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中国史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关键词】数学史；数学教学；融入
在新一轮中学数学课程改革中，数学史被看做理解数学的一种途径。教材中应包含一些辅助材料，如史料、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数学家介绍、背景材料等，还可以介绍数学在现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如建筑、计算机科学 、遥感、CT技术、天气预报等），这样在对数学内容的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使学生对数学的发展过程有所了解，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可以使学生体会数学在人类发展历史中的作用和价值。
一、数学史在初中数学教学方面的作用
1.了解数学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会有这样的经验，学生对有兴趣的科目学得特别好。一直以来数学都是让学生感到苦恼头疼的学科，大部分的学生眼里数学内容都是由精炼的公式、定理、干巴巴条文组成，觉得枯燥乏味，关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学习数学的乐趣。要把数学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数学史的知识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数学史故事的学习中，学生们了解了数学知识的来源，知道了为什么要学习它们，懂得数学知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更重要的是学生体会到了学习数学的乐趣，那么作为一个数学教师，就要挖掘这种乐趣，争取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发现学习数学的乐趣，都能学好这门基础课程，这才是最重要的 。例如，学习黄金分割后，笔者就让学生知道0.618来源于实践又应用于实践：当外界环境温度为人体温度的0.618倍时，人会感到最舒服；古希腊的帕提侬神庙由于高和宽的比是0.618而成了举世闻名的完美之作；画人像时腿长与身高的比是0.618的人体最美；二胡的“千金”分弦的比为0.618时奏出的音调最和谐；华罗庚的“优选法”也采用了0.618等。另外，阅读材料中介绍，天文学家开普勒指出：“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和黄金分割是几何中的双宝，前者好比黄金，后者堪称珠玉。”不仅可使学生将已学习过的新知识和前面的旧知识联系起来，同时也激发了学生很大的兴趣。
2.深刻、全面地了解数学史，有助于学生对数学概念和理论的理解。
学习数学只有当看到数学的产生、按照数学发展的历史顺序或亲自从事数学发现时，才能更好地理解数学。因此，数学老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数学史知识帮助学生对有关的数学概念和理论作深层次的理解。如数的发展：原始人在“数一数”、“量一量”的分配猎物方式实践中，逐步形成自然数。但在分配、度量过程中常产生分不完与量不尽的情况，为解决这些矛盾，于是就有了分数。随着生产的发展，负数也就应运而生，从而产生了有理数。在计算直角边长1的直角三角形斜边长时，产生了无理数。由于解方程的需要又产生了虚数，从而建立了数的理论体系。通过这些数学史的资料介绍，学生对数的概念就有了更深的认识。
3.在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可以拓宽学生的视野。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数学思想起源及发展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联系的历史。知道了数学史的发展，就知道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教学中数学史内容的渗入，使学生了解了数学理论及其发展过程，以及这些理论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所做的贡献，同时，也认识了许多科学家和数学家，扩大了学生的视野，增长了知识，使学生受益匪浅。
二、初中数学教学中如何融入数学史
1.章节导入中融入数学史。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以数学史作为新课前的引入材料。作为辅助教学的材料关键在于是否有必要，决不能牵强附会。在引入数学史料时，应该做到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自然地过渡到教学中去。例如，义务教育课程北师大版教科书八年级上册的《孙子算经》是我国古代一部较为普及的算书，许多问题浅显有趣，其中下卷第31题“雉兔同笼”流传尤为广泛，飘洋过海流传到了日本等国。“雉兔同笼”题为：今有雉（鸡）兔同笼，上有三十五头，下有九十四足，问鸡兔各几何？旨在暗示我国古代数学的杰出成就，同时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2.抓住数学历史名题，丰富教学内容，展现学习数学的新途径。对于学生来说，历史上的问题是真实的，因而更为有趣；许多历史名题的提出与解决与大数学家有关，让学生感到他本人正在探索一个曾经被大数学家探索过的问题，或许这个问题曾难住过许多有名的人物，学生会感到一种智力的挑战，也会从学习中获得成功的享受，这对于学生建立良好的情感体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再如：北师大版义务教育课程北师大版教科书八年级上册P176中，希腊数学家丢番图（公元3～4世纪）的墓碑上记载着：“他生命的■是幸福的童年；再活了他生命的■，两颊长起了细细的胡须；又度过了一生的■，他结婚了；再过5年，他有了儿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儿子只活了他全部年龄的一半；儿子死后，他在极度痛苦中度过了4年，与世长辞了。问他去世时的年龄是多少？”丢番图研究过大量方程，包括多元一、二次方程和多元不定方程，这篇墓志铭实际上是一个方程式，既代表了他的生平，又是对数学家的最好纪念。假设这位数学家的寿命为x岁，则：■+■+■+5+■+4=x得x=84，因此，丢番图是33岁结婚，38岁得子，儿子寿命为42岁，在丢番图80岁时去世，他自己终年84岁。 为了纪念丢番图的功绩，后人把仅含加法、乘法或乘方，系数为整数的不定方程，称为丢番图方程。
3.开展有关数学史的课外活动。对于数学史的教学，除了教师在课堂适当的穿插外，也可让学生在课外自己操作，具体措施如下：
（1）在布置作业时，可挑选一些与课题有关的、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资料。如可以搜集勾股定理的相关历史及多种证法，使学生感受数学证明的灵活、优美与精巧，感受勾股定理的丰富文化内涵。经过实践，学生的积极性很高。
（2）组织学生搜集数学史的材料出墙报并进行评比，如数学家的典故、古今中外的名题和难题等；如在讲解轴对称，密铺图形，图案设计时，可欣赏一些艺术作品中的对称，镶嵌，密铺，组织学生设计图案并参与评比。学生在设计图案的过程中，体会图形的变换，感受数学知识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进行数学美的欣赏和创造。
（3）组织学生撰写小论文，教师鼓励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写出研究的报告，并在同学之间交流，这个可以作为假期作业来完成。除此以外，教师在教学中尽可能对有关的数学史内容作形象化的处理，例如，利用图片、录像、计算机等，这样内容就更加丰富多彩，容易为学生所接受。总之，教师在课堂上结合教材内容有目的、有意识地运用数学史教学，会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引导或教育作用。
三、结束语
数学史作为数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数学新课程的要求，使人人都能获得必需的和对自己来说是有价值的数学，使每一个学生在数学学习中都能获得文化的提升，应该从日常的教学活动中重视数学史的渗透。同时学生数学素养的提高也离不开数学史的学习，只有重视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渗透，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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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迪）
关于新中国史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道教宫观史 口述史方法 必要性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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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领域亦是一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学术研究中日趋成熟和规范，中国学术界无论是在口述史研究内容，还是运用口述史方法方面也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近年来，笔者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也开始尝试关注和运用口述史方法，形成了一些粗浅的认识，试以本文作一论述，以求教于方家。
