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意义范文第1篇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直接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在新的时代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相当迅速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成长起来。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余万人给五四运动增加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影响了一代知识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 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最初的群众队伍和骨干力量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国带来了曙光。在当时，陈独秀就说，十月革命以后，“中国人受了两个教训：一是无论南北，凡军阀都不应该存在;二是人民有直接行动的希望。五四运动应运而生”。毛泽东也说，俄罗斯以民众大联合打倒贵族、驱逐富人的事实，使“全世界为之震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
1919年上半年召开的巴黎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和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会议给予中国的只是归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怒。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二)五四运动的意义
在历史新时期条件下发生的五四运动与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不具 备的特点：
第一，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它不同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主义，他彻底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的实质。
第二，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它既没有像康梁那样企图依靠傀儡皇帝来救国，也没有像辛亥革命那样单纯借助军阀力量来实现共和，而是广泛的动员和组织群众。
第三，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具备了新的历史特点，它也就成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端。
二、发扬五四精神
纵观五四全过程，从启蒙运动、爱国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抉择，无一不是昂扬着一种理性精神。 虽然它还存在着形式主义倾向，甚至这种倾向在以后的岁月里有着严重的发展，或者是全盘西化，或者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但中国人民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实践磨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完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历程。
五四时期的内容极其丰富，它所涉及的方面可谓领域广阔，意义深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潮，几乎都是在五四时期传入或兴起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也是在五四时期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如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追根溯源，都是从五四时期发端的。从1919年的“五四”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因此，五四运动的主流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从历史上看，凡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总是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兴起，昂扬着一
种理性精神。人们依靠理性的武器，冲破旧的思想枷锁，并以理性之光照耀着前进之路。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到中国的五四运动，无一不是如此。现在的中国和“五四”当年已大为不同，但五四时期那种重视理性的精神，仍然是值得发扬的，它所呈现的一些基本规律，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五四”兼有爱国、文化运动两大特征，就是救亡和变革两大思潮交汇的结果，救亡和变革，相反相成，而已变革为关键，因为不变革无以救亡。考察五四运动的全过程就是从变革开始，促进和推动了救亡，而救亡又反过来促进和推动了变革的深入，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因此，变革是救亡的根本途径。这一点对我们今天也有启迪。不变革就要被开除球籍，救亡也就无从谈起了。
93年前写在“五四”理性大旗上的是民主和科学。93年后的今天，自然应赋予它新的内容，但当年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关系，“如舟车之有两轮”，相辅相成，却仍然是值得赞许的，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实行民主。没有一个安定、团结、民主、和谐的政治局面，真正的科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而民主的真正实现，又有待于科学的发展，道理十分明白：如果人民仍然处于蒙昧的状态，还谈什么民主?
五四青年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非盲从，而是经过了一个比较、鉴别、实践、认识的复杂过程的。例如当社会主义各派思潮涌入中国的时候，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相信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空想的学说，只是在经过了半年的实践失败以后，才转向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它在同中国实际结合中的不断发展，是“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主流。
经济、政治的改革，必然伴随着文化、教育的改革来进行，而且必须把后者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不然的话，前者就不易完成，完成也不易巩固。所以，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发扬五四精神才有利于培养我们爱国精神，在理性的基础上培养勇于探索的精神，有利于搞好教育建设。
三、肩负历史使命
毛泽东同志赞扬青年是“
八、九点钟的太阳”，强调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号召广大 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邓小平同志深情地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希望广大青年争当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江泽民同志强调，“青年刑责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希望广大青年为党和人民事业坚韧不拔开拓前进。
作为新一代的青年，在弘扬五四精神的同时，应肩负历史使命。也就要求我们树立理想，立志报国，献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自觉地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前途联系起来，在服务祖国服务人民的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就是要深入群众，投身实践，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自觉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了解国情，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开拓视野，这就要求我们青年勤奋学习，善于创造，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学习经济科技法律历史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深刻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五四运动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西柏坡;精神;特征;内涵;现实意义
