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管理研究综述范文第1篇
目前, 已有的经验研究结果表明, 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然而, 学术界对盈余管理行为是否能被投资者和监管当局识别尚无统一认识。随着盈余管理在资本市场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研究人员也开始集中讨论盈余管理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后, 对国内外已有的部分盈余管理和市场反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总结。
一、盈余管理的相关理论
(一) 盈余管理概念的界定
盈余管理 (Earning Management) 最早出现在Schipper (1989) 发表的《盈余管理评述》一文中, 强调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基于个人利益动机, 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William.K.Scott (1997) 认为盈余管理行为不会超出会计准则规定的范围且具有经济后果。即界定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层在GAAP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自身利益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行为。Healy、Wahlen (1991) 认为盈余管理应该既包括编制财务报告时对报表项目的管理, 也应该包括对真实经济交易的构建来误导投资者等相关信息使用者对于公司收益的理解。陆建桥 (1999) 定义盈余管理为企业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 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做出的会计选择。
(二) 盈余管理动机
1. 资本市场动机
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资本市场的动机主要有:实现IPO、配股、增发、避免摘帽等;达成收购目的;达到证券分析师或投资者的预期。上市公司为了能顺利实现在资本市场的首次公开发行, 即首发 (Initial Pubic Offerings, IPO) , 在首发前报告了非预期应计项目 (Teoh、Welch&Wong, 1998;Teoh、Wong&Rao, 1998) , 股票初始发行之后, 公司转回了非预期的应计项目。Perry、Williams (1994) 研究了企业收购中的盈余管理行为, 发现在收购发生前, 上市公司的操纵应计利润项目为负。当企业预期的实际盈余无法达到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时, 企业管理层会选择向上的盈余管理来进行弥补 (Burgstahler&Eames, 1998) 。陈小悦 (2000) 、黄新建 (2004) 、陆正飞 (2006) 等对配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了A股公司为了满足证监会的配股资格要求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王跃堂、王亮亮、贡彩萍 (2009) 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 发现由于市场对税率降低的公司有正面反应, 税率降低的公司存在明显的避税动机的盈余管理行为。
2. 契约动机
契约动机主要包括基于管理报酬契约的盈余管理和基于债务契约的盈余管理。Healy (1985) 研究发现, 当限定了经理人员的奖金上限和下限时, 经理人员更倾向于应用可操控性应计来降低当期收入, 但奖金没有上下限时, 他们更倾向于应用可操纵的应计项目来增加当期收入, 从而使得自己当期能够获得最大化的报酬。当企业面临违反债务契约的风险, 临近债务契约临界点时, 管理层会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可能会利用会计计量变更或者会计估计来增加盈余, 以推迟技术性的违规罚款 (Sweeney, 1994) 。
3. 政治成本动机
公司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是为了规避政府的反托拉斯法规或避免特定的行业监管 (Healy&Wahlen, 1999;Watts&Zimmererman, 1986) 。Cahan (1992) 考察了1970-1983年间受到反垄断调查的48家企业, 指出受到反托拉斯监管调查的公司在被调查当年报告了使收益减少的非预计应计项目。Zimerman (1983) 发现避免监管, 降低政治成本是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动因, 他研究了公司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的关系, 发现规模大的公司比规模小的公司更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三) 盈余管理方式
1. 应计盈余管理
利用应计盈余管理指利用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方法的可选择性进行盈余操纵。如销售收入与费用确认时点的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与残值的估计、存货计价方法的选择、资产减值准备与预计负债的估计等。这种方法造成的结果会影响会计盈余在各个期间的分布情况, 但不会影响公司各期的盈余之和。应计盈余管理的成本很低, 但更易受到审计师和监管部门的关注, 更容易被察觉, 审计风险比较高。李增泉 (2001) 研究发现, 当上市公司有扭亏、配股动机时, 公司往往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来增加当期收益, 而当上市公司有亏损、利润平滑动机时, 公司则一般会通过资产减值政策的选择来减少当期收益, 增加未来收益。
2. 真实盈余管理
真实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层通过改变销售、生产、投资和融资的时间或规模等进行利润操控。如为提高当期利润而进行期末降价促销, 提供更宽松的信用政策, 削减当期广告费用、维修费用和研发支出等, 或者过度生产以降低单位销售成本。真实盈余管理既影响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 也会影响各期的盈余之和, 甚至还会损害公司的长期价值, 所以真实盈余管理成本较高。
管理层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 一是因为操纵应计项目易引起审计师和监管者的注意, 而真实盈余管理与企业的真实经营活动难以区分, 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隐蔽性, 面临的法律风险较小;二是因为应计盈余管理通常会受制于企业的商业运营模式及前期的应计利润操控量 (Barton&Simko, 2002) , 如果公司只是利用应计项目操纵盈余, 可能会导致公司期末面临盈余不能达标的风险, 此时再进行真实活动操控已晚。Graham、Harvey和Rajgopal (2005) 通过对401位财务高管进行调查发现, 约有80%的调查者承认, 为了达到盈余目标, 他们会降低可操控性费用的支出水平, 如广告费用、研发费用和维修费用等, 有55.3%的调查者指出, 为了达到盈余目标, 他们会推迟新项目的启动时间, 即使这样可能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价值损失。
二、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内容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较早的研究证实, 资本市场投资者能识别出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如投资者似乎能够辨认进价上升期间那些为了税收利益而采用后进先出法的公司, 并且对相应的报告盈余的下降反应温和 (Hand, 1992) 。对银行贷款减值准备的研究发现, 市场对过于乐观的贷款减值准备计提表现出厌烦, 说明市场对通过贷款减值准备计提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能够察觉 (Wahlen, 1994、Liu, 1997) 等。
