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道德;现代价值;批判继承
一、中国传统道德的当代阐释
中国传统道德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国传统道德是以中国儒教、道教、佛教为总和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今总结出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部分，也有很多内容。
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政治道德。爱国主义精神和整体主义思想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传统道德思想中的重中之重。爱国主义的态度囊括：忧国忧民、公众为国的胸怀、爱国爱民、以身许国的责任等。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困境中，在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的关系上，中国传统道德中这种整体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教导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以仁爱宽容为核心的社会道德。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蕴含三层含意：“亲亲”、“仁民”、“爱物”。“亲亲”以家庭体系为起点，是血缘关系的爱;“仁民”以社会系统中为连接点，是维系人际关系的爱;“爱物”作为宇宙的终点，它的爱表现为调和自然与自我的关系。这种仁爱精神是符合人性发展的爱，是由个人至家庭、社会、国家、自然、宇宙的普遍之爱，有利于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仁爱思想和道德规范对于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发挥巨大的作用。
以“五教”原则为核心的人伦道德。在家庭人伦关系中，主张“孝慈”。家庭是社会和睦、国家安定的基础，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由小家至大家，一个家庭的和睦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关系中，主张“忠诚”、“信义”。“忠君”一直作为传统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公忠是传统伦理道德最重要的内容。儒家重视公忠，法家主张“无私”等等都体现了忠诚的重要性。诚信，是忠诚信义的概括，作为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特别重要。诚信与忠相通，与仁、义相联系。要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在社会中处理好人际关系尤为重要。无论是在中国传统伦理社会忠中，还是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孝”，“忠”，“信”三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共同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中国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中的优秀成果，凝结了历代伦理家的智慧结晶，而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估计的价值，它有益于现代社会和谐、有益于现代道德的培育、有益于现代人的身心和谐等等。
传统道德有益于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追求天人合一的道德境界。我们应该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将人自身的发展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只有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才有益于人的全面发展，进而有益于家庭、社会乃至国家的和谐发展，保护自然环境，禁止生态破坏迫在眉睫;人与人的矛盾更为复杂，涉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在处理人与人的矛盾中，对国家我们应该培养公忠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我们应该培养“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敬业廉洁的精神、诚信正义的道德感，对他人我们应该培养仁爱谦敬的礼节，对家庭我们应该重视孝慈友恭的家教等等。对于当代社会人与自然地矛盾、人与人的矛盾，借以古代的智慧，用以解决现代的危机，促进国家富强昌盛，人民安居乐业。
弘扬传统道德，有益于现代道德的培育。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传统伦理道德受到冲击，儿不养母、过分溺爱、人情冷漠，诚信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对于这些现代道德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添加了时代化的东西，随之衍生出一些糟粕和不利于社会和谐的因素，优秀的传统道德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弘扬敬老爱幼、孝慈友恭、尊师重道的传统，是构建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标章。培养忠恕守信、崇德重义的美德，使构建人与人之间诚信的桥梁和社会井然有序发展的风标。
三、如何培育传统道德
中国传统道德具有其精华部分，不可避免的是它也有糟粕的部分。因此，对于传统道德我们要批判的继承，与当代中国社会相结合，赋予时代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传统道德，从而促进社会健康和谐地向前发展。
批判继承传统道德。坚持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的继承，批判的继承与吸收，而不是把传统道德从内容道形式地照搬照抄，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原则，融入性原则，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精华，去替代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糟粕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归纳起来便是吸收它的有利部分，祛除它的不利部分，以古为鉴，综合创新。传统伦理道德中也有其糟粕的部分，如封建社会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宣扬愚孝;传统道德中的仁爱思想，也是有历史局限的，先秦儒家提倡的仁爱，是有贵贱等级差别的;在中和思想上，古代有些思想家一味的无原则地调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对于这些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糟粕，应予以剔除和批判，传统道德才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有益于现代社会和谐发展。
将传统道德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相结合。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人们精神匮乏，存在知情分离、知行分离、行信分离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现状相结合。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培育传统道德。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培育“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原则，孟子认为“尽心知性知天”，认为人的本性和宇宙普遍法则在本质上是同一的。第二，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强调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密切结合。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中，道德思想与政治思想的有机结合，源远流长，孔子“仁”的思想运用到政治当中发展为“仁政”思想，在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协调融洽发展中具有促进作用。第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培养仁爱道德。仁爱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它提倡人与人相爱。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有利于家庭、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稳定、有序，对改善人的关系和社会稳定具有促进作用。第四，在家庭关系中培育孝道情感。在今天的社会，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睦相处的家庭，和谐的社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爱敬这些优秀传统道德思想应是现代人应具有的品质。
四、结论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优秀精华是从古至今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智慧，作为华夏儿女的我们，继承和弘扬这份沉甸甸的智慧果实，是我们的责任，更是一份荣耀，一份长在骨髓中的荣耀。在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于解决社会出现的各种道德问题，以及人们自我修养的提高，传统道德都发挥它的价值，我们应该做到的不只是发掘它的价值，更要做到的是培育和弘扬，赋予它经久不衰的时代内涵，需要你我共同的努力，使其发光、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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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民族都衍生出自己的民族文化，服饰作为民族文化中最独特的体现，大多与本民族宗教信仰、历史文化、科学发展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对学界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综述，了解贵州民族服饰在色彩、图案、装饰配件等方面的特色，服饰的形成发展及对其进行保护与传承的方式方法，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贵州 少数民族 服饰 研究综述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区，这里世代居住着包括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彝族等在内的18个少数民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民族都衍生出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各自民族的服饰又是其文化中最独特的体现。少数民族的服饰风格多样、特点明显，各个民族的服饰在色彩、图案、装饰配件等方面独具特色，将大自然的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创造力相结合，形成艺术美与形态美的完美统一。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特色的探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的热门，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更是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其中以服饰的基本特征、服饰的形成发展及其保护传承等方面研究为重。本文以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为主，梳理学界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特征与传承变迁的研究现状。
