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法摄影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近年来，由于对教育现代化的重视，素质教育的思想已经逐渐地搬上了教育的舞台。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虽已有较大改善，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艺术教育非常薄弱，特别是美术教育方面尤为突出。很多农村中小学的艺术教育只是应付，从上到下还没有认识，更没有体现出美术课的重要性。根据农村小学美术课堂教学的现状，笔者详细阐述美术课的重要性以及改善农村小学美术教学的对策。
【关键词】美术;素质教育;直觉认识;缄默认知
一、美术课在农村小学受冷落的现状
（一）环境因素制约美术课的正常开展
1. 农村中小学“分数至上”观念对美术教学的影响
尽管素质教育的口号倡导了许多年，但从中央到省市区，再到农村，呼声一层比一层弱，学生们为了分数，挑灯夜战，搞题海战术，我可以从学生麻木的表情看出，他们对考试、分数的厌倦，看出他们的疲惫。显然，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展美术教学，效果是极为不好的。
2. 美术科目“副课观”的根深蒂固
美术学科是“副”科，甚至有些老师叫美术课是“次科”、“杂科”，当我们感觉到“副”这个字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某种无须言说的取向。归根结底，同样是旧有的应试观念和“分数至上”观念在起着作用。要正确认识美术基础教育的地位，就必须改变对美术课的看法。
3. 学习用具不全，课程施展困难
在农村小学，学生往往难以完成老师安排的任务，大多数学生由于家庭所在环境原因不愿意买或是买不到学习用具，学生因为没有学习用具，课堂上只能听“天书”。
4. 教师队伍及其整体素质的优化上较为欠缺
农村所处的环境与城市不能同日而语。事实上，农村中小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的确不容乐观，加之他们基础文化素质的薄弱，在美术教学中也会时时体现出来，不停地组织课堂就成了教学中最头疼的问题。
（二）教学设置和资源投入不够
1. 农村中小学美术课程的设置和课时规定一般都能确保，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却存在着这样几种问题：有的学校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课表上填设美术科目，但没有专职教师教学，即便有专职教师也不予重视。
2. 在教学管理上，美术基础教学效果的评定与考核，教师教学过程的评定与考核在农村中小学中没有得到完善。农村中小学美术教学缺少规范的教学评估与教师评估。
3. 农村中的小学能有一至两名美术专职教师，部分条件稍好的学校还能配备美术专用教室，但大多数学校的美术室是为了应付检查购买了相应的美术设备，根本就不实用。检查过后，不是将美术专用教室作了仓库和杂物库，就是改装成其他场所。可以想象，这些学校的美术教学该如何展开？
4. 教材偏深，教学内容繁复。全国统编教材内容包涵美术的各个方面，如雕塑（木雕、石雕）、建筑、壁画、自然景观等形式融为一体来表现的艺术，很多教学内容不着边际，一些课题让人无从下手。这些教学有时目标不明确，要求不高，造型的基本方法欠佳，往往流于形式，成为一种游戏活动，有的学生兴趣很高但得不到满足。
5. 校外美术活动少，组织学生进行校外美术活动或与之相关的活动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其原因主要是我们的艺术教育一直以来只注重技能的传授，忽视了学生发自内心地对美的感受和表现。
二、美术在农村小学课堂的重要体现
在基础美术教育范畴之内以培养学生的兴趣为主，旨在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他们的美术文化素养，发展他们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开启学生想象，与德育、智育、体育等一起综合促成学生生理，心理品质的形成。
（一）美术课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一门必修的艺术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美育，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正确认识美术基础教学的目的与内容，支持美术基础教育。
其实，美术中的绘画形式和语言的发展是一样的，是人的本性。“儿童对视觉符号的理解和使用往往先于语言和文字”，学生尤其是儿童喜欢美术，“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符号价值，而且还因为他们能从材料的使用中获得审美愉悦。”
（二）美术教学活动的跨学科设计能加速中小学艺术综合课的统整运动。
课程统整是现代课程改革运动的根本课题之一，但农村小学美术教师要熟知现代美术基础教学改革的一系列内容，要能结合农村的环境因素、教学条件、生源素质等合理调配自己可供选择的教学资源，设计既符合现实环境又符合课程教学改革原则的美术教学活动。努力作一些跨学科的教学尝试。我们说美术基础教学是可以同其它科目相结合的。
（三）基础美术教学是开启学生右半心灵的重要途径。
直觉被认为是一种由遗传和少数人拥有的神秘天赋。因而部分教育者认为直觉很难通过教育获得。于是，便给予了艺术不应有的待遇。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直觉和理智是两种认识过程，如果说理智是可以通过训练获取的能力。那么，直觉则是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识获取能力。前者是现代各种教育中普遍的，而后者在今天却几乎隐匿掉了。在当代知识理论中，人们将一种不能清晰地反思和陈述的知识称为“稳性知识”或“缄默知识”。这种知识大量存在于美术教学中，并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基础美术教学能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
我们发现在发达城市和地区，家长都乐意让自己的孩子进艺术特长班学习。其原因除了是想让孩子多学一些知识和技能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受“艺术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这一理念的影响。在艺术的学习中，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视觉观察、判断、表现和鉴赏等能力都会得到发展，优秀的艺术教育会使孩子受用一生。
（五）基础美术教育能使学生了解基本的美术知识，并在大量的教学活动中展示自我，表现自我，促成学生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的形成，能培养学生对真善美的综合追求。基础美术教育能或多或少地使学生了解一些基本的美术知识，诸于线条，形体，构图，色彩，材料之美，而且能大量的展示自我，表现自我。
（六）美术教学渗透德育。
“五育”之中“德育”首位，美术教学融“德育”于美术教学中，美术教学通过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欣常优秀的美术作品，使人精神振奋与之共鸣，从而产生强烈的教育效果。
（七）美术教学的美育作用。
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先生曾这样说过：“能用作画一般的心来处理生活，对付人生则生活美化，人世和平。”此为艺术的最大效用。法国雕塑家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有通过学习、培养、训练才能使人的审美意识不断提高。
（八）美术在开发学生智力发展的作用。
在美术课上老师总是强调学生观察、观察、再观察，由表及里的观察，由近及远的观察，由整体到局部的观察。这样就有利于多方面地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充分发挥人脑的潜力从而开发智力，特别是几何学习中需要看图的时候，就要启动我们的右半球进行形象思维，这是美术训练就凸显出他的优势了。
总之，美术教学的重视和普及，必将会推动年轻一代整体素质的提高。小学美术教育不同于专业美术教育，它为发展学生整体素质服务：以学生发展为本，注重培养发展学生审美能力、感知力、想象力、表现力等方面的能力，注重培养创新精神，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新教育强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强调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合作互动学习，强调情感体验，注重学习的过程，注重跨学科的综合学习，改变传统教法和学法。通过美术实践活动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最终使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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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法摄影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通过分析我国行政审批制度在传统行政管理时期、改革开放后的政府管制、从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的特征，展现我国行政审批制度迄今为止的演变过程。与此同时，阐述了政府管制与行政审批，并论述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关系，进而从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层面展示我国从“管制”走向“治理”的转型。
[关键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政府管制；国家治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9138
1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从管制走向治理
对管制的研究，始于英语国家，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和法学。政府管制作为政府的职能，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则对构成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西方国家政府经历了政府作为“守夜人”的放任型管制、“干预型”政府的加强管制和“有限性”政府的放松管制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开始认识到政府和市场都存在失灵现象，新一轮政府改革本着适应变化，增进合作，促进协调的宗旨在各国悄然兴起，治理理论力求建立“协同型政府”的理念开始为各国所倡行，开启了21世纪的治理时代。我国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管制向公共治理道路的演变。
1.1传统行政管制时期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是国家管理的唯一主体。政府的管理建立在只有政府才能处理好经济发展、社会事务及其自身的管理，任何其他的社会组织和公众都无法完成宏观领域内的公共管理的假设基础之上。于是形成了政府对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政府权力无限的管理格局。此时，政府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指导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和实现社会管制。微观经济主体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也几乎都是由政府来决定。
