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以2004年1月-2007年6月全国进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出口总额和体 育用品出口额为 分析样本，运用相关分析、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 分解技术等方法，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 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存在较高关联度，且4个时 间序列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不存在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但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不是我国 进出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而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却是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 原因，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不存在任何单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原因。进出口贸易、出 口贸易、进口贸易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波动的总体响应表现为“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 应较弱”。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增长的波动主要归因于自身因素，体育用品出 口贸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事业的贡献程度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关键词：体育用品;出口;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实证研究;中国
A Positive Research on Interaction between Sporting Goods Export and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CHEN Po ZHAO Heng XIA ChongDe
(1.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west Un 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Key words: sporting goods; export;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teraction; positive research; China
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双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 较大幅度提高。基于此背景，本研究选取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 验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把握其内在作用机制，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目标，进一步促进我国 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关于体育用品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部分还是纯 粹的定性描 述，多以抽象的语言概括为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实证性研究成果甚少。鉴于此，本文利 用2004年1月～2007年6月的月度数据，运用多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体育用品出 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考证二者之间的彼此贡献程度。旨在为进一步明确体 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之间的量化关系，完善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发展策略，不断 壮大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提高国内体育产业发展水平，进而提升国内整体竞争实力提供理 论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2004年1月-2007年6月为样本区间值。以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口贸易总额 、出口贸易总额和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总额共42个月度数据为具体分析指标，数据分别源于《 中经专网》(http://newibe.cei.gov.cn)和《中国统计》(2005年第1期-2007年第8期 )。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从《中国统计》和《中经专网》获取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进口贸易总额、出口贸易总额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总额42个月度数据。同时，参考相关经济学研究论文35篇，查阅计量经济学专著5本，为完成本课题提供了资料保障。
1.2.2 数理统计法
分别运用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5.0和社会学统计分析软件SPSS12.0对数据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完成对数据必要的数理统计处理。
2 国内外关于体育用品的分类结构体系研究
通过总结国内外关于体育用品分类的相关研究文献[10-11]，本文现将中国与欧洲 国家关于体育用品的分类结构体系简要列出(表1)。
由国内外关于体育用品的分类结构体系(表1)可发现，目前我国对体育用品的分类尚没有统一标准，主要包含5大产品分类系列，而每一产品分类中又包括不同的产品内容。近些年，国内针对体育用品的分类现状，国家体育总局装备中心所编辑的《中国体育商鉴》和近几届体育用品博览会对体育用品参展单位的分类基本大同小异。但总体上讲，这些分类不够系统，彼此间界定比较模糊，主要适用于商业目的。纵观欧洲国家对体育用品的分类结构体系，该分类体系简单、清晰、明了，故其对本研究具有较大借鉴意义。
3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体情况分析
运用社会学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12.0绘制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体育用 品出口贸易的时间动态序列图(Time Sequence Charts)，如图1所示。
从图1看出，从2004年1月～2007年6月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但存在周期性波动。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总额有着相同的周期性波动规律，在每年1～3月之间均会出现进出口贸易经济的低谷期，但调整期限较短，对外贸易经济能迅速恢复初始增长状态。中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也同样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但从数量规模上讲，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其所占国内进出口贸易份额偏低。
4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分析
为初步明确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关联程度，运用社 会学统计分析软件包SPSS12.0对该4个对外贸易经济指标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Pearson Co rrelation)，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 .828、0.826和0.805，均达到较高关联程度，且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基于此，本研究初步认为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然而，关联程度较高并不意味着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贡献就越大，二者彼此间的内部作用机制及互动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5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的计量分析
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互动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步骤如下：1) 对中国进 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与体育用品出口额取自然对数值，分别以LNJCK、LNCK、LNJ K及LNTYCK表示;2) 对这4个时间序列指标进行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3) 对体育用 品出口贸易与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4) 对体育用品出口 贸易与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验证;5) 采用脉冲响应函数 分析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波动的总体响应;6)
运用方差分解技术考察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进出口贸易事业的贡献程度。
5.1 单位根检验(平稳性检验)
在对该4个时间序列指标取自然对数值之后，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验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其操作过程借助Eviews5.0软件完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看出，LNJCK、LNCK、LNJK和LNTYCK的ADF统计量均大于在10%、5%、1%水平下的临界值 ，即4个变量的原序列均未通过ADF检验，全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综合考虑时间趋势因素，并 对LNJCK、LNCK、LNJK和LNTYCK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差分后的时间序列均通过了10%、5%、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LNJCK、LNCK、LNJK和LNTYCK是一阶单整I(1)序列。
5.2 协整关系检验 本研究采 用E-G(Engle-Granger)两步法，用一个变量(LNTYCK)对其它3个变量(LNJCK、LNCK、LN JK)分别作对数回归，并根据回归模型及模型残差值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判断体育用品出口 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因本文所 涉及的4个时间序列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可直接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协整回归[13-14]。所有操作过 程均借助Eviews5.0软件完成，结果如表4、表5所示。
注： R表示判定系数，AdjustedR表示调整判定系数，S.E表示标准误差，F -statistic表示模型的F检验值，Prob表示显著性概率。
1) 由变量组LNJCK、LNTYCK的协整回归模型可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解释能力较强(R=68.85%)，并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常数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呈正相关，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说明显著性效果较好。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进出口贸易的产出弹性较大。但从模型残差(E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看出，E1的ADF统计量均大于在1%、5%、10%水平下的临界值，故认为残差序列E1为非平稳序列，说明变量组LNJCK与LNTYCK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即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 从变量组LNCK、LNTYCK的协整回归模型看出，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解释能力较强(R=68.44%)，模型存在显著性意义(P<0.01)，且不存在序列相关与异方差现象。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呈正相关，并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下的T检验，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我国出口贸易具有正向作用，其产出弹性略高于对进出口贸易的产出弹性。据模型残差(E2)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E2的ADF统计量通过了5%、10%水平的临界值，故认为残差序列E2是平稳序列，说明变量组LNCK与LNTYC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出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 由变量组LNJK、LNTYCK的协整回归模型可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解释能力略低于前两个模型(R =64.20%)，也具有显著性意义(P<0.01)，不存在序列相 关与异方差现象。常数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均呈正相关，并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T检验，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我国进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产出弹性低于前两者。从模型残差(E3)的单位根检验结果看出，E3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5%、10%水平下的临界值，由此认为残差序列E3是平稳序列，表明变量组LNJK与LNTYCK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5.3 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变量必须是平稳的[14]，经ADF统计量检验，得知变量D(LNJCK)、D(LNCK)、D(LNJK)和D(LNTYCK)均为平稳时间序列，故可对该4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根据AIC和SC最小化准则，本文确定滞后期为2，采用Eviews5.0软件进行处理，结果如表7所示。
由表7可知，对于D(LNTYCK)不是D(LNJCK)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F统计值较小，显著性概率P大于0.05，故接受原假设，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不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就D(LNJCK)不是D(LNTYCK)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F统计值为4.25 389，显著性概率P小于0.05，拒绝原假设，说明进出口贸易是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对 于D(LNTYCK)不是D(LNCK)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F统计值偏小，显著性概率P也大于0.05，因此接受原假设，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也不是中国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就D(LNCK)不是D(LNTYCK)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F统计值为3.89 591，显著性概率P小于0.05，由此拒绝原假设，说明出口贸易同样也是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对于D(LNTYCK)不是D(LNJK)的格兰杰原因与D(LNJK)不是D(LNTYCK)的格兰杰原因的两个原假设，F统计值均较小，显著性概率P大于0.05，故接受原假设，表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我国进口贸易不存在任何单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从中不难看出，因受中国体育用品业发展内外环境的影响，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规模还差强人意，但其经济效益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近些年，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并不是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增长的直接原因，而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发展却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
5.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得出的，主要反映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刻画内生变量对随机扰动的动态反映，显示任意变量的随机扰动(新息Innovation)如何通过模型影响其他变量，并反馈到自身的动态过程[14-15]。本文运用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s)重点考察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