一、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基本特征
布依族、侗族等民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民族，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大多隐居于山林中。这些世代隐居的民族在历史的发展中创造出了本民族的语言，但由于文字的特殊属性，并没有顺利地发明出文字。文字的缺失也使得民族文化的发展传承遭遇困境。为解决这一问题，各民族人民创新性地利用服饰艺术来代替缺失的文字功能，将本民族的文化、宗教、习俗等在服饰上体现出来，形成独具一格的服饰特色。
1.少数民族服饰的图纹特征
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图案纹样众多，从动物纹到植物纹，再到抽象的几何纹，反映着各个民族生存发展、迁徙定居、自强不息的过程①，记录着民族的迁徙历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民族图腾和宗教信仰，折射出少数民族古朴的思想、淳厚的民俗和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②。这些图案对于少數民族而言，就是记载民族历史篇章的特殊字符。
苗族的“兰娟衣”就记载了苗族的迁徙历史。“兰娟衣”上黄色彩线代表黄河，蓝线代表长江，湖泊图案代表涉过的洞庭湖...每一条线、每一个图案都代表民族迁徙途中的景物③。梁练方认为苗族的图腾符号，如龙、枫树、蝴蝶等大多与他们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是很多民族图腾共同的特点④。除此之外，作为农耕民族的侗族特别崇拜与稻耕有关的自然物，山川河流、古树巨石、龙凤花鸟乃至桥梁水井都是他们的崇拜对象⑤。火镰纹、火焰图案和太阳图案在彝族服饰中大量出现⑥，也说明彝族人对火有着强烈的崇拜意识。
2.少数民族服饰的工艺特点
如果说少数民族服饰中的图案纹样是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集中反映，那么服饰的制作工艺则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心血和智慧。蜡染、刺绣等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代表，在民族服饰发展的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凝聚了无数少数民族群众的聪明才智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蜡染一般以蜡画和蜡染两种形式体现。蜡画是用铜刀蘸蜂蜡在白布上画出各种图案，根据自己的喜好填充颜色。蜡染是在绘制图案的基础上用蓝靛浸染，然后经过脱蜡、冲洗、煮沸等工序呈现出图案⑧。各个民族的蜡染工序大致相同，但表现图案、承载情感却不同。在贵州的少数民族服饰蜡染中，亻革家人的螺旋纹图案和布依族的螺旋纹图案外形相似，但图形构成和布局均有差异，各自的美感和寓意也颇为不同⑨。苗族和瑶族依山傍水而居，而布依族大多聚集在山地高处，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民族间蜡染图案也各具特色，形成苗族和瑶族以花草纹、动物纹等自然纹样为主的图案，布依族以几何符号为主的图案纹样⑩。
刺绣也是贵州少数民族服饰中最常见的工艺之一，其种类十分丰富，仅苗绣就包括结绣、羊绣、散绣等在内的十几种类型{12}。苗族人通过不同图案和材料的结合创造出多重工艺相结合的刺绣服饰{13}。除了苗族刺绣，水族马尾绣也因其材料独特、制作工序复杂等受人瞩目，但与之不同的是马尾绣的制作工序更为复杂，共需52到工序，从最初制作马尾线，到镶嵌纹样骨架，再到确定花纹图案，直至最后以金属片做点缀，构成精致绚丽的马尾绣{14}。
二、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发展历程
民族服饰形成的过程大多起源于生理需要，对生命的保护和延续是人的本能，这也是服饰文化发展的动力{16}。少数民族服饰具有的普遍性和功能基本相同，主要表现在掩私蔽体、保暖御寒、防蚊挡虫，以及防止其他外界环境条件对身体的不良影响等实用功能，或者说物理功能方面{17}。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服饰的基本属性已不能满足布依人日常生活的需要，服饰的作用更加倾向于文化功能方面。
世居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属于本民族的文字，文字的缺失使民族文化的传播遭受困境，在特殊的环境中，少数民族群众以自身的生活和生存环境为基础，创造出借用物质实体来描述和传承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方式{18}。苗族人用刺绣和蜡染记录历史，通过服饰实现沟通、传递和表达{19}。布依人也将本民族的历史风俗、宗教信仰等表现在服饰上，展现出独特的民族情怀{20}。
少数民族服饰随历史发展而变化，并随居住区域、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变化而演进。明代时期布依族女子服饰主要以青布包头，着细褶青裙，清初开始，女子服饰越来越精致，织锦、蜡染工艺也被更多运用到服饰上，配饰也以多为荣，到了清代以后，布依族女子服饰由繁变简，改穿裤装{21}。苗族妇女服装形式分为窄小型和宽大型，宽大型里又分为长裙型、短裙型和低腰型，这也是因其生存环境而发生变化的。穿长裙的苗人住在山脚，短裙的则因住在山上，使用绑腿也因以防攀山时来自植物的擦伤{22}。松桃苗族服饰从“尚红”到“尚青”的转变，不仅仅是苗族先民对色彩魅力的主动选择，同时也体现出他们与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苗族先民钟情红色，因为红色是人类最早发现的颜色之一，同时居住地附近的朱砂矿也为苗族服饰提供了染料。但清代“改土归流”以后，朱砂矿被朝廷垄断，导致了红色染料缺乏，苗民开始采用蓝靛染布，青蓝色逐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23}。
三、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保护传承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冲击，这种冲击现象也会因地理环境的不同存在差异{24}。虽然少数民族生活地区相对比较封闭，但还是由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与新兴文化产生交融，在交融的过程中受到影响，导致自身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少数民族服饰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也在这场文化交汇的过程中面临严峻的危机与挑战{25}。
现布依族聚集的城镇和村落里，除特定的节庆日需要穿着传统服饰外，日常生活中穿传统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在西江苗寨里，苗族服饰纹样线条变粗大，画面膨胀。银角头饰为突出特点也越做越大，最高超过一米以外。传统的苗族服饰简洁朴素，现在却全身缀满银花片，十分华丽。除此之外，现代化学染色工艺的应用也使得传统苗族女装配色更为鲜艳，面料颜色的夸张使用虽然增强了色彩对比的感染力，但用色、配色生硬，缺乏和谐美感的现代苗装也与传统苗装色感相差甚远{26}。
黄筑开从交通、经济、审美等方面分析传统服饰“消亡”的原因，他認为（传统服饰）灭绝的原因在于外界对它的影响，一些外来的巨大因素迫使它不得不改变、放弃自己固有的传统{27}。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改变，少数民族服饰在社会发展的环境中逐渐丧失记载民族历史的作用，民族服饰被边缘化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衣物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成为少数民族群众的主要选择。代代相承的传统服饰制作工艺也受到现代科学文化传承体系的影响逐渐沉没。现在，掌握传统服饰制作技艺的人数减少，工艺的精细程度也随之减弱{28}。
面对少数民族服饰即将消失这一现象，张传俊归纳出现有的保护措施：一是国家层面进行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进行相关扶持，使布依族政治、经济、文化得以迅速发展;二是贵州当地成立了布依学会，开始积极推广布依族服饰，为后续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9}。周梦从传承内容、传承趋向、传承方向等方面提出传承方法：民族服饰的传承应区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实物方面保持“静态传承”，即保护和存留精美的民族服饰;在非物质文化方面将服饰的制作技艺和服饰文化进行传承，培养更多更好的民族服饰手工艺人、宣传服饰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民族服饰的传承应将传统意义上的传承和新时代背景下的发展相结合，将留存下来的服饰技艺进行记录整理，以便后人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同时要将传统服饰进行适度开发，以满足现代人的穿着和使用。在民族服饰传承方向上注重“静态传承”和“动态传承”，与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方法类似{30}。发展传统服饰文化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文化、经济等多个方面，同时也需要设计、教育、生产、销售、宣传等多部门的联合互动，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长期且深入的保护传承工作，才能推动和促进传统服饰文化产业的新局面的形成{31}。
结语
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特征与传承变迁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后可以看出，当前对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不论是对其基本特征还是未来发展方面都做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在这之中也存在些许欠缺，一是目前对于贵州少数民族服饰特色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苗族、布依族、侗族等人数较多的民族，相对于人数较少的白族、水族等民族服饰的研究较少。二是贵州少数民族中不少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影响，民族服饰也大致相同，但学界对于相似民族服饰之间异同的探究较少。
注释：
①③田永国.贵州苗族服饰类型及其文化特征[J].铜仁学院学报，2012（5）.
