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廉洁范文第1篇
2、医院工作人员要具有廉洁的品德，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己任，不以医谋私。
3、不准以医谋私，严禁向病人及家属索取或暗示馈赠钱物，不准要病人吃请，严禁收取病人“红包”对病人及家属发自内心所送的“红包”应主动退回，实在退不了的要交回院部，退回给病人。
4、不准过度检查、过度用药，不准开“搭车药”做“搭车检查”，不开人情处方、不克扣病人药品。
5、不私收病人检查、治疗费用。
6、不推诿病人，不准通过非正常渠道转移病人至其它医疗单位进行检查、质量、手术、取药以索取回扣，拿取好处费。
7、凡属病情需要而本院又未开展的检查项目需转外院检查者，须报科主任批准。
8、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到外单位行医。
9、不准出具伪病历，检查单及疾病证明。
10、不准采购、发放伪劣或过期药品。
11、未经批准不得购销保健药(用)品。
12、不得强行为患者安排特殊服务，充分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
13、不准在征兵、招生、聘干等体检中放松标准，徇私舞弊。
14、医疗卫生人员，不准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出具各种假诊断证明。
15、严格执行各项收费标准和物价政策，不准自立收费标准，不准巧立名目，分解收费，严禁科室和个人收取现金。
反腐败廉洁范文第2篇
摘 要：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是从整体上推进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三维路径。“破”是前提，破除腐败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承”是基础，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为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立”是根本，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破”“承”“立”三维路径是有机统一体，需要家庭、学校和全社会共同参与，夯实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文化根基。
关键词：廉政文化;腐败文化;传统文化;廉洁价值观;教育;文化建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学界普遍认为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信仰、知识、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是以廉政为核心内容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结合体，在范畴上属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政文化建设则是一种能动性的建构，是动态的过程，从宏观视域看，破除腐败文化、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以及确立廉洁价值观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机整体。廉政文化建设对于推动全体公职人员廉洁从政，促进全社会形成清正廉洁的社会风气，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放置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内，廉政文化建设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成果夯实根基，也是提高我国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举措。本文试图对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展开整体性研究，全面分析“破”—“承”—“立”三维路径在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中的功能作用，揭示三维同建的必要性并提出可行性方案，为全社会各领域全方位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新思路。
一、“破”：破除腐败文化，
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正本清源
腐败文化是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环境，腐败行为往往嵌入腐败文化场域中，腐败文化越盛行，腐败越猖獗。破除腐败文化，铲除腐败滋生土壤，是建设廉政文化的基本前提。
我国的传统人情社会成为腐败文化诱因。费孝通先生认为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形成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亲疏有别的人际关系“差序格局”，这种差序格局就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1]（P41-42）。这一圈圈波纹体现了我国重血缘、分亲疏的传统伦理社会格局，以家庭为中心构建起具有特殊意义的“互帮互助”的功利性人情关系网络。恰恰是这种功利性的传统人际关系文化为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提供了支撑，社会学家认为这种基于人情网络建立的“特殊信任”是一种消极的社会资本，与腐败程度呈正相关关系。[2]在我国千百年的封建官场上，“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正是封建官场腐败文化的真实写照。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终结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封建买办统治和不平等的阶级社会关系，封建官场的陋习被暴风骤雨般涤荡清扫。然而这种传统的腐败文化在观念上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深蒂固，一旦外部客观条件适宜，又会沉渣泛起，继续催生腐败。
从传统走向现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难探索，终于探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辟了广阔前景。在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际遇中，我国以积极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学习和汲取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而与此同时，各种社会思潮乘虚而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以及极端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逐渐渗透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一些理想信念不够坚定的党员领导干部在“糖衣炮弹”面前败下阵来，脱离人民群众、接受吃请、收受贿赂的党风政风出现;社会上容忍腐败、羨慕腐败、以腐败为荣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张扬;舆论空间则充斥着腐败是推动经济发展润滑剂、必需品的错误观点。当封建腐败文化残余与新时期涌入的西方腐化思想相遇，当腐败文化逐渐弥漫于各领域，权力寻租、权权交易、权物交易、权色交易等腐败现象就会层出不穷。
