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基于江西省某县120份农村居民的调查问卷，文章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农村地区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拮据时的融资观念、网购频率、对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了解程度对农村居民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存在正向关系，性别存在负向关系。从4个方面提出促进农村居民互联网消费信贷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互联网消费信贷;农村居民;影响因素;Logistic 模型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消费信贷可获得性有利于提升农户的家庭消费（温雪，2018）。但是我国农村地区存在较大的资金空缺，金融机构主要投放生产性贷款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贷需求得不到满足。随着互联网消费金融信贷规模的逐年递增，农村互联网消费金融将有助于解决农村居民融资难问题。因此，研究农村居民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影响因素有助于扩展我国互联网消费信贷在农村的市场，有利于解决农村居民融资难问题，促进互联网金融在农村发展。
一、相关研究综述及本文研究思路
已有的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信贷行为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收入、所需金额、期限时间、家庭位置、金融知识和受教育水平，[Iqbal（1983）;吴雨等（2016）]。易法敏、耿蔓一（2019）的研究表明：农户对电商金融业务的价值评价、偏好程度、行为示范、周围人支持度、信息数量、资金资源以及过去融资行为影响农户使用电商平台进行融资的意愿;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金融学院调研组（2019）研究表明农村居民的信用问题制约农户使用网络借贷。
农村居民的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取决于他们申请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意愿和申请是否成功。已有研究从意愿角度进行了分析，因此，本文将从实际行为角度进行分析，將农村居民是否使用过互联网消费信贷作为一个因变量，将影响因素作为一个自变量，运用实地调研数据，采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析制约农村居民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的因素，为农村互联网消费信贷市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模型构建
由于因变量（农村居民是否使用过互联网消费信贷）是一个虚拟变量，只有0和1，不满足方差的正态性和同质性，因此不能直接用线性回归进行检验，通常借助于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设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为 P，P 的取值为 0～1 之间。将 P 转换成Ω。
式中，Ω为优势比（Odds），表示被研究的事件发生概率与没有发生概率之比，取值范围为 0～+∞。将上式两边取对数，进行 Logit 变换得：
式中，lnΩ称为 Logit经过 Logit 变换后，LogitP 的取值范围为-∞ ～+∞。这可以在一般回归模型思想上建立二项 Logistic 回归方程。设自变量分别为 X1、X2、X3……Xn，得到二项 Logistic 回归方程为：
式中：α0表示常数项，ε 表示模型的残差。
（二）变量选择与赋值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方法，分析影响农村居民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的因素。被解释变量为是否使用过互联网消费信贷，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在借鉴相关研究基础上，本研究选择了10个解释变量，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
三、样本数据来源及统计特征描述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作者对江西省某县周边农户的“一对一”实地调研。调研时间是2019年2月8日～2019年2月20日，实地调研地点分布广泛，以县城为中心，挑选了涵盖城区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村庄。
在调查的过程中，对样本的选择较为严格，受访农户的年龄大多集中在31-50岁，其原因是这一年龄段比较具备研究价值，在这一年龄段中，大多数人具备充足的经济条件、有着众多的消费欲望与支出。此外，在这一年龄段中，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差，研究他们是否使用互联网消费信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120个样本中，男女比例均衡，避免因样本分布不均而带来的结果偏差，力求结果的准确性。此次调研共收集到133份问卷，其中有效的问卷有120份，有13份信息不真实、不完整的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有效率为90.2%。
（二）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农村居民基本特征。
（1）受访者中使用过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人数。通过问卷数据整理可得，在120户被访农村居民中，有62人使用过互联网消费信贷，使用人数超过半数，说明互联网消费信贷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
（2）受访者性别。就性别而言，被访问者中男女性比例接近一半，其中有64人为男性，占比53.3%，女性为56人，占比46.7%。
（3）受访者年龄。从年龄上看，以中老年为主，年龄在31岁至40岁之间的农村居民有28人，占比23.3%;41岁至50岁之间的农村居民有43人，占比35.8%。
（4）受访者文化水平。从文化水平上看，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农村居民人数最多，有34人，占比28.3%。从年收入上来看，受访农村居民家庭年收入集中在5万至10万的人数最多为52人，占比43.3%，说明被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可观。从年支出上看，家庭年支出在1万至3万的人数最多，有41人，占比34.2%，说明被访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为合理。
2. 农村居民个人观念。
（1）受访者的收入预期。当谈及到对自己的收入预期时，认为自己未来收入会增加的农村居民最多，有56人。
（2）受访者的消费观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农村居民对未来收入持乐观态度，这一因素有可能激发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释放消费动力。从消费观念上看，而当被问及对于借钱消费的观点时，大多数认为会如果有好的消费时机或商品会考虑，持这一观点的有77人，占比64.1%，暗藏着农村居民具有使用消费信贷的意愿。
（3）受访者的网购频率。从网购频率上看，经常网购的人较多，有43人，占比35.8%。网购意味着农村居民接触且开始信任互联网金融，使农村居民树立对互联网金融的信心。
（4）受访者对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了解程度。从农村居民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了解程度来看，有47人对互联网消费信贷较少了解，占比39.1%。说明农村居民不是特别了解互联网消费信贷，互联网平台应该加强宣传。
（5）受访者的拮据时的融资偏好。当农户拮据时必须要买一件比较昂贵烦生活必须品，有40人会选择放弃购买，占比33.3%;選择向亲友借钱和使用互联网消费信贷的有35人和29人，占比29.2%和24.2%;这一选择说明了互联网消费信贷已慢慢走入大众生活中，农户逐渐了解这一新型产品。
四、实证结果与结论分析
通过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检验和模型适用性检验后，本文采用进入筛选方式筛选解释变量，得到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得知，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为5%时，最终的模型中包括了性别、拮据时的融资观念、网购频率、对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了解程度四个变量。其中，拮据时的融资观念、网购频率、对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了解程度与农村居民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存在正向关系，性别存在负向关系。
五、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建议
第一，加大对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度。积极推进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的制定，完善互联网技术应用监管体系。随着互联网金融进入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监管和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使农村居民对互联网存在怀疑态度、认为其不安全，不敢轻易使用。加之，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互联网金融诈骗识别能力，给了网络骗子一个可乘之机，使正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的推广更为艰难。推进相关法律的制定，加强对农村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力度，能够保障众多农村居民的利益，建立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的信心。
第二，加大对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的宣传，可以通过电视、官网、进村宣传等方式，展示消费信贷产品，精准宣传，给农村居民留下深刻的印象，挖掘潜在客户。农村居民对互联网消费信贷的了解程度是影响互联网消费信贷行为的一个正向因素，而在实地调研时，很多农村居民表示不了解互联网消费信贷，当了解到其优点时，表示如果有需求会尝试使用，这一数据表明加大宣传力度的重要性。
第三，创新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目前，互联网消费信贷种类较少。重视研究和开发符合农民消费需求、适合农村发展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互联网金融平台为开拓市场，可以推出一系列用于婚姻、子女教育、购车等临时性支出的信贷产品，为农村居民服务，满足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提供简单舒适的金融服务，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
第四，提高农村居民文化水平，提高农村居民的对互联网诈骗的防范意识。在重视农村居民文化水平的前提下，应加强互联网金融知识的宣传力度，让农村居民认识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清楚其业务、办理方式等知识。其次，要解决农村居民不信任互联网金融的问题，因此要普及互联网金融安全知识，提高农村居民互联网安全意识，通过编织顺口溜、拍摄小视频等形式让农村居民掌握信息安全知识和防骗手段。
参考文献：
[1]Iqbal F.The demand for funds by agricultural households：Evidences from rural Ind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3，20（01）：68-86.