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一方面，取决于口述史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口述资料相对于传统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则是由道教宫观史研究的现状与特点决定的。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
一、在道教宫观史研究中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必要性
首先，宫观史研究是道教史学术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被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而口述史方法也是成熟于当代并被史学界广泛重视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共时性，决定了二者的交汇，从而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道教宫观史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宫观史研究是道教史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进入独立研究的领域。我国道教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道教通史全面研究的阶段，包括建国前许地山的《道教史》上编、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牟钟鉴先生主编的《道教通论》等。第二阶段，是进入地方道教史深入研究的阶段。从上世纪80年代起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相关成果层出不穷，如李远国著《四川道教史话》、樊光春著《长安·终南山道教史略》《陕西道教两千年》《西北道教史》、赵亮等著《苏州道教史略》、郭武著《道教与云南文化》、张宗奇著《宁夏道教史》、萧霁虹等著《云南道教史》、昆明市宗教事务局与道教协会编著《昆明道教史》、孔令宏与韩松涛著《江西道教史》、张庆全著《河北道教史》、孔令宏著《浙江道教史》等，相继与读者见面。据悉，《湖北道教史》《安徽道教史》等也正在撰写过程中。这些著作丰富了道教通史研究所不能及的内容，同时为更深入道教史细节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即宫观个案研究的阶段。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是道教学术研究发展的结果，一方面也是道教在我国恢复发展的现状催生的结果。近几年，一些宫观完成了基础建设，完善了人事制度，就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历史文化，所以开始编写志书、汇编、手册之类的文字，以展示本宫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这与道教学术界的研究不谋而合，为宫观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现实样本和基本前提。但总体情况是，道教界所关注的宫观史，其学理性研究较少，而学界可称道的成果目前仅有刘迅关于玄妙观、梅莉关于长春观的几篇论文。
口述史方法虽然古已有之，但现代学科意义的口述史研究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口述史从传统史学研究中逐渐独立出来并被确定为专门的学科领域和史学方法，经历了一个过程。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内文斯开始“录制美国生活中的要人们的回忆”，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口述历史研究室，这被视为口述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一种现代技术”[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73页。的标志，其学科地位也由此确立。这从某个角度说明了口述史方法对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价值。
当前史学界有一个共识：“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一是口述史的兴起。”刘善泳：《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9期。同时认为口述史方法“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 21 世纪的重要倾向。”学者们不仅指出口述史方法的当代价值，认为“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常建阁：《对口述史价值的思考》，《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11期。从基本条件出发，“在国内，中国近现代史进行口述史研究的条件要优于世界史和中国古代史，中国现当代史又优于中国近代史”。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还指出口述史方法对于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更具优势，因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国内外学者掌握的资料差不多； 近现代史的资料应该是平分秋色，而某些国外保留的资料更加有特色。而当代史的资料，国内绝大部分应该是独步天下，尤其是口述史资料和档案资料。”徐有威：《刻不容缓地重视口述史，保存中国当代史不可再得的鲜活资料》，《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这都意味着，现代意义的口述史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史学者搜集史料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与查寻文献和档案资料同样受到重视。
可见，从道教通史，到地方道教史，再到宫观史，这是道教历史研究发展的客观轨迹；而口述史方法作为一种史料搜集的有效方法，完成从自发运用到自觉选择的变革，成为当代历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这也是史学学术发展的必然。基于这样一种既是时间顺序又符合逻辑顺序的特征，宫观史研究与口述史方法的结合也成为学者必要的研究实践。
其次，宫观史研究是道教史研究的微观领域，对历史细节的需求很强，而口述史方法被认为最佳的适用范围恰是与宏大叙事相对的微观研究，它也强调细节的重要价值。
道教通史，属于道教史宏观层面的宏大叙事，关注的是道教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一般规律，对于道教史中发生的历史事件、出现的杰出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成果，都会有所提及，但同时也会剔除非代表性的内容，对于不能体现道教史总体特征与普遍规律的人物、事件等都不会过多地着墨。
地方道教史，属于道教史中观层面的深入探索，侧重点在于地方性文化成就。它在关注地方性的前提下，对当地道教发展的历史事件、杰出人物及其成就，进行描述与分析，得出当地道教起源与传承的地方性背景、与当地人文地理相印证的文化特征，以及与当地社会变迁相一致的发展规律。
相对于道教通史、地方道教史，宫观史研究则是进入微观层面的个案性研究。微观历史的书写，自然是细节越多，才越有书写的价值，越有可读性。研究对象既特定于某个宫观，那么研究内容既不仅专注于在道教通史载入史册的大人物、大事件，也专注于仅对本宫观产生过影响的小人物、小事件；不仅关注宫观建筑的历史沿革，也关注殿宇楼阁的具体规制；不仅会涉及宫观历史文化的总体面貌，也会涉及个体的宗教理论成果、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成就。例如，八仙宫康熙年间的住持董清奇所著的《除欲究本》，在道教史中并不为人瞩目，但在八仙宫的宫观史中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历史文化遗存。再例如，八仙宫原来有位李姓道长，因为对捡字纸工作的一丝不苟，而成为本宫观德高望重的道俗典范，这在通史中自然不值一提。这些在通史中不被重视的人物、事件、成就等，对于宫观史的研究都是重要的，宫观史需要一切细节来充实，通过细致的描摹书写，达到反映宏观背景的效果。
