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孔子范文第1篇
摘 要:孔子的“知耻”教育是通过显性的“正向”教育和隐性的“反向”教育相结合实现的,这是儒者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儒家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这对当代教育中师者之教、学者之学和教育层次的划分等都能产生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知耻”教育;道德教育;道德他律;道德自律;孔子
作者简介:张乃芳(1975-),女,山西昔阳人,华北电力大学政教部,讲师,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河北保定071000)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文化哲学。(河北保定071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09BMK005)的研究成果。
一、孔子“正”“反”结合的“知耻”教育
《论语》中记录了多次孔子对弟子的“知耻”教育,其中直接谈到“耻”字的有17次,均关涉到受教育者的道德修养问题。孔子通过“正向”(以鼓励、赞扬为主)和“反向”(以批评、惩戒为主)的不同教育方式,去引导、启发受教育者产生“耻感”。“正向”的“知耻”教育是显性的,“反向”的“知耻”教育是隐性的,正反相成、隐显结合,共同构筑了孔子的“知耻”教育理论与实践。
在其“正向”的道德教育中,孔子事无巨细地指明应当以何为耻,如“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等,其内容涵盖了从言语、行为,衣着,乃至容貌,神色,到求学、成士、修道和治国等等。孔子还明确地直接把“有耻”与。士”、“知耻”与“勇”联系起来,“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土矣”(《论语·子路》),“有耻”是成为“士”的基本条件,而“知耻”则“近乎勇”(《礼记·中庸》)。可见,孔子对“知耻”教育的重视。
孔子还充分运用了“反向”教育的方式,这位成就斐然的大教育家特别善于在不同的时间、情境中,针对不同的人进行适当的道德启发与引导。以惩戒这一“反向”教育为例,孔子以态度、语言、行为等不同的惩戒方式,使学生“知耻”而后止。
态度惩戒是其中最温和的一种。孔子用消极的态度应对受教育者,促使其“知耻”以达到教育目的。譬如,在《论语·先进》中,有较长—段文字记载了孔子与他的四位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的一次阐明自己未来志向的讨论。子路首先发言,言毕夫子未发—言,仅只一“哂”(即微微一笑)。这一个小小的细节,使接下来发言的冉有吸取了子路狂傲不谦招致一“哂”之惩的教训,在本来的谦退性情上更加一层谦逊,果然得到孔子的认可,其他两位学生也再没有出现类似子路的不谦逊。可见,微微一笑的惩戒所教育的不仅是已经发言的子路,还有其他在座的学生,可谓一“晒”而使“知耻”。后来曾皙表明自己志向的时候,孔子喟然叹息表示赞许。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一种与惩戒教育完全相反的教育方式,但在当时的谈话语境中,表扬与批评正是一体之两面,其鲜明的对比使孔子的弟子们明确了耻之所在,达到了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教育目的。
语言惩戒是孔子惩戒教育中用得较多的,面对被教育者,孔子在否定的态度之上,又加诸语言的斥责与引导,使其体悟到自己“耻”之所在。下面试举两例。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论语·公冶长》)
前一事例中,樊迟请学稼,孔子称自己不如老农,樊迟又请学为圃,孔子继续推说自己不如老圃。这个一再推脱的过程本身就是惩戒,是他表达自己不满的一种方式,即程子所云“不屑之教诲,所以深教之也”。待樊迟离去,孔子深忧自己一再推脱的委婉的“反向”教育不能使樊迟有所感悟,故而严厉地指出“小人哉,樊须也!”然后通过将好礼、好义、好信与用稼相比,说明学稼的方向性错误。试图使樊迟明白孔子所倡导的君子不器”的教育理念,心生羞耻,改变自己学习的方向,将努力的重心投向德行的培养上。后一实例中惩戒的程度更高,如果说前面孔子尚能给予被教育者不断反思的机会,进行渐进的引导从而使其一步步回归大道,达到提升。那么看到宰予“昼寝”,孔子愤怒之下,竞直言宰予的不可救药。孔子作为泽被后世的大教育家,当然不会愤而不教,为了纠正宰予的自弃行为并使之此后引以为戒,孔子首先选择了严厉的斥责,使被教育者对自己的不当之行产生耻感,进而又说,从宰予的这一事件中,我要改变自己的行为。之前,我听人之言而信其行,此后,我听人之言还要观人之行。以此说明宰予错在言及行不至,而这正是儒家君子所耻之事。
《论语》中记载的孔子的行为惩戒事件只有一次。这一来可以说明孔子并不反对在一定的情况下使用体罚的手段,同时也表明,孔子并不将对身体的责罚作为惩戒教育主要的、常用的手段,而是在极端状况下所用的辅助手段。《论语·宪问》中记载:“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原壤并不是孔子的学生,而是孔子的老朋友。据《礼记·檀弓》记载,原壤母亲去世后,孔子去帮忙治丧,原壤母死儿歌。可见,原壤应该是与孔子理念不同的信奉道家理念的人物。孔子对其他不同道的隐者向来采取各安其道的宽容态度。这次的不同表现并没有违背孔子的—贯原则,而是要应和孔子“在其位应当谋其职”的处世原则。孔子是来治丧的,他必定会尽职尽责地依照儒家的礼仪来约束原壤。此时此地,丧葬的礼仪是最高标准,但原壤处处不合规矩,孔子深恶其行,因而以言戒之,以行惩之。但即使是孔子最严厉的惩罚,其目的也重在“戒”而不在“惩”。他先以言责之,继而轻击原壤的小腿,这一“叩”的目的,重在使原壤的腿不再像八字一样张开,改正其无理的举动,并不属于“以恶罚恶”的简单体罚。孔子试图通过轻击原壤的小腿使其身体状态回归“合礼”姿态,使原壤遵循礼仪,进而体味儒家之“礼”中的情与理。
二、“知耻”:孔子道德教育的必经之途
孔子的“知耻”教育不是偶然的、可有可无的,而是个人道德修养由他律转为自律的必经环节,贯穿了道德他律一自律一无律的整个道德修养过程,是通达儒家人生最高道德境界的起点。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谈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律约束是通过律法制裁达到使被惩罚者以及其他民众感到畏惧,从而带来“以法齐之”的社会效果,道德教化则是通过使人内心感到羞耻,从而以后自觉避免同类错误的发生,实现“以礼齐之”的和谐