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之前，必须构建理想的VAR模型。根据AIC和SC最小化原则，借助Eviews5.0软件对不同滞后量模型的AIC和SC值进行反复比较，结果如表7所示，从中选出AIC和SC值最小的VAR模型，即3个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滞后期均为5，说明滞后期为5时，3个向量自回归模型(LNJCK与LNTYCK、LNCK与LNTYCK、LNJK与LNTYCK)的回归效果最为理想。
根据上述3个VAR(5)模型，研究运用模拟冲击法，对模型系统施加一个外部冲击，借助Eviews5.0软件计算各变量对冲击的反应，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反应状况。图2、图3、图4分别显示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对来自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反应。
分析图2、图3与图4可得出，在短时期内，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变动会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即在1～3期之间，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波动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增长的波动产生直接作用。但从长远来看，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波动并未对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产生明显的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波动的总体响应表现为“短期效应明显，长期效应较弱”。
5.5 方差分解技术
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技术也是根据VAR模型得来的，其可将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K步预测方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Innovation)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程度[14-15]。本文采用该 技术的主要目的是考察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在不同时期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具体贡献程度。借助Eviews5.0软件进行计算，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可知，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 易与进口贸易增长的波动主要归因于自身因素，解释能力分别达84.61%、77.24%和91.92 %。 而受体育用品出口贸易扰动项的冲击影响的成分较低，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事业的贡献程度 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解释能力分别为15.39%、22.76%、8.08%，说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 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贡献程度非常有限。
6 结 论
1)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体情况分析得出，我国进出口贸易、出 口贸易、进口贸易及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保持着持续增长态势，但存在周期性波动。从数量规 模上讲，体育用品出口总额与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还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所 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份额偏低。
2)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分析表明，我国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 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进口贸易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28、0.826和0.805，均达到较高 的关联程度，且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0.01)。
3)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单位根检验显示，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 贸易、进口贸易和体育用品出口贸易的自然对数时间序列(LNJCK、LNCK、LNJK、LNTYCK) 均为一阶单整I(1)序列。
4)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协整关系检验可知，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 我国进出口贸易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与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 关系。
5)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体育用品出口 贸易不是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而进出口贸易则是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体育用 品出口贸易也不是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但出口贸易是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的原因;体育 用品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不存在任何单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
6)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我国进出口贸易 、出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对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增长波动的总体响应表现为“短期效应明显，长 期效应较弱”。
7) 体育用品出口贸易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方差分解技术说明，我国进出口贸易、出 口贸易与进口贸易增长的波动主要归因于自身因素，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进出口贸易事业的 贡献程度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说明体育用品出口贸易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和进口 贸易的贡献程度非常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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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基于2005—2016年我国30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GMM，Ward面板聚类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能源效率，进出口贸易也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研发投入的增加、人均GDP的上升都能够提高能源效率;但同时，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城市化的发展同样也会降低能源效率。聚类后发现，在高能源消费区，增加出口更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在次高能源消费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减少出口能够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在中低能源消费区，增加外资和减少进口能够显著提升能源效率;在低能源消费区，减少出口能够显著提升该区域能源效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能源效率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mport and export trade;energy efficiency
0 引 言近10年来，化石燃料不断枯竭，世界性的能源依赖却不断加重，能源消费与能源效率成为了近年来关注的热点问题。2016年G20各成员国提出《G20能效引领计划》，确定在尊重本国政策和优先目标的前提下，提高能效投资力度、
改善政策环境、加强提高能效方面的合作。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污染源之一。我国政府对能效问题非常重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重视，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开发替代性能源。同时，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间的投资合作不断加强。2017年2月UNCTAD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为1.52万亿美元，2017年将增长10%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东道国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能源消费。同时随着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回暖，国际市场需求持续回升，我国外贸增长有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国务院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外贸政策。 基于此，平衡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与我国能源效率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文中利用中国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为使结论更准确，文中使用Ward法将30个省份划分为4个能源消费区，比较各区域间的影响差异，为各区域平衡引资与能源效率给出建议。
1 文献综述有关能源效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近年来引发人们的关注。刘畅等（2008）从中观层面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做了分析，结果发现科技经费的投入、企业产权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相对价格的提升均有利于降低高能耗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提升能源效率[1]。尹宗成等（2008）研究发现，FDI、人力资本与R&D投资均能有效提高能源效率[2]。孙广生等（2011）提出能源使用效率存在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转变，并以我国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研发投入的增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企业规模的扩大都能有效的提升工业行业能源使用效率[3]。李思慧（2011）以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发现产业集聚、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资本深化对企业能源效率存在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对外开放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4]。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FDI资本在我国的持续增加，能源效率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受到重视，学者们研究的视角逐渐转向了FDI流入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且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刘叶等（2010）将技术溢出效应划分为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方面来研究，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行业内和行业间的技术溢出均对我国工业部门能源效率有积极的提升作用[5]。沈小波等（2012）的研究结论显示FDI流入仅存在很弱的溢出效应，并不能有效提升能源效率，他们认为主要是跨国公司没有转移先进技术以及中国企业不重视自主研发所导致[6]，二是不同FDI来源国的影响[7]。张敏等（2012）将FDI来源地进行了划分，研究发现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FDI有利于降低我国能源强度，而来自美国和加拿大额外商直接投资则会提高我国能源消费强度[8]。三是FDI影响存在的地区差异性。王兵等（2011）运用D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中国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FDI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有显著正向作用，且对西部的影响最大[9]。此外，前人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表明FDI减少了东道国能源强度，并对中、西部表现得更明显[10]。范如国等（2015）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发现FDI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呈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在东、中、西部地区呈现明显的區域差异性[11]。随着国际合作不断加深，我国与世界的进出口贸易更加频繁，国内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綦建红等（2011）利用面板固定系数模型回归分析得到，总体上增加出口会降低能源效率，增加进口能提升能源效率[12]。刘慧等（2014）测度了150个经济体1997—2011年的出口技术复杂赶超系数，发现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意味着出口复杂度赶超只有适度才能有效提升一国能源效率，过高或过低的赶超都对能源效率的提高不利[13]。张兵兵等（201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固定效应模型、差分广义矩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对各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出口增加会降低工业行业的能源效率[14]。Binru Cao等（2017）通过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模型等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15]。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认为对外开放、研发投受教育水平会影响能源效率，且FDI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主要集中在FDI存在的技术溢出，同时不同来源国的外资流入会对东道国产生不同影响，东道国国内的不同地区对FDI的接受程度也呈现明显差异。同时，国内外学者对于进出口贸易对本国能源效率的影响结论仍不相同。因此，纵观上述研究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内研究仅仅对我国各省进行简单的地域划分，并不能准确反映各省FDI，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且，上述学者的研究对于FDI以及进出口贸易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仍存在分歧，结论仍需验证。基于此，文中选取30个省（直辖市）为研究对象，使用Ward聚类法将其按照能源消费强度划分为4个区域，运用GMM方法进行估计，并结合各省实际情况分析各区域回归结果，最终得出结论，提出建议。
2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能源技术效率和能源经济效率，其中，影响能源技术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国内研发投入、国际技术溢出等;影响能源经济效率的主要有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文中主要研究FDI，进出口贸易、国内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对我国能源效率的影响。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EEit为i省区的能源效率。文中采用地区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总量之比来衡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FDIit为i省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文中采用地区外商企业投资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IMPit为i省区的进口贸易开放度，用地区进口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EXPit为i省区的出口贸易开放度，用地区出口总额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正。
2.2.3 控制变量
RDit为i省区的研发投入，文中用i地区的研究经费内部支出（R&D）与GDP之比来衡量，这一变量解释了各地区研发投入的强度，预期符号为正。
PGDPit为i省区经济发展水平，文中用i省区生产总值与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衡量。用于解释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居民消费水平对能源效率产生的影响，预期符号为正。
ISit为i省区能源使用结构，文中用i地区的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生产总值之比来衡量，预期符号为负。
UZit为i省区的城镇化率，文中用年末城镇人口与年末总人口之比来表示，预期符号为负。各变量的预期符号方向见表1.