1.2改革开放后的政府管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由市场自主决定资源的配置，原本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的观念开始被人们所接受。我国开始了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先导的政府管制的改革。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后更是使政府管制改革提上日程，中国的政府管制改革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等逐步展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关注民生问题，从而将政府管制改革的视野更深一步地推向社会公共领域。
1.3从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
传统的管制型政府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潮之下逐渐暴露出弊端。政府对日益增多的国家、社会事务的管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客观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实施催生了多元的利益主体，各种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加之，治理理论在我国逐渐发展成熟，我国开始迈向了治理之路。
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起着框架性解释和指导作用。中国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从中共十八大提出“国家治理”，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新世纪的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步步转变着政府职能，政府部门简政放权的步伐从来没停止过，国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措施都为我国迈向国家治理铺平了道路。
2政府管制与行政审批
行政审批制度，“在原初的意义上是从属于政府管制的理念”。与行政许可相比，政府管制的外延更为广泛，除去传统的审批行为以外，对不正当交易、垄断地位的限制，实行特定产业的认证以及政府劝告、补贴、指导、说服等行为都是政府管制的手段。管制是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一种代替竞争政策的治理机制。随着管制向治理的转型，行政审批作为政府管制经济社会的有力武器必须以弥补市场不足为己任，以促进和稳定经济发展为目标，同时又不能扼杀市场的积极作用。作为一种典型的政府管制工具，行政审批在控制危险、分配资源及提供公信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政府管制机制下的行政审批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涉及利益调整、特别是触动政府部门既得利益的革命。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过程是我国改革政府管制，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一步，也是我国走向国家治理的必经之路。
3行政审批制度的演变
3.1传统管制时期的行政审批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和“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我国于1956年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此时国内物资依然短缺、人民生活困难，为了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政府大包大揽，对国民经济实行了严密的控制，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刚刚形成之际，政府职能比较单一，为了实现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发展，此时政府主要以下达各种指令性计划为主，行政审批只在公安、刻字、印刷、市场登记等少数几个领域实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行政审批，但就其规模和程度来说，都是极其微弱的，也尚未形成规范的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制度其实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行政审批作为一种制度出现，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此时的行政审批只是作为政府行政命令和行政指导的政府管制手段的辅助性管制方式而存在。
3.2改革开放后的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开放后，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体制的转轨催生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政府需要管理的各类事务日渐庞杂，计划经济时期“大包大揽”，通过行政命令和行政计划来实现社会、经济管制的全能型政府模式也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为了合理化配置有限资源，行政审批范围不断扩大，几乎方方面面的事务都需要得到政府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制度逐步形成。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生成是强权国家控制经济社会生活的伴生品，其功能在于确保政府在宏观领域的决策权和微观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权。
行政审批制度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我国各领域的有序发展，且比原始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导的方式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社会活力进一步得到释放。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的行政审批的弊端日益显现。“马拉松”似的盖公章活动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严重压制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此外，由于行政审批制度对微观事务的干预过多，政府“越位”“错位”现象频现，市场主体无法放开手脚进行经济活动，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不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且2001年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后，行政审批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3.3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程
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经历了漫长的历程，直至今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步伐依然没有停止。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计划审批“造成了取代市场调节、压抑社会活力、阻碍科技创新、增加社会交易成本的不良后果，已经严重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我国各地方开始局部探索进一步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扩大市场主体运作自由。
2001年9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开始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意味着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全面启动。2003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出台，该法的颁布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迈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发展阶段。从2001年到2013年国务院已分七批取消和调整了行政审批项目。据统计，国务院部门已先后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31个省、区、市取消和调整了3.7万余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2013年新一届国务院组建后，七个月来已取消下放334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占现有总数的18%。2014年1月，国务院再次下达关于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的通知。可见政府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的决心和力度之大。
行政审批制度经过层层改革，对我国的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有效的清理，削减的行政审批事项促进了市场开放，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审批程序的逐渐规范化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行政审批权的下放释放了市场经济的活力，激发了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
4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政府管理模式转型的关系
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我国的管理实践都证明了全能型政府和放任型政府都不能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必定是在政府的适度管理下，遵循客观规律，发挥市场无形的手的作用，同时不断根据时局的变化灵活的实施管理才能实现。行政审批制度的存在是政府实行社会管制的有效手段，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程是我国从管制走向治理的标志。
