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看安利范文第1篇
1 相同的动物表达相同或类似的含义
即使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 也存在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主要是由于不同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类似或相同的文化背景, 这相似性必然反映到语言中来, 所以英汉习语中有时是用相同的动物设喻, 表达相同的情感。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 蛇都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动物。蛇这种爬行动物, 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阴险狠毒之人。汉语中就有“蛇蝎之心、毒蛇心肠”等成语。英语里 (snake) 也多作贬义, 同样比喻阴险恶毒之人。例如:“a snake in the grass”, 比喻伪装成朋友的阴险之人。再如, 老鼠给人们带来的联想是很胆小, 汉语中就有“胆小如鼠”, 而英语中也有“as timid as a mouse”。
猴子是一种灵活、机敏、调皮的动物。中国文化中, 猴用来比喻聪明、机灵、淘气、活泼好动的人。例如:“猴灵”、“猴精”、“灵得像猴一样”。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就成功地塑造了具有猴形象的孙悟空, 他聪明、机智、灵活、勇敢、活泼、不服约束、敢于反叛。他深受人们的喜爱, 反映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英语文化中猴子也有相同的比喻和象征意义。猴常用来比喻顽皮的孩子, 比喻调皮、淘气、恶作剧, 例如:He is a little monkey.意为“他顽皮淘气”;monkey around意为“调皮、机灵”。可以说, 中西文化中猴子的语义大致相同, 都代表着顽皮、淘气机灵、敏捷的形象。
其他含义相同或类似的中西方动物词汇还有如下几种。
as timid as a deer像鹿一样温顺;
as tricky as a fox像狐狸一样狡猾;
as proud as a cock像公鸡一样骄傲;
busy as a bee像蜜蜂一样忙碌;
dirty and greedy as a pig像猪一样肮脏、贪吃;
as free as a bird像鸟一样自由;
parrot what other people say鹦鹉学舌;
as graceful as swan像天鹅一样高贵。
2 相同的动物表达不同的含义
不同的文化环境赋予词汇的文化意义可以相同或相似, 但更多的是不同或相异。有些动物在中西方两种文化中, 人们所联想到的特征含义会完全不同。这类词汇最能表现英汉两个民族在观察世界和表达思想上的差异, 也最能反映东西方不同的世界观, 审美观和信仰了。例如, 汉语中“喜鹊”是一种吉祥的鸟, 它的叫声能带来喜讯。“今朝闻鹊喜, 家信必有归”, 由此可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喜鹊是一种能带来好运的鸟。而在英语中magpie比喻唠叨、饶舌的人:She is a magpie. (她是个饶舌的女人) 英语国家的人们对喜鹊的叫声也很反感。因此magpie还比喻混杂, a magpie collection是指“大杂货堆”。再如, 在英美人心目中, 蟋蟀是个merry little cricket, 能给人带来舒适和安逸。在英语中就有“as merry as a cricket像蟋蟀一样快活”的谚语。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蟋蟀是引人凄凉忧伤的, 如在中国古诗词中就有这样的诗句“切切秋虫 (蟋蟀) 万古情”。下面主要以“狗、龙、牛、蝙蝠”等几种常见的动物词汇, 讨论一下相同动物在不同文化所表达的不同含义。
2.1 狗和dog
汉语中狗是一种卑微的动物, 狗在中国文化中总是带有消极否定的含义。汉语文化对狗的厌恶和鄙视使得狗常和巴结、馅媚、追随、落魄、卑劣等联系在一起。在字典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可以听见或看见这样的词汇。如成语“狐朋狗友、狗血喷头、狗仗人势、狼心狗肺”或俗语“狗改不了吃屎,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狗拿耗了多管闲事,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等。
英语文化中“狗”偶尔也用作贬义。例如, “a case of dog eat dog”, 指残酷无情的竞争, 自相残杀;“a d o g’s dinner”比喻乱七八糟的样子或局面;“lead a dog, s l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然而, 在西方文化中, 狗主要用作褒义。狗作为一种宠物, 西方人对狗有着特殊的感情。dog在英语民族里是一种爱畜、宠物, 常当作“人类忠诚的朋友”。英语谚语里有“love me, love my dog”, 译成中文是“爱屋及乌”。英语说“a lucky dog”相当于汉语的“幸运儿”。汉语的“老狗”是骂人的话, 而英语的“old dog”往往指“年事已高的人”或“经验丰富的人”, “gay dog”指快乐的人, “top dog”指胜利者。这些语言的使用充分体现了狗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从以上对比不难发现, 英汉文化中狗所代表的形象和意义迥然不同。汉语文化里人们对狗绝无好感, 汉语文化中关于狗的词语几乎都带有贬义, 而西方文化中则以褒义为主。
2.2 龙和dragon
龙在中国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汉民族的图腾。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中国古代的皇帝是“真龙天子”, 在传说中中国的龙是云雨的化身, 龙神司雨, 负责普降甘露, 以滋润大地万物。在诸如“龙腾虎跃、生龙活虎、画龙点睛、龙飞凤舞、龙凤呈祥、藏龙卧虎”等的成语中的“龙”都象征着吉祥和权利。
