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我国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出现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其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虽然我国流通合作社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它在发展中还存在许多问题,其发展还不尽人意,在分析农村流通合作社的制度性缺陷的基础上探求弥补农村流通合作社制度缺陷的方法。
关键词:农业流通合作社;制度变迁;制度性缺陷
文献标识码:A
1 农业流通合作社概述
农业流通合作社是实现农村流通中小生产与大市场有效衔接的制度安排。农业流通合作社是流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它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以向农户提供流通环节或一体化服务为宗旨, 同类农产品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在不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前提下,在流通领域按合作社原则组织起来的专业性经济组织。农业流通合作社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流通领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为农民走向市场发挥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完善了农村的经济流通体制,另外有的流通合作社延伸到生产领域,指导社员的生产,为农业生产提供信息与技术。
2 农业流通合作社产生的制度原因
农业流通合作社的产生是对农村中经济流通体制的一种制度创新。农户进行制度变迁的评价标准是其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其制度变迁的成本。只有当通过制度变迁所获取的收益大于为此而支付的成本时, 制度变迁才有可能发生, 即诺斯所说的“如果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 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存在着制度均衡与制度不均衡,当一种新的制度所带来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时就会出现制度的更替,制度主体会用一种制度去替代另一种制度。林毅夫认为制度变迁的类型有两种即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其中强制性变迁是指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迁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经济行为主体(农民、企业、居民等)、自下而上的一种制度变迁类型。我国农业流通合作社是农民自发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下面是具体分析:
2.1 制度成本
农民加入流通合作社的制度成本包括:
(1)判断成本。
此成本包括对合作社提供信息的真实性作出判断所付出的成本、对于合作社给自己带来收益的预测所支付的成本。
(2)合作组织的协调成本。合作社不仅是社员之间利益的结合,同时还是建立在社员团结、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合作社降低与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基础在于社员认为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 。为了增强这种成员之间的团结与信任,保证基于陌生人社会的合作制度的有效运转,必须付出更大的内部协调成本:即克服免费搭车问题、成员间的监督问题、产权界定问题、克服合作能力低等问题所付出的成本。这一成本是合作社成本的主要部分。
2.2 制度收益
农民进行农业流通制度创新的制度收益主要是交易成本的降低。
农户直接进入市场,难以把握市场信息,不能合理安排生产,致使农产品供给大起大落,增大了农户的经营风险。市场交易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连续环节实现的,单个农民无法支付获取各个环节所需的费用,每个环节上都可能在信息不对称下与对方进行交易,为了获取交易必须的信息产生了高昂的交易成本。个体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没有足够的力量与对手进行平等交易,而且容易处于不利地位。如果农户通过农业流通合作社进入市场,就能能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农户盲目生产,稳定农产品的供给,减小农户的经营风险。农业流通合作社作为农民进入大市场的最好的中介,将分散的、势力弱小的农民组织起来,减少单个农户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交易合约的费用以及监督违约行为的费用。
由于农民进行制度创新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因此农民选择进行制度创新。
3 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制度缺陷
我国流通合作社自成立以来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促进了农业的巨大发展,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步伐。但现有农村合作组织自身的制度性缺陷也在阻碍其进一步的成长、发展。
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存在以下制度性缺陷:
第一,外部的制度缺陷。即流通合作组织的对外宣传不够,致使目前许多人还对农业流通合作社存在模糊认识,认为它是农户自发成立的民间松散型团体,或者是供销社的翻版等,缺乏对农业流通合作社的正确理解。
第二,内部的制度缺陷。主要是产权的不明晰和内部经营机制的不完善。农业流通合作社中许多是通过政府农技推广等有关部门、传统社区集体经济组织、供销社以及农村能人大户等牵头成立,农户在其中仅仅是业务的被动参加者,它使得农户在合作社中的所有者的主体地位被弱化。农业流通合作社的规章制度等不够完善,使得在多数情况下,组织的实际运行与之相背离。
4 弥补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制度性缺陷的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应采取措施弥补制度性缺陷和降低制度变迁成本,从根本上提高农户参与合作组织的积极性,促进流通合作社的发展。
4.1 流通合作社自身努力
(1)做好宣传,引导农民对流通合作社进行正确的理解。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重要性。让农民认识到,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可能不是经营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 但却是农民最可以信赖的组织。
(2)内部管理运营机制的完善。在发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过程中, 应大胆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建立科学的内部管理机制。
流通合作社內部要有严格的制度和组织。社员要有资产所有权和最高决策权,董事会人选由社员大会产生,经理由董事会产生,经理应对董事会和社员负责,职工、经理和董事会人员不称职应及时解聘,合作社的年终利润应由社员来分配,并且保护社员有股利收入。此外, 农业流通合作社应该坚持对内不以营利的原则, 注重为成员服务, 对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但又不能影响对内服务。而且农业流通合作社要实行民主管理, 采取一人一票制, 也可兼有以交易额比例分配决策权, 但必须控制上限, 要不同于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民主”。
在流通合作社的运营中要加强农产品市场调研与预测, 为开拓农产品市场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既要了解各种环境因素, 也要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市场供求关系。其次, 采取切实有效的营销策略, 实行品牌营销、差异化营销和绿色营销。把塑造品牌作为重要内容, 帮助农民提升农产品附加价值。搞好信息咨询、技术培训、市场服务、国际商务联络等工作, 根据行业生产技术特点参与制定和组织实施行业质量标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浪潮。
4.2 政府的扶持
农业流通合作社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流通合作社提供大力的扶持。
(1)资金政策。流通合作社作为公有制的一种有效实现形式, 一般都受到资金的限制。为流通合作社解决资金瓶颈问题提供帮助,是政府的职责之一。因此政府应该针对农村的金融组织对合作社的贷款提供一定的贷款补贴,鼓励农村金融组织对流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另外政府可以为流通合作组织进行贷款担保,以增加合作社取得贷款的可能性。
(2)财税政策。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并在自己管理的税费征收范围内, 制定一些扶持流通合作社组织发展的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财政补贴、财政奖励等政策。
参考文献
[1]郑健艇.流通领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探析[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12).
[2]何国平.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原动力研究[J].农村经济,2006,(8).