4.1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程是政府逐渐放松管制的过程
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历程反映了我国政府不断简政放权，逐渐放松管制的过程。例如，放松审批是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放松审批，即对于应当放松管制的事项，通过放宽审批条件、合并审批事项、改革审批方式、下放审批权限等放松管制，如将审批改为核准、将核准改为备案，将中央审批的事项下放给地方，将政府审批的事项下放给事业组织、行业组织等。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方式可以看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程是政府权力不断下放给地方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过程。中央政府不再是一枝独秀的权力所有者，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企事业单位等组织的权力不断加强，充分地展现了我国政府由全能型政府向多元治理型政府的转变。
4.2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国迈向国家治理模式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形成不同政府主体的整体型、协作型治理机制；其次，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最后，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培育社会组织力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构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突破口。行政审批权力的下放使市场交易环节的管制逐步放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地方政府及社会组织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促进了社会组织协调治理模式的发展。
5结论
行政审批从根本上是政府实行社会管制的手段。伴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带来的行政审批权的取消与调整，包括行政审批权的下放是政府实行简政放权，优化自身职能，强化地方政府的执政力量，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推进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举措。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历程就是我国从管制走向治理的过程中一个侧面的体现。要实现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就要走好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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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芮（1991—），女，湖北人，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行政管理。
透视法摄影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我国幼儿园园本课程广泛兴起于本世纪初，特别是2003年幼儿园园本教研制度建设项目的推进之后，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建构自己的园本课程。一些地方教育部门还将园本课程建设纳入对幼儿园考核评估和园长个人资格晋升评定的内容中。2015年颁布的《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要求园长把文化育人作为办园的重要内容和途径，强调园长要重视利用自然环境和社会（社区）资源，丰富幼儿园教育活动。于是，近年来，深入挖掘利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园本课程日益增多;而与此同时，一些有影响的国外学前教育模式和方法也进入幼儿园，融入课程实践。多种复杂的因素形成了当今园本课程建设十分活跃、园本课程实践形态特别多样的局面。实地走访和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当今园本课程随意性大、简单化的做法依然存在，而且普遍化甚至成人化的现象也很明显，其科学性及质量保证堪忧。
为了广泛深入了解园本课程实践的现实状况，“当前我国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突出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课题组近期进行了大范围的问卷调查，共收到来自园长、教师的有效问卷21603份，覆盖全国除青海、西藏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从一线实践者的视角较好地反映了园本课程的结构比例、课程编制、课程来源和实施效果等方面的现实状况。调查结果显示了令人鼓舞的新形势，也发现了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园本课程实践的基本状况
调查发现，在实践层面幼儿园园本课程占比高，自由度大，有自由创造的空间，幼儿园自主开发了多种来源的园本课程，除少部分借助外援，更多的是由园长和教师自行开发、自主决策。园本课程建设空前活跃和自由，但园本课程的质量和效果良莠不齐。
● 園本课程占比高，自由度大
调查结果显示，97.0%的幼儿园设置了自己的园本课程，极少数幼儿园没有自己的园本课程。可以说，如今园本课程在幼儿园已经“普及”，几乎是园园尽有。从园本课程在课程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占比在一半以上的幼儿园占74.1%，其中，有6.3%的幼儿园其课程全部为园本课程，有22.1%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占比在80%～90%，有18.1%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占比在60%～70%，可见，园本课程在幼儿园课程中占比之高，可以说是想有多少有多少。
在调查中，请园长和教师回答“你园园本课程的比例大吗”这个问题时，有39.2%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比例比较大或特别大，而有60.8%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比例一般、比较少或很少。由此可见，虽然园本课程在幼儿园课程中占比已经很高，但仍然有相当多（六成多）的园长和教师认为比例不高，这种课程认知将会使园本课程的比例越来越高，园本课程比例继续增大的趋势依然持续。
● 园本课程以园长和教师自行开发为主，随意性大
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是园本课程建设的主体，这是园本课程的重要特点之一。如今，在课程实践中园长和教师的主体地位已经确立。调查结果显示，幼儿园使用的课程资源中园长和教师自编的园本课程占比59.7%，请外援专家的幼儿园占23%。这主要受经费影响和署名影响。一部分幼儿园经费有限，很难请到专家支持;也有相当多的幼儿园考虑的是园长的独立成果、教师的独立成果在职称评定和各种荣誉获得中的作用、评价标准等。
相关结果显示，相当多的园本课程存在简单模仿（占比81.6%）、盲目架构（占比68.3%）、随意拼凑（占比67.5%），形式主义和盲目跟风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幼儿园的园本课程文本可以看到，大多数幼儿园的园本课程并不是按照课程研制和开发的程序进行的，而是将教师的教案、案例、经验文章等汇集成册，缺少系统的思考，更谈不上按课程的逻辑研制园本课程。
● 特色活动是园本课程的实践载体和主要形式
调查发现，高达95.0%的幼儿园开展了特色活动，并将其作为载体实施园本课程，因此可以说，特色活动是园本课程的实践载体和主要形式。从特色活动所占的比例来看，占比100%的幼儿园有4.3%，即幼儿园园本课程全部是特色活动;特色活动占比80%～90%的幼儿园占18.4%，特色活动占比60%～70%的幼儿园占18.9%，特色活动在园本课程中约占一半的幼儿园占比最多，达到30.0%。综合考查特色活动在园本课程中占比一半以上的幼儿园比例大约占到71.6%。可见，特色活动在幼儿园中不仅普遍，而且大多数幼儿园特色活动占比都比较高。
幼儿园的特色活动多种多样，包括艺术、体育、阅读、文化等多种类别。其中，体育类占比64.6%，美术类占比59.1%，音乐类占比48.6%，传统文化类占比50.8%，绘本阅读类占比63.0%，数学类占比32.6%，科学类占比40.5%，其他类为18.9%。从幼儿园特色活动的来源看，依托园本文化和历史传承占比57.9%，依托当地文化和自然资源占比58.0%，来源于园所课题研究的占比56.8%，依托引进园外课程资源的特色活动占比34.7%，其他来源的占比15.0%。可见，幼儿园特色活动的种类和来源多种多样。
● 园本课程的实践效果和质量不够理想
从园本课程的效果来看，有61.4%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幼儿园的园本课程比较好或特别好，有38.7%的园长和教师认为自己园的园本课程效果一般或不好。从特色活动的效果来看，66.9%的园长和教师认为比较好和特别好，有33.1%的园长和教师认为效果一般或不好。应该说，园长和教师付出很多努力研发和编写的园本课程、设计实施的特色活动，在评价时或多或少会带有积极肯定的感情色彩，一定程度的高估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仍有三成多近四成的一般或消极评价，值得警醒和反思。
透视园本课程的内部质量，存在着明显的不符合幼儿年龄特点，甚至“成人化”的现象。研究结果也显示，园本课程内容忽视儿童兴趣的占69.3%，脱离儿童生活经验的占64.4%，违背儿童年龄特点的占56.6%。园本课程的质量亟待提高。
园本课程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与思考
国家文件对园本课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专家们对园本课程的界定和理解也不尽相同，园长和教师对园本课程的理解和实践更是差别巨大。鉴于本次调查所反映的现实状况，几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重视和深入思考，一些基本观点需要再次明确和强调。
● 园本课程之“本”应在儿童
在理论层面，园本课程较多被解释为以“幼儿园之本”为基础的课程，强调园长、教师、课程专家、幼儿和家长及社区人士的共同参与，重视各种资源的充分调动和利用;同时，园本课程建设亦被视为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提高教师的课程意识，拓展教师的专业知识，提高教师课程开发的能力。然而，这些只是园本课程特点和作用的一个方面。追溯校本课程的起源和园本课程的初衷，建构有利于儿童良好发展的课程或者说建构更适宜于儿童良好发展的课程才是园本课程之根本目的。园本课程之本应在儿童，园本课程建设必须确立儿童本位的目标宗旨。