②秦建星.贵州松桃苗族服饰的审美价值探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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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公共礼仪;价值体现
所谓礼仪，是社会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交流感情或是表达心意的一种形式，礼仪体现的是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甚至可以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而中国素来有“礼仪之邦”之称，礼仪突显出的文化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将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礼仪运用到的现代公共礼仪中，可谓是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解读，非常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非常有利于促进现代公共礼仪发展。由此可见，本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公共礼仪中的体现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传统文化下的礼仪价值分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仪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的是一种民族精神，中国坚持以礼为核心，体现的正是传统礼仪的丰富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下，礼仪不仅仅涉及到 政治、道德，还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道德方面，我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品质，而礼仪与道德的融合体现的正是我国传统礼仪最为突出的特点。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和根源上讲，就是一种道德文化，传统文化在具体培养人的品格时，就必须首先学习礼仪。古人曾经说过：“立于礼”是做一个善良人的基本条件，而“行于礼”是为人处世的基本标准，“让于礼”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原则[1]。
在社会方面，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礼仪，通过礼仪可以很好地调控整个社会关系。礼仪的应用，可以对人群和社会起到积极的指引和导向作用，所以礼仪同时也是约束人群行为的基本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内部凝聚力很强大的文化，它最核心的精神就是和谐共处。同时，其内部所蕴含的各种道理在当今社会同样适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可以极大限度地满足当前社会对精神的需要，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道德素质、转变社会风气、引导整个社会心态向善向好。
综上，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可以起到凝聚力量、经世致用及满足个人与社会精神发展需要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公共礼仪中的体现
当代社会中的礼仪更多的其实是“礼节”，指外在的表现形式，即内心的尊重要体现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其强调的是尊重对方，体现出内在的人格修养;当代礼仪是指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做到谈吐文雅、举止大方、彬彬有礼，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获得他人的好感。但礼仪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与自身修养密切相关，一个人的修养与他的礼仪水平是成正比的。对中国而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也最容易被人们提起的是儒家思想。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其中“礼”就与当今谈论的“礼仪”相关，道德修养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学者将其渊源归于“礼”。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能够从他为人处事和生活态度中体现出来，将“礼”看做个人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礼仪形成的前提[2]。
(一)称谓礼仪
人与人正常交往中，通过称谓来表示彼此之间关系，合适的称呼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体现着对对方的尊重，礼貌的称谓可以体现一个人的素质。当然，处于不同情景，称谓礼仪也有着不同的规范。如果是在正式社交场合中，带有职务的称谓或者表明性别的称谓，在使用起来就显得较为合适。而在日常生活中或是休闲娱乐的场合，直接称呼姓名，或者带有亲属性的称谓则非常常见。
而在我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从古至今对亲属的称谓有着非常重要的讲究，比如人们常说的“表亲”、“堂亲”，这对有些人来讲非常容易混淆。如果从传统文化角度理解，可以从堂上代表殿堂上，堂下代表宫殿，说明“堂”是一个家族非常重要的聚集地，所以有祖宗“祠堂”的说法，能够进入祠堂的指的就是家中男丁，所以，同祖父的亲属关系就是“堂亲”，而嫁出去的女儿是外人，则用“表”代替。
(二)服饰礼仪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仪容仪表以及服饰非常注重，正如《礼记·冠义》篇中提到的“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间经济交流不断增多，正装也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除了西装外，各国的民族服装也是正装服饰[3]。
例如，上海举办APEC会议时，参加会议的代表所穿着的服饰就是我国典型的唐装，在这种场合就属于一种正装。这不难看出，民族服装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国际交流中起到了一定影响。讲到服饰部分，还可以通过研究我国主民族服装发展历史，如汉服、旗袍、中山装、唐装等，都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例如，汉服的产生，主要是汉族人在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服饰。
(三)宴饮礼仪
饮食礼仪作为礼仪文化的重要部分。古代饮食礼制经过不断发展和继承，演变为现代用餐礼仪，在礼仪中也结合了一些国际惯例。例如，座次礼仪，尤其在中餐入席时对座次非常有讲究，多数宴会圆桌，代表着团团圆圆，并且餐桌上讲究主次之分等等，这些礼仪都是从古代尊卑观念演化而来[4]。但是在西餐礼仪中，一般情况下是长方形或椭圆形餐桌，在座次上也只是按照男女之分。在世界大融合的时代下，我中国在宴饮礼仪中也融合了新方式，比如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就充分运用了中餐西吃形式，可谓饮食上的“中西合璧”。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礼仪的指导价值
在当前的全新历史条件下，我们应道积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因素，并且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和挖掘。当前，可以重点发挥其在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改善社会调控方面的作用。
(一)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本文第一部分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时时都同道德紧密结合、形影相随，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道德规范要求。在當前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时刻，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虽然当前我们的公民道德建设其内涵与外延都与传统意义上的道德有着巨大差异，但如果我们能够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思想及有益当代社会发展的道德准则，将对指导当前的公民道德建设起到巨大助力。比如我国最新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把明礼诚信列为最基本的公民道德规范，把文明礼貌做为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这些都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当代社会的现实和价值观有机融合的成功实践，也是创新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种新形式新探索。而在加强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建设等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就更有用武之处了。这是因为，其一，礼仪作为社会公德，其体现的是维护社会公共领域秩序、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要求，其主要作用是协调公共社会空间中的各类人际关系[5];其二，礼仪在职业道德中，则是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特定职业有特定的道德要求，但各个职业又有共同的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协调从业人员和其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因而，我们应该对传统礼仪中的道德规范进行深入挖掘，引导和教育广大公民重礼貌、讲礼节，以礼待人，共建和谐人际关系;引导和教育各行各业人员爱岗敬业、尊重服务对象、遵守职业道德，进而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构建起良好的道德风尚。