[3]姜裕富.制度经济学视野下的农民合作[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7,(3).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 教师是一所大学人才的核心，是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美国、德国和日本在大学建设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教师流动制度对大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形成了各自的制度模式。美国的垂直流动主导型模式通过垂直流动，使高等教育分层显著，对我国探索建立大学教师流动制度以及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具有借鉴意义，而日本兼职流动主导型模式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静态特征，只能是我国建立教师流动制度的过渡选择。
关键词： 大学教师；流动制度模式；比较研究
教师是一所大学的人才核心，是一所大学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历来重视优秀师资的引进。美国芝加哥大学第7任校长比德尔曾说：事实上教师就是学校，除非我们吸引来并留住最好的教师，（否则）其他的一切都将是白费力气。对任何大学而言，最重要的是教师质量。没有一批高级教师，学校不可能优秀；反之，想要不优秀都难[1]。美国、德国和日本是世界上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研究这3个国家大学的教师流动，对我国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美、德、日三国大学教师的流动制度比较
1. 聘任制度。教师聘任制度的起点是教师招聘。早期的美国大学在教师招聘中一般倾向于选留本校应届毕业生。据美国1935年的一项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219所高校中，本校毕业生选留率平均为25%，其中芝加哥大学本校毕业生选留率近60%[2]。有学者将这种大量选留本校毕业生的现象称为学术上的“近亲繁殖”。随着学术职业化步伐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特别是处在美国高校顶层的研究型大学意识到，“近亲繁殖”将导致学术僵化和学术封闭，直接危及大学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誉。因此，美国大学开始改革教师的招聘制度，采用公开招聘的方式引进教师，招聘范围甚至扩大到全球。许多大学甚至规定本校毕业生不得直接留用为本校教师，即使对一些优秀毕业生也概莫能外，他们必须要到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以应聘的形式，经过激烈的竞争性选拔回母校任教。
教师任期制和终身制是聘任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规定了大学教师在职工作的年限。通过签订严格的聘任合同，大学教师受到法律保护。在美国，是否实行任期制和终身制由各大学自行决定。对大部分美国大学而言，教授作为职务的最高级别，一般实行终身制，副教授、助理教授和讲师，作为职务的中低级别，一般实行任期制。任期年限与职务级别高低正相关，如副教授任期一般为3—8年，而助理教授和讲师任期一般为1—2年。但有的研究型大学，即使对教授职务的教师，也有部分实行任期制。
起源于中世纪的德国大学，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当时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讲座”制度，一位教师负责一个讲座，实现了教学的专业化。随着讲座制的逐步完善，特别是德国大学学术权力的确立，教授成为讲座的唯一负责人。在洪堡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大学教师积极投身科学研究，大学教师的聘任，也开始注重教师的科研水平和学术能力，学术水平差的学者被认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大学教师。与美国一样，教授实行公开招聘制，且这一制度已被纳入德国198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大纲法》之规定。德国大学原则上不允许在校内招聘教授，也就是说，一位教师不可能在同一所大学内获得执教资格再得到教授职位。该法还规定，不能聘请本校毕业生当教授。个别要聘的也得在取得教授备选资格后，到校外单位工作3年以上，再聘回本校，但这种情况很少。在德国，教授地位很高，他们常常独揽聘任权力。因此，德国大学除教授外的中低层职务的人员聘任，完全由教授根据需要决定。
在德国大学中，正式教授没有任期，且为国家公务员，德国教授中90%以上都是终身制。除教授外的其他教师，多为任期制，高级助教一般为4年，大学讲师一般为6年，学术助教一般为3年，学术助理一般为5年[3]。
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在大学教师聘任制度上，吸收了西方大学的一些元素，但同时，也有着自身特点。在招聘制度上，日本大学中的助教一般都从研究生院毕业的硕士和博士中选拔。教授、副教授大部分是通过公开招聘录用。招聘教授的方式被写进《大学设置基准》，本校及外校的教师均可以应聘。在日本大学的教师招聘过程中，许多教师岗位都被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占据，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10所名牌大学大量提供从助教到教授的各教师职务层次人员，仅教授市场占有率就超过50%。另一方面，本校应届毕业生从助教到后期教授的应聘，不光无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反而在许多方面显示出比其他大学的毕业生拥有更多的优越性，从而导致日本大学教师中，“近亲繁殖”现象明显。
日本大学在早期录用的正式教师一般都实行终身制，尤其是副教授以上职务者，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日本大学对教师没有解聘权利，大学教师基本不会淘汰。为推动大学教师的流动，1997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大学教员等任期的法律》，希望以法律的形式，推动教师流动。但这一任期制度在本质上是选择性任期制，即由大学决定是否实行。2000年以后，日本有超过1/5的大学实施任期制度。各大学规定的助教或讲师的任期制长短不一，短则2年，长至10年，一般为5年，不少大学规定任期届满后只能续聘1次，如果到时没有升迁机会，就要另谋出路[4]。
2. 晋升制度。从大学教师的晋升制度看，美国主要实行“非升即走”的原则。由于美国大学中下职务层次教师基本实行任期制，任期届满后，如不能晋升为高一级职务，就必须离开大学另谋出路。“非升即走”原则最早由哈佛大学第23任校长柯南特创立，该原则规定，一位哈佛大学教师从讲师晋升到副教授的最长年限不得超过8年，如讲师聘期已满，不能晋升助理教授，学校对该教师将不再续聘，同样，助理教授聘期已满无法升入副教授的，也将另谋出路。目前，这一原则已被大部分美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采纳，这一原则加剧了美国大学教师的竞争和淘汰，其本质是“优留劣汰”，增强了学术活力，优化了学术队伍。由于被一流大学淘汰的教师只能向二、三流的大学流动，因此，美国大学学术地位的分层更趋明显。大学教师的每一次晋升，学校都非常重视，它不仅决定了一名教师的学术前途和职业命运，更重要的是如何评估教师是否达到了晋升标准标志着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多数大学都会从教学实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成果等方面综合考察一名教师的晋升可能性。
德国大学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实行“不走停升”的原则。特别对于教授职位，法律规定，不得从本校晋升。因此德国大学的教师要想晋升到高级职位，必须要离开原来的学校，到其他大学去竞聘，在其他大学获得晋升机会。德国大学教师一般要变动三至四个工作单位，才有可能成功晋升高级职务，且晋升标准更加强调学术和科研能力，这就要求大学教师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实力，并在不断流动中去争取晋升机会。德国教授职务从低到高又被细分为3个级别：C2、C3、C4。在德国，即使是同一教授职务的不同级别的晋升，也不可能在同一所大学内完成。德国大学教师如没有晋升需求，可以不流动，但教授以下职务者在聘任期满后的去留大权完全掌握在讲座教授手中，因此，他们将面临解聘风险。随着德国大学科研压力的逐年增加，唯有职务晋升，才是降低教授以下职务教师解聘风险的最好手段。德国大学教师的晋升机制，本质上是“均衡优化，劣者淘汰”，通过强制流动，使德国大学有机会共享优质的教师资源，而学术水平较差的教师不仅在本校有解聘风险，也不可能顺利地在其他大学获得晋升机会，最终极有可能完全被淘汰出整个大学系统。在这样的机制下，德国大学学术水平均衡发展，各大学分层效果并不明显，教育结构趋于平坦。
日本大学教师的晋升制度主要考察教师3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教师的资历条件，包括学历和学位，这是职务晋升的基本条件；其二是任现职最低年限，一般规定助教1年，讲师3年，副教授6年；其三是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对实行任期制的大学，任期届满后的续聘次数大都被限制在1次，到时如不能晋升高一级职务，必须向校外流动，但日本仍有许多大学没有实行任期制，教师的职务晋升并不会对其去留产生实质性影响，对这些大学教师而言，自然是“或升或留”的宽泛选择。
3. 兼职制度。兼职教师是美国大学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全职教师，兼职教师与所在大学是一种临时用工关系，不占用大学的人事编制，不确定固化的教学或科研量。教师兼职制度促进了美国大学教师的流动。有利于大学教师结构的布局调整、动态优化，特别是丰富了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大量美国一流大学的优秀师资，通过兼职制度，流动到二、三流大学或社区学院，从某种角度弥补了由于教师强制性流动造成的优质教学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即使在一流大学之间，兼职制度也在发挥着明显作用，许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不仅聘请本国其他大学的优秀教师，而且还聘请国外知名的专家学者成为其兼职教师，进一步扩大了学术视野，避免了“近亲繁殖”，推动了学术发展。
德国大学中兼职教师比例也较大，据德国的一项统计显示，德国大学中兼职教师约占教师总数的28.7%[5]。在德国，只有正式教授才是终身制的国家公务员，享受固定的薪金和待遇，其他3种教授为兼职身份，其一为科学顾问教授，一般由获得博士学位的科学工作者担任，这类教授属于占大学编制的全日制教授；其二为编外教授，一般来自非教育系统，未经正式的任命，属于不占编制的全日制教授；其三是纯粹的兼职教授，从校外聘请，按工作量领取薪金，属于部分时间制的教师，德国高等专科学校大量聘请了这类教授，兼职教授占其师资总数的40%以上。对于中下层职务的教师，其聘任由教授决定，在这类人员中，教授会根据实际需要，聘请一批兼职教师充实到自己的团队中。这些教师是为传授一些实际技能和知识而专门聘任的，因此不需要太高的学术水平，聘请对象包括中学教师、法官等。
日本规定，在一所大学中的专职教师可以到其他大学担任兼职教师，有的大学规定，只要保证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允许专职教师每周抽出1—2天的时间到外校兼课或进行科学研究。由于日本没有强制性的教师流动政策，因此，兼职教师制度推动了大学教师的自发性流动，校方和教师都认为，这一制度一方面可以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给有潜力的教师增加了收益，一方面拓宽了教师的学术视野，加强了各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日本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在校外兼职者占教师总数的一半以上，私立大学聘请的兼职教师甚至超过了专职教师。
