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范文第1篇
[摘要]二元经济的实质是农村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之间制度结构的差异。受渐进体制改革方式的影响,中国的二元经济是一种呈现双二元结构形态的转型二元经济,并且在体制转轨的前后存在两种类型,即体制转轨前期的计划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体制转轨中后期的市场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文章最后构建了一个将经济结构转换和体制变迁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和转换趋势进行了较深刻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渐进体制改革;二元经济;转换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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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essive System Reform and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Dual Economy Structure
Zhang Weikun
(International Trade Department, Taizhou University, Linhai, Zhejiang 317000)
Key words: progressive system reform; dual economy; transforming trend
[作者简介]章伟坤(1973-),男,浙江淳安人,台州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讲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存在着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促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化,早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一直是炎黄子孙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迟缓,二元结构反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回归扩大趋势,它导致了中国现阶段许多重要经济问题产生且难以解决,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性”障碍(高帆,2005)。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和发展上的全新思路。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加快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就必须正确理解二元经济的实质和内涵,弄清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特殊性,并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方面的经验教训。本文试图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角度对以上问题予以理论上的解释和创新。
一、对二元经济模型实质的再认识
自1954年经济学家刘易斯教授在其著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二元结构”模型以来,关于二元经济模型实质和适用性的讨论就没有间断过。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他假定存在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经济部门:一个是以传统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低,收入也低的农村传统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高,工资水平亦高的城市现代工业部门(谭崇台,2001)。很显然,古典二元经济模型的含义中隐含了两个划分标准:一个是强调产业部门生产技术水平高低的“技术”标准;另一个是强调部门之间的制度结构差异的“制度”标准。那么到底按照哪个标准呢?进一步的讨论我們会发现,由于分工和社会化程度的差异,任何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不可能是一律的,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多层次性和不均衡性更为突出,所以仅依据生产技术水平的高低来划分二元经济就缺乏统一性和可比性,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质。那么考察部门之间的制度结构差异又如何呢?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作为经济体制层面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由一系列制度安排构成的,有确定的内涵,部门之间的制度结构差异集中体现在经济运行机制差异或资源配置制度差异上(王树春,2002)。因此,笔者认为,以部门之间的制度结构差异为标准来划分二元经济更准确、更具可比性,也更能反映问题的实质。事实上,这也符合新近兴起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及演化经济学的观点。
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将二元经济的实质理解为农村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之间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按此标准,若以资源配置是否以市场机制起基础作用为标准,我们可以将整个经济划分为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基础的部门和以非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基础的部门。从整个经济看,若前一部门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将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形态称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同理,若以资源配置是否以计划机制为基础,我们可以得到计划主导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态或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态。这样的划分具有合理性和重要意义。首先,这种划分标准统一明确,具有可比性,它保持了与刘易斯等人划分标准的延续性和同一性。其次,这种划分包括了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其实行何种社会制度业已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类型,因此具有完整性。再次,这种划分事实上将经济体制与二元经济结构联系起来了,有利于建立转轨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分析框架。最后,这种划分并不忽视生产技术水平这一标准的重要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一定的生产关系总是通过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过程来体现的,这个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生产技术发展的方向,因为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包含了生产技术的甄别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因此,没有好的经济运行机制就没有好的技术进步机制。可以说,社会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和限度。总之,作为二元经济划分的技术水平是一个不应忽视的方面,但是与制度层面的经济运行机制相比则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因素(罗卫东,1998)。
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内涵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完成二元经济向一元现代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体制转轨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首先要完成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因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将受到双重体制的约束。以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和以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变化为特征的工业化将共同影响着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张桂文,2001)。
