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安全范文第1篇
摘 要：经济安全是国民经济发展处于不受根本威脅的状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在于选择了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道路。中国借鉴西方有益经验，但又不同于西方理念模式的经济全球化实践，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霸凌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国家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经济安全;中国特色;经济全球化;世界市场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指出，改革开放四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家经济安全视域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中国选择的开放性、自主性和人民性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全球化道路，有效赋予了国民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不受国际资本和市场根本威胁的可持续发展状态。
一、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所赋予的开放性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成就上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指出，国际分工及世界市场发展必然会促进商品交换的扩大和贸易往来的加强，并进一步释放社会生产力。资产主义机器大工业下的生产力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当代国际分工基本延续着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中心—边缘”双附属式的不公平的分工体系模式：农业国附属于工业国，东方附属于西方。西方社会在开拓世界市场的几个世纪里实现了持续繁荣和跃升。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等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落后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环境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由于世界市场塑造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一国的生产力发展不仅规制于整体生产力水平，同时又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技力量实现跃升发展。在“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成就上，东方社会通过“将历史的一切因素属于自己”或“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可以绕过一切从头开始的过程建设新世界，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国触及世界市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近代以来条约口岸体系对朝贡体系的更替，但真正通过世界市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则起始于改革开放。在全球产业结构转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势所趋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规律，自觉把握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主题的脉搏和契机，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所赋予的开放性使中国的发展摆脱封闭、孤立的“单线式”发展，实现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互联，通过充分吸收“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一切积极成果作为自身发展的起点，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四十年来，中国已经使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全球经济产出中国占比近20%。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共建“一带一路”，从自由贸易试验区到国际进口博览会，经济全球化所赋予的开放性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最显著的特征。
二、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所赋予的自主性使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摆脱了特殊以太支配下的资本主义强制逻辑
马克思认为，资本推动了现代世界市场的形成，离开资本这个前提根本无法理解现代世界市场。资本普照的光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和特点，世界市场的扩张性、整体性、普遍性和支配性都深植于资本的本性。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原本发展的独立性会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全面瓦解。无论殖民贸易中的暴力掠夺，还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霸凌主义，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按照资本的逻辑支配世界规模的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
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马克思指出，“同时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只是跨越发展的外在条件，而高效地“将历史的一切因素属于自己”的国家制度才是发展的内生要素。真正的建设性成果，“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2]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拉美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及苏联、东欧国家的转轨失败等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国家开放过程中在资本“普照的光”的冲击下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功不仅在于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文明的发展成果，还在于中国在融入世界市场之前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确立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废止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不合理权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将土地和工业资产等核心资源集中在国家手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四十年来，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中，中国融入外部世界是自主和可控的，既不照搬西方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而是将融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主动权和对世界市场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在1978年后新自由主义喧嚣、1989年西方的封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袭、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当前逆全球化浪潮中坚定排除西方资本的强制逻辑，始终根据历史规律和人民意愿确定对外开放的方向和路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所赋予的自主性具有特别的意义。
三、秉承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所赋予的人民性使中国经济全球化道路始终朝着正确的历史方向前进
马克思指出，随着世界市场从资本主义中心世界向边缘地区的扩张，发生对殖民地的双重作用。尽管世界市场下旧社会束缚的破碎预示着新世界的曙光，但在资本主义统治下这一过程漫长且充满悲惨色彩。从15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起，发展中国家一直是资本强制下非均衡性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庸，“发达国家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低端”的国际分工加剧了对发达国家依赖，深化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垄断资本不断“优先”配置全球生产要素，构建了被称为“微笑曲线”的U型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占据品牌、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链环，长期收获附加值低端发展中国家“血汗”让渡而来的低消费收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动力强劲的实体经济增长，经济日益“虚拟化”“空心化”的发达国家以往通过国际贸易、产业转移等手段转嫁国内矛盾的方法失灵，西方政府转而引导舆论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国际经济秩序中财富分配内外失衡的结构性矛盾导向所谓“发展中国家贸易中的不平等竞争、掠夺性贸易与投资”等。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即使经历危机，美国1%的富人人口的收入增幅仍超过200%，而同时期的中产阶级收入增幅还不及40%。英国脱欧困境、法国“黄马甲风暴”就是今天西方制度危机的写照。
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未来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社会主义根本价值取向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不断实现人自由而全面发展。长期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旺盛的生命力正源于社会主义制度能比其他制度带给人民更丰富、更稳定、更长远、更美好的生活。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从邓小平“群众拥护不拥护，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到江泽民“群众利益无小事”，胡錦涛“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再到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社会主义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就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实现更高效率和更高公平的有机统一，不断走向共同富裕。四十年来，社会主义价值取向所赋予发展目标的人民性使中国的经济全球化实践始终秉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而非资本逐利作为根本目标，拒绝西方资本主义主导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双重性和非均衡性，打破了近代史上世界经济一直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霸权轨道和对国家现代化的“路径依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
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推进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的根本动因。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的重塑在于全球化新生力量的推动。“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4]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理念将逐渐映射、影响到国际行为准则和国家交往方式。放眼全球，推进互利共赢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经济全球化必然主题和人类发展共识。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8.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4]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17-01-18.