但在西方文化中龙带给人的联想却恰恰与之大相径庭。Dragon在百科全书中是这样定义的:“Dragon, a legendary reptilian monster similar in form to a crocodile and usually represented as having wings, huge claws, and a fiery breath.” (龙, 一种传说中的, 类似鳄鱼的爬行动物, 它一般被描述为拥有翅膀、巨爪和烈焰的怪物) 。在西方的影视作品中, 龙被刻画成体型庞大, 身上有很多的尖刺, 长有锋利的牙齿, 颜色多样, 能喷出强烈的火焰的可怕的怪兽。西方的龙的形象是邪恶的, 品行也是邪恶的, 它躲在深山老林, 一旦出现, 对人间来说就是一场灾难。所以, dragon在英语中引起的联想与龙在汉语中所引起的联想完全不同。英文中如像“she is a fierce dragon”可不是一句好话。
2.3 牛和bull
汉语中牛体壮力大, 吃苦耐劳。中国文化中, 牛的词汇多含褒义。例如“老黄牛”比喻忍辱负重、乐于奉献的人。“俯首甘为孺子牛”比喻甘愿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人。虽然存在“牛脾气, 吹牛皮, 牛鬼马面”等某些责难牛的用法, 但总的说来牛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受人喜欢的形象。相反, 由于历史传统和生活习俗的不同, 在英语国家的人们眼中, 牛满身缺点, 如a bu11 in a china shop是指鲁莽笨拙而闯祸的人, bull-headed指又笨又固执或又笨又执拗的。
不难发现, 牛在汉语文化中以褒义为主, 象征勤劳、吃苦、任劳任怨、乐于奉献。而英语中则以贬义为主, 象征笨拙、愚蠢。
2.4 其他动物
其他的一些动物,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民俗不同, 即使是同样的动物, 也表达了大相径庭, 完全迥异的含义。在中国, 蝙蝠是好福气和幸福的象征。汉语中“蝠”与“福”同音。五只蝙蝠画在一起, 常常表示五种天赐之福——长寿、富裕、健康、好善和寿终正寝。而在西方民俗中, 蝙蝠是一种与魔鬼和黑暗势力有联系的不祥之物, 英语中有“as blind as a bat (瞎得跟蝙蝠一样, 有眼无珠) ”, “as crazy as a bat (异想天开, 发痴) ”。有时还有更坏的联想, 提起蝙蝠人们会想到丑陋、凶狠、吸血动物等等。再如, 在中国, 由于猫头鹰在夜晚的叫声凄惨而认为它是不祥的鸟。俗语说“夜猫子进宅, 无事小来”, 意思是厄运将至。而在西方的神话中, “猫头鹰”常栖息在智慧女神雅典娜的身边, 因而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 在英语的谚语中, “as wise as an owl”就用来形容非常聪明的人。英国人说“She is a cat”。中国人对此话的理解是“这个女人很温顺”。这样的理解与英国人的原意大相径庭, 英国人的意思是“她心地悲毒”。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不能孤立于文化而单独存在。各民族自己独特的文化决定着该民族的语言的某些特性, 赋予了它某些特殊的文化内涵。作为语言一部分的动物词汇也都不仅仅是动物形象的符号代表, 文化差异给动物词汇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动物词汇也因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语言的学习和交流中, 一定要慎重, 否则的话, 不但会贻笑大方, 严重的话会影响到经济效益和国家形象。
摘要：英汉民族历史悠久, 文化遗产丰富,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着大量的以动物为喻体的丰富词汇。文化差异给动物词汇打上了深深的文化印记, 动物词汇也因此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试从相同动物名称的同义现象与异义现象为出发点对英汉动物的意象加以比较, 从而发现其中的文化差异以及他对学习和交流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内涵,动物词汇,异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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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安利范文第2篇
1 交际能力与语言得体性
1971年, 社会语言学家D.H.Hymes针对乔姆斯基 (Chmsky) 的“语言能力”提出了“交际能力 (c o m m u n i c a t i v e competence) ”这一概念。交际能力指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根据海姆斯的观点, 交际能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语法性 (grammaticality) , 即话语是否在形式上符合语法规则, 从语法、语音、词汇等语言系统本身的角度判别是否正确。
2) 可行性 (feasibility) , 指话语能否被人接受, 是否在实施手段上可行。用莱昂斯 (J.Lyons) 的话来说, 话语的可行性指的就是“说本族语的人在某一合适的语境下已经说过, 或者可能说的话, 并且是已被、或可能被操该语言的其他人所接受的, 确认为属于该语言的话语。”
3) 得体性 (appropriateness) , 指话语是否适合某种语境。有些话语在语法上可能, 在实施上可行, 但在语境上不恰当。例如:
A:What did the rain do?
B:The crops were destroyed by the rain.
