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

2023-09-23

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核心,在全球注重发展服务贸易的浪潮中,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内形势下,京津冀服务贸易如何才能实现协同发展,互利共赢,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了解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北京、天津以及河北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条件。同时,三个地区在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中,要根据自己的优势产业来定位,最后京、津、冀还应该加强交流合作、建设交通网络、优化服务贸易结构来实现互利共赢。

关键词: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互利共赢

引言

21世纪以来,以现代化大都市为核心的都市圈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并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主导区域和控制中心,我国的都市圈起步较晚,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初级阶段。2014年2月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专题汇报的召开,使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成为热点问题。京津冀地处环渤海经济区域带,具有明显的政治经济优势,但长期以来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缺乏发展后劲。在我国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问题对于推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孙久文、邓慧慧、叶振宇(2008)提出,未来应培育石家庄成为区域性、以陆路物流为主的物流中心。马春梅(2009)认为,河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是深度挖掘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密集型服务贸易的发展潜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含量,进一步扩大河北服务出口的比较优势。杨召东(2012)认为,天津服务贸易出口的优势部门是以劳动密集型服务为主的传统领域,而保险、金融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新型的服务产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王红丽(2014)认为,京津冀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建议京津冀三省专注于发展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贸易。根据查阅的资料来看,我国目前对于北京服务贸易的研究相对多一些,对于天津、河北服务贸易的研究文献较少,而对于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更少,本文希望在了解京津冀服务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能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下,明确京津冀三个地区在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中的定位,希望为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一、京津冀服务贸易现状

(一)服务贸易规模

北京市服务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从2003年的162.24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 000.2亿美元,十年间增长了5倍之多,除了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服务贸易额呈现负增长外,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都在逐年增长。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为1 000.2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445.1亿美元,服务贸易进口额为555.1亿美元。2012年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占全国服务贸易总额的21.25%,占北京市对外贸易总额的24.5%。

天津服务贸易从2006年的110.4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88.4亿美元,增长了70.6%,2014年前三季度,天津市服务贸易进出口额173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为99.64亿美元,同比增长45%;进口为73.45亿美元,同比增长1%。

河北省相对于京津是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起步晚,规模较少,但增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河北省201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45.45亿美元,同比增加36.97%,其中服务贸易出口额为18.18亿美元,进口额为27.27亿美元。

(二)服务贸易结构

2003—2012年,从这十年数据来看,北京市服务贸易以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这3项为主,占到服务贸易总额的50%左右,同时金融、专利、电影音像等新兴行业的服务贸易总额占北京市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绝对数的增长是明显的,2012年服务贸易额分别增长89%、26%、45%,同时这些行业在我国服务贸易中也是占有重要的地位。

2013年天津服务贸易12大领域中,旅游、运输、其他商业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五大类进出口额合计占全市服务进出口额的92%。其中旅游排名第一,占比达28%。电影音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等新兴领域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良好,2013年服务贸易额分别增长150.1%、224%、51.8%和705%。

由于河北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等特点,河北省服务贸易主要还是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领域中,在工程承包、劳务输出以及运输和旅游服务贸易等行业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对金融、信息等新兴的服务贸易投资较少,导致服务贸易的结构不合理。

二、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 京津冀服务贸易具有明显的梯次性特征,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

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在我国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具备发展金融服务、保险、电影音像、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等新兴服务贸易的条件,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位于我国的前列。天津最突出的优势就是天津港,凭借着港口优势,天津的运输服务贸易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我国的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河北来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其一大优势,在工程承包、劳务输出等方面发展迅速。京津冀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这也为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前提,京津冀均具有各自的优势产业,在协同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可实现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二) 京津冀服务贸易合作可增加区域服务贸易的收益

京津冀是一个拥有着1.2亿人口的庞大消费群体的经济区域,其市场容量占全国市场总容量的比例超过了1/10,具有良好的服务贸易合作基础。北京正处于服务贸易转型期,正在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向资本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转型,这期间必将伴随一些传统型服务贸易的外溢,这就为京、津、冀三地服务贸易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北京可以将一部分传统服务贸易转移到天津和河北,集中资金和技术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天津和河北承接一部分北京的传统服务贸易,来实现自身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优化,通过推动产业转移,可逐步实现三地互利共赢。

三、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中的定位

(一)北京作为核心,着重发展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协调区域合作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是京津冀中发展最快的地区,理所当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核心。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各种高水平的会展、演出在北京举办,媒体、版权服务和影视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为北京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北京是许多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科技机构的聚集地,创新能力全国领先,同时汇集了大批各专业的人才。在这些有利条件下,北京市应着重发展金融、信息等高端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时在京津冀区域服务贸易合作中充当贸易创新的尝试者,创新服务贸易模式,开拓新兴市场。北京在汇集服务贸易发展资源的同时应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以本身强大的实力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引领天津和河北服务贸易的优化发展,协调区域合作,达到区域共赢。

(二)天津着重发展物流和服务外包等服务贸易

天津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滨海新区是我国重要的物流基地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港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贸易港口,拥有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天津应充分发挥其港口城市的优势,着重发展运输服务贸易,为京津冀区域的经济资源流动提供便利。将北京商品市场流量大的特点与津、冀两地货物周转的优势结合起来,三地在物流运输方面联手,推动天津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现代物流中心,则既能促进京津冀运输服务贸易的发展,也能带动全国运输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

天津是首批国家软件出口基地之一,并先期跨入了国家服务外包示范城市行列,结合天津滨海新区建设国际一流“国家软件与服务外包产业基地”的目标,天津应着重发展服务外包,扩大在岸外包业务规模,同时推动离岸业务的增长,提升服务外包的业务范围和服务水平。

(三) 河北大力发展旅游、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等服务贸易

河北省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且相较北京、天津来说劳动力成本较低,河北省现已拥有众多的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等建筑业企业,拥有多个国家、省级劳务基地县。在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方面,河北省拥有规模和盈利方面的较大发展潜力,而且能够带动国内技术、设备、材料的出口。

河北本身也拥有自己特色的旅游资源,河北省可以利用独特的海滨海岛、坝上草原、长城文化、温泉湿地等优势资源,与北京、天津联合发展“大旅游圈”,形成一线式旅游服务,进行京、津、冀旅游产品的差异开发和错位发展,使三地旅游优势互补,优化旅游产品空间结构,全面促进旅游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还能够缓解北京假期的旅游压力。

四、推进京津冀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的对策

目前京津冀的合作交流大多都处于初级阶段,区域合作的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要从政策上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践行,引导京津冀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京津冀一体化建设中,交通先行是重点,国家已经在积极进行京津冀的交通网络建设,对京津冀交通的规划包括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多个方面,目前连接北京和河北的城际公交已经开通,京津冀城际铁路网正在建设中。交通网络的建设不仅有利于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还将为京津冀运输服务贸易的合作带来便利,为京津冀联合发展运输服务贸易奠定基础。