景象。法律主要是他律的,打击犯罪是为了使绝大多数民众受到教育,从而使人们被迫确立适用于全体的、因“畏罪”不敢去冲破的法律底线,道德教育则通过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跨越,使人们自愿确立根植于内心的、因“知耻”不愿去冲破的道德底线,自律的殊胜之处由此显而易见。可见,孔子认为道德修养有必要从他律迈向自律。
在儒者的个人修养过程中,自我教育非常重要,《论语》中多次涉及,如曾子说:“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自省是曾子每曰必做的重要功课。孔子也曾盛赞颜回“不贰过”的自律、自省的境界。自省是儒者培养、巩固和提高道德自律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孔子的教育理念中,这一跨越的实现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必须通过后天的教育:受教育者不断自省要与教育者的“知耻”教育相结合。孔子坚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的教育原则,因为,通过受教育者不断学习、不断自省之后才会或有所“愤”或有所“悱”,教育者这时候给予恰当的“启”与“发”就能够点石成金,成就道德自律。而是否达到了道德自律,孔子也以“耻感”为尺度,认为“内省不疚”才能是不忧不惧的君子。在道德自律阶段,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不再分离,而是合二为一的,自己做自己“知耻”教育的执行者和被监督者。这样持续地进步,达到道德无律阶段,这时候道德标尺已经与君子的生命自然地融为一体,即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不再有不合乎道的心性、行为,不再有产生耻感的根源,心之所至无不恰当,举手投足自然合道。可见,儒家的道德人生,正是“知耻”原则由外而内直至融入生命本身的变化过程。
孔子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德之“乐”,因为他深信“乐”境最高,“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李泽厚先生甚至将中国文化定位为“乐感文化”,认为这“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意识或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一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在《论语》中,有“乐”处即有至高之境界,譬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此类至境,没有成规,唯有入境体味才能了悟。“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仁者”之“仁”德既包括使己身“成仁”的自我道德追求,也内含令天下“归仁”的个体担当意识,都是后天不断“习”得的,都要经历“知耻”道德教育的“启”、“发”来实现“仁”德的内化。这样,“乐感”与“耻感”这两种本来差异很大的情感,在孔子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却能够相融相交、相互成就,由“耻感”教育通达孔子的最高人生境界——“乐”境。孔子自己在七十岁的时候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也正是无律的、从容愉悦的、仁乐合一的乐感人生的最高境界。
三、孔子“知耻”教育的当代启示
从孔子的“知耻”教育中,我们可以得到不少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发与触动。
1.教育者:避免单一教条,丰富教育情境
孔子的道德教育从来不是独立的、晦涩的教条,每一次教育过程都蕴含在丰富的教育情境之中,是师生智慧与困惑的撞击。在“何为耻”的问题上,面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情境,孔子并不会拿出一个“高大全”的标准答案,而是会结合不同的教育情境给予针对性的启发。所以孟子评价孔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一旦遮蔽了这种原初的教育情境,礼乐教化、仁义德行就会蜕变成伦理化、教条化、制度化了的框架,从而受到抵制和抨击。
我们现在的道德教育也不应该是标准答案的简单普及,而应该将教育过程放置在具体的教育情境当中。这就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心中要有一个自觉的恒定的标尺,把握教育的目标,一方面又要抓住或者制造合适的教育情境,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2.受教育者:凸显主体作用,促进视域融合
孔子使人“知耻”的道德教育,从来都不是填鸭式的灌输,而是在师生双方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适时而开的智慧之花。当时师从孔子的学生都是“有志为士,有心成仁”,主动求教于孔子的,他们对“自省”的认可,对“成仁”的追求是共同的。
我们现在的整体教育状况比孔子所在的时代要复杂得多。道德价值多元,学生是否想追求、追求什么、困惑何在,都有很大差异、难以把握。如果受教育者没有主观、自觉的努力,甚至拒斥被教育,那么,师生之间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就很难达成共识。这就要求教育者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状态,引发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使师生之间实现良性的、有效的视域融合,最终达到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影响。
3.教育层次:根植于自然情感,落实于生命乐境