中国经济安全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安全观 周边外交 中国—东盟关系 安全困境
【作者简介】张哲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1991年中国与东盟开始正式对话之后，双方在重点推进经贸联系与民间往来的同时，不断扩大政治互信，并就地区安全问题达成诸多共识。在国际安全威胁来源多元化及地区政治、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于世纪之交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思想的新安全观，与当时东盟普遍持有的地区安全观相契合，成为之后多年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快速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区实力对比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推动建立某种旨在平衡中国影响的对抗性安全机制，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互信，巩固中国和平发展所必需的良好周边环境，有必要对中国和东盟的地区安全观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进而探讨以新形势下的地区安全观为指导，逐步突破双方安全困境的途径和方法。
一、新安全观共识与中国—东盟关系的全面发展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的安全观念产生于国家环境的文化及制度因素，再通过“塑造某一特定认同所应采取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望”而形成普遍规范。[ 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载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3页。] 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所处安全环境的总体看法，不仅塑造了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也直接塑造其国家政策。中国于世纪之交提出的新安全观与当时东盟普遍认同的安全观彼此契合，对于双方采取互容互利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推进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新安全观提出的背景及核心内容
冷战的终结使全球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东亚而言，由于冷战后十多年中全球安全关注重心仍在东欧、中亚和中东一带，再加上东亚地区普遍对发展经济的渴求，地区各国开始相对自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积极寻求建立融合自身安全、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三方面要求的地区安全框架。无论是成立于1994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7年启动的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等政府间协商合作机制，还是1993年成立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半官方对话机制，根本宗旨都是尽量独立于外部势力的主导和干扰，以适合本地区的方式解决本地区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中国首次于1996年在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提出建立新安全观的倡议。次年，中国又在与俄罗斯签订的联合声明中进行具体阐述，主张摒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以对话协商推进政治互信、通过双边及多边协调合作促进安全等内容。[ 《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第1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各国对维护地区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认识更加深刻，从而进一步加快地区合作。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使人们认识到，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各国安全造成的威胁正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成为地区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针对这些变化，2002年7月31日，参加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以下简称《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
虽然《立场文件》仅有2，200余字，却非常系统而具体地表达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等核心思想。总体看来，《立场文件》提出的新安全观呼吁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主张各国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政治互信与经济融合，从而实现共同安全。其特点在于：一是反对倾向于权力对抗和集团政治的“冷战思维”；二是强调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提和基础；三是重视经济发展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的作用；四是强调安全合作的地区适应性与多样性。[ 郭新宁主编：《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研究》，时事出版社2009年版，第76-79页。]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相较于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现实主义安全合作观，新安全观不仅强调安全利益的多样化，更强调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的互动，是对国际安全理论的重要贡献。[ David Capie and Paul Evan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Lexicon， 2nd edition， Singapore： ISEAS， 2007， pp. 169-172.]
（二）新安全观与当时东盟主流安全观的异同
从本质上说，《立场文件》表达的新安全观同当时东盟各国的安全观是一致的，包括反对地区霸权主义、重视综合安全、强调以经济合作推进政治互信、提倡所有国家通过共同参与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等。但二者在未来目标及实现路径的设计上存在一定差异。
就根本目标而言，新安全观的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在全方位合作中逐步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东盟则更强调东盟自身的安全需求，主张在巩固“国家抗御力”（national resilience）的同时提升东盟集体的“地区抗御力”（regional resilience），在此基础上发展亚太安全机制。[ 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9期，第5-7页。] 这说明东盟的安全观一直以自身为主，强调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促进共同安全。而中国的新安全观则是从更高的角度，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基础上推动自身安全，强调安全概念的包容性、互利性与共同性。
从实现安全的途径看，东盟强调的“合作安全”寻求扩大并增强东盟内部凝聚力，同时重视军事合作的作用，以维护东盟对本地区事务的主导地位。东盟认为，在新型地区安全机制建立之前，加强东盟内部及同区外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军事合作，不仅可以促进内部团结，逐渐形成强大的“东盟力量”，也将使其在面临外部威胁时有更多的安全选项。[ ASEAN Vision 2020， ASEAN Summit， 1997， http：//www.asean.org/news/item/asean- vision-2020.] 可以说，东盟的安全观始终带有维持地区权力平衡的色彩。相对而言，中国提倡的“安全合作”更加重视对话协商等“软方式”，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关键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2002年7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tytj_611312/t4549.shtml。]
就当时的地区局势而言，由于东盟相对于中美日等地区大国来说太过弱小，许多国家内部政治矛盾依然突出，东盟对自身未来发展缺乏信心，尤其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心有余悸，故坚持一切以东盟利益为主的安全观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新安全观并不质疑东盟的这一立场，而是强调以对话增互信，以合作促安全，这与东盟的安全观不仅不矛盾，反而有助于双方共同安全观的树立。
（三）新安全观的地区反应与贯彻情况
