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

2024-03-16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在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发展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社区这个“微型社会”中,二者经常会发生职能混淆与碰撞。随着城市的发展,民主和法治的进步,现代城市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文主要探讨现代城市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改善和协调两者的关系,共同为构建和谐社区努力。

关键词:社区管理;物业管理;物业服务企业;社区物业管理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的推进,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物业管理(简称物管)作为一种和现代化房地产开发方式相配套的综合管理方式应运而生,与原有的社区管理方式结合起来共同为管理和服务社区居民而努力。但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在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发展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在社区这个“微型社会”中,二者经常会发生职能混淆与碰撞。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社区是否和谐,与每位成员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更关系着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随着城市的发展,民主和法治的进步,现代城市社管与物管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本文主要探讨现代城市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改善和协调两者的关系,共同为构建和谐社区努力。

一、传统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关系

“社区”是社会学中的基本概念,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滕尼斯的《社区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一般认为:社区就是在一定地域内发生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有特定的生活方式并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涌现出一批有关探讨社区管理问题的学术著作,对于社区管理的界定也都各有代表性。传统意义的社区管理,主要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了维持社区的正常秩序,促进社区的发展和繁荣,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活动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或行政管理活动。

“物业”指的是已经建成并竣工验收投入使用的各类房屋建筑及其所属配套设施与场地。传统的物业管理是指为使物业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保障舒适安全的小区环境和家居生活,需要建立对物业的系统有序的管理与维修养护,即“物业管理”。

探讨传统社管与物管的关系,首先要看二者之间的异同。首先,从性质上看,社区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管理,它是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对社区服务、社区卫生、治安管理、综合治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实行组织领导、综合协调、执法检查等活动,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它的对象主要是人,而物业管理是以各类房屋、建筑物及配套设施设备、小区公共场地的使用、维修、保养为核心的专业管理服务,两者虽有不同,但有所交融;其次,从管理区域来看,社区管理具有区域性,按照行政区域划分,一般来讲,一个社区往往包含了几个楼盘和小区。而物业管理一般以一个小区为单位,是构成社区的基础;再次,从目标来看,社区管理是在街道的指导下,社区各团体、居民共同参与的管理,主要围绕人的生活来实施。物业管理主要围绕业主的居住环境进行,从外部入手,也就是对物业进行管理,对人进行服务。两者目标不尽相同,但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小区、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社管与物管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在一定的阶段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承的,但是由于关系尚未理顺,在社区这个“微型社会”中,物管与社管经常会发生职能混淆与碰撞。原有的社区管理模式属于政府导向型的管理模式,它主要是以各街道、社区居委会为主体,其他社区组织共同参与配合下对社区的公共事务、社会事务等进行管理。由于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都是对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诸多方面的日常管理,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如地域重合、硬件共享、宗旨和目标相近、管理的人员相近等,而且在相关的规定中,社区管理组织的某些职责与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内容有所交叉,又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两者经常出现很多磨擦和碰撞。以我市为例,目前实行物业管理的绝大部分社区居委会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有的社区居委会想将空置的物业管理用房作为社区活动场所,但物业管理公司不予支持,双方矛盾尖锐,如业主遇到房屋或公共设施毁损求助于物业无法及时得到处理时又会将问题反映到社区居委会,而物业有的时候对于来自居委会的意见不予重视,很多影响居民正常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等等。

二、现代城市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

随着现代城市的发展,民主和法治的进步,原有的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城市社区物业管理与物业管理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而二者的关系也随之有了新的发展。

现代社区管理是指在社区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组织的领导下,社区居民与居民委员会在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中介组织等组织的辅助下,为维护社区整体利益、推进社区全方位发展,采取一定的方式,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

而物业管理随着我国现代城市发展与法治进步也被赋予新的含义。2007年8月31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该决定于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决定》将“物业管理企业”修改为“物业服务企业”。 两个字的变化不仅仅是文字游戏,而是清晰地表明了物业公司的新定位,进而要求物业行业根据新的理念调整管理与服务的模式,能够适应新的时代对物业行业提出的新的要求。新的物业管理的定义是指业主通过选聘物业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

而社区物业管理作为物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是目前物业管理业务覆盖最广泛的业务类型,也是物业管理中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社区物业管理是指物业管理企业运用现代管理理念及管理手段,依法或依合同对其负责社区内的居民、房屋建筑及其配套的设施设备、绿化、交通、治安、环境等管理项目进行维护、修缮、整治及服务的过程。社区物业管理使社区内的居民能有优美、方便、舒适、安全、安静的居住环境和条件。

现代城市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逐渐形成了相融性的关系。这首先体现在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互为作用与影响。社区是一个社会的缩影,社区管理中既有对物业本身的管理,又有对社区服务实施综合利用的管理,同时还涉及社区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其次,物业管理离不开社区,必须服从于社区管理,物业管理是社区管理的子系统。物业管理总是依托于特定的社区来开展。再次,培养良好的社区环境和社区参与意识,也能够为物业管理的正常开展打下基础。

但是,现代城市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相融性关系并不成熟。主要体现在第一主体角色不明确。街道组织作为行政性管理主体,既要充当政府角色,贯彻政策法规,又要承担社区服务工作,变成了全方位的管理者。物业管理公司是经济性服务主体,主要职能是满足社区中个性化、多样化和非组织化的社会生活需求,依合同对业主委员会负责。《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将“物业管理企业”修改为“物业服务企业”从法律依据上引导物业管理企业从管理性的主体改变为服务性组织。许多物业服务企业脱胎于原有的物业管理企业,未能及时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具体现象如街道组织经常指责物业管理公司不听招呼,无视政府权威,不积极赞助公共工程和公益事务,配合支持不够;物业管理公司则多抱怨街道居委会样样插手,事事干涉,摊派多多,索求无度等等。第二职能重叠。根据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由街道组织承担的职能约有十二项,其中不少职能与物业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发生了交叉。第三权力越位。有的街道办事处直接组建各类服务公司,强制高价承接物业公司以外的业务,居委会利用办公用房、违章搭建搞创收,与物业管理规章相抵触,为了追逐利益,造成角色错位、权力越位。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其中既有传统观念和传统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也有现有法律法规的及相关政策的不完善,而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民主和法治意识等也是重要的因素。

三、改善和协调社管与物管关系,构建和谐社区

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空间单元。真正的城市和谐社区是一个旨在追求经济消费适度化、基层政治民主化、社会管理多元化、邻里关系和谐化、居住环境生态化,并且具有浓郁人文精神和地方文化特色的特殊地域空间。建设城市和谐社区就要重建多元互动合作的社区综合治理机制。政府、企业、社区组织、居民之间重建平等、交流、协商、互动、合作的新关系,构筑社区治理体系,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求。因此,构建和谐社区必须改善和协调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具体的措施有:

第一,必须正确认识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论述的,二者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中是不同的主体,社区管理的主体街道组织是行政性管理主体,而物业服务企业作为经济性服务主体,他们承担各自的义务,履行其各自职责。在社区管理中互相影响和作用,为社区居民提供多元化、专业化、高效率的社会公共服务,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求。根据《鞍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的要求,提高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就“要深化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落实重心下移的各项措施,探索建立市、县(市)区、街相互衔接、合理分工和规范高效的城市管理模式。大力加强城市社区建设,建立健全社区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完善责权明确、运行有序的社区管理体制”。

第二,要规范街道居委会的行为,特别是要约束其经济职能,严格限制搞经营创收,促进社区公共事务协作。街道组织要舍得从市场或企业管理事务中剥离出来,交给物业服务企业和专业化经营单位承接。

第三,要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的整体服务水平。物业服务企业的中心是服务,在服务中加强管理,在加强管理中更好地服务。以服务意识、服务质量、服务内容为中心,未来的物业服务企业,服务是理念,管理是手段,管理与服务要有机结合,通过对物的管理,实现对人的服务,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需求。

第四,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的作用,重视发挥其在社区事务中的功能。从制度上体现和维护街道组织、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三方平等的法律地位关系,树立业委会在社区内的威信,以达到三方主动合作、分工配合、相互监督的平衡,共同努力搞好小区管理服务工作。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改善和协调二者关系指明方向。由于物业管理是个新兴的行业,其整体法治建设严重滞后于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致使物业管理市场不规范,物业管理活动中各方面主体的权利、义务不清,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政府的监督管理缺乏法律依据,大量矛盾纠纷得不到解决。建设和谐社区,必须要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娄成武.社区管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娄成武.社区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娄成武.社区管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陶希东.加快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机制的重建与再造[J/OL].人民网,2005-06-21.

[5]曲丽秋.论我国物业服务企业的重新定位及发展[J].现代物业,2007(11).

(责任编辑/石银)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注重推进政府管理创新;改进政府经济管理方式;加强社会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完善公共服务,增强服务人民的能力等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政府职能转变; 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行为规范、运作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体系,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十六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充分认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为重点,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加强薄弱环节,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更好地把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只有转变政府职能,才能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体制和制度保障。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国际背景下,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我们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集中体现在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现象。政府职能越位,主要是政企分开、政事放开、政社分开不到位,一些地方政府直接插手和干预经济活动,包办代替许多本应由市场、企业和社会行使的职能。政府职能缺位,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投入不足,公共产品分配不公,公共服务体制不适应。政府职能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市场监管和维护市场秩序方面问题比较突出,对商业欺诈和假冒伪劣打击不力,对合法经营和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因此,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任务。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这就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和重点。转变政府职能首先要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效能政府、服务型政府,并相应做到职能和机构设置科学化,人员编制管理法制化。在转变政府职能方面应把握好四点:一是转变职能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体系的完善,一些传统的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会有所弱化,而覆盖全社会的、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不仅不能弱化,还必须强化。二是转变政府职能必须精兵简政。治国必以“省官为先务”,减人减支首先在于减事。关键在于管政府该管的事,干老百姓希望政府干的事。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总的方向是减少行政许可和审批。要改进管理方式方法,坚持“尽可能市场、必要时政府”的原则,把政府不该管、不必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和中介组织。四是处理好转变政府职能与行政作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不等于行政不作为,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

二、切实改进政府经济管理方式

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主要集中在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抓好市场监管,调节收入分配等四个方面。政府经济管理就是要使市场主体更有活力,更有竞争力;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更有秩序,并且降低风险。按照这个思路和要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主要应该突出以下几点:

(一)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中介组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企业和整个社会发展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在政企分开方面,要明确政府和企业各自的权力、地位及相互关系,政府不直接办企业,要创造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要同等对待,加强监管。在政资分开方面,要确保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能彻底分开,所有者职能与经营者职能彻底分开,建立科学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严格限制政府直接投资的范围,加强对政府投资行为的监督管理。在政事分开方面,要依法严格规范行政机关对事业单位的授权行为,特别是要防止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不应有的管理权、收费权转移给事业单位变相进行管理、变相收取费用。在政社分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市社区服务组织,积极培育、规范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把由行政机关包揽的应由社会自我管理和调节的社会性事务,转给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同时依法完善对他们的监督和管理。

(二)认真实施行政许可法,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投资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在强化对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重要事项审批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并取消不符合政府职能定位的一般经济性、社会性行政审批事项,减少行政许可项目,规范行政许可行为,改革行政许可方式。建立健全审批公示制度,推行社会听证制度。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三)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要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逐步形成市场引导投资、企业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宏观调控有效的新型投资体制。企业投资的项目,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标准,遵守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城市规划等法律法规。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改革政府资金投入运营机制,加强政府投资监管,强化政府投资责任。放开投资领域,凡允许外商进入的领域,都应允许社会投资进入。改进和加强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调控,完善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

(四)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完善国有资产营运和监管体系,行使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职能。完善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资本收益管理制度,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股份制改造。完善国有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体系,建立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国有产权转让,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五)切实改进经济管理方式方法。遵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运行特点,增强按市场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节经济运行的意识和能力,着力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政府要抓经济发展,但是不能包办企业投资决策,不能代替企业招商引资,不能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让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现在,一些地方层层下达招商引资指标、分解任务,甚至将招商引资成绩与干部奖惩任免挂钩,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转变政府职能要求的。

三、加强社会管理,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的高低是政府管理水平的集中体现。能否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是政府社会管理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个重要阶段,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处理好这些关系,解决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必须加强社会管理。这是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

从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加强社会管理要突出抓好以下几点:

一是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管理体制,关键在于明确政府与公民个人、社会组织的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就要求我们在进一步提高党和政府管理社会效能的同时,要更加重视和善于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中介组织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

二是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目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国应急预案框架体系初步建立。要按照国家发布的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加快完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运行体制和法律体系,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多元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多。其中大量的社会矛盾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既有历史原因、政策原因、利益原因,也有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要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要做好群众工作,教育、宣传和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自觉维护安定团结;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完善社会稳定的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当前,特别要高度重视处理好农村征地、城镇房屋拆迁、水库移民、国有企业改制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四是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要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要求,继续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进一步调动农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城市要全面发展社区服务、社区文化、社区教育和社区互助等,建立以服务群众为重点的网络化的社会管理机制,更好地发挥社区服务群众、化解矛盾、反映社情民意的作用,使社区成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纽带。

五是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改革开放后,大量“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大量与公民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要由社会各种组织来承担。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团体的发育还很不健全,法制还不完善,管理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许多公民的公益性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要通过培育各类社会组织,加强和改进对他们的管理和监督,完善社会化服务网络,加强社会自律。

六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管理,保一方平安,是政府的一项最基本的社会管理职能,也是人民群众最希望政府做的一项工作。要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增强广大群众的安全感,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四、完善公共服务,增强服务人民群众的能力