孔子的“知耻”教育绝不仅仅是道德原则的传递,而是既内在于叉超越于现实的生活情感。人之当“耻”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有关应当如何言、行、学、问、修己安人、治天下等等“人之为人“人之与人”的现实情感,道德修养开始于“孝”、“悌”等“我”和“我的亲人?之间的关系,因而来得亲切、自然而又真实、切己。孔子由此出发,最终进入到德之“乐”境,“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种内在的超越性使孔子的“知耻”教育有“情”又有“境”,千百年来教育、触动了社会各层次的人。
现在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也分若干层次,最低层次要培养坚守基本道德底线的“知耻”、“远耻”的公民,最高层次要塑造以高扬共产主义道德为乐的楷模。学习孔子道德教育的内在超越性,道德底线正可以从新社会“人之为人”、“人之与人’的自然情感出发,对全体公民加以引导和约束,最高道德则要颂扬新时代的德之“圣”、“贤”,以展现现代的德之“乐”境。
参考文献:
[1]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2篇
1 出现差生的原因解析
1.1 差生的涵义
钟启泉教授对差生的定义为:它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学业不良”, 还包括“学习失能”。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 差生就是:考试成绩长期不及格, 同时道德品行也比较差的学生。而在现实学校教育中, 只要“学业不良”的学生就基本被认定为差生了。
1.2 差生出现的原因
1.2.1 教育思想上歧视差生
由于应试教育的毒瘤未除, 教师更关注成绩好的学生, 从而忽略甚至放弃了对差生思想上的重视。既为差生就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 但是由于教师负担重等原因, 一连数天甚至数十天与差生都无任何交流, 这种面对差生近乎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 无疑是造成差生出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1.2.2 实际中对待差生过于严厉
有些教育者深信不疑的是:严师出高徒。尤其是他们认为对待差生更应该“三分教, 七分管”, 只要把学生管好了, 成绩自然而然也就上去了。亲其师方能学其道, 如果一味严厉的对待学生, 学生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敬重老师, 特别是靠体罚去改变学生, 无疑只能引起学生的反感, 甚至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
1.2.3 教学方法和手段过于单一
当学生学力和智力不相符时, 无论是何种原因导致的, 都是可以逆转的。但是, 当教育者教学手段过于单一时, 将延缓逆转的时间。在现代考试制度不可能取消时, 很多教育者就把上课——做题——考试作为唯一的教学手段, 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考试难度无限制拔高, 现在很多职业高中过于强调理论知识, 弱化了学生实验课程, 繁重的学业负担、单一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喘不过气, 更使差生的转化变得不可能了。
1.2.4 师生双方信息渠道不畅, 沟通缺
乏
在很多学校, 老师们大都认为差生什么都不行, 一无是处。事实并非如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我们班有位学生, 数学考试每次只考20多分, 但是他在参加全区作文大赛中, 却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认为差生什么都差, 是由于师生之间缺乏沟通, 信息不通畅所造成的。当学生成了被动接受的机器, 师生之间的交流就丧失了, 学生也就缺乏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经常出现学生即使不能理解新的知识, 也不善于向老师倾吐, 老师的教学方法即使不适合, 也得不到及时的反馈的状况, 差生的转化也就无从谈起。
2 孔子教育思想下差生的转变策略
2.1 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
陈州绝粮之际, 子路竟“愠见”孔子, “君子亦有穷乎?”孔子一点也不怪罪, 而是和微微地循循善诱:“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矣”, 没有因师道尊严而盛气凌人, 取而代之的是朋友般的平等。子夏因有疑问而提出问题, 得到解释的同时也启发了孔子, 子曰:“起予者商也!”, 显示了他平等对待学生, 虚怀若谷的精神。孔子终身“诲人不倦”, 热爱学生, 对学生无私无隐, 并常常以身作则地进行身教。这一切都是孔子与学生关系融洽的基础。
2.2 尊重学生人格, 德育为先
孔子“弟子三千焉, 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 与孔子关爱、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和人格是分不开的。当下, 新课程教改的核心理念是“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尊重学生人格比挖苦甚至体罚打击学生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孔子曾曰:“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论语·学而》) 。即:孔子认为在躬行道德实践之后, 仍有余力, 再学习文化知识。可见孔子把道德教育置于智力教育之上, 主张道德教育首位。孔子推崇德育教育, 与我们当代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按照现代人才观的质量因素划分的顺序, 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永远是高于文化知识水平的, 要不“四有新人”的提法中为什么把“有道德”排在了“有文化”的前面了呢?我想, 它决不是小平同志随意侃大山说出来的吧?