2.3 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文中选取我国2005—2016年的30个省份（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具体的，外商企业投资额、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年末总人口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并将外资与进出口额按照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研发支出的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能源消费量的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针对某些年份数据缺失的问题，文中按照变化趋势作了平滑处理。
图1、图2分别绘制了FDI、进出口贸易与能源效率的对应散点图和拟合线。从图中可以看出拟合线都向右上方倾斜，说明FDI、进出口贸易与能源效率之间都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外资流入、进出口贸易的增加都有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
3 实证结果分析文中选取2005—2016年我国30个省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相关变量均取对数处理。由于变量的内生性会导致回归结果产生偏差，文中选择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广义矩估计（GMM）是统计中常用的一种参数估计方法，该方法的宽松假设使得它在计量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用。GMM估计方法能够通过运用模型内部的变量来构建工具变量，从而控制变量内生性问题。
3.1 全样本估计结果文中运用Stata 12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见表2.回归结果有较好的稳健性，且与预期基本一致。
3.1.1 外商直接投资与能源效率从表2中模型1、4可以看出，FDI变量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外商投资的增加能有效促进我国能源效率的提高，这与大多数学者的结论一致。FDI主要是一方面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间接提高了东道国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国际技术扩散形成的技术溢出效应，直接提高东道国的能源效率。范如国等（2015）通过建立空间模型发现FDI技术溢出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也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11]。
3.1.2 进出口贸易与能源效率从表2中模型2可以看出，进口贸易对能源效率有显著影响，说明从全国来看进口贸易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能源效率。这是由于进口贸易能够一方面让我国企业能够吸收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激励我国企业提高研发技术，从而提高中国能源的使用效率。从表2中模型3中可以看出，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也有显著影响，说明从全国来看出口贸易的增加能提升能源效率。主要因为在绿色贸易壁垒的背景下，出口贸易能够刺激国内企业加大节能技术的使用，从而提高能源效率。
3.1.3 各控制变量与能源效率由表2模型1～4可以看出，增加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研发投入通过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使用先进节能技术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与预期一致;人均GDP的上升能够提高能源效率，原因是人均GDP往往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而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源消费结构越合理，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清洁能源或新能源，从而提升了能源效率，与预期一致;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衡量的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则存在负向影响，因为第二产业是能源的主要消费行业，其比重的增加勢必会导致能耗强度的提升和能源效率的降低，结果与预期一致;城市化会降低能源效率，与预期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城市化进程太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未能改变以往的粗放式能源使用习惯，从而降低了能源效率;另一方面城市化可能由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增加了能源消耗强度，降低了能源效率。
3.2 聚类分析Ren和Shi提出了费舍尔次序集群理论，基于Frobenius准则建立Wald函数，构建多变量面板数据聚类模型[16]。面板数据包含样本、时间、指标3个维度的信息。文中运用Ward法解决面板数据的聚类问题，这里借鉴张艾莉（2016）[17]的聚类结果，将30个省区样本分为高能源消费区（内蒙古、辽宁、湖北、江苏、山东、浙江、广东、河北、河南、山西）;次高能源消费区（北京、上海、重庆、黑龙江、陕西、四川、新疆）;中低能源消费区（安徽、湖南、福建、江西、广西、天津、吉林、甘肃、贵州、云南）;低能源消费区（海南、青海、宁夏）。分别对4个区域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3.2.1 高能源消费区
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在这些地区FDI的流入并没有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这一类地区中包含一些以钢铁、化工行业为支柱的老工业基地，例如河南、辽宁等省;或者一些机械、化工、纺织行业，例如浙江、江苏、广东，它们对能源的依赖过高且设备、技术相对陈旧，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大。进口贸易也不能够显著促进高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但出口贸易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其能源效率的提升，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地区进口的大部分产品是生产原材料，不足发挥进口产品的技术溢出作用，而出口的产品可能由于国际标准较高而激励企业提升技术水平，从而提升了能源效率。
3.2.2 次高能源消费区
FDI对能源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在次高能源消费区中，北京、上海等地经济较为发达且高新技术产业较密集，FDI的技术溢出更容易被吸收，居民也更少的使用煤炭等传统能源转而使用电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陕西、新疆等地的天然气储量丰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其他能源的需求，因此这些地区的FDI可以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然后，进口贸易不能显著提升次高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且出口贸易对该区域的能源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其出口贸易对该地区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到达瓶颈期，因此当这些地区增加出口时，更多的增加了其对能源的消耗，因此反而降低了能源效率。
3.2.3 中低能源消费区
FDI能够显著提升中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可能因为这一类地区中，一些地区工业发展较为落后，能源消费相对较低，例如云南、贵州、甘肃等地;一些地区正在积极优化产业格局，发展第三产业，例如福建、安徽等地。因此这些地方引入外资到这些地方投资建厂会有利于新技术的吸收，从而提高能源效率。进口对中低能源消费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进口的增加不但不会促进该区域能源效率的提升，反而降低了能源效率。出口对低能源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3.2.4 低能源消费区
FDI对低能源消费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主要因为海南、青海、宁夏3省地域特色比较鲜明，例如海南发展旅游业，其自身能源消费量不大，因此FDI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就不显著。而青海、宁夏地广人稀、经济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少，且投资很难改变当地的原有能源消费习惯，因此在这些地区引入外资并不会显著提升该地能源效率。进口贸易对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出口贸易会显著降低该地区的能源效率，主要是因为低能源消费区中，例如青海、宁夏，出口的大多是能源含量较高的产品，且这些地区的技术水平较低，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容易造成能源浪费，因此这些地区出口的增加反而降低了能源效率。观察各控制变量，发现在3类区域增加研发投入都能显著提升能源效率，说明这几类地区对于研发投入的吸收和转换能力较好，而中低能源消费区的研发投入对能源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这一类别的省份大多位居内陆，一方面对于研发的投入不够，另一方面技术型人才相对紧缺，无法实现研发投入的较好吸收。在4类区域，人均GDP对能源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和企业会增加环保意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从而提升了能源效率。对与高能源和低能源消费区，第二产业的比重增加都会降低能源效率，说明优化产业结构，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有利于提升能源效率。低能源消费区的城市化对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而其他3类区域的城市化会显著降低能源效率，可能是由于这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是由第二产业规模扩大带动的，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第二产业能源消费，而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在短时间内未能发生改变，从而致使能源效率的降低。