对话中A问的是“你”, B回答的是“作物”, 与语境不适宜。正确的回答应是
4) 现实性 (done) , 话语是否在实际交流中经常使用。即懂得哪些话是常用的。桂诗春 (1988) 指出, 有些话语虽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 但在实际生活里, 却没有人那样说。例如在表达“现在是两点半钟”这一意思时, 操英语的本族人通常都说“It's half past two.”而不说“It's half after two.”虽然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说明后者有什么不对, 这只是约定俗成而已。
概括的说, 交际能力是指能正确的使用语法规则, 在合适的时候表达合适的意思。例如, 在交谈中, 说话人必须判断所说的内容是否得当, 在某种社会场合下说是否适宜等等。根据海姆斯的理论, 语言的得体性属于社会语言能力, 是说话人判断“什么时候说, 什么时候不说, 说什么, 跟谁说, 何时何地说以及用什么方法说”的能力。他认为正确使用语法的能力属于语言能力。而另以语言学家Canale (1983) , 也提出了社会语言能力这一概念, 依照他的观点, 社会语言能力是指遵循一定社会文化规则的能力, 在实际交流中, 能根据不同的社会语言背景, 得体的表达和正确的理解。作为语言应用的重要原则之一, 得体性得到了研究者们足够的重视。但如何判别话语是否得体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Canale观点是, 能使交际者达到目的的话语就是得体的。而另一语言学家Charles也认为, 话语是否具有得体性要看它能否传递有效信息。他说 (1975) :“有效信息是得体的、清晰地、明确的, 是针对前面信息所做的回应, 表示说话人已经理解了你所传递的信息, 并有意识地、诚恳地同你交流。这里的理解是指说话人不仅懂得你所传递的信息内容, 也明白你的意图。”Charles在此强调了话语的意图, 语言的得体性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
2 语言得体性的认知心理学原理
在交际中, 人总是以信息的寻求者, 传递者, 甚至信息的形成者的身份出现, 人们的认知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信息加工过程。人们在对信息进行处理时, 也像通讯中的编码与解码一样, 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转换和加工。交流中有效信息的传递就是心理编码和解码的过程。Chomsky认为语言的得体性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后天习得的。大脑好像一个符号系统。人们首先对外部世界的人和事物有了感知和认识, 然后对其进行归类, 即编码, 形成内部表征。在交际中, 内部表征就是人们已经历过的话语表达方式、情景语境以及各种知识。起初这些东西都是杂乱无章的, 但人们会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逐步调整。交际中的信息处理过程是这样的:说话人首先对交流的结果做一个假设, 然后试着选择适当的语言以达到这个结果, 使实际的语言运用和有关的假设相匹配。匹配过程有三:形成假设、检验假设、匹配。
假设的形成主要以说话人经历和已有知识为基础。在某种特殊场合下, 一个人首先需要根据自己的特定知识对当时的情景做出假设, 并以此为基础选择适当的话语。也就是说, 对具体的情形做出具体判断并用具体的话语来表达。在交流中说话人自然会对先前的假设进行检验, 看所说的话是否真的符合假设的要求, 即能否达到实际的交际目的。如果不能达到交流的要求, 那么说话人就必须重新选择其他的表达方式, 检验也会再次进行直到达到交际目的为止。交际中的信息处理就是说话人根据具体的语境选择得体的语言的过程, 通过不断的检验和选择, 使语言的使用和先前的假设相匹配, 而匹配的结果又被储存在大脑中, 形成新的知识。这类知识在大脑中不断积累, 成为一定的知识单元, 又叫图式。在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中, 图式是指一个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 是一种认知结构的单元。在皮亚杰看来, 认知过程是主体内部的一种动态的、可变的心理活动。他反对行为主义→R公式, 提出S→ (AT) →R的公式, 即一定的刺激 (S) 被个体同化 (A) 于认知结构 (T) 之中, 才能作出反应 (R) 。个体所以能对各种刺激作出这样那样的反应, 是由于个体具有能够同化这些刺激的某种图式。这种图式在认识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即能过滤、筛选、整理外界刺激, 使之成为有条理的整体性认识, 从而建立新的图式。皮亚杰认为, 图式虽然最初来自先天遗传, 但一经和外界接触, 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 图式就不断变化、丰富和发展起来, 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交际活动中的图式是指围绕某一个话题组织起来的知识的表征和贮存方式。说话人首先需要根据经验判断和理解当时的交际背景, 才能恰当的、有原则的选择语言。得体性原则是话语选择的一个重要依据。
3 语言得体性的实现途径
Grice在他的会话含义理论中提出了“合作原则” (Cooperative Principle) , 即参与会话的人必须选择适当的时间, 所说的话应符合该会话目的。这条原则包括:第一, 量的准则 (Quality Maxim) , 指所提供的信息满足并不应超出所需要的信息;第二, 质的准则 (Quality Maxim) 即努力使你说的是真实的, 不要说虚假的和缺乏足够证据的话;第三, 关系准则 (Relevant Maxim) 即所说的话要与主题一致, 贴切自然;第四, 方式准则 (Manner Maxim) 即表达应简洁、清晰有条理, 避免晦涩和歧义。交际者必须本着合作的原则, 把谈话按照共同的目标进行下去, 才能有效达到交际的目的。当然, 要实际交流中要使话语得体自然, 还应该根据不同的场合随机应变。但Grice的理论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笔者认为要做到得体的运用语言首先应该真实自然的表达。不论口头表达还是书写, 话语应真实自然。不虚假, 不修饰才能自然得体。真实自然的语言表现出说话人合作的态度, 由于真实, 才不会啰嗦;由于真实, 才不会说废话, 才能简洁扼要的表达。其次, 在说话中应注意语言技巧的使用。合作原则要求人们在交际中运用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进行交际。但在社会实践中, 人们为了提高表达的得体性程度, 往往会使用一些语言技巧, 如偏离、委婉、模糊、避讳等。当然这些语言技巧使用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 使交际顺利进行, 因此, 大多数是能遵循合作原则的, 但有时也有例外。如偏离常规的语言表达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的准则;委婉语的使用又违反了量的准则, 提供了超出所需的信息, 它还违反了表达简洁的方式准则;模糊语的使用显然违反了合作原则的方式准则;而避讳语则违反了量的准则和方式准则。因此, 这类表达手法在使用时应特别引起注意, 应该恰当的、有限度的使用, 否则就会使语言晦涩难懂, 或产生歧义。
摘要：语言的得体性与交际能力密切相关。语言缺乏得体性, 则交际无法顺利进行。得体的表达是一个信息处理的过程, 说话人需要经过接受、分析、选择等认知行为才能准确得体的完成交际任务。
关键词：交际能力,得体性,认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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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看安利范文第3篇
摘 要： 我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传播迅速，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老舍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有很大价值。本文对老舍作品改革开放后的海外传播做典型案例研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提供参考。
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 海外传播 老舍作品 改革开放
引言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标志着当代文学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缄默后步入新时期。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发展迅速，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方针，并向海外输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传播于世界各地并被读者接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汉语热席卷全球、世界汉学研究的复兴、文学翻译工作的开展、优秀文学作品的畅销及中国作家荣获世界文学大奖等事件都证明中国文学以独特的魅力被世界认可。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要紧跟时代潮流，改善系统机制，以更完善的姿态走向海外。
对外传播的研究离不开传播方式的论析。改革开放作为重要的历史节点，对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的革新有着重要作用。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方式中首当其冲的必然是“译介”，翻译保留作品的文化美学价值，再通过对作品的语言转换，让国外读者感受作品中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改革开放激发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热潮，促进了新的传播方式的诞生。四十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展开了广泛深刻的交流，以老舍作品为代表的现当代文学从原来的单一翻译传播途径向多方拓展。