一、前言
众所周知，西柏坡时期是我国历史革命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由毛泽东同志进行领导以及指挥的。西柏坡时精神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产物，是具有时代特色的精神财富。由此可见，研究西柏坡精神的现实意义对我国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
在西柏坡时期，党孕育了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那么何谓“两个务必”呢?两个务必指的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以及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都知道，西柏坡时期，中国的革命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刻，“两个务必”的精神警戒大家，在面对战争的胜利的同时，仍然不可以放松警惕，仍然要时刻保持一种紧张的心态，警惕敌人的糖衣炮弹，同时，也告诫同志们要继续以积极进取、不断奋斗的精神来迎接接下来的每一次大革命，不可以松懈，更不可以放弃，进而争取获得战争的胜利，为国家的解放以及民族的复兴做出重要的贡献。
三、西柏坡精神的基本内容
西柏坡精神共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二，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三，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四，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西柏坡时期，我国的解放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其实每个人心中都很清楚，我方的实力远远低于对方，但即便这样，为了民族的解放以及战争的胜利，我们依然不能放弃，依然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这样的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的支撑下，尽管我方的人数远远少于对方，但是我们仍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我方只有60万士兵，而对方的人数已达到80万，正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鼓舞，使得我军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获得了战争胜利，为民族的解放又一次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精神。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我党开始沿用马克思主义推崇的创新以及探索精神，在中国现有的理论以及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以及创新，将当时的农业大国发展成工业大国，将当时的新民主主义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面对即将迎来的战争以及国家即将到来的新形势，我党不仅没有松懈，反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探索以及创新，发展以及建设出更加适合国家发展的理论以及实践，进而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三)执行政策、严守纪律的精神。良好的纪律以及政策是一切行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基础以及保障，西柏坡时期，我党严肃地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我党提出了要“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的信条，在军队中，任何人不得破坏军规、军纪，否则将得到严重的惩罚。在加强了纪律的管理的情况下，我党又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政策，进而为党的良好作风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精神。除了要有无所畏惧、勇于创新以及严守纪律的精神以外，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支持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战争，不是书面上写起来那么简单，更不是嘴巴上读起来那么容易，需要的是夜以继日的战斗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告诉大家，民族的解放就好比是奔赴万里长征一样，取得战争的胜利只是第一步，也是最简单的一步，若想真正意义上实现民族的复兴，需要的是坚持不懈的努力以及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面对敌方的攻击，我们不能恐惧，面对战争的胜利，我们更要做到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复兴。
四、西柏坡精神的现实意义
西柏坡精神具有如下几点现实意义：一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二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需要;三是党的建设的需要。
(一)改革开放的需要。与西柏坡时期的情况相似，改革开放也是我国的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也同样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以及矛盾，因此，在这一时期，党便可以沿用西柏坡精神意义，要发扬西柏坡时期那种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精神，进而实现改革开放的坚持以及发展。
(二)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需要。要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也需要发扬西柏坡精神，并且需要坚持西柏坡本质特征中的“两个务必”，对于取得的成就，要学会不骄不躁，对于人民群众，要学会以人民群众作为服务的中心，时刻将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进而凝聚人心，众志成城，共同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建设的愿望。
(三)是党的建设的需要。弘扬西柏坡精神除了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以及建设现代化中国的需要以外，也是党的建设的需要。要想全面加强以及实现党的建设，必须要弘扬西柏坡时期严守纪律的精神，对于党内部的一切相关纪律，不得有任何的违规以及违纪的现象的产生，对于党的建设可能面临的困难，要勇于斗争，对于党的建设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要敢于创新，进而增强党内部的凝聚力，提升党以及领导的执政水平。
四、结语
五四运动意义范文第3篇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精神是什么
五.四精神是中华民族自省下的自救与自强
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更是中华民族思想、政治、经济领域内的一次全面解放。
五.四精神的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在“民主、自由”旗帜下的集体反思、反省并主动承担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责任和义务的自救与自强!
中学生五四演讲稿——放飞青春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天下们：
大家好!
五月四日，一个属于我们的节日——五四青年节。
我是××，我演讲的题目是《放飞青春》。
穿岁月峰头，伴历史云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做过了××年的风雨历程。
清楚的了解到：1919年5月4日，北京五千多名爱国主义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凭着一月空爱国肉血，他们不畏军警的镇压与逮捕，坚持抵抗北洋政府签署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塞和约》，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于是，丧心病狂的北洋政府竟大批逮捕学生》最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爱国运动轰轰烈烈爆发了。真正的勇士们用生命震荡出来的纯洁而又可贵的爱国之情取得了胜利。为止，母亲用共产主义为其命名—中国共青团!
