼓吹者所说的那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中立的。”
总之，IMF机制是美国经济制度霸权的重要一环，二战以来美国的综合实力虽偶有波动，但对IMF的主导地位从没根本动摇，即通过主导IMF机制的制定、修订和实施，使不对称的国际货币合作现象“合法化”。
三、IMF组织机制重构之前景
虽然目前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略为下降。其他大国实力在增长，但是基于共同利益以及制度演进过程中“惯性”的作用，一定时期内其他国家仍然会接受美国的领导，IMF组织机制的重构必然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需要一个从短期、中期到远期的进程设计。
(一)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短期进程
从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可从比较容易达成国际共识的方面着手，以提高IMF的决策平等与运作效率为目标，对已有机制进行修改和补充。
其一，重新审核IMF份额。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投票比重，是推动IMF进行实质性改革的基础和前提。2008年4月，发达国家在IMF的发言权比例从59,5％降为57.9％，发展中国家则从40.5％上升为42.1％。加上前年新加坡会议通过的第一阶段改革成果，中国在IMF的份额增加到3.997％，发言权增加至3.807％，印度则分别为2.443％和2.338％。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还是被低估。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于IMF份额调整的态度有所松动，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提出2011年1月之前将结束起草关于份额改革的方案，匹兹堡峰会决定新兴国家在IMF投票额度增加5％。可见IMF份额变革进程已经启动，发展中国家应该利用形势发展争取更有利的变革方案。
其二。改善IMF的治理。斯蒂格利兹曾批评IMF：“使人恼怒的……在于所有的事情都是关起门来操作的”。增加IMF的透明度，便于成员国监督IMF从而最大限度地消减IMF组织机制的负面效应。其一,增强IMF决策过程的透明度。IMF主持下的磋商和IMF内部的合议往往不予公开，这容易导致“黑箱作业”从而影响IMF决策的公信力。当然，此改革须适当平衡国际货币合作与各成员国的金融主权。其二，增强IMF资金使用的透明度。从法理上讲，IMF处理融资事务是基于成员国授权。各成员国理应对IMF的活动过程及范围有知情权，IMF应规定一套严格的信息披露程序，保证IMF及时、全面地向成员国说明资金使用方向、使用效果等。其三，增强IMF人事选拨机制的透明度。最近欧盟宣布放弃其独享的IMF总裁提名权，这对于改变IMF总裁选举的不透明和政治化具有积极意义，未来IMF各个部门和层级的人事选拨都应进一步增强透明度，保证地区和专业背景的多样性。
其三,加强IMF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加强IMF和其它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取得国际经济市场监督的有机协调。是弥补IMF组织机制内在局限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与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委员会、WTO等开展合作。合作的重点可以考虑放在推广通用标准、监督标准的使用以及信息资源共享等方面。另一方面，与各种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开展合作，提高风险防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尤其是着力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提高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
(二)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中期进程
从中期进程来看，IMF组织机制之重构应该针对那些对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制度，通过较深层次的调整。使IMF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行之有效的组织作用。
在IMF的决策机制方面，应以公平合理为目标，努力推进三方面的变革：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以国家主权为依据的基础投票权，增强IMF表决机制的平等性；二是缩减特别多数票表决事项的范围。改变IMF协定中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不断增加的趋势，尤其要严格控制85％以上特别多数票通过事项的范围。限制美国“一票否决权”的使用。三是进一步完善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IMF独立评估机构(IEO)进行的自我审视性文件也谈到：“所有的IMF改革……最关键的是改革份额制和加权投票制，这直接关系到IMF的未来。”
在IMF的组织机构方面。应从两方面提高其治理绩效。一是加强理事会的决策机制。设立行政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的决策机构，并确保该委员会人员组成的广泛代表性，避免由几个主要发达国家成员国控制。二是严格控制执行董事会的权限。使之符合日常事务处理者的身份。首先，董事的构成应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降低指派董事的比例；其次，进一步规范执行董事会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最后，强化理事会对执行董事会的监督，包括对执行董事会报告的质询，对执行董事会决定的否决，等等。
(三) IMF组织机制重构之远期进程
在《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六大宗旨中，第一条就是“通过设立一个就国际货币问题进行磋商和合作的常设机构，促进国际货币合作”。可见IMF实际上是一个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与合作平台。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及富有成效的磋商与合作机制。一个必要前提是当事各方在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然而，在IMF框架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分配明显不均，IMF组织低效，职能异化。
从长远来看，IMF应在条件成熟时，把金融职能剥离开，转移到世界银行；IMF成为货币金融领域的“联合国”，或者说“联合国国际央行”，负责制定国际金融运行的规则，并承担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工作，稳定世界经济，协调各国利益。在决策上实行一国一票制，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得到高度贯彻。