一、翻译传播
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事业始于1920年前后，几乎与我国现代文学开端同步，但传播速度远不及作品创作速度。老舍作品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登上英语世界的舞台，是较早的一批走出国门的中国文学作品，因此老舍被英美读者熟知。改革开放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有两种方式：一是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二是外国翻译工作者向内引进。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不足，但这两种译介方式都促进了老舍作品在海外传播与接受。
国内机构对外译介推广工作曾在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事业中占据主导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便开始了此项工作。1951年，叶君健创办《中国文学》杂志，杨献逸与戴乃迭夫妇负责翻译工作。《中国文学》杂志旨在向海外译介优秀作品，向世界展示新中国形象。1981年，《中国文学》派生出“熊猫丛书”（Panda books），译介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小说。但因其局限性导致翻译作品在海外影响较小，仅有个别译本受读者欢迎。2000年年底，中国文学出版社因资金短缺等多种因素被迫撤销，2001年《中国文学》杂志宣布停刊，“熊猫丛书”几乎停止出版。《中国文学》杂志也为老舍作品的海外传播作出了一定贡献，共翻译了《龙须沟》《骆驼祥子》《正红旗下》和《二马》四部作品，五六十年代除翻译老舍作品以外，还报道了老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创作与生活情况等。据悉，《中国文学》杂志译介老舍作品的原因是：老舍作品反映了平民百姓的社会生活，语言幽默、白话具有方言色彩。但也有部分作品被否决，如《猫城记》被认为故事荒诞，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態。可见《中国文学》杂志选取的老舍作品主题大多数是反映旧中国的黑暗，展现新中国的形象。另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阵地是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香港中文翻译研究中心启动《译丛》杂志，这本杂志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合中国与西方”为目标，旨在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由外国译者担任，自创刊至今日从未脱刊，在海外取得好的传播影响。《译丛》杂志翻译的老舍作品，主要集中于新旧思想对比并展现各类矛盾冲突，其译介作品有《老字号》《牛天赐传》《鼓书艺人》《宗越大师》《我的母亲》《老年的浪漫》。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对人间真情、人性等问题的思考。二十一世纪国内相关机构出台了不少项目扶持中国文学的对外推广，如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2014年起举办“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201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外文局联合主办“2013中国当代优秀作品国际翻译大赛”，促进一批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走出国门，且积极展开国际合作，从中培养出致力于现当代文学作品传播的优秀汉学研究人才、翻译人才。现当代文学作品海外传播途径不再单一，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输出作品将会取得良好的传播效应。
国外翻译者的相关工作。中国文学在英美文学市场的遇冷，导致相关翻译工作者的工资待遇等不够理想。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翻译工作者主动担任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国外翻译者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主要有四种目的：学术动机、商业动机、政治动机、个人动机。主要是汉学家承担这一工作，这是我国文学对外输出一个好的模式。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葛浩文、蓝诗玲、威廉·莱尔和白睿文等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工作，让一部分优秀作品在海外开拓影响力。其中，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首席翻译家，他翻译了老舍、巴金、贾平凹、苏童、毕飞宇等作家的几十种小说。独立出版文学作品是海外翻译工作者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主要途径，老舍的八部长篇小说已在英美出版，且一部小说（如《骆驼祥子》《离婚》）有不同种译本，读者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不同译本。此外，随着改革开放的兴起，老舍作品在英美国家迎来新一轮热潮。八十年代后，在欧美出版的报纸杂志及作品选集收录了老舍的短篇小说、散文、话剧、杂文等。美国的《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等杂志定期选编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发表，英国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1995）、《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2002）等文学作品选集系统地介绍中国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品选集收录了《茶馆》《老字号》等短篇作品，英美学界给予老舍及其作品极高评价，认为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超一线”作家。但不可否认，整个译介事业存在限制因素，文化差异、政治因素和审美习惯直接影响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翻译是语码之间的相互转换，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此外，中西之间图书的贸易逆差也表明一点，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依旧是“遇冷”状态。
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文化接近性。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众较小，因此在翻译阶段不仅要考虑作品表层的“语言转换”还要重视作品内涵的“文化转换”。第二，刻板印象。一些海外读者已经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形成了固有印象。在长达五十年的“冷战思维”影响下，中西方文学传播与接受必然受此影响。第三，审美接受。通过分析西方读者偏爱的中国作家及作品题材后发现，不同国家的读者具有不同的审美习惯。如，美国读者喜欢个人英雄主义等题材的中国文学作品，英国读者偏爱历史主义题材作品。
通过国家政策鼓励，文学翻译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以出版社、发行公司的支持为一体，老舍在海外已经取得一定影响力，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例如在英美国家的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书架上中国作品屈指可数，借阅量较小，老舍作品从最初的“热门”逐渐冷却。中国文学译作整体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与中外文化差异、译介模式、译介及出版发行的系统化、规范化等均有一定关系。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稳步增长、国际影响力日渐提高、始终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将会变得更加广泛，越来越受到国际范围内的认可与接受。
二、影视改编
二十一世纪，大众传媒发生巨大变化，纸媒开始衰落。文学作品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大众视野即影视改编，影视作品以全新的姿态刷新着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认知。同时，影视输出成为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走出国门。