4 结 语文中基于2005—2016年的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外资流入、对外开放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总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出口贸易的增加有助于提升东道国能源效率，而进出口贸易对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明显。通过Ward聚类分析后发现4个能源消费区中，次高和中低能源消费区的FDI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最明显;进口对中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有负向影响;出口会显著提升高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却显著降低了次高和低能源消费区的能源效率。在我国对外开放规模不断扩大、能源消费日趋严峻的形势下，文中结合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积极吸引外资，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作用和模范效应，吸收更高质量的外资来源，尤其是含有高新技术外资，来促进国内能源技术的进步以及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具体的，增加次高能源消费区和中低能源消费区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第二，促进国际间贸易往来，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推动外贸增长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大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建立稳定的海外能源供给渠道。具体的，在次高能源消费区各省份增加进口贸易，在低能源消费区各省份减少进口贸易。第三，增强地区经济建设，提高对FDI的吸收能力。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到人均GDP，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稳定性，但研发投入并不能被很好的吸收转换。因此我国应继续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更具针对性的增加研发投入，提升研发投入的技术转换率，并通过放缓城市化来提高全国及各省区能源效率。第四，我国还应从自身出发，培养技术人才，着力推进自主创新，积极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新型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同时，我国还应倡导节能减排的生活习惯，减少居民能源消费中不必要的浪费，从多个方面提升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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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江）
进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如今，社会经济形势，在快速发展情况下，不同产业相互之间竞争关系也愈演愈烈，在此大环境之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下一种提高区域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方法，就实质来说，国内各个地方政府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为迫切。为探究多个影响因素对江苏产业升级的综合作用，本研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通过一系列的资料查询，将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这五个要素纳入分析框架，并采集了13个市的数据样本，结果发现：其一，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体系水平不变化的前提下，对品牌优势的培育，对产业升级的提高是有效果的;其二在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不变化的条件下，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推动产业升级有作用;其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是能够明显地促使产业升级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其四，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在一定程度上对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关键词：江苏;产业升级;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法
1 引言与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也在不停的进行着变革与发展。产业结构的改变与产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种类、数量质量，密切相关。根据不同地区所拥有的影响因素的不同，针对性的进行结构调整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内不少专家就以产业升级影响因素进行过研究，而江苏省作为制造大省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着力打造全方位、立体式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有这方面针对性的研究报道较少。本文将就以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还有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体系这五个要素进行区域性研究，正确认识影响江苏产业升级的因素及其作用，有助于江苏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更有针对性、更科学地制定地方产业升级策略，从而加快产业升级步伐、提升产业竞争力，早日实现江苏“工业强省”的宏伟目标。
各方对“产业升级的内涵”定义不同。首先，据国外研究表明，庫兹涅茨将三大产业界定为工、农、服务业三大类。并且从价值层面进行考虑，产业结构升级便是将产业产值进一步升值。另外，国内研究则认为，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理解产业升级：不仅单纯局限于产值的变化程度，而是进一步注重升值的过程。
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产业素质与效率的提高一直是研究重点，产业升级测量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产业结构优化为基础的思路（陈静和叶文振，2003）;二是基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思路（Kaplinsky，2005）;三是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徐德云，2008）;四是基于自行构建指标的思路（程如轩和卢二坡，2001）。且产业升级影响因素是设定产业升级策略的必要环节。产业升级与多环节多层级因素均息息相关，就目前研究阶段，两者之间的影响程度，意见不一。因不同学者对产业结构所考虑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致，以及学科背景、专业特长等方面的不同，故导致其在讨论产业升级影响因素时持有不同观点，给本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
本课题以现有文献为研究资料，考虑江苏不同地级市产业结构升级的相关实例，以影响江苏省产业升级的因素为解释变量，以IND为被解释变量，运用QCA软件进行计算并得出相关结果，以期得到不同因素之间的融合效应，同时期望以此为政府产业发展转型提供以一定建议。
2 研究技术
本文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简称QCA）进行相关课题研究。这种方法最早是由美国学者拉金（Ragin）根据集合论的基本规律开创的，它可以对数个并发条件组合形成的前因后果做出合理的因果解释。目前，随着该方法的成熟，愈多的西方学者将该方法应用到管理学学术研究中。
简单来说：首先，QCA方法确定了因果关系，选取样本案例，进行研究以设计相应的因果变量。其次，将变量转换为可分析的二分值（或者集合数）。最后，通过QCA分析软件，对赋值完成后的变量条件组合进行运算分析与检验结果，直到得出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变量条件最优组合，对组合的因素、构成加以剖析，以得出本次研究的最终结果。
3 案例及变量说明
在案例选择上，本文选取了江苏省的13个地级市：南京市、无锡市、徐州市、常州市、苏州市、南通市、连云港市、淮安市、盐城市、扬州市、镇江市、泰州市和宿迁市作为案例样本。
在结果变量的选择上，我们参考周昌林等（2007）计量产业升级的方式，即用三大产业劳动生产率（Li）和相对应的产业增加值除以GDP（Pi）两者相乘再求和得出结果，用IND表示，如“式1”所示。为了减少误差，我们对劳动生产率进行开方处理，以便得出更为精确的结果。
IND=∑3i=1 Li*Pi，i=1，2，3（1）
主要数据来源于江苏省统计年鉴。本文选取2015～2017三年间的统计材料，分别计算出13个样本案例的产业升级指数，并以三年的产业升级指数平均值作为模糊校准的最终依据。
在条件变量的选择上，由于江苏省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平均，不同的市有不同的因素制约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综合考量市场潜量、外部供应和社会背景等各方面，深入了解国家政策、海外经验，最后，将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体系作为条件变量进行分析。
3.1 品牌优势
在品牌优势度量上，本文借鉴国内首个省级“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它是由江苏省商标战略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江苏省工商局联合南京理工大学知识产权学院联合发布，对各市品牌优势进行评估。江苏省区域商标品牌发展指数以品牌政策支持、品牌发展实效、品牌保护力度、社会协同效应、品牌发展潜力等五个一级指标和三十一个二级指标的评价体系组成。本文通过对2014～2016年间的数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最后选取13个样本案例品牌发展指数的三年平均值作为最终依据。
3.2 科技创新水平
对科技创新水平的度量，本文参考期刊“试论中国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模式”（李松，2009），该期刊构建指标体系了含技术创新环境、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能力及创新经济绩效等4个一级指标，最后得出各地级市科技创新能力分项及综合得分与排名，本文参考其最终计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3.3 人力资本
在人力资本的测度上，本文参考江苏人才发展研究院发布《江苏省省辖市人才竞争力报告》，对各地级市人力资本综合竞争力予以评估。该报告主要从人才数量竞争力指标、人才素质竞争力指标、人才投资竞争力指标、人才平台竞争力指标、人才生活环境竞争力指标以及人才创新贡献竞争力指标等层面考量，进而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人才综合竞争力进行测算、评价和排名，结果指标具有较高的准确性、科学性。本文选取了江苏人才发展研究院2014年至2016年的公开数据，并取各市三年人才综合竞争力指数平均值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3.4 对外开放程度
在对外开放程度的测度上，本文参考期刊“江苏省对外开放度的时间与空间差异”（冯雪芬，2013），该论文主要从外贸依存度指标（进出口贸易额与生产总值之比）和外资依存度指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与生产总值之比）两个指标，来计算对外开放度（外贸依存度与外资依存度平均求得），本文参考其计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3.5 知识产权体系
在知识产权体系的测度上，利用回归分析计算回归系数，发现在各项知识产权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商标对其贡献最大，其次就是发明专利。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发明专利来反映知识产权体系，参考由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与保护协会主编的《江苏专利实力指数报告》对知识产权体系进行评估。该《报告》从专利创造、专利运用、专利保护和专利环境四个方面对江苏省13个设区市专利实力进行排名与分析。在江苏省知识产权研究与保护协会发布的2014至2018年数据中，2018年的指标体系最为完善，因此本文参考《江苏专利实力指数报告2018》的计算结果，作为最终评价依据。
4 数据校准与结果分析
4.1 数据校准
对于QCA的模糊集解析，校准数据方式参考“四值模糊集校准法”。因为研究对象在特定变量上隶属程度高低不一，度量标准分为四个程度，分别赋值为“1”（表示完全隶属），“0.67”，“0.33”和“0”（表示完全不隶属）。上述数值也被称为“模糊集分数”，其中，“0”到“1”之间数值与案例隶属度成正相关。在一个产业升级影响因素中，按照各市在对应指标得分均值作为判定隶属度的依据。为了简洁明了地反映数据处理结果，用英文字母代替因素中文名称，令“P”为品牌优势，令“C”为科技创新水平，令“R”为人力资本，将令“K ”为外开放程度，令“Z”为知识产权体系，最终得到模糊集赋值表，如表1。