《立场文件》的发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特别是东盟各国看到中国经过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又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以负责而沉着的行动帮助整个地区渡过难关，因而对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反应热烈。无论东盟秘书处还是各国的官方表态，均对加强同中国的全方位合作表现出相当大的信心和期待。[ 2002—2004年，东盟秘书处发表了一系列报告和文章，大都看好中国—东盟关系的前景。见S. Pushpanathan， “Building an ASEAN-Chin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SEAN， July 1， 2004， http：//www.asean.org/news/item/building-an-asean-china-strategic-partnership-opinion- and-editorial-by-s-pushpanathan-for-the-jakarta-post； “Appreciating， Understanding the ASEAN Concept，” ASEAN， August 9， 2003， http：//www.asean.org/news/item/appreciating-understand ing-the-asean-concept-by-s-pushpanathan-for-the-jakarta-post。同时，也有东盟报告指出中国同东盟在经贸议题上可能出现竞争。见Thitapha Wattanapruttipaisan， “ASEAN-China FTA： Advantag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Newer ASEAN Member Countrie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 20， No. 1， April 2003， pp. 31-48。]
在这种积极氛围下，中国与东盟从增强政治对话入手，逐步推进安全、经贸、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双方关系几乎每隔一两年就迈上一个新台阶：2002年11月，双方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认将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争议。2003年10月，双方正式确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还作为第一个东南亚区外大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2004—2009年，双方先后签署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等三大协议，为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如期建成奠定了基础。
截至2010年，中国与东盟已建立了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高官会晤、联合合作委员会等十多个对话协商机制，并于2008年首次向东盟派驻大使。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合作不断深入，特别是同泰、新、马、印尼等国的经济、文教与民间往来日益热络。在安全合作领域，中国不仅与一些东盟国家建立了防务磋商和联演联训机制，还在东盟地区论坛倡导召开了安全政策会，举办了“10+3”武装部队救灾研讨会及非传统安全论坛等。
总之，中国新安全观与东盟的安全观相互包容与支持，使双方得以通过各个领域的合作，逐渐巩固战略互信，共同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国提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才通过地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建构，推动了东亚的观念结构由强调权力与敌对竞争的霍布斯文化向强调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洛克文化演进，并开始显现出具有合作共赢特征的康德文化的萌芽。[ 娄伟：《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载《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1期，第53-57页。] 新安全观的贯彻落实，无疑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对地区独特性和共同命运的认识，对巩固中国—东盟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基础意义重大。
二、安全观分化与中国—东盟安全困境
《立场文件》发表后近八年时间里，东盟各国对中国的新安全观一直持信任和支持态度，中国—东盟关系也取得持续进展。然而，大致从2010年下半年起，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许多国家开始对自身外交及安全政策进行调整，整个东盟的对外战略也呈现出更多“平衡中国”的意味，使中国和东盟陷入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严重影响到双方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例如，东盟出于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疑虑，试图引入区外大国势力加以平衡，而中国民众则急于得到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认可，故倾向于将东盟的大国平衡行为解释为“包围”甚至“遏制”中国的企图。再如，在双方经济合作中，东盟担心自己的获利份额越来越少，将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附庸”，而中国许多人则对长期向东盟单方面让利表示怀疑，认为这无助于根本上增加东盟对中国的亲近和信赖。[ 李晨阳：《对冷战后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反思》，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10-20页。] 当前，东盟“经济依靠中国、安全依靠美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正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安全困境逐渐加深的反映。
笔者认为，除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外，当前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主要源于双方在地区安全观上的分歧逐渐扩大，具体表现为双方对地区安全观“三要素”——即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的认知出现明显差异。[ 关于地区安全观涵盖的三个主要层面，见阎学通：《中国的新安全观与安全合作构想》，载《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1期，第28页。]
（一）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中国与东盟对地区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曾经持有相似的观点。《立场文件》指出，当今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已不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对抗，而是来自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就中国与东盟关系来说，由于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此外，中方还认为，地区安全面临的威胁根本取决于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非实力差距。这些看法均得到当时东盟的普遍赞赏和支持。
然而，随着之后十余年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提升，东盟对中国的整体观感开始发生变化：第一，《立场文件》发表时，中国同东盟国家在国防建设投入水平上并无太大差距。2002年，中国国防支出约528亿美元，而东盟十国军费总计约218亿美元。仅仅十年后的2012年，中国军费已达1，576亿美元，而东盟十国的国防支出则仅有330亿美元。[ 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公布的2012年统计数据，见The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http：//milexdata.sipri.org/。如按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2002年中国军费开支约1，708亿人民币，仅相当于约300亿美元；2012年中国国防预算为6，702亿人民币，约合1，047亿美元。文中数字均按2011年美元价格计算。] 如此悬殊的军费差距自然令东盟感到紧张。第二，中国与东盟在经济表现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加剧了双方在贸易和吸引投资方面的竞争和摩擦。例如，尽管中国在与东盟签订的各种贸易协议中写进多个单方面让利条款，但2012年中国对东盟贸易顺差仍达85亿美元，令东盟担心中国将很快主导地区经济命脉。第三，中国的周边政策特别是南海政策有朝强硬方向发展的趋势。东盟倾向于认为，中国不仅以军事实力和强硬态度谋求南海利益最大化，更试图“重新制定一套地区行事规则”，以达到“中国治下的‘和谐’”。[ Bhaskar Roy， “Why China Is Subject to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August 26， 2011， http：//www.c3sindia.org/china-internal/2536.] 