(二)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来改善社会调控方式。社会安定有序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要求。而各项制度是稳定社会秩序、约束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保障，广义而言，制度可以被划分成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而礼仪就属于非正式制度范畴。从社会功能来看，正式制度采用强制性的调控方式，非正式制度则采用非直接强制性的调控方式。而从礼仪对社会秩序的调控角度来看，往往是通过约定俗成的文化认同和群体规范等来实现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更加有效的调控方式，可以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务必深入研究传统文化对社会秩序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公共礼仪在实现社会安定有序中的深刻意义，充分发挥好公共礼仪搭建人际交往的纽带、调和当代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以及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实际作用，不断促进社会和谐[6]。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敬意和友善。在社会不断发展下，现代公共礼仪需要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融入，我们应该传承、汲取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精髓部分，同当代社会实际相结合，在不断丰富当前社会精神文化、促使我国现代公共礼仪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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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4篇
悠远浩博的中国文化，从孕育发生到雄强壮大，有一个漫长而曲折多致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是物质文化、精神文化日臻丰富的历程，也是“人不断解放自身”，走向文明演进高峰的历程。
第一节 上古：中国文化的发生
中国先哲与当代学者往往以“上古”来概括发明并使用文字以前的历史阶段，而这一遥远的文化期正是中国文化发端的初始阶段。
一、 中国人起源
1、时间：170万年
1965年5月，考古学者从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了距今170万年的猿人化石，定名为元谋猿人，这是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确证。
2、人种
根据人种学分类，中国人属蒙古人种。从元谋人、蓝田人到马坝人、大荔人，再到山顶洞人，颧骨高突、铲形门齿、印加骨、额中缝等一系列现代蒙古人种所具有的典型体征在明显的进化趋势中一脉相承。
二、原始物质文化
1、火与工具的使用，是旧石器时代先民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创造。
火的使用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取火技术的发明权有时记在“燧人氏”名下，有时记在“伏羲”名下，有时又归功于“黄帝”。
北京猿人文化遗址内已发现灰烬，出土了大量因烧灼而变色破裂的
1 石块、骨骼，甚至还有木炭。这一切确凿证明，距今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已能熟练地使用火。，
制造石器使人与动物开始分手，那么，火的使用标志着人与动物的最后诀别。
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工具，不仅是人类物质文化的开端，而且直接标志着文化的起源。
2、新石器时代
距今7 000年开始，中华先民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磨制的较为精致的石器取代了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农业、畜牧业取代采集狩猎，成为首要的生产部门。以“泥条盘筑”为主要制作方法的陶器也广泛出现。
最著名的类型，有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至前3000年，1921年发现于河南)、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500年至前2500年，1959年发现于山东)等。
三、原始观念文化
原始宗教与原始艺术便是其主要存在形态。
中华先民原始宗教崇拜的对象非常广泛，大致可分为自然崇拜、生殖-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三大类。
1、自然崇拜
对大自然的崇拜(太阳、大地)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在仰韶、屈家岭、马厂等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人们往往发现表现太阳图形的纹饰。
2、生殖-祖先崇拜
中华先民对于自身的繁衍非常关注，由此产生炽热的生殖崇拜。从辽宁牛河梁和东山咀红山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高腹丰臀、乳房硕大的陶塑女神像，在相当广阔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男性生殖崇拜物——石祖、陶祖，发现于新疆呼图壁县境内的大型生殖崇拜岩画，都展示了人们的生命崇祀的庄严情感。
3、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
由于在原始思维中，类比和联想是主要方法，原始人一般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亲密联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考古发掘和神话传说中，有丰富的图腾崇拜资料。相传黄帝率熊、罴、貔、貅、豹、虎六兽同炎帝殊死搏斗，这六兽其实是指以其为各自图腾的六个氏族。鱼、鸟、蛙、龟、蛇、猪、马等实有自然物以及人们运用抽象的、概括的思维能力创造出来的对象，如龙、凤等，都曾是中华先民崇拜并奉为本族徽帜的图腾物。
原始宗教是原始时代观念文化的主流。
4、原始艺术
距今4 000年的河南密县池北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陶塑猪头，这是最早的陶塑艺术品。
陶绘是原始艺术的又一样式，考古发掘表明，那一时期的陶绘图样千姿百态，几何纹样，动、植物图形都是先民创制陶绘艺术的基本素材。
原始雕刻艺术亦有众多发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纹骨，刻有勾嘴、修尾的水禽，线条流畅，姿态生动。大汶口墓地出土的象牙简花瓣交错，结构别致。江苏连云港锦屏山的将军崖岩画与新疆呼图壁县内的生殖崇拜岩画皆气魄宏大，画面生动，展现了先民粗犷的情感以及一派活泼天真、生机盎然的人类童年气息。
四、原始社会组织
人在世界中所处的关系有两种，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社会内人与人的关系。
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与猿类分途后的中华先民在婚姻关系上经过血亲杂交、血缘群婚、族外婚等阶段，在社会组织形式上经过母系氏族、父系氏族阶段。大致说来，母系氏族社会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贯穿整个新石器时代，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氏、庖牺氏、神农氏、
3 有巢氏、燧人氏，是这一时期中华先民创造的神。
父系氏族社会则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制开始萌生。传说中的五帝，便生活在这一时期。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
氏族制后期，部落联盟产生，其首领推举方式即著名的禅让。舜到暮年，亦仿当年故事，禅让给治水有功的禹。上古社会关于权力嬗递的传说，并非虚幻的美妙编造，而确实是当时制度文化的折光。
禹的时代开始了今天已初显轮廓的“夏文化”的进程。
夏文化大致具有如下特征：工具形态由石器、陶器过渡到青铜器;农业生产已有相当发展;私有制确立;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建立起来。阶级社会-文明社会的曙光在中国大地上初现熹微。
五、上古文化分布
中国文化的多元发生，不仅有考古学方面的充足证据。神话传说及民族学、民俗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的远祖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文化集团。
1、 华夏集团
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中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又分两支，一支称黄帝，一支称炎帝。神话传说中那位桀骜不驯的共工氏，也属于这个集团。
2、东夷集团
活动区域，大致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及青莲岗文化江北类型分布区。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射日的后羿，都属于这个集团。
3、苗蛮集团
主要活动于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如若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也可归于此集团。大名鼎 4 鼎的伏羲、女娲都属于这个集团。
4、几大集团的融合
在中国跨入文明时代门槛的前夕，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系列部落联盟之间的兼并战争。首先是炎帝、黄帝诸部联军在涿鹿大败蚩尤，从而完成了炎黄诸部与蚩尤部落的融合。继之而来，炎黄二帝发生冲突，阪泉一战，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溃败，向东南方转移，黄帝因此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
经过对东夷集团以及稍后对苗蛮集团的征战，华夏集团取得连续胜利，从而确立了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多元发生中的主流地位，对后世文化发展的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殷商西周：从神本走向人本
从文化开始发端，到传说中的禹“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中国文化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原始文化大体一致， “还没有脱掉自然发生的共同体脐带”，至殷商西周，中国文化的特殊面貌才开始形成。
一、殷商神本文化
1、文字、典籍的出现，标志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商人发祥于山东半岛渤海湾。在初始阶段，商人主要从事游耕农业。 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长期流动不定的商族在第十代君王盘庚率领下，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徙并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在此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
商人的文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兼具“象形”、“会意”、“形声”等制字规则的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字进入了成熟阶段。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以后的商人率先“有册有典”。这些由掌理卜筮和
5 记事的“贞人”书写与保管的典册，便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文献。这些文献包含有丰富的文化思想。文字、典籍、青铜器，以及“殷”这座目前所确认的中国最早的古都，标志着古代中国已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2、商代文化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商人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的特色。