由于我国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市场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将其过程描述为如图-1所示的简单路径(吕炜,2005)。
图-1体制转轨路径
从图-1可以看出,转轨前期和转轨中后期的国民经济中部门之间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有较明显差异的。另外,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目标来看,体制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与其是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近似地把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态变化看作是经济体制转轨的动态函数。若以Et表示过渡期某一时点例如t时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态,以Jt表示相应时点的经济体制结构,那么就有等式Et=E(Jt)成立(樊纲,2000)。
显然,二元经济结构形态E是会随着J的变化而作出边际调整。但根据体制转轨的阶段性特征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际,可以近似认为t在某一取值范围内J值近似相等即经济运行机制未发生质的改变,因而二元经济结构形态特征相似。这种相似性可用市场化程度、各部门的经济行为方式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点等来表征。
根据前面关于二元经济模型划分标准的分析结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应该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或行政主导的二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种计划主导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逻辑上也应该向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形态转变。但根据分析,受中国渐进改革方式的影响,二元经济结构形态E是会随着体制转轨变量J的变化而作出边际调整,并且在一定的阶段内表现出比较稳定的形态特征即产生过渡形态,所以中国在经济结构上与一般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不是古典二元经济结构,而是一种双二元结构即由两个二元结构交织而成的形态结构(陈宗胜,2005)。同时,笔者认为,这种双二元结构在体制转轨的前后期有着较显著的结构差异,即存在以下两种类型。
1.与转轨前期相对应的计划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第一重二元经济的一元是城市非农业经济,另一元是农村经济包括乡村农业和非农业;第二重二元经济是乡村内部的农业与非农业经济。前者为大二元,后者为小二元(如图-2所示)。
圖-2计划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
2.与转轨中后期相对应的市场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第一重二元经济的一元是城市非农业和乡村非农业,另一元是乡村农业;第二重二元经济是乡村非农业与乡村农业。前者为大二元,后者为小二元(如图-3所示)。
图-3市场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
上述大小双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共同点是把农村非农产业作为一种特殊经济形态加以独立认定,较符合中国过渡期的实际,而且大小双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大小二重之间的逻辑联系紧密,比较符合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本来涵义。
三、渐进体制改革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动态转换
由前述分析可知,过渡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存在两种过渡形式,它们分别适宜于体制转轨初期和体制转轨中后期的情况,至于它们的形成和演化以及各自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并未给予理论描述。接下来,本文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逻辑基础上,从体制变迁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予以理论阐释。
(一)双重体制背景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模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实行双轨过渡。这就意味着,改革过程中不是立即取消旧体制,而是在暂不触动旧体制的情况下,先发展“新体制”,然后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改革旧体制。这种渐进改革方式必然导致改革初期“双重体制”并存的格局。就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而言,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与拓展必然导致计划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化与转化。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趋势或最终目标看,若把市场经济成分即新体制成分的扩张当作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内容考虑,那么按照前面的分析逻辑,这种经济体制的双轨过渡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边际调整,这种量的变化随着改革的推延必然引起二元经济结构质的转变。
为了更好地描述新经济成分的调整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这里用“技术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两个指标来描述渐进改革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事实上,前者属于生产力范畴,后者属于生产关系范畴,两者的结合能说明改革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经济学家杰佛逊和罗斯集(1994)在研究中国转轨经济问题时,曾经验观察到中国的生产企业具有多种类型,并且它们在技术装备水平、成本结构以及政府控制程度等方面有着较明显的差异。如果用坐标(T,I)表示每类企业的技术水平(T)和制度约束或政府控制的程度(I),并且假定数字越小越理想的话,那么依据杰佛逊和罗斯集的判断,各种不同的企业类型将形成如表-1所示的排序(张军,1997)。
表-1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制度约束的排序
资料来源:杰佛逊和罗斯集(1994),转引自张军《“双轨制”
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9至242页。
结合杰佛逊和罗斯集的研究,这里把转轨初期的国民经济结构近似用图-4来描述。
图-4双重体制背景下的经济结构格局与转换趋势