有部分学者对投资者能够完全识别盈余管理行为提出质疑。如对股份发行期间的盈余管理的研究证明, 在新股发行年份拥有导致收益增加的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公司的股票随后会有明显欠佳的业绩表现。Teoh、Welch Wong (1998a;1998b) 以及Teoh, 、Wong和Rao (1998) 的研究发现在初始上市发行前, 一些管理者虚报盈余, 试图增加投资者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和提高股票发行价格, 之后, 公司盈余管理的转变使投资者大失所望。Chen and Rees (2010) 实证检验了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与未来公司表现的关系, 以及市场对当期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反应情况。发现为了迎合分析师盈利预期而进行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公司, 比起使用应计盈余管理达到其目标的公司, 其未来业绩表现更好, 且与不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未来业绩相比没有显著差别
还有一些研究了当盈余管理被指认或被发现之后的市场反应。如Dechow、Sloan和Sweeney (1996) 指出, 证监会调查一些因为盈余管理问题的公司被初次宣布有盈余管理行为时股价平均下降了9%。Foster (1979) 发现, 那些被Abraham Briloff的文章批评有误导财务报告实务的公司在消息发布日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8%。
(二) 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关于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很少, 主要集中在研究一些特殊公司 (IPO、配股、亏损等) 盈余管理行为造成的市场反应, 通过研究可操控应计利润与非正常报酬率, 探讨应计项目盈余管理与股票价格的关系。还有一些研究从交易量的视角检验超常交易量与盈余信息直接的相关关系。
张祥建和徐晋 (2006) 对上市公司配股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了研究, 发现盈余管理扭曲了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判断, 误导其投资决策, 投资者无法识别公司配股融资中的盈余管理, 大股东在配股过程中获得了额外利益。张鹏 (2009) 通过研究年报公布日及其后一段时间的股票非正常报酬率, 发现调高盈余的上市公司会产生正的非正常报酬率, 而调低盈余的上市公司有负的非正常报酬率, 投资者无法完全识别出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陈汉文、郑鑫成 (2004) 证明中国上市公司平均而言通过操纵应计项目进行了正的盈余管理, 而且证券市场对可操纵应计作出了价格反映。而有研究发现投资者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并与上市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 共同追求超额收益 (邵毅平、张健, 2011) 。杨秀艳、郑少锋 (2007) 研究证明, 投资者能够识别通过非主营业净资产收益率ROE进行的盈余管理。这可能是由于分开列出了损益表中主营业务利润与非主营业务利润, 便于投资者识别。
评述
对于学术研究领域, 现有的关于盈余管理的市场反应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很大的完善空间, 多数都是基于国外资本市场背景的研究, 国内关于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的关系的经验研究较少, 主要集中在IPO、配股、亏损等特殊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引起的资本市场反应、盈余管理动机的市场反应以及检验市场对不同盈余管理手段的反应有何区别等方面的研究。以我国资本市场特殊的制度背景, 研究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的关系, 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不同模式的盈余管理行为, 若能识别盈余管理行为, 市场对于不同模式的盈余管理反应如何, 这可能有别于国外的研究, 这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向。
摘要：本文基于盈余管理相关理论, 对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反应关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 发现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 但资本市场对于盈余管理的反应如何, 以及投资者是否能够识别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结果尚无统一结论, 本文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了盈余管理与资本市场反应关系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盈余管理,资本市场,市场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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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研究综述范文第2篇
扶贫济困、保障民生, 是政府的责任, 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在精准扶贫提出之前, 借鉴一些学者的分析, 可以把我国的扶贫从见过起划分为五个阶段:收入分配和社会发展减贫 (1949—1978年) 、体制改革主导的农村扶贫 (1979—1985年) 、解决温饱的开发式扶贫 (1986—2000年) 、巩固温饱的全面扶贫 (2001—2010年) 和全面小康的精准扶贫 (2011年至今。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 自此, 精准扶贫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由于这一概念提出的时间不长, 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尽完善, 但是已经有大量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本文试图从精准扶贫产生的理论基础、内涵特征以及实施困境入手, 对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归纳整理, 希望能够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找到一条适合当前中国进行扶贫开发的可行道路。
2 研究现状
目前学者对于精准扶贫思想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 引用比较多的理论包括反贫困理论、社会精细化理论、社会互构理论以及共享的发展理念。
黄承伟和刘欣从经济、制度、组织、区域特色等角度展开, 对于“十二五时期”所开展的一系列扶贫工作运用反贫困理论进行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精细化理论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 王宇、李博和左停运用精细化理论的核心理念进行分析, 将“精、准、细、严”融入精准扶贫中, 从而实现扶贫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最终实现扶贫治理由“大而全”向“小而精”转型。吴晓燕将精细化理论渗入扶贫的各个具体过程的优化设置, 从最初的精准识别到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最后的精准考核, 扶贫全程都做到精细化的管理。郑杭生、李棉管从社会互构理论的视角, 指出精准扶贫要突破个人主义与社会结构两种范式之间的鸿沟, 需要社会与个人的共同努力, 即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一方面要加强对建档立卡个体的帮助, 另一方面要进行开发式扶贫, 改变当地经济结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促进贫困户自身建设, 从“输血”变为“造血”。谢撼澜和谢卓芝则进一步从共享发展的发展理念要求我们拓展中国式扶贫开发道路, 她认为习近平的减贫思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依靠公有制减贫、发展生产力减贫以及加强人的能力素质减贫的思想。
