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发展范文

2023-12-10

俄罗斯发展范文第1篇

一、教学内容分析

歌曲《晚风》是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创作的一首二声部合唱歌曲,E大调八六拍。这首歌曲二声部旋律基本上是由三度音程组成,优美流畅,节奏舒缓,具有浓郁的俄罗斯歌曲风格。歌曲结构为一段体结构、弱起节奏,一共三个乐句,第二乐句是第一乐句的延伸,第三乐句是第二乐句的重复与补充。

二、学生情况分析

我校学生在此之前曾学过一些简单的二声部歌曲和一些相关的和声技能训练,学生们对于单声部的旋律掌握得基本很好,但是他们在进行合唱的时候不能很好的控制歌曲的音准及声音的和谐。主要原因是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缺乏这方面的接触和培养。所以我觉得随着五年级合唱歌曲的大量增加,更应该从平时就对学生进行培养,让他们多接触、多聆听、多实践。鉴于学生的实际情况,我将本课的教学难点定为能够用和谐均衡的声音演唱歌曲,从而提高合唱的表现能力。6/8拍的含义和强弱规律对于我校学生来说是一个新的知识点,但是他们熟知2/

4、3/

4、4/4的含义及强弱规律,因此我设计了运用温故而知新的方法帮助学生们了解掌握6/8拍特点。并将本课的教学重点定为在了解掌握6/8拍的含义和强弱规律基础上运用连贯、柔美的声音感受并表现歌曲。

三、教学方式方法反思

俄罗斯发展范文第2篇

摘要:近20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政党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使得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积极的回应,对争取民众支持、立足政坛有重要作用。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关键词:俄罗斯;政党发展;社会政治心态

一、俄罗斯政党改革密切民众与政治的关联度

目前俄罗斯的政党是在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催生的重要政治利益团体。从苏联解体至今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其发展基本脉络也比较清晰,即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调控舆论等多种方式,通过分权斗争、三次总统选举和四次杜马选举,多党政治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进入新世纪至今,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等四大政党主导国家杜马的格局。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党那种“将市民与政治连接起来,了解和表达个人、集体与社会阶层的利益,有意识地发展选民队伍,在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纽带,从而支持某一种要求,实行某一种管理”的作用得到了加强[1]。

2001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政党必须拥有1万名以上的党员, 并在超过半数的俄罗斯联邦主体内注册地区分部才能够进入国家杜马;2004年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除了把党员人数的下限由1万提高到5万人、把政党进入杜马的门槛由5%的得票率提高到7%、议会选举由“混合代表制”改为“比例代表制”外,该法案还规定,只有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党和政党联合体才有权参加选举;2005年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规定:在每个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应包括不超过50%的非党人士以保障非党人士的宪法权利;如果得票率达到7%的政党所得的选票总数低于60%则应依次补充其他政党,直到进入杜马的各政党所得选票达到60%[2];2009年最新的《为提高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选民代表性而对俄联邦若干法规做出修改法》,以及根据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地方立法进程的相关法律,进一步提出了非政府组织可以与政党和运动结成联盟,他们提出的候选人最多可以达到全体候选人名额的15%[3]。

这些法案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推动了全国性大党的发展。关于政党法的法案颁布后,2007年12月进行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显示,11个获准参加选举的政党中只有4个政党跨过了7%的门槛,获得了代表的授权书。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只有大党才能进入国家杜马,分散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去争夺2011年的代表席位。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为此进行大量的联合。这也就意味着,政党是否能够获得选民的支持,能否更多地动员民众,对于做大政党规模显得愈发重要。而组织规模是否庞大,常常又是衡量政党在选民心目中受欢迎程度的重要指标。俄颁布的扩大党外人士的政治参与渠道的法案,客观上使这一进程有所强化。

此外,现代传媒的发展也使政党更加关注民众的偏好。随着现代媒体对社会各个角落无孔不入的侵袭,特别是图像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大众对信息的接收由思考让位于直觉,媒体对现代社会的操纵日益明显。在俄罗斯,政党具有平等使用媒体的保障,俄最新出台的《议会政党普遍由国家电视和无限电频道平等阐释其活动保障法》,使媒体作用进一步得到强化。早在2001年,俄大众传媒市场就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俄罗斯一家最有影响力的、对政权持反对立场的大众传媒机构——独立电视台(HTB)转归国有集团公司“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从而使联邦一级的地区在社会舆论方面发挥重要影响的电视台几乎处于政府部门的控制之下。大众传媒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原来的纲领性政党转变为媒体性的政党,而且更成为一种亲政府的政党。如今,政治家那种深邃的言论已经很难听到,取而代之的是大众化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政党主张。任何政党,无论其代表的利益范围如何狭窄,其意识形态如何具有排他性,都要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大众利益的真正代表。政党的公共形象变得越来越突出。各大政党如何在传媒面前表达民众偏好成为各大政党关注的重点之一。

在近20年时间,从政党林立到大党生长,从政治混乱走向政治规范,俄政党正在朝“大型党”、“政权党”和“传媒党”的趋势发展。这一状况虽然与政权当局的纵横捭阖、积极调控有关,而政党自身通过制订行之有效的政治纲领,尽可能地号召群众,争取群众的信任与拥护,显得更为关键。因为“任何负有远大使命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 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 使他们相信这个党的纲领和策略正确”[4]。

