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西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礼仪 文化 文明 差异
古人讲“礼者敬人也”。礼仪是一种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是一种交往的艺术。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时代潮流等因素而形成的，既为人们所认同，又为人们所遵守，是以建立和谐关系为目的的各种符合交往要求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对一个人来说，礼仪是一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文化修养、交际能力的外在表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礼仪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道德风尚和生活习惯的反映。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信仰的宗教不同，使得各国人民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古老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享有“礼仪之邦”的美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在五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不但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而且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的礼仪规范。西方社会，是古代几大文明的继承者，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在中西方礼仪文化没有得到完美融合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礼仪的差异。 1.1中国礼仪文化演变简史
自50万年前，山顶洞人缝制衣服开始，文明同时也伴随着人类发展，“炎黄五帝礼理起于大一，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之说。我国最早的秘书人员“史官”起，礼开始以正规的方式出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五典”已足够说明当时礼仪的规范体系。 大约在夏商周三代，礼仪开始典制化。最早的秘书机构“太史寮”的建立，第一部记载‘礼’的典籍《周礼》的出现，“三礼”的盛行，标着着中国古代礼仪进入成熟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对礼的大力推行，孔孟等思想家的礼仪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奠定了古代礼仪文化的基础。
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封建礼仪及“三纲五常”的提出，清末至民国时期，科学、民主、自尊、平等的观念和与之相适应的礼仪标准得到传播和推广。
五四以来，中国的礼仪更注重吸收目前国际礼仪的长处，为我所用。 1.2西方礼仪文化演变简史
爱琴海地区和希腊是亚欧大陆西方古典文明的发源地。约自公元前6千年起，爱琴海诸岛居民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此后，相继产生了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进入因《荷马史诗》而得名的“荷马时代”。古希腊哲学家对礼仪有许多精彩的论述。例如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年)率先提出了“美德即是一种和谐与秩序”的观点;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谈天说地，而在于认识人的内心世界，培植人的道德观念。他不仅教导人们要待人以礼，而且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为人师表。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开始封建化过程，12至17世纪，是欧洲封建社会鼎盛时期。中世纪欧洲形成的封建等级制，以土地关系为纽带，将封建主与附庸联系在一起。此间制定了严格而烦琐的贵族礼仪、宫廷礼仪等。14至16世纪，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
17、18世纪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兴起的时代，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继爆发。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礼仪逐渐取代封建社会的礼仪。资本主义社会奉行“一切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原则，但由于社会各阶层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未能做到真正的自由，平等。不过资本主义时代也编撰了大量礼仪著作。例如，捷克资产阶级教育家夸美纽斯(公元1592—1670年)编撰了《青年行为手册》等;英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于公元1693年写作了《教育漫画》。
一直到近代，西方各方面实力的增长，对贫困国家的殖民，将他们的礼仪也逮到被殖民国家，开始影响着世界的礼仪文化，成为世界礼仪文化的典范。 2 中西方礼仪文化差异的成因 中西方文化环境的不同，使得各国人民有着基本完全不同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这是造成中西方礼仪文化差异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如下： 2.1经济制度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经济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人比较安分保守。因为他们依靠一块土地可以活一辈子，文化比较内向。而且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属于农业文明，“农业文明性格”造就了东方人注重伦理道德，求同求稳，以“和为贵，忍为高”为处世原则。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发源于爱琴海沿岸，属于海洋文明，况且欧洲的农耕远不像中国的农耕在古代社会那样重要，所以欧洲人喜欢向外探索，文化比较外向。而且西方国家经过工业革命很早就进入了工业经济时代，“工业文明性格”造就了西方人有较强的斗争精神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以“独立、自由、平等”为处世原则。 2.2地理环境的影响
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使中国人的思维局限在本土之内，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喜欢“以史为镜”，但空间意识较弱。这种内向型思维导致了中国人求稳好静的性格，对新鲜事物缺乏好奇，对未知事物缺乏兴趣。
而西方国家大多数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工商业、航海业发达，自古希腊时期就有注重研究自然客体，探索自然奥秘的传统。同时，海洋环境的山风海啸、动荡不安，也造就了西方民族注重空间拓展和武力征服的个性。 3 中西方礼仪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3.1交际语言的差异 3.1.1打招呼
作为传统习惯，中国人打招呼是基于对外的一种礼貌，中国人见面较喜欢互相问候，而且越是先问候别人，越显得热情、有教养。例如：中国人路遇熟人总爱寒暄道：“吃饭了吗?”“到哪儿去?”“上班呀?”等。工作中最普遍的是“你好!再见!”等话，有时再加上一句恰当的称呼，如：“王师傅，您好!”“李老师，再见!”这样就会显得更加亲密。而若你跟西方人这样打招呼，“Have you had your meal?”“Where are you going?”。