在实践层面，有的园长和教师对园本课程的理解与学界类似，或者说他们比较关注学界的概念界定，能从中抽取一致的看法作为自己实践园本课程的依据;而相当多的园长和教师是自定义自己的园本课程，比较普遍的是把特色活动定义为园本课程，还有些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把本园引进的外来课程也认定为园本课程。更有甚者，园本课程的开发、汇集、编制和出版，首先不是从教育质量和幼儿发展出发，而是从园长、教师个人发展的需要出发，功利性和外部性极强。
曾几何时，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在园本课程实践中已经模糊;充满视野的是园园都有的园本课程文本、比比皆是的特色活动、人人都有的课程研究成果，儿童在这些园本课程的实践和成果中几乎成了配角，形象几乎模糊不清。当下，还有相当多的幼儿园园长、教师认为“本园课程”（本园所做的课程）就是“园本课程”。这种背离儿童本位、儿童立场的理解上的偏差必定带来实践上的误区，路会走偏，而且会越走越远。
● 园本课程应有适宜的结构比例
如前文所述，园本课程在全国各地幼儿园中已经特别普遍，在幼儿园课程中占比已经很高，但鉴于园长和教师当前的认知和需求，仍有扩大的趋势。因此，确定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园本课程三者的适宜结构比例成为必须。调查中，有52.9%的园长和教师对此也有疑惑，也希望国家确定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园本课程三者的结构比例，可谓呼声高，要求强烈。
根据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现状，特别是园长和教师专业水平的实践能力现状，城乡之间、不同性质的幼儿园之间、办园历史长短不同的幼儿园之间、新教师和经验教师之间等等差距巨大，必须停止对园本课程高比例的盲目追求，立足本园的实际情况和教师队伍的真实现状，做自己能做的而且能做好的园本课程，不要更多，而要更好。
建议各级各类幼儿园，将确保幼儿的基本学习和发展放在首位，在现行的受到业界普遍认可的优质课程资源中选择更适合本园的课程作为基础课程，以保证幼儿均衡的学习、全面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研制适当适量的具有地方特点和园所特点、更适合和有利于幼儿良好发展的园本课程。相对而言，那些基础好、教师队伍强的幼儿园园本课程的比例可以大些;而那些基础薄弱、师资力量不足的新建园、农村园、民办园必须优先保证幼儿的基本学习和良好发展，而不是该做的还没做，该有的还没有，盲目地搞园本课程。
● 尊重幼儿年龄特点，优化园本课程内容
在许多年前，我们曾为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成人化”而不懈努力，如今防止和纠正幼儿园教育“小学化”仍然任务艰巨，而幼儿园教育“成人化”似乎已经远去，但深入研究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园本课程，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园本课程的“成人化”随处可见。
如前文所述，特色活动是园本课程的实践载体和主要形式，七成多的幼儿园依托特色活动来实施园本课程。从园本课程和特色活动的来源看，近年来依托园本文化和历史传承、依托當地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进行园本课程建设的幼儿园比较多。幼儿园对当地的资源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收集和系统的梳理，一些幼儿园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和认识水平对搜集到的资源进行了判断、取舍和转化，从而使这些内容成为课程的一部分;而有些幼儿园则不加选择和转化，或选择和转化不当地用于园本课程，偏、难、深的情况很多，作为教师学习的内容可以，但不适合幼儿学习，从内容到形式“成人化”明显。
在2020年底发布的《学前教育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强调，幼儿园应当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获取经验的需要，促进儿童在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幼儿园推行使用的课程教学类资源应当依法进行审定;幼儿园应当充分利用家庭、社区教育资源，拓展儿童生活和学习空间。因此，园本课程的内容要贴近幼儿生活，符合幼儿兴趣和经验水平，是幼儿感兴趣、乐学能学、可感知可体验的内容。
● 着力提高园长和教师的园本课程建设能力
园本课程是以园长、教师为主体建构的课程，园本课程建设与园长和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园本课程建设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能提高教师的课程意识，加强教师对课程的理解，拓展教师的专业知识，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园本课程的质量也取决于园长和教师的专业水平，高水平、有经验的优秀园长和教师能够研制出高质量、高水平的园本课程。
园本课程是课程的一种类型，园本课程建设能力实际上就是课程建设能力。园长和教师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园本课程，深化对课程内涵的理解，夯实课程建设的理论基础，掌握课程建设的方法和技术，按照园本课程的理念、特点和程序建构自己的园本课程。特别是在挖掘和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时，要确立儿童立场，凸显儿童本位，立足儿童发展，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特点，让园本课程助力儿童的童年幸福和终身发展。
注：本文系刘占兰主持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当前我国幼儿园课程实践的突出问题与解决路径研究”（项目批准文号：GYJ2020006）的终结性成果之一。
透视法摄影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以此次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为背景,分析了产融结合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得出了20世纪以来的金融危机都与产融结合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联的初步结论,并以此为基础透视了我国产融结合过程中存在的特有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我国产融结合管理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产融结合;分业经营;混业经营;金融危机
当前,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破裂所引起的金融危机正在席卷全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这场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格林斯潘),当前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持续时间可能较以往危机更长(康斯坦西奥)。
2.当前金融危机存在相当大的可能,会引起美国经济衰退(IMF)。
3.在次贷危机中遭受损失的银行数量众多,分布于众多国家,由于次贷危机宣布破产和面临困境的金融机构数量极有可能加速增长。
4.次贷危机的冲击已经由金融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扩散开来,已经由美国向其他国家传递,对新兴国家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程度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次贷危机对于与美国有着密切贸易关系的国家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面对当前金融危机,我们在重新审视金融体系存在的风险时发现,自由市场的浪潮下过度宣扬金融自由化,过早撤除了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的防火墙,使金融体系丧失了对风险的警惕是造成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范文仲(2008)指出,1980年以后,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投资银行的证券业务在“发起—分销”等新商业模式下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这使美国金融体系中原本相对独立的“金融市场”和“银行机构”丧失了独立性,趋向融合。一旦这唯一的渠道出现问题,融资功能完全丧失,整个经济体系都陷入危机。
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之间防火墙被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金融业混业经营是指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保险业务及其他投资性金融业务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范围上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相互融合的经营体制。混业经营的内涵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仅指金融业务的联合经营,商业性金融机构可兼营银行、证券、保险和信托等业务;第二层次指金融机构在第一层次的基础上还能投资于非金融企业,成为一般工商企业的股东。同时,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融合的混业经营模式,只不过是第二层次金融业混业经营模式的反向融合。
本文将从双向产融结合的角度,结合当前次贷危机的现实,来分析次贷危机与产融结合的某种关联,并以此为契机来分析我国产融结合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风险,并提出防范相应风险的政策性建议。
一、产融结合与金融危机
我们并不否认产融结合存在积极意义,而是想通过本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并从产融结合的动因和产融结合发展的历史实践两个方面来研究产融结合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来重新审视产融结合有可能存在的风险。
1从产融结合的部分动因来看
产融结合的动因之一是资本的扩张需求。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产业部门与金融部门的结合是降低交易费用获得资金的最优选择。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本扩张的需求必然会突破传统资本运作的框架,不断为资本开拓新的更大的空间,同时两者的结合还会降低银行资金的借贷风险。但是,两者结合后,资本不会满足于此,必然会向金融市场扩展,将会形成从产业和银行到金融市场,然后再从金融市场回馈到产业和银行的一个资金循环。这样,某一个环节的风险也有可能通过这个循环进行传递,扩大成为系统性风险。
产融结合的动因之二是资本的盈利性需求,产融结合的本质就是风险共担下的资源与利润的共享,分享利润和资源是它们的目的。产融结合使企业获得金融资本,增强了资本的实力,市场竞争力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同时,银行资本的产业渗透,也是银行资本盈利的需求,但是必须要注意到这种逐利的心态的叠加可能助长道德风险,特别是看涨式期权类的奖金激励方式大行其道,极大地助长了高管层的道德风险。不计风险普遍追求最高收益率的经营模式使得不少传统的商业银行无视审慎性要求,盲目创新业务。但是,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市场泡沫一旦破裂,势必将会影响整个经济。