二 、社会政治心态与俄政党沉浮发展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使各大政党越来越重视选民的社会政治心态。但在实际上,社会政治心态作为某一时期民众比较普遍的心理投向与政治情绪,在不同社会背景下,受政治环境、经济条件、资讯手段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政治心态与理想追求也有了很大差异。

苏联解体前夕,俄罗斯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乃至政治体制都已发生变化,“市场”、“自由”、“权利”等自由主义的话语也由此确立。巨大的社会变迁反映到民众的精神领域,使民众的思想犹如“万花筒”。与此相适应,俄罗斯社会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无论是属于什么性质,都是公民社会自由结社的产物,反映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民众在急剧变动的社会中的感受及思想。这些思想从根本上说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试图效法现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全面改造俄罗斯社会。有数据表明,自1988年起,各种未经政府批准的“非正式组织”,诸如“民主联盟”、“无政府工团主义联盟”、“民主俄罗斯运动”等纷纷建立,甚至还出现了规模较大的“苏联民主组织跨地区协会”。这些组织1989年已有6万多个,1990年8月增至9万个[5]。与此相对应,俄罗斯政坛上活跃的政党大都是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为圭臬的自由派政党,其中,成立于1993年的、集中了众多政要、坚持以西方“药方”改革体制的俄罗斯选择联盟便是典型代表。

然而,俄罗斯在最初狂热的自由化思潮后,到了90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想因在实践中失败而遭到民众猛烈批判。民主派实施的西式“药方”给国家在体制转型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巨大落差,震撼着普通民众的心灵:俄罗斯失去了先进的科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优秀教育制度,普遍的医疗保健体系等。在此时,“仅凭建设资本主义的口号这一点已经很难引起俄罗斯人的美好联想了,而民主派政党正是因为忽视了人民最为珍视的那些价值观,所以只能落得失败的下场”[6]。

同时,自解体以来弥散在俄罗斯人民和青年心中的失败主义情绪逐渐散去,一种本能的、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人民历史意识的需求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造就了民族主义新思潮的崛起:它首先指向了俄罗斯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西方集团以及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批判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这同时也是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俄自民党和俄共的思想基础。俄共对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和干预倾向,他们批评当局是西方的应声虫,不顾国情,不同情人民,一心一意追随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在社会心理上不断获得“政治正确性”。这使得俄共在随后的杜马选举以及1996年总统大选中都有很高的得票率。这一现象表明,俄共的选票不仅来自于选民的信任,而且还来自于对政权“向西看”的不满。与此同时,自民党提出了以建立强大的俄罗斯、恢复俄大国地位、维护俄罗斯人利益等民族主义倾向的竞选纲领,也得到民众的赞同和支持。从这一点看出,俄共和自民党在政党选举中的异军突起实在是有因可循的。

进入21世纪,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环境已经大有改善,从普京执政开始,俄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正在走向复兴之路。而民众在经历多年动荡已经很难再接受激进的政策主张,俄国内保守主义情绪开始滋长,人们求发展求稳定,重新燃起对领袖和权威人物的依赖心理,也更加倾向于走温和的中间道路。在这一背景之下,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中派主义政党获取了更多的选民支持。目前,统一俄罗斯党就是当时因获得政权支持并至今仍然保持强势的政党。

在社会领域,激进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产权私有化造就富有的“新俄罗斯人”,同时也产生了更多的贫困阶层。2007年俄著名的媒体《论据与事实》指出,在俄罗斯10%最贫穷者和10%最富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超过了15倍。俄罗斯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有8.8万,而穷人则有3000万。拥有10亿美元以上的富人中的前100名的财富在最近一年里增加了36%,达到3370亿美元。他们的财富增长速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5倍[7]。在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俄罗斯老一代人怀念苏联以平等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公正,而更多的新一代人向往在现实条件下建立社会公正的制度。此时,公正俄罗斯党的“公正”思想的提出能在自由主义语境笼罩下的俄罗斯社会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不能不说与这种现实与民众的情绪有一定的关联。从内容上看,其“公正”思想一登场便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思,二是对亲资本主义的西化语态的批判。这种关注弱势社会群体,努力从制度建设上寻找社会分化和不公的主要原因是获得民心的主要关键。

以上表明,政党的沉浮发展与社会政治心态有一定的联系。民众需要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而政党也需要它们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这不仅是苏共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经验之一,也是苏共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有资料介绍,在苏联解体前夕,苏联科学院作过一次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 。因此,当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解散时,广大人民群众一个个表情冷淡,无动于衷,说明苏共已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在苏共垮台10年之后,戈尔巴乔夫本人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最关键的是不能失去人民的支持。这对我,对你们,都是一种教训或启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8]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但最重要的一条是脱离了人民,失去了民心,背离了民意。

三 、政党回应社会政治心态的策略

综上所述,对于俄罗斯政党而言,能否对当前的社会政治心态进行认知与把握,是争取民众支持,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之一。能否顺应现实而做出主动积极的回应,为政党立足政坛起到主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上看,近20年期间,活跃在政坛上的政党对社会政治心态的回应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党思想顺应现实需求