因此，无论中国如何表达以新安全观引领地区各国合作共赢的意愿和信心，始终难以消除东盟的对华疑虑。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东盟文件、智库报告及媒体评论之中。比如，东盟秘书处于2009年6月发表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尚看好地区安全合作前景，对南海问题也坚持通过加强东盟内部协商并与其他声索国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但在2013年初发布的《2013年东盟安全展望》中却加入了“南海争议已成为地区安全重大威胁”的表述，强调要“重点推动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June 2009， http：//www. asean.org/archive/5187-18.pdf； ASEAN Secretariat， ASEAN Security Outlook 2013， http：//www. asean.org/resources/publications/asean-publications/item/asean-security-outlook-2013.] 这与中国在重点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商定行为准则的立场明显不同。尽管东盟各国在正式文件及官方表态中从未明言，但无疑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而非可以完全信赖和依靠的安全伙伴。
（二）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东盟的看法从最初就与中国不尽相同。《立场文件》指出，由于“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因而要实现地区安全，既不能靠纯粹的实力优势，也不能靠国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只能通过推动各层面的交流合作逐步扩大各国的共同利益与相互信赖。东盟则相信，要持久维护地区安全，必须建立以东盟为主导的新型地区安全机制，在此之前需加强同盟内部团结及与区外国家的安全合作。[ ASEAN Vision 2020.] 换言之，中方认为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是不断增强的共同利益，直至形成足够的共同体意识；东盟则认为基本条件只能是维持地区权力平衡，直至建立新的地区安全机制。
这一分歧在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未对中国与东盟促进战略互信和全面合作形成很大困扰，一方面由于双方实力差距远不如今天这样大，另一方面也因为东盟相信，美国拥有超强的实力和足够的意愿为东盟提供保护，足以平衡中国的影响。然而，经过两场反恐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一度非常暗淡，对东亚地区的关注也呈下降趋势。东盟国家普遍怀疑，一旦美国不愿或无力为自己提供保护，现有地区安全体系会失去阻止冲突发生的能力，一些大国可能越来越多地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东盟尤其担心日益强大的中国会以武力为后盾改变地区规则，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断言的那样，中国“除了要在南海问题上按自己意愿解决外，还要‘借宣示领海主权树立自己的国际地位’”。[ 《李光耀：中国已重新定义海洋规则》，环球网，2014年3月28日，http：//oversea.huanqiu. com/breaking-comment/2014-03/4937711.html。] 就此而言，一些国际媒体的确时常有意无意地曲解中国的官方表态，片面夸大“中国威胁”，但中国一些官员、学者乃至军方人士在言论上不够谨慎，也给国际社会特别是东盟国家造成了这种负面印象。[ 根据笔者2014年2月在英国对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及一些东盟国家驻英外交官的访谈。此外，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在回忆录中也披露了不少类似例子，见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Chapter 11。]
这样，一边是中国强调的共同安全利益因南海争议不断升温、中国对外态度日益“强硬”而逐渐失去东盟国家的认同和信赖，另一边是东盟对本地区权力失衡后自身安全的担心持续上升，愈加急迫地引入外部势力来平衡中国。双方对于实现地区安全的条件的理解分歧越来越大。
（三）增进安全的途径和方法
如前所述，尽管东盟强调的“合作安全”同中国提倡的“安全合作”在道路及方式上有所区别，但双方均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以经济合作推进政治互信，通过全方位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立场文件》还明确表示，各国应“根据公正、全面、合理、均衡的原则，在各国普遍参与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不搞军备竞赛”。假如这些原则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双方的安全政策仍将彼此包容，乃至最终殊途同归。然而，随着其战略焦虑不断上升，东盟再次回到加强单边安全的老路上。
首先，由于东盟开始将中国视为地区安全的潜在威胁，而东盟实力远不及中国，向区外大国寻求保护和帮助便成为首选的安全途径。这又与美国着意推动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使双方迅速形成通过加强政治、安全合作一道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
其次，随着菲律宾、越南等国同中国的岛礁争议不断发酵，东盟开始增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内部协调以及同美、日、澳、印等非直接相关国家的沟通协商，一些原本持旁观态度或者主张以外交渠道解决争端的国家也逐渐倾向于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和法律化，试图通过约束性多边机制甚至国际仲裁来强行规范各方，这与中国新安全观对“在互信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领土、边界争端”的一贯主张形成矛盾。
最后，东盟各国除推动内部及同区外大国的安全协商与合作外，还加快了自身军事建设特别是海军力量提升的步伐。例如，2010年以来，越南、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及菲律宾等国均优先发展海军，积极建设潜艇基地和发展训练设施，以至于许多观察者担心这种“单边防卫能力的提升”和各国间的“刺激—反应模式”将引发新一轮地区军备竞赛。[ Desmond Ball， “Asia’s Naval Arms Race： Myth or Reality？” 25th ISIS Asia-Pacific Roundtable， May 30， 2011， http：//www.isis.org.my/files/25APR/paper_cs_2_desmond_ball.pdf； see also Christian Bedford， “The View from the West： Asia’s Race for Carriers，” Canadian Naval Review， Vol. 5， No. 1， Spring 2009， pp. 33-5.] 这与过去地区各国对增强自我克制和逐渐裁军的共识是背离的。
综上所述，东盟的地区安全观正从过去强调地区各国普遍参与的“合作安全”向加强内部合作、引入外部力量平衡中国的单边安全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固然与美国推动“亚太再平衡”以及个别东盟国家刻意恶化局势以便从中渔利有关，但中国自身的缺失也不容忽视。正如王逸舟教授所指出的：一方面，中国至今“整体上缺乏长远的亚洲构建蓝图，缺乏统筹有效、富有亲和力的引导方式，缺乏世界大国通常具备的宽厚与整合力”，另一方面，在处理争端时“没能最佳地把握‘硬’与‘软’的尺度”，在加快自身国防建设的同时“却没有及时有效去除东盟国家内部的疑惑”，“没有向周边国家提供让人心悦诚服的难题安置方案”。[ 王逸舟：《周边外交研究需要创新》，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2期，“卷首语”。]
可以说，对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安全困境的产生，从中国角度讲，是因为在综合实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尚未做好承担新的地区角色的准备，未能根据东盟对中国认知和期待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自身践行新安全观的方式和重心。从东盟角度讲则是因为其逐渐舍弃了原来追求所有国家参与构建共同安全的和平、自主、互利、合作的地区安全观，转而采取在中美之间“两面下注”、推动地区政治及安全议题的国际化和法律化等手段来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试图维持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不管是通过军事联盟推行“硬平衡”，还是通过多边机制实施“软平衡”，都反映出东盟对华疑虑乃至对抗性心理的不断上升，明显与其提倡的“合作安全”精神和主旨相悖。[ 郑先武：《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3期，第47-53页。] 若不能有效去除这种对抗性心理，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恐将继续扩大，给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更多困扰。
三、以升级版新安全观超越安全困境