关注细节，日本和西方学者在这点上比中国学者要更为用心，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的。例如，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史专家蜂屋邦夫先生于1987-1988年、1992-1994年两次在中国进行了针对道教的实地考察，其中第一次考察的报告《中国道教的现状——道士·道协·道观》（汲古书院1990年2月出版）一书中介绍了八仙宫，对八仙宫当时的修复情况、道观整体设置、建筑形式、殿宇内部神像位置、廊柱楹联匾额、信徒祭拜情况等做了详细的记录，还抄录了管理制度、参观须知、信徒拜佛歌等文字资料。最为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制作了八仙宫的整体平面图，还描画了灵官殿、八仙殿、斗姆殿、吕祖殿、邱祖殿等各个殿堂的平面图，标明了每个殿堂的神像位置。本书分为本文册与图版册，图版册内有八仙宫当时图片114幅。这一切都体现出日本学者研究态度的严谨细致。他无疑给八仙宫留下了珍贵的材料，而宫观自己的档案中却没有这些照片和平面图，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充分全面地注重细节，是微观史学研究的成功途径之一。
而口述史方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关注细节。可以说，做口述史的过程就是促使细节得到呈现的过程。因为个性化的细节，不仅能呈现出个体经历的差异性、独特性等特点，更重要的是，能够激发出更多的有价值的追问。例如，在宫观的碑石资料中，向在世老道长对于一个名字的追问，可能就牵扯出一段重要的回忆。
口述历史关注的主要是口述者的私人记忆，有别于公共空间里的记载。访谈者与口述者通过一对一的谈话，获取带有强烈私人性质的历史记忆， “这就意味着口述历史个人色彩更浓，个体性更突出。”王宇英：《当代中国口述史——为何与何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第25页。而且，尤其是在关于口述者个人经历的访谈时，提问要尽可能地细致，例如从衣食习惯、童年往事入手，以致于琐碎的回忆都被勾起，而这时候可能恰恰便于从中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实践证明，口述史方法适用于个性化的细节搜寻。
当代的口述史料收集，就是后人可读的文字资料，而这类史料要比事后整理的作为文献存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具有更多细节而更富多样性，才能给后人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样貌。正如史学界的观点，口述史研究更多地被运用于专门史研究，这在实践层面具有合理的理由。宫观史作为道教史的专门的领域，也有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实践理由。
总之，道教史微观领域的深入研究，体现了历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到中观探索，再到微观观照的一种必然趋势。宫观史的书写，是在一个具体特定的空间里，尽可能显示出其细节。宫观史的研究，有赖于这些细节的展现，从中探寻出宫观乃至道教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征。口述史关注个性故事，也是对历史从宏大叙事回落到微观考量。这种定位表明，宫观史研究恰与口述史方法的最佳适用范围相契合，在研究定位上，宫观史和口述史有着相互适应的一致之处。所以口述史方法终将成为宫观史研究的必然选择。
再次，史料欠缺是某些宫观的历史研究面临的严重问题，而口述史的任务就是抢救、补充、丰富史料，使史实更为丰满真实。
作为道教史的微观层面，有些道观缺乏道教通史的记载，文献资料本就十分欠缺。而作为传统文献资料的官方正史，对于道教的记载已属概略，更极少对各个宫观有详细记载。
宫观史一定程度上也要依赖方志资料，因为方志对宫观名称、创修时间、创修缘起等会有记载，但方志资料限于体例也很惜墨。有的方志会辑录某些重要碑刻的原文，而有的仅仅记载碑刻名称。
笔者也查阅过档案资料，档案对各宫观的负责人有记录，但不足以展现他们一生的复杂经历，更不用说那些没有资格进入档案的普通道士，也无法查知他们在所在宫观的具体活动及影响。这种平面化、简历化的人物档案资料对于宫观史研究也不能发挥充分的史料作用。
而只有道教宫观自己才会有意识地专门保留道教文化传统的历史记忆，所以宫观史研究所需的史料还必须从宫观中去获取。宫观本来是最好的自身资料的保存处，但有些宫观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世经历过自然灾害的侵袭、作为一种有空间容纳能力的场所在战争中被军队占据以及政治运动的冲击等遭遇，碑刻、宫志等遭受了最直接的破坏，其严重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不是每个道观都能完整保存这类资料。
因此，有些宫观里仍然健在的、同时兼具较高文化修养的老道长，成为我们宫观史研究不得不重视的史料来源。十年前就已有佛教研究者意识到，健在的、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僧人逐渐减少，应该尽快建立佛教口述史。李尚全：《建立中国佛教口述史的合法性与紧迫性》，《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3期。道教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老道长近几年年事已高，有的逐渐作古，他们的历史记忆随之消逝，这是令人惋惜的事实。那么，搜集和保存这些具有“活史料价值”的老道长的历史记忆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这一点毋庸置疑。
口述史方法正是对这样具有流逝性特征的口述史料的关切，一方面，口述史方法能通过广泛搜集亲历者、知情者乃至他们的传承者的口述史料，使缺失的史料得到修补充实，使简略的史料更加丰富多彩，使已经凝固的史料更加生动具体，“使整个过程的现实感、权威性以及鲜活性得到增强。”李新博：《试论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中华传统武术的可行性》，《中华武术研究》2013年第3期。
另一方面，它能通过反复访谈口述者，发现或印证已经固化的文献史料可能存在的偏差。例如，2013年笔者在榆林佳县白云山访谈张明贵老道长，提及清朝末年佳县在白云山兴办蚕桑试验场的事情。张老透露，这件事情并不属实。当时是县政府姓严的官员给省上打报告，以佳县发展经济为由，申请修建一所培养蚕桑技术人才的学校，得到了省上批准及拨付的款项。后来认为劳而无功，并未修建学校，款项也挪作他用。没想到省上要来验收检查，严姓官员就来白云山找当时当家张永珍道长商议，借用白云山的土地，突击种了一些树苗，修了一孔窑洞，作为“蚕桑试验场”，雇了些人当作学生和老师。就这样应付了检查，实际上没有办过这个学校。而在严氏后人的回忆录里却将此事当做事实作为严氏的一项功绩记录下来。张道长对此颇有微词，但是与地方主流人物相比，一个道士的说法是不会被重视的。所以，只有当道教史以及宫观史研究中涉及口述史，才能让作为宫观史主体的道士发出声音，书写他所在宫观乃至相关社会事件的真实的历史。
历史事件的背后存在大量未能载入史册的信息，口述史能使其被挖掘出来，促使整个史料变得更加有血有肉。例如，笔者就八仙宫武术传承访谈过王广璘居士。解放初期，王居士当时年少体弱，一次路过西安湘子庙时突然发病，被庙内一位陈姓道长救治。从此师徒结缘，陈道长不仅将自己保留的养生功法传授给王居士，而且将全真道“利世济人”的精神也传承给他。陈道长临终时嘱咐王居士：“不识而传，背过匪浅，时至不传，必遭天谴。”前几年，王居士审时度势，将此功法公诸于众，发愿使其服务于中华儿女的身心健康。在接受访谈时，他不仅讲述了修习武功的亲身经历与体验，而且还会时不时地即兴表演一些套路。这为八仙宫宫观史研究留下了鲜活的影像资料。
笔者在具体的宫观口述实践中，经常体会到，口述史方法不仅使研究者得到史料，实际上使研究者更深入到传统宗教情感和宗教体验的层面，受到深刻的精神感染。在此基础上，研究者与口述者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工作关系，由此共同书写的历史才更具丰满真实的质性特色。
简而言之，口述史对于宫观史研究具有时间意义、定位意义、史料意义。宫观史研究的当代性，需要口述史这种现代史学方法的支持；宫观史研究的微观性，需要口述史方法对细节的搜寻；宫观史研究的史料需求，需要口述史方法获取史料作为补充。也就是说，研究趋势的一致，研究定位的一致，史料需求的一致，共同决定了宫观史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必然性。
二、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道教宫观史研究的可能性
首先，口述史方法古已有之且行之有效，古今中外口述史的著名成果为我们提供了历史借鉴。
口述史源远流长，在国内外都有着很早的起源，只是这个学科概念是现代才被提出的。我国自周朝起，历代史官大都设有辅助人员，他们负责记载君王的言谈内容与举止行动，提供给史官作为正史记载的基本资料。汉代司马迁为撰写《史记》，也曾遍访民间，听得许多历史见闻，经过分析筛选、思考辨别而后录入正史。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是采用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而著成。可以说，通过口述史方法搜集资料治史治学者，代不乏人。