笔者预期，IMF的根本重构须建立在区域金融合作高度发展，以及几个主要货币区的良好协调基础上，唯有如此，才可能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实行单一货币、更新IMF职能。可以预见，这种组织机制重构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版图，触动多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必将面临重重障碍，注定是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抓住各种历史机遇，推动IMF组织机制重构的进程。例如，此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向来霸气十足的美国也不得不求助更多国家共同应对，这也就是布什总统赞同的“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和代表性”的重要原因，而且以美国为首的几个国家主宰世界的格局越来越难以维持了，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过渡，对美国霸权也是一种打击。在这些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有可能在现有力量条件下，采取恰当的战略。争取更多话语权，谋求推动国际货币机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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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友海
国际金融业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通过对金融改革的历史进行分析后不难发现，在金融监管上，各国政府虽然都在不断 地发展和完善。但是，总的来看，金融监管的改革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危机推动，即所谓的缺乏前瞻性的事后完善。本文中，以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变化趋势为切入点，对我国现阶段金融监管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进行分析，并立足于推进思路和改革目标，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框架和具体措施进行探究。
关键词：改革 金融监管 政策
1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趋势分析
自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五年时间内，各个利益群体和政治势力在经过轮番博弈后，形成了以欧盟、美国和英国等主要经济体为主要导向的金融监管改革政策。而趋同性是这些政策所共同体现出的特征[1]，同时也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主要风向标，这些趋势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辅助下，完成对风险的系统性防范。自从危机出现后，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的经济体，均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加强了对危机的防范力度，同时通过超级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完成了对金融风险的识别与防范，而在这一过程中，超级金融监管机构则起到了宏观审慎的作用。例如，在美国，以财政部为主导，成立了10家FSOC；在欧洲，欧盟成立了ESRB；而在英国，他们将原有的“三权分立”监管模式打破，而将全面的监管职责交由英格兰银行负责，而成立上述各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责即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防范、监管和协调。
第二，监管理念的强化、监管范围的扩大。自从危机爆发以来，各经济体都竭尽所能地将监管范围进行扩大，力求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要隶属于自身的管辖范畴，以此来降低监管漏洞的发生率。体现在机构上，在美国，原来的私募基金、对冲基金、投资风险基金全权被划分至监管的范围中；在欧盟，私募股权基金、对冲基金、银行的管理，也被收揽；而在英国，在对待对冲基金的管理上，则提出了更为严苛的信息披露要求。体现在产品和金融市场上，在美国，对于场外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的市场监管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对于所有的合格的衍生品，必须要划分至场内交易的范畴中，且要经过中央对手方进行清算。在英国，重要的系统金融批发市场，特别是衍生品和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都不断地加强。在欧盟，主要的规范和约束均体现在高风险的金融市场上，电子交易平台必须要对所有的合格场外衍生品进行覆盖，同时，也要通过中央清算所进行清算[2]。
第三，促进中央银行金融监管作用的加强。在金融危机未爆发之前，上述各大经济体在进行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均未将中央银行纳入其中，而中央银行的主要职能为政策货币。但是，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中体现出了一个道理，上述的制度安排，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和风险的系统性防范而言，均具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危机自爆发以来，各主要的经济体均充分意识到了在金融体系构成中，中央银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其监管的智能予以强化。
第四，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政府均深刻意识到，在保持金融稳定的进程中，金融消费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大经济体均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视作金融改革中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在美国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指出，成立CFPA，对消费者的权益进行保护，对原来在期货监管机构和证券机构外分散的消费者在保证其独立性的前提下予以保护，通过金融产品信息披露要求的改进，金融产品条款设计要求的提高等手段和措施对消费者的权益予以保障[3]。在欧盟，“金融消费者保护”成为了金融监管改革中ESFS的核心任务。将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权益作为金融监管局的重要职责。在英国，通过设立FCA，对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予以监管和保护，以此来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第五，加强国际监管和国内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体现在国内监管协作上，在美国，FSOC承担了所有的风险系统防范的协调和监管职能，同时，国内的监管机构主要由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进行负责；在欧盟，将原来的各成员国之间相互分离的局面进行统一，并纳入到欧盟监管的体系框架内，这对于欧盟的整个监管合作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英国，将原来的单个监管机构有效地统一为同一个整体，并在英格兰银行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监管，这对于沟通协调成本的降低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英国在2009年《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有关于监管协调机制使用大量篇幅进行细致明确的规定。体现在国际监管协作上，各主要经济体均呼吁金融监管协作和统一全球监管标准步伐的推进，并以G209会议促进定期沟通机制的建立[4]。