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对腐败产生深刻影响，腐败、“亚腐败”价值理念制约着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2]对于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力和其他利益的行为，有些人不但不觉得卑鄙可耻，反而趋之若鹜，千方百计想成为腐败圈子中的一员，一旦进入“圈子”，则为自己拥有获取特殊权利的机会而沾沾自喜。许多人对具有“腐败能力”者阿谀奉承，讨好巴结，希望通过依赖权力实现个人愿望、获得个人利益。一个普通商人苏洪波，将自己营造成来头大、靠山硬、关系广等身份背景，就被云南省两任省委原书记白恩培、秦光荣奉为座上宾。其他的干部和普通群众更是将其奉为“能人”，刻意攀附，唯恐不识。[3]这种“腐败羡慕”和“以腐为荣”的意识形态，折射出的是一种社会存在，即人们相信腐败“圈子”能够奏效，相信腐化的关系网络才是“办成事”实现目标的必备工具，能找到“关系”“靠山”就是能力的象征。这就决定了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决斩断“小圈子”“关系网”等联结腐败的纽带，彰显腐败终究要付出代价的因果逻辑，使人们从思想上消除对腐败的容忍和羡慕。习近平总书记坚定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4]（P769-770）他又强调：“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5]（P395）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大力反腐，对违纪违法问题“零容忍”，一大批贪腐官员被查处。不管是身居高位的“大老虎”，还是群众身边的“小苍蝇”，“伸手必被捉”的威慑力在现实中不断显现。白恩培、秦光荣、苏洪波等玩弄官场“潜规则”的干部和参与腐败交易的其他人员也终究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当越多的人对政府的反腐败工作感到满意，他们越愿意参与建设一个更加廉洁的社会。[6]因而，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进行伟大的斗争，彻底铲除腐败文化，扫除催生腐败之风的深层次文化诱因。广泛宣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廉洁社会建设当中，党内外同向发力，从思想观念着手，铲除腐败文化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挤压腐败文化生存空间。
（一）加强党风廉政教育为重点，削弱腐败文化消极影响，以廉洁的党风政风清除腐败风气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就十分重视思想教育，新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党员干部在考验和风险中放松自我教育，把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易的做法运用于公权力交易，把人情关系异化在道德和法律之上，侵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腐败成为横亘在党群关系之间的“毒瘤”。当公权力对社会利益不断侵害时，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不信任感也便会随之加深，进一步发展很可能会掉进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塔西佗”陷阱中，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7]（P35）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自上而下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教育实践活动。通过反“四风”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公款吃喝、公车使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又从“实”出发升华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求每一位党员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从合格党员做起，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动全体党员担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并为之不懈奋斗，党风政风明显好转。中国共产党持续推进、严肃认真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廉洁的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廉洁的党风政风是破除“潜规则”、根除“关系网”的“清洁剂”，是遏制腐败文化蔓延的锐利武器。
（二）由重点推向全面，坚决批判并抛弃腐败文化，引导全体民众与腐败文化作坚决斗争
随着党中央持续坚决反腐深入推进，一些反对意见随之涌现，有的认为反腐败会降低政府办事效率，有的公然提出反腐败阻碍经济发展，还有的提出反腐败过头论。这些或是短视的错误认知或是别有用心的指责往往混淆视听，涣散人们的反腐斗志，形成一种为腐败行为呐喊助威的腐败文化氛围。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坚定反腐败鲜明立场，明辨是非、鞭挞腐恶、弘扬正气，揭示我国反腐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导人民群众以长远的目光深刻认识腐败的危害，教育人民自觉成为反腐败阵营中的一员，敢于向支持腐败宣扬腐败的错误言论和观点亮剑，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文化，与腐败文化展开坚决斗争，清除腐败文化思想阵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正本清源。
二、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
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固本培元
优秀传统廉政文化是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5]（P390），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蕴含着涵养新时代清廉党风政风和社风民风的丰富资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廉政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深刻影响着中华儿女。儒家经典《尚书·周官》早就提出“以公灭私”的要求，《礼记·礼运大同篇》发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倡导，荀子在《赋篇》建议统治者“公正无私”，儒家思想体系中彰显鲜明的“崇公抑私”立场。法家韩非子《饰邪》篇也强调要“明于公私之分”，提出公私分明的鲜明主张。墨家墨子《修身》提出“廉、义、爱、哀”之道，把廉政作为重要德行明确提出。我国古代廉政思想彰显了对“公心”的推崇，蕴含着“廉”的道德内涵，并逐渐发展为勤政廉政与“民本”思想的结合，形成公正无私、节俭重民、心系天下的传统廉政品德，渗透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传统廉政教育文化也深刻影响着我国普通民众，古代蒙学读本《千字文》把“廉洁”和“气节”“正义”“谦让”作为即便是人生困顿潦倒时都不能缺失的重要品德。《弟子规》提出“物虽小，勿私藏”，认为占有很小的公物也是道德缺失。诸葛亮的《诫子书》教育后代“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司马光在《训俭示康》告诫子女“世以清白相承”。戒奢崇俭之道在我国古代的廉政教育中熠熠生辉。仁爱民众、以廉养德的历代清官身体力行，将廉潔从政的品德落实于为官实践之中，深受百姓尊重和爱戴。从汉代的李广、孔奋到清代“第一廉吏”于成龙，许许多多的清官廉吏成为我国官场文化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他们书写了“廉者，政之本”的真谛，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为官典范。
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历经数千年积淀形成独特的文化元素，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之中，是当前建设廉政文化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毛主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8]（P34）实现对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彰显现代价值，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源头活水。
（一）文本传承与廉政知识建构
文本形式是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基础形式，既要借助现代化技术手段保存好传统廉政文化文献典籍，这是其他传承方式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依赖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廉政知识的第一层面。在此基础上，继续上升为创造性的知识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传统廉政文化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相结合，赋予时代内涵，挖掘其超越时空限制的时代价值。一方面，以脍炙人口的通俗读物形式将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深刻内涵深入浅出地呈现于民众。另一方面，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总结古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经验与不足，激活传统文化廉政资源，去芜存菁，汲取传统廉政文化建设的智慧，推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拓展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深度和广度。