1919年的青年已过，青春不会再回，年轮不会再回，历史不会再回，但她却永远记
中学生五.四诗朗诵稿：青春献祖国
当/爱国的种子/在长城内外萌芽
当/苏武牧羊的故事/在大江南北开花
当/岳飞的满江红/写满忠诚
当/文天祥的正气歌/震撼人心
当/林则徐的销烟一举/叫洋人/胆战心惊
当/吉鸿昌的/ “我是中国人”/在海外/掷地有声
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巍巍珠穆朗玛/兴奋地/沸腾
浩浩长江/卷起/激动的/浪涛
我们伟大的/祖国/搭上/改革的快车
与/时代/一/起/奔/跑/
即使/我们是一滴水
也深深眷恋小溪
即使/我们是一棵草
也/深深热爱/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
神州大地一十三亿人民
你们就是那/清澈的江水
你们就是那/朴实的大地
我们/深深地/爱/着/您 /
青春的热血/即将沸腾
誓要播撒在/祖国的/辽/阔/大/地
用我们/幼嫩/但却坚定的臂膀
共同托起/明日/鲜/艳/的/红/日
中学生诗歌朗诵稿：青春飞扬
[字体：大 中 小] 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青春是人生最可贵的年华
青春时代充满着年少轻狂
充满着无限生机
充满着美丽自信
青春的步伐不会因困难而停止
青春的旋律不会因风雨而阻挠
青春是阳光是自信的标志
青春是月光是优雅的代表
青春是星光是引领时尚的先锋
让我们扬起青春的衣角
架起起航的风帆
让生命在这里飞扬
五四运动意义范文第4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此时举行了聚焦全球目光的“两会”。
所谓的“两会”，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每年三月份左右在北京举行。它的主要内容是对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和对今年全国预算的决策表决，以及反馈和处理全国大多数民意的国家级会议。而它为什么会被全世界像奥运一样，吸引全球人的目光呢?众所周知，去年的金融危机使全球感受到了严酷的经济寒冬。在这个春暖花开之际，他们希望中国这列世界经济的“动车头”，能制定出好的规划，带世界走出寒冬，远离阴霾…
而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八零后九零后的人们，也是被视为祖国未来最有力的接班人们是怎样看待“两会”的呢?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当代的大学生们是十分关注国家一年一度的“两会”的，是十分关注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发展方向的。因为这关系到祖国的未来，也关系我们自己的利益。但即使如此，当代大学生们关注两会的角度和已经步入社会的人士还是有所差异的。
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现在可以说是牵动了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今年的“两会”报告上，总理也把大学生就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可见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严重。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超过600万，创下新高，再加上金融危机影响，就业形势就更严峻，被称为进入30年以来的最难时期。
很多企业家反映，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动手能力差，在聘用方面实在不敢轻率。危机困难面前，大学生应该排除外部因素的干扰，多从自身角度出发，积极寻找问题的根结。随着高考扩招力度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了新校区的规划和建设，学校招生数量也逐年增加。学生总数成直线上升，然而我们的师资力量、办学条件却与之成不协调比例增长，使得很多大学生在学校享受不到应有的学习资源，最终成游离在校园的“真空地带”。很多老师想管也管不全，加之学生突然从高考的紧张状态释放到相对轻松自由的环境中，没有一个合理的过渡过程，渐渐失去了自控、自律的能力。
如今“翘课”已成为大学生群体中一个普遍现象，上课与否要看自己心情好坏。看电影、玩游戏、网络聊天……大学生在迷茫中虚度自己的光阴，在无助中迷失自己的人生。所谓的“人才”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这不得不说是大众化教育泛化的一个悲哀。也有学生抱怨说，我也想好好学的，可是偌大的一个教室，上百人在里面上课，坐在后面根本听不清老师的话。又或是同一个实验，几十个学生在一起做，有时根本轮不上。诚然，类似的“抱怨”不无道理，但我来，这不是学生动手能力差进而导致就业难的根本原因。转而言之，这是由教育部门、各大高校与学生自己三方面共同造成的，中国的教育模式一直被认为是存在体制问题，从高考模式的探讨到现在热议的是否“取消文理分科”，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一直存在饱受争议。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某种程度上说，它能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学生数量的激增、高校教学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加之缺乏有关部门积极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管，造成今天毕业生“就业难”的危机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大学生“就业难”，并不是难于上青天，而难在一种教育
体制的变革和完善，难在一种就业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难在一种就业机会的创造和把握。期待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来关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让大学生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从我们大学生自身来讲，亦要深刻认识到当今就业形势的严峻，竞争的激烈，要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培养能力，提高素质，使自己具备更高的竞争力。另外，笔者认为“以创业促进就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国家若能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对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优惠政策，对于解决就业问题定会有所帮助。
那么在这么多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大学生应当如何应对挑战呢?我认为：
1.提升自身“硬件”与“软件”。对于大学生职业发展而言，自己唯一可控的就是自己的就业能力。外在环境的变化，使学生可以充分认识到就业的艰难，进而通过各种手段提升自身“内功”，最终提升自己的就业能力。
2.改变旧有的择业观念，树立正确的择业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学生可以拓宽自己的就业面，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我相信每一个过来人也都经历过就业的困惑，有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加上我们自身、用人单位观念的转变，每一个年轻的朋友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心仪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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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今年的两会已经获得了圆满结束了。但是，它带给世界，带给中国人民，带给我们这些大学生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她给世界带来了信心、勇气和力量，使中国以一个负责人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的舞台上。
“莫道今年春将尽，明年春色倍还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取火不若取燧，济及不若凿井”，“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首先要有信心，有了信心才能有勇气和力量，有了勇气、力量才能战胜困难!”
五四运动意义范文第5篇
怎样才算援藏?什么是援藏干部?
现在所指的“援藏”主要是对口援藏，这是从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开展的新一轮援藏方式，实行对口支援、分片负责、派遣干部或其他专业人才，定期轮换或定期派遣。这些人员的基本工资、社会保险及其他福利待遇基本都有派出单位或派出组织系统负责。所有的援藏人员由有对口援助的省市组织部门、有援藏项目、活动的单位、团体进行选拔派遣，是一项成系统、有组织的开展无偿援助西藏的长期而重大的工程。
援藏干部一般是指为完成援藏工作任务而派进藏的行政干部，也含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
2.如何开展援藏干部的选派工作?