20世纪90年代初,自由派政党为实现意识形态的价值目标而制定的政策受到民众的追捧,因为民众相信,自由派政党对整个社会的规划如果能得以实施,社会将变得比现在美好得多。但实际上,自由派的改革带来的利益分化、社会公平缺失,对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生活境况产生冲击,使被自由派奉为金科玉律的经典观念,遭到了来自多数民众的越来越多的质疑。在经历了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激进思想在俄罗斯已经很难再获民心,民众虽不愿再走苏联老路,但更无法接受全盘西化的改革。显然,自由派政党的理论无法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另一个例子是,俄共作为至今拥有系统的理论纲领、严密的组织结构、最有组织、最有影响的一支左翼力量,它有着马克思人道主义激情和深深的苏联情结,曾在90年代中期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具有雄厚的群众基础。但由于历史的惯性,不能灵活应对风云变幻的政治现实,在对待民众日渐看好的现政权上,固守“不妥协的政权反对派”的立场,仍将夺取政权,重建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战略性目标,因此,俄共不仅受到了当局的打压,在政党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政党队伍日渐削弱。

面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困境, 各政党(俄共也许是一个例外)都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使自己更具有弹性和实力,这样才能从近乎边缘化的政党重返政治前台。目前,各主要政党都对本党的政策、理论体系、思想观念进行修改、补充,并注重吸收其他政党的主张、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价值取向跟踪个性化要求

1992年5月成立的俄自民党曾因其多变灵活的主张被认为是“立场最难以捉摸”的政党[9],至今仍是进入国家杜马的四大政党之一。究其原因,其纲领内容与主张依据社会情况发展变化而不断调整、充实。2008年11月举行的俄共13大对现行纲领也做出微调:在对最低纲领进行表述时,虽不否认在被迫情况下采取革命手段,但同时强调议会斗争也是一种阶级斗争;同时,把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俄罗斯的劳动者阶级和阶层”,即“一切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物质和精神价值、给民众以实际意义上的服务的人”,把党的年轻化作为自身建设的方针确定下来,指出“俄共是未来的党,而未来属于青年”[10]。代表中左翼和中右翼观点的公正俄罗斯党和统一俄罗斯党也十分重视扩大政策的包容性。他们在动员民众、争取选民时,既不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鼓动,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和攻击,而是把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化为对选民关心的具体问题的看法和解决问题的政策,更为重视对社会发展进行管理层面上的探索,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

(三)注重与当局的良好关系

一般来说,在俄罗斯,政党如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就会拥有雄厚的财政资源和行政资源,就能在国家杜马、联邦委员会以及各联邦主体的立法机构中拥有不少席位。

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政坛的这种现象,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一是父权制类型的政治文化占优势;二是在俄罗斯政治和政党生活中,领袖的力量要大于制度的力量;三是俄罗斯的历史缺乏真正的多党制政治经验[11]。但更为重要的是,在多年摇摆不定的动荡之后,俄民众渴望平稳发展的政治道路。普京总统开启由乱而治的政治历程后,使他在俄罗斯民众中享有了崇高政治威望。在总统身边工作并奉行其方针政策的政党也因此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当今,除俄共外,进入议会的政党大都是当局政策的忠实支持者和推动者。统一俄罗斯党奉普京为精神领袖,并将普京的治国方略归结为“普京计划”作为本党的行动纲领,普京政府对《政党法》及《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等法案的修改就是在统一俄罗斯党的坚决支持下获得通过的。自2001年组建以来,统一俄罗斯党在第四、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不仅获得总统的明确支持,总统还动用自身强大的资源为其助选,使该党在议会中稳获绝对多数。同样,在2006年经当局扶持的公正俄罗斯党成立后,其力量迅速壮大,一度与政权持反对立场的俄共争夺议会的“第二把交椅”。虽然俄罗斯依附于政权的政党政治显然还不是一种成熟的民主体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可控民主”下,俄罗斯政党政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借助政权力量的推动。

四、当前俄罗斯“人民型政党”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完善政党制度是俄政治发展的重要一环,为了发挥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主要政治媒介的作用,近20年来,俄当局与各主要政党对此做出了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实际效果并不容乐观。

首先,从体制上看,俄罗斯并未在行政与立法机构之间提供一种权力平衡,而是给予总统极大的政治权力。俄政党体制被称为“无执政党的多党制”,政党的存在只是为了增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自2001年首次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对政党的财政活动和国家给予的补助方面做出规定以来,2005年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规定:在选举中得票率超过3%的政党,国家将每票补助5卢布。2008年再次修改的《俄罗斯联邦政党法》又将国家对每票的补助提高到了20卢布[3]。这些法规一方面使政党与政权联系得愈加紧密,同时又使政党更加依附于政权,政党作为民意的自由表达渠道受到限制。

其次,社会基础不稳定是各政党的通病。虽然所有政党都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政党,但实际上这些政党多属于官僚党,基本由能够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精英人物组成。就以活跃在政坛上的四大政党来说,目前,除了俄共的久加诺夫没有立法机构或政府职务外,普京是政府总理兼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格雷兹洛夫是国家杜马主席兼统一俄罗斯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为上议院议长兼公正俄罗斯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是国家杜马副主席兼自民党主席。统一俄罗斯党号称拥有94万名党员,但它的主要社会支柱是不同权力层次的政府官员[12]。据统计,该党有3名联邦政府成员、35名联邦主体行政长官、500多名市政府首脑和2000多名各级议员[13]。这就意味着,领袖人物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对党的纲领的作用越来越小,疏离感越来越强,民众基础依然薄弱。