（二）实物传承与廉洁心理建构
实物传承形式具有形象性、直观性的突出特征，我国历史上的许多优秀廉政文化与实物联系在一起。古代廉政者故居、廉洁牌匾、勤政工程等各类承载着廉洁精神品质的实物均可作为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现代载体。纸上得来终觉浅，当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历史场域”嵌入人民大众的现代生活时，人们走进现场，“观看”“触摸”古代廉政实物，置身于历史场景，不知不觉为古代廉政文化所滋养，在润物细无声中感受廉政故事，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廉洁意识，加强对清正廉洁的认同感，对贪腐的鄙视和否定，从而实现廉洁心理的建构。对于公职人员而言，廉洁心理筑起了避免滑向腐败深渊的内部防线;而广大民众在面对现实的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时，则不再认为是正常现象而容忍之，更不会盲目地羡慕和崇拜，而是勇敢地行使监督腐败的权利。
（三）艺术再创作与廉洁行为模式建构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现代社会日新月异，人们的精神追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艺术工作者需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结合，不断创新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求。优秀传统廉政文化资源恰是我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宝库，蕴含着当代艺术创新所需要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和人文精神，将优秀传统廉政题材纳入现代舞台艺术和影视剧创作之中，既是文化传承，又是艺术创新，更是以艺术形式倡导和弘扬廉洁行为模式。用现代艺术形式激发传统廉政文化“崇廉尚廉”的育人功能，使人民群众在满足文化需求中感悟优秀传统廉政文化的永恒魅力，崇尚和追求廉洁品质，并逐渐养成廉洁的生活方式。
三、立：确立廉洁价值观，守正创新，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之魂
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要“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既是对执政党建设的战略部署，也是执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廉洁价值观是廉政文化的内核，又是廉政文化本身，确立廉洁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正风反腐“不仅事关政治生态的净化，更是一场价值观的较量”。[9]
马克思通过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总结，提出社会公仆思想和建设廉价政府的构想。[10]（P55）“社会公仆”和“廉价政府”的定位明确了无产阶级政权显著的人民立场。廉洁价值观突显了马克思主义防止政权异化实现廉洁政治的内在本质，体现了对人民负责的基本立场和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早就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清正廉洁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内在要求，培育共产党人廉洁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永葆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政治本色。共产党的廉洁价值观培育又与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既要“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也要“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11]（P135-136）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理想信念与全体民众的廉洁社会价值取向是内在统一体，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廉洁从政这一政治伦理的内核。[12]在全党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是我国腐败治理不断深化标本兼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一环。
（一）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确立培育廉洁价值观的制度体系，改变我国当前廉洁价值观建构的式微状态
廉洁价值观是对廉洁价值取向的接受、认同，进而引导人们形成廉洁的行为模式和生活生产方式，是一种缓慢的建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崇尚清廉与羡慕容忍贪腐相博弈，在我国较长时期内还会依然共存。有学者在连续五年的廉情评估调查数据中设置了“廉洁接触指数”项，即对被访者就其最近一年是否经历过“为了办事方便向公职人员请客送礼”进行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行贿的可能性依然比较高。[13]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即使是在我国反腐败已经取得巨大成效，反腐败得到人民群众极大拥护和支持的情况下，许多民众仍然没能从价值观高度认识腐败，也未能从内心深处抵制腐败，相反却在日常生活中参与了行贿的腐败行为，表征着我国廉洁价值观的构建仍然处于式微。要而言之，我国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确立培育廉洁价值观的制度体系，以制度的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推动实现廉洁价值观培育常态化和持续性，以丰厚的廉洁思想和价值意蕴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实现廉政文化导向、教化和规范等多重价值功能。
（二）实现廉洁价值观的生活化建构，助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和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坚定推进，反腐败斗争成效显著。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不敢腐”依靠严厉惩戒腐败的威慑力，“不能腐”突出扎牢权力的笼子，“不想腐”则是内部力量，是对“不腐败”行为的自觉选择。当前，“不能腐”的惩戒力度越来越凸显，制约和监督腐败的笼子也越扎越紧;“不想腐”的自觉性有所增强，然而在新的反腐败形势下仍需要加大力气把稳思想之舵，筑牢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的思想堤坝。这表明我国需要将廉洁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大力弘扬群众史观和人民立场，推动全体社会成员以服务人民作为行动指南，在日常生活中廉洁奉公、诚信友善;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廉洁自律、爱岗敬业、大公无私。以廉洁价值观为核心推动我国廉政文化建设，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提供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力。
四、“合”：三者结合，
全面加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
廉政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破”“承”“立”三维路径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破”是前提，破立相辅相成，不破不立，破除腐败文化、铲除腐败土壤，是建设我国廉政文化的首要任务。“承”是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5]（P164），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源泉。“立”是根本，是“破”和“承”基础上的创新，在全党全社会确立廉洁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全面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需要家庭、学校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将“破”“承”“立”相结合，做细做实，久久为功。