援藏干部任务选拔由有援藏任务的各省市省直市直有关单位和各市承担，针对在西藏的岗位、职位需求决定选拔范围，其中省直单位选派一部分、各地、市选派一部分。援藏干部人选将采取公开报名、择优选拔的方法，在发动干部自愿报名和组织有关单位推荐的基础上，根据援藏干部的条件择优挑选。县处级及县处级以下的援藏干部年龄一般不超过40岁，县处级以上一般不超过45岁。具体人选经体检、考察合格后，由省委组织部好中选优，优中选强，作最后决定。
3.选拔援藏干部具体有什么要求?
援藏干部的选派条件是：政治上靠得住，思想政治素质过得硬;身体健康，适应高原环境，能坚持长期在藏工作;具有胜任本职工作的组织领导能力和业务水平。援藏干部既可以是现职级干部，也可以是符合提任条件的下一职级干部，特别是要注意选派各级后备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一般应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地委副书记、县委书记人选，年龄一般不超过45周岁;副县级职务人选，年龄一般不超过40周岁;县级各局局长人选，年龄一般在35周岁左右。
4.目前哪些省市有援藏任务?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重庆、河北、吉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湖北、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市，中央、国家机关、水利系统、公安系统、国有骨干企业、中科院及中国电信等都派出干部及其他专业人才在藏支援。另外，如四川、重庆、北京、山东、湖南、湖北、浙江等的教育部门及一些知名大学还另派人数不等的援藏教师进藏援教，有的一年一换，有的两年一换，各省市的情况不一。
5.援藏干部的选派办法及时间安排?
援藏干部的选派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逐级遴选、组织决定的方式进行。根据本省市选派援藏干部工作会议的安排，市、直各单位符合条件的同志到单位报名，各县区到县区委组织部报名，每次报名截止时间一般是4月底，第五批将在2007年轮换。 6.对援藏干部有何特殊政策?
每个省市根据本省市的条件制定具体政策，总结起不，大致如下：
援藏干部在藏工作期间，由派出单位发放工资，并和派出单位同级同类人员一样享受各项福利待遇。有的省市规定援藏干部进藏时工资上浮一级，如期完成任务回来，按奖励工资予以固定;一般进藏前，由省、市财政发给援藏干部一次补助费数千元不等;进藏工作期间每人每月均有数百元的补助。同时，享受在西藏所在地区同类人员的地区津贴。援藏干部的休假按西藏现行规定执行(每年可回内地休假3个月)，在当地的房租、水电费，凭发票或收据一般由派出单位报销。援藏干部在藏工作期间，其配偶可以进藏探亲，往返路费一般由援藏干部的派出单位负责解决。各省市委一般会为援藏干部统一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7.除了援藏干部，还有无其他援藏人员?
除了援藏干部，还有应届毕业生中也有一些是义务服务西藏的。一种西部志愿者。这是从03届界本科毕业生开始实施的一种服务西部的志愿者活动，具体的名额分到了各省各校。主要有各高校的校团委负责，每年的4月份左右开始报名选拔，应届毕业生可以向自己所在学校的团委报名并申请去西藏(详细情况可以参看“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网”： http：//xibu.cycnet.com/)。另一种是教育部统一派遣的援藏教师。这也是从03年开始进行的一种援藏方式。教育部会发文至各高校，由各高校具体组织选派，详细情况可向自己所在学校的学生处或就业指导中心咨询。
8.大学应届毕业生进藏求职有什么要求?
目前西藏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每年从内地引进的毕业生超过1000人。进藏求职除了政治上靠得住，思想政治素质过得硬;身体健康，能坚持长期在藏工作;具有胜任本职工作能力;有本科学历等硬性条款要求之外，主要还是看用人单位的岗位要求。用人单位满意，也就达到进藏工作的条件要求了。
9.大学应届毕业生如何实现到西藏工作?
大学应届毕业生进藏求职最主要的一种方式是“双选”。很多学生自己将毕业推荐材料及本人简历寄到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或与自己专业相关的部门，也有西藏的一些用人单位每年年初直接到内地高校去招聘。双选时间与在内地毕业生求职时间差不多，双方满意签订协议即可。有到西藏求职打算的毕业生，可以先向西藏自治区人事厅人才交流中心(电话：0891--6839673,通信地址：850000，西藏拉萨市娘热南路5号)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再行动。
10.大学毕业生到西藏找到工作算是援藏吗?