4.2 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在分析必要条件之前，我们需要考虑单个变量是不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首先，最重要的是判断变量相对于结果的一致性，现有研究表明，一致性得分大于或等于0.9时，认为单个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通过运行软件得到一致性得分结果如表2所示。
4.3 构建真值表
借助软件的真值表算法建立真值表。表格中，完全隶属赋值为“1”，完全不隶属赋值为“0”。将表1导入fs/QCA软件，同一时间将outcome定为IND，删除0案例（不存在的状态）的真值表行，得表3。
4.4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在表3的基础上通过软件运算，结果如表4所示，即最终得到三个解，分别为复杂解、吝啬解和中间解。但是因为复杂解中出现的参数结果完全按照软件中变量设置所产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吝啬解中参数结果比较简易，其与真实情况可能存在差异，参考价值不高;中间解在二者之间。一般来说，本质上大都分析中间解，在本研究得出的计算结果中，复杂解与中间解的参数结果一致，所以我们将二种情况作为一种结果讨论。
综合上述，得到以下分析结果：（1）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水平不变时，对品牌优势的培育，可以有效促进产业升级。（2）在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不变的条件下，巩固知识产权水平，会推动产业升级。（3）加强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4）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升级发挥了积极的指引作用。
5 启发与提议
本研究立足于QCA方法经过对江苏省产业升级起作用的五个因素的剖析，启发如下：
（1）江苏省为促进产业升级变化的过程，需要在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和知识产权体系水平相对落后的前提下，对品牌优势的培育，有助于江苏省的产业升级进程。（2）在品牌优势、科技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指数、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有效推动产业升级。（3）在推进产业升级中，要着重注意人力资本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经研究发现，此两方面的提升，可以有效提高江苏省产业升级。
基于以上启示，综合江苏省的实际情况和有关实践，整理得出推进江蘇省产业升级建议如下：
第一，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强知识产权保护。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由于江苏省的人口密集，且劳动力充足，但又因为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劳动力素质较低，高技术人才比较匮乏，故造成劳动力因素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江苏省应该提升劳动力素质，以建设人才强省，使得中高端科技人才在产业升级中发挥出关键作用。未来，江苏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应注意、注重驰名商标与发明专利的申请与保护，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增量。同时，应增加其他各项知识产权的利用率，更大高效率地发挥其潜在生产力。
第二，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大力培育品牌优势。增强企业技术方面的创新能力，政府给予企业在自有、引进的专利技术的产业化转化资金支持，以改变以前的“江苏制造”，从而转变为高级的“江苏创造”，加强产品品牌建设与发展。有关政府应该积极争取国家高科技资源，并且吸引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为加速和提升江苏的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提供能量。
第三，持续稳定地提高对外开放程度。通过30年的发展，江苏省的对外开放已经由数量少、范围窄、发展慢的试点阶段，过渡到多方面、多层次、大跨步的全面发展阶段。但是近年来，由于国内国际多方面的原因，江苏省外贸增长幅度放缓。因此为了有效地增进江苏省的产业升级，唯有改善对外开放布局，以形成全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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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基于VAR模型，本文利用海南省1987-2006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相关动态分析方法对进出口贸易与海南省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且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有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不强。
关键词：进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一、理论综述
国外关于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较多，John Thomton(1996)对1895-1992年墨西哥的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墨西哥的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正向关系。[1]Francisco F. Ribeiro Ramos(2001)对1865-1998年葡萄牙的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显示，进出口与葡萄牙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但是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之间不存在关系。[2]Jim Love & Ramesh Chandra(2005)利用协整检验方法对孟加拉国实际产出、出口和贸易条件进行检验后发现，三者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3]
国内方面，万金金、谢进孝(2006)通过对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进出口均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且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进口却不明显。[4]毛其淋(2007)利用回归方程对浙江省进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要略强于进口的影响。[5]王坤、张书云和马龙龙(2004)对1978-2001年我国进出口与经济增长进行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动态均衡关系。[6]
作为经济特区的海南，其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均已取得显著的成绩。2006年全省进出口总额28.5亿美元，增长10.42%。GDP实现2051.4亿元，增长12.5%。因此，对海南省进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很有现实意义。而且目前尚未有文献对海南省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利用1987-2006年海南省年度数据，重点分析了这段时间内海南省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基础模型(VAR)和数据
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ve，VAR)模型是1980年由西姆斯(C.A.Sims)引入到经济学中，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模型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构建的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本文基于上述模型，采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从静、动态两方面来研究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来源于1987-2006年《海南省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变量之间的异常趋势，对变量取自然对数形式，分别记为：Lny、Lnex和Lnim。
(二)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
1.单位根检验
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也只有在变量均是一阶平稳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相关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列于表1。
通过ADF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序列Lny、Lnex和Lnim有单位根的假设，但拒绝这3个序列的一阶差分具有单位根的假设，所以序列Lny、Lnex和Lnim都是一阶单整、I(1)序列。它们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可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2.协整分析
检验协整性其实就是检验协整回归方程的残差项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两个序列不是协整的，残差中一定存在单位根，这就是非协整性零假设。如果这两个序列是协整的，残差项将是平稳的。关于协整关系检验和估计的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两步法和Johansen极大似然法。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法来检验序列Lny与Lnex、Lnim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列于表2。
从上式看出，进出口贸易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变动关系，且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弹性较大，出口每增长1%，GDP增长5.4%。进口与经济增长则存在方向变动关系，其弹性相对较小，进口每增长1%，GDP减少1.5%左右。
3.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如何，还需做进一步的分析。笔者对模型的相关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具体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出口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是“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的典型，说明出口对于海南省经济增长起了非常显著的带动作用。同时，进口却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关系分析
基于建立的VAR模型，本文使用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1.误差修正模型
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d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因此，又称为DHSY模型。它的基本思路是如果VAR模型存在协整关系，则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而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是在短期波动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是因为有一种调节机制(即误差修正机制)一直在起作用，防止了长期均衡关系出现较大的误差。