（一）把家庭作为“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第一课堂，以廉洁家风建设推动廉政文化建设
家庭是每个人最温暖的心灵港湾，家庭教育对个人品德形成产生最直接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14]（P354）廉政文化中包含了公正、无私、诚信、清廉等许多重要品德，家庭教育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最早、时间最长、程度也最深，建设廉洁家风，对消除腐败文化影响、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和培育社会主义廉洁价值观具有渗透式教育的独特优势，能够潜移默化地熏陶个人的廉洁品格和道德修养。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党员干部要重视家风建设，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是其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家风建设的表率。[14]（P356）领导干部应率先垂范，推动家家户户建设廉洁家風，使千家万户成为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参与者，以廉洁家风促清廉党风政风，也带动整个社会“崇廉尚廉”的社风民风。
（二）将“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融入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在青少年重要的拔节孕穗期夯实廉政之根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廉洁的青少年就是廉洁中国的未来，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走进校园，通过整个教育体系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远离腐败文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树立和践行廉洁价值观，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崇尚清廉、服务人民的有责任、有担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各教育部门和各学校需要大力挖掘廉政文化教育资源，利用课程教学体系和校园文化传播平台等载体深入推进校园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廉洁品德“入心”“入脑”，让廉政文化成为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精神食粮。
（三）创造“破”“承”“立”廉政文化建设的社会大环境，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廉政文化建设格局
我国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文化建设属性，又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参与主体既涵盖党政机关、各单位、各团体，又包括每个公民;建设目标既要着眼于增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秉公用权的价值理念，又要培育全体社会民众崇尚清廉、诚实守信的廉洁品质，打造风清气正的朗朗乾坤。因而“共建”是途径，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坚决抵制和反对腐败文化滋生蔓延，传承优秀传统廉政文化，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理论、打造优秀廉政文化作品、传播廉洁故事，宣传廉洁政策，弘扬廉洁价值观，将廉政文化融入各种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中，构建起廉洁的社会氛围和生活情境;“共享”是价值指向，把廉政文化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人人共享公平正义的清廉生活。人人参与、共享共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必将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坚强的思想保障，为提高我国腐败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供深厚的文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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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ree-dimensional Path of Anti-corruption Culture Construction
LIU Ai-xin
（School of Marxism，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530004，China）
责任编辑：梁 坤
收稿日期： 2020-09-08
基金项目： 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廉政文化建设的民众参与路径研究”（17BKS06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爱新，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导师，入选第二期“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杰出人才支持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反腐败廉洁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腐败; 行政环境; 行政结果; 人性缺陷; 行政生态学说
The Main Reason and the Nature of Corruption and the Primary
Principle and the Direction of Anti-Corruption
——Enlightenment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LIU En Yuan1,2 , ZHANG Li3
(1.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Xuzhou 221009, China;
3.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1816, China)
Key words: corruption; th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of administrative; the defects of human nature; the ecolog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1]402根据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央纪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数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400多万件,处分违纪党员370多万人。[2]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政府加大了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三项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特大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并相应地查处了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等一批领导干部,表明党与政府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然而,城乡居民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却不是很高。根据我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5-9月开展的“我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对当地政府11个方面职能工作的评价中,对政府“廉洁奉公,惩治腐败”的满意率排在倒数第二位,城乡居民对于“反腐败”的信心不足。