《礼记·表记》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人观念中的神，地位最高的是“帝”或“上帝”。它统率各种自然力，也主宰人间事务。为了听命于上帝，按鬼神意旨办事，殷人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商王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最高祭司。
商人还频频举行规模盛大的祭祀活动以表示对上帝或鬼神的敬意，祭祀用牲畜有达四五百头者。殷商人也有祖先崇拜，但祖宗神的地位居于第二位，而其之所以被祭祀，也在于他们生前担任最高祭司的职务，死后“宾于帝所”，侍于帝左右，成为上帝与人世的交通桥梁。
以尊神重鬼为特色的殷商文化，是人类思维水平尚处于蒙昧阶段的产物。
二、周人的文化维新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周人入主中原，具有决定文化模式转换的重要意义。
“周”是一个历史几乎与“商”同样悠久的部族，作为偏处西方的“小邦”，它曾长期附属于商。经过数百年的惨淡经营，周族逐渐强大，并利用商纣的腐败和商人主力部队转战东南淮夷之机，起兵伐纣。公元前1 1世纪，“小邦周”终于战胜并取代“大邑商”，建立起周朝。
周朝建立后，一方面因袭商代的种族血缘统治办法，一方面实行文化主旨上的转换，正如《诗经》所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人的“维新”，首先表现在宗法制度的建立。周人确立的兼备政治权力统治和血亲道德制约双重功能的宗法制，其影响深入中国社会机体，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宗法文化特征，正是肇始于西周。
6 除了建立完备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将上层建筑诸领域制度化外，周人的另一文化创新，乃是确立把上下尊卑等级关系固定下来的礼制和与之相配合的情感艺术系统(乐)，这便是所谓“制礼作乐”。
王国维说，礼是“周人为政之精髓”，是“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②。这些论断深刻地指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周人所确立的“礼”，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以强劲的力量规范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心理情操与是非善恶观念。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
周人推行的种种制度典礼，如分封制、宗法制、礼制，实质上无不渗透着一种强烈的伦理道德精神。周初统治者在总结夏亡殷灭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等重要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主义、民本主义、忧患意识乃至“天人合一”的致思趋向，皆肇始于此。
第三节 春秋战国：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公元前722年，周平王从关中盆地丰镐东迁到伊洛盆地的洛邑，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这个战乱的动荡时代，中国文化却奏起了辉煌的乐章。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天子权威失坠，诸侯们云合雾集，竞相争霸。据文献记载，春秋300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战国250余年间，发生大小战争220余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
一、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辉煌，最根本的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
7 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
1、士的崛起
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
2、文化重组
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
3、环境宽松
竞相争霸的诸侯列国，尚未建立一统的观念形态。学术环境宽松活泼，使文化人有可能进行独立的、富于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
4、学者集团兴起
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
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干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百家兴起及其学派特征
所谓“百家”，只是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 西汉司马谈将诸子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西汉刘歆又将诸子归为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小说十家。
先秦诸子在学派风格上各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儒家
由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以“仁”为学说核心，以中庸辩证为思想
8 方法，重血亲人伦，重现世事功，重实践理性，重道德修养。
汉代以后，儒学几经变化，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2、道家
以老、庄为代表，是先秦诸子中与儒学并驾齐驱的一大流派。 道家在许多方面都是儒家的对立面：儒家注重人事，道家尊崇“天道”;儒家讲求文饰，道家向往“自然”;儒家主张“有为”，道家倡导“无为”;儒家强调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道家醉心于个人对社会的超脱。道家它既以超脱社会伦常为目的，于是把复归“自然”当做寄托身心的不二法门，这就使天人谐调从人际谐调的从属地位独立出来而成为“第一义”。
道家所谓的“自然”，决不等同于儒家的“天命”或“天理”，它是一种超功利的境界，带有玄思的品格和自适的情趣。从这个角度上来把握与发挥天人关系的作用，恰好可以补救儒家在这方面的缺略，给拘限于人伦日用世界的儒家学说打开新的天地。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和道，就这样由对立走向了互补，相反而又相成。
3、法家
先驱人物是齐国的管仲与郑国的子产，他们力主强化法令刑律，使民“畏威如疾”，以达到富国理乱的效果。他们的理论是：火烈，民望而畏之，故死于火的人少;水弱，民狎而玩之，故死于水的人多。因此法令刑律宜严不宜宽。
法家学说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矛盾不可和而解”的专讲对立的极端辩证法，故在治国方略上主张严刑峻罚，在文化政策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法家是战国时的“显学”，后来成为秦王朝统治天下的政治理论。汉以后，儒学独尊，但法家学说仍然或隐或彰地发挥效应，历代统治者多采取“霸王道杂之”即儒法并用的统治方术，有的则是“阳儒阴法”。
4、墨家
创立者是鲁国人墨翟，其信徒多系直接从事劳作的下层群众，尤以
9 手工业者为多。故墨家学说强调物质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尚力”)，反对生存基本需要外的消费(“节用”)，企图以“普遍的爱停止战乱取得太平”(“兼爱”)，同时又尊崇天神(“天志”)，鼓吹专制统治(“尚同”)，从而典型地映现出小生产者、小私有者的性格
5、阴阳家
邹衍为最重要代表人物，其特长是“深观阴阳消息”。所谓“阴阳消息”，即阴盛则阳衰，阳盛则阴衰，矛盾双方互为消长，一生一灭，构成自然社会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终极原因和基本方式。运用阴阳消长模式来论证社会人事是阴阳家的一大创造，而从时间、空间的流转变化中去把握世界则是阴阳家独具特色的思维方式。
创立诸子学派的孔墨老庄，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批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他们修订《易》、《书》、三《礼》、《春秋》等中国文化的“元典性”著作，并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无比广阔的领域发表纵横八极的议论。正是经由各具特色的诸子百家的追索和创造，中国文化精神的各个侧面得到充分的展开和升华，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大致确定。有鉴于此，文化史家借用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三、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春秋战国的特殊文化环境，不仅为“文化轴心时代”的确立提供了契机，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华夏族的最终形成。
第四节 秦汉：一统帝国与文化一统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完成了古代中国的统一大业，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君主集权的一统帝国——秦王朝建立。秦王朝二世而亡，起而代之的是刘邦建立的汉朝。
一、宏阔的文化精神
秦皇汉高建立的秦汉王朝具有宏大的规模和气象;秦帝国是与东地中海的罗马、南亚次大陆的孔雀王朝并立而三的世界性大国;汉帝国的版图与事功更在秦之上，与其同时并立的世界性大国惟有罗马。
1、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汉帝国表现出新兴地主阶级的生气勃勃、雄姿英发，社会文化基调也处于一种不可抑制的开拓、创新的亢奋之中。宏阔的追求成为秦汉文化精神的主旋律。
秦长城，兵马俑，汉赋，《史记》，无不是在秦汉宏阔文化精神的统摄下产生出来的辉煌制作物。
2、中国古代学术、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开拓进取、宏阔包容的时代精神作用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内部，激发了工艺、学术的创作高潮;作用于共同体外部的广阔世界，则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的相互交融。
汉武帝时期丝绸之路开辟的张骞通西域，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西域乃至印度的文明成果，也源源不断地涌进中国，中国文化因此增添了灿烂的色调和光彩。
二、文化统一与思想统一
秦汉统治者在建立一统帝国的同时，还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其重要措施有如下几个方面：
1、“书同文”
李斯以大篆为基础，汲取齐鲁等地通行的蝌蚪文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人称“秦篆”的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颁行全国。
2、“车同轨”：
定车宽以六尺为制，统一车辆形制。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修筑驰道，东抵燕齐，南达吴楚，两年以后，又修筑咸阳通九原(今包头西北)的“直
11 道”，劈山填谷，长达l 800余里。这些措施大大加强了中央与各地的联系，畅通了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
3、“度同制”：