产融结合的动因之三是资本的多元化经营需求。产融结合是企业多元化发展的一种形式,有利于扩大经营领域,分散风险。尤其是银行业,多元化的发展有利于扩大资本运营的边界,分散经营的高风险。但是,由于银行突破了资本市场的进入障碍,本文此前已经论述了金融市场、银行和产业由于金融自由化和混业经营形成的循环,在企业实现多元化极及分散自身风险的同时将另一种更大的风险引入了系统内部。
2 从产融结合发展的历史实践来看
纵观各国产融结合的发展历史,分业总是出于防范风险的需要,而混业的目的则在于提高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
李扬等(1997)总结了发达国家产融结合的历史,将产融结合的历史分为三个,本文在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产融结合的历史实践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产融自由融合时期(20世纪30年代之前),发达国家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府对金融业和产业的融合方式,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
第二个时期是金融业分业管理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末),由于30年代的大危机引起了人们对垄断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混合的疑问,美国实行了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其他国家也大多追随美国的模式,产融结合进入了以金融业分业经营为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产融结合的曲折前行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进入70年代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胀。在经济增长停滞而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条件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运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经济,成为产融结合的新动向。在此背景下,有关放松金融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张迅速兴起,金融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和实业界热议的话题。但是在这个时期里,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灭,给日本和其它国家以深刻的教训,所以我们把这个阶段定名为产融结合的曲折前行时期。
第四个阶段是产融结合蓬勃发展时期(21世纪初至2008年初),进入新的世纪,全球经济蓬勃发展,金融创新完全从理论走入实践,金融衍生产品令人眼花缭乱,产融结合多样化发展,融合的程度不断加深。
目前,我们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也是和产融结合有一定关系,我们从产融结合的历史实践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每一次金融危机发生时,似乎都可以找到产融结合与金融危机的某种关联。
二、危机背景下我国产融结合问题的透视
我国产融结合发展的进程基本是沿着国际产融结合发展的路线演进的,我国的产融结合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的产融结合,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前,产融结合在政府的控制下以信贷的方式融合,金融资源由国家完全垄断,产融结合只是一种信贷关系。第二阶段是产融结合的初步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信贷关系虽然还是产融结合的主要形式,但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双向融合逐渐展开。第三阶段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融合阶段(1993年以后),金融资本禁止向产业内投资,而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融合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证券投资基金成为金融资本间接投资产业领域的重要方式。
一般认为,混业经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分业经营是政府管制的结果。但是,对于我国来说,无论分业经营还是混业经营都有很多计划经济的影子,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中有学者认为,迷信市场万能的理念有可能是造成此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国产融结合同时处在市场和计划经济的双重影响下,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
除了产融结合存在的整合风险、内部交易风险、投资组合的风险、财务杠杆风险、内部交易风险等一般风险之外,我国产融结合还存在以下的问题:
1.我国的产融结合虽然是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形成的,但大多都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无论是融合的对象、融合的范围和深度都要受到政府的干预。这样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组合极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利益冲突是指当一个机构服务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利益主体时,有可能通过牺牲一个利益主体,而使另一个处于更好的位置。由于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强势,使得这种融合最终往往成为行政主体之间的权利博弈,这种利益冲突又可能导致产融结合低效率甚至负效率。
2.我国的产融结合常常带有追求规模的冲动和盲目做大的心态。产融结合虽然是适应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产融结合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包括需要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一定的法律基础、一个合理的资本组合形式、一个适合的经营模式、一个专业性的市场中介等,我国在某些条件上还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产融结合的规模如果过大,就缺少了支撑的基础,而我国的企业对“做大”又有一定的偏好,往往追求规模的扩张。“做大”之后,管理的能力、成本和风险控制都将可能成为日后危机的起因。
3.我国的产融结合绝大多数还是单一方向的结合,都表现在工商企业对银行的单向资本融合,也就是有些学者说的“由产而融”。主要是工商企业为了解决稳定的融资渠道而进入金融业。这种单一工商企业主导型模式的主要弊端是:商业银行难以通过向工商企业开辟多样化的资本赢利途径,其原有资本运营空间也受到工商企业的挤压;银行不能对企业投资或持股,不利于银行不良资产的消化和处理。另一个弊端就是在这种产融结合的模式中,融资成为主要的动机和目的。这样结合后的新企业往往偏重于融资功能,而忽视了融资之后的治理结构完善、风险监控、信息披露等等。容易导致产融结合的功能异化,使“融合”演化为“融资”,“融资”恶化为“圈钱”。
4.我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处在改革时期,再加之双方的融合仅限于相互参股,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治理结构,尤其是在信息披露和项目选择上。所以,是否能实现资源共享下的风险共担,进而使投资人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值得关注。
面对产融结合的诸多风险,我们如何克服风险,继续发挥产融结合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三、加强产融结合管理的对策建议
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似乎都和产融结合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金融危机冲击结束以后,经济的发展就会要求混业经营形式的出现,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可以说,虽然产融结合存在许多的问题,但是大的发展一直是向前的。我国发展产融结合,也应该坚定信心,做好防范、继续前行。加强我国产融结合管理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我国产融结合的双向结合目标模式,即工商企业可以通过持股向银行系统融合,银行系统也可以借助各种方式向工商企业进行资本渗透。只有通过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双向渗透,才能真正形成我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为产业发展服务。才能使产融结合更加均衡,既保证产业资本的融资渠道畅通安全,又增强金融资本的盈利能力和风险规避能力。
2.发展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展开企业并购和资产重组,促进产业组织规模的调整;建立多层次股票交易市场,强化优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执行,在促进上市公司迅速实现资本扩张的同时规范其融资行为;打破地区界限、所有制界限和行政行业界限,实行跨地区、跨所有制、跨行业的企业购并和资产重组。
3.树立风险意识,提前设置风险防范措施。产融结合的风险具有隐蔽性、系统性、破坏性等特征。应该建立风险的屏蔽设置,防止风险在母公司与附属机构之间及附属机构之间的传递;应该切实增加财务数据、资本重组等信息的透明度,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并建立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4.完善产融结合的法律体系。国外产融结合的发展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较为完备的、可操作的法律体系,产融结合的正常秩序就难以维持,也就难以健康稳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产融结合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也就是实现管理法制化的过程。