[2]吴雨，宋全云，尹志超.农户正规信贷获得和信贷渠道偏好分析—基于金融知识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视角的解释[J].中国农村经济，2016（05）：43-55.
[3]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金融学院调研组，吕鹰飞，王帅，张文娟等.吉林省农村地区互联网金融发展情况调研报告[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01）：54-69.
[4]易法敏，耿蔓一.农户电商融资选择行为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94-103.
*基金项目：2015自然科学基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过程中融资约束和社会网络交互作用机理研究——以江西省为例》，项目编号71563017。
（作者单位：赖娟，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彭静，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 本文使用1999年到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并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投入改善农民生活和扩大内需的效果。本文发现，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财政教育投入较为有效，西部地区财政卫生投入较为有效，民生支出效果主要反映为替代了居民的自有支出，而尚未起到优化经济结构的作用。进而提出，在加大财政民生支出同时，应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
【关键词】 财政支出 民生 消费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居民消费率较低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结构性问题之一。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初步消退、2009年我国经济呈现V型反转的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逐渐从“保增长”向“扩内需、调结构”移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更加注重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来谋划发展，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这一决定强调了民生改善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把关注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与当前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有机联系了起来。事实上，1999—2011年，我国教育、卫生合计投入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也均超过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尤其是2003年以来，政府逐年加大了对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然而，在良好的初衷和现实的大量投入下，现有的财政民生支出是否对改善民生起到了作用？尤其是对农村地区的重点投入是否起到了启动农村居民消费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目的呢？
从现有研究看，大部分研究从不同侧面表明，政府支出，尤其是对民生的支出有助于居民消费的提高（万广华、张茵等，2001；杭斌、申春兰，2004；黄学军、吴冲锋，2006；杨子晖，2006）。但也有发现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之间并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谢子远、杨立群，2006）。上述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改进的地方在于：仅仅将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基础不同所造成的财政政策效果差異，尤其是没有把农村地区单独提取出来进行研究；选择的财政支出口径过于笼统，没有将用于民生的支出单独表示出来，从而不利于分析“促民生、调结构”的政策意义。
基于现有研究的收获和不足，本文将使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从1999年到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研究财政民生支出（以教育、医疗支出为代表）对农村居民消费率（消费倾向）的影响，通过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的对照，将影响分解为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评估财政民生支出在各农村区域的效果，并将结果与对应地区的城市消费情况相对照，根据实证结果给出政策建议。
二、民生投入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和效应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消费的恒久收入假说均可以用来解释财政民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它们得出的初步结论能够为本文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符号判定提供标尺。
1、基于恒久收入假说的影响机制
恒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是解释居民消费行为的经典理论，在该理论中，居民每期的消费是其一生恒久财富的一个比例，而恒久财富的数量则取决于目前对未来恒久收入的预期。政府的民生支出向居民直接提供了服务，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恒久收入和恒久财富水平，进而居民的当前消费与当前收入的比例（消费倾向）亦会提高。
2、基于预防性储蓄假说的影响机制
按照预防性储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居民储蓄目的在于规避和缓冲未来收入、支出和生命周期变动的风险，而中国居民近年来关注的主要风险就包括各项公共服务改革所带来的支出风险。以医疗、教育为代表的财政民生开支，能够减少居民购买必需公共服务的支出，从而降低居民支出风险和储蓄需求，进而提高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即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3、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
从方向而言，根据恒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假说，当医疗、教育为代表的民生支出增加时，居民消费倾向都会增加，我们将之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然而，民生支出不同于货币补贴或再分配，它为居民带来的收入上升或支出风险的降低，都是以提供不可储存的消费品的形式实现的。而民生支出的对象，如医疗、教育服务，本来就属于必需品，占有一定的消费预算，当财政对它们购买和提供的数量上升时，可能会出现对私人购买的替代和挤出，并反而降低居民总消费，我们将其称作财政民生支出的替代效应。
三、计量方法和结果
1、变量选取和说明
根据上述民生投入对消费的影响机制，本文的因变量选用居民消费倾向（即当期消费占当期收入的比重），使用这一指标来反映居民消费率的意义在于，它直接使用与居民生活最贴近的消费性支出和居民家庭收入，比较能说明居民的个体消费行为。为了检验财政民生支出对各地区城市、农村的互补效应、替代效应效果，本文将因变量细分为总消费倾向和扣除了教育、医疗等项目的净消费倾向：const：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cons：农村居民净消费倾向=(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合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医疗保健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
在自变量选取上，本文用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占当年各省财政支出的比例，作为财政民生支出的代表。由于2007年我国财政会计科目设置发生了重大改变，比例计算所选择的指标也需要在2007年进行调整：edu：2006年及以前=各省教育事业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教育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med：2006年及以前=各省卫生经费支出/各省财政支出合计，2007年及以后=各省医疗卫生支出/各省一般预算支出。