二、 美、德、日三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制度模式
我们在上述比较三国大学教师流动制度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研究和比较制度背后不同的制度模式。
1. 美国模式——垂直流动主导型。美国大学在教师公开招聘时，一般不允许选留本校毕业生，有效规避“近亲繁殖”，同时对招聘对象进行学术分层，学术水平高的教师流向高水平大学。除教授外的教师职务实行“任期制”，大量教师在职务任期内，必须不断提高科研水平，以期在届满时能够获得在本校的垂直晋升。“任期制”与各大学普遍实行的“非升即走”原则相结合，通过教师流动，优秀的人才逐渐在本校沉淀和积累，有利于大学集中优质的教育、学术资源，对不能晋升的教师才往外校流动（本质上成为一种“劣汰流动”），形成“优留劣汰”的流动特点。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而言，在这一制度模式下，优质资源将趋于集中。但这一制度模式对整个教育系统的均衡发展可能带来消极影响，容易导致类似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因此，美国大学兼职教师的自发流动就显得十分必要，在美国，越来越多的课堂都是由兼职教师教授的[6]。教师通过兼职流动，形成优势辐射，使得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更加均衡。总体而言，美国模式的大学教师流动制度更有利于高水平大学的发展，通过垂直流动，美国高等教育分层显著，“学术金字塔”特征明显。
2. 德国模式——水平流动主导型。德国大学在教师公开招聘时，同美国一样，一般也不会选留本校毕业生，尤其通过立法规定，不得招聘本校毕业生成为教授，在规避“近亲繁殖”上，体现出极强的刚性。德国大学教授一般为终身制的国家公务员，其他职务层次由讲座教授聘任，且实行“任期制”，教师在任期内也要承担繁重的科研压力。德国大学将“任期制”与“不走停升”的原则相结合，一名教师通常要变动三至四个工作单位，才有可能获得高级职务的晋升，在每一教师职务层次的聘任阶段，都需要考核一大批校外求职者，形成择优的“水平流动”，无法晋升的教师也会由于任期制的因素，面临讲座教授无法续聘的风险，可能直接淘汰出高等教育系统。这一制度模式，有利于高等教育系统将优质的教育、学术资源不断地再分配，最终趋于均衡。特别是，德国大学也大量使用兼职教师，这就更加强化了优质资源的均衡化。但这一制度模式，会造成大学自身优质教育、学术资源的流失，对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产生消极影响。总体而言，德国大学的发展战略与美国不同，德国追求“优质资源均衡化”，并不提倡建立明星大学，通过水平流动，希望全国各个大学的发展保持基本平衡，形成高等教育的平坦结构。
3. 日本模式——兼职流动主导型。相比美、德两国，日本大学“近亲繁殖”现象严重，教师流动性差。在教师招聘方面，日本大学更倾向于选留本校毕业生。尽管日本大学已开始推进任期制，但由于大学具有选择权，各大学在认识程度上存在差异，且教师终身制的观念深入人心，因此，多数日本大学最终没有选择任期制，没有建立刚性的教师流动制度。在晋升制度方面，对少部分实行任期制的大学，参照美国模式，实行“非升即走”的垂直流动原则，对没有实行任期制的大学，实行“或升或留”的原则，是否晋升完全由教师个人决定。这使得日本大学教师的淘汰率低，教育、学术资源呈现“静态分布”特征。考虑到传统制度惯性的影响，为推动教师流动，日本大学十分重视教师兼职制度，但由于制度本身的非刚性和自发性特征，因此，从长远看，这种兼职流动只能作为任期制、晋升制等刚性流动制度的补充，不能成为流动制度的主体，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静态特征，这是一种在制度推进过程中的过渡选择。
三、 美、德、日三国大学教师流动制度研究的启示
耗散结构理论已向人们昭示了系统的有序结构不可能在一个孤立环境下形成。因此，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大学系统，如果希望保持生命活力，必须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形成有序结构。换句话说，大学只有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与外界保持着不断的人才交流，才能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一旦终止与外界的交流互动，大学可能会面临生存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教师流动制度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应然选择。
当前，中国大学在教师流动方面，缺乏制度规范。在招聘制度上，中国没有避免“近亲繁殖”的制度设计，许多中国大学每年都会大量选留本校应届毕业生，造成学术结构单一、学术环境封闭；在任期制方面，尽管很多中国大学实行了流动编制，但没有对大学各职务层次的教师实行严格的聘任制管理，中国大学教师都是终身制的，且大多在本校完成纵向晋升，晋升需求仅由个人决定，没有制度强制，此外，中国大学也不重视教师的兼职流动，这些原因导致了中国大学整体缺乏学术活力，许多教师安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据徐建华、吴琼所进行的高校教师流动调查显示，中国大学教师的流动有如下特点：其一追求个人价值和发展空间，这部分教师的流动更多从低层次高校流向高层次名校；其二追求个人经济地位和福利待遇，这部分教师流动趋向的地域性相对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由于大城市往往是高校相对集中的地区，因此，对中国大学教师而言，自发流动往往可以很好地结合以上两点。数据统计表明，促使中国大学教师产生流动想法的重要原因排序依次为：工资待遇差、个人发展受限、教学科研压力大、工作条件差、子女就业环境差、人际关系紧张、配偶两地分居、社会地位低等[7]。可以看出，由于中国大学教师流动的自发性，导致教师流动的动机更多从个人实际的工作待遇出发，而不是来自学术上避免“近亲繁殖”的需要。总体而言中国大学教师流动具有主动性、自发性、无序性、非学术性等特征。这将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既带来地区分布不均衡，又带来办学层次上的不均衡，最终影响了高等教育系统整体的和谐发展。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高等教育结构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鲜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因此，加快推进中国大学教师流动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我国实行分层办学，重点大学师资力量雄厚，且中国希望尽快建设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希望大学在彰显特色的同时，高等教育结构更加优化，整体水平全面提升。在比较研究美、德、日三国大学教师流动的制度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发现美国模式应该成为一种参照模式，因为这一模式通过优质资源的“优留劣汰”，更有利于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且通过优势辐射，推动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发展。但中国毕竟与日本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心理，教师终身制观念将成为教师流动制度推进的巨大障碍。日本当时面对这一障碍，在大学“选择性任期制”的背景下，建立起兼职教师流动制度模式，尽管其流动制度没能彻底建立，但毕竟成为一项渐进性的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做法也值得中国借鉴。
中国大学推进教师流动制度建设，将有利于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而一批高水平大学的诞生反过来也将促进大学教师的良性流动。据2011—2012年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排名数据显示，在全球前200名的一流大学中，美国有75所，德国有12所，日本仅5所，因此对教师招聘而言，如果选留本国大学的优秀应届毕业生或优秀教师，日本可选择的数量要少于美、德两国，从而使得日本名牌大学毕业生进入各大学的概率大大增加，这可能是导致日本名牌大学“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在全球前200名的一流大学中，中国大陆仅有3所，与日本接近。可以看出，高水平大学的数量与“近亲繁殖”的风险成反比，只有可选的大学资源增多，才能更好地推动学术交流和融合，促进大学教师的良性流动，减少学术上的“近亲繁殖”。因此，大学教师流动制度建设与高水平大学建设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对大学教师流动制度的研究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就一所大学而言，教师流动过慢，会造成学术僵化和封闭；教师流动过快，必将缺乏积累和传承，院校系统的不稳定性会加剧，不利于大学发展。在美、德两国大学以及在日本选择任期制的大学中，教授一般为终身制，相对稳定，但除教授外的中下层职务教师，却流动频繁。因此，一项好的流动制度，必须处理好流动中的稳定与稳定中的流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在我国探索建立大学教师流动制度的过程中，要重视社会心理和大学传统，立足当前，逐步推动教师的流动。在设计教师流动制度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推进的阻力。当前，中国大学可以在改革招聘制度、探索任期制度、晋升制度的同时，优先考虑建立起相应的教师兼职制度，特别要重视教师学术性兼职制度的建立，鼓励教师去其他大学兼职，推动各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实现学术资源和人力资源共享，并为教师流动制度寻求立法依据，逐步推行在法律框架下大学教师的有序的良性流动。
参考文献
[1] 威廉·墨菲，布鲁克纳.芝加哥大学的理念＼[M＼].彭阳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31.
[2] Walter E.Faculty Inbreeding＼[J＼].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1935，6（5）：579588.
[3] 陶遵谦.国外高等学校教师聘任及晋升机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98.
[4] 陈永明.日本大学教师聘任制的特征及其启示＼[J＼].集美大学学报，2006（2）：2632.
[5] 杨华祥，黄启兵.美德高校教师流动机制的比较研究＼[J＼].比较教育研究，2008（5）：7276.
[6] 菲利普·G·阿特巴赫.高等教育变革的国际趋势＼[M＼].蒋 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1.
[7] 徐建华，吴 琼.高校教师流动调查＼[J＼].教育与职业，2010（5）：4446.
（责任编辑 赵文青）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为充实审计力量，提高审计效率，可以推广经济责任审计联合审计制度。即审计机关与组织、监督、纪检、人事等部门合作，将主体、对象、内容、手段等方面相结合，共同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
关键字：经济责任审计 联合审计制度