统一度量衡，结束战国时各国货币、度量衡标准制度混乱的局面。
4、“行同伦”：
“以法为教”，并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名日“三老”，统一人们的文化心理。
5、“地同域”：
废除周代以来的封土建国制度，粉碎地区壁垒，将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政的政令、军令之下。
秦始皇统一文化的措施固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为目的，同时也有力地增进了秦帝国版图内各区域人们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文化心理上的共同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思想学术上的统一
秦汉时期的文化一统，还包括思想学术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对中国文化其后的历程影响至深至巨。
秦统一天下后，秦始皇执著于“别黑白而定一尊” ，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开历史上君主思想专制的恶例。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
三、儒学独尊与经学兴起
西汉王朝取得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盛，统一思想的课题便再次被提出。汉武帝接授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使儒学取得了“定于一尊”的显赫地位，成为汉代文化思潮的主流。
武帝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推行“以
12 经取士”的选官制度，天下学士多靡然风从，传经之学和注经之学成为专门学问。这就是汉代至清代的官方哲学——“经学”。
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典的一统天下，但是，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别不一，爆发出今古文之争。
概要说来，今文经学的特点是政治的，讲阴阳灾异，讲微言大义。古文经学的特点是历史的，讲文字训诂，明典章制度，研究经文本身的涵义。前者主合时，后者主复古。前者学风活泼，而往往流于空疏荒诞;后者学风朴实平易，但失之烦琐。
从武帝时代直到西汉末，今文经学居“官学”正统地位，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文化多元走向
汉末董卓之乱，使汉帝国崩溃瓦解，长达近四百年的战乱由此展开。在全国范围内，先有魏、蜀、吴三国鼎立;继之而起的西晋命祚短促。随晋亡而来，在北方，先有十六国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政权的嬗递。在南方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起伏更替。
战乱与割据打破了帝国的一元化政治与集权式地主经济体制，定型于西汉中期的以经学为主干、以儒学独尊为内核的文化模式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发展局面。
一、玄学崛起
玄学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股新的文化思潮。
玄学的产生是从两汉到魏晋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随着东汉王朝的崩溃，这个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论的神圣光圈黯然失色，经学也成了令人难以忍受的烦琐学问。统治阶级的腐败以及社会大**更有力地宣布了儒学的“不周世用”和思想的虚伪。在这样一种时代大背景下，玄学应运而生。
13 玄学是由老庄哲学发展而来，其宗旨是“贵无”，其最高主题是对个体人生意义价值的思考。玄学在主体面貌上与两汉儒学大不相同。两汉儒学着眼于构建实实在在的王道秩序与名教秩序，玄学却以探求理想人格为中心课题;两汉儒学热衷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魏晋玄学却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思辨深邃的本体论。玄学的兴起，对魏晋文化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
玄学作为一种本体论哲学，其现实意蕴乃是对魏晋人所亟亟追求的理想人格作理论上的建构。在“贵无”思想的深刻影响下，魏晋士人或徜徉山水，“琴诗自乐”，追求一种“萧条高寄”的生活;或“动违礼法”，“以任放为达”。陶渊明与“竹林七贤”便分别是以上两种行为方式的代表。在魏晋士人的推动下，老庄之学轻人事、任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占据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进而铸造了中国士人玄、远、清、虚的生活情趣。
二、道教创制与佛教传入
玄学的兴盛，体现出**时代人们对个体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关注，而这样一种社会心理也成为道教与佛教兴盛的土壤。
1、道教兴起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酝酿于东汉，发展于魏晋，至南北朝时期，北魏嵩山道士寇谦之、刘宋庐山道士陆修静藉政权之力清整民间道派，并首次使用“道教”一词统一各道派。与此同时，道教逐步形成一套完整的宗教仪式和斋醮程式、道德戒律。萧梁陶弘景更以“天子师”之尊构造道教神仙谱系，叙述道教传授历史。道教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宗派至此基本定型。
作为宗教的一大流派，道教具有宗教上的一般性特征，但作为中华民族创立的宗教，它又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格，这就是在思想渊源上从道、儒、墨等哲学流派以及传统星相家、医方家、谶纬家那里充分汲取思想资料;在神仙世界的构造上以古代中国尤其是流传于楚文化圈的种种神话人物为本源;在教旨上，以长生成仙为目标，讲求归本返朴、归根复
14 命的养气健身术，倡导以长寿祛病为宗旨的“房中术”，钻研追求不死的炼金服丹之术。民间劾治恶鬼、躲避死亡的种种迷信手段，如臂悬五彩、悬苇画鸡、桃符桃印、治邪驱鬼等也网罗无遗，发展成为禁咒、印镜等法术，从而与全力关注“人死后如何”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同，道教最关心的是“人如何不死”。这一致思趋向正是中华民族重现世、重现实的民族性格在宗教观上的体现。
2、佛教传入
与道教勃兴的同时，另一支宗教大军也气势日增地开进了魏晋南北朝文化系统，这就是来自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由此形成二学(儒学、玄学)、二教(道教、佛教)相互颉颃、相互融合的多元激荡的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玄、佛、道二学二教的相互冲突、相互整合，造成意识形态结构的激烈动荡。这一时期因匈奴、鲜卑、羯、氐等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引发的胡汉文化的大规模冲突，更使魏晋南北朝的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丰富性。在文化的多重碰撞与融合中，中国文化得到多向度的发展和深化，强健而清新的文化精神大放异彩。
第六节 隋唐：隆盛时代
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细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弘、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
一、文化背景
1、门阀制度的瓦解
魏晋南北朝，活跃于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是门阀世族地主阶级。然而，门阀世族势力在隋唐时期趋于急剧没落。给予门阀地主致命打击的首先是摧枯拉朽的隋末农民大起义，继之而来的则是杨隋和李唐政权所推行的在门阀世族衰落的同时，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
2、科举制度
包括均田制、“崇重今朝冠冕”及科举制在内的一系列全面压抑门阀世族的改革措施。使世俗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庶族寒士)登上中国文化舞台。
唐代文化因而具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
二、“有容乃大”的文化气派
1、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
以强盛的国力为依据，以朝气蓬勃的世俗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文化首先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虑的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太宗李世民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体现出文化开放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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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为吸收外域文化
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域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袄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及至马球运动等等，首都长安则是那一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一个具有盛大气象的世界性都市，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称为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卓越范例。
“有容乃大”，正是唐文化超轶前朝的特有气派，是唐文化金光熠熠的深厚根基。
三、风采辉煌的艺术成就
规模空前的统一和强盛，宽容和摄取，造就了一个丰富浓烈的艺术世界。
1、诗
唐代是诗歌与书法的黄金时代。仅清代所编的《全唐诗》中，就有作品48 900余首，诗人2 300百余家。而兔起鹘落的历史岁月必然湮没了更多作品与诗人。在难以数计的天才诗人中，既有李白、杜甫、王维、自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以千古绝作雄盖一世的诗歌巨匠。中国古典诗歌“无体不备，无体不善”，无论内容、风格、形式、技巧，在唐代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
2、书法
中国书法在魏晋六朝开始走向美的自觉，在唐代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篆书圆劲，阳冰篆法为后世所多循;草书飞动，“颠张狂素”将狂草发挥得淋漓尽致;行书纵逸，李邕、颜真卿的“麓山寺碑”、“争坐位贴”最为艺林所重;楷书端整，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四大家将唐楷推至登峰造极地步。
3、绘画
唐代也是绘画的极盛时期。人物画辉煌富丽，豪迈博大;山水画金碧青绿之美与清秀雅淡的水墨韵味交相辉映;“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
17 之芳妍”的花鸟画也登上画坛，规模初具。整个画坛新鲜活泼，充满生命活力。
4、散文
唐代的散文也有丰硕成果，其领袖人物便是韩愈、柳宗元，他们所发起的古文运动，对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影响。