尤其是在方志编修方面，古人很重视口述史料，也进行了口述方法的朴素实践。例如，宋代方志学专家罗愿认为方志编修有必要“访故老，求遗事”，他最早在所撰地方志中专设地方文献和口碑辑录。方志学大家章学诚在编修《永清县志》时，“以妇人无阃外事，而贞节孝烈录于方志，文多雷同，观者无所兴感，则访其见存者，安车迎至馆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愿至者，或走访其家，以礼相见，引端究绪，其间悲欢情乐，殆于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后接见五十余人，余皆详为之传，其文随人更易，不复为方志公家之言。”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9页。这些无疑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在西方，著名的《荷马史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马可·波罗游记》以及斯诺的《西行漫记》也都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或作品。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引用了许多口述史料。
当然，以上提到的口述史方法还只是历史上人们自发运用的一种搜集史料的手段。而前文述及的现代口述史确立，才是当代史学家的自觉选择。当代口述史取得的丰富成果，对我们更有直接的启发。唐纳德·里奇著《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唐德刚著《李宗仁回忆录》《张学良世纪传奇》《胡适口述自传》、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王凡著《目击历史：关于当代中国大事伟人的口述实录》、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口述史》、陈映芳著《移民上海：52个人的口述实录》、李向平、魏扬波著《口述史研究方法》、定宜庄主编《口述史读本》等等，无论从方法还是内容上，都能够为各专业领域的口述史方法运用提供启发和参考。
总之，无论是古已有之的自发经验，还是当代史学中的自觉运用，都将成为宫观史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重要借鉴。有了这些广泛的借鉴，作为当代史学研究变革性标志的口述史方法，就有了为宫观史研究提供方法服务的可能。
其次，宗教学研究中使用口述史方法，也已有了先例，这为口述史方法运用于宗教学研究（包括道教的宫观史研究）的可能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宗教学研究中使用口述史方法，在基督教、佛教研究中起步较早。1967年，哈佛大学出版部出版了美国人唯慈的《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这本书是唯慈通过采访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大陆籍僧侣，利用口头访谈获得的资料，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而书写出来的现代中国佛教断代史，书中讨论了1900-1950年间中国大陆的佛教及僧侣情况。这是宗教学研究中对口述史方法的较早尝试。
张健飞、杨念群于1998年开始对隐居美国洛杉矶的邢肃芝老人进行口述史访谈，于2003年出版了《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他们提到，由于“邢老的经历所涵盖的时空广阔，人物众多，尤其是涉及到佛学及藏传密教的部分，需要参证大量的文献，才能达到真实的复原当时佛教活动的历史面貌的目的”，所以他们要经过数次横跨太平洋的联络，才能查证出一项细节。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他们“希望这本书能为近代政治史、社会史、宗教史、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一份真实可靠的历史记录。”张健飞、杨念群：《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邢肃芝[洛桑珍珠]口述，三联书店，2003年，前言第14页。道教宫观史研究不仅可以参照他们的经验，更应该学习他们的责任和精神。
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学者魏扬波（新加坡译名为魏史特）是一位资深口述历史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天主教与中国文化。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曾经邀请他组织过名为“集成口述历史”的工作坊，通过搜集活生生的宣教故事，使撰写历史成为富有兴趣和意义的事。他通过演讲和组织实习，激发自信，使得“参加工作坊的人被指导一步步的经过在基督教的处境发展口述历史策划的过程”。[美]魏史特：《集成口述历史：帮助基督徒讲述自己的故事》，潘乃昭、刘纫馨译，新加坡三一神学院亚洲基督教研究中心出版，2005年，序言第1页。工作坊之后出版了《集成口述历史：帮助基督徒讲述自己的故事》。魏史特还于2006年出版了《拯救记忆——口述史与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研究》。这些在基督教口述史方法方面的实践及其成果，也给道教宫观史研究的口述工作树立了示范。
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通过探访终南山隐士，写成《空谷幽兰——寻访终南山隐士》一书，曾经引发了社会上对中国隐逸文化的空前关注。这部书以白描式的文字，美国式的幽默，生动地展示了终南山隐逸文化传统。这样的研究成果显然借助了口述史方法，表明其在道教文化研究中的可行性。
在道教学者中，龙飞俊以在上海浦东地区所做的田野调查、道士的口述资料为基础，研究清末至解放初期上海浦东乡村道士的概貌以及浦东地方的传统信仰，写成《上海浦东传统乡村社区的 “家族道士”研究》《上海龙王庙的 “太太”们——当代上海龙王庙道教地方祭祀体系调查》分别载于《宗教学研究》2015年第3期和2014年第3期。等论文，体现出道教学者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学术自觉，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张永宏的《寻道记——中国道文化的现代考察》，内容主要是针对中国道教现状的田野考察和人物访谈。作者自谦地认为“记述多于考论，对于考察对象的反思也不够深入，这不得不成为本书的一个遗憾。当然，如果能够在‘立此存照’、‘保存文献’等方面产生某些效果，笔者也就十分满足了。”张永宏：《寻道记——中国道文化的现代考察》，长江出版社，2013年，第273页。但从方法而言，“立此存照”“保存文献”，正是作者实际上为当代道教研究做的口述史方法的探索性实验。
以上研究事例表明，随着宗教学术包括道教学术的发展，宗教学者们越来越重视口述史方法，并将其与自己的专业领域相结合，取得了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生动地证明了口述史方法运用于道教研究的可能性。
其三，目前存在可以提供道教宫观史研究的口述者，这是可以运用口述史方法的基本前提和有利条件。
“进行口述史需要很多条件，首先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提供口述者的基本人群；口述内容应该基本上可以公诸于世，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材料，起码可以与来访者进行沟通交流。”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从这些条件看，宫观史研究运用口述史方法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及战乱、自然灾害、社会变革，造成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的缺失和断档，但是这些历史断档时期仍然有亲临历史者存在，那么，这些人的口述史料无疑是最好的补充。”岳庆平：《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宫观史研究需要的口述者主要就是来自各宫观的老道长，他们是宫观在当代社会历史变迁的亲历者或知情者。所幸的是，据了解，陕西目前解放前入道的老道长还有几位，笔者正在逐一地向他们搜集口述史料。
最理想的访谈对象当然是历史的亲历者，但并非唯一的选择。面对老道长的凋谢，我们也不得不选择较为间接的口述者。好在道教在当前社会环境中恢复正常、稳定发展了30多年，老道长们的法脉有较好的传承，他们的弟子也可以作为访谈对象。虽然他们的记忆更为片段，但总是聊胜于无。只要抓紧时间，搜集到较为丰富的宫观口述史料还是可能的。
从内容上说，可以公诸于世这一要求，也具备条件，这取决于道教界人士历史叙事的意愿。唯慈在《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中也说过“超过一百名以上的僧侣都想告诉我关于他们所实践的佛教情形。”[美]唯慈：《近代中国的佛教制度》，包可华、阿含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8年。笔者在近年来实践中也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为了寻求自身在道教史中的价值，许多宫观开始关注自身的历史文化研究，这为学术界和道教界共同书写历史提供了可能。