经济责任审计是我国政治体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模式，特指旨在明确党政领导人及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经营管理责任而开展的一项审计制度。对促进依法行政、加强干部的监督管理、强化党风廉政建设、推动对权力的制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监督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发展至今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实务开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经济责任审计风险大、审计检查难、审计评价难、审计独立性缺失、审计力量不足、任期审计难以执行等。对此很多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但大部分是寄希望于体制改革。在激励争论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却忽略对眼前问题解决的决策研究。因此，本文将在维持现行体制的情况下，对经济责任审计联合审计制度进行深入分析，希望对解决经济责任审计中的问题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经济责任审计联合审计制度概述
经济责任审计联合审计制度是审计機关与组织、监督、纪检、人事等部门合作，协力配合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为充实审计力量，提高审计效率，审计机关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与配合，强化各部门工作的紧密配合，坚持“协调作战”原则。由于经济责任审计只是干部监督管理的一个环节，所以要强化干部监督管理工作、切实提高党政领导人的廉政建设，就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我国于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联席会议中我国审计长更是强调，审计机关应进一步履行好各项职责，在联席会议中切实发挥好牵头单位的作用。在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中，尽量将监督主体、对象、内容、手段等方面相结合，共同推进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开展。
2、经济责任审计联合审计制度的结合内容
（1）监督主体结合。监督主体结合是指审计、纪检、组织、人事、监察等相关部门相互合作，共同推进经济责任工作的开展，强化干部监督管理工作。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已被实践证明的，监督主体结合的有效形式。通过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审计机关可以与纪检、组织、人事、监察等部门相互沟通，探讨商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计划安排、审计内容及实践中的难题，不仅可以健全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也大大提高了经济责任审计质量，更好的发挥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监督管理作用。
（2）监督内容相结合。监督内容的结合更有利于全面的评价、监督领导干部。因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没有一个事物是孤立存在的，尤其对于腐败行为。在强化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中，反腐反贪是监督管理工作的重点。而贪污腐败行为，其本质是为谋取个人利益，利用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利做交易，侵吞国家及人民的财富，而往往是获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所以，权利腐败和经济腐败是相伴相随的。党政领导人的经济犯罪背后离不开权利腐败，权利腐败为经济腐败提供机会。因此对于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应是全面的，结合经济活动的审计及公共权利的使用，只有全面结合的审查，才有利于案件的深入了解。所以加强经济责任审计与纪检监察在监督内容上的结合，不仅能全面、科学的展开监督审查，从源头上发现问题，更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党政领导人的倾向性问题，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可见监督内容的结合有其科学的理论基础。
（3）监督对象的结合。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监督对象是党政领导人及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具体的人。而纪检监察监督的对象也是具体的人，虽然范围上比经济责任审计的要大，但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对象是纪检监察监督的重点对象。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量与审计力量不足的矛盾，所以可以在对一些重点审计对象开展审计工作时，与纪检监察相结合。从而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科学合理的效果，还充实了审计力量，强化了经济责任审计监督。
（4）监督手段的结合。手段的监督，实质是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合力去完成任务。各部门的工作职能不同，工作手段自然有所差异。纪检监察部门侧重被监督者的政治表现、工作及生活作风等方面，在道德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经济责任审计则侧重被审计人员的经济活动责任履行情况，提供经济方面的量化指标。通过监督手段的结合，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人员丰富了纪检部门的监督手段，而纪检部门增强了审计部门的权威性。各部门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优势共同推进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推广审计联席会议制度，在监督主体、手段、内容及对象等方面的结合有其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并且是互利双赢的，各部门各有所得，相互协作配合，发挥合力优势。正如有人所说，经济责任审计实际上是集中并发挥了组织人事部门的“权”、纪检监察部门的“威”、审计部门的特长而形成的力。在我国的审计体制下，经济责任审计有其中国特色，自产生就带有执政监督色彩，负责领导干部的监督考核，而这不是审计机关的职责，通常是我国组织、人事、纪检等部门的职责。所以为更好的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促进干部监督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审计机关单打独斗，更应实现审计监督与纪检监督的高度结合，强化经济责任审计的“权利”问题，从而也可以充实审计力量，促进经济责任审计的深化发展。
参考文献：
[1]于保和.经济责任审计研究[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李凤鸣.经济责任审计[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冯茜.浅谈基层经济责任审计成果的利用[J].大庆社会科学，2011（2）
[4]武阳.经济责任审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商丘职业技术学校学报，2008（4）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人才的合理流动，会形成人才聚集现象，从而产生人才聚集效应。随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于具有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特色的人才聚集效应的研究显得尤為迫切，因此，本文首先对广义虚拟经济的内涵及特点进行归纳分析，而后采用广义虚拟经济的思维方式，结合广义虚拟经济的特点，对人才聚集现象的定义及特征进行重新诠释，最后，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进一步分析了人才聚集的效应。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人才聚集现象；人才聚集效应
一、引言
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部分，随着人才的流动，往往会在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形成人才聚集的现象，人才聚集现象又会产生相应的人才聚集效应。虚拟经济的出现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关键不在于领域的划分，而在于视角的建立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
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最先提出了虚拟价值，此后，西方学者在这个领域相继做出研究，并提出广义虚拟经济。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相应研究。刘骏民教授在《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一书中认為，“虚拟经济”的概念可分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虚拟经济是指物质生产活动和其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例如房地产（除去建筑业创造的产值）、教育、广告业等。成思危教授在《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一文中，对虚拟经济定义了三种范畴：第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第二是指以信息技术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也称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第三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林左鸣在《广义虚拟经济》一书中曾指出：传统的实体经济主要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纯粹的虚拟经济只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同时满足人们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经济统称為广义虚拟经济。
国内外学者关于人才聚集的理论研究较為深入。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人才集聚是一个点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面的问题，认為产业空间的聚集，人才的集聚以及城市化，本身就存在着关系。牛冲槐教授已经从区域要素的视角给出了科技型人才聚集的定义，所谓的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的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者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众多学者对广义虚拟经济和人才聚集分别进行了研究，而关于广义虚拟经济与人才聚集理论相结合的研究较為缺乏。因此，本文从广义虚拟经济角度对人才聚集现象及效应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广义虚拟经济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广义虚拟经济的内涵