北京在服务贸易从劳动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的转变过程中,要带动津、冀两地服务贸易的优化发展,在协同发展过程中,明确分工,发挥各自优势,合理分配三个地区的效益,在京津冀的联合发展下实现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进步。

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同服务的概念一样,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尚没有一个精确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从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着手分析,指出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领域新动态的推动下,发展势头十分强劲,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国际服务贸易;迅猛发展;前景

国际服务贸易是指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对外贸易,即发生国际收支行为的服务业经营活动,如国际间运输、保险、金融、旅游、技术等劳务的有偿提供和接受。国际服务贸易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商品活动领域而迅猛发展的。

一、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1.世界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按照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阶段论,随着国家经济能力的增长,该国的产业结构将依次提升,逐步由农业经济过渡到工业经济,再由工业经济发展到服务经济。

2.国际货物贸易和国际投资增长的带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货物贸易流量不断扩大,以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值为例,1950年总计为611亿美元,1990年达33949亿美元,40年时间增长了近56倍,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工业生产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货物贸易高速增长的带动下,同货物进出口直接关联的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如国际运输服务、国际货物保险、国际结算服务等,都相应地在规模上、数量上成倍增长。而国际投资的迅速扩大和向服务业倾斜,不仅带动了国际货物贸易的增长,而且带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迅猛增长。特别是国际投资收益作为要素服务项目,其迅速扩张本身就构成海外服务贸易流量的扩大。

3.新科技革命的有力推动。新科技革命,特别是二十世纪6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服务贸易的迅猛发展。首先,高新技术的发展广泛应用到了服务产业,使许多原先“不可贸易”的服务转化成“可贸易”的服务,从而使国际服务贸易的种类增加,范围扩大,例如一些传统的教育服务、健康服务一向被认为是:“不可贸易”的服务,现今可被储存在磁盘或软件中进行买卖。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还促使银行、保险、商品零售等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为跨国界服务带来了机遇。其次,科学技术革命加快了劳动力和科技人员的国际流动,特别是促进了专业科技人员和高级管理人才向他国流动,推动国际服务贸易流量的扩大。最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高科技产业转移,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利用本地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赚取外汇服务收入,形成大规模的境内服务输出。

随着经济服务化程度的深化,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1980-2000年,世界货物贸易平均年增长率为5.9%,而商业服务贸易的平均年增长率为7.1%。增长速度的差异导致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动:1980年,国际商业服务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2%,200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18.6%。国际贸易格局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服务贸易,它们竞相抢滩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施以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后者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领先国家几乎全部是发达国家,如2000年,服务出口总额处于前10位的国家或地区依次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中国香港地区和比利时-卢森堡,这10个国家或地区的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9.3%。显而易见,能否在服务贸易领域占领制高点已经成为决定各国在国际竞争中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全球服务领域新动态

1.制造业服务化。像国际知名企业GE、IBM,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企业正在转变为服务企业,从原来产品的提供者向集成服务的提供商转型,制造业的服务投入加大,服务产出的比重上升,制造业呈现出服务化的新的趋向。

2.服务业的信息化。服务贸易与信息技术是紧密相连的,以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支撑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服务业的信息化程度。服务的交易不仅变得可能,而且更加便利,服务的可贸易性进一步增强,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服务外包异军突起,当前以计算机和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服务将扩大增值空间,以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的服务外包,扩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3.服务业的国际化。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为服务贸易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具有可预见性的自由贸易的框架,各国部分降低了自由市场的竞争壁垒,全球公司加快全球资源整合,通过离岸服务外包,全球跨国公司加快了服务业的进程。

4.消费结构的优化。在主要发达国家,服务消费已经是私人消费的主要形式,服务消费的支出迅速扩张,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在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增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也增强了服务消费方面的有效需求。

三、我国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我国一方面对开放金融、保险、运输及商业销售等市场仍持谨慎的保护主义态度,另一方面也开始重视国际服务贸易这一领域的研究,力图在这一新的国际经贸领域中真正做 到知己知彼,以便在进入和开放国际服务贸易市场的实践中处于主动地位。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在三个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第一是贸易规模扩张快,七年突破了三道千亿大关。1980年到现在,我国的服务出口增长了67倍,其中1991年到2003年,我们用了12年的时间突破了一千亿美元;2003年到2006年,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就突破了两千亿美元;2006年到2008年,服务贸易总额突破了三千亿美元。第二是进出口的增长速度快,成为新兴经济体当中的佼佼者。2005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以发展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发展速度近2个百分点,超过国民经济增长速度7个百分点,超过世界贸易发展速度近2倍的高位运行,成为世界新兴经济体发展当中一枝独秀。第三是世界排名上升快,五年提升了五位。2001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排名基本每年上升一位,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三,这在世界服务贸易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服务贸易的大国。

但是我们还远不是服务贸易的强国,我国的服务贸易在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五个方面结构性的矛盾。第一是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发展不平衡。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比重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全球是基本保持在20%,我们是11%多一点。第二是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发展不平衡,我国的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专利使用和特许、旅游等领域,反映了国内的经济和货物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国际航运、货物航运的保险、先进技术等方面有着巨大的需求。第三是服务贸易行业结构还不尽平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金融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仍然偏地,运输、旅游等传统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第四个不平衡是服务贸易在区域发展上还不平衡,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在运输、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领域,和内陆地区相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目前是我国服务贸易主要的出口地区,这跟我们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布局、货物出口方面发展梯度的区域布局是完全一致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服务贸易的发展也具有鲜明的产业梯度专业的特征。第五个平衡是服务贸易国际市场结构不平衡,我国的服务进出口还主要集中于香港、欧盟、美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其中香港一直是我们最大的服务出口的目的地、进口来源地和顺差的来源地,双边服务贸易占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达到四分之一。比如我们最大的顺差来源地香港对我们国家整个发展大局是个什么概念?其实这样一种顺差的体现,恰好表明香港作为我们的服务业发展的高地,以及带动我们内地与全球服务贸易的竞争,共同提升过程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建议大家在分析服务贸易的顺差、逆差的问题上,我们还要细化到行业、细化到区域,细化到下一步我们扶持的发展方向上,而不是简单的看数字和占比。