如图-4所示,用横轴代表市场化程度,用纵轴代表技术水平,甲、乙两条虚线将整个坐标平面分成Ⅰ、Ⅱ、Ⅲ、Ⅳ四个部分,它们各自代表具有不同市场化程度和技术水平属性的经济成分或部门。根据转轨初期的实际情况,用Ⅰ(市场化程度低、技术水平低)近似代表自给性很强的传统农业部门;用Ⅱ(市场化程度较高、技术水平低)近似代表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农村工业部门;用Ⅲ(市场化程度低、技术水平较高)近似代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城市经济部门;用Ⅳ(市场化程度较高、技术水平较高)近似代表现代经济部门,它预示着其他三个部门的发展转化方向(如图-4中箭头所示),当时最合乎标准的就是三资企业。另外,虚线甲的下半区包括Ⅰ和Ⅱ大致属农村经济系统,而上半区包括Ⅲ和Ⅳ大致属城市经济系统;虚线乙的左半区包括Ⅰ和Ⅲ大致属旧体制经济成分,而虚线的右半区包括Ⅱ和Ⅳ大致属新体制经济成分。基于上述分析,从图-4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Ⅱ和Ⅲ两种经济成分在技术和制度上是明显错位的并且各自属于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由于经济成分Ⅳ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上述特征意味着国民经济中存在着经济技术二元结构与体制二元结构的交错或错位,可以说这是转轨初期中国二元经济的最大特殊性。受这种特殊性的影响,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呈现一种大、小双二元经济结构形态(见图-2)。其中第一重大二元经济的一元是以Ⅲ为主的城市非农业经济,另一元是农村经济包括乡村农业Ⅰ和非农业Ⅱ;第二重小二元经济是乡村经济系统内部的农业Ⅰ与非农业经济Ⅱ。从中国转轨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看,小二元经济主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农村工业化与市场化紧密结合,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是吸纳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因此,农村经济系统中以农业部门与农村工业部门组成的小二元是最接近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相对大二元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它也是一种最有效的二元经济。在大二元经济中,由于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还是计划化运作,而且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经济流程和经济秩序主要还是通过计划制度下的一套行政管理办法来建立的,所以从整体上看,转轨初期这种双二元经济结构还是一种计划主导型的双二元经济结构(陆立军、盛世豪,1996)。但是,这种双二元经济结构形态是不稳定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成功推进,这种双二元经济结构必然会发生转化。
(二)市场化改革深入与市场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转换
党的十四大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的确定和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框架的描述,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轨的新阶段,同时也意味着进入了经济市场化迅速展开的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新经济体制成分即市场经济成分获得了快速的成长与拓展。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方面来自于非国有制经济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即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功推进,导致国有经济的大发展。尤其是后者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一个产权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形成,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的功能(刘伟、李绍荣,2005)。
上述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变革正是中国所有制变化的集中反映。而所有制作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它的根本变化必然引起资源配置方式、宏观调控机制等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据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报告(樊纲、王小鲁,2001、2003、2004),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当前已达到68.1%。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就已经完成了60%的市场经济临界水平,可以说中国已经属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①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正式确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阶段。就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而言,由于国有计划经济成分很大程度上已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成分,即图-4中的Ⅲ已转化为Ⅳ,所以转轨初期那种经济技术二元结构与体制二元结构的错位特征已基本消亡,原计划主导型的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市场主导型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如图-3所示。其中,第一重大二元经济的一元是具有相同经济运行机制的城市非农业和乡村非农业部门,另一元是乡村农业部门;第二重小二元经济仍是农村经济系统内部的乡村非农业与乡村农业。受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影响,第一重大二元经济正面临着严重的“托达罗失业”问题,尽快形成城乡二元工业的合理分工,理顺双二元经济之间的关系已是当务之急。由于新体制因素的成长所带来的城乡体制和政策的松动,这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式由以前的就地转移为主转向了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并驾齐驱,但是这种异地转移方式很不充分,仅限于劳动力在城乡两地的往返流动,并没有形成刘易斯意义上的劳动力转移。这种劳动力转移方式的变化,一方面表明了经济体制市场化深入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阻碍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的旧制度障碍仍然存在。正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的那样,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但“生产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旧体制的核心部位要实现向新体制的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②这里的“诸多体制性障碍”主要指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改革滞后的部分,如城乡体制分割、金融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宏观领域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农村经济系统中仍存在由农村非农产业与传统农业组成的小二元,在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反哺农业等方面它仍然具有城市非农产业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中国人多地少的突出国情来说。因此,笔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是一种市场主导型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并且在一个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建立起来之前,它将一直存在。
四、结论:改革、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1.二元经济反差的实质是两部门制度结构的差异。具体说,是支配两部门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差异。按此逻辑,我们把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二元经济结构称为市场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同理,把以计划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二元经济结构称为计划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作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将二元结构转换与经济体制变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有助于认识和分析中国的二元经济问题。