2.3 因材施教
在2000多年前, 孔子就已实施因材施教, 成为现代教学的典范。
语文课程标准也曾提到:“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 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 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教学内容的确定, 教学方法的选择, 评价方法的选择, 都应有助于这种学习方式的形成。”因此, 因材施教, 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转变差生的重要途径。
2.4 加强教学中师生的双向互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孔子认为学生也有胜过老师的地方, 老师也要虚心的向学生请教。正所谓教与学的主体应当常常互换, 人人都是学的主体, 同时又往往承担教的任务, 教学相长正是这个道理。“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思考、经验和知识, 交流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来丰富教学内容, 求得新的发展, 从而达到共识、共享、共进、实现教学相长和共同发展。”在当代, 创新教育的开展激发了学生的潜能, 他们的所思所感也超过了老师的想象, 有的思想确实能给老师启迪, 师生互动, 教学相长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2.5 注重发挥特长
孔子了解学生的特长, 注意给这些学生提供用武之地, 进一步引发他们的潜力, 全面提高他们的智慧。
职校的学生大多厌倦枯燥的课本知识和理论学习, 但却对操作、技能等动手项目表现出浓厚兴趣。因此, 推荐学生到相应的兴趣班, 或参加有关的第二课堂, 从技能入手, 培养和发挥特长是现今职业教育的普遍趋势。
全国政协副主席徐匡迪曾说过:职业教育的意义是多层面的, 其中最直接的一点, 就在于能够培养大量的我国目前急需的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差生的出现,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社会的因素, 也有家庭的关系, 更与我国现有的教育体制紧密相关。如何转变差生, 让其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来, 以加速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的制造中心, 并且逐步发展成为研发中心, 是个长期的、艰巨的工作, 事关我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应该引起教育者的高度的关注, 也应该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
摘要：现实生活中, 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大量的“差生”, 研究差生的教育转变问题关系到我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学家, 文章首先解析了差生产生的原因, 然后在孔子教育思想的指导下, 探讨了职业学校差生的转变问题。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3篇
【摘要】董仲舒秉承孔孟、黄老学说思想，融合法、墨、阴阳众家观点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法律思想体系，提出“大一统”的政治主张，在法律思想上提出德主刑辅 、《春秋》决狱、三纲五常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其法律思想在古代皇权社会法律系统中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当前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和现代公民思想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 法律思想 德主刑辅 《春秋》决狱 三纲五常
董仲舒，汉广川郡（今河北衡水人），因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地主家庭，从小饱读诗书，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汉景帝时为博士，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郡国举孝廉，策贤良，求治国之方略，董仲舒应诏。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连答三章，其中心议题是关于天人关系，这便是史称的《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兴教化，抑豪强，奉天古法，独尊儒术等主张。他兼收孔孟与荀子之学，又进而吸收阴阳五行和某些神权思想，形成了全新的儒学体系。法律方面，董仲舒还首创了春秋决狱的做法，这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世的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惜他所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今已失传。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形成与成功应用也成为中国封建法律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董仲舒法律思想产生的背景与渊源
政治上，西汉初年，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上，提出了“约法省禁”、“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政策，为社会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环境。到武帝时，由于前代的积累，社会经济实力大幅增强，这便为西汉发展政策的改变奠定了基础，也为董仲舒的思想提供了成长的土壤。
思想上，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统治者利用神权和宗法观念对人民进行统治，“君权神授”思想支配下的神权意识和宗法制度成为西周法律体系的主要指导依据。到了春秋战国，礼乐崩坏，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学派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形成“百家争鸣”的态势，虽然儒家试图挽救“礼治”，但各家都有自身的主张，收效甚微。秦朝在统一后实行强硬的文化思想专制政策，独尊法家，社会思想受到极大制约，“法治”更是直接代替了“礼治”，使得儒家思想在秦一朝几乎到了销声匿迹的地步。秦朝灭亡后，儒、道、墨、阴阳等学派从秦朝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得到了喘息发展的机会，同时，新兴王朝的政治形势也需要一种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为其统治提供保障，于是各家各派开始寻求和新政权的合作，这便为董仲舒法律思想形成提供了思想环境。
同时，统治者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性格对于正统法律体系的形成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统治者往往是推动社会某一方面迅速发展或者转变的重要力量。董仲舒“大一統”的法律思想体系恰好迎合了统治者想要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并能顺利推行其思想主张。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曾说：“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他也在自己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多次提到孔子及其“微言大义”，不难看出儒家学说是其法律思想的核心部分。他的法律思想中，“推崇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便是儒家法律思想的最好体现。对于其他学派的观点，他也并没有一味摒弃，而是兼收并蓄，取其可为自用之处。董仲舒承接了孔孟思想，又受荀子的影响，兼收汉初黄老学说思想，在融合了法家、墨家、阴阳家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法律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直接取材于先秦思想，在“大一统”的引导下，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将先秦各学派思想进行融合，为后代法律思想体系构建树立了成功范本。
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
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他把天人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春秋繁露·立元神》：“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春秋繁露·官制象天》：“天地与人，三而成德。”在该整体中，天和人是相互对应的两大系统。