再次,从总体上说,俄罗斯政党主张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是俄当局积极调控的结果。政党关注民众政治思潮变化尚处在进行当中,还没有最终形成,且本身还面临着诸多风险:要么政党会因适应民众的口味而丧失自身以基本价值为导向的政治特性;要么政党在广大民众中产生疏远感;要么政党向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过渡,最终导致领袖对政党的绝对支配力。因此,当前“人民型”政党存在不少问题,虽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规范整合,俄罗斯政党作为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对其发展态势的过于乐观的评价似乎也还为时过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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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李兴耕.“统一俄罗斯”党五大的若干重要决策[J].国外理论动态,2005,(2).

责任编辑:刘开寿

俄罗斯发展范文第3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孔寒冰教授所著的《东欧史》一书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孔教授既是我的学长,又是我的老师。对他的大作,我本不应、也没有能力妄加评论。但是,在东欧研究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作为一名有志于该领域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我读完这样一部全景式展现东欧历史的专著之后,还是忍不住要向学界大力推介。

自14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入侵以来,东欧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呈现出许多相似的轨迹:它们几乎都经历了四五百年的异族统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获得独立;几乎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短暂的人民民主时期后走 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又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制度剧变,开始了向西方模式和西方世界的“回归”。现在,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确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加入了北约和欧盟。把东欧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大抵是基于这些共性。然而,如果把眼光回溯到更久远的历史,就会发现东欧地区实际上是一个民族构成多种多样、宗教归属大不相同、文化属性多姿多彩的“光怪陆离的国家和民族集合体”。[2]即便是在最近600余年的相似沿革中,东欧各国在国内体制和对外关系方面也不时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越走近东欧,就越被其 色彩斑斓的多样性所吸引、所迷惑,以致迷失于历史的丛林之中。在我看来,为东欧作史,难度真是太大了。但这一很难完成的任务,孔寒冰教授不仅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上下几千年,纵横十几国,浩如烟海的史实,错综复杂的关系,皆凝于笔端,展现在近70万字的历史长卷之中。孔寒冰教授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源于他长期对东欧地区的观察、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东欧地区历史发展特性的深切感悟。凭籍这些,他于千头万绪

中理出了一条东欧独有的线索:“东欧地区的社会发展主线就是不同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而这种融合与冲突的外部环境就是大国及大国制定的国际体系。”[3]的确,东欧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从古至今一直是东西方争夺和控制的对象,“古代有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中世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近代有奥匈帝国、沙皇俄国、德国,现代有第三帝国、苏联、美国等等。”[4]东欧地区的国家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就不得不仰仗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保护,异族统治之下自不必说,独立后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身处德俄之间,以法国或意大利为靠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国家身处苏美之间,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冷战结束后,东欧国家身处苏联/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欧之间,寻求“回归欧洲”。而身处大国之间、依附于大国或大国集团的东欧国家,很少有机会能够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更多时候,与其说是它们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还不如说是它们在外部势力压力下的别无选择。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由于“俄国与德国同时声威黯淡”,[5]在被异族奴役几百年后第一次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曾学习苏俄,一度建立起了苏维埃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国则进行了西方式民主制的试验。然而,好景不长,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而来,德意法西斯上台,战争威胁日益加大。东欧的安全岌岌可危,相对的独立发展终因战争的到来而中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期和战后初期,在美苏由合作走向对抗的短短几年间,东欧又一次获得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多数国家走上了人民民主道路。但这一自主选择的夭折速度比上次还快,随着冷战的开始,苏联加紧了对东欧的控制,在东欧推行苏联模式,除南斯拉夫外的东欧国家别无选择地接受了苏联模式。冷战期间,西方虽然出于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变冷战为热战的考虑,没有公开插手东欧事务,但是,“这既不意味着东欧与西方的所有联系和情结的彻底中断,也不意味着东西方大国对东欧争夺的消失。围绕着它们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都在暗中积累,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突然爆发。在这场实质上属于东西方较量的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历史的天平倒向了西方。”[6]东欧国家

移植西方模式,走上了内部体制与西方国家趋同、外部关系与西方融为一体的“欧洲化”道路。这一次是东欧国家的自主选择,亦是在苏联模式失去信誉、苏东集团四分五裂、内外安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的别无选择。总的看来,正如孔寒冰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的那样: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东欧始终处于大国的阴影之下。在东欧这个重要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历来都是周边的或世界性的大国。当然,说东欧国家少有机会走自己的路,并不是说它们一味地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成为大国的附庸,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在东欧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反抗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利益、民族独立和自主发展的斗争。中世纪以来,东欧民族在与大国的抗争中建立了波兰王国和波兰贵族共和国、大摩拉维亚帝国和捷克王国、匈牙利王国、第一和第二保加利亚王国、塞尔维亚王国等一系列强国。奥斯曼帝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占据东欧后,东欧各族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异族统治的战斗,从1443年在阿尔巴尼亚爆发、历时63年的斯坎德培起义到1594年在罗马尼亚、1598年和1686年在保加利亚、17世纪末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1787年在塞尔维亚发生的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从1546—1547年和1618年捷克布拉格起义、1620年白山之战到1670年克罗地亚起义、1671年和1703—1711年匈牙利起义,从1794年、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到1948年欧洲革命中东欧各民族反抗异族统治的风暴,再到1863年波兰起义,此起彼伏的民族起义唤醒并强化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践行并推广了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打击了异族的殖民统治,在东欧民族的独立之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以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以及其他一些反法西斯组织同法西斯展开了殊死搏斗,“其结果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东欧发展的方向,但将东欧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传统延续了下来”。[7]在受苏联严密掌控的社会主义时期,一