如何理解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性质与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指向,事关能否正确评价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反腐败“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3],所以,可以借鉴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对于人性缺陷以及过渡社会的局限的研究成果,对当前这种反腐败成就与群众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反差强烈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对人性缺陷的研究
1.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基于“经济人”的假定,即个人处于什么地位,其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使个人的满足程度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国家(政府)不是神的造物,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作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一旦要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
2. 帕金森定律。帕金森在组织机构活动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组织机构所完成的工作与工作人员的多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管理层次的增加与工作本身无关。而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是一个规律性动机所导致的,亦即“工作的增加只是为了填满完成这一工作时可资利用的时间”,因此“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能力和持续膨胀能力,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是威权政治惯有的通病”[4],即增加部属与增加工作量的动机。这就是帕金森定律。
3. 卢森斯成功的管理者理论。弗雷德卢森斯在研究了450多名管理人员后发现,那些工作最出色的管理者不是晋升最快的人。社会交往对成功的管理者(根据在组织内部晋升速度来衡量)贡献最大,人力资源管理的贡献最小。对于有效的管理者(根据他们绩效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下属的满意程度和承诺程度来界定)而言,沟通的贡献最大而社会交往的贡献最小。
(二)行政生态学对过渡型社会局限的分析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里格斯,将介于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化社会之间的社会称为过渡社会,提出其公共行政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1. 异质性。就是指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这就犹如在同一街区,摩天大厦与木房共存,豪华轿车与牛车并行一样,极不协调,表现出强烈的反差。
2. 重叠性。即行政机构并不一定产生其应当有的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非行政标准所主宰。宪法、议会、政府机关、选举制度等往往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合法机构受控于非法机构,本应该由它们执行的功能,却由诸如家族、宗教团体、同乡会、同学会乃至黑社会组织等非正式组织来执行,派系林立、政出多门、相互扯皮、彼此排斥。
3. 形式主义。整个行政系统的形式主义达到了顶峰:一是官僚完完全全地墨守成规而又常常蔑视法令,随意作决定,不受任何有效政治控制的约束。二是贪污腐败愈演愈重,政策、法令普遍被侵犯,行政贪污的机会随之增加,商人行贿、行政官员待遇低、政策和法令贯彻受阻、官员受贿等现象层出不穷,而老实的守法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三是成就取向非常有限。以成就为取向的考试制度建立在不正确的整体人事政策上,使考试很难准确测验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三)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与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所揭示的上述有违社会正义的人性缺陷,如利己性公共决策、增加部属与工作量的动机、社会交往最佳而不是工作最出色的管理者才是晋升最快的成功者等,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当前我国社会现实中仍然普遍地存在着。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对于过渡型社会异质性、重叠性、以及官僚保守、贪污腐败、人事评价不公等形式主义行政即腐败高发期的分析,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20世纪末的俄罗斯等,都得到了证实。另外,根据我国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现代化报告:2006》对世界现代化水平的现状分析,全球知名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组织2006年度公布的占被调查总数46%的全球腐败比较严重的75个国家中,71个国家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即过渡型社会。而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的阶段,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和接下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5]
目前,由于各种新旧规范共同存在,越轨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制裁力度大大降低,使人们投机心理增强,人性中恶的成分膨胀,“欺骗与欺诈已成为社会公害”,大量腐败行为的产生使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政治领域的权力型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玩忽职守、任人唯亲、生活腐败等“权力的寻租”和“权力的私有化”。
毫无疑问,这些权力腐败对于抑制经济领域的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诋毁竞争对手、非法集资与非法传销、收受商业贿赂、侵吞国有资产等以及社会领域的见死不救、欺负弱势群体、“红眼病”、 盗版侵权、乱收费、显富攀比、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等失范现象,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政府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以身示教的老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以自己的行为教育整个民族。”[6]如果失范者遭受法律制裁的概率很小,比如全国从2004年1月到8月发现的4.69万件土地违法行为中却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到司法机关,[7]或被制裁的程度较轻,或者控制公共权力的管理者滥用权力来保护失范者,治理社会失范不力,那么规范的惩罚机制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就会纵容有的人运用失范手段来达到个人不当目的,直接冲击规范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导致整个社会普遍失范,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的腐败,极易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
(四)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性质
如上所述,人性缺陷,除了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过渡型社会又是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阶段,可见,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以权力腐败为主的社会失范现象,“是两种生活范型转换中的必然……”[8]。由此可知,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背后是基于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局限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的行政结果。