在Johansen极大似然法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对序列Lny、Lnex和Lnim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滞后期采用2期。其结果如表4：
由表4可知，海南省进出口误差修正模型的误差修正系数均小于零，符合反向修正原则，GDP误差修正系数大于零，不符合反向修正原则。进出口的误差修正系数的绝对值均较大，说明当它们偏离均衡趋势后的回调速度较大，其变量的波动也较大。当进出口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分别以(-0.982)和(-1.830)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2.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IRF：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用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考虑本文的VAR模型：
由图1可知，经济增长(Lny)对出口(Lnex)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映，GDP增加了约0.05，随后，到第2期就快速达到了近0.10，2-3期之间有一定的缓增，且到达最顶端，3-10期趋于缓降，但第10期的水平比第一期略强。短期来看，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很强；长期来看，存在一定的缓增态势。
由图2可知，经济增长(Lny)对进口(Lnim)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映，GDP减少了约0.01，到第3期又快速下降到最低点(近-0.035)，随后，在3-4期之间有一段缓增，4-7期增势迅猛，7-10期增速稍缓，较之第一期有一定的增加。短期来看，进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效应很强；长期来看，存在一定的缓降态势。
3.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其主要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供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m个组成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
从表5可以看出，出口的新息对于GDP的影响呈上升走势，到第10期为止，却不超过9%，说明出口在长期对于GDP的拉动效应不强。第5期，进口的新息对于GDP的的影响达到最高，仅占3%；随后，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有了缓慢下降的态势，可见进口在长期对于GDP的影响相当有限。
三、结论与评价
基于VAR模型，本文对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一)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出口与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变动趋势，进口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变动趋势，且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要远大于进口的系数。可见，海南省净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强，加大净出口，特别是出口是提高全省经济总量的理想之路。
(二)海南省是典型的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经济体
格兰杰因果检验显示，出口贸易对于海南省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但进口却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基于上述情况，发展出口贸易对于海南省的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起到实质的作用。
(三)出口贸易对海南省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较低
尽管出口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动态分析发现，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还有待加强。目前，海南省存在出口额不大、技术密集程度较差、单一依赖等问题，因此，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提高海南省出口贸易数量和质量，从而带动经济长久快速增长将有立竿见影的效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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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出口贸易的增加，所涉及到的商务英语口译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由于各国文化存在的差异和口译人员思维方式等导致口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本文围绕商务英语口译中的文化存在的翻译要素，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商务英语 口译 文化 翻译策略
商务英语口译不似一般的英语翻译，商务英语口译在商务交流中是非常重要的，它融入了国家的文化、语言习惯、说话方式、历史背景等等因素。商务英语口译工作人员，需使用英语语言作为沟通交流工具来促进商业合作。
一、商务英语口译中所存在的文化差异
1.语言差异。商务英语口译人员首先要具备扎实的基本功，熟练使用两种语言，并能随心所欲进行切换。对英语的语法和常见使用词能熟练使用，并且对于商务上使用的基础语言也要了解。由于英语的使用语法和中文的使用语法在很大程度上都不尽相同，所以需要商务英语口译人员在口译时能及时发现。在商务英语口语翻译时，要口齿清晰伶俐，语言运用得当，能使所翻译的内容清晰准确的传达到对方耳中。
在中国人在使用汉语的同时，很多时候表达的意思都不是字面意思，例如：我马上走，中国人看来是要立刻离开了，而在西方人眼里会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在马身上走呢？所以要求翻译人员对其进行翻译。另一方面，中国人在语言上更加直接但是表达的意思却是另一层面，例如：很多时候，中国人送客的时候为了表达客气，会说：“路上小心点，一路顺风”，而在西方人眼里很容易产生误解，会想：我为什么要小心，难道会受到威胁？
2.历史背景。对于商务英语口译人员因为是面对面现场进行翻译，所以要提前准备了解所要洽谈对象的历史背景。例如：洽谈方的企业背景，企业发生过哪些大的变革？重要经营的产品有哪些？企业的发展史，企业的成立时间和成立背景？目前企业的现状和结构？等等。另一方面还要了解洽谈方的所在的国家历史背景，包括：建国使、工业革命史、经济发展人使、人们生活环境等。
3.使用背景。商务英语口译人员涉及到商务合作，而商务合作涉及到的一定的商务知识，包括相关的法律和商务模式，例如：公司法、合同法。商务翻译口译人员需要了解一定的商务谈判技巧，能精准化的对商务交流进行翻译，另外商务翻译口译工作人员要对数字敏感化，因为在商务洽谈中，很容易涉及到相应的数字，如果稍有疏忽，将会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商务翻译口译人员还要注重工作的保密性，商务浅谈一般都是涉及到大的项目，有可能牵扯到恶性不良竞争和商业机密外泄。
4.人文文化。中国的商务洽谈中避免不了吃饭，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热情好客，喜欢在餐桌上进行商务交流，所以国内常见的一种商务洽谈模式就是“吃饭”。然而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西方人眼里认为在餐桌上讨论工作会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所以西方人对此非常厌恶。
同时人文背景不同，每个国家所忌讳的不同，例如：生活中西方国家，人们特别注意隐私，在交流时切戒询问对方年龄和婚姻状况。
二、应对翻译策略研究
1.商务知识基础准备。在会见外商的前，需要商务英语口译翻译人员进行充足的准备，对于设计到的专业术语和法律相关的知识进行提前准备，在讨论商业合作的时候能从专业角度出发进行进行专业性的翻译。同时针对商务浅谈中可能存在的翻译问题，要利用专业化的知识巧妙进行化解。
同时对于语言上可能出现的分歧，能及时进行注解，因为在商务交流中，由于中西方的语言文化表达差异，需要商务英语口译人员对所听到的语言进行“再加工”，对语言起到“润滑”的作用。
2.语言知识准备。口译人员的对语言的要求往往比较高。口译人员的思维转换能力和表达能力要强，包括：听力、记忆力、反应力等。在商务洽谈中，洽谈者不可能每句话都重复几遍，都是正常交流，同时赋予词语一定的感情色彩，这个时候需要商务英語口译人员能够针对现场，快速反应、强化记忆和找到每句话的所要表达的意思，并且能够快速转换成我们习惯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不可直接字面翻译和随意删减更改对方表达的意思，在商务浅谈翻译中，能明确表达。口译人员需要增加自己的实践能力和提高自己的心理素质，面对现场发生的突发状况，能沉着冷静进行处理，及时应对突发状况。
3.注重文化导入。商务英语口译人员除了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还要注重在文化差异上的区别，要熟悉对方的文化并能找到区分出两国文化的差异，包括：历史文化、人文文化、生活方式、生活背景等等，并能从价值观、人生观等认知角度出发，还有个人兴趣、爱好、忌讳等生活方面入手，为商务洽谈的成功合作提供交际帮助。
三、结束语
目前我国早已打破“闭关锁国”的经济模式，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无论是走出国门还是引进投资，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和商业常用交流工具，导致商务英语口译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商务英语口译人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商务英语口译人员不但要掌握扎实的语言基础和丰富的商务知识，同时要求口译人员本身具备较高的心理素质和反应能力。提高商务英语口译人员的综合素质能语言能力，为我国的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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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经济增长指一国或一地区的产出水平持续提高，对外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经成为经济研究领域的基本共识，而技术进步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以及内生增长理论都较好地分析了增加要素投入尤其是技术投入对经济发展能产生积极的作用。现有的各种理论模型都不同程度地印证了对外贸易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对外贸易 经济增长 技术进步 理论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在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要独立发展、闭门造车都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发展离不开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开放市场，如何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积极提高本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关系。虽说不同的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在分析进出口贸易推动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上，着墨最多的就是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学者们普遍认为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唯有保持技术上的领先，才能构成经济的持续增长。但由于研究者众多且观点和态度都各不相同，由此也产生许多著名的学派，他们根据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一、内容辨识
（一）经济增长