借鉴他人的研究，本文另外加入了几个控制变量，以提高模型解释效果，具体包括：inc：各省农村居民收入，反映凯恩斯主义消费理论（即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上升而下降）的变量，取各省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纯收入，并使用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为实际收入；price：各省农村物价变动率，即本年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上年之差；yad和oad：各省农村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即（0—14岁人口/15—64岁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15—64岁人口）。
此外，2004年开始，全国逐步开始取消农业税，到2006年已全面完成，这一惠农措施亦可能会提振农村的消费率，本文引入反映农村农业税征收的虚拟变量tax，对当年已取消农业税的省份，将该变量记作1，未取消的记作0。
2、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各省经济数据取自国泰安公司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研究数据库”，各省人口抚养比数据取自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在地理划分上，东部地区包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等10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9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0个省，市、自治区（在我国经济地理中，北京和上海两市亦属于东部地区，但两市农村人口比重较低（2008年，北京市农村人口比重15.10%，上海市农村人口比重11.39%），且随着城市扩大，农村人口居住地接近城乡结合部，其消费行为将更接近于城市人口，为避免对东部农村人口的消费行为带来异常值，所以在东部农村中不包含北京和上海）。
3、计量方程
本文具体使用的计量方程为：
其中（1）式表示总消费倾向的决定，（2）式表示净消费倾向的决定。
4、计量方法和软件
在计量方法上，根据数据横截面样本多于时间样本的特征，选择横截面加权的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在模型中加入个体固定效应；计量软件使用Eviews 5.5版。
5、计量结果
式（1）和式（2）的检验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粗体表示反映财政民生支出的自变量。
四、计量結果分析和财政民生支出效果评估
如前所述，财政民生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包括互补效应（正）和替代效应（负）。对总消费倾向而言，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都会发生作用，民生支出的总影响方向不定；对净消费倾向而言，民生支出应当只具有互补效应；而将总消费倾向和净消费倾向对比起来看，就可以评估出各个地区财政民生支出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如表3所示。
将表1、表2的计量结果与表3列举的含义对照，发现各地区农村的总消费倾向、净消费倾向受民生支出影响的系数均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未出现理论无法解释的实证结果，可以初步表明本文的计量方法、变量选取未出现错误。
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在东部农村，财政教育开支比例对总消费倾向无显著影响，对净消费倾向则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东部农村的财政教育开支兼有收入和替代效应，且水平大抵相当，这一开支虽未能提振居民总消费，但也亦有助于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在西部农村，医疗开支的增加会显著地提高居民的净消费倾向，但会带来总消费倾向的降低，这说明医疗开支对西部农村居民消费有互补效应，但互补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这一现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原有的医疗基础较为薄弱，所以政府医疗投入容易收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所以医疗投入的增加并未能明显加大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意愿。由于财政民生支出对总消费倾向的影响系数不是显著正值，所以在这两个地区和领域，财政民生收入发挥的作用仍主要是替代居民消费，而未起到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
然而，除上述地区和领域外，财政民生支出对农民的消费倾向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就东部而言，财政医疗支出的失效可能反映了东部较高医疗成本使得财政支出杯水车薪的困境；就西部而言，教育资源相对缺乏，居民仍需大量储蓄并向其他地区购买教育服务（尤其是高等教育服务）的现状或可解释财政教育支出的失效。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民生支出失效则可能反映了中部地区既缺少较强经济实力，又缺少足够政策支持的尴尬。
此外，在计量结果中，在东、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反映取消农业税的虚拟变量（tax）对消费倾向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反映了国家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有效地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亦从侧面表明了对财政民生支出辅以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本文研究的是财政民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并不是说只有当消费倾向增加时，财政民生投入才起到了积极效果：民生投入的本意就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只要民生投入能够起到替代居民民生消费的效果，就表明民生投入落到了实处，提高了居民福利水平，实现了“雪中送炭”；而进一步的净消费倾向和总消费倾向增加，即财政民生投入的互补效应，则反映了民生投入对改善经济结构的效果，具有“锦上添花”的意义。基于此价值判断，本文根据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如下。
第一，我国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倾向的影响效果在地区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教育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西部地区的财政卫生投入对消费倾向的提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替代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中部地区的财政教育、卫生投入对改善农村居民消费没有带来显著效果。总体来说，财政民生支出的效果还停留在为居民直接提供服务的层次上，未明显起到优化经济结构和扩大内需的作用。
第二，东部和西部民生支出的不同效果，反映出教育和医疗这两类公共品性质的不同：教育相对于医疗而言，是更注重“质量”的公共品，对教育进行的公共投入，如果要发挥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就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教育基础水平为条件；而医疗，尤其是较低水平的医疗保障，则是较为容易通过“数量”起作用的公共品，在医疗基础水平较差的条件下，财政医疗开支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更容易发挥，但当医疗水平较高后，对医疗的进一步投入就可能因为医疗服务的较高价格而收效甚微。
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在进一步扩大财政民生支出时，注意不同地区民生支出的结构优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东部地区着重增加教育投入，并在理顺利益关系、平抑医疗价格基础上，适当减少和节约农村医疗投入；中部地区保持现有结构，稳步提高投入水平，以发挥财政民生投入的替代效应为基本目标；西部地区着重增加农村医疗投入，同时提高教育资金投入的效率，将教育资金用在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上。
【参考文献】
[1] 杭斌、申春兰：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敏感度的变参数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9）.
[2] 黄学军、吴冲锋：社会医疗保险对预防性储蓄的挤出效应研究[J].世界经济，2006（8）.