五四运动意义范文第6篇
摘要：报业体制改革是一场博弈，在这里，管理者、业外资本以及作为报业终端的读者和广告商都极力想争得这一权力资源，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博弈各方应该进行沟通，努力寻求对各方都有利的均衡点，并依此进行报业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以民为本、管理的社会化和内环境改造是报业体制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
报业作为一种权力性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大博弈的竞技场。在这里，管理者、业外资本以及作为报业终端的读者和广告商都极力想争得这一权力资源，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报业体制改革拉开了这场博弈的大帷幕，于是我们看到了报业舞台上不断上演着的政治与经济、意识形态与公共信息、资本意志与信息品质之间的难解难分的大争夺，我们感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有关管制与松绑、投资与发展、导向与自由之间相互制衡、彼此牵连的大博弈。业态的不断变化使原有的游戏规则对它的约束已捉襟见肘，新规则在博弈中被重新塑造着，而有关各方在新规则的重建中希望表达什么样的诉求，如何进行策略选择，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能否在博弈中找到对各方都有利的均衡点，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
一、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博弈方的策略选择困局
中国报业改革的博弈各方互相联系、彼此约束，任何一方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作出的策略选择都要受到其他各方的制衡，在中国的报业体制改革中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牵跑”效应，一条无形的绳索已经将博弈各方的腿脚绑在了一起，除非你退出，否则任何一方都不能各行其是。
1．政府管理部门
有别于其他传统产业的意识形态的特殊属性要求，政府强化对报业的管制，管报纸、管干部、管导向、管资产，是中国报业体制改革中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产业发展的实践表明，那些政策限制最少的产业，往往就是发展最好的产业，这就造成了管理的必要性和报业发展的制度环境需要之间、监督管理和创新需要之间的矛盾；其次，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包括报业在内的文化体制改革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性，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2003年后，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的论证调研、出台方案、试点工作几乎都是以非常规的形式展开，中办21号文件和国办105号文件是实行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重要政策依据，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显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毕竟与我们要实现的监管法制化、使管理有章可循的目标有出入，与报业运营、业外资本投资的规范化需要有距离；再次，为保证报纸能把社会效益放到第一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政府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报纸事业单位和编辑部门，但很显然，这与读者对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需要并不完全对位，如何协调也成了政府策略选择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最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使文化产业的竞争在所难免，为使本土的报业能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政府希望制定一些“倾斜性”的政策帮助本土报业，但这显然与市场规律和国际规则不符，一方面，市场经验证明，政府保护的产业难以提高竞争力，只会越来越弱，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政府强力介入的产业，绝大多数无法在国际竞争上立足”；另一方面，在“国内政策国际化、国际政策本土化”的背景下，这种政策保护因为与我们在WTO协议中应尽的义务不符而显得不合时宜。诸如此类，政府的策略选择面临着诸多困境，尽管和其他各方相比，似乎政府的回旋余地更大，但无论采取何种选择次序组合，都难免受到其他各方的掣肘。
2．业外资本
业外资本与政府不同，他无须承担报业体制改革的设计大任，只需静观其变，俟机出手，大赚特赚。资本给人的感觉好象很超然，似乎它只是一个被动的卷入者，不过是报业体制改革给自己提供了获利的机会而已，称投机也许比投资更准确。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资本的基本特征是驱利性，放眼全球，文化产业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领域，尤其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给文化产业留下了诱人的巨大增长空间，新闻出版业更因过去的限制而充满了无限的获益潜力，资本不再冷眼旁观，而是密切关注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并积极参与到改革进程中来，有的投资行为甚至成为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但是，资本对报业的投资策略选择同样受到了各种限制，尤其是来自政府的政策制约。第一，资本的投资热情经常会被政策坚冰所冷却，资本特别是国外资本凭借着在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金融市场积累的经验，他们可以在资本运作领域翻云覆雨，但是当资本力量遇到中国的传媒政策时，就变得无计可施，仿佛重拳打在了棉花团上，有劲无处使。尽管今天的报业改革已经为业外资本提供了许多机会，但仍有许多领域是作为禁区不能进入的。第二，同为业外资本，在中国报业改革的制度设计中是有区别的，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并非可以平等地进入所有领域，虽然它们有着同样的投资获利需要，但必须接受进入次序的制度安排和准人规定。这并不违背wT0协议，因为国民待遇是承诺义务而非普遍义务，政府有一定的主动权。第三，即使是目前有意投资报业的资本所希望的政策解禁，他们也未必就能将看到的蛋糕如愿吞下，因为他们会面临国内外实力更为强劲的投资者的激烈竞争，而此时的他们也不会因为先行进入而得到政策的格外眷顾，利益均沾和最惠国待遇是文化贸易的通例。
3．报业终端