虽然产融结合存在很多的问题,并且产融结合与金融危机存在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们透过此次金融危机冷静地思考产融结合问题,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首先,产融结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其次,产融结合的运行监管不力是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原因,产融结合本身并没有无问题;最后,应该兴利除害,促进产融结合的健康发展。
透视法摄影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公民网络参与促进了人大决策民意来源的多元化，增强了人大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促进了人大的民主性；但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非理性、开放性、直接性等特点，也对人大制度的运行发展提出了挑战。为此，地方人大要通过积极探索创新信息公开制度、民意收集整合反馈制度、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人大与网民对话制度、人大监督制度等，不断发展壮大人大制度的价值和潜能。
关键词：公民网络参与；正能量；挑战；地方人大制度；创新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突破以及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人类快速进入网络化社会。据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1]网络已经成为我国民众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平台，网络参与已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最重要渠道，网络参与的发展对地方各级人大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发挥网络参与的正能量，有效应对其挑战，增强地方各级人大制度的适应性和张力，推动人大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促进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是地方各级人大面临的重大任务。
一、公民网络参与对人大制度发展的正能量
1.公民网络参与改变了人大收集整合民意的传统模式，促进了人大决策民意来源的多元化和便捷化。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根本性、制度性的民意表达、采集与整合渠道，人大工作的实效离不开广泛而雄厚的民意支撑，充分地听取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民意，是各级人大的一项重要任务。传统上人大民意的收集主要靠人大代表通过走访联系选民、开座谈会、视察等方式听取选民的诉求，了解情况，然后向人大提出议案或建议、意见，人大再予以整合作出决策。网络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大传统的民意聚合的模式。网络推动了人大与公民、代表与公民的直接对话，网络民意成为各级人大决策的重要考量。
近几年来，许多地方人大利用自身网站有的甚至在门户网站上进行网上民意调查，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实行开门立法，且已成为比较成熟和普遍的做法。每到人大会期前后，广大网民积极参与网络“两会”调查，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等公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展开讨论，发表意见，向“两会”建言献策，成为人大决策的重要民意来源。网络也成为很多人大代表收集民意的重要手段。有些人大代表在网上开设博客，向市民征集议案，“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多听点市民意见，而且在网络上大家可以自由畅谈，能听到真心话。”[2]第一个投身网络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说：“我近5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上百件建议和议案中，有相当多来自网友的建议和启发。”[3]网络的便利性、互动性，架起了人大与公众、代表与选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对话的电子桥梁，选民可以通过网络向人大及代表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使人大能够搜集到更多更全面和更真实的信息，扩大民意基础，增强决策的民意合法性。可以说，网络参与促进了人大民意通道的多元化和人大决策的民主化，网络民意以其代表群体的分量，以其整体观点意见的直率、全面，日益成为影响人大决策的重要力量。
2.网络参与提升了公民的民主精神和政治沟通能力，增强了人大制度改革的内在动力。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说，作为一种新媒介（传播媒介和参与媒介）的出现，网络整合了传统媒介的许多优势，又具备了诸多传统媒介所不具备的优势，天然符合民主精神。[4]网络开创了信息多元传递和言论自由的新局面，打破了信息垄断，扩大了公众的信息交流选择机会，公众可以与不同群体、阶层交流，可以顺畅地访问政府、人大等公共机构及其部门，获取信息，在各个电子论坛中进行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指点江山、谈是论非，发表自己的所谓高见。公民在交流过程中获取了丰富的政治信息，在网络参与中快意地体会着网络所带来的无既定秩序、无权威、人人平等自由的感觉，这种以充分的信息为基础的平等而开放的政治交流，大大削弱了严格的科层制等级观念，开阔了公众自身的视野，启发其独立思考，促进公民民主精神的滋长，提升公民的政治沟通能力乃至公民的民主素养。而“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既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推动一国民主化进程的内在动力。”随着公民的民主素养和民主能力得到极大提高，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将渐渐内化为公民的一种价值观念，民主成为现代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对什么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在交流的实践中越发深刻领会，“这就必然会对现实中不民主的领域提出变革要求，特别是对作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代表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冲动。”[5]美国学者科恩指出：“参与决策要求共同的智力活动，因此，要依靠不断地表达和交流事实、主张与论点。所以公开提出并讨论这些事实、主张和论点的自由是实行民主的条件。”[6]128网络参与带来的自由的观点的交流，为人大制度的发展与改革创造了条件。
3.网络参与推动人大信息的公开，促进了人大工作的民主性。“网络这种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乃至政治控制的互动的媒介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7]网络传播信息的快捷性和传播成本的低廉性，激发了公众获取更大量信息的欲望，促使地方各级人大把网站建设提上日程，满足公众对信息的渴求，倡导公众参与到人大工作中。各级人大都纷纷通过网站向社会展示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种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情况，将常委会会议的文件、决议、决定、公告和日常工作信息等及时网上公布，为社会知情人大、了解人大工作提供大量真实、重要的信息，增加了人大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公民通过网络了解人大信息，反映情况，直至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增强了公民参与的价值感与主人翁，增强了公民对人大的亲近感与信任，进一步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和民主意识。众所周知，民主与公开是一对孪生兄弟，离开公开而谈论所谓的民主是非常可笑的。在人大与公众的网络互动参与中，人大的民主性增强了，如科恩所说：“如果一个社会不仅准许普遍参与而且鼓励持续、有力、有效并了解情况的参与，而事实上实现了这种参与并把决定权留给参与者，这种社会的民主就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民主”。[6]22
二、网络参与对人大制度运行发展的挑战
1.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和非理性对人大民意整合的民主性提出了挑战。网络日益普及，但从互联网的用户数量来看，即使发达国家内部的上网率也不是100%。有部分人因经济问题无法上网，或不喜欢上网，也有部分公民因为缺乏操作能力而被排除在网民之外，而有些人则不屑或不习惯于在网上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并投票，学历和职业的不同也影响了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农村网民规模为1.31亿，占整体网民的27%，在8.15亿非网民中，“不懂电脑/网络”是其不上网的重要原因，而且这一因素的影响力度还在加大。2009年底，有32.6%的非网民是由于不懂电脑/网络而不上网，2011年6月调查显示，由于缺乏网络技能而没有上网的非网民达到47.9%，这些人群往往是高龄群体和农村人口。[1]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公民对互联网的利用非常不均衡，隐藏在其后的数字鸿沟十分明显。托夫勒指出：各个高技术国家的政府所面临的一种潜在的可怕威胁来自于国民分裂成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两部分。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实际是随着新的传媒系统的普及而扩大了。这条大峡谷一样深的信息鸿沟最终会威胁到民主。[8]民主的真谛是广泛和平等的参与机会，网络参与的不均衡性，必然削弱网络民意的民主性，给人大网络民意整合的民主性带来挑战。而在网络参与中，由于网络信息庞杂浩繁，人们在解读、选择信息时，往往得出并非完全准确的、带有情绪性的非理性结论，而这些带有情绪性的结论，通过网络的迅速传播，容易形成网络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极化”指的是“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种偏向，在协商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9]当消极的“群体极化”占据话语权不断得到增强，将造成强大的非理性政治舆论压力，极大影响到正确的舆论导向，误导、弱化人们的政治选择，给人大准确反映民意，依法行使职权带来严重干扰。