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但必须看到，互利合作仍是当前中国—东盟关系的主流，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一直有增无减，大多数东盟国家也并没有在安全问题上孤立中国的企图。事实上，由于新安全观是对东盟倡导的合作安全及各成员国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的巨大支持，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曾经被寄予厚望，认为它将带动整个地区的安全合作逐渐走向制度化，并最终实现建立“地区安全共同体”的目标。[ 吴心伯等著：《转型中的亚太地区秩序》，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这说明，并非新安全观对友好协商、互利共赢等基本原则的坚持不再符合当前地区的普遍心理，而是必须根据地区局势的不断变化，及时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具体而言，这一“升级版”的安全观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回到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上来。
（一）坚持新安全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引领作用
面对当前东亚地缘局势中出现的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变化，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质疑中国能否以及是否应该继续把新安全观当作筹划中国对外战略的思想基础。比如，阎学通教授认为，随着中国不断崛起，中国同美国的战略矛盾和相互疑虑必将持续上升，中美之间竞争面注定大于合作面。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东盟将进一步走向分裂，各成员国将分别寻求中国或美国的安全保护和经济保障。这一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的。无论中国为建立一个开放、合作的地区安全共同体付出怎样的努力，都不可能成功。因此，他建议中国放弃一直秉持的新安全观，转而通过加强自身主导的地区安全合作，同美国进行持久战略对抗，关键是摒弃原来的不结盟政策，以提供安全保障来争取地区盟友。[ 阎学通著：《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尽管这一观点从纯粹的权力政治角度看不无道理，但过去百年的世界历史表明，一旦开始形成分别由两个大国主导的对抗性政治—军事联盟，无论在现实利益和意识形态上，还是在联盟运行方式上，都将朝着全方位对抗方向发展，局部的矛盾冲突也很可能引发整个两极结构的全面反应。可以说，对抗性安全同盟本身就是同盟战争的先导。鉴于当今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以及安全利益的多样化与复杂联系，即使中国能够在未来推动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地区安全同盟，也不可能真正保障自身及同盟的核心利益，更遑论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了。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0月24—25日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我国周边环境总体上是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新华网，2013年10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 2013-10/25/c_117878944.htm。] 这表明，虽然中国当前面临的地区安全环境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但仍需坚持新安全观强调对话协商、互信互利的主旨。只有继续发挥新安全观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引领作用，以更大的信心和诚意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才有望逐渐消除东盟对中国的疑虑，使双方关系不断全面深入发展，带动整个地区继续走向和平、稳定与繁荣。
（二）大力促进利益相系、义利相融的地区共识
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的日益扩大，过去那种主要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安全合作的模式越来越难以应对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尽管双方经济合作有利于彼此，但东盟感到自己所占的收益份额逐渐减少，在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愈加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一些国家还利用当前东盟对中国的疑惧心理，不惜挑动东盟整体同中国的对立而从中渔利。这说明，必须在未来中国—东盟合作中大力弘扬正确的义利观，强调各国利益之间，以及“义”与“利”之间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做好新形势下的周边外交工作，关键之一是“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同上。] 2014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应“坚持共同发展的大方向，结成亚洲利益共同体”，“构建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形成亚洲命运共同体”，“维护和平发展的大环境，打造亚洲责任共同体”。[ 李克强：《共同开创亚洲发展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外交部网站，2014年4月10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 t1145916. shtml。] 由此可见，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有关义利平衡的新型义利观正逐渐成形。这一思想深深植根于重义轻利的中华传统政治理念。《论语·宪问》即表达了“见利思义”的要旨，意味着当看见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能多考虑一下义的方面，衡量一下自身所得是否合情合理。只有始终将义利结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的持久收益。
从共同利益的角度举例来说，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若要如期达成，需要中国和东盟建立更高层次的政治互信以排除局部争议的干扰。按照东盟最初设定的时间表，谈判过程于2013年初启动，2015年底前需完成所有谈判，之后进入实施阶段。该协定不仅关系到东盟能否在2015年顺利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还将决定东盟在未来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许宁宁：《RCEP：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网，2012年10月8日，http：//www.cafta.org.cn/show.php？contentid=65652。] 就东盟而言，假如一些国家同中国在南海岛礁争议及如何对待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政治、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出现恶化，该协定的谈判进程必然深受影响。而对中国来说，该协定的达成有助于提高本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因而也将促进中国对外经济的发展。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经济利益一致，双方的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也是互为依托、相互促进的。
再从“义”和“利”之间的关系看，近年来菲律宾等国执意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和法律化，甚至不惜采取武力对抗方式继续霸占中国南海岛礁，进一步绑架了东盟的整体利益。若东盟执意追求不讲原则的“内部团结”，甚至为了获得外部势力的“安全保护”而公开采取同美国一道平衡中国的政策，则非但无益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稳定，反而必将被迫放弃“以东盟为中心”（ASEAN Centrality）的一贯立场，在安全上形成对美国的过分依赖。[ Benjamin Ho， “ASEAN’s Centrality in A Rising Asia，” RSIS Working Paper， No. 249， September 13， 2012， http：//www.rsis.edu.s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249.pdf.] 事实上，东亚安全局势自2012年以来出现进一步恶化趋势，局部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已经使东盟更加意识到加强同中国协商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对中国“舍小利以逐大义”的观念予以积极回应，共同探索有效管控危机的途径，从而维护整个地区的最大利益。
总之，中国和东盟之间必须进一步促进利益相系、义利相融的共识，使各方认识到彼此利益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因而需要做到相互包容而非锱铢必较地算计；应该在彼此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共同利益，而非永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更不应为了一己之利而置整个地区利益于不顾。归根结底，只有逐渐塑造基于正确义利观之上的安全共识，方能真正克服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确保双方关系持续全面发展。