他们则会认为你想请他们吃饭或者干涉其私事。
同样作为习惯，西方人打招呼时流露的是一种更随意的感觉。以美国人为例，美国人见面，通常招呼道：“Hello!” “How are you doing?”“How’s everything going?” “Howdy!” What’s up?”。由此可见，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打招呼用语是五花八门的。 3.1.2称谓
中国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家庭关系，亲属间称谓语大都能把身份、辈分、亲疏关系表明得一览无余。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强调独立的个性，家庭观念不如我们强烈，因此亲属称谓不如汉语复杂。
在西方,称呼是比较笼统的，一个称呼可以涵盖中国很多称呼。例如，西方人称呼男的为先生，称呼女的为女士或小姐。而在我国“先生”第一解释是“教师”,是对教师最古老最悠久的称谓。随着跨国交流的日益频繁，如今先生已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尊称口语。再如，西方人称“uncle”,可以涵盖我国的“伯伯、叔叔、舅舅”等;“aunt”可以涵盖“婶婶、伯母、姨”等，况且在西方文化中，西方人对家庭亲属方面的关系不如中国人那么分明，中国父亲那边的称为伯伯、姑姑、堂兄妹;母亲方为舅、姨、表兄妹。在西方，人们见面时喜欢直呼其名，这是亲切友好的表示，纵使交谈之初可能互相用姓称呼，但过一会儿就改称名字。而在中国，人们很喜欢被称为某某经理、某某总裁，因为这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但在西方，人们很少用正式的头衔称呼别人，正式的头衔只用于法官、高级政府官员、军官、医生、教授和高级宗教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从来不用行政职务如：局长、经理、校长等头衔来称呼别人。 3.1.3感谢
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通常表示谦虚，并有一套谦虚之词，象“惭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总是高兴地回答“Thank you”以表接受。中国人用“谢谢”的场合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亲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不常说“谢谢”。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挂在嘴边，即使是亲朋好友和家庭成员之间也常如此。再如，中国人收到礼物时往往放在一边，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说闲话)。而西方人收到礼物时要当着客人的面马上打开并连声称好。 3.2餐饮礼仪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劳动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方在餐饮礼仪方面有许多差别。在饮食方式上，以宴席为例来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宴席上，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都会出现一种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到来后，便会齐聚一桌，共享一桌。一般来说，宴席用的是圆桌。从形式上来看，给人一种团结、礼貌、共趣的氛围。当许多菜摆放在桌子的中心时，这些特色菜就成了人们欣赏、品尝的对象。与此同时，它又成为人们联络感情的媒介。在中国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人们喜欢在桌上相互敬酒，相互让菜、劝菜。这显示的是人们之间的一种美德，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礼让。虽然从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似乎很不卫生，但中国人喜欢团圆，这正符合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而饮宴对西方人来说，尽管食品和酒似乎对于他们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在他们眼里那些只不过是用来作为陪衬的东西。他们举办宴会的目的在于交际。通过与客人之间的交谈，达到交谊的目的，仅此而已。其实，中国式的宴席与西方的宴会交谊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是，中式宴会表现了一种全席的友谊，而西式的宴会则表现宾客间的交际罢了。
在餐具方面，中西方的差异也很明显。众所周知，中国人用餐包括亚洲一些黄种人的国家使用的是筷子，吃饭也用碗盛。而西方人用盘子盛食物，用刀叉即切即吃，喝烫则用专门的汤匙，筷子与刀叉作为东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餐具;筷子和刀叉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智慧。 3.3服饰礼仪的差异
服饰文化是一种整体文化。它是指服装、饰物、衣着方式、打扮，包括发型、化装在内的多种要素的有机整体。服饰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素质的物化，是内在肉体的外观，是社会风貌的显现。由于历史条件、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和文化观念的差异，中西方服饰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
西方人注重身份，把衣服作为象征身份的体现;中国人注重韵味。如果说西方服饰文化刻意追求表现人体美，而完全忽视了服饰伦理，那么中国服饰文化由于受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道德上的体统。最能代表我们国家的是中山装，西方代表装是西装。穿中山装时，不仅要扣上全部衣扣，而且要系上领扣，并且不允许挽起衣袖;在穿双排扣西服时，必须扣上全部衣扣;穿单排三粒扣西服时，仅能扣上上一粒或中、上两粒扣子;穿单排两粒扣西服时，只能扣上上一粒扣子;不允许扣上单排扣西服的全部衣扣。在穿西服时，宜穿白色衬衫，并打领带，领带打好整理后的标准长度，是其下端抵达皮带扣。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
参考文献：
[1] 金正昆 商务礼仪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 陈 平 商务礼仪 中国电影出版社
简析中西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2篇
融资结构也称广义上的资本结构, 它是指企业在筹集资金时, 由不同渠道取得的资金之间的有机构成及其比重关系, 也是指金融体系的构成结构。
二、中西方融资结构的比较
(一) 融资来源
国内和国外的上市企业的融资来源主要包括二条渠道, 一是外源融资, 二是内源融资。外源融资主要为债务性融资和股权融资, 内源融资主要是利用企业内部留存收益, 而我国国有企业最初融资渠道主要为债务性融资, 后面由于其负债率过高, 国家设置了股票市场, 增加了股权融资渠道。目前在我国占融资比例最高的是股权融资。而西方企业的融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积累, 这种融资结构同西方的融资优序理论相符合。西方企业按照一定顺序进行融资, 即利用企业内部留存收益, 负债筹资和发行公司股票。中西方融资方式的对比更加说明我国企业存在股权融资的显著偏好。
(二) 融资成本的相对差异
企业融资方式一般为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 债务融资的主要成本为利息支出, 股权融资的主要成本为股息和发行费用, 债务融资的利息在税前扣除, 相对于股权融资成本来说, 具有节税效应。但是债务融资需要企业到期还本付息, 增加了企业的财务风险。股权融资对于企业来说是永久性资本, 不需要偿还。而股息派发是根据企业收益来决定, 存在不确定性。
就融资成本而言, 债务融资明显优于股权融资, 所以西方国家选择债务融资。而从我国企业发展状况来看, 盈利水平较低, 导致可分配利润少, 而且还采用不分配红利、低比例分配股息, 配股等方式, 减少了股息支出, 导致我国股权融资低于债务融资, 所以我国倾向于股权融资。