(二)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前景

2010年,我们的服务业占整个GDP的比重是43%,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到“十二五”期末,服务业的发展比重要提高到47%,因此服务业的产业基础在“十二五”期间会有一个大发展,可以期待的鲜明的前景。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潜在空间还很大,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要扩大金融、物流等服务业的对外开放,稳步开放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业的国际化水平。此外就是服务出口大有可为。现在国家的服务出口多集中于运输、旅游等传统的服务领域;而金融、保险、专利使用等现代服务出口比重偏低,中餐、中医药、文化艺术等中国特色服务的出口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们的许多领域这两年已经在国际的服务贸易方面迈出了扎实的步伐。比如大家都知道,像中医药领域的足浴行业华夏良子,现在已经稳稳地走出了国门,在德国一些高端消费人群的大城市里面扎下了阵营、站稳了脚跟,而且吸引了当地的消费者,前来领略我们中华养生保健文化的内涵。我们只要善于把我们优秀的服务领域进行世界化的表达,中国文化国际表达、文化国际包装,我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服务贸易领域开辟新的、富有竞争力的行业,培育新的亮点。

服务业走出去的发展前景也非常广阔,像保险、分销、运输等领域,更多的服务企业,它将会追随着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在境外设立更多的分支机构,为我们货物贸易,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同台竞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国的服务贸易在今后发展中需要注重五个方面的发展。

第一是贸易规模稳步扩大。

周柳军在“中国进出口企业第十届年会”上指出:到2015年,服务的进出口总额,要达到6000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1%。这个目标我们认为是积极稳妥的,而且也为可能出现的不可预见的,比如说现在欧债危机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发酵,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留足了空间,也分析了这方面增长的可能的一些消极方面的因素。

第二是贸易结构要不断优化。

周柳军在“中国进出口企业第十届年会”上指出:到2015年,我们的通信、计算机信息服务、金融、文化等智力密集的高附加值服务贸易总额要力争超过15%。

第三是对外开放水平要进一步提升,要逐步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步伐,提升经营服务的水平,带动、培育和壮大国内产业。

第四,使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要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重点企业,不仅要打造中国制造,还要在世界贸易的舞台上鲜明的打造中国服务的亮丽的名片。

第五是服务贸易的区域要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东、中、西部各地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的良性互动、优势互补,构建充满活力、各具特色、区域协调的服务贸易发展格局。

(作者单位: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新冠疫情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反复,国际服务贸易对中国产业的影响逐渐增加,其中不仅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通过分析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创新型技术对服务贸易的引领和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塑,可以得出中国服务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机遇多于挑战,深入探究国际贸易背景下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式,进一步优化我国服务业的结构,适应国际服务贸易的趋势,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

关键词:服务贸易;技术创新;数字经济

当前,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各国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服务贸易供给与需求都遭遇较大冲击,但疫情也催生了大量“在線化”与“无接触”服务模式,创造了新的发展契机。因此,后疫情时代,如何把握好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使之成为提振国际贸易和经济复苏的积极因素,是我们面对的重要而又紧迫的研究课题。

一、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有别于货物贸易,整体影响较小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有别于货物贸易,呈现一正一反两种结果。一方面,服务贸易是高度依赖人员等要素国际流动的贸易形态,各国为防范疫情加强出入境管制措施,传统服务领域尤其是旅游业成为受疫情影响的重灾区。2020年1-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5144.3亿元,同比下降13.2%。但是另一方面,服务贸易对需求冲击的敏感性和对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较低,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稳定器的作用。据世贸组织2020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零售、卫生、教育、电信和视听等行业更加注重在线服务,大量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这类服务业及其贸易对连接供应链和促进商业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二)各细分领域影响不同

疫情期间,服务贸易中的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提供方式所受影响较大,尤其是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疫情对在华外资企业的服务贸易也构成一定不利影响,部分跨国公司可能调整、缩减在华投资或生产;新兴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相对可控,有的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跨境支付。

境外消费特别是出国旅游影响严重。出国旅游是境外消费服务贸易的典型代表。2020年由于疫情防控对于人员流动的直接限制,不仅旅游消费需求锐减,旅游服务的跨国供给能力更显不足,旅游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严重。根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前11个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9371.6亿元,下降47.8%,其中出口下降50.8%,进口下降47.4%;剔除旅行服务,前11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2.2%,其中出口增长4.6%,进口基本持平,可见本次疫情对旅游业带来了较大冲击。

自然人移动受到严格限制。整体来看,疫情期间中国出入境活动受到严格限制。自3月11日世卫组织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大流行以来,全国陆地口岸、海港、空港入境日均12万人次,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八成多。此外,技术密集型或者人力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比如工程、教育、技术服务等部门,在疫情中受到较大的不利影响。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外派劳务人员都大幅下降。随着疫情在中国的平息和稳定,中国出入境限制逐渐放开,传统形式的服务贸易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商业存在所受影响较大,但目前恢复情况良好。疫情期间,大量跨国公司在华业务受阻,然而大部分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尽管尚未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中国的经济正在强劲反弹,他们对公司在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同时,中国新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及相关条例的实施,大幅压缩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优化了外商投资环境。对金融机构外资所有权的限制和境外机构投资者的配额限制正在取消,沪港通、债券通等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也在扩大,外国资金流入未来将大幅增加,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创造更温和适宜的土壤。

跨境交付服务贸易受影响较小。后疫情时代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线上医疗、线上教育、线上展览、线上旅游、线上办公、线上娱乐等新兴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应用和普及。据报道,2016年以来,数字化服务出口占全球服务出口比重稳步提升至50%以上,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势头良好,相关跨境交付服务贸易业态增长迅速。据统计,2020年1月-11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望未来,大数据、信息技术、5G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对我国服务贸易生态造成较大改变,云办公、云娱乐、云教育等将进一步普及,跨境交付服务贸易将在促进我国外贸发展方面持续发挥重要作用。

二、后疫情时代,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一)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结构将更加优化

随着服务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服务业在全球跨国投资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贸易的重心也逐渐从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服务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据统计,过去10年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比货物贸易快60%。WTO数据显示,按收支平衡(BOP)方式统计,1970年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占比仅为9%,2017年该比重上升为23%,预计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在2030年将上升为25%,并且电子商务可能刺激1.3-2.1万亿美元的增量贸易。此外,信息技术、物流服务、商务服务、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将成为增长的重要动力,推动国际贸易从劳动力主导的传统比较优势向创新主导的技术比较优势转换,服务贸易结构将持续优化。