（三）有针对性地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
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中国有责任主动消弭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展现更多的宽容和谦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这些理念，首先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使之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 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为了切实有效地贯彻这些理念，须进一步强调“升级版”新安全观的合作精神，逐渐消解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
第一，要更加强调新安全观的“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内涵，“占据国际安全的道义制高点”。[ 刘江永：《新兴大国的可持续安全战略——“中国梦”视野下的新安全观》，载《学术前沿》2013年6月号（上），第22-27页。] 应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安全交流。过去中国曾过分重视经济合作的作用，但需要看到，安全领域的相互疑虑很大程度上需要安全上的沟通和接触来弥合。[ 韩献栋、金淳洙：《中国军事外交与新安全观》，载《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第47-54页。] 2014年3月对失踪的MH370航班的搜救过程暴露出整个地区在灾难救助、人道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情报与后勤合作仍然存在许多障碍和不足，各国应尽快加强合作予以弥补。二是加快推动形成以中国和东盟国家为主体，能够在未来容纳所有地区国家的有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如在双边友好协商基础上先同东盟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准则”，再努力将区外国家纳入其中。惟其如此，方能最大程度打消东盟国家的对华疑虑，使双方合作全面持久地进行下去。
第二，主动提升中国在国防建设上的透明度，根除“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土壤。中国学者过去一般认为，政治互信和军事透明度互为条件，只有“积极寻求和构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制度，才能找到安全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也才能为解决军事透明度问题提供必要前提”。[ 李义虎、赵为民：《中美军事透明度问题的新安全观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1期，第50-56页。] 但在其他国家看来，政治互信的基础是军事透明，而“中国在国防预算、军备结构和未来现代化计划方面均缺乏透明度”。他们认为，中国官方经常表示军事透明会使较弱一方变得更易受攻击，但现在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就连澳大利亚、印度、日本这样拥有不小实力的国家都对中国心存疑惧，遑论更加弱小的东盟国家了。“正由于中国的军事能力快速上升，国防预算雄踞地区首位，缺乏透明度才导致地区疑虑的不断增加”。不仅如此，“缺乏透明度也使得其他国家倾向于夸大中国军力，并影响中国国内的舆论方向，使中国更加难以制定和执行客观合理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Phillip C. Saunders and Michael Kiselycznyk， “How Transparent is the PLA？” PacNet， No. 30， June 15， 2010， Pacific Forum CSIS， http：//csis.org/files/publication/pac1030.pdf； Kenneth G.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 “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Distrust，” Brookings Institution Report， March 2012， http：//www.brookings.edu/～/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2/3/30% 20us%20china%20lieberthal/0330_china_lieberthal.pdf.] 客观地讲，这些看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中国应吸取其中的合理成分，逐步培养东盟及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理解和信任。
最后，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尽管安全问题有时需要通过安全方面的直接沟通来处理，但政治互信和共同利益根本上仍需通过不断扩大经济合作加以巩固，在当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优势互补格局远未形成、中国快速发展的溢出效应也未充分惠及东盟地区的情况下更需如此。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演讲，全面阐述了中国对东盟的睦邻友好政策，提出双方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为中国—东盟关系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0月9日，出席第16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了中国与东盟深化两点政治共识及未来十年合作框架的七点建议（即“2+7”框架）。这些提议均表明中国主动加强与东盟全方位合作的良好意愿，凸显中国积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塑造互利共赢格局的战略思维，为中国—东盟的未来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结 束 语
随着当前周边形势的发展变化，作为中国多年来外交战略理念之一的新安全观也需进行及时调整。发挥升级版新安全观对地区合作的引领作用，逐步消除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困境，不仅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成败关系重大，也将体现中国对未来世界的价值观和国际规则的贡献能力。若能在中国—东盟关系中不断加深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的共识，进一步推广和实践新安全观所提倡的互利合作精神，必将对维护一个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周边环境产生积极意义。过去中国学界对新安全观的研究多集中在内涵和意义等观念方面，而对实现新安全观的现实途径研究较弱。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学术界与政策界的长期“脱节”现象所导致的，也说明新安全观在中国外交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尚未充分确立。今后，对新形势下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普及和实践工作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收稿日期：2014-03-10]
[修回日期：2014-04-15]
[责任编辑：陈鸿斌]
中国经济安全范文第3篇
1.认识各类消防安全标志并了解各类消防安全标志的含义和作用。
2.知道消防标志是一种指示性的标志，要爱护，不污染不损坏。 3.尝试根据学校、家庭环境，学习设计消防标志。 教学过程：
一、认识各类消防安全标志
1.出示各类标志图案。这是什么?
板书课题
2.师述：消防标志是一种指示性标志。它是由带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图形、符号活文字并配以一定的颜色所组成的。
二、了解各类消防安全标志的含义 1.出示小黑板：标志分类
1火灾报警和手动控制装置标志：消防手动启动器、火警电话等。 2紧急疏散途径的标志：紧急出口、疏散通道方向等。 3灭火设备的标志：灭火器、消防栓等。
4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地方或物资的标志：禁止火灾、禁止用火灭火等。
5其他类型：禁止带火种、当心触电等。 2.投影标志
说说你认识什么标志?这个标志的图形怎样，有什么含义?(消防手动启动器;发声警报器;火警电话;紧急出口;地上消火栓;当
心爆炸、当心有毒;安全通道;禁止吸烟、烟火、燃放鞭炮、放易燃物)
3.师简介消防栓。
三.知道各类消防安全标志的作用
1.学生任意选择一种标志说说自己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它有什么作用。(指名交流后小组交流)
2.分组讨论：消防标志的作用?
3.交流小结：1)平时有助于随时预防火灾、制止隐患。2)紧急情况之下有助于疏散和逃生。
四、学习设计消防标志
1.分组讨论：设计消防安全标志的意义。
2.小结归纳消防安全标志的共同特点(线条简洁、图案清楚、目标显著、意思明确。可以是一目了然的图案，也可以用横写的文字辅助标志，以图形与方向标志连用，醒目地指示文字所示的意义)
中国经济安全范文第4篇