政府是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的根本宗旨。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公共服务的某些领域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但总体上看,公共服务领域改革滞后,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相适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社会和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如教育、卫生、交通通讯、供水供电等物质基础设施以及其他公共事业、公益事业、保障体系都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因此,各级政府要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和公共服务意识,健全公共服务政策,改善公共服务手段,简化公共服务程序,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建立统一、公开、公平、公正的现代公共服务体制,努力为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当前,完善公共服务要突出以下重点:

(一)健全公共财政体制。所谓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建立的财政收支活动。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把生产投资型财政转变为公共服务型财政,这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些年来,这方面改革已取得明显成效,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今后,还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规范政府收支管理,严格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通过财政政策,促进城乡、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积极扩大就业,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高度重视解决城乡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压力大,是我国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必须面对的难题。必须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鼓励劳动者个人创业和多种形式就业。当前,要全面落实就业和再就业政策,大力抓好就业培训,完善就业服务,改善就业环境,特别要为农民工就业提供良好环境。要完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机制。

(三)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要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认真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现在,老百姓对教育、卫生公共服务状况还不很满意。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继续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重点;适应工业化加快发展的要求和就业的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要优化结构,提高质量。要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重点支持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合理配置城乡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从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入手,突出加强医疗卫生工作,加快建设城乡公共卫生体系,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大力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四)加快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具有公共产品特性,而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承担着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责任。近年来,国家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了一批铁路、公路、水利、环保、通讯等基础设施项目,使经济发展中的“瓶颈”制约有了明显缓解。尤其是国债的很大比例投向农林水利、农网改造、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直接促进了县域基础设施的改善。在西部大开发中,通过实施“油路到县”、“送电到乡”和“广播电视到村”工程等,加快了西部地区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目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仍然在农村。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是节水灌溉、人畜饮水、乡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和草场围栏等中小型公益设施建设。“生态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要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就必须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此,要正确处理好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处理好城乡建设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处理好生态改善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降低资源消耗,提高利用效率,建设节约型社会。

(五)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和垄断行业改革。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很多是通过事业单位来实现的,事业单位改革直接涉及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涉及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和减轻财政负担,涉及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一是从总体上逐步收缩事业单位规模、调整优化结构。二是推进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严格区分行政管理类、社会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的不同性质。少部分事业单位可回归政府部门或仍由政府直接举办,大部分应当逐步转为社会服务机构、市场中介组织,或转化为企业。三是加快社会领域市场化进程。实行“政事分开”,不宜或不必由政府举办的事业单位应逐步走向市场,并允许和鼓励民间发展社会事业。垄断行业的改革有利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垄断行业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建立市场竞争机制,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自然垄断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也应当引入市场机制,推进市场化进程。

(六)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现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保障。目前,全国乡镇政务公开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市县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正在全面推行;省部级行政机关政务公开正在逐步展开;中央政府网站也已经开通。这方面还要继续完善。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学校、医院、水、电、气、公交等部门和行业,更要积极推行办事公开制度,方便群众办事和监督。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本文作者:吉林省人民政府省长)

责任编辑 史小今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通过对现阶段社区管理取得的成绩及存在问题的论述,提出对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建议,这对于城市社区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区管理;公共设施;居民需求

社区是社会化的“细胞”,加强社区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区。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起点,城市基层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革,居民群众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需要更加迫切,加强和推进社区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一、现阶段社区管理取得的主要成绩

(1)注重组织建设。按照党委政府领导,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要求,各社区调整充实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各类下属的居委会,选齐配强居民小组长、片长、楼院门栋长、居民代表,形成居委会及其下属的委员会、居民小组、楼院、门栋上下贯通、左右联动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体系。(2)注重管理创新。积极推进街道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态机制、矛盾调处机构、权益保障机构和应急管理机构。一些社区推行“1311”工作模式,即1名社区民警、3名专职治安员、带领1支社区夜巡队、管理1群治安楼栋长,基本上做到了小矛盾不出社区,居民安全感不断增强。(3)注重微笑服务。进一步完善以民生需求为导向的新型社区微笑服务,精简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提高服务水平。(4)注重共驻共建。探索建立驻区单位社区建设责任评价体系,推动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社区主动与驻区单位沟通衔接,鼓励驻区单位向社区居民开放内部食堂、浴室、文体和科教设施,支持驻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开展邻里互助等群众性活动。

二、现阶段社区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服务水平不能满足居民需求。各社区开展服务项目比较单一。另外,受场地、资金等因素的制约,在居民大量需要的养老、托幼、保健、娱乐、家政、保洁、绿化等方面的服务还很欠缺,社会文化建设、青少年教育等服务还没有深入开展,社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缺乏吸引力,还不能满足居民需要。(2)社区运转机制不能适应新形势。驻社区的许多企事业单位逐渐在实行改制,改制后移交社区管理,其人员情况不明、底子不清,管理难度较大,而且只将管理的任务移交了,“费随事转”往往难以落实,加上城区宜于人居和相对发达的经济状况,周边农村地区的居民也纷纷涌入城区,导致社区无钱办事、无力办事。(3)社区共驻共建意识不强。目前,社区范围内单位对社区工作理解、支持仍不够,社区内的私营企业和新开发小区的公共资源大部分没有向社区居民开放,不能资源共享、共创共建。(4)社区公共基础设施不达标。城中村、背街小巷的改造、安置小区建设、商品房小区开发很多都没有按规定落实公共设施,城市的公共娱乐休闲场所、环卫设施、文体设施、公共厕所、公共绿地等都比较匮乏。

三、对现阶段社区管理的建议

(1)社区发展规划要长远化。要用规划来引领发展,从上到下都要制订社区建设中长期的详细发展规划,对社区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设施建设等方面作出科学规划和明确时间进度要求,并落实好规划实施的政策支持、财力支撑等保障措施,努力把社区居委会建设成为功能完善、充满活力、作用明显、群众满意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2)社区公共设施配套要标准化。要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社会发展相关专项规划,并与社区卫生、警务、文化、体育、养老等服务设施统筹规划建设。(3)社区管理体制要科学化。要进一步理顺政府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之间的关系,按照“政社分开、责权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界定其性质、职能和责任,建立“责、权、利”相统一,“人、财、物”相配套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社区工作准备制度,切实改变“社区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职能错位问题。(4)社区社会组织服务要常态化。充分发挥行政机制、互助机制、志愿机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覆盖社区居民的社区服务体系。(5)社区投入机制要多元化。大力支持社区结合社区服务举办经济实体,开展家政、物业、信息等居民大量需求的服务,确保社区收入不断源。(6)社区建设发展要信息化。整合社区现有信息网络资源,建立覆盖本区或更大范围的社区综合信息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数据一次收集、资源多方共享。通过社区网站、呼叫热线、短信平台和有线数字电视平台、电子阅览室、信息服务自助终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网式”、“一线式”综合服务。(7)社区干部关爱要人性化。社区干部“进口要活”,鼓励高校毕业生、复转军人等社会优秀人才到社区担任专职工作人员,积极选派机关、企事业单位优秀年轻干部到社区任职,新录用的公务员一律到社区锻炼,稳步实施“一社区一名大学生”计划。社区干部“出口要优”,每年定向从优秀社区工作者中考录一批公务员,特别优秀的社区工作人员调任街道乡镇机关、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积极推行优秀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劳动模范。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一、城市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一) 消费需求