对宫观来说，老道长的口述是宫观史的珍贵资料。对老道长自身来说，口述的过程有着个人生命史的意义。当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时候，平时缺少话语权的群体或个人，都会被调动起诉说的意愿。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发现，老道长由于经历了特殊的时代，他们对宣传性质的媒体采访保持着一定的戒心，存在应景式的对答。但当向他们说明，笔者的访谈是作为道教的史料保存并研究，他们就比较容易接受录像录音，而且表示不介意以后笔者发表相关成果时对他们真实署名。对于很多年不被关注，至今社会仍然有很多误解的道士群体来说，稍多一点的关注，都会换来更大的感恩和回报，越普通的道士越是如此。研究者投入专注的倾听，会有效地激发他们表达的意愿，唤起他们参与历史叙述的积极性和自信心，甚至责任感。
道教界本身尤其是有着新时代宗教素养的年轻道士中，也有人关注口述史料的保存和研究。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袁志鸿近几年出版的《当代道教人物》《凝眸云水》等著作，也都是利用工作之便，访谈一些老道长，为他们树碑立传的文字。这一方面反映采访者对保留历史记忆的意识自觉，也从另一面反映出被采访者愿意参与历史叙事的主观愿望。
《三秦道教》2015年第1期刊发了《一位九旬老道长的人生经历 ——汉中张元真道长口述实录》一文，作者是张老道长的徒弟，他虽不愿留名，但这种主动开始口述实录工作，有意识地保存老道长的人生经历资料，是值得称道的，这为教内口述史实践做出了表率和示范，也为学界提供了丰富、详实、真实、生动的研究材料。
综上所述，在宫观史的研究中，关注并运用口述史方法，不仅在时代需要、研究领域、史料搜集方面具有必要性，而且在史学成果借鉴、口述研究者的素养、历史叙事的意愿等方面具备可能性。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期待，口述史方法的科学运用，将为宫观史乃至道教史研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增长点。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无 语
关于新中国史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数学史 高中数学
数学史和数学知识紧密相关，但长期以来，数学教师把数学史与数学教学分割开来，造成数学课堂缺失人文性，不能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数学课堂教学效率。其实，在数学课堂中穿插数学史的教学，无疑能增添数学课堂的生动性和趣味性，使数学知识生活化、情境化、实践化，有利于生成高效的数学课堂，也真正实现了《数学新程程标准》提出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
一、数学史对数学教学的意义
《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指出：“高中数学课程的总体目标是让学生在学好九年制义务教学数学课程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数学素养，满足学生自身的发展要求。”就教师职责来说， 教师要从三个方面思考教学：第一，从知识与技能维度思考;第二，从过程与方法维度思考。在数学教学过程中学生习得学习数学的方法，形成数学技能和能力，并由此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第三，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维度思考。
要实现和体现三维课程目标，教师必须革新自己的教学观和学习观，改革课堂教学，向数学史借力，把数学史融入教学中，为数学教学提供新动能、新思维和新方法，充分发挥其引领作用。
二、数学史助推高中数学教学的策略
常言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引数学史知识进入数学课堂，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使数学课堂更富有“人文味”，又有利于学生吸收数学知识，内化数学技能，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技能和创新意识。
加涅认为，解决问题，不是简单地运用学过的概念或者命题，它是一个重新发现问题的过程。从数学史知识和教学课堂问题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看来，教师要活用数学史，尤其要借力数学史里潜隐的方法。有一句话讲得好：“如果说一种教学法是一把钥匙，那么在各种教学法上，还有一把总钥匙，它的名字叫做‘活’。”当学生找到适合这一问题情境与某些概念、命题之间的特定关系时，他们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掌握了灵活的方法，举一反三，活学活用。
在解决数学问题时，数学家往往按照先易后难、由简到繁的顺序，先“解剖”简单的问题，然后整体考量条件、因果、变量、趋势等关系，审慎地提出假设，有道是：“大胆猜想，小心求证。”在此过程中，学生自我考证、自我求解、自我验证、自我否定、自我修正，到问题核心处才能豁然开朗，得出问题的正解，并向纵深推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问题是大问题的一个切面，数学问题往往以小见大，窥斑而知全豹。小问题的解决给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思考的门槛，最终目标应是对更大问题的假设和演绎，从而呈现数学知识的脉络。
数学知识的发展和积累是漫长的过程，有些数学知识和数学思维反复出现在数学问题的求解过程中，数学家往往通过一般和特殊、个体和全体，置换和类推等方法找到一些普适性的规律。像“一题多解”“数形结合”等，都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上升到方法论层面的数学知识底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比较个体知识的生成过程与历史上数学普识性知识之间的异同点，需要教师利用数学知识普遍联系的观点，把数学史适时、适势、适量地引入高中数学课堂教学中，从而突出“以人为本”的数学教学理念。
高中数学课堂教学既要注重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扮演好设计者、引领者的角色，又要充分发挥学生个体的主体作用，注重师生合作、生生合作。数学史表面上与解题能力关联不大，其实它的作用如“汤中盐”，适量地引入数学史知识，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还能促使学生把数学知识前后联系起来，使数学原理、公理和推论在数学史的引领下持续发酵。
三、借力数学史知识的思考与建议
让数学史和数学教学在课堂中“联姻”，教师是行为主体，也是行动主体，所以教师应做好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形成数学思想的引领者。在上课之前，教师要注重课堂预设，巧妙地引入数学史，既要考虑课堂教学的连贯性，又要注重适时、自然恰当、了无痕迹。
为了实现《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提出的由“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到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跨越式转变，教师需辩证地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科学性。教师需多查证资料，让数学史正确地、翔实地走进课堂，走进学生的心田，突出数学知识的人文性。
第二，针对性。在讲解数学史时，教师不能把它当作历史课，而要突出史料和人物的针对性，因需而讲。如“笛卡尔坐标系”的建立、“微积分”创立等。
第三，趣味性。以史激趣同样适用于数学课堂，教师可以选择与数学知识有关的知识，针对学生所学的新知，大胆设置悬念，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用数学史知识串联课堂教学，使一节课围绕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开展。
第四，领悟数学核心思想。在数学、立体几何、平面解析几何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数学概念和数学思想。如数形结合、数学归纳法等， 它们渗透着辩证思维。孔子说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教师要有意识地把辩证思维引入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解题技能，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2]郭熙汉.数学史与数学教育[J].数学教育学报， 1995，(11).
[3]施仁智.新课程视点下数学史的教育价值及教学形式的探讨[J].丽水学院学报，2012，(5).
[4]李重庚.高中数学教学形成性评价及其应用[J].教育测量与评价(理论版)，2015，(11).