2.中国二元经济不同于古典刘易斯二元经济,而是一种转型二元经济。它一方面具有古典二元经济的一般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中国二元经济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最主要体现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是在经济体制转变或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转化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一种“双重演化”的特征,即一重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转变,另一重是经济体制的演化转变。这一特征决定了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转化是工业化与市场化两方面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过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起点和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上述二元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双重演化”必然是从原计划主导性的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二元两极分化”开始的,并且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双向推动下进行非均衡转化。这与刘易斯模式不同,它可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路径和今后应建立什么样的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
3.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表明,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而采取的先易后难、边际推进的渐进体制改革,对中国二元经济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新体制因素的引入、成长和拓展导致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形态由原来的计划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转向转轨初期的计划主导型的双二元经济结构,再转向转轨中后期的市场主导型双二元经济结构。同时,在转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工业化和市场化紧密结合、相互推动的二元经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渐进体制改革本身会影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我国二元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换和体制转换并行的“双重演化”特征与“二元繁衍”特征都与渐进体制改革方式的选择息息相关,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进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利于我们正确看待目前二元结构转换的形势,从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
注释:
①张晓晶《中国离目标市场还有多远?》,http://www.neri.org.cn/h_fenxi_b/2004/200403.pdf。
②高尚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载于《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4日第9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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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桂文.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考察与特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01,(8):33-38.
[11]张军.“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39-242.
[责任编辑:唐玉萍]
俄罗斯的经济转轨范文第2篇
【摘要】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不同的经济环境，不同的经济环境造就不同的经济政策。本文试图对各国经济增长时期政府所推行的经济政策进行综述，从而分析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经济增长；周期
一、日本经济政策
关于日本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已有很多论述。在这里，我们把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主要分为五个阶段。经济重建期（1945～1952）；高速增长前的奠基阶段（1952～1960）；高速增长时期（1961～1970）；不稳定增长阶段（1971～1991）；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进入持续衰退期（1992～）。而本文提到的两个重要时期，是指高速增长时期（1961～1970）；不稳定增长阶段（1971～1991）。日本在三十年中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政策的影响不无关系。
1．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李晓钰、吴昊（2009）提出，1960年日本池田内阁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快速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部分具体措施有：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同时扩展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主要有，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通过制定《农业基本法》鼓励农民购买生产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2．全民节能，大力开发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王越（2009）认为，日本于1974年7月公布的“阳光计划”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如风力发电、水力发电、潮汐能发电、核电等。其中核电在日本发展很快，已占到日本电力能源的30%左右。70年代打下基础的太阳能发电技术、蓄电池等技术以及其他节能技术已居世界领先地位。“月光计划”强化对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回收和利用尚未被利用的能源；开发包括高效气轮机等在内的重点节能技术；研究开发燃料电池、超导技术应用等可在未来推广的“种子技术”等。
3．技术立国。日本政府于1980年提出“技术立国”，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淘汰高能耗的产业。张景秀指出，日本重视技术对国家发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从模仿到创新的经济技术发展模式。它一方面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同时努力推进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在高新技术领域进展迅速，部分领域已领先于美国，在整个高技术竞争中，日本已对美国造成很大威胁。
二、美国经济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二战以来美国出现了三次持续时间非常长的扩张阶段，即三次非常长的繁荣期：60年代的繁荣时期(1962～1969)、80年代的繁荣时期(1982～1990)、90年代的繁荣时期(1991～2008)。美国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优势地位的保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
1．运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行干预。宋玉华（2002）认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特点是不断地依靠增加国家预算中的财政支出，依靠军事定货和对垄断组织甚至中小私营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来刺激生产，增加社会固定资本投资。美国联邦政府在战后对许多新兴的工业部门、重大科研项目、现代化公共设施进行大量的投资，同时为了维持高出口水平，一方面在“援外”项目下通过国家购买进行出口，另一方面对某些美国产品的出口实行补贴。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科研和教育网点，推行社会保障政策等，在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新科技革命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陈继勇、彭斯达（2003）认为，新科技革命使美国意识到先进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其经济中心逐渐向高科技转移。美国传统的工业区在东北部，随着战后新兴工业的迅速发展，美国西部和南部由于拥有新兴工业的原料——石油而特别适宜于诸如飞机制造业、石油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美国西部和南部的新财团也骤然兴起，在经济乃至政治上与传统的东北部财团形成激烈的竞争。