董仲舒将天人进行了详细对比，找到了天人之间的相似结构和本质。《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人之身有四肢，每肢有三节，三四十二，十二节相持而形体立矣。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终矣。”《春秋繁露·阴阳义》：“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董仲舒从类别上将天和人统一起来。
在天人有机整体中，董仲舒十分重视人的特殊地位。他认为人超然于万物之上。《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物疢疾莫能为仁义，唯人独能为仁义；物疢疾莫能偶天地，唯人独能偶天地。”《春秋繁露·王道通》：“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天之尊，父兄子弟之亲，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礼义廉让之行，有是非逆顺之治，文理灿然而厚，知广大有而博，唯人道为可以参天。”《汉书·董仲舒传》：“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可见，人“贵于万物”，能“参天地”的原因，就是人具有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伦理规范。
总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论是其生态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他将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视人与自然为息息相通之系统，蕴含着和谐统一的思想。
董仲舒法律思想体系的内容和评价
德主刑辅。董仲舒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②德，是“政之本”；刑，是“政之末”。因此提出了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的法律主张，这也是董仲舒法律体系的核心部分。他从天道和人性两方面论证其合理性。
首先，他将德主刑辅与阴阳学说相结合，认为阳为德，阴为刑，“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如是，故阳出而前阴出而后，尊德卑刑之心见矣”③。董仲舒认为人应按照天的规律行事，奖赏为主，惩罚为辅，虽二者有主次之分，但都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其次，他又从人性出发，将人分为三品，即“性三品”说，“圣人之性”的人只能占极少的部分，而绝大部分人处于“中人之性”，可恶可善，对于他们要“厚其德而简其刑”，这样才有助于他们向善发展。另有一小部分人是“斗筲之性”，这些人的存在又要求刑罚不可省。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既肯定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又肯定了法家的“法治”思想，调和了德与法之间的关系，影响甚远。
“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说教进一步总结发展而来。三纲最早见于《韩非子》，所谓三纲指出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三种社会关系，即君臣、父子和夫妻，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君为臣纲”。三纲在许多汉律中都得到了表现，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要求人民遵守。三纲的提出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其也成为董仲舒理想中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总纲领。
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道德，“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汉武帝一次策问中提出，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他说：“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④，将五常的范围延伸到君主，认为“仁、义、礼、智、信”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统治者努力用这些道德标准来教化人民，就能得到上天的庇护，“五常”也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手段，所以统治者应该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教化。
《春秋》决狱。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按统治者的需求，用《春秋》来解释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他本人作为儒家在汉代的代表也完全依照《春秋》的“微言大义”行事，遇到政治和法律问题，也都从《春秋》中寻找依据。《春秋》决狱，又称为引经决狱，就是指除了法律断狱以外，用以《春秋》为主的儒家经典的精神和事例，作为法律案件审判的依据。《春秋》决狱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是“原心定罪”，也就是说在断狱的时候要根据犯罪的心理和犯罪动机来定罪，以《春秋》中体现的微言大义来指导司法审判。“原心定罪”这一原则以主观意识作为量刑的指导标准，并不考虑犯罪的客观过程和行为，在董仲舒看来，“《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⑤“志”便是“原心定罪”的“心”，指思想、动机。这与现代法律中考虑被告的动机、目的，效果相似。
董仲舒这种通过引经决狱的作法和呆板的法律条文来调和社会观念上的矛盾，这与其所追求的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相一致的，即以刑罚促进教化，《春秋》决狱正是调和法律诉讼与教化之间关系的一种努力。《春秋》决狱标志着法律的儒家化，是对法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律制度的补充和协调。儒家的伦理思想也进一步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引入法律，并成为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成为几千年来封建社会臣民一致遵守拥护的强有力的行为规范。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吸收先秦各派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系统的法律体系，奠定了秦汉之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法律的走向，董仲舒之后的中国正统法律思想虽然在细节上多有不同和增减，但大多没有走出这个框架。同时，董仲舒还丰富了儒学与法律思想的兼容性，不仅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其成为统治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思想体系也在董仲舒之后形成了空前完善的程度，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皇权社会的政治法律思想在根本上是奠基于汉代的。
然而，在肯定董仲舒法律思想积极性的同时，也要看到董仲舒法律思想体系中相对负面的部分。董仲舒所提倡的“三纲五常”的伦理纲常思想，是中国古代甚至到现在还有所影响的“男尊女卑”现象的思想根源。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主张，虽然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许，是儒学成为日后统治者所坚持的正统思想，却禁锢了思想界的自由发展，使得中国思想界在之后的时间中，越发地走入狭隘的“儒学”空间，中国的皇权社会最终也在儒学中走向灭亡。
董仲舒法律思想的现实意义
重视公民德育教育。董仲舒的伦理观，有助于当代公民道德素养的提升。董仲舒是汉代伦理思想的杰出代表，其倫理思想的核心主张是儒家的德性伦理。所主张的圣贤君子论、“性待教而善”、“显德以示民”等道德教育方法、重视伦理主体自身、内心的道德修养的见解等都彰显了中华民族宽容、包容的伦理精神。今天，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扬弃，使这些思想转变为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例如，董仲舒伦理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五常说，对于培养现代公民的社会公德观念和团结互助的品质有着重要意义。再如，董仲舒在有关天人关系论述中体现出来的生态哲学思想，与当代生态哲学有很多相通之处。他在天人关系中确立了人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要尊重自然规律，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主张，对于培育现代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助于推动当代公民勇于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事业中去。