[5]黄友初.基于数学史课程的职前教师教学知识发展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6]赵金波.数学史融入高中数学教学的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作者单位：江苏省宜兴市官林中学 )
关于新中国史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键词：化学史教育;激励;借鉴
中学化学教学中经常会涉及化学史教育，通常以“科学视野”的形式出现，但在教材中地位“低下”，好像可有可无，处于尴尬位置，以至于许多教师忽略了它的存在，没有认识到化学史教育的作用。
一、化学史教育的必要性
“化学给人以知识，而化学史给人以智慧”。在教学中既要传授系统的化学知识和技能，又需要培养科学的思维和方法，还要有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当今的素质教育要求，通过引入化学史实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使化学教学不局限于课本知识(人类智慧的结晶)，还可以追溯人类对真理认识的曲折历程，揭示化学家在科学发现过程中的科学思维和方法，使学生受到多方面的教育，培育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和创新精神。或许我们都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有四大发明(其中多项与化学有关)的中国没有诞生近代的化学?答案或许就在化学史教育中，我们可从他人身上找到答案和启发。
二、化学史教育不能照本宣科，草草了事
化学史在教材中只是简单的介绍，缺乏故事情节。如果在教学中充分重视化学史教育，认真备课，适度展开，将化学史讲述得有血有肉，反过来对重点内容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对激励学生学习化学将有很大的作用。
范霍夫，荷兰化学家，上中学时非常爱好化学，经常积攒起父母给的零花钱购买一些实验品和仪器，进行家庭小实验。20岁到德国波恩大学深造，在名师凯库勒教授的指导下，钻研着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的最新课题。1874年，发表了《空间化学结构》，提出了一种新观点，他认为建立在平面结构基础上的化合物的结构并不能反映二氯甲烷的真实结构。他提出在甲烷中，碳的四个价键指向四面体的顶点，碳原子位于四面体的中心，氢原子位于四个顶点上，合理解释了二氯甲烷分子不存在异构体。
范霍夫的假说被许多实验事实所证实，他的四面体学说还解释了一些当时弄不清的异构现象。与此同时，法国化学家勒贝尔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二人共同奠定了有机化合物三维空间结构学说的基础，这就是范霍夫—勒贝尔碳价四面体学说。他也成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化学家。
化学史教育对学生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培养了学生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化学史教育使学生将化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与哲学、物理、生物等学科结合起来
火是人类控制和掌握的第一个化学变化，火可以照明、御寒、烧烤食物、抵御猛兽。熟食对人类智力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还可减少疾病延年益寿。因此，可以说化学是人类从火的认识与利用开始的。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跨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用火之后又一项伟大成就。冶金技术的掌握，人类迈进了铁器时代，生产力又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曲折的化学史。在教学深化这个方面的内容，使学生意识到化学的发展与社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同时也使学生意识到化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1799年，伏特电池问世，人们立即用它进行化学研究。英国戴维利用电解质，将不易分解的苛性碱和氢氧化钾进行电解，從而制得Na、K，对CaO、BaO、SrO的分解，得到了Ca、Ba、Sr。化学史不仅说明了K、Ca、Na等金属的活泼性非常强，同时还解释了采用“电解质”法冶炼这些金属的原理，这些内容都可以在“碱金属”或“金属的冶炼”部分讲述。
物理学的发展为化学提供了精密仪器，如光谱仪、质谱仪、电子显微镜、核磁共振等，与计算机组成了庞大的综合控制系统，有的光谱仪每分钟可分析15种元素。物理方法具有微量、快速、准确、信息量大等优点。
四、化学史教育使学生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与规律
中学教材中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道尔顿提出的原子学说和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规律。原子学说促进人们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开创了化学全面、系统发展的新局面。化学发展又完善了原子说，原子不是不可再分的，它又由更小的微粒构成。
门捷列夫通过长期的科学实践，依相对原子质量作为元素的最基本性质，把元素按相对原子质量的顺序排列起来，其性质呈周期性变化。元素周期律的发现，使化学从个别元素的零星地罗列，发展到揭示化学元素之间存在的自然关系，把所有化学元素纳入一个完整体系，使化学进入了系统的阶段。门捷列夫在元素周期表中留下一些未知元素的空位，并预言了元素的性质。这些预言以后被惊人地兑现，充分说明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相对原子质量的测定技术的日趋精密，周期表中出现了矛盾，矛盾的解决有待于深入原子的内部结构上去寻求。现在通用的短周期表和长周期表是以原子结构为基础的产物，说明实践的发展又促进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这些科学史教育，不仅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学习，而且给孩子以强烈的震撼，影响学生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态度。
化学教学中常涉及许多化学史，如波义耳的酸碱指示剂的发明、波尔多液的发现、苯分子结构的确立等，这些短小精悍、妙趣横生的化学史，对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兴趣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史教育是调味品，是维生素，是化学教学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
关于新中国史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数学史 高等数学 教学改革
1.数学史
数学史是研究数学概念、数学方法和数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和一般文化的联系的一门科学，蕴涵了丰富的数学思想的历史。它不仅追溯数学内容、思想和方法的演变、发展过程，而且探索影响这种过程的各种因素，以及历史上数学科学的发展对人类文明所带来的影响。数学的发展绝不是一帆风顺的，数学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受到政治、宗教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干扰。历史上无理量的发现，微积分和非欧几何的创立，乃至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等等，无一不是数学家们经历了曲折艰难最终探索出来的。因此，数学史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数学内容，而且涉及历史学、哲学、文化学、宗教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内容，是一门交叉性学科。
2.数学史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
我国的数学教学一直注重形式化的演绎数学思维的训练，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对数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思想体系、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的认识。但由于受传统教学课时和内容上的安排的影响，大学数学的教学往往存在课时少，内容多的矛盾。广大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达到“会考试”的效果，往往在课堂上只注重数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数学的思想性和趣味性。目前数学史的教育价值也早已被一些学者所认识。2005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数学史与数学教育会议”，由此看出，充分发掘数学史在数学教学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要发展数学史教育首先要提高人们对数学史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数学史教育在数学教学的功效引起一定的重视，但这并不够。数学并不是一些枯燥定理的堆砌，而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