随着收入的增加, 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满足后, 开始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已经不仅仅只是满足吃、住、行等这些日常生活支出、医疗费方面的基础支出, 更多的向有品质的养老生活发展, 例如:老年人在文化活动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

(二) 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在城市里, 老年人身体状况好的只占三分之一, 还有三分之二的老人或多或少存在着健康问题。老年人中常见的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需要长时间服药, 到医院定期检查。

(三) 照护需求

普遍看来, 年龄在79岁及以下的老年人有11%的需要照护服务, 80岁及以上老年人需要照护服务的比例达到40.0%左右。

(四) 社区老年人群服务需求

上门看病和家政服务是社区为老年人服务的重点内容, 还包括康复护理服务、心理服务和健康教育服务。

(五) 老龄用品的需求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未来老年人及其家庭对老龄用品尤其是康复辅具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和细化。

(六) 公益、公共活动参与的需求

通过与社区的老人接触, 发现很多老人都很热情, 将近一半的城镇老年人参加过公益活动, 更有很多老人愿意帮助有困难的老人, 说明老年人还是很有爱心的。

(七) 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仅体现在爱看电视或听广播、读书或看报、种花养草或养宠物等, 很多老年人还愿意经常参加棋牌活动。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 智能手机、智能化设备的普遍使用, 老人也开始经常上网。

二、老年人的需求供给的状况分析

人生进入老年后, 身体机能日益下降, 需要更多的照顾与服务来安度晚年。随着中国社会、家庭结构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又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家庭照料供给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在国家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社会对于养老需要求的供给也存在不足。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服务商的角度看, 由于效益低, 有风险, 没有太多服务商愿意提供为老服务。因为对于服务商来说首先考虑的是效益。例如给老人做饭的服务, 即使政府给了一定的优惠, 商家也要给老人优惠回去, 这样就肯定在盈利方面差一些, 因此, 很难找到合适的服务商。

第二, 从社区来看, 也面临着缺少场地、经费不足等困境。场地紧缺是社区在进行为老服务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计划建设托老所的地点容易被其他政府机关征用;经费是我们的大问题。国家每年给到社区的公益金很少, 还要用于老龄工作、青少年活动等, 因此在购买服务方面, 只能展一部分为老服务, 没有额外的经费把日间照料室、托老服务开展起来。

第三, 一些诸如法律援助、聊天解闷、心理慰藉与疏导等服务的提供者多为志愿者, 流动性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供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三、对策及建议

(1) 加强经济援助。加大对老年人的经济补助, 提高老年人的退休金, 将防止老年人贫困和提高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纳入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 使“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承诺得以落实。

(2) 建立完善的老年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老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老年人安度晚年的重要保障, 政府应该充分调动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源, 提高老年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水平。同时, 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老年福利事业中, 提高老年人的福利待遇。

(3) 子女应加强对老人的精神赡养。在现代社会中, 老年人的需要不再局限于物质需要, 他们更需要精神的关怀。由于家庭养老模式的特殊性, 使得老人与子女接触和交流的时间减少, 从而容易产生寂寞感。因此, 子女应在工作之余多回家与老人沟通, 增加精神上的关怀。

(4) 老年人应树立积极的人生价值观, 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老年人要抱有乐观的心态, 积极地生活态度, 相信每一天都是美好而灿烂的, 确实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用”。

(5) 加大社会的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年轻人能够继续发挥专业特长和文化水平的优势, 全方位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指数。现在很多老年人喜欢玩微信、摄影, 但自己摸索还是学不到位, 家里子女忙, 没人愿意教他们, 正好结伴到服务站学, 学得专业又能认识新朋友。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特征明显, 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也不断增加, 并且呈现多样化、个性化服务的趋势。本文在当前城市对老年人的养老服务的供需进行分析, 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老年人,养老需求,供给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J].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 2013 (18) :9-14.

[2] 全国老龄委.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http://www.shangxueba.com/ask/3772962.html.

[3] 魏文斌, 李永根, 高伟江.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模式构建及其实现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3, 34 (2) :48-52.

[4] 关秀芳.发展社区老年服务是构建健康老年社会的重要环节[J].南方人口, 1997 (4) :38-42.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社区治理绩效是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和实现路径的关注有助于从理论上厘清社区治理绩效的复杂来源,促进实践中社区的有效治理。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以反映公共价值和持续性为主要内涵的基础上,构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发现,多元权力主体在社区场域的活跃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社区需要结合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

关键词: 社区治理;治理绩效;定性比较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述评

自20世纪末中国城市基层管理推行“社区制”以来,社区成为城市社会的基本构成单元与治理单元。对于社区治理的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社区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层探索场域,如何通过社区的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处于国家政策议程与发展战略的中心。

20世纪末公共部门引入的“绩效”一词为社区治理结果的表达提供了载体。社区治理绩效反映社区治理过程、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输出结果。为了从理论角度指导社区治理实践、实现治理绩效,研究者进行了积极探索。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结构被认为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前提条件之一。研究者关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样态,以及组织之间的博弈、协同、合作关系,认为治理社区的组织呈现出多元的组织形式,并且权责配置合理、结构关系和谐,才能促进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再者,中国的社区治理开启于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一直被视为社区治理的龙头工作,用以提升社区治理的绩效。社区服务理念、服务体系、服务设施、服务方式、服务模式、服务内容、服务对象都是研究者的论题。在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上,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改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治理制度供给的契合性[1],因而研究者聚焦于制度工具的功能探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研究者还探求信息技术工具融入社区空间的治理结果。

上述研究從不同路径回答了社区治理绩效“何以可能”的问题。社区治理需要多元的治理结构、精准化的社区服务、恰当的治理工具,这些都是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重要因素。但是,纵观已有研究,仍有未尽之处。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是什么?兴起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绩效”概念已经受到挑战,如果不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这一本质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将会带来研究重而无基的风险。其次,已有研究多为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单一因素解释,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复杂性导致其发生必然是多重因素的共同结果,而并非简单的结果与要素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增长。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仍以单案例研究为主流,还不足以满足理论建构的需要,为数不多的多案例研究仅从案例文本的描述性统计来归纳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显得较为主观。

基于上述,结合公共管理新的范式——公共价值管理理论[2],本文首先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进行阐释,并从该理论视域出发,提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鉴于社区治理绩效是众多复杂、复合要素结合下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进行多案例分析,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要素组合路径。期望研究能够从理论角度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这一问题做出回答,为实践中探寻通过社区有效治理进而实现社会“善治”提供参考。