目前, 我们对于精准扶贫这个概念的认知, 多数停留在中央文件以及报刊杂志上的解释, 学术界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还不完善, 大多数解释都是针对精准扶贫程序的一个概括, 都是与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有关, 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能够从更加具体的角度给出基本定义。
大部分学者认为, 精准扶贫首先是精准识别, 就是通过一定方式将低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识别出来;在精准识别之后, 对各类人口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帮扶指导, 因户因人做出有针对性的指导;之后就是精准管理, 针对贫困人口开展动态管理, 保证对所有识别出的贫困户建档立卡, 然后根据实际变化, 将已经摆脱贫困的人口家庭调整出去, 同时识别出新增的贫困人口, 这样通过动态管理来保证精准扶贫的有效性;最后是精准考核, 对于扶贫效果必须要有明确的把握, 这一过程的考核对象是政府。定义中有这四方面解释的学者有汪三贵和郭子豪、葛志军和邢成举以及莫光辉等。还有贺东航和牛宗岭等。有些学者在定义中除了给出以上四部分之外, 还有其他的侧重点。郑瑞强和曹国庆给出的定义则重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主要指政府、贫困户与社会等, 强调扶贫主体的信息与行为活动过程、频频对象的规模与分布、扶贫资源的结构等方面。黄承伟和覃志敏认为, 精准扶贫的内涵在包含以上四点的同时, 要着重强调通过一系列贫困识别机制识别贫困, 同时必须深入细致分析致贫的不同原因, 从而能够因人而异解决贫困问题。庄天慧和陈光燕等学者认为精准扶贫是变“粗放漫灌”为“精准滴灌”, 要将政府、市场、社会、社区、扶贫对象的共同参与作为基础, 在以前三方力量参与的基础上, 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概念。刘解龙等从生态文明、民族繁荣稳定和政党与政治等层面解析了精准扶贫的丰富内涵;董家丰分别从瞄准对象的精准化与治贫对策和脱贫成效的精准化两个维度来解析精准扶贫的意涵。李鹍等认为精准扶贫是依照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精准管理上, 构建能进能出的动态考核机制。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实践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 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大多数学者的分析都集中在该政策具体实施的各个阶段。
在政策实施过程的第一步精准识别方面, 存在着识别不准确的问题, 因为贫困农户的统计工作量十分庞大, 因为一些原因, 这个工作只能由专业机构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 基层政府没有能力对所有住户进行收入统计;另一方面, 贫困户的建档立卡名额并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科学计算出来的, 而是由上级政府进行分配, 这就使得最终的贫困户需要根据名额确定, 这就导致在贫困户识别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在精准帮扶中的问题首先是扶贫项目没有瞄准农户, 没有根据贫困户的产生原因具体采取扶贫措施, 帮扶过于死板, 扶贫很难让贫困户真正受益, 其次是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体制不完善, 以往扶贫资金通常与项目捆绑在一起, 缺乏灵活性, 导致精准扶贫精度下降, 同时产生资源浪费。在精准管理上, 由于贫困户建档立卡时间为三年, 在这三年中有些新贫困户不能及时进入扶贫范围, 已经脱贫的农户也不能及时退出, 使得贫困户的进出机制不够完善。对这些困境进行分析的学者主要有汪三贵和郭子豪[7]、张笑芸和唐燕、李春明、唐丽霞等。
葛志军在分析以上困境的同时还发现在识别过程中, 很多家庭困难户因为需要外出打工或者看病等一系列原因常年不在家, 同时由于建档立卡不给钱使得广大农户对于公共事务态度冷漠, 所以识别工作只能做个大概, 结果不够准确;帮扶过程中要扶勤不扶懒, 对于好吃懒做的贫困户需要首先进行教育, 改变思想认识;在扶贫资金上, 紧靠政府提供的资金远远不够, 贫困户三年只能一次性获得两千元的补助, 同时上级批下来的部分资金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这就需要广吸纳社会力量的支持。在参与性不强、项目资金不足等问题上陈晓兰和沙湾强等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
邓维杰认为精准扶贫中存在贫困人口规模自上而下由政府分配, 集中连片贫困区域排斥分散的贫困人口,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导致识别有误等问题, 解析了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规模排斥, 区域排斥, 以及人为排斥等现象。吴雄周和丁建军等关注扶贫政策的实际执行, 通过单维瞄准与多维瞄准进行分析, 指出政策执行中面临着参与排斥、规模排斥、协同排斥和主体排斥的困惑。
何得桂等从经济学角度进行分析, 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提出土地资源与环境承载, 搬迁成本与配套资金, 产业支撑与移民生计等问题是移民搬迁的结构性制约因素。杨秀丽从法制化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精准扶贫面临政府部门责任不清, 资金缺乏, 制度保障缺失的困境。唐丽霞、王国勇、黄承伟等学者也从扶贫动力、资金整合与资源配置、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对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进行不同程度的分析。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 虽然各个学者对精准扶贫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 但基本内涵都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等内容, 其核心问题都是“谁来扶”“怎么扶”和“扶持谁”。精准扶贫政策是当前开展扶贫工作的必经之路, 同时我们也看到精准扶贫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对此, 本文试着提出一些基本解决路径。针对于精准识别中的难题, 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模式对贫困户进行识别, rag数据来说话, 一方面避免任人唯亲的现象发生, 另一方面在了解收入的基础上对于医疗、消费等全面把握, 使得识别信息更加准确;在精准帮扶方面, 应该从贫困户的需求出发, 制定出相应的政策, 真正做到因人因地而异, 同时完善相关优惠政策, 吸引社会力量注入;在精准管理方面, 要完善进出机制, 通过大数据信息实时了解动态, 真正让贫困人口受益;综合考量以上各阶段的完成情况来实现对政府部门工作的精准考核。
摘要：贫困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国家就一直十分关注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 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指导下, 各级政府积极响应号召, 扶贫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突破, 精准扶贫问题也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本文试图对于部分学者的观点进行总结, 归纳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实施困境, 希望能对精准扶贫问题有更加准确的把握。