二、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指向
(一)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主要原则
人民满意则社会稳定,因此“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9]十分必要。其中,核心是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供给,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333。而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比反腐败的力度对于反腐败的结果,更具有决定意义,事关反腐败的方向。
反腐败的主要原则,决定于腐败现象的主要性质。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是基于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局限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的行政结果。这就是说,我们既无法回避也无法短期消灭腐败现象,但是腐败现象却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如里格斯指出,工业社会有着明确的、细致的社会分工,政府职能十分明确,有着分工极细的行政机构,执行着各自不同的行政职能,各个行政部门各司其职、互不混杂,是一种讲求行政效率与科学性的行政模式。因此,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协调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在改革、发展、稳定、转型中反腐败,为加快社会顺利转型创造最好的条件。
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840年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里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是以前14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期间,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大大提高、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异质性大大增强。而如果把腐败归于改革开放,以停止改革开放为反腐败的主要原则,就会使社会陷入动乱或停滞,甚至回到传统农业社会。而里格斯已经明确指出,那是一个社会结构混沌未分,没有明确的、细致的社会分工,行政行为与诸如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的社会行为混杂在一起,没有专业化的行政机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的社会。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尤其是建国初期的艰辛探索,绝对不是为了走向而是走出这样的社会。因此,在本质上,当前的反腐败与毛泽东的反腐败观,是一脉相承的。
(二)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主要指向
反腐败的主要指向,决定于腐败现象的主要性质与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基于人性缺陷、过渡型社会局限的腐败现象,作为我国行政环境是长期存在的,“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11],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反腐败的主要手段是依法而非以德,因为依法反腐败直接针对的是并且也只能是具体腐败行为而不是普遍的腐败现象,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指向,只能是腐败行为。换言之,无论反腐败的力度多么大,无论反腐败制度体系多么完整而无缝隙,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仍将在大量具体的腐败行为不断地遭到处罚的同时而继续存在,只不过,如果不反腐败,腐败现象将会更加严重而极大地破坏改革、发展、稳定与社会转型。
当前,反腐败成就巨大与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反差强烈的原因,正是由于缺乏对人性缺陷、过渡型社会的局限的正确把握,而混淆了腐败现象与腐败行为,仅仅从制度供给角度看问题,因而夸大了制度供给的作用,对制度供给寄予了过多的期望而又给予了过多的批判,一边面对着已经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反腐败战略正确性的反腐败巨大成就,一边对“反腐败”现状不满意、对“反腐败”前景信心不足,进而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甚至质疑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否定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的领导地位,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反腐败观。
综上所述,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对于人性缺陷以及过渡型社会局限的分析,恰恰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当前我国腐败等社会失范现象,主要源于人性缺陷与过渡型社会局限,是世界各国处于过渡型社会阶段的一般性现象而非我国的个别现象,其主要性质是我国行政的艰难环境而不是行政不力的结果,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相协调统一而不是相对立,主要指向是腐败行为而非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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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锦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弘扬良好作风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09-01-14.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反腐败廉洁范文第4篇
现今社会发展迅速，社会腐败的景况也越来越严重。看完《高官反腐录》后，我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反腐行动刻不容缓。《高官反腐录》一书是罗昌平所能搜集到的包括起诉书、判决书等权威司法材料，以及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发布的官方消息的总集成。如《高官反腐录》作者所说：“这是一份沉重的报告，它汇集了23年(1987—2010年)来120名省部级高官的腐败样本。”
反腐倡廉，由古至今都是一个热门话。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伟大的诗人屈原《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末沬。”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的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沾污，就是谦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腐败现象呢?这是一个值得深究和探讨的问题，也是遏制官员腐败现象的根本。腐败现象是权力的异化。
存在腐败现象有制度漏洞的原因，有法律漏洞的原因，有法治不严的原因，有监督不力的原因，有腐蚀诱惑的原因，有掌权者贪婪、用权不公、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原因，有行贿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它原因。