(三) 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
西方企业的治理结构相对完善, 资本市场相对于我国也比较健全。股东拥有选举董事会的权利, 并通过参加股东大会来参与公司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 达到对董事会的约束。从公司资产的角度分析, 公司的资产由所有者投入的资本和债权资本构成, 而债券资本的增加, 会削弱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 加强管理者的控制权, 因此当管理者在选择融资决策时, 更偏向债券融资。
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我国的资本市场机制不够健全, 对股票市场的监督不够完善, 并且我国上市公司大部分为国有控股公司, 高层管理人占股比例低, 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相关性不高, 采取股权融资方式取得的资金对管理人来说无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 所以我国管理者更偏向于股权融资。
三、针对中国融资结构优化的一些建议
(一) 加强对股票市场的监管
我国股票市场披露机制存在以下问题: (1) 公司信息披露渠道单一。 (2) 公司信息定期披露并且所需时间长。 (3) 公司披露的信息不够完善。针对上述问题, 我国股票市场需建立多元化信息披露渠道, 完善相关财经网站的公司信息, 使信息能广泛地被投资者接收, 从而提高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同时中国证监会应改善内部制度, 提高效率, 使上市公司的信息能及时准确的传递给投资者。我国也应该建立完善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 防止公司隐藏不利的消息。
(二) 提高企业的内部积累
我国企业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内部积累率都很低, 面对激烈的市场挑战, 光凭内部积累是不能满足其扩张发展的需要。但从长远来看,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对资本的内部积累依存度较高, 因此着眼于未来, 企业应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基础上, 加大内部积累的力度。对于非公司制国有企业来说, 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国家、企业内部积累的方式除了提高内部积累率以外, 另外的关键因素就是企业的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效益, 只有企业利润增长, 内部积累才现实可行。因此企业应在扩大市场份额、不断进行技术工艺更新等方面做文章。同时我们要让企业建立起健康的内部积累机制, 这对于公司制的国有企业来说, 在于要正确处理好利润分配与企业内部积累的关系, 所以在现阶段, 应加大积累力度, 少发放现金股利。
(三) 治理企业不合理的融资结构
1.自我调整, 解决三角债以及资金短缺问题, 降低债务比例。企业应及时收回应收账款, 降低应收账款的周转率, 提高速动比率及资金利用率, 达到及时清偿应付账款的目的。
2.对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成长性的公司, 应采用平衡结构, 使资产变现的数量和时间与偿债的时间和数量保持一致。对于发展壮大时期的企业短期内应采用风险结构, 使流动负债不仅需要满足流动资产的需求, 还需要部分非流动资产的需求, 充分利用财务杠杆的效应, 使企业达到更大的收益。而对于普遍企业来说, 采用稳健结构是比较好的选择。
(四) 降低我国融资成本, 减少资金缺口, 扩大可融资数量
1.企业应多利用内部留存收益来满足企业对资金的需求, 并且鼓励员工内部注资, 从而减少外部融资数额, 达到减少外部融资手续费, 缩短融资周期的目的。
2.多引入外资, 建立中外合资企业。外国企业应以现金、实物等方式直接投入企业, 扩大企业的权益资本。
3.由于我国对进入股票市场的企业要求较高, 导致一些中小企业难以通过股票融资渠道筹集资金, 加大了借款的需求, 所以政府应采取宽松的财政政策, 提高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额度,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摘要：目前企业发展充满了很多的挑战和机遇, 企业融资是企业建立和发展的首要任务, 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难题。本文通过分析比较中西方融资结构情况, 就企业融资来源和融资成本进行探究, 达到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的目的, 促进国内企业融资走向合理化, 高效化, 科学化。
关键词：融资结构,中西方,企业
参考文献
[1] 刘百芳, 马章瑜, 刘晓霞.中西方企业融资结构的比较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经济师, 2006 (3)
[2] 胡国柳, 廖进中.论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的优化[J].湖南大学学报, 1997, (11)
简析中西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3篇
跨文化交流学诞生于1959年,在这一年,美国学者EdwardHall在他的《无声的语言》中 ,首次提出了“跨文化交流”的概念。此后, 跨文化交流学开始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确立,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如何进行交流及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研究跨却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至20世纪80年代, 跨文化交流学的相关理论开始被应用于国际商业领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展很快,现在许多国家都在大学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覆盖本科、硕士和博士各层次。如今全国已有几百所大学开设了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这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体现出当今世界对国际型复合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004年《大学英语课程基本要求》( 试行 ) 明确地将“跨文化交际” 列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
2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及形式
2.1 什么是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又称跨文化传播,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其英文表达形式为两种,分别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者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交流不仅仅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即使在同一国家内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级、不同性别、甚至不同家庭的人际间的交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跨文化交流。
2.2 跨文化交流的形式
2.2.1 种 族间的交流
种族间的交流是指来自不同种族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信息的行为。
2.2.2 民族间的交流
民族团体是在一个国家或文化的内部形成的独立的共同体。这些团体具有共同的出身或传统,比如共同的祖先、姓氏、语言、价值观念等等。民族的独特性在于它和主导文化及其他种族共享“同样的社会背景”。
2.2.3 群体文化间的交流