关键词：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实施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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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研究综述范文第3篇
1.1.1自然地理、水系及经济发展概况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流域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由青弋江、水阳江、漳河三水系组成，地跨安徽、江苏两省21个市县，分别于当涂、芜湖和澛港汇入长江，流域面积18850km2，其中安徽省占93%，江苏省占7%。流域西北部滨临长江，东北部以茅山山脉与太湖流域为界;北与秦淮河接壤;东南、南、西南三面以黄山、天目山及九华山为分水岭，分别与新安江、秋浦河等为邻。流域大地构造属江南古陆与南京凹陷的过渡区，由于地壳差异性的升降运动，地貌呈南高北低态势。流域内山地面积占54%，丘陵区面积占27%，平原圩区面积占15%，湖泊面积占4%。水阳江和青弋江分别发源于天目山山脉和黄山山脉的北麓。流域上游属丛山峡谷地区，岩石分布主要为花岗岩和变质岩。流域中游为低山丘陵区，岗峦起伏，为皖南山区与沿江平原的过渡地带。下游为滨临长江的平原圩区，主要由长江及本流域河流的冲积作用和湖泊淤积而成，河道纵横，水网交错，土壤肥沃，为著名的鱼米之乡，一般地面高程为7～8m，低于汛期洪水位3～4m。
流域水系主要有两江、一河、四湖，即水阳江、青弋江、漳河、南漪湖、固城湖、丹阳湖和石臼湖。
水阳江位于流域东部，流域面积10385km2，干流长273km。东津河、中津河、西津河三条支流在河沥溪附近汇合，河沥溪以上为上游。干流流经宣城后即进入圩区，经新河庄后进入下游水网区，流经水阳镇、西陡门后称运粮河，至花津后称姑溪河，在魏家渡汇青山河后由当涂金柱关入长江。水阳江最大的支流为右岸的郎川河，流域面积2526km2，郎川河直接与南漪湖相通，经湖泊调蓄后，通过北山河在新河庄与水阳江相汇;此外，支流还有华阳河、夏渡河，流域面积分别为280km2及360km2。
青弋江位于流域中部，流域面积7100km2，干流长233km。主源有麻川和舒溪两支，两河汇合后称尝溪，至陈村为上游区，出陈村峡谷后称青弋江，沿途经泾县、西河镇至湾址后称为下游。其下河流分为二支，一支经清水河至芜湖汇入长江，一支经赵义河、青山河由当涂入长江。青弋江较大支流有徽水，流域面积1072km2;其次为琴溪河，流域面积442km2;还有寒亭河、孤峰河等。
漳河位于流域西部，流域面积1365km2，长95km，南陵以上为上游区，黄墓渡为中下游分界，经石硊，在澛港汇入长江。漳河下游河道弯曲，石硊～澛港段弯曲系数达3.5以上。主要支流有峨溪河、后港河等。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自进入中下游以后，比降平缓，水系发育，河道交织。水阳江和青弋江之间有黄池～乌溪河和青山河，青弋江和漳河之间有资福河和上潮河串通，下游地区还有许多支汊河道，形成复杂的河网。
南漪湖位于水阳江中游，固城湖、丹阳湖及石臼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四湖在12m水位时，总面积为695km2，总容积为38.1亿m3。六十年代以来，由于人工围垦，现湖面已大大缩小，南漪湖面积减少了7%，固城湖面积减少了60%，石臼湖面积减少了23%，丹阳湖低圩灭螺，已围垦82%。由于四湖所处位置不同，因而对调节本流域洪水的作用各异。对水阳江来说，其调洪作用以南漪湖最为显著，其次为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反之，若承受长江倒灌的洪水，首当其冲为丹阳湖、石臼湖，其次为固城湖、南漪湖。 流域水系有当涂、芜湖和澛港三口与长江相通。长江洪水较高时，经常发生顶托或倒灌现象。影响范围：漳河可达黄墓渡，青弋江达湾址，水阳江至新河庄附近。倒灌现象尤以芜湖为甚，倒灌时间一般在4～8月。下游湖泊充蓄高程，一般受芜湖及当涂二口水位控制，介于二口的长江水位之间，因而常出现由芜湖口倒灌，经清水河～青山河或经清水河～运粮河～姑溪河，至当涂口出流的现象。
流域范围涉及皖、苏两省的2个地区、4个省辖市的21个县。其中长江与青弋江交汇的芜湖市是皖南的政治、文化、商业、交通中心，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域国民经济虽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发展速度相对长江下游地区而言，还是较低的。流域内工业依托自然资源，结合城市建设，已初步形成门类较齐全，并具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主要工业有钢铁、造船、电力、纺织、化肥、农机、建材等。农作物以水稻为主，是著名的稻米产区，其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55%以上，其他粮食作物有小麦、大豆、玉米等，经济作物有棉花、油料、茶、烟、麻、竹等。
流域内的主要城市芜湖市，位于长江和青弋江的交汇口，历来是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交通中心。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芜湖港已被列为长江沿岸首批对外开放港口之一，芜湖市已成为安徽省皖江开发区的中心城市，并在长江流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芜湖市工业主要以轻纺为主，造船、建材、机械、化工、冶金等门类齐全，此外，芜湖还是水阳江、青弋江及巢湖地区农付产品的集散中心，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
流域内另一重要城市宣城市，位于皖赣铁路与宣杭铁路交汇处，在建的高速公路318国道穿城而过。芜湖长江大桥和318国道的建设使宣城市北至合肥，东至杭州，南至黄山均有便捷的陆上通道。以水阳江为干线的水上通道可直达芜湖，并通往长江黄金水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宣城市已形成了门类齐全、以轻、重工业并举的工业体系，主要涉及采掘、原料加工、机械制造、纺织、食品、电子、轻工等行业。城区贸易发展也较快，“九州市场”现已成为安徽省十大贸易市场之一。另外，宣城市依山傍水，自然环境优越，人文景观丰富。鳌型古城、宋代双塔、敬亭山风景区、夏渡森林公园及扬子鳄湖均是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年接待大量游客。
流域已初步形成包括铁路、干线公路及水运在内的综合运输网，境内现有宁铜、皖赣、宣杭等铁路线。公路干线网发达，318国道横穿流域(广德～芜湖)，此外还有马鞍山～芜湖～铜陵，芜湖～泾县～黄山，芜湖～宁国～黄山三线贯穿南北，现在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有公路相通。水运北依长江黄金水道，流域内有下游水运网，通航里程约670km，其中分段常年通航里程150km，最大可通航300t级驳船，年运量80～100万t。
流域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是我国著名的稻米产区和重点的经济作物产区;工业以轻工业为主，已逐步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流域下游水道纵横，内河航运有一定基础，全流域通航里程约670km，但由于受地势及长江水位影响，全年通航里程仅约150km。
流域水力资源不甚丰富，青弋江水系水能理论蕴藏量为231.6MW，水阳江水系为145.3MW。可开发水力资源500kW以上的电站，青弋江有37处，装机容量为257.5MW，年发电量7.55亿kW.h;水阳江23处，装机容量86.4MW，年发电量1.92亿kW.h。流域水能资源已初步开发，装机容量近200MW，年发电量6亿kW.h，其中陈村水电站装机15万kW，是长江下游支流上最大的水电站。
据1997年统计，流域总人口652.8万人，其中安徽598.8万人，江苏54万人;耕地543万亩，其中安徽476万亩，江苏67万亩。国内生产总值435.1亿元，其中安徽408亿元，占94%。工农业总产值640.7亿元，其中安徽573.9亿元，约占90%。
1.1.2流域防洪规划工作概况