2 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金融改革的历史进行归纳总结后可以发现，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各国政府的金融监管力度均在不断的加强，但是总的来看，都是受问题导向和危机推动所致。金融监管理论成熟性的不足，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当前所实施的金融管理制度，方式、体系以及手段对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均不能从容应对，除此之外，受金融监管过程中，外部评估机制的缺失影响，致使未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金融监管改革缺乏推动力。
受金融监管改革历史规律的影响，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更应该以问题作为导向，并且在较强的外部推动力的辅助下完成。通过对当前的改革环境和改革背景进行分析后发现，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以从金融体系管理中所面临的突出性问题为依据，在对其他国家的金融改革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确定具体的推进速度和改革目标。
2.1 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步伐的加快
通过欧美国家对中央银行监管权进行强化的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对银行监管采取支持态度者应该于货币当局的观点进行独立，这不仅体现在实践中的挑战，同时，在理论上，也尚无有力的证据进行支持。与仅仅专注于微观审慎层面和个体机构的金融监管机构相比，货币政策职能仅仅由中央银行进行负责。同时也可以以宏观审慎原则作为基础，将微观审慎与之相统一，并且通过对微观审慎进行调整，达到防范金融危机发生的目的。通过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社会实践进行分析后可以发现，现阶段，受牵头部门缺失的影响，我国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于各监管主体而言，仍然存在有效争端解決缺失、有效约束力缺失及其外部监管机制缺失问题。在运作的过程中，对于实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仍难以解决。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外部化利益冲突事件。通过上述分析得出，我国实行金融监管，必须要在对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借鉴的前提下，成立以人们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2.2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以立法的手段对宏观审慎监管的责任主体的职责进行明确，同时，使其与奇特懂得监管部门协同合作，通过逆周期监管调控机制的构建，促使逆周期资本缓冲制度的建立、与新增贷款超常变化相联系的差别化准备金和动态拨备制度。在流动性要求及其杠杆率上，应该设计与周期变化相关。应该对系统性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加强监管力度，对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标准和定义进行明确，具体可从杠杆率、附加资本要求、筹备以及流动性等角度入手，从事后风险处置的角度上对监管的工具和措施进行提出，对综合经营下的风险隔离予以强化，综合化经营试点推进的过程中应谨慎进行，始终沿用分业模式进行经营，建立防火墙制度，对相互交叉持股、担保、授信、资产转让等内部交易现象进行严格管理与控制，防范系统性风险的产生。
2.3 金融监管方式的转变
以放松管制作为监管加强的手段和方法。从事前准入缓解的行政审批监管转向过程监管、行为监管以及事后惩戒相结合的监管方式。对监管的有效性不断提升，通过对投资者适当性折度建设与金融信息产品披露相结合的强化，对参与市场投资者的承担能力和风险识别意识进行保持，并且可以对金融产品的风险结构进行充分掌握，对投资者的利益予以保护，使得金融产品的销售由以往的卖者有责向买者自负进行转变。
2.4 金融管理体系的构建
在这里，笔者建议，应该对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赋予一定的金融监管职能，并对其监管的职责和权限进行界定，例如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不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交由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进行监管[5]，也可以将地方的金融政策制定权交给省级政府。与此同时，促进省级金融管理部门独立性的提升，是本地金融持股比例在地方政府中降低，进而将地方政府对中小金融机构的控制降至最低。促进地方政府的金融管理部门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之間的协同合作，将垂直管理的中央金融监管体系管理不到位及其金融管理部门之间各自为政的现象进行避免。
综上所述，自从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大经济体均意识到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也纷纷采取手段和措施加快改革的步伐，促进经济的稳步增长，中国受这一社会背景影响，也开始积极投身于改革的浪潮中，由于我国的国情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立足于实际，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科学化的改革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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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孙立行.国际金融发展新格局下的中国金融监管改革战略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2）.