二、内涵与分析框架:公共价值的视角

1.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

要回答“绩效来自哪里”就要先回答“绩效是什么”[3]。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的“绩效”一词,在公共管理实践中表现出强大的引导力和解释力。但是随着绩效实践与理论发展的进一步推进,“绩效”的追随者也发现,绩效管理不能仅仅对产出、结果、效率进行测量,管理主义与工具主义的导向还不足以应对复杂的、棘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是一个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共同完成的合作生产过程,是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不同诉求、价值冲突得以平衡与协调的过程。对绩效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上,即追求“公共价值”。所谓公共价值,就是公共服务生产者和使用者偏好的集合[4]。它不仅注重通过技术与方法的应用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更关注集体偏好、重视政治的作用、推行网络治理、重新定位民主与效率的关系、全面应对效率与责任及公平的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绩效提升依赖于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公共部门绩效治理,产出才是绩效,也只有体现公共价值的绩效才能获得合法性和支持[5]。在公共价值被赋予“范式”意蕴的基础上,寻求多元主体间的“最大公约数”进而实现绩效最大化成为当前公共管理者的努力目标[6]。

社区是公共管理实践的微观场域。在这里,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以及公民直接“相遇”,可以说,社区成为“众多的集体偏好和公共利益产生地,也是最能够产生公共价值的公共领域”[7]。“公共价值”语境下,社区治理必须摆脱“技术治理”的迷思[8],将“政府认为重要和需要的公共服务及公共资源供给”与“社区居民认为重要的需求”连接起来。所以本文认为,在社区这样一个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中,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是社区场域中的利益相关方通过讨论政策议题与公共问题而相互协商、对话、表达话语从而确定公共价值的过程。只有当公共部门的政策、服务和项目符合社区居民的需要时,产出才等同于绩效[9]。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首条要义。

此外,在追求公共部门绩效结果的探索中,研究者还发现“运动式治理”等实践行为能够带来短期的显著绩效,但并不意味着治理难题得到实质解决,尤其是从长远角度来说,运动式治理的绩效隐含着民众认同信任感危机、绩效合法性危机等考验[10],无法适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也就是说,“绩效的内涵不仅仅是现时的产出和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产出的结果”。从社区治理绩效来说,同样,其内涵也不应是投机主义的结果、现时结果,而应是长效机制下的产出,成效可以巩固、富有可持续性。这是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又一要义。

2.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绩效的内涵规定了绩效来源路径。基于公共价值,包国宪等学者提出了绩效产生分析框架,认为:公共资源与公共权力作为公共部门绩效生产的重要投入性要素,是绩效生产的基础“原料”,在这一前提条件下,绩效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来自价值建构、组织管理和协同领导共同发挥作用的治理系统。其中,价值建构是识别多元主体的偏好与需求进而达成公共价值的过程;组织管理既要继承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取向,又要重视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对管理流程重塑,是凭借科学管理的方法与流程实现绩效产出的最大化;协同领导是整合不同层次、不同环节各种价值冲突,用以沟通使命、协同冲突、形成战略的机制[11]。据此,本文试图延展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

在社区场域中,公共资源体现为社区资源,即全体社区成员均可以使用具有公共属性的资源。社区资源是社区发展的重要保障,社区资源禀赋对社区的治理模式、治理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12]。社区中的权力是一种分散性的权力,分布于社区中的权力主体之间,根据不同的权力占有程度呈现为一定的社区权力秩序[13],并且社区权力秩序已成为社区良性治理的关键[14]。社区的价值建构将社区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价值建构关注社区公共价值的确立、生成和表达,是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交互的过程。基于公共价值视域,社区的组织管理要求社区资源的投入、社区的治理过程与方式必须置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约束下,进而追求社区治理效率。社区的协同领导用来解决社区不同治理主体的价值冲突,而达到社区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平衡,继而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选取

1.研究方法——定性比较分析的模糊集策略

本文采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进行研究。该方法用于分析中小样本规模下“条件组态和结果间复杂的因果关系”[15],即各种因素如何组合导致社会现象的发生,其核心思想是集合论,通过布尔逻辑来探寻导致结果发生的条件组合(即组态),能在深入了解个案的基础上把握跨案例的共同点。本文探讨哪些因素如何组合能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属于因果问题,并且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影响的产物,采用定性比较分析能够形成对该问题的认识。

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策略选择中,无论是清晰集分析(csQCA)策略,还是多值集分(mvQCA)策略,都停留在变量类型的划分上,缺乏在类型上隶属程度的考虑,所以弥补这两种研究策略缺陷的模糊集分析策略(fsQCA)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了集合隶属度的类别和程度,允许集合隶属度的渐进变化,为研究中需要同时关注变量的类型与变量在条件或水平上的变化一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各个类型的变量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重要程度。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运用中,对结果的影响因素得出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全方位回顾,归纳影响结果的因素,二是根据研究的理论视角下的各维度,构建影响结果的因素[16]。本文遵照第二种路径,在上文社区治理绩效来源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得到影响社区治理绩效的5个条件变量。在对变量进行数据收集后,借助fsQCA3.0软件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客观结果,力求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提供解释。

定性比较分析根据选取的因素数量不同对案例的数量要求也不同,如在5个因素条件的情况下,应有13-16及以上的样本数量[17]。本文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案例数量的要求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就2013至2015年期间民政部公布的“‘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中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见表1)。案例选取理由:首先,民政部的评奖活动代表了官方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具有权威性;其次,案例均围绕社区治理创新及绩效实现的目标,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取主题相似性要求;最后,案例虽然围绕共同主题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又表现出各自的治理特征及差异,符合定性比较分析对案例选择多样性的要求[18]。

2.变量选取

(1)条件变量

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绩效来源于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社区协同领导五个方面,所以这五个要素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条件变量。具体测量维度及其赋值如下:

第一,社区资源。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直接影响社区的治理能力与发展程度。尽管研究者依据不同研究需要对社区资源的分类有差异,但产生交集之处是认为社区治理资源包括社区建设资金、人力资本和社区社会资本三类,这是社区治理绩效产生的基础性要素。为了保障社区的治理与发展,各社区都拥有来自政府的日常运作资金,而其差异主要表现在社区治理中能否争取到政府额外的补贴以及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援助或捐助来进一步扩充社区建设资金。这些额外的投入(尤其是市场与非营利组织的投入)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社区自主性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使得绩效存在提升的可能。从人力资本来说,当前社区中的居委会主要为社区治理及发展贡献资本性的人力资源。但人力资本更强调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不断学习的能力,所以社区组织中,专业的人才队伍或服务机构更有潜质提高社区服务的能力和水平。社会资本方面,网络、规范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意涵,这些特征可以激发社会合作与协商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因此,增进社区社会资本,以及由此促成社区集体行动,会带来社区治理绩效的提升。基于上述,本文通过是否具备来源多元的社区建设资金、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社区社會资本对社区资源的丰裕程度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资源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资源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资源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二,社区权力。从现实样态来看,当前社区中多种权力复杂交织呈现:党组织和政府的公权力、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和来自社区外部的第三方权力[19]。党组织领导并参与基层治理是中国治理实践中的特有形态,党组织是基层治理体制的领导核心,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在社会发展中深入联系基层群众的优势,可以调动和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量的研究表明,破解社区治理实践困境必须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地方政府具有组织优势,能够依托权威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制度激励等工具提升治理效率,因地制宜使得治理成效适应性发展[20]。地方政府结合自身需求的选择性创新行为直接形塑社区治理改革的深度、成效和特征[21]。当然,仅仅依靠党建引领和行政支持下的社区缺乏活力,治理绩效欠佳[22]。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治理”的命题,在社区中强调多元的治理结构。社区内生的自治权力来自社区居委会①、业委会等社区自组织,这些自组织可以强化社区自为的能力、培育社区共同体精神、协调一致性行动[23],进而实现公共价值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随着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和市场主体的日益活跃,来自社会组织与市场的力量也在社区中进行权力运作,例如“三社联动”的形式、物业公司的管理等。总之,这些权力主体的出现,优化了社区中单一的权力结构,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24]。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党建引领与行政支持、社区自治权力体现、来自社会与市场的第三方权力,对社区权力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类权力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类社区权力赋值为0.67,仅强调三类社区权力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三,社区价值建构。价值建构将治理绩效建立在公共价值的基础上,表明“绩效内涵和判定的标准是由生产各方达成的共识”[25],保证了绩效的合法性。基层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也是社区价值建构的关注点之所在。若社区治理实践的目标导向和居民的价值目标相契合,则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推动社区治理创新[26],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而这一共同目标也规范和引导着社区居民的行为,反映了社区的公共价值。社区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来表达需求和偏好,是形成共同治理目标的前提。表达诉求、为改进社区服务而建言献策等一系列参与活动能增强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使之成为绩效的“生产者”。多元参与和有效的互动模式是实现绩效的必要环节,社区价值建构过程中居民参与必不可少,但居民参与还需要借助一定的渠道或平台,以保证参与活动的有效开展。基于此,本文对社区价值建构从社区居民参与活动、参与的渠道或平台、共同的社区治理目标这三项内容来考量,若社区治理中同时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四,社区组织管理。组织管理体系运转越好,绩效就越高。根据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从组织管理方面来说,绩效来源于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要保证社区治理的环节都符合公共价值,是对价值进行管理,将所有主体对绩效的贡献聚焦到社区公共价值。在此基础上借助于科学的管理手段与方式,尤其是保障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的制度与政策以及信息技术。地方政府主要以公共政策指导的形式介入到社区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社区治理指导性的文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如通过政策来强调社区授权,能带来更好的、以社区居民为中心的服务潜力[27]。信息时代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种平台的建设为组织管理提供了现代化手段[28],信息技术的应用降低了组织间信息交流的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管理的效能,有利于管理之中的跨部门协同。基于上述,本文通过基于社区公共价值的管理流程、社区治理制度与政策、信息技术支持,对社区组织管理进行衡量,如果社区治理中同时明确强调上述三方面内容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项则赋值为0.67,仅强调三项之一赋值为0.33,三者都不存在赋值为0。

第五,社区协同领导。协同领导主要是通过构建共识,解决不同价值选择之间的冲突,从而达到不同主体间关系的平衡。仅形成网络并不能产生显著的绩效,产生协同效应(高于独立运作绩效的共同治理绩效)才是组织形成网络的初衷[29]。社区中的价值差异不可回避,通过在价值层面确立和增进共识,达到对不同价值冲突的化解,可以促进绩效的持续产生。聚焦到社区治理,社区中的协同领导则体现在社区各个主体或社区居民通过矛盾或纠纷化解机制形成了共识,解决了冲突。因此社区治理案例中如果强调矛盾或冲突的化解则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2)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测量社区治理绩效实现程度这一结果,在社区治理中,公共价值、具有可持续性是社区治理绩效的基本意涵。基于此,本文构建了社区治理绩效结果的测量指标,一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上升为优秀社区工作法,用以衡量其持续潜力。二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三是社区治理案例是否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其中媒体报道代表了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经验推广的可能性,并且三年的时间长度也是对社区治理绩效可持续性的关注;创新成果和提名成果的区分则直接反映了不同社区治理案例在绩效上的差异,而且作为评选出来的案例,也衡量了民众对社区治理绩效的认可度。若社区治理案例上升為优秀社区工作法则赋值为1,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成果赋值为0.67,若社区治理案例属于创新名单公布后的三年得到报道的社区治理创新提名成果赋值为0.33,三者皆不具备则赋值为0。本文所构建的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赋值如表2所示。

3.数据收集及变量隶属度表构建

确定了条件变量、结果变量及其测量指标后,需要对每个案例根据变量指标进行原始资料收集,继而结合原始资料和指标设定,构建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真值表。本文进行案例原始数据统计时,先将案例进行编码并进行每个案例的资料收集,案例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及提名成果”公布前后人民网对案例的报道及民政部发布的案例信息,并通过相关媒体报道资料等进行案例信息支撑。其次对每个案例的条件变量和结果变量根据指标进行测量,将原始定性文本转化为初始的数据信息。根据变量的赋值标准将原始数据进行转化,得到案例各个变量隶属度结果②,最后将其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分析。

四、数据分析及结果讨论

1.必要条件分析

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中,首先需要通过必要性分析来确定单个条件变量是否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衡量指标是一致性,一致性应尽可能地接近1[30],而如果某个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大于等于0.9,则可将该变量视为结果的必要条件[31]。本文以社区治理绩效作为结果变量,将数据导入fsQCA 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分析,得到表3的结果。首先,通过表3可以看出社区权力这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指标为0.9442,达到了必要条件的标准,即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多元权力主体的存在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其次,其他条件变量一致性指标均低于0.9,即其他条件变量都不属于实现社区治理绩效这一结果的必要条件。

2.条件组合分析

定性比较分析除关注独立变量的重要性之外,充分性条件组合也是其关注的重点,即通过真值表来分析各个条件变量如何组合导致结果变量的发生。在fsQCA 3.0软件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条件组合分析时,需要先设定案例的频数阈值和一致性阈值。频数阈值的设定与研究中选择的案例数量有关,当案例数量较小时的情况下频数阈值可以设置为1[32];而一致性阈值,Ragin认为临界值不应低于0.75,推荐使用临界值大于等于0.8[33]。基于上述并结合本文案例研究数量为中小样本的实际,本文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一致性阈值设置为0.8。