本流域洪涝灾害频繁，严重影响当地国民经济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流域内洪涝灾害治理极其关注。20世纪5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下游工程局对全流域进行了查勘，后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长流规要点报告》中提出了初步规划意见;20世纪7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对该流域的综合治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先后提出了《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初步规划意见》、《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规划意见》等报告;安徽、江苏两省有关部门和水电部十四局也在流域内开展了大量规划设计工作。1981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编制完成《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较全面提出了流域综合治理和开发方针，防洪除涝规划方案和工程措施。主要防洪规划方案为：
上游兴建陈村(已建)、港口湾(正建)、牛岭、凤凰山和汤村水库，以控制上游黄山、天目山暴雨中心洪水，削减干支流洪峰。
中游地区，青弋江、漳河两岸圩区需要继续加高加固堤防。为改变青弋江洪水东下的状况，减轻水阳江行洪压力，修建青弋江改道工程;水阳江中游继续加高加固堤防，实施南漪湖控制运用，以充分发挥其调蓄干支流洪水的作用。扩大双桥河，使分流入湖流量由1000m3/s增加到2700m3/s，进口处建闸控制;扩大北山河，设计出流量1000m3/s，最大倒灌流量1500m3/s，并建闸控制，新河庄设计水位12.5m，下泄设计流量2000m3/s。
下游地区，结合青弋江分洪道工程进行漳河下游裁弯取直;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卡口拟进行拓宽，扩大行洪流量。丹阳湖拟定为蓄洪垦殖区，固城、石臼二湖建闸控制运用;为减轻长江洪水对圩区威胁，在芜湖、当涂二口建闸控制。
1992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根据80年代发生大洪水情况，对流域防洪规划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补充，对流域综合治理近期工程规模和防洪效益进行了补充研究，完成了《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防洪补充规划报告》。上述规划报告上报后由于多种原因尚未审批。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流域内连续发生了199
1、199
5、199
6、199
8、1999五场大洪水，流域内洪涝灾害严重。水利部对本流域防洪治理十分重视，安排长江水利委员会开展防洪规划。本次规划对流域内已发生的洪水进行了大量的分析计算工作，并根据新的洪水形势对上述规划报告中提出的防洪治理方案进行了复核。经复核认为，上述规划报告中拟定的防洪治理基本方案是合理的。由于流域内洪水水情和工情变化，港口湾水库正在建设，90年代大洪水新河庄水位多次超过13m，且新河庄以上堤防堤顶高程一般已超过14.0m高程，为了处理好上下游防洪关系，本规划通过分析研究后，双桥河进南漪湖流量由原规划2700m3/s调整为1300m3/s，将新河庄水位由原来提出的12.5m增加到13.0m，下泄设计流量相应由原来提出的2000m3/s提高到2300m3/s，由此可减少新河庄以上超额分洪量约1.8亿m3，减少破圩分洪面积50km2，新河庄及以下扩大河道泄流能力：整治猫儿湖分洪旁道，进行水阳镇开卡，对裘公河东门渡和扬泗渡两处扩宽;上姑溪河局部扩卡、下姑溪河完成水下疏浚。完成以上防洪工程后，流域总体可防御1996年型洪水。其中，水阳江中游约20年一遇，水阳江新河庄、青弋江西河镇、漳河三叉口以下水网地区约20～40年一遇防洪标准。
1.2洪水、洪灾和流域防洪形势 1.2.1洪水
本流域洪水主要由暴雨形成，集中发生在5～7月份，个别年份由于台风暴雨形成的洪水出现在
9、10月份，如1961年，其径流特性与降水基本一致。由于上游系黄山、天目山地区，是皖赣山地暴雨区的暴雨中心，加之上游山区山高陡峻，河流坡降大，河槽调蓄能力小，降雨汇流迅速，所以洪水频繁并具有洪峰高、历时短的特点。一次洪水历时一般为3天，多则7天，其中1天洪量占3天洪量的50%左右，3天洪量占7天洪量和7天洪量占15天洪量均约70%左右，流域洪水年际变幅较大，年最大洪峰、洪量变差系数Cv值均在0.5以上。
经过洪水统计分析，水阳江宣城站洪峰1996年最大，考虑破圩洪水还原后，频率约50年一遇。一天洪量1961年最大，频率约40年一遇。三天～十五天洪量1999年列第一位，七天和十五天洪量频率达100年一遇以上;新河庄控制站(现新河庄站以下干流与北山河出流汇合断面，下同)十五天洪量199
9、198
3、1996年列前三位，频率分别为90年、70年和约20年一遇;郎川河合溪口站最大洪峰、一天、三天洪量1984年最大，特别是最大洪峰和一天洪量频率接近100年一遇。七天洪量1999年最大，频率55年一遇;青弋江西河镇站最大洪峰、一天洪量1998年最大，频率约45年一遇。三天、十五天洪量1996年最大，频率53年一遇。七天洪量1999年最大，频率为77年一遇;漳河南陵站1983年洪峰、一天洪量仍为解放以来的最大值，其频率为45～70年一遇。三天～十五天洪量1999年最大，其中七天、十五天洪量频率超过100年一遇。上述各站频率计算成果详见表3-2～3-6。
本流域洪水集中发生在6月中旬至7月中旬，长江洪水发生在7～8月份，两者洪峰遭遇不常见。九十年代，由于长江连续出现了几场大洪水，本流域出口长江水位较高，顶托了水阳江、青弋江、漳河的洪水下泄，加之流域内也发生了较大洪水，从而造成严重的洪灾。据长江芜湖弋矶山站解放以来年最高水位及洪水期时段最高水位统计(见表3-
7、3-8)，平均每十年洪水位上涨0.07～1.0m。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比，洪水位平均上涨达1.0m，增幅十分明显。可见，九十年代长江和本流域均出现丰水期，流域内较大洪水遭遇长江高洪水位顶托，影响本流域洪水下泄。
1.2.2洪灾
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上游系皖赣山地暴雨区的暴雨中心，由于降雨量大且集中，河流下游洪水受多种条件制约而排泄不畅，因而流域内洪灾频繁、严重。据历史资料记载，近300年来，流域内共出现大小洪灾200多次，平均三年二次，每次洪灾都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又据解放以来50年(1949～1998年)资料统计，流域平均每年受灾93万亩，成灾51万亩，其中安徽省平均每年受灾79万亩，占全流域每年受灾的85%;每年成灾44万亩，占全流域每年成灾的86%。流域内成灾30万亩以上的年份有25年，平均2年一次;成灾面积100万亩以上的有9年，平均不足6年一次。洪水泛滥，给流域内的工农业生产和居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破坏，也严重影响了流域内国民经济的发展。
形成洪水灾害的主要原因有： ⑴上游山区缺乏控制性蓄洪工程，中游区间洪水亦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本流域位于南北冷暖气流交汇频繁地带，受低压槽、江淮切变线及台风等影响，上游山区常以灾害性暴雨气候出现。特别是1990年以来，暴雨发生的机遇增加，先后发生了1990、199
1、199
5、199
6、1998和1999年局部或流域性特大暴雨，给中下游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已建陈村和正建港口湾水库虽可发挥较大作用，但水阳江上游东津河、中津河及支流华阳河、郎川河和漳河等均未建蓄洪水库，常使中下游地区形成洪灾。
⑵中下游河道泄洪能力严重不足，加之圩区水系紊乱，泄洪不畅。 目前，水阳江干流双桥河口以上河道安全泄量约5000m3/s，宣城北门约4000m3/s，两水庵以上约3000m3/s，新河庄约1300m3/s。而解放以来，宣城站实测流量超过4000m3/s的年份就有10年，通过双桥河口分流约1000m3/s，并考虑港口湾水库的削峰作用，仍有199
6、198
3、1961年等年份的洪峰流量超过河道安全泄量。在一些年份，当上游约4000m3/s的洪水至两水庵、新河庄，通过蔡庄河、北山河分洪入南漪湖约1500m3/s，尚余约2500m3/s需下泄入江。而小河口至西陡门段泄洪能力更是严重不足，如在1999年洪水位下干流仅下泄1300m3/s左右，计及裘公河分流约500m3/s，合计仅下泄1800m3/s左右，约相当于干流来水的70%左右，致使该河段成为排泄上中游洪水的卡口河段。洪水被迫滞留在中游水网区，使新河庄、南姥咀、水阳一线持续保持高水位，对中游圩区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中游地区破圩成灾的根本原因。青弋江干流由于上游修建了陈村水库，中游河道安全泄量已达5000m3/s左右，泄洪能力不足的问题基本解决，但下游河道泄流能力仍然不足，需要结合青弋江改道予以解决。此外，漳河行洪能力不足1000m3/s，需要结合青弋江改道进行其下游裁弯，以扩大河道行洪能力。