[3] 万广华、张茵等：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
[4] 谢子远、杨立群：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
[5] 杨子晖：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J].世界经济，2006（8）.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研究目的：确定河南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内容并对2005～2009年河南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现状进行研究。研究结论：河南省总体城乡统筹度不断提高，但在2006年以后城乡居民消费因子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并最终影响了河南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进度。
【关键词】城乡统筹；指标体系；因子分析；河南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新理念，并把“城乡统筹”放在了这个新时期发展战略的首位。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首要地位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对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城乡统筹发展已迅速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笔者选取了地处中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为全国之首的河南省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因子分析方法对该省的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初步的测算，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些加快该省城乡统筹发展的建议。
一、国内关于城乡统筹水平测算的研究回顾
（一）城乡统筹的衡量方法
1.城乡比值
现阶段最，采用差值和比值是衡量城乡统筹水平最常见的方法。纵观已有的有关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文献，多数研究采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用城乡比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Ui=
Ui表示城乡间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Ri表示农村指标的数值，Ci表示城市指标的数值。
2.目标值与实际值比值
现有文献中，还有另外一种测评城乡统筹度的思路，即将城乡统筹指标的实际值和目标值进行比较，以此反映当前城乡融合的程度。用差值来衡量城乡差距，其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Ui表示城乡统筹发展第i个指标的数值之比，Gi表示该指标的目标值，Fi表示该指标的实际值。
（二）指标权重的测定方法
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测算中，确定指标体系权重是极为重要的一步。权重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了测算值的高低。因此，科学的指标权重测定方法是计算城乡统筹水平的基础。目前应用于城乡统筹发展评价体系的权重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因子分析法等。
其中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之所以称其为因子，是因为它是不可观测的，即不是具体的变量），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
笔者认为用城乡比值作为本文城乡统筹的衡量方法更为合适。因为较之于目标值与实际值之比，城乡比值更能突出现阶段城乡之间的差别。此外，本文选择因子分析法作为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笔者认为通过因子分析法确定的权重更具有客观性，该方法能消除指标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挖掘出潜在因子，此外通过因子分析法的降维作用可以突现出影响城乡统筹水平的主要因子。
二、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评价指标构建
（一）城乡统筹评价指标设计原则
本文在设计城乡统筹评价指标体系时以下述四点原则作为设计标准：A、科学性原则。尽量选取能够反映城乡统筹程度的衡量指标，以求对城乡统筹有一个真实、可靠的评价。B、操作性原则。城乡统筹是一个全新概念，对城乡统筹的评价还处在探索阶段，没有现成的指标体系可以借鉴。而且能反映城乡统筹水平的指标很多，因而建立的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就显得很重要。C、突出经济性指标原则。经济性指标是衡量城乡统筹水平的主要的和基础的指标，经济指标的数据真实可靠，获取方便，便于比较。
（二）城乡统筹评价指标
：城乡人均居民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城市恩格尔系数/农村恩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居民消费水平。
：城乡百户家电拥有数比=农村百户家电拥有数/城市百户家电拥有数（以洗衣机、电冰箱、电脑加总数量来计算）。
：城乡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费用比=农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费用/城镇居民人均文教娱乐及服务费用。
：城乡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比=农村家庭人均医疗保健费用/城镇家庭人均医疗保健支出。
：城乡年末储蓄存款余额比=农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
以上指标均为正指标，指标值越大，说明城乡差距越小，城乡统筹水平越高。
三、数据的整理与分析
评价城乡统筹发展水平选取的7项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城乡统筹的信息。但这些变量与变量间往往不是相互独立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简单地将上述指标得分加权作为城乡统筹状况的结果将严重的影响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因此，可以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进而得出一个涵盖各方面信息的“城乡统筹度”评价值。文中搜集计算了河南省2005～2009年7项指标值，使用SPSS18.0软件和EXCEL 2003软件，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5年到2009年河南省各年份的城乡统筹度。
（一）2005～2009年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7项指标数据
对时间跨度为2005～2009年的原始数据进行收集和计算，得到反映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7项指标数据（见表1）。文中数据主要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2006～2010），但其2008、2007两年年鉴中缺少指标农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费用的数据，故笔者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2009）中河南省的数据加以替代。
（二）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几个相互独立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本文利用SPSS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对河南省城乡统筹度进行实证分析。
1.确定公因子个数
确定公因子个数m。首先要使“解释的总方差”表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85%（见表2），再结合表“旋转成份矩阵”中变量不出现丢失确定公因子个数m（见表3）从表2可以看出，前2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已达93.931%，说明前2个公因子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的大部分信息，因此，选取前2个公因子（见表4）。