五、小  结

本文在探讨社区治理绩效内涵的基础上,从绩效治理的理论出发,构建了社区场域治理绩效来源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包括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和社区协同领导这五类要素。为进一步探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路径,更好地促进社区治理实践,提升社区治理绩效,本文选取了20个社区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从分析结果中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社区治理中多元权力结构的存在符合治理实践的发展,是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必要条件。首先,社区中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为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党组织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区治理以人为本的本质不谋而合,而面对社区治理难题,社区党员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心聚力,团结群众,破解社区治理难题。其次公益慈善类、公益服务类等社会组织的力量逐渐凸显,它们更了解社区居民需求,为社区居民提供符合需求的专业化服务。而且社会力量也能通过参与进一步破解社区治理转型中外生权威缺乏与内生权威式微的双重困境[35],其通过有效激发社区社会资本,形成网络、互惠性规范和信任等隐性资本,为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与提升提供了可能。上述两者与社区中本就存在的行政力量结合,在社区中形成了多元的权力结构,代表多方的利益诉求。建立在多元权力结构基础上的社区治理绩效不仅反映了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使绩效获得了持续的可能。

2.社区治理绩效是多因素组合影响的结果,需要在分析社区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因素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首先,社区治理绩效的促成属于复杂的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发现不同的路径可以实现社区治理绩效,包括: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组织管理路径、基于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社区资源的价值建构路径、以社区多元权力主体和矛盾化解为基础的价值建构路径,上述路徑为从不同方面实现社区治理绩效提供了思路。其次,这三种路径所包含的具体要素之间也存在替代性的可能,如果社区治理中存在多元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价值建构,辅之以丰裕的社区资源或强调社区纠纷矛盾等的化解,都能推动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最后,不同的路径意味着社区治理需要不同的治理要素,社区由于其特殊性,在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面对社区治理困境,社区可以通过分析自身特质,有针对性地提高相关要素以达到实现社区治理绩效的目的。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中国的社区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对社区治理质量提升与考量提出客观要求。社区治理绩效反映了社区治理活动的有效性,将绩效研究的视角置于与民众具有密切关联的社区层面,不仅丰富了绩效的相关研究,更为应对基层治理中的挑战提供了可能。厘清并把握社区治理绩效的意涵是探讨其他关于社区绩效问题的基础,社区治理绩效应从社区居民需求出发反映公共价值,社区治理绩效也应该得到维持,具有可持续性。基于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对其分析框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则属于社区治理中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要素的问题,任何社区治理实践都须慎重考虑。绩效来源框架为发现社区治理中的要素提供了视角,然而作为具有复杂因果关系的现象,社区治理绩效的实现是不同要素组合导致的结果,探究社区资源、社区权力、社区价值建构、社区组织管理及社区协同领导等要素组合形成的路径,为社区治理实践指明了可能的方向。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比较分析中涉及研究者将定性文本转换为定量的变量测量,主要依据个人的现有知识和对案例的把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进行检验;其次作为对复杂现象的分析,本文对案例信息的深入聚焦于研究目的,可能忽略了其他的信息,导致个案部分信息的丢失[36],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在多案例研究一般性结果的启示之下,关注个案的特殊性,更为细致地研究社区治理实践的个案。

注释:

①从组织性质来说,社区居委会属于自治组织,但是中国的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认为是国家力量的代表、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不过随着实践推进,一些研究发现,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性正在悄然回归。

②相关计算流程可联系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单菲菲,包国宪.社会价值建构视角下的村庄治理绩效实现路径——广州市下围村“蝶变”的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8,(4):139-148,156.

[2]何艳玲.“公共价值管理”: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J].政治学研究,2009,(6):62-68.

[3]包国宪,道格拉斯·摩根.政府绩效管理学——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与方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4]Stoker G.Public Value Management:A New Narrative for Networked Governance?[J].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6,36(1):41-57.

[5]包国宪,王学军.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缘起、架构与研究问题[J].公共管理学报,2012,(2):89-97,157-158.

[6]王学军,王子琦.追寻“公共价值”的价值[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9,(3):3-16.

[7]徐顽强,李敏.基于公共价值导向的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J].宁夏社会科学,2019,(2):129-137.

[8]定明捷,徐宛笑.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创造:内容、困境与出路[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28-37.

[9]单菲菲.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23-129.

[10]王连伟,刘太刚.中国运动式治理缘何发生?何以持续?——基于相关文献的述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3):106-111.

[11]王学军,马翔.政府绩效生成路径:新范式下的理论及其解释[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4):24-32.

[12][22]徐林,方亦儿,薛圣凡.社区资源禀赋、治理模式与治理绩效[J].浙江社会科学,2017,(3):27-36,156.

[13][24]张平,商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的现实样态及其优化——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1):28-35.

[14][19][23]郑晓茹,刘中起.近年来我国城市社区权力秩序的研究述评(2011-2016)[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 (5):101-111.

[15]杜运周,贾良定.组态视角与定性比较分析(QCA):管理学研究的一条新道路[J].管理世界,2017,(6):155-167.

[16][33][34]伯努瓦·里豪克斯,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M].杜運周,李永发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17]夏鑫,何建民,刘嘉毅.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逻辑——兼论其对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启示[J].财经研究,2014,(10):97-107.

[18]Cristofoli D , Markovic J . How to make public networks really work: A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94(1):89–110.

[20]戴祥玉.地方政府自我推进型治理创新: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的发展路径——基于4类社区治理创新典型案例的研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3): 75-82.

[21]吴海红,郭圣莉.从社区建设到社区营造: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逻辑和话语变迁[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 (2):107-115.

[25]王学军.公共价值认同何以影响绩效:理论框架与研究议程[J].行政论坛,2019, (2):95-102.

[26]郝国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发展趋势与路径选择——以武汉市汉阳区社区治理模式为例[J].理论月刊,2015, (12):157-162.

[27]Adamson D, Bromiley R. Community empowerment: learning from practice in community regenerat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2013,26(3):190-202.

[28][35]陈荣卓,刘亚楠.城市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偏好与适应性变革——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多案例分析[J].社会主义研究,2019,(4):112-120.

[29]孙国强.关系、互动与协同:网络组织的治理逻辑[J].中国工业经济,2003, (11):14-20.

[30]Ragin C. Redesigning Social Inquiry:Fuzzy Set and Beyond[M].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31]Skaaning, S.-E. 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11, 40(2):391-408.

[32]原超.新“经纪机制”: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新变化——基于泉州市A村乡贤理事会的运作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19,(2):57-66,171.