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较早的文献中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总产出与前期相比实现的增长。GDP一直都是一个用来衡量一国总产出的指标，度量一国的经济增长率，既可探析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个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发展程度，也可以度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的速度。除了生产率水平之外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投资量以及劳动量等等。结合现价计算出GDP即可得出经济发展规模，另外以不变价计算的方式即可得出经济增长速度。
GDP包括产品、服务在内的各种价格因素。在汇总GDP时，非常有必要结合现价计算法以及不变价格计算法进行科学的核算。采用第一种方法可明确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而第二种则可核算某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
从另一角度看，经济增长的是指在一定时间内，一个经济体系生产内部成员生活所需要商品与劳务潜在生产力之扩大（亦即生产可能曲线向外扩张）。生产力之成长主要决定于一个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实质资本数量累积与质量提升、人力资本累积、技术水准提升以及制度环境改善。而这也就意味着经常增长具有改善、扩展生产力等作用。
通过经济增长率这一个指标可反映出一国或者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其主要包括：总量增长率；增长总量；人均占有量。人均GDP又包括人口平均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国民国内生产总值等等。除了投资以外，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因素还包括消费、出口两大要素。
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两种形式：粗放型和集约型。根据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和资本产出弹性与劳动产出弹性的计算，可以把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分开核算。即增加生产投入要素，这样一来有利于提升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慢，与增加要素投入多少有关，则其为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的则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区分经济增长方式并不是单选项的，而是相对的，且具有相互融合、重叠的可能。
结合马克思理论，经济增长方式主要可以分为：第一种内涵扩大再生产；第二种外延扩大再生产。通过加大投入生产要素的量，进一步扩展产能，强化经济的增长。另外扩大内涵再生产的方式主要包括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管理水平、促进技术进步等等，客观上说这也是扩大生产规模，夯实生产水平的重要举措。
结合不同的角度，现代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分为：粗放型经济；集约型经济。其中粗放型经济增长，即以加大资金、资源的投入为主，即完成增加产品数量。所谓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指的就是：首先提升劳动者的各方面素质，特别是落实科技进步，简而言之也就是提升其产品数量、质量。准确地说这一方法具有良好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技术进步
狭义上认为通过改进、革新或者优化中间投入品、制造技能、生产工艺等方式就是技术进步了。换言之也就是将那些不合时宜的、已经过时的旧的设备淘汰掉再换上新的设备；此外还包括优化劳动技能、原材料、能源等等通过这些方式全面夯实产品的优势。从广义角度分析认为技术进步指的就是以积累、改进各种技术、知识，即包括创新、转移、扩散技术等等。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化的赶超就是技术的赶超。
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要实现技术赶超第一步就必须引进技术。这个时期主要以升级产业结构、加速引进技术的力度为主；第二步则要将开发技术与引进技术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之上，重新配置资源，对贸易采取适度保护，科学制定产业政策，全面优化产业结构，从根本上消除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的影响；第三步，强化自主研发，简而言之也就是要强化国内企业、跨国公司的合作，特别是要健全宏观产业政策，加大高新技术的发展，充分应用国内特有的比较优势，先发优势。另外还要强化资源配置最优化，促进长期、短期；宏观、微观效率的平衡发展，全面推进跨越式发展。
科学技术其实就是一种以知识形态而存在的生产力，而这一种生产力只要进入了生产过程，即可形成物质生产力。在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中，科学技术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可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能够全方面推进经济增长，其核心就在于技术进步。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渗透、影响技术进步，优化生产率，继而推动经济增长；二是形成以高科技为核心的独立产业，而这一部分产值对促进经济增长、刺激国民生产总值能产生重要作用。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简述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众所周知，新技术和设备的获取可以通过购买的方式来得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技术还是落后很多的，为了节约技术开发的时间和支出、更快地追赶先进的技术，我们可以直接向国外先进技术拥有方进口。著名学者弗农（Vernon）在自己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提出，任何一个产品的完成都要经历新产品、产品成熟以及标准化这样的周期。与世界不同国家比较，拥有较高的国民人均收人、单位劳动成本和发达的潜在需求市场和供给市场信息的美国，向来有着开发新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通常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才会研发出新的产品，也就是产品周期的第一步。当产品趋于成熟、到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程度，众多厂商推出类似的商品且市场竞争逐渐激烈，此时生产成本尤为重要。经济水平高的国家会在此过程中将研发的新产品推广至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区域来量化生产。标准化生产之后就表示迈进了第三阶段的产品周期，该阶段生产方第一要考虑的因素是制造成本，这是择取产地的依据。因此生产产品就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亦随之出现了传递。往前几十年来看，产品生命周期在进出口贸易中更明显地体现出来，由于设备、产品和技术的引进从而获得技术转移并促进经济增长，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达到经济增长目的的重要方式。
（二）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被提出来，并得以广泛应用，客观上说这一理论契合凯恩斯主义的就业理论，从而充分说明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全面结合了推动居民收入的基本策略。这一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如果国家建立了边际消费倾向，相对应地增加消费部门、对外贸易的收入，这样一来就能够大大延长国民经济产业链，而且对相关部门的消费、收入等各方面也具有一定的改善和促进作用。简而言之就是就业和消费增加能够促进国民经济以及国民收入的增长。
哈罗德、马克卢普等人通过综合各方面的分析，特别是结合了凯恩斯理论指出加大投资与国民收成有关，加大投资，能相应增加国民收入。具体而言，以△Y表示增加的国民收入，△I代表增加的投资，K是乘数，那么：
ΔY=K*ΔI
导致这个倍数产生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加大投资促进生产要素的需求量增加，间接地增加了生产要素劳动者的收入。收入提升之后消费开始增加，从事消费品相关行业的劳动者收入也增加了。如此反复流转，最终全体国民的整体收入将达到投资成本的数倍。引入这个原理之后，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继续把这个原理应用到对外贸易和增加国民收入之间以及就业率之间的数学关系，即认为进口与出口是一对相对应的理论。前者具有正面效应，而后者则刚好相反。输出产品和劳动力可以获取国外金钱收入，增加出口收入，引导国内的消费，因此带动其他部门的生产和就业以及增加收入。这么推算下来最终会得到数倍出口增加的收入。相反的道理，当进行引入产品以及劳动力时，会导致与之截然相反的效应。所以，这个理论仅仅发生在对外国际贸易顺差时，才可能促进国内的就业，经济的提升，引起收入提高的情况。这就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核心思想观念。
在一国对外开放的情形下，分析国民收支的供需均衡公式是：
Y=C+I+G+X-M （这里的Y指的是国民的收入，C为消费；I为投资；G为政府支出，X-M则表示净进口），分析乘数效应的则是：
ΔY=K·[ΔI+（ΔX-ΔM）]
可以在公式中得出，当投资增量△I作为定量时，加大（ΔX-ΔM）数值，那么国民收入的△Y也就会随之增加，一个国家贸易顺差的情况决定了对外贸易的所得。假设国民收入都用于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储蓄就相当于是投资，那么对外贸易成熟就可以表示为：
K=Y/（X-M）=1/（s+m）
其中，s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其计算方法s=△S/△Y，△S表示储蓄增量）；m表示边际进口倾向（m=△M/△Y）。
通过上述的公式能够得到，当m和s值较小时，国民收入收到出口值的影响很大；相反的情况就会影响很小。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核心思想是强调推动增加有效需求，尤其是解决掉剩余的出口需求，它是以一个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根据这个原理，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要重视对贸易的保护。
（三）全要素生产率
即除了劳动力输入和资本以外的一切会影响产出的要素，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这一指标其实就是用于表示在生产中纯技术的作用指标。索洛等人率先在新古典学派经济增长理论中，将这一指标视为长期经济增长来源。罗伯特·M·索洛则在上世纪50年代进一步定义了全要素生产。同时提出了增长方程、生产函数等不变特性的规模报酬。
纯技术进步可理解为改善或者提高技术培训、技术、知识、教育、组织管理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等同于增加高效的生产土地、优化劳动技巧、引入更高的设备。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纯技术可看作是天降馅饼，是非具体化的技术。简而言之也就是在劳动、资本、土地等全部生产要素的投量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仍然增加的生产量。