(二)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将更加重要

一方面,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日益处于主导地位。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分工的深化与广化,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价值链由以制造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成为企业获取全球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价值增值环节将继续向生产前的研发、设计阶段与生产后的市场嵌入服务阶段转移,整个价值链条中,服务增加值将日益成为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带来服务要素的不断提升,将带动研发、金融、专业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未来制造业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其背后的服务竞争。另一方面,服务对各大产业的整合提升作用也越发明显。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产业黏合剂作用更加突出,制造业服务化进程加快,个性化定制、智能制造等新型组织方式不断推动产业融合创新,对传统行业转型升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三)技术创新有望成为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跨越了服务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为服务业全球拓展和服务贸易发展提供了技术条件,也使得教育、健康、医疗、文化等传统不可贸易的服务逐渐变得可贸易,服务贸易种类不断增加、范围不断扩大。例如,疫情期间催生了大量“在线化”与“无接触”服务模式,大幅刺激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线上娱乐、线上医疗健康等服务需求和供给,加速了传统服务贸易由线下经营向“互联网+”线上模式的转变。未来,随着新一代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问世,还将持续改变信息通信服务的提供方式,推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支付方式产生变革,数字技术与零售、娱乐、出版、休闲、金融、卫生、教育等行业的融合将日益加深,并衍生出更多服务新业态与新模式,从而不断拓展服务贸易的新领域和新内容。

(四)服务贸易规则谈判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点

随着服务业业态的大幅拓展及重要性的日益凸显,全球国际贸易规则谈判的重点逐步集中在服务业领域。据WTO统计,目前全球范围内大概有290项特惠贸易安排,其中服务贸易内容占了近一半。并且,随着数字经济驱动的创新全球化深入发展,服务贸易在各国开放型经济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著,已成为贸易战略竞争、贸易规则竞争、贸易利益竞争的核心,也是重塑未来全球贸易新版图的关键因素,因此,世界主要大国都更加重视发展服务贸易。服务市场准入、边境后措施、跨境数据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规则成为国际经贸谈判的重要议题,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成为签署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内容。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重要机遇

服务贸易是我国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也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长期来看,我国服务需求市场广阔,未来应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鼓励服务贸易现代化转型,实现传统和新兴服务贸易齐头并进,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和贸易增长。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为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发展动力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发展高附加值服务业顺应了由“高速度”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需求偏好升级,服务消费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主力。旅游、医疗服务、快递服务、养老服务、教育服务等领域都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期。服务业将是今后一个时期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国内服务业的成长将进一步夯实服务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而国内消费升级的旺盛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海外高端服务的进口。

(二)服务业扩大开放为服务贸易释放新的发展空间

我国坚定不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其中服务业是扩大开放的重点领域。2020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并印发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展至28个,试点内容也在前两轮基础上“全面深化”。我国在服务业市场准入、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国内服务业规则改革等领域的持续改革开放举措为服务贸易发展创造了自由化、便利化的发展环境。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将有效促进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

(三)“一带一路”建设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合作持续推进、势头良好。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潜力。我国经济富有活力,科技创新实力较强,旅游与教育资源丰富,在计算机信息、通讯、金融、建筑等领域竞争优势比较明显。同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一些领域也具有比较优势。中东欧国家地理位置优越,是连接亚洲和欧洲的交通要道,同时人力资源素质高、成本相对较低,信息通信等行业技术研发创新能力较强;东盟旅游文化资源丰富,港口运输领域较为发达。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将持续深化拓展,成为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

(四)数字贸易成为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随着各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贸易引领全球贸易的升级迭代,贸易方式与贸易对象的数字化逐渐成为新趋势。从具体的领域看,数字贸易包括软件、社交媒体、搜索引擎、通讯、云计算、卫星定位等信息技术服务,数字传媒、数字娱乐、数字学习、数字出版等數字内容服务以及通过数字交付的服务外包等三大类。数字贸易将继续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服务贸易将日益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也逐步明显。2019年,我国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1.4万亿元,同比增长19.0%,占整体服务贸易比重达25.6%。贸易顺差约为1873.9亿元,同比增长46.1%。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发展数字贸易既是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更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

四、发展建议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作出了重要部署,指明了方向。“十四五”时期,加快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是我国加快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

(一)着力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新格局

一是要进一步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努力提升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尤其是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比重。二是要明显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一步降低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在保持制造服务、建筑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等优势的基础上,明显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二)加强公平竞争、减少壁垒的政策措施

一是强化服务业领域的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比如,全面清理服务业领域妨碍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减少选择性补贴、投资补助等举措,建议将产业政策严格限定在具有重大外溢效应或关键核心技术的领域;更多采用普惠性减税、政府采购、消费者补贴等手段,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加强服务业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重点强化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的公平竞争审查。二是清理并大幅削减服务业领域边境内壁垒。建议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引入相关发达国家对旅游娱乐、体育养老等重点生活性服务业的管理标准,并实现资格互认;建议全面推广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允许负面清单外的境外企业在我国提供相关服务,逐步在人员流动、资格互认、市场监管等领域实现与国际接轨。

(三)抓住数字经济等新兴行业发展机遇

鼓励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积极拓展数字服务贸易。疫情催生了一大批数字服务贸易新业态,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网络办公、视频会议、大数据分析、云服务等领域发展迅猛。因此,要积极挖掘具有“零接触”特征的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广泛应用移动互联技术,拓宽线上服务贸易边界。利用好跨境电商平台,发展大数据营销、电子支付、网络广告等数字服务贸易。

(四)加快推进区域性自由贸易进程

在疫情冲击下,以共同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为目标,推动形成双边多边贸易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新机制的迫切性和现实性全面增强。一是以《中欧投资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契机,我国各级政府应提前谋划,找准相关协定给本地区和企业的服务贸易带来的发展机遇,形成中国对外经贸合作新局面,同时要提高对区域服务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调整变化的认识,提升本地区内可能面临风险的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二是尽快实现关键区域服务贸易发展新突破。建议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率先打造中韩自贸区升级版。在这一过程中,既要进一步降低货物贸易关税,还要逐步推进双边服务标准的对接、服务市场的融合。

五、结语

后疫情时代,中国克服重重困难,经济强劲复苏,给全球服务贸易的扩张带来新的增长空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产业深度融合引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为全球经济复苏、产业链重构和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莫万贵,袁佳,王清.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趨势及我国应对浅析[J].清华金融评论,2020(1):49-53.

[2]董小君,郭晓婧.后疫情时代全球服务业的演变趋势及中国的应对策略[J].改革与战略,2021(2):58-64.

[3]怀进鹏.打造数字贸易新引擎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J].中国科技产业,2020(9):6-6.

[4]陈伟,李柏松,薛志波.服务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J].经贸实践,2018 (9):83-83.

[5]李俊,张谋明.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回顾与展望[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21(1):4-7.

[6]郭芳.服务贸易:经济增长新动力[J].中国经济周刊,2020(24):58- 59.