2.公因子Fi命名及表达式
将表2中的第i列向量除以第i个特征根的开方后得到第i个公因子的Fi变量系数向量（见表4）。对数值大的对应变量为Fi命名。由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可以看出，、、、、在F1上载荷较大，即公因子F1从收入、医疗、储蓄、生活质量等方面反映出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可以把F1称为城乡统筹综合因子；指标、在公因子F2上的载荷较大，反映了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把F2称为城乡居民消费因子。
四、结论及建议
“城乡统筹度”是本文用来衡量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城乡统筹度越大，城乡统筹发展水平就越高。
（一）城乡统筹度稳步增长
近年来河南省城乡发展中的差距出现逐年减小的良好态势，但是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绝对差距仍然巨大。因此，河南省应以“中部崛起”、全国统筹城乡发展建设为契机，坚定促进“三农”发展的政策导向，进一步加大城乡统筹建设的工作力度，切实做到落实国家政策、缩小城下差距。
（二）城乡统筹综合质量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消费水平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城乡统筹综合因子F1是影响城乡统筹发展最主要的主要因素。该因子在2005～2009年一直呈持续上升趋势，这说明河南省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而这就使得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居民消费因子F2，作为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却在2005～2009年间增长缓慢并且出现下降的趋势。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城乡居民消费因子F2的下降，即持续拉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部分抵消了综合因子F1对城乡统筹度的正向推进作用，从而减缓了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因此，作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主体的政府，要把促进城乡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收入结构、基础设施建设的均衡发展放在首要位置。与此同时，还要兼顾城乡间收入分配与消费的均衡，逐渐缩小城乡收入与消费的差距。
作者简介：张璐（1988－），女，江苏南京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一穷二白”社会历史背景下,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也是迫不得已实施的发展战略。这个阶段持续了30余年。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或根本性的改观,随着国家财力的不断积累,逐步改变了长期的消费压抑政策,国家通过收入分配、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多种途径,对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方面的历史欠账进行了补偿,使得我国的居民消费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突出地表现为居民消费率显著上升。
但即便如此,如前所述,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仍明显偏低,究其原因,并不是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投资增长过快,国民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高于用于消费的比例,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结构失衡。而在持续下降的消费率中,又主要来自居民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这是直接导致我国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而消费则处于相对弱化的地位。但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在三十年间仍得到很大提高,尤其是近两年,居民消费并没有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明显影响,城乡居民消费热点持续升温,消费结构升级转型步伐还在加快,这主要得益于在严峻的世界经济环境下,党和政府均把扩大内需、促进居民消费放在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得城乡居民消费信心和热情不减。据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沈阳、西安7个城市和浙江绍兴诸暨、福建福州长乐、辽宁锦州北宁、河北石家庄辛集、湖南岳阳临湘、四川成都彭州、陕西咸阳兴平7个小城镇及其下辖农村地区总计3803名16～60岁常住居民进行入户访问的调查结果,2009年10月份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信心指数为3.24分,比上年同时期的3.19分略有提高;在预测今年居民家庭理财特点时,得知今年计划“多储蓄少消费”的家庭比例将比上年有所降低(2009年为50.9%,预计2010年降至46.4%),其中农村居民降幅明显(2009年为54.2%,预计2010年降至36.1%)。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经历和正在经历着三次升级转型时期,目前我国正面临居民消费升级转型重要或关键时期,即从第二次消费升级向第三次消费升级的优化和升级转型(详见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基本处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时期;从6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我国城乡居民开始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消费阶段,但总体上是低水平的维持温饱型的消费,属于典型的高积累低消费阶段,这个阶段在消费与供给的博弈中,消费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居民消费呈现典型的平均分配特征,这个阶段持续了30余年;从改革开放以后的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期,我国居民消费进入了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随着供给的增加和居民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急剧扩张,消费热点来势凶猛,持续时间较长,居民消费欲望和消费潜力均得到极大释放,许多经济学家称这一时期是我国居民消费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这个阶段居民消费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开始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多数居民家庭有了一定积蓄,为进 入第三阶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开始进入以享受型模式为主要特征的第三阶段。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按照国际经验,我国总体上应该进入了消费加速转型阶段,居民消费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我认为这样的转型升级应该是我国居民消费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鉴于我国国情,这个阶段的升级转型持续时间较长,这个阶段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以及居民消费环境的逐步改善,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物质消费为主转变为非物质消费为主,生存资料消费比重进一步降低,享受和发展资料消费比重上升;消费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以人为本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这个阶段居民各种高档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房、家用电脑、现代通信商品等有效需求逐步上升,对服务消费(如餐饮、旅游等)的需求和质量要求意识大为提高等。