(责任编辑   矫海霞)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我国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现状

(一) 我国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在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方面呈现出逐步向好的趋势,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不断完善

随着国家对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视, 以及所投入资金成本的增加, 大部分城市生态社区的文化基础设施都越来越完善齐备, 许多社区都有配备像社区活动室、多媒体办公室、社区宣传栏等基础文化设施。

2. 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建设的管理团队日趋专业化

越来越多的城市生态社区开始行动起来, 通过组织发掘社区里的可用人才, 让诸如文化艺术爱好者、社区建设志愿者等可用人才, 充分发挥他们在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建设工作中的积极作用。

3. 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建设的相关活动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对社区管理人才的招聘和社区内自身人才的充分利用, 城市生态社区中与生态文化建设相关的活动也逐渐增多, 以前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活动, 像下象棋、扭秧歌等, 现在有诸如广场舞、自愿捡拾垃圾、植树活动、社区知识普及、社区儿童早教等, 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1]。

(二) 我国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中呈现的问题

我国城市生态文化社区的建设虽已取得一些实践经验, 但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社区管理方面未能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

现阶段, 城市生态社区的主要管理者依然是居民委员会, 并直接负责社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分配管理。虽然个别地区专门设立了业主委员会等自治组织, 但是在实际管理工作中, 由于相关工作人员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 没有考虑到对社区居民的利用, 导致社区管理上不够人性化和个性化, 不能根据具体的情况来进行, 再加上一些人员素质和邻里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社区管理者所发挥的管理作用十分微弱。

2. 社区生态文化活动的内容较为单一, 居民参与率不高

生态社区及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丰富的社区活动的支撑。活动形式和内容对于居民的参与率影响很大。目前由于社区管理者对社区活动内容的策划不到位以及社区居民自发组织活动的热情度不够, 致使许多居民参与社区生态文化活动的积极性较低, 加之他们对于社区生态文化建设工作的重要性认知不足, 更是导致带头参与活动的人较少, 常常出现社区活动无法长期开展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态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进行, 十分不利于城市生态社区居民整体文化素养的加强[2]。

3. 有关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社区工作者力量较为薄弱

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初期, 一些退休的社区居民或是义务工作者充当了社区文化建设工作者的角色。尽管近年来, 一些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投身于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当中来, 但是由于其专业性较差, 多数人专业不对口, 导致他们只能在实际工作中摸索经验,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工作能力, 工作人员的整体工作效率不高。

4. 城市社区间的硬件配备上差异很大

在城市生态社区的文化基础设施等建设方面, 虽然政府增加了一些投入, 满足了一部分社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需求, 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 社区众多, 仍然存在着部分社区的文化基础设施配备不到位的现状, 从而导致社区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 部分城市生态文化建设工作难以有效地开展。

二、国外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一些经验

对比查阅了国外城市在生态社区和文化建设方面的资料, 笔者认为有如下经验值得借鉴:

(一) 社区硬件设施规划上引用生态学的设计思想

国外一些城市在社区硬件设施的建设初期规划上不仅考虑到功能实用性, 而且引入了生态学设计思想, 因地制宜, 在环保材料使用、废物处理及回收利用、环境绿化、节约能源和运用可再生新能源、减少和防止污染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配套设施建设。不仅在外观上看起来“绿色环保”, 而且在内在上也努力使能源、资源、生态、交通、社区、场所、治理等协调共生, 不断创新方法和手段, 打造生态型社区。特别是在某些案例中, 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限制, 在生态社区建设上不能一次到位的, 都为后期预留了空间和规划, 也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生态理念。

(二) 将城市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活方式相结合

城市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不仅仅只通过举办一些简单的活动, 而是将其与生活方式结合, 形成了一种长效机制。例如, 近几年风行欧美的plogging运动, 便是将日常的散步、慢跑等健身活动同捡拾垃圾的环保行为结合起来, 在个人运动中植入了趣味性的“寻宝”活动, 形成一种长期流行的趋势, 既满足了个人锻炼身体的需求, 也满足了保护社区环境的需求。反观国内城市, 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苗头, 但只是个人的行为, 没有形成规模。而且在具体实施中, 有时会遭遇鄙夷, 整体社会风气没有形成正向心理引导, 导致参与的人员多为老人和孩童。部分青年志愿者组织的活动也仅为可数的几期, 不具有持续性。将城市社区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活方式相结合, 不仅拓展了生态文化建设的途径, 而且使生态文化的理念无形融入人们的行为中, 使其影响力真正延伸到人们的生活中。

(三) 城市生态社区和文化建设目标明确, 呈现组织化、社交网络化的趋势

通过一些相关案例的分析, 笔者发现国外许多城市在生态社区和文化建设方面, 比较突出的特点是有较为集中和明确的目标。比如新加坡宜居城市建设拥有明确清晰且有力的政府调控体系[3]。同时, 运用第三方力量, 使得生态社区和文化建设呈现一种组织化和社交网络化的趋势。例如,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Keep America Beautiful在生态建设方面有明确的目标, 且形成了一定的组织规模, 特别是在组织成员间、组织与社区、组织与社会等联系方面形成了“强联系”的社交网络, 从资金的募集到活动的开展, 不再是单向发展, 而是呈现向多方壮大的态势, 这对于文化的塑造有很大帮助。

三、对于我国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 我国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中应转变观念

中共中央提出“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并对生态文明建设做出了顶层设计。随之, 各地也在发展生态经济、生态旅游、生态社区、绿色产业、生态产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但在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中, 还应注意要因地制宜, 结合当地实际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 切忌一阵风和生态指标的雷同化。因为我国幅员辽阔, 各地气候不一, 生态文明建设的评价指标不能过于单一。尤其是某些干旱地区, 为了响应号召, 花费大量人力、财力、物力进行美观绿化, 虽然可能实现了短期生态目标, 但评比检查过后, 绿化的植物无人维护, 或不适宜干旱条件的生长而大量死亡, 反而削弱了人们对于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信心, 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其次, 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本身还处于探索阶段, 相关部门和管理者应该提供一些文化塑造的场所, 鼓励居民及社会团体多尝试、多创新, 寻找适应本地社区的路径。

(二) 寻找突破口提升生态文明的认同度

若要做好城市生态社区和文化建设的工作, 首先要把社区居民对于生态文明的认同感提升上来, 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他们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 才能促进他们对于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相关管理人员和社区内的相关文化工作者应该多方寻找突破口和意见领导者, 使其投入到社区生态文化建设的工作中来。另外, 也可同学校、第三方机构合作加强生态文明的传播工作。比如, 片区学校可以对社区内的学生进行低碳教育, 通过孩子们影响其整个家庭加入社区生态建设中来。通过正向文化、环境的引导, 使得生态理念融入社区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使社区文化建设工作能够更好地进行[4]。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现状, 总结了近年来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其中所呈现出来的部分问题, 参考国外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的一些经验, 提出了笔者针对此的一些思考, 希望能够为城市生态社区及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城市,生态社区,文化建设

参考文献

[1] 袁小松, 徐丽丹.重塑生态文化: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困境与突围[J].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18 (1) :70-73.

[2] 李祉.中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及发展对策[J].学理论, 2016 (5) :168-169.

[3] 王双.中外宜居城市建设的比较及借鉴[J].经济与管理, 2017 (1) :38-44.

[4] 刘明远, 刘芳.城市区域生态文化建设的现状及路径分析[J].中国市场, 2017 (36) :233-234.

[5] 肖念, 韩杰.我国生态城市建设现状的研究及探讨[J].住宅与房地产, 2018 (16) :249.

上一篇:自动编程系统管理论文范文下一篇:航空制造生产管理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