对于虚拟经济，自20世纪末以来，国内学者就开始了对其的研究，这里的“虚拟经济”主要是指由实体经济衍生而成的各种金融活动，实為一种狭义的虚拟经济。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已经蔓延到人们经济活动中的各个角落，广义虚拟经济是一种基于“生活价值论”的人本经济，其基本特征表现為二元价值容介态。广义虚拟经济着重考虑的是满足人的心理需求，其灵魂是信息。随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其特点逐渐的显现出来：从满足人们的需求的角度看，他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為主导的，从所生产的商品来看，其价值是以非物质形态為主要形式的。
（二）广义虚拟经济的基本特征
根据其内涵，我们归纳其特征如下：
1 人本经济。广义虚拟经济时代更加注重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精神需求，它是一种人本经济，强调以人為本。对于财富的本质，在一定意义上讲，满足心理需求比满足生理需求更重要。
2 信心。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虚拟经济带来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信心争夺战，虚拟经济时代最大的经济危机，不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而是信心不足和破灭带来的金融危机。
3 人气的聚集。人气就是吸引人心和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程度。人气的聚集实际上就是社会群体的信心集合，取其共同认可的心理感受為标准。它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指人才聚集。人气，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标志。
4 知识和信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信息成為首要的资源，以信息技术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以知识和信息為特征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5 服务。“服务”在经济活动中所体现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单纯销售商品的情况已经慢慢消退，如今的商品销售往往要伴随着服务。所以，企业内部生产流程的专业分工必须要附上与之相当的服务，以此来提高效率。
6 体验经济。“体验经济”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下颇為引人瞩目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强调的是基于满足客户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它超越一般物质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给客户提供超值享受，以满足其心理需求。
7 人力资本。在创造企业价值方面，人力资本往往比传统的资本更加发挥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当企业要创造大量满足客户心理需求的虚拟价值时，仅靠资本的投入是不够的。人力资本，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企业发展的新特点，它对生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人才聚集现象
下面，在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下，对人才聚集现象的定义及内涵进行重新的界定与诠释。
（一）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现象的定义
我们已经知道，人才在区域要素边际收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影响下，会从边际收益较低的地区流向边际收益较高的地区。而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来看，人才聚集现象可以定义為：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人才的流动，大量人才為了满足其心理需求、实现自我价值，在虚拟经济发达、信息高效流通、市场信心足的地区集聚所形成的聚类现象。这样的人才聚集现象可以促使人力资源更快地转变為人力资本，从而创造价值。
（二）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现象的内涵
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现象的内涵分為三个部分。首先，对于任何一类人才来讲，经济的发达及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完全的吸引人才的聚集。人才的聚集，必然是向历史潮流的“潮头”聚集。比如，在一些IT人才的眼中，硅谷、深圳、中关村，就是他们心中向往的圣地；而对于一些服装设计师来讲，法国巴黎则是他们的圣地；对于建筑师来说，意大利、德国则是他们的梦想。他们渴望去这些地方发展，不仅仅是追求物质上的满足，更多的是為了满足心理需求，是一种精神向往。其次，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可以带来人气的聚集。广义虚拟经济系数是恩格尔系数的反函数，广义虚拟经济系数越高，恩格尔系数越低，该地区越富裕，服务行业、体验经济相对更為发达，知识和信息传播迅速。这样，就能為消费者提供超值的享受，达到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效果，这种靠满足人们精神需求来实现的经济增长，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所在。最后，在广义虚拟经济下，自我价值的实现推动着人才的聚集。每个人都希望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的实现，对于科技人才来讲，更為重要。有数据显示，微软有30%的俄罗斯工程师；在硅谷，华人和印度人工程师的数量占到了2/3以上。这样的现象表明，工程师会觉得在微软、在硅谷，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体现自我价值，实现人生意义，人才的聚集也就由此而产生了。
（三）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现象的特征
根据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现象的定义及内涵，文章进一步分析得出此现象的特征。
1 空间性。人才在广义虚拟经济的影响下，聚集在某一地区，会引起该地区人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这些人才或集中在人才市场中等待重新配置，或聚集在专业性教育机构中接受培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在特定的空间内才能完成上述人才资源配置过程，所以，它具有显著的空间性。
2 聚类性。广义虚拟经济下，人才聚集现象主要表现為某一行业（虚拟空间）中集中了大量相关或同类型的科技人才，这种现象体现出了按类聚集的聚类特征，所以具有聚类性。
3 动态性。人才个体结构分布与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如知识、技能、年龄等，而且，人的个人偏好，精神追求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都是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所以人才聚集是一种动态过程，这种动态性有利于组织与外部资源的交换，提高组织知识的动态竞争力。
4 网络性。广义虚拟经济下，人才的聚集，必然会伴随着知识与信息的流动，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也会变得非常频繁，因此，各人才聚集组织之间在长期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中会形成以知识、信息為纽带的经济网络，同时也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人才聚集呈现网络性特征。
5 共享性。广义虚拟经济是以信息和知识的高效流通為标志的，所以，广义虚拟经济下人才的聚集，会迅速地将个体分散知识转化為整体共享的群体知识、组织知识形成知识共享系统。人才个体与知识共享系统相互丰富，扩大了知识共享量，提高了人才群体的创新力与竞争力。
四、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
人才聚集现象与其他经济现象一样，也会产生两种效应，即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和不经济性效应。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在和谐的环境下，相关人才按照一定的相互联系相对集中在一起所产生的超过各自独立作用的效用。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性效应，是指具有一定内在联系的人才，聚集后的作用低于不聚集时的作用。為了研究方便，本文将人才聚集的不经济效应归為人才聚集现象，不做深入讨论，本文中提到的人才聚集效应均為人才聚集的经济性效应。下面，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探讨人才聚集的效应。
（一）知识溢出效应
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人才掌握的知识一般都是以隐性知识為主的，是以非编码形式存在的，这种知识很难用间接的形式传递。人才的聚集增加彼此问交流的机会，可以使人才在接触中互相学习，使得隐性知识显性化，并得以广泛传播。
（二）信息共享效应
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成為首要资源。人才為了追求知识和信息的高效流通，而聚集在信息经济发达的地区，由此，该区域的信息传播将会更加迅速，且传播成本降低，经济活动中会出现免费、及时的信息供群体共享。
（三）激励效应
人才作為一种特殊的商品，因互相聚集而产生竞争，竞争会对失败者产生激励作用，聚集竞争不会是个体性竞争，必然是群体性竞争。对于失败群体，在竞争过程中能够以隐性知识溢出方式，发现自身人力资本的缺陷，失败的刺激会激励其努力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胜利群体而言，為了维持竞争优势，也会产生激励，进一步提高其人力资本水平。群体性竞争的结果会提升聚集区人才群体的能力水平，提高人才资源的性价比，在人才聚集群体中产生“激励效应”。
（四）集体学习效应
当人才聚集达到一定规模时，人才聚集效应会产生信息共享效应，為了获得更多的隐性知识，人才更愿意创造一种集体学习的机会，如研讨会、沙龙等，并以此来获得更大程度的开放和交换力度。
（五）人气效应
随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财富的标志，不单单需要稀缺贵重的物质作為载体了，而是要有一种可靠有效的信用制度来维系，因此，“人气”变得至关重要，要想积累人气，积累信心，就要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精神需求。人才的聚集与人气的积累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六）品牌效应
在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迅速的今天，品牌商誉，逐渐体现出了一种无形的、巨大的价值。消费者追求高档品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体现虚拟价值的过程，高档的产品更多的是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為主。人才的聚集，会加快市场信息的流通，迅速地增大产品的需求，产生人气的积累，能够促使一个品牌持续下去，并不断的发展壮大。事实上，一个被消费者认可的品牌，它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
（七）组织效应