董仲舒的法律思想既重君权，又重民本，具有朴素的民本主义思想，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地位，他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⑥市场经济不能说没有问题，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诚信在现实社会的缺失等等，以上问题我们可以挖掘古代一些传统文化的精华思想用来教育人民。董仲舒的警告对专制皇权也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春秋》决狱虽然以儒家经典作为断罪依据，但考虑到犯罪动机和犯罪者心理活动过程，却蕴含着现代法治观念。
重视以德治国。董仲舒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德治国。和谐社会建设，不仅要重视社会的和谐，还要重视内心的和谐，这些在董仲舒的思想中都有论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德治”的政治观点才真正变成治国的实践。“德主刑辅”是他法律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与董仲舒的观点相同，在当代社会刑罚依旧不是治理国家、保天下太平的主要依靠方式，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这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慎用刑法的观念有着相通之处。从提高公民的道德修养入手，才能是社会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人类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有利于培养当代公民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有利于政治素养的提高。国家意识是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认知意识。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大一统理论、中和政治论、关于“故君民者，贵孝悌而好仁义，重仁廉而轻财利，躬亲职此于上，而万民听，生善于下矣”、“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论述虽都出于维护君权的目的，但在贯彻实施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安定社会、改善国家管理的作用，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这一思想用于公民素养教育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感，有利于提升公民的政治素养。
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将董仲舒生态法律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古代儒家思想是个重要的纽带。研究董仲舒思想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古为今用，要为促进祖国经济文化建设，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春秋战国时期，儒，就提出了“德治”的观点，然而遗憾的是，那时并没有真正被统治者所认真接受。董仲舒的义利观思想中蕴含对当代公民实施正确义利观教育的资源。现代公民的一个素养是要求有正确的义利观，日常工作生活中要做到崇尚道义、遵纪守法、合法取利。在这一点上，董仲舒有关“义利之辩”的论述对我们也有很大启示。董仲舒在许多地方都表达“义利两有，不可偏废”的义利观念，如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说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良好的治国方略可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社会。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法政系，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研究生教育部；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董仲舒生态思想研究”和“董仲舒学说与现代公民素养教育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HB13LS004，HB13JY020）
【注释】
①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523页。
②⑤⑥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年，第579页，第731页，第356页。
③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无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426页。
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节选自《汉书·董仲舒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3页。
责编/韩露（实习）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4篇
1 彰显礼乐思想的道德引导效用, 突出高校音乐教育的“人本化”色彩
“礼乐”思想作为艺术审美教育的有效方式, 他通过把道德情感引入乐的境界, 从而使人具有一种“美德”, 人可以通过审美来提升纯粹的感性生命, 实现与社会理性的融合, 发挥音乐辅德的作用。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孔子是中国两千年礼法社会和道德体系的建设者。创造一个道德体系的人, 也就是真正能了解这道德的意义的人”。
我国的高校音乐教育不仅要培养大学生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提高其音乐修养, 还要启迪大学生的智慧, 丰富大学生的情感, 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品德。高校开展音乐教育更有利于其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作用的有效发挥, 因为面对的人群是青少年, 他们在年龄上处于一个非常易于接受知识的阶段, 而且这个阶层的年轻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也能够很快的学习到音乐知识, 较容易被塑造。更为主要的是, 大学生将会作为知识层面代表的主力军投入到社会的建设之中, 他们的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氛围。
因此, 在高校音乐的课堂中, 应当努力将“礼乐”精神渗透到音乐教育之中, 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 在推进音乐教育与德育教育的内在整合中, 培养大学生学习音乐的良好态度, 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音乐实践活动;丰富大学生情感体验, 使其具有感受、表现、欣赏音乐的能力;扩大文化视野, 掌握音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合作意识, 形成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弘扬民族音乐, 热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从而实现在进行行为规范教育的同时培养大学生对高雅艺术和大自然的审美能力, 在促进理性思维发展的同时发挥感性教育对于人的隐性作用, 以进一步加强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良性引导, 发掘大学生的“性本善”的东西, 促进其健全的人格得形成。
2 发挥礼乐思想的理论体系优势, 提升高校音乐教育的内涵性发展
孔子的六艺教学, 每门课程之间也并不是独立的, 虽然这种综合并不是其自觉的选择, 但是在客观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子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一”。孔子“乐教”与“诗教”、“礼教”紧密结合的, 所以“礼乐”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包含诗歌、舞蹈的综合体, 这种综合由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 知识间的彼此吸纳, 在客观上对音乐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因此, 充分发挥礼乐思想的这样一种体系优势, 促进高校音乐教学同其他领域相互交织, 不仅可以拓展大学生的知识面, 而且还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具体的实践中, 首先要注重教学内容的综合性, 在教材上高校音乐教学要为学生提供更多基础性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信息。尤其要选择古今中外最优秀的经典音乐作品, 选择当前最受大学生喜爱或是与大学生日常生活相近的作品或内容, 使其课堂教学内容应体现一定程度的综合和创新性。