群体文化的关键在于两重性。首先,人们通常具有两重和多重身份。这种获得身份的过程就是学习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使用“群体文化”一词,在讨论群体和社会团体时表现出与其他群落和主导文化不同的交流特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信仰和社会经验时,有助于将其加以区分。
(1)作为文化的群体文化。聋哑人文化成员同样有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则,这些都代代相传。与主导文化一样,所有我们提到的群体文化具有很多“载体”(比如媒介、教堂、学校、家庭、宗教等),通过这些载体把经验传递给新的成员。
(2)性别作为群体文化。文化就是一个相关的信仰系统 ,以及对人们如何说话、思考和生活的预计,所以男人和女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交流文化中。他们有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行为举止、对别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说话方式、不同的非语言应用等等。
3跨文化交流中的障碍
3.1 相似点假定
大多数人由于成长和受教育于某种单一的文化环境中,缺乏与异文化直接接触的机会, 便潜移默化地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为准则,所以,他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人都是同类,其中美国人更加坚信这种观点。
事实上,世界上并没有适应所有人的“人类共性文化”,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文化特性的,我们并非完全一致,我们并非真正了解其他人。
3.2 语言的差异
跨文化沟通中最显而易见的障碍就是语言障碍。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若你没掌握对方的语言,亦或者对方未能听懂你的语言,这是交流中的第一大问题。这就需要能满足双方沟通的翻译。而翻译的困难主要是在于所表达的语言意义的流失,因为其一,语言在同一文化中都具有多种意义;其二,翻译有可能作为字面上的意思直译,会产生歧义;其三,作为翻译的人,必须熟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而语言跨文化的差异共有四个方面。
3.3.1 词汇的差异
词汇学研究的对象包括词源、句法、语法、语音、语义。每个词汇在意义表达上都有着特殊的含义。心理学家们发现,对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特别重要意义的某个活动或者环境中的某一事物,对应这个事物的相关词汇就会很多。
3.3.2 对话距离的差异
对话距离就是指对话双方在沟通中所保持的距离。人们在与不同关系及不同文化的人交流时, 需要的个人空间往往是不同的。
3.3.3 语言使用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所习惯的表达方式,常用的成语、谚语和格言,所熟悉的语调、语速,以及欣赏的风格都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语言的使用,会下意识地影响到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3.3.4 非语言成分
非语言成分就是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所伴随的肢体的某些动作和反应。最常见的就是手势。肢体和面部表情是对语言的一种补充, 因此非语言的文化差异是人们学习其他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3.4 先入为主及定式
这种先入为主或是定式是对事物的过于笼统的概括, 这种概括虽然会在我们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增强我们的安全感, 但同时过度的定式会干涉我们客观的认识某个事物或个人。而这种存在于头脑中的先入为主也特别地不好克服, 因此也是促成文化交际障碍的主要因素。
3.5 评价倾向
人们普遍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评判其他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科学最先进的。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倾向于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其他人或事,而不是去试图理解其他人或事件,这也是导致跨文化交际出现障碍的因素。
3.6 焦 虑
人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由于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内心存在过多的压力及焦虑,而这些焦虑压力也是导致跨文化交际发生障碍的因素。
4结语
全球化的到来使得跨文化交际无法避免。在跨文化交际中,认识到这五种障碍是避免障碍发生的第一步。然而想要消除这些障碍并非易事。我们首先要学习交流对方的语言,而且要对非语言形式及其他文化方面的不同做好各种心里准备。我们必须持有一种探究式的态度而并非怀有先入为主的想法来面对其他文化。另外在进行跨文化交流时要降低我们紧张感, 以一颗平常的心来接受外来文化。
摘要：经济全球化不代表文化全球化,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将作为一种客观现实继续存在。在面对外来文化,或者在与外来群体交流的过程中,如果对彼此的文化差异毫不在意,或者缺少相应的文化知识和交流技巧,那么跨文化交流就会产生障碍,往往会弄得当事人啼笑皆非,事与愿违。本文主要对跨文化交流的概念、形式及障碍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简析中西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4篇
前言
西方人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话语：“法庭上见”、“找我的律师谈”，已为我们所熟悉，并让我们不断体会到了西方人强烈的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莱温斯基事件，前总统布什及英国首相布莱尔因对伊战争情报有误而受到本国议院的质询，法国总理施罗德曾因染发遭到公众的诚信质疑等，西方的政治文化与体制也让我们感受到西方深厚的法治传统。西方人对法律、诉讼、权利与权力的看法以及相关的行为习惯、政治行为等，展现了完全不同于我们中国人对待这些问题的法律文化。法律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规则体系。
法律文化概论
当前在学术界一般认为，文化是指和自然相对而言的人文化，文化即人化。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形态学角度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认为文化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不同的学科方面，可以把文化分为政治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法文化等不同类别。由此观之，法文化只是文化中很小的一部分。法律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法学界对法律文化的界说也有多种。一方面，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另一方面，文化概念本身也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自然影响到它的子概念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
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