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而决定居民消费主导因素之一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呈不断扩大态势,因此居民消费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传统一代和新生一代居民之间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的居民之间差距巨大,加之部分居民受传统消费观念的束缚和消费环境的影响,又制约着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等,因此准确地讲,目前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应该是刚刚迈入第三次消费升级的门槛;要从总体上完成我国居民第三次消费升级转型,任重道远,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
未来10～15年时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总量和规模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未来10余年时间也将是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黄金时期,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十分巨大。各级政府的责任就在于抓住机遇,多管齐下力促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协调与均衡地提高,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和升级,加速居民消费的转型步伐,为居民消费升级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尽快地从整体上迈入第三次消费升级阶段,力争用最短的时间使我国居民消费水平总体上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居民消费水平,使我国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重新崛起。
(作者系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 作 者 】卢嘉瑞
【作者简介】本文作者系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 正 文 】
一、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特点
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呈现如下特点：
首先，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1994年平均每人生活性消费 支出为2851.34元[(1)]，比1990年的1278.89元增长1572 .45元，增幅为122.95%。
其次，生活消费增长最快的当属吃、穿、用三项，其中尤以吃的消费为最，它们 的增幅(与1985年相比)依次为304.44%、298.18%和249.7 8%。详细情况见下表。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生活费支出及构成表
(附图 {图})
第三，食品消费仍占很大比重，但恩格尔系数下降。详细情况见上表。1994 年恩格尔系数为49.89%，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40 —50%为小康，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已接近小康。
第四，生活质量有了较大改善。在吃的方面，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 肉禽蛋35.6公斤，鱼7.9公斤，鲜奶5.3公斤，鲜菜120.7公斤，粮食 101.7公斤。动物性食品比1990年增加2.4—13.4个百分点。在穿的 方面，199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390.38元，比1990年增 长1.3倍。在居住条件方面，到1994年底，63%的中国城镇居民住上了单元 配套房，人均居住面积超过8平方米的家庭达66.3%，比1990年增加11. 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领域不断扩大。1994年城镇居民人 均购买耐用消费品支出217元，比1990年增长1倍。每百户拥有彩色电视机8 6台、电冰箱62台、电炊具75件、空调5台、淋浴器25台、吸尘器9台。 第五，消费水平出现巨大差异，逐渐形成富有、富裕、小康、温饱、贫困5个不 同的消费层次。富有阶层的消费是豪华式消费，“他们吃什么、穿什么、买什么、用 什么一般不问价钱，而只关心消费的档次够不够豪华和气派。他们中有身穿几十万元 一件的貂皮大衣、配戴价值10多万元的首饰、怀抱万元小狗的时髦女郎;也有花三 万元吃一餐、花上万元住一宿，坐着林肯、福特等私家车的公子哥”[(2)]。当今 在中国购买别墅的，其中一部分人也是这个富有阶层。据对北京市已入住的8个别墅 区的400个住家进行的调查，在以自住为目的的购买者中，有一部分就是中国的“ 个体老板、文艺界‘大腕’”[(3)]。这个富有阶层已经不是一掷万金而不惜，而 是一掷几十万金甚至百万金而不惜。中国广东汕头市一家县城挂牌销售的镶满纯金的 “华丽尔型豪华意大利睡床”，每张售价高达100万元，还供不应求，其奢靡豪华 的消费令人咋舌。[(4)]
与富有阶层的消费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当今中国的城镇居民中，还存在“温饱阶 层”和“贫困阶层”，他们由于收入微薄，只能低消费，有些家庭也只能解决低质量 的温饱问题。
第六，城镇居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增长迅速。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人均
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呈上升趋势，1994年比1993年增长了34.7%。1 /3的家长认为应为子女的教育需要而进行储蓄，相当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约1/6 的费用被市民投入子女教育及辅助养成。
第七，文化消费增长缓慢，比重过小。文化消费包括文化享受和文化娱乐。一个 时期以来，文化消费确曾发生过误导与偏差，不仅出现了重物质消费轻文化消费的现 象，也出现了腐朽没落文化泛滥的现象，这是需要特别警惕的。
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
第一，收入的增加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19 9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3179.15元，与1990年的1387 .27元相比，增长了129.17%，扣除涨价因素，平均每年递增8.6%。只 有收入增加，才有可能提高消费水平，优化消费结构。
第二，不同阶层收入的巨大差别造成了不同阶层消费上的差别。据中国国家统计 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显出逐渐扩大的趋势。这份报告把城 镇居民家庭划分为贫困、温饱、小康、富裕、富有五种类型。贫困型家庭，年收入在 5000元以下，占总家庭的3.8%;温饱型家庭，年收入5000—10000 元，占总家庭的36.1%;小康型家庭，年收入1至3万元，占总家庭的50.1 %;富裕型家庭，年收入在3至10万元，占总家庭的8%;富有型家庭，年收入在 10万元以上，占总家庭的1%左右。[(5)]目前中国的富裕阶层(含富有户和富 裕户)主要包括这样5种人：“
一、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
二、‘走穴’的演员和组 织演出的‘穴头’;
三、合资企业的中方负责人;
四、乡镇企业的承包者;
五、各类 经纪人”。[(6)]这个高收入阶层拥有巨额存款。据1991年的资料，中国8亿 多农民储蓄存款只有2737亿元，占总存款数的26%，人均仅为295元;城镇 居民约3亿，储蓄存款4500多亿元，占总存款数的33%;而高收入人口总计不 超过3000万，占全国人口不到3%，但存款总额高达2932亿元，占存款总数 的28%。[(7)]这份资料显然有些过时，但毕竟能反映一些问题。据另一份较新 的资料：“在城镇居民中，最富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46%，而最贫 穷的20%家庭仅占全部收入的6.04%”。[(8)]这一数字显示，我国居民之 间的贫富差距已超过美国(1990年，美国最贫穷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 .6%，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