同时注意运用艺术姊妹学科的综合进行音乐教学音乐与文学、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学科结合起来。音乐是一门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 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因此, 音乐本身与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知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能够在教学中相互协调、合作、互补, 在恰当选择切入点的前提下, 推动跨领域知识体系、学科气质的相互融合,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丰富高校音乐教育的内涵。而且在高校音乐教学中, 可以在教学课程里适当添加综合形式的艺术表演, 也可以是自创的形式, 应该鼓励大学生开发自己的创造能力, 借助大学生的首创精神, 为高校音乐教育融入更多鲜活、富有生命力的时代元素。例如西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 就根据自己的优势, 自创了一种音乐诗歌舞蹈的艺术形式, 在音乐背景下一边有感情的朗诵自己的诗歌 (有故事情节) 一边根据作品的情节配以舞蹈动作, 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其他同学纷纷仿效, 自创了很多形式的音乐作品, 实现了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开发了大学生的创造能力, 也为高校音乐教育内在深度的挖掘提供有力的人文支撑。
3 突出礼乐思想的实践性特色, 推进高校音乐教育实效性的不断提高
孔子的礼乐思想主张知行合一, 其音乐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孔子反对脱离实际, 明确指出:“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 使之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因此孔子的礼乐思想始终围绕着他的“教育”目的, 就是能够把所学应用于实践之中。将其运用高校音乐教育中, 就是在教学中给予大学生充分自由的权利, 积极采用启发诱导、讨论研讨的教学方式, 传授音乐基本知识的同时, 鼓励受教者通过亲身参与歌咏比赛、乐队组织、各种训练与演出, 参加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 这种身在其中的感觉, 对提高大学生的音乐审美素质, 发展其音乐感受能力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将艺术实践活动既与艺术课教学相互联系, 又具有与学科教学相区别的独特的教育价值, 艺术实践可以进一步促进想象、发展形象思维、启迪创造精神, 激发大学生探求艺术的热情, 教育的深度和广度也得到了加强, 尤其是大学生学习的目的有了提升, 由娱乐逐步调整为接受教育, 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提问, 都证明大学生主观能动性和思想认识深度有了不断的提升, 使大学生得到团结合作的精神品质, 这是其他学科取代不了的。
而且艺术实践的过程, 是大学生创新的过程, 在艺术实践的活动中大学生通过亲自参加音乐活动和亲身体验音乐所带来的美感享受, 来加深对音乐美的理解, 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
使自身的音乐技能得到提高, 使自身学会独立思考, 张扬个性, 不断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由此, 音乐的实效性就在学生的亲身参与中得到体现于升华。例如教师可以引导大学生与观摩、演唱、演奏音乐会、开设音乐艺术讲座、开展艺术社团组织的合唱队、舞蹈队、话剧、音乐剧等文艺活动, 这样一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而又为学生所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 在很大程度激发了学生的兴趣, 调动了其自身的积极性, 使他们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和技能, 加深对音乐艺术的理解和喜爱, 令高校音乐的实效性得到提升, 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取向等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我国的艺术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而孔子作为首创私学的教育大家, 其礼乐思想更是影响深远。本文拟借鉴孔子礼乐思想作为分析的理论基础, 探讨其对我国高校音乐教育发展的现实价值, 从而为我国高校音乐教育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孔子,礼乐思想,高校音乐教育
参考文献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5篇
教育服务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教育服务作为一种产品, 这种教育服务涉及不同层次的教育, 可以分为基础、中等、高等、成人、其他这五个层次的教育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 教育服务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 教育测试服务、留学生交流服务等也成了教育服务的一部分。新时期, 国家想要进一步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提高教育服务贸易的效益,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服务的水平。
2 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分析
2.1 我国的国际教育服务竞争力较低
我国国际教育服务竞争力较低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服务贸易领域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贸易逆差现象,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服务水平相比, 我国的教育服务竞争力在整体的国际教育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究其原因, 与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起步相对较晚以及发展速度慢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存在的较大贸易逆差, 导致我国的教育服务贸易在世界教育服务贸易中仅仅占有0.5%的教育服务贸易量。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中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 凭借自身较强的综合实力优势, 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市场中呈现出垄断的态势, 对于我国的国际教育服务事业的发展产生较大的影响。此外, 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者地区, 也会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 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2.2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分析
我国在加入国际世贸组织之后, 中国的国际教育市场也进一步高度开放, 国外教育机构也借此机会纷纷进入中国市场, 我国的国际教育服务行业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增加了双语人才的就业岗位, 提升了就业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随着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我国高校也相继加入到国际教育竞争中。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仅要在规模上进行突破, 还要在教育质量方面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想要更好的实现这一教育目标, 中国的教育服务应该在纳入国际教育服务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 推动教育事业中人事管理制度、资源分配制度以及内在运行机制的进一步优化和创新。只有切实认识到对外教育服务贸易对于我国国际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性, 才能有效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以及相关体制的深化改革。
3 提升我国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效益的具体策略
3.1 提升教育质量, 加强国际化全球化