青弋江西河镇、水阳江宣城水文站和漳河资福河口以下进入圩区，“两江一河”进入圩区以后，水系紊乱，水网交错，泄洪通道不畅。在青弋江和水阳江之间有乌溪河、青山河等相通，当青弋江和水阳江同时发生洪水时，由于芜湖口出水不畅，加之水位受长江影响西高东低，青弋江大部分洪水由清水河～乌溪河东下，部分洪水由青山河出当涂口，另一部分进入水阳江干流，或注入其下游湖泊，或转经姑溪河出当涂口。这样不但妨碍水阳江洪水顺利下泄，而且抬高了水阳江及下游湖泊水位，延长了青弋江和水阳江洪水持续时间。青弋江和漳河之间，上有资福河、下有上潮河相通，在一般情况下，漳河洪峰在先，部分洪水通过资福河流入青弋江，当青弋江洪峰到达时，漳河洪水减小，可通过资福河向漳河分流。因此，资福河为一天然调节河流，而上潮河目前淤积较大，调节洪水作用不明显。
⑶流域出口受长江洪水影响，常出现顶托甚至江水倒灌现象。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出口直接与长江相通，尚无控制工程，因此常常出现长江洪水顶托甚至倒灌现象，抬高了内河水位，充蓄下游湖泊。倒灌时间一般在4～9月，且主要由芜湖口倒灌，倒灌水量或充蓄湖泊、河网槽蓄容积，降低本流域洪水的调蓄能力(如1980年)，或挤占由当涂口排洪入江的河道，延长防汛时间(如1983年)。长江洪水顶托倒灌的主要原因在于芜湖至当涂之间的长江河段，由于东、西梁山锁口壅水，形成0.7～1.0m的落差，抬高了芜湖水位，影响了本流域的出流，加重了下游广大圩区洪水灾害。
⑷湖泊围垦、河道设障，加重了洪水灾害
自六十年代起，流域内的一些人为因素加剧了洪灾的损失。其一，流域下游湖区由围湖造田、低圩灭螺，发展到大规模、无计划盲目围垦，与湖争地，使湖泊调洪作用减少，目前下游丹阳、固城和石臼三湖面积分别减少了82%、60%和23.4%，中游南漪湖面积也减少了7%;其二，出于塞支强干、联圩并圩，减少堤防战线的需要，一些支岔河道被封堵，而干流行洪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其三，干流河道堤外江滩被围垦，有些河段堤外建房、建码头矶头、过量抛石等。
以上种种因素，降低了湖泊调蓄能力及河道行洪能力，进一步加剧了上游来量与中下游泄量不平衡的矛盾，降低了中下游圩区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增加了防洪负担。
1.2.3流域防洪形势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建国50年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本流域的治理工作，先后兴建了大量的水利工程。迄今为止，流域中下游堤防均普遍进行了加高加固，已初步形成了堤、库结合的防御工程体系，防洪能力有所提高。目前，水阳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堤防防御能力约5～7年一遇，漳河接近20一遇，郎川河约7年一遇。与此同时，流域内还修建了大量的综合利用水库，据统计，流域内现有水库457座，总库容约40亿m3。其中位于青弋江上游的陈村水库和位于水阳江上游支流西津河上的港口湾水库，为流域上游防洪控制性水库，水库总库容分别为26.9亿m3和9.58亿m3。陈村水库建成后，可使青弋江中游地区的防洪形势得到显著改善，防御洪水标准由5年一遇提高到约30年一遇;港口湾水库建成后，可使宁国县和宣城市的防洪标准达到约20年一遇，使水阳江中游圩区防洪标准达到约10年一遇左右。
经过多年治理，流域防洪工程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流域整体防洪能力仍较低，洪灾仍然频繁严重，防洪形势仍然相当严峻。
流域防洪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⑴上游山区洪水仍未得到有效控制。特别是水阳江上游河沥溪以上东、中津河和漳河上游的洪水得不到控制。
⑵中下游河段泄洪能力不足，加之圩区水系紊乱，泄洪不畅。特别是新河庄以下至西陡门河段安全泄量目前仅700～900m3/s，与该河段泄洪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⑶水阳江中下游湖泊尚无控制工程，加之由于围垦减少了湖泊的调蓄作用; ⑷流域出口无控制工程，受长江洪水顶托，常出现江洪倒灌现象。 ⑸洪水预报、调度手段落后，非工程防洪措施不完善。 总之，上述问题是本流域综合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水阳江中下游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但防洪能力最为薄弱，改善该地区防洪能力不足的现状是流域治理的重点和当务之急。
1.3规划指导思想、原则、标准和水平年 1.3.1规划指导思想
以《水法》和《防洪法》为依据，贯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按照人水协调的治水思路，研究和制定流域防洪体系及总体布局，为流域防洪工程的分期实施和国家有关部门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3.2防洪规划治理方针原则 根据《水法》中开发利用水资源和防治水害的基本原则以及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的总方针，水阳江、青弋江、漳河流域的开发治理以解决防洪问题为主，结合除涝、灌溉、航运、发电。综合利用规划的总方针为：“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团结治水，分期实施。”，达到兴利除害，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根据本流域的自然条件和防洪方面存在的问题，确定流域防洪治理的原则为：上、中、下游兼顾，上游以蓄为主;中游泄蓄兼施;下游在充分利用湖泊调蓄作用的基础上，尽可能将洪水外排;江口建闸控制，防止长江洪水倒灌;同时注重防洪非工程措施建设，建立起完善的防洪体系。
流域治理涉及到两省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综合治理开发时，要贯彻顾全大局、团结治水的原则，协调好各方面的矛盾，促进治理开发方案的实施。
1.3.3防洪治理标准与设计洪水代表年
依据《防洪标准》(GB50201-94)，结合流域的防洪现状、洪水灾害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小，以及兴建防洪工程的合理性，并考虑到本流域是长江开放城市—芜湖市的腹地，是皖江开发的重要一翼，拟定本流域防洪治理标准分别为：水阳江中游万亩以上大圩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宣城市是地级市，是皖东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加之318国道穿城而过，考虑城市发展需要，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远景配合其他防洪工程到达50年一遇;流域内郎溪、高淳、泾县、宁国、旌德、广徳、芜湖(湾沚)、南陵、繁昌、当涂等县城，按照其城市规模，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这些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水阳江、青弋江及漳河下游水网区，水系相互串通，圩区耕地总面积100余万亩，防御标准取20～40年一遇。芜湖市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防洪城市，其防洪标准按照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1990年修订)的规定，以长江1954年洪水为防御对象并拟定相应的防洪工程措施。
由于本流域洪水组成复杂，三江出口又受长江洪水影响，总体采用频率洪水作为防御对象较为困难，宜选用与防御标准基本相当的代表年洪水进行防洪总体安排。根据宣城、西河镇等水文控制站资料统计分析，1996年典型洪水在水阳江中游约相当于20年一遇，在“三江”下游水网地区约相当于20～40年一遇。防御对象取为1996年洪水，基本符合上述拟定的防洪标准。本规划中选取1996年为设计洪水代表年，长江水位取1996年实测水位，进行整体洪水分析，安排流域防洪治理措施。“三江”出口段下游堤防受长江洪水影响，以1954年型洪水位控制。
1.3.4规划水平年
本次规划的基准年为1999年。
根据本流域经济发展和防洪工程建设情况，拟定规划水平年近期为2010年，远景为2020年。