建国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报业的最大变化无外乎两点：一是编辑本位向读者本位转变；二是从政府拨款的事业单位向自负盈亏的产业单位转变，其标志就是广告收入成了报纸最主要的赢利模式。由是观之，作为报业终端的读者和广告商成了掌握报业命运的关键，在报业体制改革中他们似乎可以纵横捭阖、唯我独尊。其实，他们同样面临着策略选择困境，他们各自权利的实现同样受到来自政府和报业等其他博弈方的限制。
知情权已经为新闻界所普遍接受，但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它在更多的时候仍旧是个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因为有些官员和报人总是片面理解“舆论导向”，健康的舆论导向未必只有正面新闻才能达成，文革时期报纸的新闻可谓“导向正确”，但却形成了畸形的舆论，读者需要了解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所有信息，而报喜不报忧的业界不能满足读者的知情权需要。对广告商而言，他们也很难准确地了解对投放广告进行理性判断所需的报业信息，报纸对外宣布的发行量和阅读率有相当大的水分，有的甚至要打一半的折扣。
中国有两千多份报纸，但没有满足读者的选择权需要，因为读者希望看到的是那些内容结构完整，符合信息安全需要，提供多元化的公共话语平台的报纸，而我们的许多报纸往往只重视单篇或局部的新闻是否出彩，而忽略了整体的平衡。《参考消息》虽说也是“体内循环”的报纸，但它却满足了“想看外国报纸怎样报道中国”的愿望，在零售的报纸中，它的发行量遥遥领先，这既是对中国高层当初决策的市场肯定，也是对中国报业的绝大讽刺。对广告商而言，投放广告不是慈善
施舍，他要考虑所选报纸的广告效果，而可供选择的报纸许多仍是卖方市场，特殊广告专版拍卖就是最好的证明，广告商对报纸的选择并不自由。
从一定程度上讲，报纸不是办给读者的，而是办给广告商的，因为发行多半是赔钱的，而广告收入才是报纸主要的经济来源，广告商感兴趣的不是普通大众，而是所谓的“三高”新人或“四有”新人，因此，现在的报纸多半都定位在中高端市场，即给城市中产阶级看的报纸，这样的报纸很少会关心作为普通的读者大众的声音或立场，他们的参与权得不到保障。而随着中央三大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拒绝刊登企业形象广告以来，广告商以这种公关宣传的形式参与报纸也受到了限制。
至于监督权也因为知情权的需要难以满足而得不到保障。在报业改革的各博弈方中，报业终端可谓人多但并非势众，由于读者的分散而难以形成组织性力量，加之广告商对特定渠道资源的依赖，使报业终端的博弈策略选择受限。
4．报业自身
报业既是体制改革的博弈方，又是体制改革的博弈对象，因此，体制改革怎么改、改什么、往哪改，报业应该最有发言权，它在博弈中的策略次序组合也应该最灵活。但由于中国报业的起点是事业单位，这就决定了中国报业整体改革的发起者是政府而非报业自身，报业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在改革实践中也不能任意发挥，也要按照政府制定的改革实施方案进行改革，这里有许多是规定动作，真正的自选动作并不多。也就是说，报业在体制改革中的策略选择也受到了明显的制约。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报业经历了恢复广告刊登、事业单位的企业化运营、自办发行、扩版增张、组建集团等数次大大小小的变革，今后还将在转企改制、投融资体制改革、跨域(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等方面有所突破，而所有这些改革实践和改革要求的目的都是要盘活报业自身的存量资产。如果说报业体制改革中的其他博弈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争夺或激活报业的某一方面的资源能量，那报业则希望能将自身的政治资源、舆论资源、影响力资源、资产资源全部调动起来，但对这些资源重新整合时的策略选择往往互相牵制，因为这些资源并不能构成融合性的资源系列，报业要努力在各方利益需要中寻求平衡，小心谨慎地进行资源结构组合，它不能对任何一方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因为这样有可能伤害其他方的利益。
首先，不能离资本太近。其实，无论是经过打拼在市场上已站稳脚跟的报纸，还是那些刚刚创办、希望崭露头角的报纸，都希望与资本联姻，因为对于那些实力雄厚并不缺少资金的报纸而言，融资可以催动他们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造，而对于那些先期投入较大、后期资金短缺的报纸而言，融资无疑可以降低它们的成本压力。但这并非是一场无条件的完全自由的“婚姻”，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对这桩“婚姻”保持着一定的敏感，它不希望看到由于这种“姻缘”而导致舆论失控，所以绝对禁止让渡报业的核心资源是政府为这桩“婚姻”开出的条件，于是我们看到了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的分开，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剥离的制度性安排。
其次，不能离读者太近。说这话有“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嫌疑，办报就是为读者服务的，离开读者还办什么报。学界和业界投入相当大的精力研究如何接近读者，如何打造内容价值链，如何进行内容资源的重新整合，有人还为此发明了“洗菜理论”。其实，我们都知道接近读者不仅仅是个技术理论问题，在现阶段的中国，它还是个政策问题，谁都清楚在读者的信息需要和体制允许的信息供应之间存有很大的空间，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都市报对这一空间进行了尝试性的进入，深受读者欢迎，尽管如此，目前我们还不能对这一空间完全开放，在某些内容领域报纸还要与读者保持适当的距离。
再次，不能离主流意识形态太近。这话听起来也有些大逆不道，但这不是某个人的假设，而是对报业实践的真实概括，而且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报业实践的真实概括。多少年来，传统党报体制的大一统思想造成的“千报一面”的现实让管理者苦恼，让广大读者反感，改变这一事实是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晚报和都市报的创办，有关领导新闻的调整，“三贴近”思想的提出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导向”理论有什么本质性改变，报纸尤其是经营性的报纸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报道掌握分寸。
最后，不能离广告商太近。如果说前三项多少还容易让人理解的话，那这一条就有些让人费解了，而且它似乎也不应该成为报纸的策略选择困境，因为除了读者的些许不满外，没有任何力量向报纸施加这方面的压力。其实，商业力量对新闻报道本质规定性的侵犯在报业发达国家早已不是什么新课题，只不过在中国目前的报业体制改革中，它还不是以反动力量而是以进步力量的面目出现而已，它现在还不是问题，或者说有关各方还没有将它当作问题，但从发展的观点看，这也许才是更为根本的问题，而且事实上，有些已经浮出水面。当然，这涉及到了编辑自主权的话题，我们这里不讨论。