由于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想要实现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水平的不断提升, 高质量的教育产品必不可少。为了向全球范围内提供教育服务, 我国在各地区兴办了孔子学院, 为了提升教育效果, 我国需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国际化概念, 注重师资的国际化交流和课程设置等, 从而对相关教育质量提供保障。站在个人角度来说, 教育是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而站在孔子学院发展角度来说, 需要确保教育产品质量出现不平衡现象, 这种平衡除了知识不平衡之外, 还表现在地区分布不平衡上。例如, 我国国内的教育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国家之中。因此, 我国在国际教育过程中需要对教育质量进行提升, 避免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依赖于发达国家, 增加人才的流失率。另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孔子学院, 将我国教育优势在国际上体现出来, 这也是我国摆脱贸易依赖的有效措施之一。
3.2 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 开拓国外市场
“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感召力和政治决策能力等, 在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过程中, 软实力是重要体现之一, 而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主要依赖于教育体系, 最终实现国际教育市场的有效拓宽。整体来看, 孔子学院建设既是一种文化交流, 也是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是国家文化输出和输入的重要载体, 在一些教育发达地区, 为留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奖助学金, 促使更多优秀人才的形成, 这对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的软实力提升创造了良好条件。相比之下, 我国在该项工作的开展上存在很大程度的欠缺, 虽然我国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均有创办, 但在教育输出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相关部门应对此提高重视程度。
3.3 处理好效益与体制之间的关系
整体来看, 我国教育模式存在明显的竞争能力不足问题, 促使教育服务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因此, 我国应借助于孔子学院的稳定发展, 将自身教育特色发挥出来, 在汲取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同时, 对教育模式进行有效创新。另外, 在孔子学院发展过程中, 也需要将竞争机制引入其中, 鼓励各个学院加入到国际竞争之中, 寻求自身最适合的发展模式, 最终实现我国教育国际地位的明显提升。与此同时, 还要做好适度调节和社会广泛参与, 促使教育适应与国际贸易发展, 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 注重教育和“制度”的相互匹配。
3.4 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除了孔子学院之外, 我国还可以通过在国际上设立各种普通话高校, 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竞争力的逐步提升。通过此项改革和发展进程, 我国高校的人才数量会急剧攀升。其次, 还要进一步加强控制学院的理论课程研究工作, 将应用型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和说明。再次, 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以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相适应, 促使高能教育直接参与到国际竞争行列之中, 还要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的输出力量, 利用孔子学院提升我国教育的吸引力, 最终为我国在服务贸易效益的提升上做出一定贡献。
4 结语
综上所述, 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从实质上讲是一种国家软实力竞争, 在中国加入了WTO后, 中国服务贸易就在不断地发展, 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 也遇到了一定的挑战。教育服务贸易随着时代的发展, 会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为国家经济发展创造出更加的效益, 国家也要明确发展的核心目标, 制定发展战略, 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教育服务贸易能力。
摘要：改革开放后, 国家经济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际贸易也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 因此, 本文针对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效益进行全面的分析。首先简单介绍我国教育服务贸易现状, 然后以“孔子学院”为实际案例, 从教育质量、软实力、效益与体制、国际竞争力这四个方面, 具体叙述了如何提升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效益, 为国家的教育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教育服务贸易,文化发展,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李梅.亚洲国际大都市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比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6) .
教育家孔子范文第6篇
我不常打开电视机寻找我偶像的讯息，因为他绝对不会出现在哪儿。我不曾发疯似地去追捧他，为他增加人气，也不会将他的海报贴在墙上每天挂念着，因为他不需要我这么做。也许有人会问我，他真的是你的偶像吗?我会说，是的，因为我的偶像是孔子。
我的偶像离我很远。孔子生活的年代离我实在遥远，两千五百多年前的生活对我来说根本无法触及，我没见过我的偶像的真人照，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相机，据《史记》记载，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脑袋上凹陷而前额又凸起。我的偶像显然不是用他的外貌令我着迷的。我的偶像是个圣人，他的神圣被历史所承认，同样被全球承认。而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学生而已，圣人离我似乎太远了。
我的偶像离我很近。孔子虽然被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但是他仍然是个普通人，他曾像我一样学习着，并非“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孔子留下了《论语》，他的教学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被他的弟子汇集编纂，后成《论语》。而每每品读《论语》的时候，我发现我离我的偶像是那么的近，我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去无限靠近他的思想，他的思想闪烁在他的文字中，圣贤的道理时隐时现，微言精义，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穷，我的偶像离我其实很近。
我的偶像里偶像很远。在奇人、怪人、新人层出不穷的时代，我的偶像似乎不能被部分人定义为偶像了。追星追到疯狂的人比比皆是，他们被称为“粉丝”。实际上我的偶像离偶像很远是因为他比大部分偶像有那么份担当，他知道偶像的责任而留下了让人汲取不尽的精神养料。而那些被称为大明星的偶像们，留下了些什么呢?“粉丝”们又能从他们身上得到些什么呢?还是他们在向“粉丝”索要些什么?人气、金钱、名誉……我不曾为我的偶像付出过什么，而他留给我的东西却是难以计量的财富。
我的偶像离偶像很近。真正的偶像应该是无法定义的。我相信孔夫子肯定是离真正的偶像很近的那种人。他的名字能够流传至今，他的大部分思想在现实中仍然有意义体现了他的不朽，这种偶像才有生命力。历史上真正的偶像都会给后人留下一块地，这块地是掘不到底的，每个挖掘者因不同所以收获也各不相同，掘得愈深，得到的财富愈多。我的偶像就是那样一块神奇的地。
我的偶像——孔子所处的山峰高不可攀，因为他被定格在人世高地，愈是理解他的人愈是觉得他无穷高。偶像是一种力量，我感受到穿越千古的力量，是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那块地去挖掘，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孔子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尊为偶像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