1980年11月至12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西欧的十四个城市演出《茶馆》，取得了成功，各地登载的报道与评论有七十余篇。这次演出让国外观众、读者深入了解老舍。过去国外读者一直认为老舍只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现在感受到了“剧作家”老舍的独特魅力。八十年代初，西欧国家开始译介老舍戏剧。198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制作，Glazer and Beck（美国电影公司）发行的电影版《骆驼祥子》上映，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中美合作制作的影片，《骆驼祥子》电影在国内斩获多项大奖，但在美国并未引起较大反响。其原因有很多：《骆驼祥子》的第一版伊万·金译本将结局改成“大团圆”，电影本身忠于原著造成美国观众不解，电影的中式表现手法等很难被海外观众接受。制约戏剧影视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表现手法。中西方对戏剧影视不同的拍摄手法与表演技巧让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影视文化，文学作品的改编需要综合考虑它们对最终呈现作品的影响。第二，审美理解。影视戏剧的表达方式主要集中在对人物的塑造和对情节的叙述，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会对剧中人物与情节自行解读。因此，戏剧影视改编要充分考虑观众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的国家，其本身特有的文学作品必定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由此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一方面要继承其丰厚的内涵，保留最根本、最具有特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在表现形式方面应当化繁为简，适应世界观众审美的需要，以更具有包容性的姿态向外传播中国故事。
三、课堂教学
随着我国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发展，现当代文学课程发挥其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外国学生感悟中国文学之美，并掌握口语、阅读和写作等技能。现阶段，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取教材以《博雅汉语》和《汉语高级教程》等为主流，这些教材的培养目标是提高学生汉语运用能力和汉语学习兴趣。国外大学中文系设置了现当代文学的相关课程或者专业。
但通过这一手段传播的影响力微弱。与上述两种传播方式不同，通过汉语课程进行现当代文学的传播只能停留在“教学”手段，其传播对象仅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市场上大多数对外汉语方面的文学教材出现了“重古代轻现当代”和“重现代轻当代”的倾向，部分高校机构甚至直接让外国学生使用中国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这些留学生专用的教材收录的老舍作品有《断魂枪》《骆驼祥子》等小说，都是在英美国家受欢迎度较高的作品，但这些教材毕竟是文学作品选集，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位作家，因此影响力有限，学生只是对老舍及其作品有基本了解。在对沈阳某高校本科留学生的调查中，大部分已完成现当代文学课程学习的学生表示“不了解现当代文学”且课程满意程度较低。虽然通过教学手段传播现当代文学作品的效力较小，但随着全球汉语学习者日益增多，汉语教学将逐步扩大影响力。制约汉语教学传播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教学观念。教材的选编、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教学方法等都会对汉语教学传播产生直接影响。第二，学生接受。学生的汉语水平高低是决定他能否接受作品的第一要素，只有当学生汉语水平进入中高级学习阶段，才有能力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典文学作品是典范的语言材料，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汉语语境，培养交际能力。文学作品承载了中国社会、历史、地理和人文风俗及思想价值等诸多要素，外国学生从中国文学作品中能够看见字间的“中国形象”。但这一传播方式的影响力有限，需不断完善。当汉语成为全球的“流行语言”，自然会吸引外国学生主动学习汉语，传播对象的数量扩大，也会促进现当代文学增强其海外影响力。
四、汉学研究
中国文化因其广度与深度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争相研究“中国学”。海外汉学研究与本土学者研究不同，他们通过西方文艺理论视角观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这让现当代文学学科向海外延展。海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诸如夏志清、李欧梵与王德威，他们的研究观点及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促进了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形成了“回返影响”。
汉学研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视作一个整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对这一时期进行细分。海外學者很少关注该时期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而是从“西方语体”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价值。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骆驼祥子》评为当时最佳的中国小说之一，其结构严谨，感情真挚，是真正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小说。但他也认为国内学界过高评价老舍，否定《四世同堂》的文学价值。王德威采用许多西方知名学者的理论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重新评价，这促进了国内许多学者开始对经典文本再解读。但王德威曾说中国现代文学其实就是两条路：一是鲁迅的“讽刺之路”，二是老舍的“幽默之路”，最终目的都是“打倒旧社会，建设新中国”。这个观点明显将中国文学现代化历程简单化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盲目效仿“汉学研究”只会出现“误判”“误读”等错误结论。
温儒敏在《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一文中指出部分学者对汉学研究过度崇拜，甚至将“汉学标准”作为“争相追赶”的“风尚”。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属于冷战时期资本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对“左翼作家”几乎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埋没了左翼作家的历史、文学价值。产生于西方语境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扎根于本土的文学研究有本质不同，虽有可供借鉴之处，但不可将其作为“先进”“时髦”的标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返成果，合理地吸收其有益部分。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产生于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背景下的，不可放弃自身的主导话语权。因中外学者的立场、观点、方法等因素的差异，海外汉学家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国内学者的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第一，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能够将西方哲學思想与文艺思想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第二，审美维度，海外汉学家与国内学者的审美理念不同，汉学家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美学判断，因此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新的审美探索。第三，传记维度，美国汉学家对老舍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陶普义的《老舍：中国的故事大师》梳理了老舍的一生与创作历程。海外汉学家对中国作家传记研究的角度独特，具有较高的理论及应用价值。第四，跨学科维度。近年来海外汉学家开始用“边缘学科”或者“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地域文化等许多崭新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将崭新的理论与经典作品相结合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收获。
结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能够反映中国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思想，这些语言文字中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二十一世纪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都被推向世界，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欣赏来自异域的文学艺术，中国文学向海外传播是必然的历史趋势，也是一种需要。世界需要聆听中国故事，也需要欣赏中国形象，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自己。在外来文化对国内产生较大冲击的今天，我们要保持文化自信，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事业予以重视，充分展示优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参考文献：
[1]杨四平.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与接受的“回返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
[2]曹文刚.海外汉学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外翻译出版[J].出版科学，2017（3）：114.