1.4流域防洪体系与防洪工程规划 1.4.1流域防洪体系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长江水利委员会(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会同皖、苏两省对本流域的防洪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并确定了流域防洪治理的总体布局。本次防洪规划，经进一步分析论证认为，原规划总体布局是较为合理的。但由于几十年来，流域工程现状、水文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拟定流域防洪规划总体布局如下：
上游除已建陈村、在建港口湾水库外，结合兴利修建牛岭、凤凰山和汤村水库(总库容41.14亿m3，其中调洪库容14.37亿m3)，以控制上游黄山、天目山暴雨中心洪水，削减干支流洪峰。
中游地区，青弋江、漳河两岸圩区需要继续加高加固堤防;为改变青弋江洪水东下的状况，减轻水阳江行洪压力，修建青弋江改道工程;水阳江中游继续加高加固堤防，实施南漪湖控制运用(包括修建双桥闸、马山埠闸及北山河局部整治和油榨沟封堵等，使双桥河分洪入湖流量达到1300m3/s，北山河最大倒灌流量达到1700m3/s和设计出流量达到1000m3/s左右)，以充分发挥其调蓄干支流洪水的作用;为保证宣城市城市防洪安全，拟在干流右岸孙家埠附近双桥联圩设置分洪区，分洪区面积约5km2;另外，将新河庄设计洪水位提高到13.0m，使其在遭遇设计洪水时下泄流量达到2300m3/s左右，并通过南漪湖控制运用，为下游防洪创造条件。
下游地区，结合青弋江改道工程进行漳河下游裁弯取直和对漳河肇家埠扩卡;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卡口拟进行拓宽，扩大行洪流量;裘公河拟对东门渡、杨泗渡两处卡口河段进行整治;并进行猫儿湖分洪旁道整治;丹阳湖拟定为蓄洪垦殖区，固城、石臼二湖建闸控制运用;对姑溪河进行局部扩卡和水下切滩，对铁、公路桥阻水建议与交通部门商议解决;青山河局部崩岸段进行抛石护岸治理;为减轻长江洪水对圩区威胁，在芜湖、当涂二口建闸控制。
此外，还需建立较为完善的水情自动测报系统和防汛指挥决策支持体系，加强上中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及防洪工程的管理。
1.4.2防洪工程规划
⑴上游兴建综合利用水库
本流域上游系天目山、黄山暴雨中心，河道坡降大，洪水陡涨陡落，汇流迅速，结合水资源综合利用，兴建大中型水库以有效控制洪水，从而减轻中下游洪水威胁。经过多年规划研究，提出上游兴建陈村、港口湾、牛岭、凤凰山和汤村等五座水库工程。其中陈村水库已于1972年建成，港口湾水库现已基本建成，为青弋江、水阳江防洪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他三座水库也在有关规划文件中多次予以肯定，现仍考虑作为控制上游防洪的主要措施。
以上水库均有综合利用效益。主要表现在：防洪方面水库削减了洪峰流量，减轻中下游地区的洪水威胁，提高下游防洪标准;其次，为中游丘陵区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为农业增产创造条件;同时具有发电、水产养殖等效益。五座水库主要指标详见表5-7。
⑵河道整治
水阳江中游是本流域防洪问题比较突出的河段之一。上游兴建港口湾水库，可提高本河段防洪标准，但仍不能适应该河段防洪要求。为了进一步解决中游防洪问题，原规划在综合分析基础上选择中游分洪道方案。198
3、1984年大洪水，特别是九十年代连续发生几场大洪水后，流域水情、工情均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次规划分析认为，上游洪水经港口湾水库调蓄、且近期主要工程实施后，双桥河不需再实施原扩大方案。而当上游洪水通过双桥河分流1300m3/s左右，尚余约4200m3/s，经北山河倒灌流量1700m3/s，考虑河道槽蓄后，基本与新河庄设计下泄流量相应。这与安徽省《水阳江中游南漪湖治理规划报告》分析结论基本吻合。同时，经过分析拟定南漪湖最高洪水位为13.50m，新河庄最高洪水位为13.0m。为了实现南漪湖控制，北山河需局部扩卡，封堵油榨沟，同时在双桥河、北山河建闸控制。
水阳江下游起于新河庄终于当涂河口。为了提高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需对新河庄至西陡门河段和姑溪河局部河段进行拓宽整治。本次规划经分析认为，由于九十年代以来水阳江中游堤防普遍经过了加高培厚，同时水文系列延长后设计洪水有所增大，考虑到1983年以来新河庄水位多次超过13.0m，最高已达14.65m这一实际情况，应结合中下游堤防现状对新河庄设计水位予以修正。本次经过洪水演进方案分析计算，当遭遇1996年洪水时，若新河庄设计水位取12.50m，新河庄附近需分洪约1.8亿m3洪水，破圩分洪面积约50km2,规划拟定新河庄设计水位13.0m，新河庄附近不再需破圩分洪。
水阳江下游新河庄至西陡门河段整治基本维持原规划方案，即猫儿湖旁道整治、牛耳港封堵、水阳镇开卡拓宽和杨湾闸加高等。水阳镇开卡在国务院批准的水计〖1989〗46号文所定线路的基础上江苏省相国圩再向内多退5m，并在水碧桥河口建闸。考虑裘公河的历史与现状，规划对杨泗渡、东门渡两处扩卡，使其在设计条件下安全泄量达到700m3/s。
姑溪河是水阳江入江主河道，分上下两段。上段花津至魏家渡长18.73km，河道安全泄量约1300～1500m3/s;下段魏家渡接青山河后至当涂的金柱关入长江，长4.7km，河道安全泄量约1500～2000m3/s。九十年代，安徽省先后对姑溪河进行过一些治理工作，目前河道断面和泄流能力基本达到设计标准。本次规划，经水网洪水演进分析计算认为，上姑溪河青山水泥厂至窑头村段束水河道需进行局部扩卡，下姑溪河船厂段和拉丝厂段需继续完成水下疏浚，上述工程完成后姑溪河泄流能力基本可满足规划要求。而姑溪河铁路桥桥址处河道狭窄，桥面下缘较低，高水时阻水严重，应与交通部门商议予以解决。铁路桥至公路桥段河道断面小，泄流能力不足。另外，需加强河道管理，防止水泥厂、窑厂弃渣形成新的阻水河道。
青弋江水系在上游干支流兴建了陈村、牛岭水库后，其中游西河镇防御标准将达到约30年一遇，基本满足中游防洪要求。西河镇以下，由于与资福河、上潮河相互串通，加之受长江高水位时倒灌影响，在下游水网区形成极其紊乱的水系，从而造成水阳江洪水宣泄不畅并增加青弋江洪水入江流程及历时，抬高了清水河～雁翅一线水位。为了有效改善下游平原圩区防洪问题，改造极为紊乱的水系，并为有效地控制运用下游湖泊创造条件，根据高水高排原则，拟结合漳河下游裁弯取直，实施青弋江分洪道工程。经综合分析，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分洪规模拟定为2500m3/s。
青山河左岸为芜当联圩，右岸为大公圩和下六圩。大公圩段河势复杂，流态紊乱，右岸基本无边滩，河槽近岸近堤。查湾渡口段由于对岸姑山铁矿厂过去开采时的废弃矿渣大量倾倒在沿河外坡，从而形成对查湾渡口段的挑流冲刷，加上该段堤身堤基含沙量高，抗冲刷能力低，致使该段堤坡坍塌严重，危及堤防安全。随着青弋江分洪道工程的实施，本河段分流减少，河岸冲刷会得到一定改善。需对青山河局部坍塌段采取抛石护岸措施，防止险情进一步发展。
漳河上游无适宜的地形修筑控制性水库，防洪问题需通过加培堤防来解决，随着青弋江改道工程的实施，漳河防洪可得到较大改善。另为有利于洪水下泄，需对肇家埠河段进行局部扩卡。
⑶湖泊综合利用
本流域内的湖泊有南漪湖、固城湖、丹阳湖、石臼湖。南漪湖位于水阳江中游，固城湖、丹阳湖及石臼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四湖在12m水位时，总面积为695km2，总容积达38.1亿m3。有关湖泊特征值见表5—8。
天然湖泊(包括湿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态环境财富，应当从环境保护要求出发，根据其地理位置，特点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全面规划，综合利用。针对本流域湖泊大规模盲目围垦的情况，早在1980年水利部在有关文件中指出，湖泊的利用应本着“瞻前顾后、全面规划、综合利用，一般不应围湖造田，更不应大规模围垦”的原则进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尤其是1998年长江大洪水后，中央明确提出了“退田还湖”的基本方针。对已围垦的湖泊，希望皖苏两省按照水法规定，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对于上述四湖的综合利用，在长江委1981年提出的《青弋江、水阳江、漳河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提出的有关意见的基础上，规划安排如下：