2.网络参与的开放性使主流政治文化受到冲击，对人大制度的认同产生不利影响。在互联网中各种政治主体、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并存，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些多元的政治文化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相互渗透，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开放地参与到对各国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讨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并相互影响。托夫勒在《权利的转移》一书中强调，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也就将拥有整个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主导优势主宰和控制着网络，以近似强制的方式输出和宣扬西式自由、民主、人权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渗透和破坏，散布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西方议会民主、各政党轮流执政等错误的政治思潮和政治观点。网络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的重要工具。在虚拟世界里，中西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深刻复杂，面对网络政治文化的多元性，我国人大如何发挥自己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优势，引导并培养理性的网络公民政治文化，显示人大制度的价值，增强网民对我国人大制度的认同感，是网络时代人大需要面对的一项重要任务。
3.网络参与的直接性对人大代议民主职能发挥带来挑战。民主制有直接民主制和间接民主制，而间接民主制是在直接民主制出现困境不能实行的情况下出现的。网络技术的即时性、快速性带来了网络参与的便捷性和互动性，使得社会各政治主体之间可以借助网络进行更为广泛的政治沟通和交流，原本只能在“小国寡民”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的直接民主成为可能。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所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10]网民不需要代理就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意愿，对政府、司法部门的工作及其人员进行监督，直接参与社会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这种大规模的直接性的网络参政难免对人大的代议民主产生冲击和挑战。人大代表负有为民代言之责，网络参与的直接性冲击着代表的代言角色，如何为民代言履行职责，体现出自己参政议政的独特优势成为网络时代每一个代表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与此同时，网络参与的直接性和效应性对人大如何高效行使职能提出了挑战。尤其近几年来，网络舆论监督得以快速发展，已成为反腐倡廉建设的一只重要力量。网络舆论传播的特点，使网络意见能在短时间内产生放大效应，对公权力机构形成较大的意见压力，迫使其加快并公正地解决问题。与这种猛烈的网络监督相比，负有监督“一府两院”职责的人大在监督上往往比较滞后，给公众产生了人大监督不力的印象，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网络监督的挑战，有边缘化的危险。显然，在网络直接参与的冲击下，人大如何高效行使职能，树立权威性是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网络参与视野下地方人大制度的创新
亨廷顿认为：“任何政体的稳定都依赖于参与水平和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要保持政治安定，就必须在政治参与发展的同时，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适应性和凝聚性也必须随之提高。”[11]否则就会导致政治动乱。科恩指出：“健全民主的标志之一就是不断改进形式，为促进更广泛更充分的参与创造出新的手段。”[6]41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的出现和急剧分化，公民网络参与的扩大化，要求必须创新人大制度，拓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渠道，提高我国人大制度的适应性，强化人大制度的吸纳能力和规制能力，把网络参与纳入到正常的政治参与轨道中来，促进人大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1.创新人大信息公开制度。信息公开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全面、广泛地拥有信息，公民才有可能理性而高质量地参与政治，而获取政治信息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参与。网络为信息的公开和获取提供了快捷而直接的途径。2007年我国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政府信息公开纳入到了法制化轨道，但迄今还没有就人大信息公开作出立法的规定，虽然一些地方人大就信息公开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和实践上的探索，但由于应该公开哪些事项、内容，并没有作出一个统一的规定，仍存在着公开内容不一、公开程度不一的问题，影响了公民的知情权，制约了公民对人大工作的参与，因此，地方各级人大要以网络为平台，加强探索，建立具体的可操作的信息公开制度，明确公开的内容、程序、形式和载体，逐步实行信息公开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条件成熟时，应从法律层面对人大信息公开作出明确的制度设计，确保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的知情权，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更广泛的信息。“一个社会如果希望民主成功，必须负责提供并发行普遍参与管理所需的信息。”[6]159当前人大信息应充分依托网络在公开的深度和广度上开辟新的路径。根据我国宪法及人大组织法的有关规定，我国人大是一个合议制机关，其行使立法、监督、人事任免等职权的主要方式是举行会议，笔者以为，除确需保密、不宜公开的外，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类实质性会议都可以通过网络以视频、图文全程直播的形式进行全面性而非有选择的公开，原汁原味地、全方位地向公众传达会议信息，吸纳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的监督。
2.创新民意收集、整合、反馈制度。人大制度是我国反映民意，解决利益矛盾，进行民意整合的最重要制度化渠道，也理应成为网络上最重要的民意表达渠道。传统上人大主要通过代表反映民意，网络参与的兴起改变了这一传统方式，汹涌而来的网络民意要求人大创新民意收集、整合、反馈制度，多渠道地利用网络收集民意，为科学决策打好民意基础。为此，要设置专门机构和人员专事负责网络民意的收集、整合和反馈。网络民意速度快、容量大、原生态的特点，要求及时、广泛、准确地收集民意，并过滤掉网络民意中无关的非理性内容，采纳较真实、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建设性内容。要密切关注各种论坛尤其是本地论坛里的民情民意，了解本地公民的诉求，掌握本地公民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关注的热点，对有参考价值的意见、建议整理归类，上报给相关部门，作为人大了解民情、掌握民意，科学决策，行使职权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对民众针对本地人大和“一府两院”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应建立一套登记、交办、反馈制度，定期责成有关人员或部门予以答复、落实，并将结果网上公布，激发公民网络参与人大工作的积极性，促进公民体制内理性表达意见。
3.创新人大代表联系选民制度。广泛听取和收集选民的建议和意见，及时了解选民的意愿，为选民服务，为选民代言是代表的职责。为避免因网络参与的直接性而引起的代言人地位的弱化，要倡导人大代表充分利用网络，在履职方式方法上进行探索创新。鼓励人大代表通过博客、电子邮箱、聊天室等信息传输工具同选民建立及时的、相互的、个性化的思想、信息交流，这样可以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信息，更贴近选民，从而获得选民的好感和信任，提升人大代表代言的亲和力。人大常委会可以在网上组织代表定期向选民述职，让选民在网上评议，与代表对话，还可以在网络上公开代表的建议、议案，接受公众舆论监督，而代表可以根据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再充实完善议案，将公众的意愿进一步通过合法渠道转化为国家意志。当然，如经济学家樊刚所言：“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络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12]所以人大代表联系选民还必须坚持传统的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以广泛听取民意，决不能以网络民意代替民意，对网络上的言论更需要科学分析，理性对待，防止非理性地跟风网络民意，为其所左右。当前，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需要将代表网上联系选民的通道及传统的代表联系选民方式予以定型化、制度化，以规范并扩大代表与群众的联系面，为代表行使职责、反映民意提供新的空间。
4.建立健全人大与网民的对话机制。目前，从全国人大到地方各级人大机关大都相继建立了大量的开放式网站，但多数情况是单向地发布信息，诸如人大会议信息、常委会信息、立法监督工作信息等，其功能更多的是表现在新闻宣传上，而没有根据网络特点注入更多的功能。单向地发布信息，没有网民的互动性实效参与，这样的网站难以吸引公众，所谓的新闻宣传功能也会走向衰微。面对迅速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各人大机关“重要的是建立起良性的互动机制”，[13]在互动中争取主动，推动网络参与的良性发展。地方各级人大需要拓展网站的互动空间，可以通过设置访客留言、在线论坛、聊天室、在线问答等栏目来实现网站的互动性，以增强网站的公信力、吸引力和影响力。应就互动栏目的设置、网民问题的答复与办理形成科学流程，纳入统一的常规管理，并不断建立健全各项机制，保证互动栏目的制度化长效运作，以制度的约束使人大常委会与人大代表和网民的沟通成为一种习惯性行为，保证双方交流沟通过程能够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把网络民意有效地纳入到人大决策的视野中，既激活人大工作活力，又避免网络暴力发生，增强公民参与的政治效能感和对制度的认同。在互动对话中，对用户的问询要给予快速、有效的个性化回复，学会用网民的语言同网民进行交流和沟通，力戒官话套话，以平等的姿态，生动、真诚、实际的语言积极宣传主流政治文化，把握舆论导向，对非理性言论予以有效的引导、化解，培育网民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提高网民的民主素养，有效消除公众非理性、情绪式参与带来的消极后果。