·“法自然”与“自然法”：中西不同的法理观念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理观念是“法自然，也就是效法自然，以自然的固有规律、真谛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的观念，其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人副天数”。这个观念由来已久，它认为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与大自然浑然一体，根本没有物我之分，天的法则即是人的法则，人生活在天的秩序之中，根本没有相对独立，只应“不识不知”地顺从“帝之则”，不应也不能凭借理性而自立法律；第二，“伦理”即“自然”。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自然的本质不是理性或自然理性，而是伦理，是宗法伦理，伦理就是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就是人的本性。中国人要法自然，就是要效法自然中所体现的伦理，法自然就是“法伦理”。所谓“自然法观念”实际上只是“伦理法观念”。西方法律文化的法理观念是“自然法”，它有两大核心内容自始至终贯穿其中：第一，“自然法”与“人定法”的划分。第二，“理性”即“自然”。对于自然法论者来说，理性就是自然：理性是人的自然，或者说自然的灵魂，自然的本质就是理性，是人性产生出自然法，自然法是人法，就是人道之法，就是理性法。
·“权利”与“义务”：中西不同的法本位
在西方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对种种有关公共幸福事项的合理的安排，并由任何负有社会管理之责的人予以公布”；“法律是政治的技术，是治理城市的原则，其内容是‘正义和尊敬’，是居民们‘友谊与和好的纽带’，是‘善良与公正之术’，”“法律确定权利、保护权利，而权利乃法律所确定所保护的利益”。因此，权利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内容，保护权利是西方法律的一贯追求，实现正义是西方法律文化的最终目标。法律在中国一直被统治阶级看作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主义法律文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法律规范中过分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
·“正义”与“无讼”：两种不同的法律价值观
对正义的追求构成了一条贯穿西方法律文化的主线，也是我们认识西方法学家及其工作意义的指南。柏拉图认为“正义应是一种人类品行和美德的道德原则，它体现为善和各守本分、各尽其职”。而亚里斯多德不仅发展了正义的概念，而且还将法律与正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在西方，大多数法学家都把正义视为法的目的和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观，它是与我国传统社会的家国同构或者说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密切相联的，这种结构导致了国政的原型实质上是家务，国法是家规的放大，国家内乱和国民争讼是家内不睦的延伸，因此，无讼就是家庭和睦，就是社会和谐，国家稳定。正如孔子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里，无讼就是不需要诉讼，引申为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所谓“刑措”，以达到社会无讼之理想世界。
·中国的“以人治国”与西方的“以法治国”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是以人治为国家机器运行杠杆的。所谓人治，实际上是“君治”或君主操纵下的吏治，这是我国专制的历史传统所造成的。人治有很大的偶然性，从中国的历史看，三代以来“君为圣明”者，只有汉武帝、汉光武、唐太宗等少数几个人而已，正因为如此，在封建中国长期的人治之下，昌世少，乱世多。西方的法律文化则是以“天赋人权论”、“人民主权学说”、“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法治思想，法治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内容和治国的主要方法，同时法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法理学的基石。
法文化所反映出的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异
·人的本质
中西法文化差异所反映的中西文化中“人”的差异，首先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中国法律文化重道德伦理，注重个人道德自律的基调反应了中国“人”的本质在于道德伦理性，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中国传统文化从“人与禽兽之不同”的角度提出对人本质的认识，认为人之为人，人不同于禽兽而居于万物之首，在于人有道德，懂得以敬重之心孝敬父母，能知礼尚义，重仁崇德。西方法律上的“自己行为，自己责任”的原则和重理性规则和个人权利，注重对人的监督与制约的基调反映了在西方文化中，对人本质的认识更多地带有理性成分。
·人性
中国重德治、人治与西方重法治的不同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对人性善恶的认识差异。在古人看来，个人修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人性之善是否得到发扬，人人修善则天下就能大治。所以，高尚道德就成为个人的价值追求，成为协调一切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中国古代的法律也成为道德规则的直接表述。“德治”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特质，统治者注重对人们的道德教化，人们对政治的昌明也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圣明”，政治制度中更强调执掌权力者本身的道德自律和修身养性，而忽视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促成了中国“人治”传统的形成。西方的人性论，受到了基督教“原罪说”的影响。人的一生必须时刻忏悔自己的行为。宗教也对西方人的为人处事起了关键性的影响，人们在信念甲多以教义为人处世，服从并信仰上帝和教义。这种服从和信仰后来成为西方崇尚和信仰法律之传统的重要文化渊源。
·人际关系
中西方不同的法律原则以及国民对法律感受的差异反应了中西方社会在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也呈现不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道德成为人们的根本行为准则，道德讲究的是“义务”，要求个人为他人做些什么，人际关系便讲求“重义轻利”：“义”即道德义务，“利”为个人私利，人们应淡化、排斥个人利益要求，注重对他人的道德义务，百姓对法律也就没有亲近感，长久以来便形成了中国人疏远畏惧法律、厌恶诉讼的心理传统。在西方，自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便萌发了个人主义观念。在这种文化熏陶下，西方人在交往中毫不掩饰对私利的追求，并形成了强烈的权利意识，强调尊重和保障个人权利，私人财产权和人权的观念也就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法律成为人的生存、发展和尊严的基本保障，这便树立了西方人崇尚法律权威的意识，促成西方人亲法、爱法、守法并勇于诉讼的心理传统。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
简析中西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5篇
人类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东方绘画与西方绘画在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构成了世界艺术的两大板块，体现出了广泛、全面、深刻的人类精神面貌。这些相似与差异之处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开拓美术创新的研究发展之路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首先，中西绘画源于各自民族古代的哲学观念和审美理念。在西方早期的哲学中注重思维理性，表现为“贵解不贵悟”，她强调理解、思辨，主张审美主体要注重自身的逻辑性、严密性和完整性思维体验，因而西方的逻辑学比较发达。而中国古代的审美思维方式注重实用理性，表现为“贵悟不贵解”的思维特性。她强调审美主体在“悟”(主体与客体)中体验美、创造美，在“心与物会”“神与象交”“情与景合”的交融状态中将作为主体的人消融在自然里，在“空灵”“虚静”“品味”中走进自然对象，以体悟自身，体悟社会。