人才的聚集容易出现扎堆的现象，任何一类人才的聚集，都应有“帅”、“将”、“兵”的分类。组织中应由能力较强、民众信服度高的人才来担任领导，而组员之间应保持良好的沟通以及共同的追求。人才的聚集应向着群体合理配置的方向流动，从而使组织能够良好发展。
（八）商业模式效应
以大批量、标准化生产為标志的经济时代已慢慢衰退，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原有的只是完成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商业模式，逐渐转变為服务同步的商业模式，强调注重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某地区人才的聚集，能够使当地企业快速的接受新鲜事物，从而推动其商业模式的转变。
（九）体验营销效应
顾客心理需求的满足主要取决于产品虚拟价值的发挥，而体验营销则是发挥产品虚拟价值的主要途径。如今，很多著名品牌的营销手段都转向了体验营销。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才的聚集，体验经济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人才聚集起来，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心理需求及精神需求，从而将体验营销融入到各个行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十）创意经济效应
创意经济指那些从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中获取发展动力的企业，以及那些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可创造潜在财富和就业机会的活动。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产品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形式会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每个消费者都会有自己的偏爱与喜好，对产品的期望会因人而异。在这种情况下，人才聚集会产生更多更好的产品创意，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
五、结论与展望
广义虚拟经济与人才聚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采用广义虚拟经济的思维方式，研究人才聚集现象及效应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两者结合，详细阐述了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现象的定义、内涵及特征，分析归纳出了人才聚集效应的特征，旨在突出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人才聚集理论的特色和优势，為今后进一步能够评价相应指标，量化评价指标，奠定了基础。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通过在传统C-D生产函数中引入制度变量，实证检验了我国1952年至2011年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在长短期内的关系。首先，为全面衡量我国制度变迁，分别就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变化选取相应指标，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综合制度变迁指标。其次，在引入带有制度变迁变量的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计量模型。最后，运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增长 制度变迁 协整检验 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在我国6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每年GDP增长率达到了9.8%，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但大多利用传统经济理论，将制度作为不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看待。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利用制度变迁解释国家内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研究日益增多，如诺斯认为创新、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才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Stiglitz（2004）认为经济增长动力问题研究应建立在一国特定经济环境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我国建国以来，制度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度。因此，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便不能脱离我国的制度变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图分析制度变迁背景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为了考察制度变迁的长短期效应，本文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
二、文献回顾
自诺斯开创性研究以来，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诺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只有实施有效制度、实现执政者约束和产权保护，刺激民间投资和技术进步，经济才可能实现持续增长。政治制度和产权制度先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资本和劳动只是经济实现增长的手段，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然而Acemoglu（2008）指出，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确定；Barro（1990）和Glaeser et al.（2004）更强调，政治制度是技术进步、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此外，我国学者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刘红等（2001）和吴洁等（2003）分别在索洛和Rasmey模型框架中引入制度因素，以研究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潘慧峰、杨立岩（2006）将制度变迁加入内生增长模型，刻画了制度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李富强等（2008）将制度引入理论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虽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学者的大量关注，但是对制度因素进行量化却一直是难点（车士义和郭林，2011）。我国学者分别从制度变迁的不同方面，并利用不同统计方法对制度变迁进行衡量（刘文革等，2008），但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并且，针对我国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多研究也存在许多不足，对制度指标的选择较少考虑非正式制度变迁。因此本文试图在综合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考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关系。
三、模型设计及变量选取
传统C-D生产函数假定Y=ALαKβ，其中Y为实际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L为劳动投入、K为资本投入。α和β分别表示劳动投入产出弹性和资本投入产出弹性，同时假定技术是中性的，此时α+β=1。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了综合制度变量I，即Y■=A■L■■K■■I■■。方程两边同时除以L并取对数，得出计量模型（1）：Inyt=lnAt+βlnkt+rlnIt+μ。其中，yt表示第t期的人均产出，kt表示第t期的人均资本，It表示第t期的综合制度指标，而lnAt作为常数项处理。
本文选取1952～2011年相关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产出y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并且以1978年作为基期。人均资本存量k采用王小鲁等（2007）的数据，并将2007年后缺失的进行指数平滑至2011年。
North（1990）认为制度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契约合同等正规约束，还有文化习俗传统规范等非正规约束。本文对综合制度变量做了相应划分，分为正式制度及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的衡量参照林毅（2012）的划分标准，包括产权多元化IP、对外开放程度I0及分配格局变化Id，而对于非正式制度则参照雷韵等（2012），将人力资本作为衡量非正式制度的主要指标。因此，综合制度变量用函数表述为I=F（IP，I0，Id，Ii）。随后，采用能够很好避免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的主成分分析对各项制度变迁指标进行综合。结果显示综合制度变量为I=0.250IP+0.262I0+0.225Id+0.263Ii。
四、模型实证检验
本文首先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5%水平内，Lny、Lnk及LnI均不平稳，但均一阶单整。由于同阶单整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nson协整检验以判别。依照SIC准则，Johnson检验的最优滞后变量选为1。结果显示，在5%显著水平下三者存在协整关系，即lnyt=1.235lnIt+ 0.596lnkt+0.855。且人均资本存量及制度变迁在长期内均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
随后，本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研究长期均衡及短期波动关系。在协整检验基础上，将VEC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选为1，得到初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随后对初始模型中不显著的变量进行了剔除，得出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如下所示：
ΔLnyt=-0.268ECMt-1+0.479ΔLnyt-1+0.033 （2）
（-4.369）*** （4.321）*** （3.119）***
R2=0.357 ■2=0.333 DW=1.897
其中：
ECMt-1=Lnyt-1-1.235LnIt-1-0.596Lnkt-1-0.855 （2.1）
（-9.1414）*** （-17.524）***