3．对现代跨国公司的支持。美国在战后凭借其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通过二战后出现的第三次企业兼并浪潮形成的混合联合公司以世界市场为导向，为世界市场设计商品，根据全球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不同分布情况，同时在几个国家生产，并把自己的金融和销售战略瞄准世界市场。由此，通过战后混合兼并的美国大公司纷纷成为现代跨国公司。它们拥有巨额的资本、广泛的经营范围，并且其业务经营强调“全球战略”，因此可以获取庞大的利润。
4．反危机政策。范勇（2002）提出，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依然相隔一段时间就要出现一次，所以政府对经济危机实行了一系列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手段，即运用赤字财政，通过膨胀通货，刺激总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避免大量的企业在危机中倒闭，同时控制失业率的急剧攀升，稳定社会秩序。
三、韩国经济政策
韩国经济发展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年8月独立至1962年实施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前为一个阶段——动荡与恢复阶段；1962年至1992年为第二个阶段——高速增长阶段；1993年7月公布新经济五年计划以后为第三个阶段——调整改革发展阶段。本文以1962年以后的发展为主线来研究政府经济政策对其经济发展的作用。
1．与时俱进的产业政策。金善女（2005）指出，韩国产业结构政策是随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及时变化发展战略，通过政府的产业结构政策，协调各产业间的关系，扶持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进而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过程，老的产业迅速让位于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这是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2．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力求达到企业结构均衡发展。童书兴（2007）认为，从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既逐渐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政府利用市场的力量，积极采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在这种有利条件下，韩国的中小企业在产业结构调整(包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早在70年代末，中小企业在重化工业中的地位与参与程度就在加强，而在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中，中小企业的参与程度也在扩大，1987年，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中小企业占到企业总数的94.6%，其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19.5%。中小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日益重要。
3．关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赵利济、金赢亨（1996）指出，根据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韩国政府决定将产业政策的重点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为此政府制定了五年科技发展计划，有计划地发展以半导体、计算机等产品为主的高级电子工业和新材料工业，同时加强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方面的研究。为了实现上述计划，政府在产业政策上进行了具体调整。第一，对高新技术产业投人大量的人力和资金；第二，为了鼓励企业进行科技开发，政府设立了“风险投资基金”；第三，重视科技人才；第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给予优惠。
四、中国经济政策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1956～1978年），第二个时期是经济改革初期（1978～1990年），第三个时期是深化改革时期（1990年至今）。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发展经济的经验，缺乏进行决策的正确方法，加之连年的政治运动对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得当时经济运行极度不稳定状况。而改革开放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性较弱，增长性和稳定性较强，尤其是市场机制建立以后，经济基本持续高位运行，波动幅度保持在较低的区间内，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波动性逐步减弱。
1．制度改革。制度是经济体系运行的基础，并决定经济运行的效率。贺强、陈灵（2004）提出，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比较重大的制度变迁。第一次是1979～1992年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首先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然后是市场机制的引入以及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资源配置激发了市场活力。第二次是1993年至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建设时期。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正式确立，这次制度变迁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使经济再次进入扩张期。贾俊雪，郭庆旺（2008）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包括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推进了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的制度基础、作用机制和作用工具不断完善。
2．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得到很大发展，与此对应，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重大政策变动可以发现，政策变动与经济发展及经济周期演变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比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调整了经济计划指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当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4.2%，连续几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两位数以上。后来，政府为了抑制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抑制通货膨胀，又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1997年下半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中国出口下降以及国内需求不足，中央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政策：银行连续6次降息，财政扩大国债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入。这些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经济没有出现大的衰退。我国政策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外贸政策来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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