在欧洲中世纪末期就有一些不甚有名的画家表现的祭坛画，画基督教的圣像和圣经故事，在表现手法上近于中国绘画中的工笔画，其特点是追求二维空间的表现方式，并重视以线造型而非体面造型手法。这不能不说是美之表现的一种巧合，也体现出中西方人类文明的共同点。其次，在中西山水、风景画的表现中更加体现出了主观表现和客观表现态度的不同。中国山水画作者更关心的是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用心灵的状态表达物象、表达空间的远近关系。即在一个画面上表现出各种时间，各个角度看到的物象。西方绘画强调在特定视点中所看到的客观物象，即“焦点透视”下物象的远近变化。通过对特定时间、地点、光线等的客观表现达到感觉真实的空间感，如荷兰画家雷斯达尔的《埃克河边的磨坊》。但是，中西绘画对空间感受的表现是一致的。
在现代美术的发展中，中西绘画的差异依然存在但更是有着许多相同之处。首先，在工具材料的使用上依然不同，中国绘画以线为主的造型手法依然明显，用笔、用墨挥洒的韵味依然神奇。而西方绘画的油画颜料依旧具有写实造型、精细刻画的强大优势，以明暗色彩为主的造型手法也更加强化;相同的是在中国绘画中有越来越多的画家吸收了西方绘画中结构、色彩、明暗等表现的优点，丰富发展了中国绘画，并在内容表现上也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形式。如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一作，他将西方绘画中裸体表现人物的手法和明暗色彩、结构体积的表现方法都应用在了中国人物画上，使中国的人物画以新的面貌出现，扭转了以往中国人物画的柔媚与纤弱，寄寓着时代的哲理与情思，创立出了一种有中国风韵的融合型国画。另外，还有不少中国画家前赴后继，在中西艺术融合之路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各有侧重突破。
在西方现代绘画中，吸收东方绘画艺术之精华的作品也是很多的。西方现代绘画大师毕加索曾在会见中国书画家张大千时说：“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毕加索等一些西方艺术大师对东方艺术的认识以及在他们的作品中线条形式和主观化情感的表现，足以说明东方艺术与西方艺术是可以互为借鉴的。文化交流是双方的，不仅西方会影响东方，东方也会影响西方，其成果是人类所共有。西方现代绘画的多元化发展是在现代绘画之父塞尚主观情感的表现之后发展起来的五彩缤纷的花朵。如：现代派画家达利的作品中的变形、幻觉、离奇魔幻般的组合等等也都是画家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
从中西绘画的发展看，虽然在内容、形式、方法、工具等方面有着诸多差异，但如果以画家的内心看来，其深层审美追求的发展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这种异同将继续发展下去，并在互相的借鉴中会开放出更加绚丽的花朵，究其原因是中国的绘画与中国人文文化直接相关联的书法、文学、音乐、舞蹈等有着内质的联系。中国绘画中的线条造型和中国绘画材料、笔墨宣纸有着巨大的独特性，这种绘画材质的特点便于抒情、能体现韵味，操作快速方便、成本很低，深受广大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强盛的生命力。而现代的中国画已经吸收了西方绘画中结构、明暗、色彩表现的优点，使中国画上了一个较高的台阶。正如徐悲鸿提出改革中国画的“改良论”，用“守之”“继之”“改之”去对待民族传统的承继，表明中国画应
创立新法，吸收西方艺术长处，走融合中西之路。从徐悲鸿改革中国画到现在，确实也有不少中国画家前赴后继，在中西融合之路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各有侧重与突破。尤其在2O世纪8O年代以来更趋于活跃。其中，吴冠中当属成功的代表，“形式即内容”的探索是成功的，他在西画的功底和传统绘画的边缘中找到了归宿，其作品堪称非正宗的又含有中国画某些因素的现代味的中国画。
至此，中西方绘画的异同性已从纵向中呈现出各自的风格，在时至今Et的历史空间中，它们已经开始了大融合，并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的格局。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百年的融合过程后，中西文化形态已由过去的分庭抗礼渐进成相互融合、并存发展的新格局，随着历史的进程必将以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方式存在下去，并流动出更加多样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流派，使人类文明的春天花朵遍地清馨万代。
提起白石老人，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他画的虾。齐白石画虾可以说是画坛一绝，灵动活泼、栩栩如生、神韵充盈，用淡墨掷笔，绘成躯体，浸润之色，更显虾体晶莹剔透之感。以浓墨竖点为睛，横写为脑，落墨成金，笔笔传神。细笔写须、爪、大螯，刚柔并济、凝练传神，显示了他高妙的书法功力。齐白石画虾，来自生活，却超越生活，大胆概括简化，更得传神妙笔。但是笔者并不是对齐白石老人的虾作进行赏析，而是选择了白石老人晚年的杰作《蛙声十里出山泉》。此画作是纸本水墨，纵129厘米，横34厘米，是白石老人91岁时为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画的一张水墨画。关于这幅作品的由来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次，老舍先生到齐白石先生家做客，他从案头拿起一本书，随手翻到清代诗人查慎行的一首诗：“萤火一星沿岸草，蛙声十里出山泉。新诗未必能偕俗，解事人稀莫浪传。”他有意从诗中选取一句“蛙声十里出山泉”，想请齐白石先生用画去表现听觉器官所感受到的东西。这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它涉及艺术上的一个深层话题，也是一个难题。齐白石了解后，竟然经过了好几天的认真思考，可见他已经领悟到这不是一般的课题，而是让他去触及艺术领域中的更深层次的课题，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面对这样的考验，白石老人凭借自己几十年的艺术修养以及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经过深思口苏军国为主要内容的场景，它给人的印象首先是听觉上的，而非美术所擅长的视觉上的。即便其中有山泉、青蛙，但是要想通过视觉达到听觉的效果，仅有泉和蛙是不够的，也是相当难的。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题目，而是对艺术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探索。要将美术的表现程度提高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境界，老舍先生倒要看看大画家怎样解答出这道难题。
二、齐白石画得好，构图奇特，用笔老辣生动，富于美感首先这幅画是一幅立轴作品。如果齐白石以横幅的形式来画，那么泉水便是横流，不论自东而西，还是自西而东，给人带来的总是一种停滞的感觉，泉水显得无力，泉声无法激荡出来，泉中的蝌蚪也会没有活力，那蛙声就很难显现出来了。但是采用了立轴的形式，结果就不一样了。在立轴作品里，泉水是很自然地自上而下流淌的，它能给人带来一种激荡的逼迫感。自上而下地画了山石、泉水和蝌蚪，山石、蝌蚪用浓墨画出，周围施以淡墨渲染;泉水以淡墨勾勒，潇洒灵动，生涩老辣。当然画中的蝌蚪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应该是画的点睛之笔。画中有六只蝌蚪，每两个一组分布于画的上、中、下三个部分。这样分布就使得画面显得完满、不空洞。而数量又使得画面不显杂乱，可谓“添一分太肥，减一分太瘦”，恰到好处便是最好。蝌蚪似乎并不是很乐意地顺流而下，它们一个个侧着身子试图逆向游回泉水的上游，不禁令人想到它们是不是听到了青蛙的鸣叫声，听到了母亲的召唤，而要游回故乡呢?蛙声十里出山泉
三、此画含蓄、凝练而寓意深刻熟虑，终于完成了任务，把“蛙声”这一可闻而不可视的特定现象，通过酣畅的笔墨表现出来。当老舍先生打开齐白石的画看完之后，高兴得拍案叫绝。在作品中，在一远山的映衬下，从山涧的乱石中泻出一道急流，六只蝌蚪在急流中摇曳着小尾巴顺流而下，它们不知道已离开了青蛙妈妈，还活泼地戏水玩耍。人们可以从那稚嫩的蝌蚪联想到画外的蛙妈妈，因为失去蝌蚪，它肯定在大声鸣叫。虽然画面上不见一只青蛙，但会使人隐隐如闻远处的蛙声正和着奔腾的泉水声，演奏出悦耳的乐章，连成“蛙声一
片”的效果。老舍收到画后，十分高兴，也十分钦佩齐白石的绘画才能。试想，老舍向齐白石求画，如果只是一般地说，请齐老赐一幅画补壁，齐白石也就随便地画一幅画送给老舍，那么就没有这则佳话了。那么，这幅画到底好在哪里呢?