会议指出，2015年公司将全面坚持深化改革，全力推进项目精细化管理，加快作业层建设，坚持依法治安，齐心协力抓好生产经营、安全质量和维护稳定等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全公司安全生产的根本好转，为全体员工创造更幸福的生活，为迎接企业安全发展、健康发展、稳定发展的新机遇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议就加强全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4个方面要求：一是高度重视制度建设，狠抓制度落实;二是要大力推进项目精细化管理和作业层建设，夯实安全质量管控基础;三是要大力加强安全质量教育培训，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技能素质;四是要认真落实当前安全生产和维护稳定的各项要求，春节临近，根据以往事故发生的概率，这一时期历来是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易发期，也是各类稳定事件和信访纠纷的集中爆发期，确保安全稳定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保持高度警惕，全力以赴抓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就中国中铁股份公司2014年安全质量、施工生产工作做简要回顾，并对抓好2015年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全面推进项目标准化和精细化管理，提升工程安全质量管控水平;二是要全面开展安全质量教育培训，提高本质安全能力;三是要全面深化工程项目安全自控能力，持续开展安全大检查、稽查和隐患排查治理;四是要全面规范安全风险项目分级管理，在现场实现“看板”管理;五是要扎实做好片区安全质量督导巡视工作，提升督导检查效果;六是要继续加快推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七是要超前筹划，开展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编制;八是要坚持依法规严肃问责，继续强化执行建设;九是要继续发挥科技保障安全的作用，坚持科技兴安;十是要继续加强重点工程施工组织管理和施工生产督导协调。
会议强调，中国中铁股份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要认真贯彻国家新《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强化规章制度落实，以《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十二五”规划》为指导，坚持依法依规治企，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依法治企，强化“红线”意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和“零事故”理念，全面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和安全质量精细化管理，深化“六打六治”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加大重点领域治理和隐患排查、责任追究力度，坚决防范频发一般事故、遏制易发较大事故、杜绝重大及以上事故，促进全公司安全质量状况稳定并走向根本好转。
编辑 付希燕
中国经济安全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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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记者王逸涛、杨庆民)：在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发布《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2013-2014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之际，本网记者独家专访了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报告主编綦大鹏教授，就国际战略形势和中国国家安全现状进行分析评估，并对国际大变局特征、美日安全困境的影响、南海争端新趋势、中美关系、美俄关系、非洲战略形势等热点进行深入解读。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是国内最早从事国家安全战略学研究的机构，长期跟踪研究国际战略形势与中国国家安全，与诸多国内外研究机构保持着频繁的学术交流关系，向国家和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报告。此番公开发布这份报告(中、英版)，向国内外学术界、政府和公众，提供中国专业研究机构对国际战略问题和国家安全的专业分析，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并为各方决策提供参考，为建立广泛的国际互信提供学术支持。发展竞争决定国际大变局走向
綦大鹏介绍，报告重点关注了当前纷乱形势背后的国际战略基本走势，指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了一场非同以往的国际大变局。2013年以来的形势变化深刻揭示了这场大变局的特征：
第一，最重要却很容易被忽视的是激烈的发展竞争，它真正决定着国际大变局的主要走向。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展开建立自由贸易安排的竞争，其激烈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这些贸易安排的竞争，不像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内战、南海与东海争端等军事热点问题吸引人们的眼球，但它们将从根本上影响国际格局的长远走向。
第二，各国围绕发展竞争展开一系列的国内改革，其成败将从根本上决定各自在未来国际格局的地位。第三，地缘政治矛盾，已经演变为各国特别是霸权国发展竞争的工具。南海问题、东海问题、乌克兰问题等，实际上成为美国遏制中、俄发展与复兴的战略工具。
第四，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呈现螺旋上升的严峻局面。俄罗斯与美国、美国与伊朗、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日本与美国都存在着更加严重的安全困境。
第五，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国际关系总体上仍运行在以合作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框架之下。举例来说，中美“安全困境”尽管比较严重，但“战略与经济对话”照常举行，双方几十个政府部门参加，就像是两国政府的“联合办公”。
美日也存在安全困境
綦大鹏认为，美日安全困境常被人们所忽视，但它一点也不比中美、中日安全困境弱。美国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美日安保条约》与驻日美军，是真正导致日本失去战略自主权与普通国家地位的“三大枷锁”。
因此日本要获取战略自主、成为所谓“普通国家”，其真正的斗争对象是美国，而非中、韩等东亚国家，实际上这些国家都难以阻挡日本拥有正式的军队和对外战争权力。对这一点，美日彼此心知肚明。
所以，美国对日本任何从美日安保体制中独立出去的努力，都保持高度警惕;反过来，日本也会对美国暗中压制其“普通国家化”的努力积累着怨恨。这是日本右翼势力仇华但更仇美的根源所在。随着安倍内阁不断推动“普通正常化”，美日之间潜在的安全困境将会浮出水面。
日钻美“战略漏洞”实现阴谋
由于美国手中掌握着“三大枷锁”，所以日本很难通过挑战美国的方式，摆脱美日安全困境，鸠山首相下台就是例子。日本必须在美国东亚战略之中寻找可以利用的漏洞与契机。
美国东亚战略的是什么?綦大鹏认为，一言蔽之，就是保持一个分裂的东亚，即让中日之间保持战略距离。安倍抓住这一点，极尽对华挑衅之能事，表面上满足美国分裂东亚的需要，实际上就是瞅准美国实力下降和借日制华的漏洞和时机，寻求发展军事力量、拉台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为摆脱美国的“三大枷锁”做准备。所以，美日安全困境在安倍政府操弄之下，成为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安倍可能还会借此制造更多、更大危机，用同盟关系绑架美国，迫使美国支持日本“普通国家化”，并使中美关系拉开更大距离，这应该是安倍的“如意算盘”。
美国会听安倍支配吗?
綦大鹏分析，这正是安倍失算的地方。美国认为美日同盟是其亚太安全的基石，但美国也同时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固然想以美日同盟威慑中国，但并不会随日本起舞，搞坏中美关系。对美国振兴经济而言，毕竟中国市场远比日本市场重要的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议程而言，毕竟中美合作要比美日合作重要的多。所以，安倍企图将中美两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想法，不过是他的南柯一梦。
南海争端：国际司法将承担其不能承担之重
菲律宾2013年初将南海问题单方面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报告明确指出，司法手段并非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成熟手段。全球近60个国家有争议岛屿近千个，海域划分争端则更多，而大多数国家未有将这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报告详细列举了目前仅有的19个由国际法院、仲裁法庭及国际海洋法法庭判决的海域划界案例。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不愿采取司法手段解决此类问题?綦大鹏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类争端涉及历史、地理、政治和民族感情等诸多复杂因素，若要以司法手段解决这些争端，必须相关国家在达成政治共识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国际司法实际上将承担其不能承担之重，其仲裁结果，是有利于解决分歧，还是激化矛盾，都是未知之数。从这个角度来讲，菲律宾单方面进行司法诉讼的做法，明显是恶意的和不负责任的，怀有极强的战略目的。而中国采取不应诉的做法，也符合包括《国际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准则要求。因此，国际海洋法庭应当认真研究这些因素，将驳回菲律宾的起诉作为一个重要考虑。
中美关系：是麻烦战略?还是攀崖合作?