由误差项可知，在长期内，人均产出与人均资本存量、制度变迁存在正相关关系。长期内，资本存量积累和制度改革均有利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敏感性远大于经济增长对资本存量的敏感性，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在过去60年中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变，市场制度逐渐发展，因此制度变迁所体现出来的边际作用较为明显。进一步结合林毅等（2012）针对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结果，本文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非正式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有着更为积极的作用。正如North（1990）所说，正式规则能够补充和强化非正式约束的有效性，也可能修改、修正或替代非正式约束，两者间的相互作用将产生出对于不同交换制度框架的有效需求，而其成败，则取决于非正式约束。
此外，模型（2）中ECMt-1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当短期内人均产出偏离长期均衡水平时，误差修正项会将其拉回到长期均衡水平；Δlnyt-1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当期的人均产出正向地受滞后一期产出的影响。因此，修正后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证明了制度变迁和人均资本存量都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同时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上期产出变动的影响。
五、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952年至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研究了长期和短期内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首先，本文按照North对制度的定义，将制度变迁分为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通过将制度引入传统的C-D生产函数，并利用Johnson协整检验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制度变迁和资本存量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制度改革和逐步完善将有助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而短期内当期的产出变动还受到上期产出变动正向的影响。因此，实现我国长期均衡发展，离不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改革，同时不断提高国民教育水平，这将在长期内为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条件。
参考文献
[1]North，D.C.，1990，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Acemoglu D，Robinson J.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in growth and development[J].World Bank，Washington DC，2008.
[3]Glaeser E L，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et al.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4.
[4]潘慧峰，杨立岩.制度变迁与内生经济增长[J].南开经济研究，2006，（2）.
[5]李富强，董直庆，王林辉.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J].经济研究，2008，（4）.
[6]雷韵，谢里，罗能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
[7]林毅.经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1952-2010年数据的分类检验[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
作者简介：王运通（1990-），男，汉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结构与政府规制。
制度经济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管理会计逐渐从传统会计中派生出来，其重要性在现代企业会计体系中也愈发凸显出来。现代管理会计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决策的需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较晚，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不足，管理会计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飞速崛起，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互联网企业具有与传统行业不同的特点，而且互联网企业成立时间较晚，一般缺乏较为成熟完备的财务管理体系，这使得其资金运营管理不当，内部控制体系相对缺乏，其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较大。因此，对于互联网企业，想要获得长期稳定的发展，除了不断进行产品、技术和服务创新外，还应当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及时有效的经营决策信息。基于此，本文基于管理会计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和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及财务管理重点的分析，重点探究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应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进一步探讨加强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应用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管理会计；互联网企业；运营管理
随着经济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计职能的丰富，管理会计逐渐从传统会计中派生出来，其重要性在现代企业会计体系中也愈发凸显出来。不同于财务会计单纯的核算职能，现代管理会计将分析过去、控制现在、筹划未来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满足企业内部管理决策信息的需求发挥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较晚，理论基础与实践经验不足，企业中管理会计职能缺位等诸多问题普遍存在，管理会计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近年来，互联网行业飞速发展。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行业有其独特的财务管理重点。然而，互联网企业成立时间较晚，缺乏较为成熟完备的财务管理体系和内部控制体系，其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较大。因此，充分发挥管理会计的作用对于互联网企业长期稳定的发展尤为重要。
一、管理会计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作用
管理会计是指在一定会计期间内，企业运用适当的会计核算方法和绩效评估体系对当期经营情况进行核算和考核的过程。管理会计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宗旨，运用专门方法对财务会计提供的资料和其他资料整理和分析，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规划与控制，帮助决策者更好地做出决策。当前，在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中，管理会计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管理会计重视价值创造与维护，結合企业战略，是实现企业业财一体化的有效工具。
管理会计的作用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1.为企业内部管理提供信息
在现代会计体系中，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是两个重要的领域。财务会计通过对企业资金运动的核算为企业外部相关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与盈利能力有关的信息。而管理会计侧重于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来实现企业最大程度的价值增值，主要是为企业内部使用者提供经营预测、决策有关的信息。这些信息既包括经过加工处理的财务信息，也包括大量非财务信息，如预期的信息，技术、宏观经济方面的信息等。
2.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
决策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决策即选择最合适的生产经营活动方案。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企业管理者需要不断进行各种决策，正确的决策帮助企业实现最优化运转。管理会计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运用专门的方法，帮助企业提出、选择、评价各种经营方案，实际上直接参与了企业的决策过程。
3.推动企业实行控制和考核
决策并不是企业管理活动的终点，事中的控制和事后的考核也至关重要。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了保证实现预定的目标，必须对生产经营活动的执行情况进行严密的跟踪和合理的控制，如果偏离预定目标，要及时调整活动方案。在活动完成后，要将活动的完成情况与预定的目标进行比较，评价各部门业绩的优劣。在控制和考核两个层面，管理会计既可以建立完备的控制系统，又可以确定合理的考核措施，帮助企业随时掌握实现目标的进程，并为修订决策、调整计划提供客观依据。
二、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及财务管理的重点
1.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
（1）轻资产运营模式
互联网企业的流动资产比重较高，尤其是现金较多，流动比率也相应较高。信息技术、技术研发人员、信息和知识是互联网企业的基础性资产和核心资产。这些轻资产的价值难以衡量，财务报表无法准确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2）成本轻、费用重
互联网企业成立之初为了吸引顾客，通常需要支付大量的宣传推广和促销费用。人才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资源之一，因而其人工费用也较高。因此，企业的成本费用结构通常表现为成本轻、费用重。
（3）产品更新速度快，盈利模式不断变化
面对发展快速、竞争激烈的外部环境，互联网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企业的盈利模式和能力在不断发生变化。
（4）现金流至关重要
在互联网企业的初创期，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增加用户数量，企业要为研发和推广投入大量现金，现金流出较多而现金流入较少。在用户变现期，由于产品更新换代和盈利模式复杂多变，为了吸引用户留存，企业仍需要不断投入资金开发新的内容。
2.互联网企业财务管理重点
（1）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合理的融资方案，权衡风险与收益