简析中西企业文化差异范文第6篇
[摘要]《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费孝通提倡的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它要求译者首先要对《道德经》有“自知之明”，其次要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有透彻的了解，最后就是要有文化自信。对《道德经》三次英译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译界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道德经》英译；文化自觉；文字翻译；文学翻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道德经》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哲学、宗教、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德经》的现代通行版本分为《道篇》和《德篇》，共81章，虽然仅五千余字，但富含哲理，涵盖宇宙论、人生论、价值论、政治论、军事论等。《道德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十分广泛，其英译历经数次高潮，依然方兴未艾。《道德经》英译本数量众多、内容繁杂，有的译本由于受到特定历史阶段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的操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输出《道德经》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本文拟以文化自觉理念为指导，以《道德经》英译不同阶段代表性译者及其译本为参照，探究《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以期推动《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有效输出中国传统文化。
一、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概述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提倡的一个重要理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特定文化群体对其文化生态环境要具有“自知之明”，要充分发挥认知文化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清晰认知文化的起源、发生、发展、交流等过程，明晰文化在不同生态环境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文化自觉并不是要实行文化割据或者文化霸权，而是要增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掌控文化的发展方向[1]；文化自觉理念的核心思想在于不仅要对“我者”文化做到自知，也要深刻认知“他者”文化，应当以正确的态度处理“我者”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
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的实现是一个艰巨的过程。他指出，“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1]。他将文化自觉的历程归结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各美其美”论述的是特定文化群体对“我者”文化所持的一种欣赏心理，“美人之美”是指特定文化群体要尊重和包容“他者”文化，“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强调的是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要求同存异、良性互动、和而不同、多元共存。文化自觉的实现需要特定文化群体深刻理解自己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把握“我者”文化的发展态势，同时要尊重“他者”文化，尤其是要包容“他者”文化的差异性，洞悉“他者”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在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吸收“他者”文化的精华，促进“我者”文化的自主转型，使其适应不断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
文化自觉理念是促进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基本准则。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等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已经成为必然，正确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文化同一性的关系已经成为世人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人类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文明的发展态势都表明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会导致异质文明彼此冲突，无论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东方中心主义都会产生文化交流中强势文化的霸权和弱势文化的抵抗，导致以“我者”文化的独特性殖民“他者”文化的差异性，造成异质文化相互排斥。冲突不是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正确路径。文化自觉理念主张摈弃“唯我独美”的“自我中心主义”，消解“文明冲突论”，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形态，包容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实现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秉承文化自觉理念，实现多元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多元互补，有利于实现世界的和谐发展。
二、《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翻译理念翻译理念不仅是文化的重要元素，而且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因子，翻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不同文明对话的深度和广度。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翻译理念的发展先后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功能对等、篇章等值、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念“过于关注语言的确定性，刻意寻求所谓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性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2]。操控论、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文化学派翻译理念，初步确立了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但有的文化翻译理念过于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对原文本的客观性缺乏应有的尊重，对原文本所蕴含的文化独特性缺乏应有的包容。
费孝通文化自觉理念为翻译理念的铸造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译者在《道德经》英译的过程中首先要对《道德经》具有“自知之明”。作为中国文化经典，《道德经》不仅体现了老子的思想，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它不仅思想深邃，而且具有独特的诗学特色和美学特色。因此只有深刻理解《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特色，才有可能在英语世界准确传输其文化因子和文学因子。其次，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道德经》英译者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具有透彻的了解。译者只有洞悉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才能以“他者”的视野观照“我者”，更准确地领会《道德经》的内涵，理解老子之“道”，从而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把其等同于《圣经》等西方文化经典中的基督之“道”。对英语世界文化环境的清晰认识还有利于译者把握接受者的审美心理，以更有效的方式使《道德经》进入接受者的期待视域。最后，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要求《道德经》英译者要具有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文化自大，而是建立在对“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道德经》英译者要尊重“我者”文化和“他者”文化，包容《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经典的不同文化底蕴，尊重不同文化经典所蕴藏的不同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交际模式；另一方面，译者需要自信地译介、宣扬《道德经》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特色，以平等对话的态度促进中西文化的交融。