些东欧国家尝试着突破苏联模式和苏联控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53年民主德国东柏林事件、1956年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十月事件,乃至波兰一波三折的改革、匈牙利“静悄悄的改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便是这种尝试的集中反映,遗憾的是,“面对着集社会主义标准模式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于一身的苏联,面对着本国内部的重重阻力,冲破苏联模式和摆脱苏联控制这一历史任务对这些国家来说太过沉重了,其时机取决于苏联内政外交的调整,而结果更取决于苏联的容忍程度。„„东欧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只能以失败而告终”。[8]即使是在东欧全面倒向西方的最近20年间,人们仍可看到波兰等国在入盟谈判中为自身利益讨价还价,听到它们在欧盟预算和决策机制、《欧盟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等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 音。正是在自主选择的追求与别无选择的无奈中,东欧走到了今天。这是东欧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理解东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钥匙。

东欧研究不是国际问题研究的热门,并且由于东欧国家国小势弱,又不与中国接壤,在可预见的将来也难以成为研究的热门。但是,正如孔寒冰教授在书中所说:东欧是“不同文明交融与冲突的一面镜子”,“小民族、小国同大民族、大国间相互关系的一面镜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一面镜子”,[9]对东欧的研究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虽属冷门却并非不重要的学科,我们不可能要求、也不需要太多的人趋之若鹜,甚至宁可让它保持这种冷的状态,以换取王缉思教授在序言中说到的那种“距离美”和“对客观事实的冷静判断”。[10]然而,我们需要像孔寒冰教授这样殚精竭虑、严谨治学的学者。他遍访东欧、取得了鲜活的认识,博览群书、进行理性思考,教书育人、传承学术思想,终成就一部洋洋洒洒的《东欧史》,在东欧研究领域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既然选择了东欧研究,就必须穷尽毕生精力,在寂寞中坚守,于艰难中求索,为学术积累和传承尽微薄之力。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这方面,孔寒冰教授是我们的榜样。

[作者简介:高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邮编: 100007)]

注释:

[1]孔寒冰:《东欧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版。

[2]〔美〕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通、安德鲁·捷尔吉主编:《东欧共产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3]孔寒冰:《东欧史》,第22页。

[4]同上书,第7页。

[5]〔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17页。

[6]孔寒冰:《东欧史》,第435页。

[7]孔寒冰:《东欧史》,第219页。

[8]同上书,第341页。

[9]孔寒冰:《东欧史》,第

15、

16、17页。

[10]孔寒冰:《东欧史》,序一,第2页。

俄罗斯发展范文第4篇

荔波位于贵州省南部,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处于云贵高原向广西丘陵盆地过渡的斜坡地带。荔波山川秀丽,四季如春,是一块神秘的土地,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境内有樟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2007年6月成功申报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主要景区有大七孔景区、小七孔景区、水春河景区、樟江风光带。境内居住着布依、水、苗、瑶等多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具有浓郁而又古朴的民族风情。风景名胜区喀斯特地貌十分发育,喀斯特形态多种多样,锥峰尖削而密集,洼地深邃而陡峭,锥峰洼地层层叠叠,呈现出峰峦叠嶂的喀斯特峰丛奇特景观。长沙到荔波旅游应该是最近几年兴起的,早些年长沙到贵州旅游基本上仅限于黄果树和遵义,大多数人还不知荔波为何物。大约是得力于景区在营销方面的不懈努力,目前,荔波旅游线路已经成为长沙旅行社的常规旅游线路之一了。记得中央电视台有一则贵州形象广告,说的是贵州山美、水美,“游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如果长沙旅游爱好者有机会到荔波一游,定会深有体会。如若你恰巧又是位吃货,那就更好了,荔波地方特色的美食荔波烤鱼、牛骨酸、笋果酸、酸肉等一定让你一饱口福,不虚此行。

景点介绍

小七孔风景区: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的群峰之中,由响水桥开始,景区全长7公里,山水秀美精巧,景致古朴幽静,置身景区之中,游人立即能够感受到如诗如画的情怀和如梦如歌的韵律。小七孔风景区以精巧、秀美、古朴、幽静著称,景区移步换景,布局紧凑。有著名的七孔古桥、68级响水河瀑布、拉雅瀑布、龟背山原始森林、野猪林漏斗森林、天钟洞、卧龙河生态长廊等景点,更有掩映在森林之中的鸳鸯湖。鸳鸯湖湖水如油,碧绿而凝重。因湖中有两棵并排参天的大树而得名,这两颗大树半截在水中,枝叶则在上方交握,雌树纤巧秀丽,雄树则两三人才能环抱过来,雄壮挺拔。响水桥上有一座古桥,这就是著名的小七孔桥,景区的得名亦因此桥。小七孔桥建于清代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桥下七孔,横跨响水河,在古桥上观河景是一件惬意的事情,河面幽幽泛着绿光,粼粼微波显得十分恬静,河水清澈,有如游人至此干干净净放下所有的心情。如若泛舟游河,便可赏到两岸布衣民族的古色古香的建筑,嗅着两岸花丛溢出来的芳香心中平添了许多诗情画意。