[3]温儒敏.文学研究中的“汉学心态”[J].文艺争鸣，2007（2）：51.
[4]夏禹圣，史兆鑫.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式[J].牡丹，2017（1）：103.
[5]朱恬，王璇.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传播事业与发展历程研究[J].西江文艺，2017（5）：108.
[6]吕游.从翻译视角看现当代文学在西方的传播[J].芒种·下半月，2013（24）.
[7]张清华.世界视野、海外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J].文艺争鸣，2013（08）.
[8]耿强.中国文学走出去政府译介模式效果探讨——以“熊猫丛书”为个案[J].中国比较文学，2014（01）：66.
[9]舒济.国外翻译研究老舍文学作品概况[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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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句法同构
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语言学家奈达认为, 翻译实际上就是一个在各个层面不断寻同构体的过程,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不断寻找功能同构体的过程。[1]那么, 何谓“功能同构体”?当不同体系中的不同符号在各自的体系内部使用过程中, 基本上能够取得相同的效果, 它们就构成了功能同构体。
英汉语言虽然不同, 然而它们之间存在对等的同构体。这种同构现象体现在词汇、句法、语义等多个层面上。本文将仅从句法同构的层面讨论英汉习语之间的互译。
从狭义的角度看, 两个句法结构必须在短语和分句这两个层面, 都满足同模与功能一一对应这两个条件才能被看作句法同构。具体地说, 两个句法结构必须在各个层次上都拥有相同数量的词, 包含的词的词类都相同, 并且此地排列顺序也都相同;同时, “功能一一对应”是指两个句法结构的整体功能、直接成分的功能以及词类的功能一一对应。
从广义的角度看, 当两个句法结构的整体功能相对应 (不要求所有相对应的语法形式的功能相同) 、它们的直接成分的功能相对应 (外部功能相同, 不考虑直接成分是否同模) 。另外, 当两个句法结构的整体功能相同, 以及通过扩充、添加、移位、替换等句法手段得到它们得推导式中有部分的对应关系, 这时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句法同构。
2 习语翻译方法中的句法同构
在《红楼梦》杨译本中, 对于习语的翻译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 概括说来, 基本可分五类:直译法、借用法、意译法、取代变异法和结构套用法。[4]其中, 直译法和结构套用法就利用了句法上的同构, 使得该书中的习语在目标语中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2.1 直译法中的句法同构
直译法是将源语文化引入目标语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它使源语的语法结构在目标语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留, 但同时词汇的翻译却脱离了上下文。中国著名学者矛盾认为, “所谓的直译, 从表面意思来说, 就是指‘不要改变原词与原句’;严格地讲, 它试图‘保留原文的情趣与风格’”。[6]而惠宇则认为, 如果一个译文能够表达出原文的内容, 同时又保留了其语言形式与特点, 那么它就是直译。[5]
总的来说, 直译旨在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形式与内容。利用直译, 既可以保留异国的文化色彩, 也使目标语读者能够有机会了解他国的民族文化, 使目标语变得更加丰富。
为了保留源语的文化色彩, 忠实地将源语文化介绍给英语读者, 杨译《红楼梦》习语的翻译中直译占了很大比重。例如:
(1) 原来这学中虽是本族人丁与些亲戚子弟, 俗语说得好:“一龙生九种, 种种各别”。未免人多了, 就有龙蛇混杂, 下流人物在内。[3]
Now although the pupils in this school were members of the Chia clan or relations by marriage, as the proverbs so aptly says, “A dragon begets nine offspring, each one different.”And inevitably among so many boys there were low types too, snakes mixed with dragons.[2]
原文中的习语由两个分句构成, 没有连词连接。其译文相应地也由两个分句构成:第一部分是一个SVO (主谓宾) 句型的分句与汉语习语中的第一部分构成了狭义上的同构, 因为它们对应的组成成分不但数量相同, 而且词类相同, 句法功能也相同;第二部分则在广义上与汉语习语中的第二部分同构, 译者同样也没有使用连词, 而是采用一个独立结构, 从而保持了结构上的相似性。
(2) 他嫂子脸上下不来, 因说道:“愿意不愿意, 你也好说, 不犯着牵三挂四的。俗语说, ‘当着矮人, 别说短话。’……”[3]
Her sister-in-law was goaded to retort, “Whether you’re willing or not, you might at least explain properly instead of slinging mud at other people.The proverb says, ‘One doesn’t talk aboutmidgets in front of dwarfs.’…”[2]
汉语习语中的“当着矮人”是一个状语, “别说短话”则是一个省略了主语的分句的谓语部分。由此, 源语结构可以归为A (S) VO【状语+ (主语) 动宾) 】结构。在译文中, 译者添加了主语“one”, 将状语“in front of dwarfs”的位置从源语中的首位移到了句尾, 从而形成SVOA的结构。由此, 译文经过结构上的推导之后, 与原文中的习语构成了句法上的同构。
“……这三街六巷, 凭他是谁, 若得罪了我醉金刚倪二的街坊, 管叫他人离家散!”[3]If anyone in the three streets or six lanes nearby, no matter who he is, offends a neighbor of the Drunken Diamond, I’ll see to it that his relatives are scattered and his home destroyed.[2]