《道德经》英译者应在文化自觉翻译理念引领下，在对中西方文化“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坚持平等对话的原则，就文化的差异性进行协商，顺应英语世界文化环境思维模式和交流模式，着重输出《道德经》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道德经》在英语世界文化环境中旅行和飞散，以译介的路径推动中西文化间的相互交流、碰撞和融合，消解中西文化间的抵抗，避免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以实现多元文化的共生。
三、《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
《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起源于1868年湛约翰所译《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的出版。[3]《道德经》英译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开始于1868年，结束于1905年；第二次高潮开始于1934，结束于1963年；第三次高潮开始于1973年帛书《道德经》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后。笔者以文化自觉翻译理念考量《道德经》英译历次高潮中具有代表性的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和韩禄伯译本，阐述不同译者对待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的态度，以及对文化互动产生的影响，探究《道德经》英译的文化自觉历程。
理雅各是近代英国知名的汉学家、《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中译者的代表人物，对基督教的虔诚信仰和来华传教士的身份影响着理雅各对《道德经》的翻译。以“道”的译介为例，《道德经》不同注本对“道”有不同的注解，在吴澄注本中“道”被阐释为“路”。理雅各采信并盛赞吴澄的注本，将“道”最基本的含义归结为“道路”。在理雅各看来，“道（the way）”和西方基督教经典《使徒行传》中“the Way”的字面含义是一样的，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后者的首字母是大写的。但是，《使徒行传》中“the Way”特指耶稣所布之道，也就是说，理雅各是从上帝的视角审视老庄之“道”，用《新约》核心概念比附《道德经》之“道”，刻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西化为基督之道。理雅各对《道德经》注本的选择及其对“道”的译介使其顺利地将“道”纳入到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之中，这就容易使西方受众误以为中国宗教也信仰上帝，甚至产生《道德经》是东方的福音书、老子是上帝派到中国传播福音的使徒的错觉。面对中西文化差异，理雅各以解读老庄原意为途径，向基督徒们呈现出另一种理解 God 的方式，一种通过消解——而不是征服——他者而达至唯一性的方式。[4]理雅各把基督教教义作为审视《道德经》的标准，在其译文的引言中提出《道德经》中许多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思想内容是不正确的。在基督教与道教的对话中，理雅各将《道德经》作为辅助传教的工具，用基督教文化消解中国文化，没有凸显中国文化的特性，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不仅理雅各译本如此，《道德经》英译第一次高潮中的其他译本也都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该阶段，以理雅各为代表的《道德经》译者以西方文化为中心，试图以西方文化同化中国文化，没有将《道德经》蕴含的中国文化置于与西方文化平等的地位进行对话，没有能够体现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第二次《道德经》英译高潮有其复杂的社会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许多学者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悲观情绪，促使许多西方学者反思西方文化。这就使许多西方学者有可能放下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在其他文化中寻找医治西方危机的良药。《道德经》所蕴含的清静无为、道法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为西方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韦利的《道德经》英译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韦利指出，“原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文学性，而在于其言说的哲理，我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细节上准确地再现原作所说”[5]。韦利致力于对《道德经》的“文字翻译”，而不是“文学翻译”，换言之，韦利译本的目的在于忠实传递文本的内容，而不是文本的语言形式。受其西方汉学家文化身份的操控，韦利的《道德经》英译不可避免地给一些中国文化术语附加了西方文化的意义。然而，与理雅各的译本相比，韦利的译本基督化色彩较为淡薄，比较精细地传达了《道德经》的内涵。韦利的译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学者对于自身文化发展的焦虑，迎合了当时西方学者对于《道德经》哲学意义的诉求，在英语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韦利对于《道德经》的“文字翻译”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较为准确地向西方受众传递了《道德经》的内容。从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来解读，韦利以一种趋于平等的文化身份与中国传统文化展开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中国文化的异质元素，较好地激发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互动，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共鸣，使西方学者意识到“老子思想对于消弥人类的占有冲动、缓和人类社会冲突所具有的时代性意义”[6]。与理雅各译本相比，韦利译本虽然没有能够重现《道德经》的语言美，但是较为理性和忠实地再现了《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文化自觉翻译理念。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文本《道德经》的出土再一次点燃了学术界对老子研究的热情，《道德经》译介随之又一次进入了高潮。《道德经》以散文诗体陈述哲学，意境幽深，韵味厚重，语言艺术性极强。《道德经》的诗学特色和美学特色等文学因子在该阶段受到译者的重视。韩禄伯（美国达慕斯大学教授，中国家教与思想文化研究者）对于帛本《道德经》的翻译与研究在该阶段具有重要的影响。韩禄伯的译本“力图保持原作的形美和音美，有时也根据需要，从句子的构造、行文的语气方面做出一些变化，尽量忠实于原文，文字表达凝练，可谓既信且美”[7]。如韩禄伯将“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翻译为“Disaster is that on which good fortune depends.Good fortune is that in which disaster’s concealed”，准确地向英语世界《道德经》接受者展示了原文的辩证之美。再如，韩禄伯将“飘风不终朝，暴雨不终日”译为“Fierce winds don’t last the whole morning；Torrential rains don’t last the whole day”，让英语世界读者充分领略了原文的对偶美。在《道德经》域外传播历程中，韩禄伯以帛文本为原文本，向西方读者展示了《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韩禄伯深刻理解《道德经》的言说内容和言说方式，其译文不仅尊重《道德经》的表达内容，而且尊重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以平等协商的态度再现了《道德经》的意美、形美和音美，在《道德经》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保留了中国文化特性，体现了文化自觉翻译理念，实现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保真，促进了中西文化间的交流和发展。
四、结语
《道德经》博大精深，思想深邃，蕴含中国文化精神。《道德经》版本的多样性及其阐释的不确定性使得其“译”彩纷呈。对《道德经》英译三次高潮的代表性译本的研究表明，《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旅行以基督化开始，先是发展为“文字翻译”，而后步入“文字翻译”与“文学翻译”并举阶段。在这一历程中，《道德经》与西方文化由不平等对话逐渐发展为平等协商。《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飞散过程就是文化自觉翻译理念逐渐发展为主导理念的过程。文化自觉翻译理念有助于推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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