全要素生产率，在分析经济增长源泉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事实上政府部门也经常就用到这工具，特别是在确保增长政策的稳定性、长期性的时候更需要应用到这一指标。其首先具有准确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作用，剖析了各要素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增长效率或者说其中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特点。同时这也是评价分析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制定生产率的重要标志之一。简而言之也就是得出要素投入贡献、经济增长贡献，确定经济政策。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遵从索洛关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物质资本积累占经济增长中的大多数的主张。因为从理论的角度讲，新古典增长分析着重于围绕节约和投资于物质资本的经济动机，而经验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技术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占经济表现和增长的很大一部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流行的说法是：表明经济成功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是研究和开发（R&D）——提升经济体科学和知识基础。经济学家的关注重心也从物质资本的积累转向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四）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是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中发展出来的，该理论主张强调的是经济只有借助外力的推动才能够不断发展，提升内生的技术才是保证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首先卢卡斯等人从外部增长性展开分析为突破口，并提出了人力资本模型。其次是包括雷贝模型在内的以分析资本分析经济内增长的思路，总体上说这一思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其假设条件更是近乎苛刻，极大地影响了模型的扩展。其次是完全的假设竞争条件无法详细地对商品进行论述：一定的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并导致一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在逻辑上不同。由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弥补模型的不足之处，许多经济学者开始着手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创新出部分内生增长模型。结合不同角度对技术的理解，模型可分为三种：第一种质量型；第二种类别型；第三种专业化型。同时总结深入分析。
三、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对外贸易——规模经济——经济增长
规模经济学即“规模报酬递增”，简而言之就是在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的情况下增加了产量。在新贸易理论不断发展同时，大概在上世纪70、80年代左右这一理论在分析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在他1979年《收入递增和国际贸易理论》的论文中，总结了三种新贸易理论模型：马歇尔模型（Mar-shallian Approach）、张伯伦模型（Chamberlinian Approach）和古诺模型（Cournot Approach），并得出结论认为，“报酬递增是产生贸易的一个原因，规模经济是从贸易中获利的一个源泉”，“报酬递增可以完全融入贸易模型”，“新的模型让我们明白：不断下降的成本是贸易和从贸易中获利的独立源泉。”
（二）对外贸易——知识积累、知识外溢和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的因素，他认为知识可以提高投资的效益，“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他指出要素收益率、知识积累率不同所以决定着发展中、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会有一定的差异性。他同时指出通过国际贸易有利于各国积累知识，提高全球总的产出。就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角度而言，吸收现有先进的技术有利于优化本国的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开发、利用资源。而把这部分资源用于新的投资，这样就可以促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而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斯多克（Stokey，N.）在他的《边干边学和新产品引进》（1988）、《人力资本、产品质量和增长》（1991）以及《穷国和富国间的贸易量及构成》（1991）等一系列文章中，提出了知识外溢增长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在持续生产高质量产品的同时，应不断放弃低质量的产品。他在此模式下积极探索人力资本增长与新产品之间的联系，指出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地区合作贸易过程中存在的各种效应，发现增加知识外溢的方式在于培训和“干中学”。他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对外贸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对外贸易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甚至认为这是吸收人力资本、先进技术的最佳契合点，是形成“弯道超车”、减少失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在分析中把技术进步具体化为体现在生产中的一般知识和表现为劳动者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卢卡斯指出要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充分利用专业化、特殊化的劳动技能。换言之也就各国的经济增长、收入与其所对应的人力资本有关。卢卡斯进一步指出，人力资本的形成除了脱离生产岗位到学校学习外，还可以在工作中积累经验“干中学”的方式，这就为教育经费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积累人力资本的新思路，即从国外引入高科技产品，然后通过直接操作新设备或消费新产品等方式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学习掌握新技术。即认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发展新技术，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三）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的技术创新的角度对工业先进国和落后国之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比较优势变化作了论述。弗农（1966）认为，在工业先进国的生产过程中，产品表现为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在新产品刚刚研究出来后，不断加大生产规模。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就可以利用其先进的技术产品、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并将产品出口到国外。这样一来更有利于充分结合廉价劳动力与技术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即可形成比市场价格更低的先进技术。这时工业先进国在该产品生产上失去了比较优势，因此不得不放弃这种产品的生产并研究开发新产品，而新产品开发出来以后会经历同样的循环过程。产品生命周期说是一种动态经济理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不同发展水平国家间的梯度分工格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了工业先进国与落后国之间比较优势的不断转换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外贸易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因而更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四）对外贸易——制度创新——经济增长
制度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就曾指出多数落实经济职能的制度充分表达了经济增长的能动渴求。换言之也就是可利用经济增长函数变量表示重要制度，经济增长会受内在制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或停滞。上个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创下的新兴工业化的“东亚经济奇迹”，就是因为制度的原因。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曾指出：“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关键因素是该地区的宏观经济稳定，即该地区建立了稳定的行政管理制度、鼓励竞争的市场制度等制度因素，另一个关键因素则是快速的出口增长。
制度创新原来是指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制度变迁，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度创新的动力不仅来自国家内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而且还来自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受到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推动。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人，经济全球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源泉。
一体化经济极大地推进了地区贸易的发展。同时建立世界组织贸易，落实市场化规则，并结合国际贸易制定基本的制度框架。这一框架下要求具有透明、健全的管理制度、确保国民待遇平等、市场统一开放并在这一制度下建立完善的国际新秩序，通过加速全球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在制度上在管理体制上契合国际水平，要结合实际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新制度，在与国际的合作中尽可能减少双方的摩擦，继而能够减少相应的交易成本。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在国际贸易中积极、主动地争取国际贸易的地位，创新制度安排、落实有效的制度，为全面促进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夯实基础。
四、小结
以传统理论为基础，对经济增长和外贸的关系，人们广泛接受的见解是，外贸的确能够推动经济发展，技术溢出是产生该种作用的内在机制，只有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才可以使得外贸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持续下去。虽然说当前绝大多数的学者已经认同了技术溢出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论点，但克鲁格曼（1994）曾提出一个著名的看法：显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并不是因为效率而提升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换言之也就是这是一种以资本投入、劳动为主的经营模式比如东亚等国家采用的就是这一策略。此类依靠“流汗”而并非依赖“创新”而得到经济发展是难以为继的，原因在于此类增长有投入品本（下转第80页）（上接第78页）身的限制，即劳动投入不可能永续增加，资本投入也不能一直保持在高水平之上。
综上所述，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是否能够确实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还需要加以实证分析才能更好地验证各理论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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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 广东东莞 523808）
（作者简介：姚志坚，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系讲师，经济学硕士，主要研究经济管理、贸易理论等。）
（责编：贾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