綦大鹏认为，长期以来，中美两国不仅未能建立起战略互信，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双方相互猜疑加重，出现严重的信任赤字。特别是美国鼓动日本、菲律宾、越南在东海、南海挑战中国的做法，已经被视为牵制中国发展的“麻烦战略”。目前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突出，最近中美代表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舌剑唇枪，反映了这种形势。
但是，綦大鹏分析，中美共同利益巨大，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走向冲突的代价。美国尽管对菲律宾、日本做出安全承诺，对越南做出支持姿态，但美国清楚，它已今非昔比。一个在伊拉克、叙利亚都不愿负起责任、不愿再承受战争代价的美国，也许尚有余勇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进行军事对抗，但它必将丢失对整个世界的霸权。所以，美国不可能为这些国家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所以，稍稍展望一下中美竞争与对抗可能产生的后果，双方还是不得不进行合作。
所以，非常有趣的是，中美在经济等领域因为存在共同发展利益，会产生合作需要，但在安全领域，因为冲突前景可能产生的巨大代价，双方还是不得不进行合作。这就像落入悬崖下的两个人，双方可能彼此并不喜欢，但为了攀上悬崖，却不得不开展合作。
俄美关系：出“冷战”，入“凉战”
报告指出，尽管俄美不会陷入另一场冷战，但双方进入了“凉战”阶段。綦大鹏认为，这与俄美在长期冷战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思维、习惯、官僚机制等密切相关，正是这些基因的存在，使得对峙仍然是目前两国关系的自然状态。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双方陷入地缘政治角力与“经济战争”。反过来，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斗争，又会强化双方的这些基因。因此，俄美关系的“凉战”可能要持续很长时期。东盟应保持大国关系平衡，约束菲、越等成员
綦大鹏认为，长期以来，东盟成功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保持与各大国平衡关系。这不仅提高了东盟的国际地位，也促进了东盟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当前，地区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但东盟仍会把握这一根本外交方向。
但当前的一个重要挑战是，菲、越等南海周边国家，为谋取南海私利，极力拉入区域外大国，并企图促使整个东盟采取同样的政策，这就可能使东盟外交失去平衡。菲、越这种绑架东盟、抗衡中国的做法，必然影响东盟未来发展。所以，基于南海和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东盟需要约束菲、越等国。
中亚力量格局呈多元化、复杂化趋势
报告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俄罗斯通过关税同盟、欧亚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努力加强在中亚的主导地位。美国则针锋相对，明确表示“美国将不会让苏联复活，将努力抵制俄罗斯的后苏联空间一体化政策”，并鼓励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参与中亚事务。土耳其的政策目标是利用泛突厥主义的构想，来创造一个广泛的
突厥语国家联盟。印度积极进军中亚，正在争取在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艾尼机场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沙特、阿联酋一直在扩大在中亚的伊斯兰教传播。伊朗则谋求与中亚有关国家建立军事联盟或波斯语族联合体。中国基于反恐和发展的需要，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发挥作用，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
綦大鹏认为，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中亚地区力量多元化趋势不可逆转，中亚国家坚持多元化的外交政策，符合其国家利益。
中东地区新洗牌 美国霸权快速衰落
报告指出，虽然现在还没有国家能在中东取代美国，但中东地区秩序的洗牌正在进行。中东作为世界主要能源供应地，它的持续动荡，将对包括中国在内世界经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
綦大鹏认为，中东地区的乱局，特别是目前叙利亚危机、伊拉克反政府武装攻城掠地，用铁的事实说明美国中东霸权的快速衰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危机主要始作俑者恰恰是美国自己。它发动伊拉克战争和以所谓“巧实力”颠覆叙利亚，今天反过来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历史将会记载，美国正由一个地区秩序的建设者，变身为一个地区秩序的不负责任者甚至是破坏者。
半岛困局何解?能源战略建构?非洲战略前景?
綦大鹏认为，由于地区力量结构稳定，朝鲜半岛仍然处于困局之中。朝鲜进行“射星”与核试，目的是寻求对外关系特别是对美的突破，但朝美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美国诸事缠身、战略优先不在半岛方向，所以没有走向朝鲜设计的方向，反而以制裁加强对朝封锁。在这种局面之下，重启六方会谈，仍旧面临极大的困难。綦大鹏认为，按照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规划要求，能源供应安全始终是我国的一个战略问题。2013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大约是56%，中国维护中东、中亚、非洲和美洲等地区石油进口安全，必须纳入中国国家安全筹划的范围。
綦大鹏认为，非洲地区的战略形势，与中国的发展和安全越来越息息相关。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历史经历相近，发展使命相同，彼此经验易于借鉴，双方开展经济与安全合作，存在深厚的政治基础和广阔的战略空间。对非洲地区战略形势进行年度评估，就是要为这种合作提供依据，中国今天具备了这样的战略视野。
国际网络与太空军事斗争形势日益严峻
报告认为，目前网络空间与太空军事化倾向十分明显，各国网络军事力量建设已成普遍趋势，主要航天国家开始制定空间战略和空间作战理论。在这两个方面，执牛耳者是美国。目前，美国网络作战指挥体制、政策框架和作战理论已基本成型，网络战武器发展迅速，有能力对世界各国开展进攻性网络战;在太空军事化方面，美国发布了新版《空间作战》条令，并全面开展“如何应对太空项目与反卫星威胁能力”的研究。
綦大鹏认为，在网络与太空安全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建设，另一方面要与世界各国进行网络安全对话，维护这两个国际公域的安全。
我国今天有能力“主动塑造”战略机遇期
中国经济安全范文第6篇
为进一步规范员工行为，防止和避免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保障员工生命和国家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集团公司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特制定本安全生产禁令。
1.严禁在禁烟区域内吸烟、在岗饮酒，违者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2.严禁高处作业不系安全带，违者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3.严禁水上作业不按规定穿戴救生衣，违者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4.严禁无操作证从事电气、起重、电气焊作业，违者子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5.严禁工作中无证或酒后驾驶机动车，违者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6.严禁未经审批擅自决定钻开高含硫化氢油气层或进行试气作业，违者对直接负责人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7.严禁违反操作规程进行用火、进入受限空间、临时用电作业，违者给予行政处分并离岗培训;造成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8.严禁负责放射源、火工器材、井控坐岗的监护人员擅离岗位，违者给予行政处分并离岗培训;造成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9.严禁危险化学品装卸人员擅离岗位，违者给予行政处分并离岗培训;造成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10.严禁钻井、测录井、井下作业违反井控安全操作规程，违者给予行政处分并离岗培训;造成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违反上述禁令，造成严重后果的，对所在单位直接责任人、主要负责人给予警告直至撤职处分;对违章指挥、违规指使员工违反上述禁令的管理人员，给予行政警告直至撤职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开除并解除劳动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