收入上的巨大差别必然体现在消费的差别上。据中国陕西省提供的一份资料，这 个省的富有型(富豪型)家庭的人口约占城镇居民的8%左右。这类家庭户均储蓄存 款在10万元以上，属于高消费阶层。他们的消费目的以自我满足和快乐为第一位， 处处显示自己的优越地位，炫耀自己的阔气。富裕型阶层的恩格尔系数为0.35， 约占该省城镇居民的10%。这一阶层的家庭户均拥有存款5.37万元，生存资料 占30.7%，享受和发展资料占69.3%;其消费率为77.8%，而积累率为 22.2%，属于偏高消费阶层。小康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45，占城镇居民 的50%。到1993年底，小康家庭的生存资料占45.4%，享受资料和发展资 料占54.6%。他们的家庭消费率为85.9%，而积累率为14.1%，属于适 度消费阶层。温饱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4，约占城镇居民的30%。他们的 生存资料大约占69.3%，而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占30.7%，其家庭消费率为 96%，积累率仅为4%。贫困型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为0.59左右，占全省城镇居 民不足10%。其家庭的积累率有的年份为负数，家庭消费资料几乎全为生存资料， 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极少。[(9)]
第三，中国仍然是低收入国家，大多数城镇居民只能顾及基本生存资料的消费，
而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消费的比重还不大，因此，吃、穿、用的消费增长比较快，家 庭积累率很低，甚至是负数。
第四，从消费的角度看，中国城镇居民作为消费者的素质还不高。消费者素质是 特指人作为消费主体在消费行为上所具备的修养和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审美鉴赏 能力、识别挑选能力、质量监督能力和适度消费能力。前3种能力反映了消费者的文 化素质、商品知识、消费觉悟和消费技能，而适度消费能力则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收 入水平，也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成熟程度。保守性消费、浪费性消费、愚昧性消 费和畸型消费等，都不是适度消费，除收入水平外，决定这一行为的另一因素是观念 ，即消费者的消费观念。不能量入为出、适当提高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便是保守性 消费;挥霍无度、不讲究科学的享受，便是浪费性消费;以封建迷信慰藉空虚的心灵 ，或者表达一种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便会产生愚昧性消费;偏重于官能物质消费 而忽视精神文化消费，便是畸型消费。
三、中国城镇居民不良消费的种种表现
刚刚步入小康生活水平阶段的中国城镇居民，由于旧观念的泛起，由于消费者素 质还不高，由于富裕程度的巨大差别和观念的进步落后于财富的剧增，由于政府对各 级官员的行为缺乏有力的约束和管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城镇居民还存在一些不良消 费行为。主要表现是：
第一，浪费性消费令人痛心。暴殄天物，消费主体并没有在消费过程中获得应有 的享受。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消费中的浪费是惊人的，且有增无减，令人痛心。 中国的饮食文化世界独步。一些人以各种名目用公款大吃大喝。据粗略估计，每 年用公款吃喝要花掉上千亿元。吃中摆阔，浪费了大量珍馐名肴。据最新材料，地处 中国西北的大城市兰州市饭店酒楼目前平均每桌饭菜要浪费一到三成。某家大饭店全 年餐桌浪费至少能解决上万人的吃饭问题。而兰州市大小酒楼饭馆逾万，其浪费之大 可想而知。[(10)]中国是一个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粮食不充足的国家，可是一年 却因喝酒喝掉了大量粮食。据测算，平均每生产1公斤白酒耗粮约2.2公斤。19 94年中国年产白酒651万吨，产销基本平衡，也就是说一年中喝掉了1432. 2万吨粮食!相当于北京这个1100万人口的大都市3年多的全部口粮数。[(11 )]非但如此，中国人喝的酒也越来越名贵。据报载，从1993年开始，中国便成为 法国科涅克“人头马”白兰地的头号市场，过去的一年内，中国人消费了1600万 瓶高档白兰地。[(12)]法国白兰地公司总裁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我们一 直致力于提高美国人对法国白兰地的兴趣，但直到现在，每年才喝掉我们11%的产 量。而在亚洲，我们只是稍稍花了点力气，就卖出了总产量的64.4%”。[(13 )]
婚礼消费中也有极大的浪费。前几年中国流行一句话：“不是万元户，莫想娶媳 妇。”如今，城镇居民家庭的结婚费用早已大大超过了万元的界限。有些婚礼消费其 实是公款消费，这或许是中国的一个“特色”。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中国每年约有 1000万对人结婚，其中城镇人口约达300万对。如果按每对平均用车3辆计算 ，年用车共达900万辆次。结婚用车中公车比例约在90%，即810万辆次。如 果按每辆次车平均最低费用50元计算，那么，全国城镇人口每年结婚占用公车将耗 费4亿元多之国家和集体经费。[(14)]
城镇居民中的富有阶层的炫耀性消费所演示的挥霍浪费更是惊人。报载，上海有 一位老板娘竟用2000元一块的手帕为价值10万元的宠物擦屁股;两位大享为博 得千金一笑，竟驾车奔到无锡往太湖里扔下数万元一块的劳力士表。这种人虽为数极 少，但影响很坏。[(15)]1994年有一条新闻格外引人注目，说的是一位北京
大款和深圳大款请客吃饭，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豪爽、大方，竟相提高价码，最后 是北京的大款花35万元请了深圳大款一顿饭。由于这个数字是1992年中国大陆 人均年收入的两千两百多倍，换言之，这一顿饭的开销可以让两千两百多个普通的中 国百姓过上一年，因此它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16)]
第二，愚昧性消费令人遗憾。愚昧性消费主要是指活人花在死人身上的消费和封 建迷信之类活动中的消费。前几年，“不花几千元，死者难安眠”就已成为中国城乡 家庭操办丧事的真实写照。如今，有些城镇家庭的这笔消费已大大突破了“几千元” 的界限。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天津市每天仅在北仓和程林庄两大殡仪馆就烧掉千余 个花篮，一年下来，价值至少千万元。[(17)]为死人建坟墓既浪费了大量宝贵的 土地资源，也浪费了大量资金。以中国的浙江省为例，这个省近年来共滥建坟墓47 万多个，致使人均耕地只有0.56亩的浙江约2000公顷的土地被坟墓覆盖。[( 18)]此外，封建迷信活动也已侵蚀某些工矿企业、党政干部。长沙市有一家国有农 场，近年来企业效益大幅度增长，职工收入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作出决定 ，划出一块临江的“风水宝地”，耗资200万元，兴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 19)]1996年春节期间，在福州市，不少党政干部乘公车上山烧香拜佛，以祈求 新年升官发财。[(20)]
滥建坟墓、非法建造寺庙，这是愚昧落后的表现。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正在狠刹这 股风气。
第三，“灰色”消费令人无奈。所谓“灰色”消费是指用于人情关系中的消费。
“灰色”消费名目繁多，什么乔迁新居、晋职升级、求人办事等，都要花上一笔钱。 对于花钱的人来说，实在是迫于无奈。据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全国每年人情费支出高 达1000至1400亿元。[(21)]
今天，在许多中国人中流行一句话：“不送礼办不成事”。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不良风气，也说明了“送礼者”的无奈。
四、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政策导向
第一，发展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广大居民的消费需要。这既是中国政府 发展经济的目的，也是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在中国实行改革开发政策以来，中 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显著提高，是以他们的收入不断增长和社会所能够提供的实物 消费品为前提的。为了更好地满足城镇居民的消费需要，中国将继续采用先进科学技 术，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更多更好的消费品。