大七孔:大七孔是以原始森林、峡谷、伏流、地下湖为主体的景区,距小七孔鸳鸯湖景区约5公里。景观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磅礴,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洞中有瀑,瀑下有湖,湖上有天窗,阳光投下形如日月星斗,还有一座高80余米的天生桥巍然而立被专家们誉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观之令人肃然起敬,为大自然神力所折服。进入景区有一座大七孔古桥,景区因此而得名。从大七孔桥溯流而上,迎面而来的是一道长长的天神峡谷,峡谷内危崖层叠,峭壁耸立,岚气缭绕。前行约1公里后,左崖有一座高、宽各约100多米的峭壁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有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据说在这

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当地百姓谓之天神恼怒,这里因此得名为恐怖峡。继续前行,可见一座大自然鬼斧神工凿造而成的天生桥。桥高60米,桥孔宽20来。桥下湍急的水流形成一道瀑布;桥孔下遍布形态各异的钟乳石;桥侧长满灌木、花草,美景令人目不暇接。

俄罗斯发展范文第5篇

林莺

一、 教学目标

(一)认知目标:

1.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知道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3.了解一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

(二)情感目标:

学会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行为目标

在日常生活中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和邻居的风俗习惯。

二、 教学重难点:

1. 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 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 教学过程

(一) 导入

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是关系到民族团结、国家和平、兴旺的大事。周总理就是尊重民族风俗的楷模。周总理是怎样尊重少数人民风俗习惯的?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介绍周总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

(1) 一九六一年四月,周总理在云南西双版纳,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他来的第二大早上,就到澜沧江畔观看赛龙船和放高升。他穿着对襟布扣的白衫和大腰身的咖啡色裤子,头上扎一根水红色包头巾,一身地地道道的傣族装束。

(2) 四月十三日,泼水节那天早晨,周总理来到曼厅寨视察,看到一群傣族农民在荔枝树下跳象脚鼓舞,他便接过一只象脚鼓,和农民合着拍子一起跳起来。在开始泼水的时候,周总理和各族群众都用一根柏枝条蘸着银碗里的水互相洒。傣族有个风俗,泼水节水泼得越多,越热烈,就表明彼此越亲热,越尊敬。各族群众觉得只用柏枝蘸水洒,还不能表达对周总理的感情,于是就改用大盆来泼水。总理的警卫人员担心首长的健康,就用雨伞去挡水。周总理立刻要他把雨伞收起来,并说:“不要紧的,要到群众中去,和大家一样。”总理放下银碗,拿起一只脸盆,把一盆盆清水向群众泼去。大片大片的水花在天空飞舞,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一道道彩虹,把周总理和各族人民紧紧地联在一起

(二) 介绍各民族的习俗与礼仪

1.傣族是我国的一个民族,周总理爱自己的国家,也热爱本国的少数民族。

2.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少数民族的风俗与礼仪?(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3.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就要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那么少数民族都有哪些风俗习惯呢?

(1)蒙古族、藏族献哈达

自古以来,藏族认为白色象征纯洁、吉利,所以哈达一般是白色的。

① 什么时候献哈达?

(佳节之日,人们互献哈达,表示祝贺行日愉快,生活幸福; 婚礼上呈献哈达,意味着祝愿新婚夫妇恩爱如山、白头偕老; 迎宾时奉献哈达,表示一片虔诚、祈祷菩萨保佑;

葬礼上献哈达,是表示对死者哀悼和对死者家属的安慰。) ② 献哈达的方式(准备一条围巾,学生现场模仿献哈达)

对尊者、长辈,要双手将哈达举过头顶;对平辈,只要用双手捧献于对方手上;对晚辈则系在他们颈上。

接受哈达时,身体要微微前倾,双手接过哈达。 (2)维吾尔族见面礼(出示维吾尔族的图片)

①能不能直接挥手说嗨?

(把右手放在左边的胸前,然后身体向前倾侧三十度;

如果遇到长辈,则双手放在胸前,身体向前倾) (3)回族八宝茶

①八宝茶,顾名思义就是有八样料,哪8样呢?

(茉莉花茶、冰糖、红枣、芝麻、桂圆肉、枸杞、葡萄干、核桃等) ②盖碗茶(出示图片)

八宝茶是盖碗茶其中一种。盖碗茶,是一种上有盖、下有托,中有碗的茶具。

(4) 苗族牛角酒(出示牛角酒)

①为什么叫牛角酒?