5.创新人大监督制度。网络舆论监督以其解决问题的快捷性和效应性对人大监督带来了挑战和压力，实践中，当网络舆论监督风起云涌时，一些地方人大作为监督“一府两院”的职能机构却往往悄无声息，为网民所诟病，人大监督的权威性受到严重弱化。为此，人大应就网络参与的兴起在监督职能上充分实现与网络的对接，借助网络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实现监督方式方法的创新并予以制度化。应充分重视并利用好网络舆情以拓展人大监督渠道，对网络舆情进行客观细致的分析、综合，开发监督信息资源，及时发现本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将这些问题列入人大监督信息资源库，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人大监督的议题；及时呼应网络热点舆论，就网络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组织人大代表调研，启动监督程序，就有关事项要求有关部门报告，进行专题询问直至质询，从制度上、源头上推动问题的解决。对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任命的干部要依托网络创新监督制度和方法，把好任前、任中、任后监督三道关口，实行全程监督，防微杜渐，一旦发现违法乱纪或玩忽职守、渎职，应及时启动罢免程序，以人大监督的高效性和权威性回应网络民意。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的情况诸如监督项目、监督过程、监督结果等信息都应当通过网络予以公开，将监督工作置于网民监督之下，顺应网民监督要求。
总之，公民网络参与的兴起为地方人大制度的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公民网络参与激流澎湃，顺之者兴。“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14]各级地方人大应勇于探索，积极创新，以网络参与激发人大深层次民主的发展，并在持续有效的探索中发展壮大人大制度的价值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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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 峰]
透视法摄影艺术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小学数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对传统的小学数学教学模式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冲击。为了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可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但是，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在运用方面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使得小组合作学习的作用和优势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为此必须对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相应的解决策略，促进小学数学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
关键词： 小学数学教学；小组合作学习；问题；解决策略
引言：作为小学阶段的重要学习科目之一，小学数学对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数学知识的理论性较强，使得学生缺少数学学习的兴趣，甚至对数学学习产生了抵触的心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这不仅为学生营造了浓郁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小学数学学习中，还培养了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精神，让学生感受到了集体的意义。为了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方式的有效性，本文就对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旨在为相关教育人士提供参考与帮助。
一、目前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缺点与不足
（一）小组合作学习流于形式。
虽然，在目前的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应用，但是由于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使得小组合作学习的应用层次还停留在表面，让小组合作学习流于形式，这不仅对小组合作学习价值的发挥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还使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学习不到相应的数学知识，让小组合作学习变成了学生溜号、走神、嬉戏打闹的时间，对小学数学教学造成了阻碍。
（二）小组合作学习缺少学生的参与度。
小学数学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方式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之间更好的沟通与交流，营造和谐、积极的学习氛围，从而使全体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到小学数学学习中。但是，在日常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方式的应用中，很多数学基础知识和接受能力较差的同学会拒绝加入到小组合作学习中，成为了小组合作学习的“看客”。还有一些教师在采取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方式时，并没有为学生提供充足的独立思考时间，使得小组合作学习的应用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三）小组合作学习缺少学生的均衡参与机会。
在日常小组合作学习的应用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小组内的一些学生表现较为积极，会主动对学习内容进行探讨，其他同学只能起到附和和陪衬的作用，导致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而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小组合作学习缺少学生的均衡参与机会，一些数学基础好、接受能力强的学生成为了小组合作学习的主导，其他数学基础和接受能力较差的学生由于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就成为了小组合作学习中的陪衬，逐渐与小组合作学习脱离，久而久之形成了恶性循环，产生了对数学学习的厌恶心理，导致整体小学数学教学效果较差。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问题的解决策略
（一）提高教师对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能力。
为了确保小组合作学习的顺利开展，首先就要求教师具备小组合作学习的开展能力，从而使小组合作学习按照着教学目的进行开展，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科学性、合理性、针对性。为此，教师应当在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之前，对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进行剖析，从中找出侧重点，为接下来的小组合作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先将本节课的重点传授给学生，然后让学生在小组中对重点内容进行自主学习，充分发挥小组合作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进行面积的相关内容学习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对几个简单图形的面积进行研究，在确保每个学生都明确学习主题时，对小组进行合理的划分，需要在每个小组内都有学习较好和学习较差的学生，从而使学习好和学习差的学生相互带动、共同进步。并且让学生在组内自行选举一名小组长，从而使其带领学生进行教学内容的探究，提高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的参与性。
（二）增强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的参与性。
虽然新课程改革要求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可以全面掌握教学的开展，教师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指导作用，参与到小组合作学习中，从而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讨论方向和模式，从而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和质量。例如，在学习“小数的加法与减法”一课时，教师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减轻学生数学知识学习的抵触心理，之后将几个带小数点的数学公式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在小组内对这些公式的运算规律进行分析，并结合之前掌握的运算知识，实现新运算知识的掌握。当学生掌握不好讨论的方式时，教师要更好的引导学生，让学生以公式中的小数点入手，对比带有小数点的公式与其他公式的区别，从而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实现数学知识的深入理解与记忆。
（三）重视为学生提供合作的时间和空间。
在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合作时间和空间是十分必要，在这个时间内学生可以对教学内容进行充分的探讨，从而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效率和质量。为此，教师必须对小学数学教学时间进行合理的规划，从而让学生能够对数学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结语：在小学数学教学中采取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参与性，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从而将注意力集中中小学数学教学中，提高了小学数学教学的有效性。但是在运用小组合作学习教学方式时，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参与性，避免出现一些学生的“一言堂”现象。教师还要参与到小组合作學习中，为学生指引讨论的方向和方法，并未学生提供充足的合作时间和空间，从而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数学知识，促进学生数学学习成绩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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