国际金融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服务贸易;货物贸易;比较研究
虽然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等不利因素影响，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仍然达到31.54万亿元，同比增长28.3%，稳居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79万亿元，同比下降7%，其中国际服务贸易进口额达到3.46万亿元，出口额仅有1.67万亿元。近五年来，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保持逆差，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近十一年中，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呈现曲折向上的趋势，从2008年的7 335.47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2 517.8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8%。在这十一年中，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并不是保持一直上升的趋势，在2009年、2011年、2015年、2016年出现了趋势的变化。2009年的服务贸易总额由2008年的7 335.47亿美元下降到6 366.2亿美元，同比下降13.2%，这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从2009年开始的三年中，中国服务贸易保持了平稳上升的態势，2011年达到9 068.0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1.2%。这种快速上升的趋势在2011年之后放缓，2011—2015年年均增长率仅有2%，中国的服务贸易在保持缓慢上升态势之后，2016年迅速下降到9 563.79亿美元，同比2015年下降4.47%。不过这种下降的趋势并没有持续，2016—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呈现出快速上升的态势，到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已经达到12 517.8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5.4%。2019年前三季度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已经达到9 819.97亿美元，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趋势。
虽然相较于服务贸易中国的国际货物贸易总额更高，但呈现出了和服务贸易类似的趋势。2008—2009年，中国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4 306.93亿美元下降到12 016.12亿美元，但仍然是同期服务贸易总额的1.9倍。2009—2014年，中国货物总额上升到了23 422.93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24%。在保持了六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货物贸易从2014年开始下降，2016年达到20 976.31亿美元。经过三年的调整，中国的货物贸易总额又逐渐上升，2018年达到了24 866.95亿美元。
随着中国加大对知识密集型行业的投入，近五年来中国国际服务贸易逆差在不断缩小，但是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贸易仍有较大差距。中国的服务贸易仍然集中在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如旅行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以及建筑服务、计算机服务、生产性服务。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保险及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研发许可，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服务行业，中国的表现乏善可陈，这是因为政府前期导向不足，造成相关行业高端人力资源不足。同时，在这些行业我国政府限制较多，企业未能充分参与市场竞争;进入壁垒高，只有少部分外资得以进入，溢出效应弱。
总的来说，由于国际服务贸易在跨境交易方面受到货物国际贸易的影响较大，因此呈现出与货物贸易类似的趋势。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的下降直接影响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增长。2011年以来，货物贸易复苏乏力使得我国服务贸易也出现了长期平缓的发展势头。同样，2016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增速加快，货物贸易的加速发展也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逐渐缩小的趋势没有改变，整体结构也在逐渐改善。中国应该有序放开市场，降低进入壁垒，吸引服务领域优秀外资企业进入，增大溢出效应，带动中国服务贸易向知识密集型行业、新兴领域发展，加大对外出口。
参考文献：
[1] Hoekman，Bernard，Mattoo，Aaditya. Services trade and growth[J].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2008，(2)：191-199.
[2] 王拓.中美比较视角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策略思考[J].国际贸易，2016，(2)：56-61.
[责任编辑 李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