(用牛角斟酒迎接客人。他们一般选择一种外形美观的水牛角,用小刀讲牛角外刮光,在表面雕刻花纹图案,然后涂漆上彩。)

当客人来到寨门的时候,身着华丽族服,头佩闪亮银饰的苗家姑娘,就会举起牛角敬宾客。

当他们敬酒的时候,你能不能说,诶,我不喝?不能,不然他们就不让你进入他们苗寨了。那么应该怎么做?(须双手接捧住牛角,一饮而尽)

(5) 蒙古族奶茶、盘腿坐

① 我们知道蒙古族的主要建筑是什么?(蒙古包)(出示蒙古包图片) ② 进入蒙古包后,我们要怎么坐?(蒙古包里面一般是没有椅子,但是又地毡,要盘腿坐着)

P83,如果你是图,中的小客人,你会怎么做?为什么? ① 怎么做?(当他们递给你的时候,你要用双手接碗,或者用右手接碗,不能用左手。) ② 如果不想喝?(如果你少要差或不想喝茶,可用碗轻轻地碰一下勺子或壶嘴,主人就会明白你的用意了)

(三) 感悟

①我们了解一些民族的习惯,如果你们以后去有这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你就知道什么事可以做,该怎么做了。

俄罗斯发展范文第6篇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之路,这一时期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企业由被政府控制逐渐转向被市场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经济,我国采用了政府控制企业的方式,其目的是实现全民的共同利益。然而,伴随着这种方式也带来了国有企业的效率不断下降,资源并没有被有效的配置,并创造出最大的价值。为此,政府转变了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控制,代之以市场为影响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有效协调,激励企业选择真正有能力的经营者,做出最优选择。

其次,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引进了制度竞争,推动了国有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环境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产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企业优劣与否的重要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疑,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实有企业876.1万户,内资企业327.6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37.4%;外商投资企业28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3.2%;私营企业首次突破500万户,达到520.5万户,占企业总户数的59.4%,注册资本(金8.3万亿元,从业人员6927.5万人,个体工商户2621.4万户(沈莉,2007)。

再次,企业所面临的竞争环境更加严峻。全球化和技术的创新使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前景更为严峻。以前备受保护的中国国有企业所控制和影响着的中国国内市场受到了非国有企业的强烈冲击,而对于那些有着预见性的企业,市场化也出现了许多机会。事实上,中国的市场竞争依然存在着行政垄断,这给国内的竞争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破坏;同时,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还具有“血拼”色彩,这种竞争虽然是对计划经济的彻底否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化,短缺型经济类型成为历史,中国企业的竞争开始不断加剧,利润越来越薄,持续增长更加困难,企业将面临更加不确定性的环境。

随着中国整个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在这一阶段正经历着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的变革,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形成的竞争环境的适应,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目前正处以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转轨和管理创新期。中国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不但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局面的核心因素,更进一步地成为影响到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重大问题。为此,对企业的关注和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企业作为经济体系中微观,但同时也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在于明确自身的前进方向,确定自身前进的步骤。换而言之,就是要确定企业的发展战略,为企业自身的存在确定价值意义,向各种利益相关者通告其持续、坚定的发展前景。因此,对企业战略导向的选择就成为了关键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更特殊的问题在与中国企业面临着剧烈变化的制度环境和任务环境,企业自身的能力也在随之不断起伏波动,它们因此更加需要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选择企业的战略导向,从而能够适应整体改革和国际化的需要,实现企业科学、有序的战略变革,进行科学、有效的战略导向选择。因此,本书希望能够在中国转轨时期这一特殊的背景条件下,从行业管制到逐步放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等外部环境和中国企业的现实状况等角度来分析外部环境与内部能力是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战略导向选择,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

在这个转轨以往的特点时期,中国企业也呈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特点和时代特征。

首先,从企业 内部制度环境来看,企业内部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上,具体体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特点(樊燕萍),2005):

(1) 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突破性进展。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

原有国有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没有明确产权边界的国家所有制和要求有明确产权规则的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产权制度主要的最主要功能在于它能经济活动中的交易费用,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化,影响着企业以及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对企业的运行机制和企业行为规范与否起着决定行作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进程就是产权不断变革的过程,但是这些改革始终没有在理顺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建立现代化企业产权制度上取得明显突破。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转换经营机制等阶段。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激发企业经营的积极性等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把国有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仍面临很多困难,国有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市场经济运行不融合,国有企业仍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助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经营主体。

(2) 企业治理结构尚不完善。企业治理结构是指企业在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下,对各利益主体之间对的利益关系所进行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说,通过一种制度安排,建立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的相互制约,从而实现利益关系的 合理化。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政企没有彻底分开、产权改革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及市场机制不完全等问题的存在,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极不规范,出现了政府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其实质为“企业家缺位”,就是说,在现在的治理结构中,还不存在真正的企业家。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在很多企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并且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使得企业家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转轨中的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从内部制约着企业行为目标的实现,导致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益状况。