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已经表现出很多的不足,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电子商务应用到对外经济贸易是时代发展的结果,电子商务不经能够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为很多中小企业提供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本文主要对“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措施

一、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通过固定的交易场所来进行的,需要很多资源,例如大量的实物单据等。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改变了传统对外经济贸易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运作方式改变。电子商务在信息环境下运行的,在这个环境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是通过电子方式来进行交易,而不是面对面的方式。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的类型可分为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和不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二者的区别就是能否通过电子商务来完成交易。完全电子商务能够把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不完全电子商务而是要借助一些外力来进行;(2)流程改变。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流程的改变,形成新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

在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其营销模式也发生了改变。(1)网络互动式营销。(2)网络整合式营销。(3)网络定制式营销。

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

1 配额商品招标管理存在问题。目前参加投标企业的范围越来越大,加之招标类别也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招标的具体事务工作也随之增加,而面对如此之多的文件,如果仍然采用手工操作来进行,那么工作效率明显较低,甚至难以完成。并且使得企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招标秩序也变得越来越混乱,难以避免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主管单位之间的矛盾发生。

2 配额许可证管理存在问题。海关等监管部门由于手工方式而使其工作更加困难,导致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比较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三、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

电子商务的问世,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问题是电子商务研究的核心领域。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系统,可靠、安全的通信网络和安全的数据库服务器显得如此重要。实现SET协议安全支付的必须且重要的条件就是CA认证中心,但是就我国而言,目前CA认证权的归属问题还没有确定好。

2 融资问题。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应用的初期需要建设大量的设备,因此,前期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根本办不到的,就只能去银行贷款。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融资的方式较为单一,目前还不能实现从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他们融资的唯一渠道就是银行贷款。而目前,随着银行贷款安全性和风险性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越来越困难,银行对其要求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中应用无法顺利进行。

四、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

1 正确树立电子商务的观念。我国企业要发展电子商务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电子商务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将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进行了改善,朝着高效益、市场全球化、低成本、企业协同竞争的方向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必须认识到开展电子商务将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另外还要真正理解互联网的运作机制,把电子商务作为未来企业的生存之道来对待,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战略项目来做。要认识到电子商务是世界潮流,代表国际贸易的一种新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另外,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风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全社会公民的诚信问题。电子商务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诚信制度的建立。

2 完善安全体系。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企业对安全的防范应该从技术上进行。要做好数据采集体系工作,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将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构建好。在加强电子商务安全问题时还必须充分利用数据仓库和挖掘技术。电子商务活动在涉及到有关个体信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制定相关规定,并规范这些信息的使用,保护隐私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短时间内,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总而言之,应用电子商务有利于创造对外经济贸易良好的国内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我国步入一个更加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纪元是需要电子商务来辅助的。

参考文献:

[1]黄芹: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探究[J].财经界,2009,(11).

[2]曹虹峰: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07.

[5]欧阳青东: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对策[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6,(04).

[4]蔡国军:浅谈国际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及中国外贸企业的应对策略[J].大众科技,2004,(07).电子商务与对外经济贸易/吴吉中

摘要: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已经表现出很多的不足,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电子商务应用到对外经济贸易是时代发展的结果,电子商务不经能够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电子商务的应用为很多中小企业提供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本文主要对“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电子商务;对外经济贸易;问题;措施

一、电子商务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

传统的对外经济贸易中的每一笔交易都是通过固定的交易場所来进行的,需要很多资源,例如大量的实物单据等。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改变了传统对外经济贸易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运作方式改变。电子商务在信息环境下运行的,在这个环境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是通过电子方式来进行交易,而不是面对面的方式。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的类型可分为

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和不完全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二者的区别就是能否通过电子商务来完成交易。完全电子商务能够把全球电子商务市场的潜力充分地挖掘出来;不完全电子商务而是要借助一些外力来进行;(2)流程改变。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经济贸易流程的改变,形成新的对外经济贸易方式。

在电子商务背景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其营销模式也发生了改变。(1)网络互动式营销。(2)网络整合式营销。(3)网络定制式营销。

二、传统对外经济贸易存在的问题

1 配额商品招标管理存在问题。目前参加投标企业的范围越来越大,加之招标类别也越来越多,从而使得招标的具体事务工作也随之增加,而面对如此之多的文件,如果仍然采用手工操作来进行,那么工作效率明显较低,甚至难以完成。并且使得企业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招标秩序也变得越来越混乱,难以避免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主管单位之间的矛盾发生。

2 配额许可证管理存在问题。海关等监管部门由于手工方式而使其工作更加困难,导致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出现且难以避免,如越权发证、无配额发证、超配额发证、伪造许可证等。采用手工方式进行操作,比较周期较长,而且很容易出现差错,难以控制。

三、阻碍电子商务发展的因素

电子商务的问世,为世界经济提供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为政府和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1 安全问题。如何保障电子商务活动的安全问题是电子商务研究的核心领域。作为对外经济贸易电子商务系统,可靠、安全的通信网络和安全的数据库服务器显得如此重要。实现SET协议安全支付的必须且重要的条件就是CA认证中心,但是就我国而言,目前CA认证权的归属问题还没有确定好。

2 融资问题。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应用的初期需要建设大量的设备,因此,前期就需要大量的投入,對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在前期投入大量的资金是根本办不到的,就只能去银行贷款。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企业融资的方式较为单一,目前还不能实现从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他们融资的唯一渠道就是银行贷款。而目前,随着银行贷款安全性和风险性意识的不断增强,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越来越困难,银行对其要求也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企业中应用无法顺利进行。

四、电子商务下的对外经济贸易具体措施

1 正确树立电子商务的观念。我国企业要发展电子商务首先要树立正确的电子商务观念。电子商务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将传统的企业运作模式进行了改善,朝着高效益、市场全球化、低成本、企业协同竞争的方向发展。我国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必须认识到开展电子商务将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另外还要真正理解互联网的运作机制,把电子商务作为未来企业的生存之道来对待,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一个战略项目来做。要认识到电子商务是世界潮流,代表国际贸易的一种新方式,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另外,在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风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全社会公民的诚信问题。电子商务建设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诚信制度的建立。

2 完善安全体系。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还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企业对安全的防范应该从技术上进行。要做好数据采集体系工作,构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了提高管理水平,将企业内部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构建好。在加强电子商务安全问题时还必须充分利用数据仓库和挖掘技术。电子商务活动在涉及到有关个体信息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应制定相关规定,并规范这些信息的使用,保护隐私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在安全方面,一是安全认证。电子商务认证系统作为电子商务基础建设的核心,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必须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二是网络保障。必须确保能够提供24小时服务。三是防黑客袭击。另外,要加速计算机信息系统技术风险防范体系的建设,从而构建好计算机病毒防范系统。

电子商务在对外经济贸易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其对对外经济贸易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短时间内,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总而言之,应用电子商务有利于创造对外经济贸易良好的国内环境、有利于增强国家对进出口的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推进外经贸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我国步入一个更加开放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纪元是需要电子商务来辅助的。

参考文献:

[1]黄芹: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应用探究[J].财经界,2009,(11).

[2]曹虹峰:电子商务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南昌大学,2007.