孟子说：“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唐代便是古代哲人观念中“充实而有光辉”的文化繁盛时代。
第七节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勃兴
爆发于公元750年的安史之乱，引发了潜藏已久的种种危机，以杨炎两税法的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土地国有制——均田制崩解，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迅速发展，直至占据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
与社会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大势相呼应，中国文化亦从唐型文化转向宋型文化。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 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
一、理学建构
宋代文化最重要的标志乃是理学的建构。
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由于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理学专求“内圣”的经世路线以及“尚礼义不尚权谋”的致思趋向，则将传统儒学的先义后利发展成为片面的重义轻利观念。但与此同时，理学强调
18 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在明清易代之际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呼号;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二、精致细腻的士大夫文化
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的士大夫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
词起源于市井歌谣，因文人介入而趋于雅化。词境小而狭，巧而新，侧重音律和语言的契合，造境摇曳空灵，取径幽约怨悱，寄托要眇怅惆，极为细腻，极为精致。尽管有苏轼开创的、以辛弃疾为代表人物的豪放词风，但词坛的主流始终是“婉约”、“阴柔”，集中反映出两宋文人士大夫与唐人大不相同的心境和意绪。
宋画作为“士人画”，强调融诗歌、书法于绘画之中，以绘画来表现文人意趣。以此文化心理为总背景，两宋绘画富于潇洒高迈之气与优雅细密、温柔恬静之美。
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诗“如纱如葛”、“思虑深沉”;士人饮茶“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成造其极”。文人玩赏的瓷器脱略繁丽丰腴，尚朴澹，重意态。其服饰也“惟务洁净”，以简朴清秀为雅。
三、市民文化之勃兴
在熙熙攘攘的商市生活以及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成长起来的野俗而生动的市民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中晚唐以来的都市经济发展，推动了两宋市民阶层的崛起。《清明上河图》便反映了当时繁盛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显示出一种野俗的活力与广阔的普及性。
19 傀儡戏、参军戏是中唐以后市井间流行的歌舞小戏。一些记载描述说，当这些歌舞小戏演出时，台下观众云集，大声应和，其情景颇为热烈。明确标明以“市人”为读者对象的“市人小说”也开始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一些繁华的大都市，产生了市民文化表现自我的固定游艺场所——瓦舍。每个瓦舍里划有多个专供演出的圈子，称为“勾栏”。众多勾栏上演令人眼花缭乱的文艺节目，如杂剧、杂技、讲史、说书、说浑话、皮影、傀儡、散乐、诸宫调、角抵、舞旋、花鼓、舞剑、舞刀等。瓦舍中士庶咸集，老少毕至，热闹非凡。一种不同于贵族口味与士人情调的市民文化天地，跻身于文化系统中，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存在。
四、教育和科技成就
1、教育
两宋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教育的发达。 宋代官学系统有两大特色：
一是等级差别不断缩小。官学向宗学转化后无问亲疏，国子学向太学转化后无问门第，有利于低级官僚子弟乃至寒素子弟脱颖而出。
二是重视发展地方学校。至北宋末期，地方州县学发展到高峰，人称“学校之设遍天下”(《宋史·选举志一》)。教育的发展与深刻的变革使宋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超过汉唐
2、科技
在中国文化趋向成熟、精密化的背景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
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三项重大发明创造是宋代科技最为突出的成果。北宋贾宪、南宋秦九韶在数学领域作出了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贡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沈括“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沈括传》)，且创见迭出。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冶金术、造船术、纺织术、制瓷术等方面也
20 都有令人目眩的成就。在此前后的任何一个朝代，无论是科学理论研究，还是技术的推广应用，比起两宋来都大为逊色。陈寅恪为《宋史职官志考记》一书作序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指出了宋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八节 辽夏金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的冲突与融会
宋文化细腻丰满，但在气魄上远不及汉唐文化气势雄壮。唐太宗李世民以“天可汗”的尊称威慑周边民族，而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冲突的双重效应
1、双重文化效应
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
一方面，北宋、南宋人因被动挨打、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岳飞等优秀词人的忧患之作与悲愤之唱，范仲淹与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莫不是这种文化大背景孕育的产物。
另一方面，契丹、党项、羌、女真等游牧民族从汉文化中吸收到丰富营养。在辽朝，孔子受到朝野上下的尊崇;在西夏，《孝经》、《论语》、《孟子》皆有本族文字译本;在金国，儒学被奉为正宗道统。金人对汉文化的汲取和整合，使汉族文化在新的条件下渗透、延展于女真族之中，从而在北中国创立了一个“人物文章之盛，独能颉颃宋、元之间”(王世贞《归潜志序》)的文化天地。
2、征服者的被征服
21 公元13世纪，中华大地上相互对峙的金、南宋和西夏王朝，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扫荡下逐一崩溃。公元1260年，忽必烈取儒学经典《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
蒙古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气质入主汉地，囊括整个中国，然而，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化交融。元世祖忽必烈在汉族儒生士大夫的影响下，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革漠北旧俗，“行中国事”，造成统治体系与文物制度的大幅度“汉化”。崛起于两宋、但一直处于在野地位的程朱理学，便在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一跃成为“式于有司”的官学，对后来的明清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蒙古族，终于又一次步入了征服者被征服的轨道。
二、元杂剧及其文化意义
1、杂剧的繁荣
元蒙统治时期，汉族士人文化被游牧民族踏得支离破碎，科举制度中止七八十年，以致元代文人仕进堵塞，一部分穷困潦倒者于是与盛行勾栏间的杂剧产生了亲缘联系。他们投身于杂剧创作，表达那个历史时代深沉的悲愤、苦闷与抗争。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以及以包拯为主角的一系列清官戏，如《蝴蝶梦》、《鲁斋郎》、《陈州粜米》等，便表现了13世纪中国人民的郁闷与愤懑之情。
2、元杂剧的文化意义
元杂剧不仅愤激地谴责黑暗，凝重地传递、倾吐内心的不平，而且以一种充满希望的热情，去讴歌非正统的美好追求。《西厢记》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它不仅充满激情地以完满的艺术结构展现出莺莺与张生爱情的忠贞不渝和理想终成现实，而且高呼出向正统文化观念挑战的宣言：“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
三、规模盛大的中外文化交流
22 忽必烈所建立的元朝，是一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帝国。在这广袤的文化场中，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宏大的气势展开。
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穆斯林大规模进入，基督教在大江南北遍设教堂，东方和西方旅行家远游中国，大批中亚波斯人、阿拉伯人迁居内地。异邦的先进科技，尤其是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天文学、数学，以他们为媒介，流入中国科技界。
与外域文化输入中国的同时，中国文化向西传播的速度也大大加快，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以蒙古军和阿拉伯人的战争为中介，传人阿拉伯，再传人欧洲。中国印刷术也经由蒙古统治下的波斯以及突厥统治下的埃及传人欧洲。中国历法、中国数学、中国瓷器、中国茶、中国丝绸、中国绘画、中国算盘亦通过不同途径，在俄罗斯、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广为传播，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因此而更为辉煌灿烂。
第九节 明清：沉暮与开新
中国古典文化，其生命也有一个由生长到全盛到衰落的历程。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晚期。在这几百年间，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缓慢而又重大的变化，同时它又为传统文化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准备着条件。
一、空前严厉的文化专制
明清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登峰造极的时代，文化专制亦空前严酷地箝制着思想文化界。
1、文字狱
明清文化专制的突出表现是文字狱盛行。
朱元璋以文字之“过”，“纵无穷之诛”，大批儒生士大夫因文字而遭横祸。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所作《贺万寿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常州府学训导蒋镇所作《贺正旦表》中有“睿性生智”之语，朱 23 元璋均以“则”为“贼”，以“生”为“僧”，认为是讥讽他参加过红巾军，当过和尚，从而大开杀戒。与此同时，明代君主在文网周纳中大量使用特务手段，特务机构厂(东厂、西厂、内行厂)、卫(锦衣卫)以士人为重点侦伺对象，“飞诬立构，摘竿牍片字，株连至十数人”(《明史·刑法志》)。清代文字狱更有过之。文人往往因“疑似影响之词，横受诛戳”。“庄廷龙《明史稿》案”、“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文选》案”，均是康雍时期所发生的轰动全国的大案。