其次,从企业行为特征来看,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企业行为趋于市场化又受制于政府。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生产经营行为趋于市场化,但转轨时期的过渡性特征以及政企不分、行政干预、政府行为不规范等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企业行为政府化的特征依然很明显,特别是国有企业行为受到政府和市场的双重约束和限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原有的“双轨”价格已大部分退出,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被市场价格取代,其他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企业大部分生产经营活动更多的考虑市场需要,并根据市场提供的各种信号做出经营决策。但是,由于政企没有真正分开,许多国有企业身在市场却心系政府,国有企业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则运行,并不积极参加竞争,而是更指望政府,按照政府的逻辑办事。因为对国有企业而言,在政企不分开的情况下,从政府处争取垄断地位而获取垄断租金比从竞争中获得利润更容易,更合算,也更持久。此外,企业从银行获得远低于市场价格的资金,实际上也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隐性财政补贴。从政府部门来讲,由于国有企业一直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从其自身收入角度出发,也必然十分重视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并对国有企业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扶持。这使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对政府半依半赖,依然无法摆脱政府部门的干预(刘培堂,2004)。所以,企业的行为就表现出既趋于市场化又受制于政府的特征。

(2) 企业的行为短期化倾向突出。经济转轨时期企业外部环境的过渡性特征和内部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造成了企业经营中的短期化倾向非常突出。所谓企业短期化行为,是指企业只注重短期盈利而不注重盈利的投资成本;只关心企业留利水平,不关心资产价值(张维迎,2003)。经济转轨时期,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是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经营决策自

主权和剩余权,对企业行为产生了一定的激励效应。但这种经营决策和剩余权是极不完全的。政府作为国有企业出资者不仅对企业的许多重大决策保持控制,还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人事权和干部任免权保持控制,形成了经营者对政府的依附感,经营者在任期内不仅要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社会账。因此,在经营时,追求短期利益也就成为必然。

此外,过渡性制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加大了企业追求长期利益的资本投资的风险,使得企业更加注重短期利益。而市场调节的不完全、法律规范不利、企业信用缺失,又加剧了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倾向。

(3) 企业失信行为泛化。经济转轨时期市场机制的初步建立,使得企业行为目标转向自身利益最大化。但当时经济转轨时期特有的外部环境约束失效时,企业的失信行为就不可避免了。经济转轨时期本身具有的过渡性政策不稳定,行为规范不健全、政府行为不规范等特点,首先造成了政府不讲信用的形象,政府的失信使得企业对政府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预期,企业着眼于经济转轨中短期利益的追逐,热衷于中国政府变化之间和法律漏洞之中的利益契机,来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这就会使企业的失信行为越来越严重(张亚勋,2003)。而企业普遍而大量的失信行为,会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这就更加坚定了其他企业强烈的投机心理,使得经济转轨时期出现了普遍的企业失信行为(董玲、陈新国,2004)。

(4) 企业行为预算约束趋于硬化。由于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银行行为的市场化,银企关系的变化,是企业的投资行为趋于理性,即企业必须面对自负盈亏的预算机制,从而改变过去在无约束或软预算约束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经营的局面。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由于缺少产权承担者,缺少真正承担财产风险的主体,国家和银行很难对企业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从而使得企业投资的硬预算约束并不能有效实现。

最后,从企业内部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角度来看,目前我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观念薄弱,大多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与经济转轨中, 企业转轨的行为密切相关。核心竞争力首先要能为用户提供根本性的好处或效用。但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成产单位的产品设计、生产和销售,主要是听从政府指令而不是顾客的声音;目标是完成产量而不是满足顾客的需要。这种封闭式经营的文化背景使大量企业更多地注重产量的繁衍,重复生产类似的产品,堆砌出一个繁荣的“买方市场”。而转轨时期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力量,是消费者需求的数量和偏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相对于消费者需求来说是无效供给;大量的重复模拟复制产品,与一些国外厂商的最新功能产品相比,更是缺乏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由于我国经济转轨采取渐进的方式,所以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较长,“在计划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之间不仅有一个时间间隔,而且有一系列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形态构成的中间地带”(盛洪,1994)。也就是说,“破旧立新”不可能一步到位。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能够获得国家、当地政府乃至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而其他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并且没有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所以最终导致尽管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是资源的大部分还是被国有企业所占有。为此,非国有企业只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资源使用效率的帕累托改进。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中,可见转轨初期的战略导向选择并没有得到推进,许多企业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组织结构方面的创新,更多的注重组织结构的调整、业务流程设计、岗位

职责重新整合等,而在企业的经营管理能力、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发、对外部能力的借用等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计划经济色彩,致使转轨后的企业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战略能力缺乏。因此,持续的战略能力的构建是转轨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转轨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比任何成熟的市场经济更加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承担企业成长和发展壮大所遭遇的环境部确定性风险。由于在从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过程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领导者的选聘和激励呈现不同的机制,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领导者的激励是有限的,因此,这也给国有企业引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进行市场化运作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从经济运行机制来看,中国显然已不再是一个计划经济国家,但也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这种体制格局几乎表现在一切方面,从企业体制、市场体制甚至国家管理体制。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企业自身的行为和特点也发生了变化,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特征使得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下的企业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也不同与成熟市场经济时期,从而具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代特征。

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在国民经济的运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又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企业是构成宏观经济活动的微观基础,它每一项市场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经济的各项政策也要通过企业的市场活动来实现,所以企业是否能健康运转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目前,由于正处于转轨期,整体上我国企业的运行效率并不高,生产经营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保证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就必须了解处在这一转轨时期企业的特点,从而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解决企业存在的各项问题,引导企业适应这一特殊环境的特点,因势利导,使企业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从而也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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