[3]欧阳青东: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对策[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硕士),2006,(04).

[4]蔡国军:浅谈国际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及中国外贸企业的应对策略[J].大众科技,2004,(07).

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贸易;对外贸易;全球经济

我国自2001年加入WTO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正式涌入我国。然而,我国经济在同国际经济接轨的适应期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东南沿海等中小企业而言,是一次毁灭性打击。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思考,加入国际竞争,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么,究竟如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这有赖于我国制定和选择正确的对外贸易战略。可以说,发展国际贸易,给我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压力和竞争,而如何把握时代给予的机会,把握国际经济的发展机遇,这也完全依托于我国对对外贸易战略的正确选择。

我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以来,经济一直呈跨越式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步伐在不断加大、规模在不断扩大,同时,贸易战略也在不断地调整。笔者认为,在当前的大背景之下,我国经济要想在国际经济贸易当中取得优势地位,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战略:

一、调整出口贸易结构

目前,我国出口仍然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之一,长期的贸易顺差背后却并不容我们乐观,通过分析我们的出口贸易结构不难发现,我国的出口商品往往是属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生产出的商品,劳动附加值低下,我国长期的贸易出口额是通过数量取胜,这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的贸易结构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出口贸易结构若不能及时得到扭转,我国的经济就会陷入发展瓶颈,甚至到最后会出现贸易逆差。因此,及时调整出口贸易结构,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向发达国家看齐,将知识价值转嫁到产品的价值当中去,这也将会是我国今后出口的方向之一。

二、扩大并优化进口结构

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我国经济落伍与时代发展潮流,而为了赶超其他国家的发展速度,我国经济就必须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国外产品的进口,这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实际上,一个产品从设计、加工、生产再到最终销售,产品上的附加值是通过一道道工序加工生产并附加上去的,我国若能够以开放的姿态欢迎这些产品,并保持学习的态度,从这些产品身上学习到国外先进的技术,这无疑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除此之外,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内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国内的同类产品产生一定的打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会刺激我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不断改进技术,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因此,进口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我国本土经济,但是,我们也应当学会多角度看问题,进口商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带来压力,刺激他们优化产品,进而让来百姓用上高性价比的好商品,享受到高性价比的优质服务,并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实施对外贸易战略化升级

通过分析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结构不难发现,我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的增长仍然主要是依赖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这无疑限制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陷入瓶颈。而为了有效扭转上述颓势,笔者认为,政府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加大对我国高新技术的扶持力度,通过增设科研基金,加强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实际上,我们不应当盲目悲观,我国也有个别的土生土长的高科技企业,例如我国的中兴公司以及华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两家企业的产品都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它们的科技性含量很高,它们的产品以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性价比深受国外人民的喜爱。若我国可以形成一个以点带面的联动机制,让这些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去扶持一些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那么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够突破这一瓶颈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关键就是要依靠我们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政府作为市场经济调控“看不见的手”,若能通过财政扶持或者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那么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必然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四、结束语

出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加入国际经济贸易既是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我国出口额虽然一直位列世界前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我国出口结构处于劣势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在对我国出口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的前提之下,如何发展我国国际经济贸易,如何选择对外贸易战略,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总结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实践经验并结合他人的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出口结构、优化进口结构以及实施我国企业的战略化升级等措施,以期促进我国国际经济贸易的更好更快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飞.论中国对外贸易战略与比较优势陷阱[J].国际贸易,2010.

[2]于蕾.关于我国贸易战略调整的探讨[J],国际商务,2012.

[3]刘恒,陈涛.金融危机下对我国出口导向贸易战略的反思[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

作者简介:陈诗画(1992- ),女,江苏南通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中美贸易经济发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环境效率;经济增长;贸易;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

一、引言

中国在扩大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贸易一方面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中,由于环境标准差异,发展中国家往往通过对外贸易为发达国家承担了高额的环境成本,即通过专业生产并出口污染品以满足发达国家对该商品的消费需求,而将大量的污染留在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尽量降低贸易对一国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了研究的焦点。

在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的研究方面,Grossman和Krueger最早通过研究北美自由贸易区提出了贸易的环境影响,即贸易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一国环境产生影响。此后,部分学者又引入了法规效应和收入效应等,认为贸易对环境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上述效应的总和;研究同时还发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曲线),即环境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阶段之后,环境污染水平会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和公众环境需求的上升而出现下降趋势。上述理论提出后,众多学者分不同污染物、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检验了EKC曲线的存在性,并实证检验了贸易的环境影响,然而鲜有研究考虑环境效率这一反映一国环境绩效的指标与贸易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那么,贸易是否有助于提高一国的环境效率?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是否呈现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工业污染是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故本研究以中国工业部门为研究对象,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中国各省份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深入分析环保投入、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期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相对于已有关于中国区域环境效率问题的研究(Watanabe and Tanaka,2007;Bian and Yang,2010;Guo et al., 2011;Wang et al., 2013;杨俊,2010;袁鹏,2011),本研究的創新之处主要在于:(1)首次通过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实证测算了中国各省份的工业环境效率,有效避免了以往采用两阶段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问题时存在的“非现实”假设问题;(2)通过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从环境效率角度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丰富了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领域的相关研究;(3)将对单一污染物的研究扩展到了环境绩效这一相对综合性的指标(综合考察了中国工业的多种污染物,如废水、废气、固体废物、COD和SO2)。传统研究在考察贸易、经济增长和环境关系时大多采用单一污染物,造成了不同污染物选择所导致的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影响对于变量长期关系的把握,而通过构建综合的环境效率指标,将投入、期望产出及不同类型的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中,有利于获得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绩效之间的稳定关系。

全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测度,包括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测算结果;第三部分是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EKC检验,实证检验贸易、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并探讨其他因素如环保投入、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及相关政策建议。

二、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测度

最早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因存在着非期望产出干扰环境效率数值的问题,在修正干扰因素的过程中,产生了几种比较著名的环境效率评价方法:投入法、倒数转换法、转换向量法、方向性距离函数法、SBM模型法。投入法和倒数转换法其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实际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实质,因此其计算结果是有偏的;转换向量法在放松规模报酬可变的条件下则有可能造成线性规划无解;而方向性距离函数法由于较好地解决了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Fre et al.(1989)首次将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采用非参数设定下的距离函数衡量,并将污染物视为生产过程的一种产出,通过对期望产出施加强可处置性及非期望产出施加弱可处置性,建立了环境绩效评价指标(EPI)。