在当代世界，清廉不仅是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表现，也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据透明国际估算，世界上每年行贿受贿的金额高达四千亿美元。而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好坏，在国际商务活动中的声誉如何，直接关系到本国的国际竞争力。所以说，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活动，尤为及时，尤为必要。要消灭腐败现象绝不是靠加强个人修养所能够解决的，关键要靠制度。我们必须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深入开展调研，制定 有针对性的独立监督制度，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二是加大政务公开的透明度，加强政府部门和官员经费监管的力度和透明度，公共部门所有档案都对公众开放。三是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监督的制度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促进领导干部进一步树立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权力观和政绩观;四是高度重视信访举报和案件查处工作，加大惩治腐败力度，进一步发挥治本功能;五是发挥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六是汲取其他省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取得的成绩和实践中创造的好做法好经验。
全民反腐，势在必行。
汇报人：xiexiebang
反腐败廉洁范文第5篇
摘 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行政组织在行政管理中起到重要作用。行政人员作为行政组织最重要的主体，其思想品质、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是反映行政管理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试图基于行政人员和行政理念视角，探讨我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困境及未来的路径选择。
关键词：行政管理；行政理念；行政道德
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中存在思想政治教育流于形式、行政道德教育不足、管理者官僚、管理方式创新不足等困境。因此，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从行政理念角度积极提升管理人员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管理水平、加强政府公信力及构建和谐社会就显得尤为必要。
1 从行政理念视角分析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学是以国家的行政机关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领域广泛、综合性和动态性较强，为了实现行政目标而按照一定的权责关系组合在一起的具有合理结构的公共管理活动群体。行政管理学具有公共性、政治性、执行性、权威性和法制性，其基本职能主要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管理主要反映国家行政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自身事务的活动，并通过对这些活动的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制度与过程来探索归纳公共行政管理的规律，从而推动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法制化、合理化、效率化和时代化的进程。
然而，一个国家行政管理能力如何，根本上取决于其行政人员具备何种行政理念，也取决于其行政理念背后的一整套行政理念灌输系统。事实上，我党对行政人员进行行政理念灌输过程主要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开展的。首先，在理论内涵上不管是行政管理还是思想政治教育都是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行政管理的共同理念。尊重人、关心人、平等待人是二者在社会实践中的出发点。在服务对象上，二者都是为人民服务。行政管理组织是在党的领导下，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维护和发展号人民群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在最终目标上，二者都是以人为出发点又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最终归宿。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是柔性的行政理念灌输方式。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中强制的、僵硬的制度灌输方式相比，具有柔性的内化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各阶层人员的核心方式。行政人员对内必须尊崇党和政府的执政和施政意志和理念，对外也必须代表党和政府行事。因此，如何使该群体所具备的行政理念既与党和政府坚持的理念一致，又保证其与老百姓所期待的一致，显得至关重要，而这，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百多万行政人员的理想和信念教育。
2 我国行政管理面临的困境分析
2.1 行政道德制度不成体系
行政人员更多地是掌握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各个方面，特殊的性质使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的精神，坚决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绝不能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实践和体验使行政人员逐步形成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丰富社会主义的行政道德情感，加深社会主义行政道德涵养，使其遵循社会主义行政道德的原则要求和规范标准，提高职业意识、责任意识、效率意识和自律意识，自觉完成对公共行政道德由认识、情感、信念到道德行为习惯的转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前行政人员思想政治教育未能形成一套完整地体系，包括行政人员入职前的道德教育培训、入职后的定期考核都未能满足当前要求。因此导致行政人员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道德教育不足，受历史传承影响较大，尤其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是理论与实践未能很好结合。行政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与职业所需的优秀品质存在一定距离，行政道德教育没有与其他道德教育紧密结合。
2.2 理想信念教育流于形式
行政权力主体应当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深刻认识自己与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把以公共利益作为自身行为的价值取向和最终目标作为行政管理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教育引导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尽管在行政人员队伍建设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一直在讲，一直在抓，但成效依旧不够明显。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对人的思想所带来的冲击和变化是巨大的，物质利益思想渗透到社会各领域，部分行政人员受物质利益思想影响，在行政管理队伍中存在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等现象，特别是极少数干部暴漏出的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等问题。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理想信念教育处于被动，总是等到理想信念动摇的情况出现甚至已经产生消极影响时，才进行补救式教育。在教育方方法上缺乏时代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现实与理想信念教育交集略少，降低了教育的可信度。