作为体制改革主体的报纸，确实面临着许多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比如在渴望和回避竞争的问题上报纸的态度就很耐人寻味，一方面，竞争总会带来风险，而规避风险是报业的本能反应，尤其是对于尚不够强大的中国报业而言更是这样，国内报业普遍对国际报业巨头的恐惧以及拒绝国内同业进入本地区经营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中国报业也深知没有国际间的竞争就不会促进政府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同样，没有国内报业间的竞争也不会促使母报给子报更灵活的政策。就这样，中国的绝大多数报纸是怀着复杂的心态迎接体制改革的，在改革中，它们还要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寻找着自己的利益平衡点。
二、确立互利多赢的报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博弈各方获取利益通常可以采取强制和交换两种方式，这取决于当事者的利益目标和在博弈竟局中组织性力量的强弱及为获益所支付的成本。如果仅以组织性力量的强弱来决定获益方式的话，政府凭借其主导性优势最有可能采取强制的方式谋利，问题是在当今国际国内环境下，政府在报业体制改革中的利益目标已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控制和监管，尽管政府可以通过行政法规和宣传纪律强制报纸服从自己的管理，但却很难满足其多元的利益诉求，并将为此付出较高的成本。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要靠各方的积极参与、紧密配合才能达成。体制改革是系统工程，任何以强迫压制为手段、予取予夺的争利性博弈都将与改革所预期的结果背道而驰，改革也将找不到赢家。只有了解并尊重各方的要求，将一部分利益让渡出去，在自己获益的同时，也让别人获益的互利性博弈才有可能找到最佳的均衡点，让各方利益同时得到最大化满足，实现多赢。
协商合作是以交换的方式进行互利性博弈最基本的手段，也是纳什的博弈论给我们的最好启示。与不
能合谋而处于“困境中的囚徒”不同，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博弈各方可以名正言顺的坐下来沟通和交换意见，努力寻求对各方都有利的博弈均衡点，并依此进行报业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只要我们秉承这样的改革姿态，我们的报业体制创新就能找到一条让各方都满意的多赢之路。
1．以民为本：中国报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
报业体制改革是为了解决报纸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产业的市场准入以及报纸与相关传媒间的组合与竞争的规则问题，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报纸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报业最主要的制度缺陷是高度集中的统一控制，过分地强调“喉舌论”，从而窒息了来自民间的声音。以民为本是今天报业体制改革的基本出发点，这也和党的各项事业都应该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要求相一致。在进行报业体制改革、解放报业生产力的实践中，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我们党同样没有自己的私利。李长春同志就曾说过：“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利益更好地统一起来。衡量精神文化产品，最终要看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喜欢不喜欢。”
以民为本的“民”应该包括读者、报人和民间投资人，也就是说，在报业体制改革中，我们应该努力保障广大读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证报人的独立性并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护民间投资人投资报纸的合法权益并发挥民间资本的灵活性。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坚持以民为本的原则，是尊重报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可以激活报业蕴藏的巨大的经济潜能，做大做强中国报业。
此外，以民为本，满足读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需要，可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如果政府能够恰当地运用、合理地引导这种力量，报纸就能够制约权力的滥用，防止腐败的蔓延，增强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加快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报纸是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也应该属于人民，中国报业改革的初衷归根结底是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中国报业改革的主导者们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改革创新热情，让他们由体制改革的局外人变成体制改革的积极参与者，由冷眼旁观的普通群众变成富有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真正关注报业改革，才能共同承担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才能承受改革必然要付出的一些代价。
2．管理社会化：报业体制改革中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世界报业管理的历史来看，由政府大包大揽的集中统一管理向由政府、社会、报业共同承担的分散化管理过渡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报业竞争的舞台由国内转向国际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政府都在积极采取措施，放松对报纸的限制，增强报业自身的活力，提高本国报业的国际竞争力。对我国报业管理而言，一直存在着一个包打一切的全职政府，从报纸创办到内容采编，从渠道发行到广告延揽，政府的身影无处不在。但随着社会运作复杂程度的逐渐提高，无限责任政府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向有限责任政府转变已势所必然，中国报业体制改革呼唤着政府职能的转变。