“三街六巷”与其译文“the three streets or six lanes”在结构上存在差异:前者是一个没有连词连接的名词并列结构, 后者是有连词“or”连接的名词并列结构。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可以说它们在句法上是同构的, 因为从整体的角度看, 两者都是由两个名词短语构成的并列结构。同样, “人离家散”与其译文“his relatives are scattered and his home destroyed”, 都是由两个并列的分句构成, 而且它们相应的直接成分都具有相同的SV (主谓) 结构。因此, 我们可以说它们在分句的层次上构成了同构体。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不违背目标语语法规则与表达习惯的前提下, 利用直译法可以找到源语习语在目标语中的句法同构体, 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保留源语的形式。
2.2 结构套用法中的句法同构
在《红楼梦》杨译本中, 习语的翻译还采用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方法——结构套用法。这种方法就是在内容上采用直译或意译的方法, 而在形式上则是套用某个英语习语的结构。这是一种新颖的翻译方法, 优点在于:它既能使译文地道化, 读起来极像英语习语, 同时也能保留汉语习语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 译者在翻译习语“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时, 译成“He who helps others helps himself”, 就是套用了英语习语“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的结构。作者在这里所采用的翻译策略, 实际上就是利用了同构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例子中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4) “……古人云‘佳人命薄’, 然我又非佳人, 何命薄胜于双文哉?”[3]
“…the ancients said:All beauties are ill-fated.But I’m no beauty.Why should my fate be so cruel?”[2]
“佳人命薄”的译文借用了英语习语“All men are mortal”的句法结构, 看起来像是英语中固有的习语, 从而令英语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熟悉感。该汉语习语在原文中充当动词“云”的宾语, 其本身是一个主谓结构的分句。该习语译文“All beauties are ill-fated”, 同样也是主谓结构, 从而与原文构成了句法同构。或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这两个表达的谓语部分不同, 不能构成句法同构体。这两个表达的直接成分“命薄”与“are ill-fated”的确在句法构成上存在区别, 但是其整体功能却是相同的, 都充当谓语部分。换言之,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 它们在句法上是同构的。
(5) 自古道“欲令智昏”, ……[3]
As the old proverb says, “Lust befuddles the mind.”[2]
在这个例子中, 译者翻译习语“欲令智昏”时, 采用了英语习语“Gifts blind the eyes”的句法结构, 因此译成“Lust befuddles the mind”。该译文不但充分地传递了原文的信息, 而且其借用的句法结构也令读者感到相当亲切。同样, 这两个表达也是构成了广义上的句法同构。
(6) ……俗语说, ‘求人不如求己’……[3]
“…As the proverb says, ‘It’s better to ask of one’s own folk than ofoutsiders.’…”[2]
汉语习语“求人不如求己”的译文采用了英语习语“It’s better to play with the ears than with the tongue”的句法结构, 其中“it”位于主语的位置, 充当一个形式主语;而真正的主语在则是带有“to”的动词不定式。由此, 我们可以将译文改为“To ask of one’s own folk is better than (ask) of outsiders”。经过这样的位置移动后, 译文结构与原文的直接成分在句法功能上就对应起来, 从而结构相似, 构成同构体。
鉴于以上分析, 在可能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尽可能采用结构套用这种特殊的翻译方法, 从而不但使译文地道, 而且形式与内容上都忠于原文。
3 结语
直译法与结构套用法都是杨译《红楼梦》中习语翻译的主要方法。在利用直译法时, 可以通过在目标语中寻找原习语的狭义同构体、或者广义同构体以及经过推导之后形成的句法结构同构体, 从而使译文与原习语在表达上保持一致。同样, 在利用结构套用法时, 译者可以通过直译原习语的内容, 然后借用目标语中与之构成同构体的习语句法结构, 做出准确的翻译。
总之, 译者在翻译习语的过程中, 通过在目标语中寻找句法同构体, 可以成功地使译文忠实于原文。因此, 民族文化就可以通过这种翻译策略传入其他国家。同时, 目标语随着此类译文的逐渐融入, 也会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摘要：习语由于其本身形成与构成的特殊性, 在翻译上一直是一个难点与热点。本文以在杨译《红楼梦》中广泛采用的直译法与结构套用法为例, 从句法同构的角度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分析, 发现利用这一理论可以使习语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一致性。
关键词：习语翻译,句法同构,直译法,结构套用法
参考文献
[1] Nida, 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2] Yang Hsien-yi, Yang Gladys.A Dream of Red Mansions[M].Pek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8.
[3] 曹雪芹, 高鄂.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 韩忠华.关于杨译红楼梦的习语翻译[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 1982 (1) :103～117.