2.3 行政理念渗透方法不够灵活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重规范、轻人格、强灌输是当前行政管理体系中的基本现状和问题。规范主要指道德规范，它作为一种外在的作用力来影响人们内心的信念和思维，达到调节社会成员关系的目的。人格主要指道德人格，它着重强调的是人自身所拥有的内在力量，即道德主体意识。强调在道德选择面前，通过内在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使人们拥有道德选择的权利感和人格尊严。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方式上主要以灌输为主，在行政管理体系中更多的直接的灌输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和工作制度等。灌输方式虽有其合理性，但其判断标准存在一定的认知主义，其判断标准多为背诵的熟练度、理论知识的掌握度而非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造成理论与实相脱离，部分行政人员口头说一套，实际做一套。
2.4 行政文化氛围缺乏和谐
行政文化关系到政府系统行政方式的选择、职责与作用、人际关系等，是行政体系的深层要素。然而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官本位”思想、君臣意识和宗法意识等在我国当前的行政文化中依旧能够窥见一斑。以官本位思想为首，使整个行政过程带有明显的随意性、人治性。官本位思想和“人治”传统是相生相依、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即使在法律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况下，也会出现有法不依的案例。这些传统旧思想对当代行政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诸如人情社会、后门关系、面子问题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部门内部竞争的公平性。如果行政人员长期感受不到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其工作的积极性和才能的发挥便会受到限制，最终势必影响部门的行政效率低下。随着行政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地位的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职能也开始致力于构建和谐的行政文化氛围。
3 更新理念：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3.1 深化行政理念教育
加强行政人员行政理念教育，培育坚定理论信念，主要是筑牢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基础，各级行政领导干部要注重理论学习，不断提高理论学习水平、认识水平和政策水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青年工作者应主动到基层和艰苦地区、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砥砺意志品质、锻炼过硬作风、增长实践才干，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环节和预防贪污腐败的有力保障。
3.2 建立完善的行政理念教育体系
行政组织的队伍管理与建设，关系着行政部门的作用发挥。建立完善的行政理念教育体系，强化行政管理组织的队伍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工作，搞好队伍管理的制度建设。其次，抓好行政人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从政治上、思想上和业务素质上加强要求和培训。第三，要调动和保护行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做到“进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同时，按岗定责，按时考核。与此配套，行政干部应实行“一岗两责”制度，既抓业务工作，又抓思想政治教育，实行双项考核，形成一个易于考量的量化标准，并以此作为干部奖惩、任免的主要评判依据。
3.3 加快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养成“服务型”行政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因此，在行政管理中，政府应加快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工作实践中提高行政人员的思想觉悟，理论联系实际，改善工作态度，转变工作作风，增强政府工作透明度，把我国政府真正建设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执行者、捍卫者。
3.4 灵活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在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下，加强启发式、渗透式和润物细无声的隐性教育方法。通过启发、渗透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开展座谈会、体验课及观看教育片等多种方式，能够增强行政人员树立主体意识，提升道德能力。主体性意识的唤醒不仅能够培养行政人员的道德选择和判断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实践固化这种能力。培养高道德水平且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行政人员，能够增强他们行政管理的实践能力，提高行政工作水平。
4 结 语
通过上文分析，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行政管理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良好开展有利于实现教育人和管理人的一体化，通过内化与外化相互推动前进的方式来引导行政人员的思想和行为。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环节，促使行政人员形成较高思想政治素质，执行正确的方针、路线，采取科学的方式和手段不断提高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水平和能力。再次，二者的融合互助有利于增强反腐败的约束力。实践充分表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意义。构建包括惩治、预防、制度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在内的反腐倡廉体系成为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的重要环节。因此，重视和强调行政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解决和行政管理体系下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路径的实现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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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廉洁范文第6篇
今年是我市建市65周年，也是我市加速推动城市“三优”文明建设新高潮。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推进城市建设新高潮和创建“三优”文明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调动全社区广党员干部、居民和青少年学生了解三优精神的热情和积极性。东山区鹤兴办鹤翔社区强化“创三优”文明城市建设，努力提高居民的群众的综合素质。
一是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学习和社区图书室的作用，提高市民的政治觉悟和文明素质。紧密结合当前形势和居民思想生活的实际问题。社区工作人员利用本社区独有图书室，每周定期开展一次市民素质教育活动，通过当月报纸书刊的免费讲解与阅读，把国家大政方针、国内外大事、我市争创“三优”典型事例传授给大家，并发放市民教育读本，使小区居民群众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意识全面提高。为了加强创三优文明城市精神的宣传，鹤翔社区在图书学习室举行“社区居民文明礼仪知识竞赛”，没能进入决赛的民安社区居民张大同告诉记者：“讲文明、懂礼仪是每个公民的基本素质，我们愿意经常搞这样的活动，不仅让我们对文明礼仪知识有了更广泛的认识，更了解了鹤岗市创建文明城市的基本知识，大家在参与中文明素质得到提升，文明行为逐步养成。”
二是充分利用社区图书室和小区宣传栏，定期组织青少年学习并宣讲本市“创三优”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达到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效果，注重培养、注重体验，并利用社区图书阵地为未成年人精选一批读书籍，并开展一些科学法律知识讲座。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提高了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明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