数学家庞加莱说：“若欲预见数学的将来，正確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数学史是人类文明给后人留下的路标，具有独特的教育功能。数学史的学习在大学数学教学中的意义与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数学史是数学文化的最佳载体
传统的数学教学一般只涉及数学的两个层面：数学的概念、命题，数学的思想和方法。现如今，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是常识，那么，我们就应该用较为宽泛的眼光来看数学或数学文化。数学作为人类创造的文化之一，它并不是超文化的。数学课程应适当反映数学的历史、应用和发展趋势。数学文化除了数学知识本身，还包括数学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数学的社会需求，社会发展对数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数学科学的思想体系，数学的美学价值，数学家的创新精神，等等。数学史正是数学文化教育的最佳载体。
（2）数学史是激发兴趣的有效途径
几乎所有学科都强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而数学学科尤为突出，在著名数学家成才规律的探索中，中外学者不约而同地将“对数学浓厚的兴趣”列为第一位要素。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兴趣，正如爱因斯坦所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大学阶段的学生无论是逻辑思维能力还是自控能力都已经基本发展成熟，且大学阶段的数学知识内容已经非常注重体系的严密性和完整性，学习方式也从中学时期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学习兴趣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数学发展史，许多数学名家并非一开始就是从事数学研究的，很多人是因偶然的机会而对数学产生了兴趣，才走上了专业化发展道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从小游手好闲，偶遇一次街头数学问题悬赏解答，强烈的兴趣使他对数学入了迷，那年他已经近二十岁了。
数学史上的许多经典问题，仍然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数学学习者投入其中，如欧拉研究过的七桥问题，我国的七巧板游戏等，都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良好素材，在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发掘其教育价值。
（3）数学史是理解数学的必由之路
数学课程通常给出的是一个系统的逻辑论述,好像从这一结论到那一个定理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可以使同学们认识到，一个学科的发展是从点滴积累开始的，有的甚至需要几百年时间。比如我们熟悉的四色原理从产生到最终解决花了三百多年，在解决问题过程中，衍生出了众多应用数学的分支，从不同侧面影响着社会生活。
从数学史看，数学成果的流传主要是数学思想方法的流传，所以我们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只有了解数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分析前人的方法，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到有益的启示，激发出思想的火花，并真正学会“像数学家那样思考”。
（4）数学史是思想教育的良好素材
数学史在课本中的反映是经过提炼的，自然淡化了发展中艰苦漫长的历程。通过数学史的学习，同学们会获得学习的勇气，不会因为学习中的挫折而沮丧。中外数学家刻苦钻研，严谨创新和为了科学事业而勇于献身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解决数学史上的三大危机时，许多数学家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这些都是极好的思想教育的材料。
欧拉终身为数学奋斗，所有的领域都留下欧拉研究的痕迹，长期的劳累使他双目失明，在此以后的17年，仍忘我地献身于数学研究。牛顿出身于农民家庭,1661年考入剑桥大学。1665年，伦敦地区流行鼠疫，剑桥大学暂时关闭。牛顿回到了家乡，在乡村幽居了两年，终日思考各种问题、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平生的三大发明——微积分、万有引力、光谱分析都萌发于此。后来牛顿在追忆这段峥嵘的青春岁月时，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成功当归功于精力的探索。”“没有大胆的猜想就做不出伟大的发现。”学生听了数学家的事迹，必然会备受鼓舞，从而认识到只有经过自己奋斗，才能取得成就。通过这些数学史实和事例能够帮助学生树立超越世界数学先进水平的胆识，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品质。
3.结语
数学史是人类的认识史、发明史和创造史，其中蕴涵着可供后人借鉴的巨大思想财富，广大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作用。数学史可以将逻辑推理还原为合情推理，将逻辑演绎追溯到归纳演绎，通过挖掘历史上数学家解决问题的真谛学生不仅可以学到具体的现成的数学知识，而且可以学到“科学的方法”，更深刻地领略数学文化。在大学数学教学中融入数学史对强化课堂效果是一种很行之有效的做法，会起到良好的作用。最后引用19世纪英国数学家格莱舍的一句话作为结语:“任何企图将一种科目和它的历史割裂开来，我确信，没有哪一种科目比数学的损失更大。”
参考文献
［1］靳玉乐.现代教育学［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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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中国史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工业设计史 辅助 教学研究 临摹 设计
人类的设计活动悠久，设计历史源远流长，而设计教学与教学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远不及设计活动久远。设计学术界通常把1919年在德国成立的包豪斯作为设计领域真正意义的设计院校，包豪斯的成果与影响历经近百年，仍被后人传承与颂扬。以构成和工作坊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主的包豪斯办学形式自然是当今诸多设计院校与专业的范例，强调学生的技能必然成为当代设计专业教学的重点倾向，再加上设计专业学生毕业走向设计岗位后，很少直接涉及设计史论内容[1]。无论从历史沿袭，还是设计专业特性，能够身体力行实现创意对学生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的情势下，设计史课程不受重视，成了设计专业学生的选听课程。工业设计史作为工业设计专业必修史论类课程处于尴尬的境地，与其他技能性和设计实践课程相比，它被定义为理论的、抽象的，甚至是次要的。
为摆脱工业设计史课程被轻视的现状，有必要强调其重要性，但更切实有效的做法是进行课程教学实验与改革，使工业设计史与设计融合，带动学生能动地获取设计知识，提高认识，启发设计思维，丰富设计方法与途径。很多高校针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诸多设计教育者进行了课堂改革，但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通过教学观摩与课堂教学经验，对工业设计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做以下归纳。
(1)教与学被教材束缚，对学生的考核大多是对学生记忆能力的测试，机械式的枯燥记忆很难激励学生主观能动地进行扩展阅读，有限的设计史论知识很难让学生系统理解设计的发展与流势，更不会健全史论框架[2]。
(2)课堂教学以教师的单一讲解为主，学生多以观望的态度学习，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对设计作品和风格漠视，缺乏理解，不会分析。
(3)工业设计史课程结束后，大多数学生对所学知识逐渐遗忘，在设计实践中不会联系史论知识，不会借鉴历史上的设计案例与设计方法。