报业管理的社会化是一个政府管理职权不断剥离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管理软化和管理分散化两个阶段，前者主要是通过报业的市场化来完成，而后者则通过非政府的个人或组织管理机制的确立、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力量的成熟来完成。目前中国报业管理的社会化尚处在初级的市场化起点阶段。中国报业改革走过的20年，事实上就是通过市场化手段，不断松动政府集中化管理的过程，这是一个进入报业管理社会化高级阶段的准备期。在这个时期，报业主管部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克服对报纸企业化改革的恐惧心理，努力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报业管理的新思路、新办法，巩固已有的市场化改革成果，认真落实“管办分离”的各项举措，进行党委领导和法人治理结构相结合等管理体制的创新尝试，在报业经营中逐渐将行政权力弱化以致分离，加快报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随着社会多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不断深入，最终将政府管理报业的一部分职能让渡给社会团体、公民个人和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他们的舆论监督、专业评判和道德约束作用，真正实现中国报业传播管理的社会化。
报业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也是政府管理职能不断“归位”的过程。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原因，党和政府在报纸管理上积聚了过量的权力，在鼓励报纸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自主经营和自我发展的今天，就很容易出现干涉过多的越位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缺位现象。报业管理的社会化就是要将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转移给社会，这与其说是分权的过程，不如说是在新形势下政府寻找管理报纸的权力本位的过程，即政府的权力要由“办”报纸向“管”报纸归位，由涉足报纸的编采、广告、发行的微观管理向制定报业发展规划，健全和完善各项管理法规、保障公平竞争的宏观管理归位，由对所有报纸的全面管理向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分开、主抓事业单位的公共管理归位。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充分发挥政府在报业管理上的政策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只要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机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报纸管理的社会化就不但不会出现导向问题，而且还能提高管理效率。同时，由于强调了社会对报纸的监管和约束，有利于解决一直被报纸视为难题的公信力问题，促进报业传播体系的良性运转。
3．内环境改造：强化报业内部改革
关于中国报业体制改革，一直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报业自“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开始，内部机制该改的都改了，目前报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确，体制的瓶颈效应越来越明显，但报纸内部该改的部分也并非尽善尽美。其实，不同报纸在编辑出版和资产经营上的差距主要并不是由于国家所给的具体政策和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有什么不同。相同的政策，同样的经济环境，报纸的表现却千差万别，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内部机制释放的运营能量不同。因此，近年来，媒介军师、策划人、咨询公司很受报纸欢迎。而同一份报纸前后不同的领导往往带给报纸不同的命运，以及同一个报人到不同的报纸却发挥了不同的作用，也都说明了报纸内部的运作机制和运营策略上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转企改制给报纸内部机制的根本变革带来了机遇，过去的“企业化管理”并没有改变报纸的事业单位的属性，从2003年开始的报业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提出了两种变事业为企业的方案，一种是科技类、专业类报纸的整体转制，另一种是综合类报纸经营资产剥离后的部分转制。改革在2005年开始全面铺开，很多报纸都借此机会大刀阔斧地进行内部机制改革。干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是内部机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的关键是将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以讲资历、论工龄为主的僵化的“人事资源”管理变为现代企业的重绩效、看贡献为主的灵活的“人力资源”管理。目前，中国人力资源改革遇到的问题除了党管干部的体制限制造成的高管人员的激励机制不足，责、权、利不明，难以形成全国性的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外，报社内部的人力资源改革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出于稳定考虑，还不能真正做到优剩劣汰；由于缺少经验，绩效考核的科学性和分配的公平性有待加强和完善；关于员工个人成长的职业生涯规划，缺少必要的培育机制，等等，以至于作为报业发展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源管理缺少长效的制度支持。
对于报纸这样一个知识密集、文化密集、智力密集的产业而言，人无疑是最重要的资源，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形成报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的内部环境。当政策解禁，出资人到位、国有资产经营授权及条块分割、经营壁垒被打破等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报纸才能抓住机遇，成功地进行资本运作和跨地域、跨媒介、跨行业运营，才能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报业集团。也只有进行内部机制改革，练好内功，才能用足用好现有政策，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资讯整合、内容价值链打造、广告空间拓展以及经营战略选择等衍生的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面对国际间激烈竞争的严峻形势，中国报业改革时间紧迫，这往往让我们忽略改革中要解决的根本问题；面对中国报纸多年来遗留的问题，体制改革任务繁重，这往往让我们看重医头治脚式的策略选择。这样的改革措施看似对症下药，但从长远看，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今天的改革又成为明天改革的对象”的逻辑怪圈。国内外形势瞬息万变，我们不能期望一劳永逸的改革之道，只有从历史的高度，考虑报业的社会定位、政府的职能转变、报纸的内环境改造等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报业体制改革才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