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有大量资金需求的互联网企业。互联网企业发展初期，收益非常不稳定，经营风险较大，并且企业固定资产占比较低，因此获得借款的难度较大。另外，负债过多会使企业面临过大的偿债压力，加大财务风险，依据高经营风险搭配低财务风险的策略，在这一阶段，风险投资应该成为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通常来说，风险投资能以较少的资金取得较大的股份，随着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不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并且存在让企业丧失控制权的风险。这时就需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引入其他融资方式。总之，互联网企业应提高警惕，控制负债水平，制定科学的融资方案，权衡风险与收益。
（2）建立有效的投资约束机制，结合外部环境和企业财务特点进行投资决策
互联网企业的产品主要为无形资产，投资收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投资收益在短期内不会出现，预期收益很可能与投资收益偏离。因此，互联网企业在投资前一定要对市场环境充分调查，建立合理有效的投资约束机制，注重防范和规避汇率风险、利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另外，互联网企业在投资决策时，要结合自身的财务状况和特点，考察自身偿债能力，合理利用所筹资金，保证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3）强化内部控制，提升风险管理
互联网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内部和外部双重风险。内部风险包括战略风险、运营风险、财务风险等，外部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经济风险等。因此，企业要强化内部控制，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加强企业内部控制主要通过加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信息沟通、内部监督以及控制活动进行。
三、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应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应用的现状
随着管理会计的发展，互联网企业总体上呈现出由强调核算、记录的财务会计逐渐向关注决策、价值的管理会计转变的发展趋势，会计的工作性质从简单的事后核算向“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价”的全过程管理模式拓展。但是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应用過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2.管理会计在互联网企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互联网企业对管理会计缺乏重视
与财务会计相比，管理会计涉及的内容较多，也更加复杂，这对企业的管理层和一般会计人员无疑都是一种挑战。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企业对财务会计比较重视，而管理会计则一直处于相对次要位置。一般会计人员往往认为管理是企业高层的工作，在日常工作中忽视管理会计知识的学习。受官僚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的管理者习惯于独断专行，并不重视管理会计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这就导致管理会计的作用难以发挥。
（2）电算化模式下管理会计缺乏应用
当前，几乎所有的互联网企业已经实现了会计电算化，但是绝大多数企业仅仅利用会计信息系统进行事后的账务核算，很少利用会计软件进行管理会计活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企业自身对管理会计的作用有所忽视；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管理会计的发展起步较晚，管理会计相关软件的研发落后，制约了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的发展。比如，线性规划、全面预算、本量利分析、平衡记分卡等管理会计工具和模型没有纳入会计电算化系统。这使得管理会计的工作效率降低，管理会计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结果导致企业更加忽视管理会计的作用。
（3）管理会计停留在对结构化数据的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之一。以前，管理会计重点收集和处理结构化数据，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在企业管理中仅使用一小部分结构化数据，反而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数据包含了大量对企业有用的信息，如果忽略这些信息，将会影响企业的决策的准确性。目前，大多数互联网企业中的管理会计仍停留在对结构化数字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上。另外，激增的数据流对互联网企业数据处理效率的提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一些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被关系型数据库处理模式所限，已不能适应大数据处理的需要。
（4）管理会计运行的网络环境不稳定
与其他企业相比，互联网企业拥有巨大的信息流，对外开放性较强，网络环境复杂。管理会计作为企业预测、计划、决策、分析、评价的工具，必然要收集并处理这些信息。面对源源不断的信息流，企业拥有一套强大的网络终端是提高企业综合业务能力的基础。就目前来看，面对庞大的信息流的压力和复杂的网络环境，有些互联网企业的网络终端并不能提供可靠的保证，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5）管理会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会计信息化系统的应用减轻了财务人员核算的工作量，为其向具有管理会计职能的角色转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这一转变也给财务人员带来了潜在的压力。管理会计的知识更具综合性和分析性，对财务人员的自身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互联网企业涉及的新型会计实际应用对管理会计者的技术操作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互联网企业更需要能灵活运用网络财会新技术并且具有高水平财务综合分析能力的管理会计人才。就目前来看，互联网企业中的财务人员自身在校阶段接触的管理会计知识、课程和案例学习经历较少，企业对财务人员也没有加强管理会计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和培训，管理会计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
四、加强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应用的对策建议
1.强化管理会计内部制度建设
互联网企业应高度重视企业管理会计内部制度建设，使管理会计的实施有章可循。企业高层管理者禁止搞“一言堂”，应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进行决策。企业除了建立财务预算、财务核算相关制度，也要建立激励考核、内部控制等制度。企业要加强管理会计的应用，实行多种管理会计工具的有机结合，整体提升企业的创造力和经济价值。
2.加强对管理会计软件的研发投入
互联网企业需要将管理会计相关工具和方法纳入到会计电算化的系统中，确保信息收集全面准确、分析方法高效合理。企业应加强对管理会计软件的投入，聘请专人开发适合本企业特点专业的管理会计操作软件，建立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工作效率和管理会计的工作质量，确保管理会计所提供的信息真正对企业经营管理发挥作用。
3.建立稳定安全的大数据库，确保数据获取和分析的全面性
互联网企业管理会计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建立稳定安全的大数据仓库。面对日益增长的数据流，互联网企业的管理会计必须确保数据获取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充分认识到非结构化数据与半结构化数据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影响，将所有相关的数据加以综合利用，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全方位的依据。为应对数据的快速流转，企业不仅要建立起安全稳定的数据库，还要及时和快速处理所收集的数据，防止数据积压和浪费，有效利用数据资源。
4.配置强大的网络终端，构筑安全的存储空间
面对复杂的网络环境，互联网企业必须要配置一套强大的网络终端做后盾，选择具有专有属性的、构筑在企业数据中心的防火墙内的存储空间。严格管理与业务相关的数据，并利用防火墙隔离内网与外网、专用网与公共网，实现信息安全防护。对于企业日常会计信息，需配合联签机制、加密手段、访问控制机制等预防措施，区分内外部信息、分级授权上下级信息，保证系统及程序安全运转，为管理会计人员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5.转变人事招聘重点，提高管理会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互联网企业应明确划分管理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职能界限。在人才招聘方面，改变传统招聘关注的重心，采用新的模式和工具帮助企业实现精准招聘，增强人才和岗位的匹配度。在实际工作中，财务人员也应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树立先进的管理会计理念，用管理会计的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多地参与企业的管理过程，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应加强对财务人员的管理会计方面的培训，使财务人员参与系统化、专业化的学习管理会计的知识和方法。另外，企业要针对管理会计建立完善的激励考核制度，客观明确地评价其工作质量，提高管理会计人才的积极性，并对其工作成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意见。
参考文献：
[1]徐增娟.管理会计在企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金融經济：理论版，2013，（5）.
[2]许亚湖，王婷.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的变革[J].财会通讯，2015第16期13-15.
[3殷晓琪，浅析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J].商业经济，第2014年第7期40-42.
[4]傅元略，余绪缨.企业创新与管理会计创新的相关问题研究[J].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
[5]张咏梅，于英. “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会计框架设计[J].会计之友，2016年1月.
[6]张利强.对如何完善互联网企业采取风险防范的探讨[J].财会学习，2015（10）.
[7]罗福凯，张明波.互联网企业财务特征分析[J].财会通讯，2015年第4期49-50.
[8]张铭菲.互联网时代下的企业财务风险分析与防范[J].财政届（学术版），2016（5）：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