在Fre et al(1989)所提出的距离函数模型及Selden and Song(1994)、Grossman and Krueger(1995)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基础上,众多学者采用两阶段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研究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然而正如Simar and Wilson(2011)批评时指出的那样,在使用传统的距离函数模型进行两阶段分析时需做出众多假定,但经济数据却大多不能满足这些假定。因此,Simar and Vanhems(2012)在Cazals et al.(2002)、Daraio and Simar(2005)提出的概率生产函数基础上,对Fre and Grosskopf’s(2004)所提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了扩展,首次提出了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及其非参数估计(对方向距离函数施加的条件为能够影响生产过程的其他因素),将非期望产出纳入模型以反映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从而在采用两阶段分析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时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非现实”假设问题(Simar and Wilson,2007, 2011)。因此,本文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1992-2014年间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值。

(一)地区环境效率测度模型

1.方向性距离函数

根据Fare(2004)的研究,对方向性距离函数作出如下定义:用P(x)表示要素投入,x∈R+N ,u表示非期望产出,u∈R+K,v表示期望产出,v∈R+M,并假设产出集是封闭的,要素投入可以自由使用。在满足下述条件时,P(x)为环境产出集:(1)(v,u)∈P(x),且0θ1,(θv, θu)∈P(x)(产出的弱可处置性);(2)(v,u)∈P(x),u=0,同时得到v=0(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零联合性)。弱可处置性假设认为非期望产出的减少是有成本的,因此要想减少非期望产出必须同时减少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为期望产出的副产品;零联合性假设认为要使得非期望产出降为零,除非不生产期望产出,两者的关联点仅在零点。

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环境产出集可以被表示為:

(二)数据及变量选取

与其他相关文献类似,为衡量1992-2014年中国各省份①的工业环境效率,本文采用两种投入:劳动力和资本,其中,劳动力采用各省份工业企业年均从业人数,资本则采用张军(2004)永续盘存法估计得到的地区物质资本存量(1952年=100)。期望产出为各地区工业总产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按工业出厂品价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100),非期望产出为各省份废水污染物、废气污染物、固体废物污染物、COD和SO2排放量,外部控制变量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进行折算,1990年=100)。以上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年鉴》。

工业废水中污染物排放量指排放的工业废水中所含汞、镉、六价铬、铅、砷、挥发酚、氰化物、石油类、硫化物、COD等一般无机物和有机物等污染物本身纯重量的加总,单位为吨;工业废气污染物排放量则为工业SO2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加总,单位为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冶炼矿渣、粉煤灰、炉渣、煤矿石、化工废渣、尾矿、放射性废渣等废物总量,单位为吨。

表1为所采用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本文所分析的29个省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

(三)测度结果

本文分别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公式4)和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公式14)测算了1992-2014年中国29个省份、直辖市的工业环境效率值。分地区的中国工业环境效率变动趋势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采用传统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中国三大地区环境效率总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且并未趋于收敛(a图),而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的中国三大地区环境效率则呈现稳中略有上升的趋势,且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在减小并趋于收敛(b图),这一点与杨俊(2010)的研究结果一致。另外,东部地区各省份的平均环境效率要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三、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及EKC检验

(一)计量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被限制在(0,1]之间,如果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会给参数估计带来严重有偏和不一致,为此,本文采用Tobit回归分析。Tobit回归分析是因变量受限模型的一种,当被解释变量为断尾(Truncated)或截取(Censored)时采用。标准Tobit模型如公式(15)所示:

Y*i=Xiβ+εi

Yi=Y*iifY*i0

Yi=0ifY*i0(15)

其中,Y*i为潜变量(latent dependent variable),Yi为观察到的被解释变量,Xi为解释变量,β为相关系数,εi为独立的且εi~N(0,σ),Y*i~N(Xiβ,σ)。

基于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分析框架,本文以基于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得出的环境效率值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以下Tobit回归模型:

EEit=β0+β1GDPPCit+β2GDPPC2it+β3GDPPC3it+β4TRADEit+β5ENVIRit+β6INDUSit+β7POPDit+εit(16)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省份及年份。本研究的时间区间为1992-2014年,共29个省份,667个观测值。变量所采用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库。

GDPPC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研究贸易、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探究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类似(He, 2008;Diao et al., 2009;Brajer et al.,2011),本文采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未经说明GDPPC均为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值,1990年=100)衡量地区经济增长,GDPPC2、GDPPC3分别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平方项和立方项。按照EKC理论,通过回归系数可以判定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β1>0(β1<0)且β2=0、β3=0,则两者存在单调递增(递减)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2>0)、β3=0,存在倒U型(U型)曲线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3>0,存在N型曲线关系;如果β1<0且β2>0、β3<0,存在倒N型曲线关系。

TRADE为贸易开放度,其计算公式为:(出口额+进口额)/国内生产总值,用以反映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Grossman(1993)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将贸易的环境影响分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贸易对环境的影响取决于这三种效应的总和,其中技术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国生产者的技术转移和贸易自由化引起收入水平提高所导致的技术进步。后续关于贸易的环境影响实证研究一般有两种结论:一种认为贸易有益于环境的改善,其原因在于贸易能够促进一国经济增长从而改善环境,有利于清洁技术在国际上的扩散;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贸易不利于环境的改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容易在国际分工中更多承担“污染品”的生产,从而不利于本国的环境。其中,对中国的贸易与环境效率的实证研究方面,杨俊等(2010)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与环境效率显著负相关,而其他一些研究却显示贸易依存度对环境效率的影响较小;王兵等(2010)基于区域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FDI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环境效率;而涂正革(2008)利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却得出相反的结论。参考上述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预期TRADE系数方向不定。

ENVIR为环保治理投入力度,采用工业污染治理本年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地区如果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在其他投入和期望产出相同的条件下会具有更高的环境效率,反之,则环境效率相对较低。故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值为正。

INDUS为产业结构,采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关于产业结构与环境效率的研究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第三产业而言,对环境的污染最为突出,且中国近年来的工业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粗放型特点,因此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越高,则环境效率越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推动作用会降低环境污染,从而出现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高,环境效率越高的情形。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方向不定。

POPD为人口密度,以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来衡量。关于人口密度对环境的影响也具有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面临的环境压力越大,人口密度是導致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Cropper and Griffith, 1994);另有观点认为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自身对环境保护更加关注,而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则对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Selden and Song, 1994)。因此,本文预期该变量系数方向不定。

解释变量的相关描述性统计见表2。从表2可见,不同地区的数据呈现较大差异。从均值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开放度、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及人口密度均要高于中部、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环保投入力度要相对高于中部和东部地区。

(二)全国及区域EKC检验

本文采用T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进行了估计检验,结果见表3。通过模型1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模型中的GDPPC三次项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并非呈现N型(倒N型)曲线关系,故删去不显著的GDPPC三次项,再次进行回归并检验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U型(倒U型)关系。从模型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DPPC及其平方项系数的显著性明显上升,且回归方程中的大多数自变量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选定模型2为最终估计结果。控制其他变量,环境效率(EE)与经济增长(GDPPC)的关系可以表示为:

EE=00000302GDPPC-684e-10GDPPC2

由此关系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拐点处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PC)经计算为221万元。笔者认为这一点与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并不冲突。EKC理论认为环境污染水平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曲线,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本文测算得出的拐点值为环境效率的转折点,即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达拐点处前环境效率为上升趋势,经过拐点处后环境效率则呈现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在超过拐点处后,环境监管成本上升,污染物的减排难度进一步加大,与环境污染水平的拐点并不矛盾。对比各省份的人均GDP数据可以发现,2003年以前各省份的人均GDP均未超过拐点值,总体而言中国尚未到达环境效率的转折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而上升的阶段,但这一乐观情况很快将会改变。2012年已有10个省份、直辖市的人均GDP超过了拐点值,即进入环境效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阶段。

为探究EKC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并检验本文估计所采用模型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采用Tobit模型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回归检验了经济增长、贸易等其他因素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模型3、模型4和模型5。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分区域的EKC检验仍然支持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差异之处在于各区域其拐点处的人均GDP有所不同,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拐点处人均GDP依次为182、271和202万元,中部地区的拐点值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这一结论与袁鹏(2011)的结论一致;2014年,东部地区除河北、海南外,其他东部地区省份、直辖市人均GDP均已超过拐点值;中部和西部省份人均GDP均未超过拐点值。

EKC的区域差异与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环境监管方面的差异均有关联,即区域间样本存在异质性问题。2012年,东、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值依次为45%、52%和49%;1992-2014年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幅度最大,平均上升幅度为27%,西部地区为25%,东部地区则为07%,甚至有6个省份的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中、西部地区各省份均为上升态势。从2014年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差异不大,然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本文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却差异巨大,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中、西部地区。因此,EKC拐点值的区域差异可能与不同地区所处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有关,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已进入工业化发展后期阶段,而中、西部地区则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或初期阶段。已有研究显示,工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或地区,其环境监管力度越高,因此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污染物进一步减排的空间和难度也会加大,拐点也相应出现的较早,而中、西部地区则因为较晚完成工业化进程,并且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东部地区成熟的治污经验,从而推迟拐点的出现。

(三) 影响环境效率的因素分析

本文同时考察了除经济增长外影响环境效率的其他因素,并分东、中、西部地区考察了地区差异,回归结果见表3。

贸易开放度(TRADE)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即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发达、贸易依存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在人均收入和贸易开放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该系数显著为负,贸易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则要大于其正面影响。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可以分为收入效应、结构效应及技术效应。收入效应指由于贸易导致的收入提高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影响,一方面贸易通过收入提高增加了政府用于污染治理支出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贸易通过提高收入增加了公众对于清洁环境的需求;结构效应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在污染品和清洁品的生产方面分工不同,专业生产污染品的国家与专业生产清洁品的国家必然在环境效率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从而体现为贸易结构差异对一国环境效率的影响;技术效应指由于国际贸易导致的生产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和扩散,其中包含污染品生产技术转移,这主要是由于国家间环境标准差异而导致的污染品生产转移所引起的。从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在不同省份是不同的,在经济发达、贸易依存度高的东部地区,贸易通过增加收入、促进清洁技术的扩散有力地推动了环境效率的提高,而在贸易依存度较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贸易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这主要跟一些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速度较缓、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依赖较重有关。然而,中、西部地区省份其环境效率提高的空间和潜力相对高于东部地区,因此在提高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应重点注意降低对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依赖性,加强环保意识,积极引进外资投资于清洁产品领域,扩大清洁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环保治理投入力度(ENVIR)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为负值,即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环境效率反而越低,与预期不符,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目前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属于“末端治理”而不是“源头治理”。末端治理相对于源头治理而言,投入高,费用大,且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另外,通过比较发现,除海南省外,各省份2014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与1992年相比,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高的省份为北京、吉林、黑龙江、河南、四川,下降幅度为90%以上。各级政府应在加大环保投入力度的同时,逐步改变“末端治理”的治污模式,加大从源头进行工业生产的污染控制,加快循环经济建设,积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

产业结构(INDUS)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和东、中、西部地区均为正值,即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即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从而出现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越高,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的情形。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高,而东部地区则有下降趋势,因此中、西部地区应该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同时,注意引入清洁生产技术,避免以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所走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提高工业环境效率。

人口密度(POPD)对环境效率的回归系数在全国范围为负值,即总体而言,人口密度越高则环境效率越低。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该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主要是由于公众对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环境压力。因此,在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市,应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体系,在地区和城市的产业布局及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使得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能在提供经济、社会服务功能的同时不打破生態系统平衡;应加强环保宣传,尤其在中、西部地区,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在环保审批方面,应严格限制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破坏的企业,加强环保监督。

四、结论

本文首先采用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外生因素,以劳动力和资本为投入要素,以工业总产值为期望产出,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量、COD和SO2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了中国29个省份1992-2014年间的工业环境效率,然后进一步利用Tobit模型回归检验了EKC理论,分析了贸易、环保治理力度、产业结构和人口密度等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1)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地区间的差异逐年减小并趋于收敛,东部地区的平均环境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率呈倒U型曲线关系,这一关系在全国范围和地区范围内均成立,即环境效率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超过拐点之后环境效率下降,环境监管的成本上升。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大部分省份仍未到达拐点;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均已超过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尚未到达拐点,这一结论与传统EKC的检验并不冲突。(3)对外贸易总体上有利于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人均收入较高的东部地区,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对环境效率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其正面影响;环保治理投入力度越大,工业环境效率反而越低,这主要是由于对工业污染高投入且效果较差的“末端治理”所导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越高,则工业环境效率越高,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效率产生的正面效应大于其负面影响;人口密度对中国工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总体上为负,高人口密度反而不利于环境效率的提高。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如果想“又快又好”的发展经济,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清洁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使用,尽可能地减少污染物排放,避免过早落入环境效率的下降通道。(1)各地政府应充分利用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增长及环境产生的正面影响,调整产业布局,尽量降低对于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依赖性。中西部地区虽然尚未到达拐点,但应注意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加强环保意识,引导资金投资于清洁产品领域,严格限制能够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企业,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加强环保宣传和教育。(2)应充分重视“源头治理”,逐步改变以往“末端治理”模式,加快循环经济建设,积极鼓励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并进一步加大环保治理投资力度。(3)在人口密度较高的省市应进一步健全环境管理体系,从生态平衡的视角进行产业布局和城市规划,尽量降低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注释:

①在分析中,将中国内地分成三大地区:西部(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和重庆),中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东部(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西藏和重庆由于缺少数据而被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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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conomic growth; trade; 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责任编辑: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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