第二，优化进口商品结构，丰富国内市场。中国政府已经作出规划，2000年 进口商品总额为2000亿美元。进口的一部分消费品，是为了繁荣中国的市场，满 足人们的不同需要。
第三，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在满足市场需要的同时，兼顾经济的稳定、 协调发展。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市场为导向调整产业结构是必 要的，这样做有利于较好地满足市场需要。但是实践证明，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 极性，其对产业发展的调节往往滞后，因而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有鉴于此，中国 坚持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实行政府的宏观控制，即发展宏观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这样就能克服单纯的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协调 、健康发展。
第四，控制物价上涨，治理通货膨胀。中国正处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通货膨胀 有时难以避免。但是高通胀会扰乱经济秩序，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同时也 会限制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中国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治理通货膨胀，使 零售物价涨幅由1994年的21.7%下降到1995年的14.8%，并力争在
1996年回落到10%以内。
第五，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政府的政策是鼓 励一部分人凭诚实劳动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是目前在不同部 门就业的劳动者、不同阶层的人士中，出现了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并且这个差距正在 扩大。这一情况直接影响着消费，使不同阶层的消费水平也出现了不合理差距。中国 方面正在采取加强个人所得税征收、工资和企业经济效益挂钩、限制某些人的过高收 入、取消某些行业职工的不合理收入、控制某些行业福利性开支的过快增长等办法， 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
第六，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中国居民 消费中的种种不良表现，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是对资源和社会财 富的极大浪费。造成这一社会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居民的观念落后，消费者素质差 ，缺乏对资源短缺的危机意识。因此，中国政府正在完善有关的法规制度杜绝这些现 象，通过政策引导居民家庭投资与教育事业，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 城镇居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在全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消费风尚。
注释：
[(1)]本文使用的货币名称为人民币。
[(2)]1995年9月18日《消费时报》。
[(3)]何世境：《住京城别墅的人是谁?》，1996年6月4日《华商日报 》。
[(4)]沈永昌：《“金睡床”的忧思》，1996年6月18日《中国经济时 报》。
[(5)]1996年6月10日《金陵晚报》。
[(6)]1992年11月11日《消费文摘》。
[(7)]李安定：《民众轿车不是梦》。
[(8)]孙敬水：《贫富差距扩大——一个跨世纪的隐患》，《经济论坛》19 96年第11期。
[(9)]1995年3月1日《中国消费者报》。
[(10)]1996年5月20日《经济参考报》。
[(11)]1996年1月15日《光明日报》。
[(12)]转引自吴晓波：《1600万瓶白兰地的下落》，《南风窗》199 5年第11期。
[(14)]李明锦：《婚礼车队后面的黑洞》，《八小时以外》1993年第1 0期。
[(15)]转引自1995年9月18日《消费时报》。
[(16)]1994年1月21日《工商时报》。
[(17)]1995年11月13日《北京晚报》。
[(18)]1996年6月2日《光明日报》。
[(19)]1996年4月10日《工人日报》。
[(20)]1996年4月9日《工人日报》。
农村ELES模型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1.饮酒频率。由表1可见，偶尔喝的人数占主体(近七成)，经常喝的人数占不到两成。而每天喝占约一成，表明嗜酒如命、酒瘾大等问题在黄州酒类消费群体中小范围内存在，需引起注意。
2.饮酒原因。绝大部分消费者(六成)把饮酒作为一种社交及公关手段，可见酒在社交场合必不可少。其次，以饮酒为乐的占近两成，生活习惯和以保健为目的共占近两成。以饮酒来排忧解闷的人属极少数，但也就应引起重视，见图1。
3.饮酒的场合与地点。黄州区居民酒消费场合主要是聚会和节日，各占五成和三成，可见酒在喜庆、聚会等场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成消费者喜欢天天饮酒，其余人在心情不好时或其他场合饮酒，见图2。由图3可见，主要的酒消费场所是中低档餐饮场所和家里，其次是高档宾馆饭店和娱乐场所。在单位饮酒仅占很小一部分。分析原因，黄州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月收入大部分在1000～2000元上下，在家里或中低档餐馆消费比较适宜，而在高档宾馆饭店消费比较高，因此，大部分人会选择家里和餐饮场饮酒消费;另外娱乐场所，虽不适合大型招待、喜庆等活动，但对于小型聚会、节日等，娱乐场所消费也是不错的选择。
4.消费者购酒地点。由图4可见，消费者购酒地点主要为超市和商场，而传统销售场所杂货店、酒店烟酒专卖店、酒店也占据一定的比例。
5.酒消费水平。由图5可知，每周酒花费在30元以下的占据半数，花费在31～100元间的占据三分之一，其余人每周酒花费在100元以上;由此
可见，绝大部分居民主要消费中低价位水平的酒类产品。
6.消费者喜爱的酒种及品牌。由图6可见，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喜欢喝啤酒，半数受访者喜欢喝白酒，喜爱果酒、配制酒的人数各占一成左右，而喜爱黄酒的则只占1%。由此可见，白酒和啤酒是黄州区居民喜爱的主要酒种。分析原因，此现象与黄州当地经济水平有一定联系，黄州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相对比较落后，而白酒和啤酒价位一般较低，与黄州居民消费能力吻合。另一方面，湖北省白酒和啤酒行业本地企业发展迅速，这也促使白酒和啤酒处于主导地位。葡萄酒属于中高档产品，所以仅受到一小部分消费者的青睐。由于黄州居民在酒的保健功能上有一定认知，所以配制酒也受到一小部分人的欢迎。由图
7、图
8、图9可见，黄州区市场上白酒、啤酒消费情况有着共同的特点:第一，竞争激烈，多个厂家共存和竞争;第二，主要以本省品牌为主，如白云边、枝江大曲、行吟阁、金龙泉等。由于湖北本地气候条件限制，本土鲜有葡萄酒产出，所以葡萄酒消费则主要是一些国内知名品牌，如长城、张裕、王朝等。
7.影响居民选购及消费的因素。在可能影响黄州区居民选购消费酒的众多因素中，质量是居民考虑的首要因素，见图10.这说明一款酒只有质量过硬才能赢利市场。其次是价格、品牌与偏爱。广告因素影响较小。
8.居民酒消费满意度调查。半数居民对酒的口味和质量满意，表明经过治理整顿，制售假冒伪劣酒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超过八成居民对价格满意度较差，说明黄州地区居民收入不高，而名优酒普遍价格偏高，严重影响了普通居民向往品味好酒的愿望。超过九成居民对包装、售后服务及其他方面不满意，说明酒的过度包装已引起普通消费者不满，售后服
务工作也有待加强。
总结
通过对黄州区酒类消费情况调查，得到如下结论:1.绝大多数黄州区居民把酒看作社交工具，仅两成居民以饮酒为乐。偶尔喝酒的居民占主体，说明绝在大多数居民已认识到大量饮酒有害健康。2.主要购酒地点为商场、超市。主要在聚会和节日饮酒，并且饮酒地点以中低档餐饮场所及家里为主。每周消费酒30元以下居民占据一半以上，产品档次主要为中低档产品。3.主要消费酒种为啤酒和白酒，且以本省生产的知名品牌为主。4.质量、价格、品牌、偏爱是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居民对酒的口味和质量较满意，而对价格、包装、售后服务等满意度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