这些问题在工业设计史课程中具有普遍性，所以有必要在课程教学中进行改进，行之有效的做法是借助辅助教学手段与方法，具体可以采取专题研究与评价、作品赏析与临摹、主题设计等形式。
1.专题研究与评价
以往，工业设计史的教学内容主要围绕教材展开，虽然现在多媒体教学呈现给学生更为丰富的图片与视频史料，但是课堂时间有限，所涉及的信息量同样有限，并且在教学中常伴有教材作者和讲解教师的主观见解。学生不会能动地思考与研究，更不会追根溯源，查阅原文资料。这违背了鼓励学生构建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引导学生主观能动地学习与阅读这一教学初衷。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之前以教材为纲的教学方式，在教学中选取适宜的时机穿插专题研究：教师辅助学生选择题目，进行定题分析研究与课堂演示，教师引导与评价。以此激发学生以自己的方式收集、理解和表达知识。
专题是将线性的教材内容打散重组而成的平行、独立且适合学生自主学习的小单元。专题与教材的知识点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是学生将来要呈现在某一课堂上的主题。教师在辅助选题时可以给学生较宽泛的范围，如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中国明代家具设计，包豪斯的设计，风格派，波普风格，高技术风格，斯堪的纳维亚的设计，意大利现代设计，德国现代主义，荷兰现代主义，瑞士现代主义，美国现代设计，理性主义，绿色设计，当代设计，等等[3]。在这些大纲中，学生甄选感兴趣的专题，并与教师探讨确定详细的题目。选题与定题的方式是多元的，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教学特点与学生的倾向进行确定。定题之后，学生通过阅读相关图书、互联网资源等途径收集整理资料，分析与研究，以课件、视频或专题报告书的形式呈现出来。教师再把这些专题合理穿插到授课间隙中，给予每个专题适宜的时间进行课堂演示。通过演示，教师能够了解学生的想法与观点，针对性地进行评价。教师评价对于专题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学生最初的观点是不完善的，而且不同学生在演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所不同，所以教师需要随机应变，通过与学生沟通和评价对其进行引导，最终帮助学生完善知识概念。但要特别注意一点，给学生布置专题，并不意味着把课程全部交给学生讲解，工业设计史以教师讲解、梳理设计历史脉络，分析设计作品与风格为主的课堂形式是不能被取代的。
以专题辅助课堂教学的组织方式比以教材为主的单一教学方式更生动与直观，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另外，专题研究由学生独立完成，每个人的工作内容、要求明确，容易促使学生形成竞争意识。通过专题研究，学生会更多地关注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框架，进行扩展阅读，感受到开卷有益，由机械地获取知识转变成知识的探求者。
2.设计赏析与临摹
工业设计史传统教学多采用单一的讲解形式，期末以论文或试卷形式检验学生对整个史论的掌握情况。学生课堂听讲，课后或考试前记忆，记忆成了学生学习史论的唯一利器。学生缺乏研究设计作品、风格与设计方法的激励，完全成了设计历史中无数经典设计的远观者。当问及学生喜欢的设计师、设计作品与风格时，多数学生的回答是“都差不多”，“让我想一想”等。这说明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过程中缺乏调动学生学习的丰富刺激与责任的因素。所以，在史论课程的教学中大胆引入设计作品赏析与临摹作为辅助，引导学生发现自我与设计史中各类风格与作品的联系，研究设计作品及相关史料信息，设身处地地进行主观感受，培养审美能力。
设计赏析与临摹可以在课堂和课后同时进行，教师在教学中根据各类设计风格流派中的典型设计师与设计作品进行分析。设计发展至今，已经有海量设计作品诞生，所以教师选择赏析作品时要注意其典型性，抑或根据授课学期的时下性需求进行针对性的选材，如汉宁森、潘顿等设计师的灯具作品，彼得·奥普斯维克、柯伦波等的座椅设计[4]。这些作品是创意的体现，同时包含设计师对形式、材料与技术的探索。在赏析过程中，注意介绍设计者、时间、设计特点及风格特征等史实性内容的客观性，尽量减少教师的主观评价，评述的任务交给学生，并向学生布置课后作业任务：选取某一风格流派、某一设计师或某一设计公司与机构的一件或几件设计作品进行评价与临摹，从而拉近学生与设计史料的距离，引导他们自主研究产品的尺寸、比例、造型、功能与特征。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学生会通过课外读物、网络等方式收集产品信息，也有部分学生会参观展览或卖场，实地测量、研究与感受设计作品。作业完成之后可以进行集中展示与讲解，教师进行讲评。
这一课堂辅助从理解风格流派、收集资料、赏析作品、临摹设计到展示与表达。学生收集资料，理解产品与相关人物流派，研究并临摹产品，切实消除了史论与学生的距离感，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形成了自身的审美倾向，为日后的设计奠定了基础。
3.进行主题设计
工业设计专业具有知识和技能相结合的特色，设计思维的培养与设计行为的训练是今天各大设计院校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工业设计史课程是人类设计活动积累的总结，它记录了人类砍砸石器，制作陶瓷，批量生产，绿色设计与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多元的设计活动[5]。其中涉及大量的设计案例，并阐述了对应的设计理论。这些对培养设计思维和塑造设计思想，提高审美与设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工业设计史课程并不是一门纯粹的理论课程，它是实践的总结与思考，最终应该回归到设计实践活动中。而现阶段以单纯讲解和论文形式为主的工业设计史教学基本处于学过即过的状态，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多被束之高阁，学生很难把所学案例与方法运用到设计中。所以，有必要在教学中加入实践性的教学辅助，最有效的设计实践莫过于“设计”本身，即以主题设计的形式辅助以讲解为主的课堂教学。
主题设计进行的理想时期是在重点课程内容结束之后，教师选择具有专题性、代表性的设计作品、设计风格，如设计一款具有所学风格特征的座椅、灯具等，当然题目的拟定是宽泛的。设计题目的拟定还可以参考学生前期的专题研究报告，通过研究报告选取学生感兴趣的倾向进行定题，学生选题，分析研究历史案例与方法，启发思维，进行设计。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用新的思考点完成对设计史中代表作或历史风格的设计实践，这其中有作品的研究，风格演变的探索等。图1、图2是我校学生以历史为启发进行的座椅设计：耳型椅是从萨尔瓦多·达利在1936年设计的梅维斯唇形沙发中获得的灵感，并融合了人机因素，使整个流露出波普的新奇与独特;琴键休闲椅显而易见是以钢琴琴键为灵感进行的设计，黑与白的搭配颇具视觉效果。
主题设计形式即可让学生欣赏、研究历史作品，从设计案例中汲取灵感进行创意，同时促进学生对设计方法的理解与发掘。图3是与艾洛·阿尼奥的小鸟椅同名的座椅设计，学生以小鸟椅为出发原点，联想到张大了嘴等待喂食的小鸟，以此获得了创意点。设计中采用仿生的设计手法，对小鸟形态进行抽象处理与表现。将稳定的座椅倾倒即可变身为一款摇椅，两种使用方式的巧妙设计可圈点，不失为一款趣味与感性并存的设计。这一设计充分体现出设计史与设计的关联性。只要学生不断理解、研究与认识，一定会丰富设计思维，谙熟设计方法。
将主题设计实践作为设计史教学的辅助，可加深学生对设计史内容与方法的理解，又可强化学生的审美与设计能力。设计史中的主题设计辅助是将历史与当代进行融合，学以致用，更直接地把史论知识融入学生思维体系与设计活动中。设计行为的参与反过来又验证了工业设计史中涵盖的设计思维。
以上三种辅助形式对工业设计史课程具有重要意义，要使他们发挥既定作用，教师在教学中还要注意辅助与课程内容、课程时间相协调，合理穿插与布置，不能盲目运用和依赖这些辅助方法而忽略课程内容的讲解;另外，要注意专题研究与评价、设计赏析与临摹、主题设计之前的引导和之后的评价，如果只是单纯地让学生经历这些环节，而不进行引导与评价，就会缺失对学生的激励，没有激励的辅助环节不能调动学生阅读、思考、研究与设计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李砚祖.设计史的意义与重写设计史[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8(02)：18-21.
[2]袁翔，何人可.基于反思学习的《工业设计史》教学研究[J].装饰，2013(05)：75-77.
[3]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09).
[4]何人可.工业设计史.第四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7).
[5]姚君.工业设计史课程教学方法研究[J].艺术研究，2010(02)：162-163.
基金项目：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设计为引领，史论研究为核心——《工业设计史论》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GDup20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