2、崇朱子，灭异端
明清统治者一手推行文字狱，在文化领域制造恐怖;另一手则崇正宗、灭异端。朱元璋多次诏示，士人必须“一宗朱子之书”，“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陈鼎《东林列传》卷2)。又规定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注为标准答案。于是，明初学术界成为程朱的一统天下，士子一味“尊朱”、“述朱”，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名山藏。儒林记》)，程朱理学被推上至尊地位。清代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上也不遗余力。乾隆年间，清高宗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全力剪除危及封建统治思想基础的“异端”学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凡例》便开宗明义地宣布：“离经叛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与直接干预《四库全书》纂修的同时，乾隆帝还一手操纵长达19年的禁书活动，共禁毁书籍3 100多种，151 000多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在“书禁亦严，告讦频起”的强大威慑力下，“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招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摧烧之”(王苍孙《惕甫未定稿》卷3)。中国文化遭到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巨大浩劫。
二、早期启蒙思想
1、王阳明的心学与“泰州学派”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如以“致良知”之说打破程朱理学一统天
24 下的王阳明，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学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晚明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得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气息。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及方以智、唐甄、颜元、戴震、焦循等人，更从不同侧面与封建社会晚期的正宗文化——程朱理学展开论战，有的批判锋芒直指专制君主。
2、市民文学兴起
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学的兴起(其理论代表是李贽的“童心说”和公安派“独抒性灵”口号的提出，其代表作品为长篇小说《金瓶梅》、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和某些新的生产方式萌芽的社会现实的反映。生动活泼、富于民间生活情趣的市民文学，较之明代前期内容空虚、徒具华丽形式的“台阁体”文学，以及前七子、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都是一个巨大的跃进。至于清代出现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揭露了封建制度的弊端，将古典现实主义文学推向高峰。
3、明清资本主义萌芽与欧洲文艺复兴
如果要在欧洲文化史上选择一个阶段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文化作比拟，无论从产生的背景还是从所包蕴的内容而言，都以文艺复兴较为相当。文艺复兴产生的经济条件是：“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而16—17世纪的中国长江中下游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态势。文艺复兴的主旨是人文主义，其批判锋芒直指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而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家、文学家也抨击宋明理学中的僧侣主义和禁欲主义，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共也”(王夫之《诗广传》卷2)，“私欲之中，天理所寓”(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6)等新的命题。至于顾、黄、王诸大师在哲学思想、史学思想、自然观中的理性主义，也都与中世纪的蒙昧
25 主义相对立。
然而，由于16—17世纪的中国，新的经济形态还十分微弱、脆嫩，明清时期的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先天不足，具有一种时代性的缺陷。以明清之际最富于战斗精神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和《潜书》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虽然在批判封建专制帝王的猛烈程度上可谓东西呼应，但黄宗羲、唐甄们提不出新的社会方案，而只能用扩大相权、限制君权、提倡学校议政等办法来修补封建专制制度，孟德斯鸠、卢梭们则拿出了“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这样的资产阶级国家蓝图。这表明，中国明清时期的进步思想与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范畴。前者是中世纪末期的产物，后者是近代社会的宣言书。
三、古典文化的大总结
明清两代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总结时期。
1、典籍文物的收集、整理
在图书典籍方面，明清统治者调动巨大的人力物力，对几千年浩如烟海的典籍文物进行收集、钩沉、考证、考辨，编纂了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大型字典《康熙字典》，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永乐大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康熙字典》是世界上最早的字数最多的字典;《四库全书》则是至今为止世界上页数最多的丛书。大型图书的编纂，是古典文化成熟的征象，也包含着文化大总结的意蕴。
2、科学技术
在古典科技方面，明清之交出现了一批科学技术巨著。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和植物分类方面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潘季驯的《河防一览》，作为一部治理黄河的专书，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经验;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记载了我国自古以来的农学理论，总结了元、明两代劳动者的农业生产经验，还介绍了欧洲的农田水利技术，成为中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农学著作;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记录了明末清初
26 的生产新技术，是一部称誉海外的工艺学百科全书。东瀛日本将此书视为至宝，并由《天工开物》发展出一门“天工学”。此外，地理和地质学杰作《徐霞客游记》、方以智的自然哲学专著《物理小识》等，都是封建社会晚期科学成就的高峰。
3、学术思想
在学术文化方面，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献展开了空 前规模的整理与考据。“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解难读之古书，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芜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糜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皆卓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①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承传不坠以及向前推进来说，乾嘉学者做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四、西学东渐及其中断
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东来。他们在给中国人带来欧洲宗教神学的同时，也将近代的世界观念以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技成就广泛传播于中国学术界，打开了部分中国士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外来的科技知识。近代科学思维的重要特点是实证方法和数学语言，徐光启、方以智等人，通过接触西洋近代科技知识，重视“质测之学”和数学语言的应用，初步显示出近代科学思维的风貌。遗憾的是，由于宗法专制社会政治结构的强固以及伦理型文化传统的深厚沉重，“西学东渐”的过程在明末清初进展缓慢。到了雍正年间，随着耶稣会士被逐出国门，“西学东渐”几近中断，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大门日益关闭。
明清两代，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剧变的重大时期，当中华帝国驱逐传教士，封闭国门，陶醉于“十全武功”之时，欧亚大陆的远西端，新兴的资本主义呼唤来工业革命，瓦特发明的双向运动蒸汽机，使欧洲人获得一盏“阿拉丁神灯”。产业革命催化国际分工，资本以其魔力无穷的巨掌将全世界卷入商品流通的大潮之中，宗法农业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
27 逃，工业先进的西方是决不肯放过如此巨大的一个商品倾销地、投资场所和原料产地的。中西方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之势。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血与火的形式把中国文化推人了一个蜕变与新生并存的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传统建筑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女性审美研究，目前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问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中国美学史这种女性意识的淡薄，其实蕴藏着权力的性别密码。女性审美研究可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研究与审美研究的有机结合，使女性学科和美学学科的建设更加完善；可以进一步确立女性审美在中国美学史中的地位，促进新世纪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自我深化。研究传统美学中的女性审美，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美学的内在精神和氣质，因而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女性审美；中国美学史；审美研究；现实意义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