[5] 惠宇.是直译还是意译[J].外语教学, 1998 (1)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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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工会管理的困境性现状及特征
90年代前后, 高校工会活动多依托高校行政管理的力量, 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因而迅速而高效, 对于维护数量众多的教职工参与者利益, 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劣势在于重视统一, 忽略差异、重视共性, 忽视个性、重视群体, 忽略个体。不能根本上解决教职工多需求, 多领域的利益需求, 难以从深层次中激发广大教职工参与工会的主观能动性。因此, 旧的工会体制无论从经济基础上, 还是从时代趋势上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革新迫在眉睫。
(一) 实际需求和实际运作之间的矛盾
从全国高校工会管理的现状来看, 突出矛盾体现在工会运作的现实需求和工会职能有效发挥之间的矛盾;简单概括为工会运转供需矛盾突出。虽然国家对工会工作有明确指导和规划, 局部缓解了供需矛盾, 但形势依然严峻。同时在全国高校范围内, 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会管理体系性系统依然缺位;从根本上制约了工会的高效运作, 间接造成了工会供需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和突出。
(二) 工会维权机制的不健全
机制是组织运行的依据, 也是之所以成为组织的前提。工会制度作为科学管理和有效行使权利的载体, 而在现实中却存在着过分行政化, 附庸化的问题;行政化的突出表现为单一、服从, 缺乏灵活性和可实践性, 以致在运转过程中无法实现工会职责的本质定位, 以致职能得不到充分施展, 教职工权益无法得到合理维护。
再者, 工会工作目标不明确, 工作范围狭窄。根据数据调查得知, 目前大部分高校工会工作事务繁杂, 工作方向错位以致缺失, 大量人财力投入而无法达成实效, 给工会工作本身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三) 高校对工会工作的重视程度性缺失
从高校整体构架上看, 工会作为一个客观存在, 是不可忽视的, 更是高校能够高效运转的重要实现方式。但因为被忽视, 在工会基本运作的人员配备上长期缺位, 这也是工会管理失序的又一主因。在没有合理高效的工会管理制度的规制下, 假设高校对工会的管理没有投入足够的关注, 高校如何在杂乱声音的簇拥下实现良性发展, 成为疑问。截至当前, 在高校云集的地域, 由于其环境特殊资源条件, 对于工会的管理程度明显优于国内其他落后地区;其管理的经验亦值得借鉴。如:通过丰富教职工的各种业余生活等, 客观上实现了教职工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但从本质上看, 这些权利的有力行使, 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触及事关自身核心权益的事项, 属于“隔靴搔痒、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此, 无论是工会工作发展好的地域, 亦或是工会工作落后的地域, 都深受工会工作不受重视的现实困境, 即使有部分改观, 也没能触及核心问题, 现状实在堪忧。
二、高校工会工作开展的新视角
高校工会当前普遍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是不容忽视的, 因而对于高校工会这些问题成因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才能提出合理正确的解决对策。
(一) 推陈出新高校全国性工会制度规范
与时俱进的制度定制是有效开展高校工会工作的重要砝码。全国工会领导组织有针对高校实情加紧制定符合当下高校实情的制度, 并在全国的公办高校范围内实行, 继而推广到各层次高校运行具有现实意义。我国九二年颁布实施了《普通高等学校工会组织条例》, 由于年久失修, 且不符合当下实情, 更是高校工会工作的唯一可行指导范本, 显然其对高校的工会管理的指导性明显效弱。基于此, 现实需求我们通过科学调查, 并对比国内外高校工会管理的现状, 再结合我国高校工会管理的实情, 制定一套与时俱进, 行之高效的新时代高校工会工作制度规范,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定制高校工会发展的长期规划
规划定制是发展的前提, 亦是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在制定全国性高校工会运作制度规范前提下, 通过强化高校行政管理层对工会规划的重视, 通过高校工会研究专家对工会发展和运作的建言, 结合高校自身发展的中宏观计划, 在全校范围内集思广益, 细化为符合各高校内部发展的管理体系, 是目前较为前沿的工会发展方式。合理利用工会研究专家对工会的管理建言, 是工会管理走向科学化的一个基础;规划的定制, 是系统化论证的过程、是体系化构建的科学过程;在建立一个系统化、科学化的规划过程中, 由于其科学性、专业性, 决定了其中专家的建言和教职工自身的呼声和实情, 是必须依赖的两个重要数据支撑, 这也从根本上杜绝了规划定制可能出现的失范, 为高校工会管理走向合理性、规范性夯实基础。
(三) 注重高校工会维权意识的不断强化
工会的本质在于对权利的追求、对利益的维护, 更是学校良性发展的博弈论学问, 更是双赢命题。高校的高层次发展, 需求工会在维护高校教职工全方位利益上做好全面文章。终极目标即树立维权意识, 强化维权职能, 正确处理好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之间的关系。工会维权意识的过程应坚持维护高校整体利益与教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机统一, 注重发挥工会组织的职能, 通过创新教职工的民主参与, 从意识上引导和强化教职工在自身权益维护过程中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的有机统一;从而调动教职工教学和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强化教职工对《工会法》的学习, 既要学会用权利, 更要学会履义务。在权力和利益的动态平衡中, 实现自身权益的最大化。高校工会还应积极主动为教职工创设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 为教职工民主参与和管理维权工作奠定基础。通过专业培训和法律专题活动的开展, 增强教职工的法律维权意识, 提高教职工的法律素质和参与能力, 为教职工参与教代会和基层工会创造条件, 从而创新参与程序和方式, 切实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 积极参与到高校发展规划、管理、决策、改革及与教职工利益密切相关事项的讨论和决议中。
(四) 审慎关注高校工会组织协调性机制的构建
注重权益的争和取, 尔后更要注重对利益分配的协调, 从协调中获取的权益才会更持久。因此, 建立和完善维权协调机制, 有助于在制度上为维护教职工全方位权益提供又一保障。工会民主参与程度反映出高校民主管理制的透明度。对于工会工作的有效开展也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在维权和协调二者的相互融通和配合中, 工会的工作机制、工作手段、工作效果才会得以全方位展现。反之, 一旦二者出现不协调和对立, 则势必会阻碍工会工作的进程。因此, 高校工会应在合理框架范围内, 既要注重对维权机制的构架, 也要完善对协调机制的配套性构祖筑, 充分实现民主权益的表达, 和对权利实效的追求效率二者之间的平衡, 最终实现教职工权益的最大化。再者, 在协调性搭建过程中, 应充分重视运作的制度性和规范性二者的关系, 为全力推动高校工会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序发展提供支撑。最后, 为保障教职工合法权益的维护, 工会必须始终走在革新的征途上, 不拘现状、不安现状, 要勇于参加高校的民主化治理, 以改革来促进教职工的权益全面落实, 能动的协调教职工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隔阂, 在不断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下, 化解矛盾, 以此彰显工会工作的实效性。
摘要：工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 其天然性是为成员维护权益而生。高校工会是以知识分子为组成体的特殊自治组织, 其有着鲜明的群体性特征。高校工会在制度和规范的框架下, 开展工会工作, 对增强学校教职工的凝聚力, 维护团结稳定的高校大环境具有积极意义。高校工会的健康发展, 是高校自身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展现。因此, 研究高校工会的现状以及展望高校工会发展的未来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高校工会,管理,创新
参考文献
[1] 阎武.从《工会法》看高校工会职能及法律角色[J].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0 (4) :11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