南漪湖：地处水阳江中游，有双桥河、油榨沟、蔡庄河、北山河与干流相通，并接纳最大支流郎川河的来水。干流出现洪水时，南漪湖通过分流河道分蓄洪水，郎川河洪水经南漪湖调蓄，在干流洪水稍退后，南漪湖所蓄纳的洪水由北山河排至干流。该湖在天然情况下调蓄干支流洪水作用显著。但由于进出河道无控制工程，相当一部分调洪容积被峰前来水充蓄，使南漪湖不能充分发挥调蓄干流洪水的作用，同时主要出口河道北山河过流能力不足，不能及时抢排湖泊充蓄的洪水，限制了湖泊调洪容积的重复利用。为此，规划拟定，扩大北山河局部卡口段，在北山河、双桥河河口建闸控制，并封堵油榨沟，以充分发挥南漪湖分蓄洪水的作用，同时为灌溉、航运等创造条件。本次规划拟定南漪湖设计洪水水位13.5m。
固城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右岸，原有牛耳港、水碧桥河，砖墙河、狮树河、官溪河等与水阳江干流相通，对干流洪水有一定调蓄作用。70年代初期，官溪河杨湾建闸，固城湖初步控制以后，苏皖两省先后封堵了砖墙河、狮树河、牛耳港，使水阳江小河口至西斗门河段泄(分)洪能力减少。考虑两省联圩并圩、堵塞分洪支流的现状，规划在相国圩原退堤堤线基础上再向内多退5m，同时实施牛耳港封堵，水碧桥河建闸和杨湾闸加高加固，以改善固城湖地区的防洪条件，其中水碧桥闸在设计洪水以下(二十年一遇)不再向固城湖分洪，当出现超标准洪水时，仍需开闸承担分蓄干流洪水任务。
丹阳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干流穿湖而过，因长期泥沙淤积，湖底高程在7m左右，枯水期成为沼泽地，钉螺滋生，血吸虫流行严重，皖、苏两省60年代为灭螺而开始围垦，后逐渐加高圩堤。目前丹阳湖已围垦82%以上，堤顶高程一般超过13.0m，对水阳江干流排洪带来一定影响。考虑到流域的防洪、血防及农业生产的需要，规划确定丹阳湖圩区为蓄洪垦殖区，当下游干流水位超过设计水位时临时扒口分洪，以降低下游圩区水位。
石臼湖：位于水阳江下游右岸，为充分发挥其综合利用效益，有效分蓄干流洪水，建议建闸控制。对石臼湖盲目围垦的现状，亦希望皖、苏两省按水法规定，采取措施，妥善处理。
⑷堤防加高加固
本流域洪水灾害严重，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洪灾较为频繁，在抗御洪涝灾害过程中，圩区主要堤防逐步得到加高，但堤防断面相对较为单薄，需按标准对未达标堤防进行加高培厚。经过洪水演算，并根据解放以来实际发生的最高水位和有关城镇、农田防洪要求，拟定流域主要控制点设计水位为：宣城北门16.8m，新河庄13.0m，南漪湖13.5m，芜湖13.4m，三埠管14.0m。
按照上述设计水位，依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的规定，并考虑本流域实际情况，对主要干流堤防进行达标建设，以形成本流域的堤防防御体系。
⑸江口建闸
本流域的出口直接与长江相通，长江洪水一般较水阳江、青弋江和漳河洪水发生的时间早，汛期常出现长江高水顶托甚至倒灌，抬高内河水位、提前充蓄下游湖泊，延长下游水网区高水位持续时间，当本流域洪水到来时，使湖泊丧失调节洪水能力，对水网区防洪不利，规划在芜湖、当涂二口建闸控制。二口建闸后，当1954年洪水重现时，芜湖关闸防止江水倒灌，可降低下游圩区水位0.3～0.6m。当1996年洪水重现时，芜湖关闸控制可减少江水倒灌流量约1800万m3，下游圩区洪水位相应有所降低。
漳河出口澛港在长江高水时洪水倒灌较少，青弋江改道实施后倒灌更少，规划不考虑澛港口建闸。
1.5主要城市防洪规划意见 1.5.1规划目标与原则
本流域城市主要受江河洪水的威胁，需要防御的洪水峰高、量大，一般都不能完全独立地自行解决，必须在流域总体防洪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其自然地理、城市经济发展和防洪治涝工程现状，通过适当兴建或按防洪标准加高加固堤防，建设或完善城市防洪封闭保护圈。使近期达到规定的防御标准，初步形成较完善的城市防洪治理工程体系，在此基础上加快所在河流上游防洪水库建设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提高城市防御洪水的标准。
城市防洪规划应以流域总体规划为依据，并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相协调。规划的总原则是：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分期实施。因地制宜、因害设防、蓄泄并举，近期与远景相结合，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相结合，正确处理好外洪与内涝的关系。
1.5.2城市防洪规划意见
芜湖市：位于长江下游右岸、青弋江与长江的汇合处。市区有芜铜、皖赣及淮南等铁路，附近有湾里军用机场和沿江内外贸易港口等重要设施，是安徽省长江经济带的中心，是皖南的门户和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防洪城市之一。市区土地面积230km2，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约35km2。1998年末市区人口62.8万人，工农业总产值379.5亿元，其中工业产值340亿元，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81亿元。根据1996年3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复的《芜湖市城市总体规划》，芜湖市被定为区域中心城市，规划到2000年成为宁汉之间最大城市，主城区人口60～65万人，建设用地65km2;到2010年主城区人口将达到90～100万人，建设用地109km2。
芜湖市城市防洪分城北和城南两片保护，其防洪规划方案如下：城北片，采用中间圈堤方案，堤线自青弋江的弋江站起，沿青弋江北堤至永安桥，再沿扁担河西堤至庄村，向西折至龙头山，与四褐山长江大堤相接。线路全长44.9km，其中堤长40.8km，保护面积116km2;城南片，规划采用麻浦桥方案，堤线自桂花桥以北一线直至工农窑厂，桂花桥向南沿长江堤延伸至澛港、再沿漳河堤到麻浦桥，在麻浦桥向东沿白马山～鲁港公路新筑一道横埂堤，接白马山再向北沿岗地和沿铁路东侧筑堤连接岗冲洼地直到工农窑厂，堤线总长30km，堤长22km，保护面积45km2。
根据长江流域防洪规划拟定的防御1954年型洪水，作为芜湖市的防洪标准。主要控制站设计洪水位分别为：漳河口13.70m、青弋江口13.48m、姑溪河口12.44m、清水镇14.00m和麻浦桥13.76m。
宣城市：系皖东南门户，周连8县，位居中枢，其东临郎溪县，南接宁国市，西靠南陵县，北接当涂县。现城区下辖螯峰、济川、澄江、西林和敬亭山5个办事处，城区面积14.18km2，人口14.9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9.51万人。根据《宣城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年城区规划人口35～4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45km2。改革开放以来，宣州市经济发展迅速，1998年工农业总产值96.2亿元，其中工业产值85.6亿元。国民生产总值达57.4亿元，人均6988元。 宣州市位于我国经济基础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影响圈中，与皖江经济带最重要的中心城市芜湖市仅距76km，受沪杭经济辐射强烈，经济基础较好。根据《防洪标准》，宣州市属地级中等城市，考虑到宣州市是皖东南门户，是全区乃至皖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同时兼顾国家、地方财力情况，宣州市的防洪标准近期取20年一遇，远景配合流域综合治理工程达到50年一遇。
按照流域总体规划，拟定宣城水文站和宣城北门防洪设计水位分别为18.50m和16.80m。依照上述设计水位进行敬亭圩、城东联圩堤防加高加固，并兴建陈村～水阳江边的水口隔堤，使城东联圩成为一个封闭的圩堤。宛溪河和道汊河内河堤防设计请地方按照规划拟定的干流控制点水位为边界条件推算求得，并相应进行支流堤防的加高加固。另外需进行敬亭山撇洪沟整治工程。
郎溪县：郎溪县位于安微省东南边锤，北部与江苏省高淳县和溧阳市毗邻，东南接广德县，西与宣州市接壤，全县辖8镇9乡，总面积1104.8km2。县城位于老郎川河北岸第一联合圩上半部，总面积18.65km2，距老郎川河入南漪湖口13km。城区地面高程(吴淞基面)10.0～13.0m，至2000年底城区面积4.0km2，人口4.3万。规划至2010年城区面积7.9km2，人口8～10万人。据统计，1998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4.39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0.88亿元。1999年县城遭受特大洪水灾害，造成全县经济大滑坡，工农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上年下降30%左右。
县城所在的第一联合圩南北以老郎川河与钟桥河为界，堤防总长度27.6km。历史上县城一直以整个圩区设防，由于防汛战线长，堤身隐患多，尤其是第一联合圩下半部堤顶上村庄密布，给堤身加培和防汛抢险增加许多困难，造成郎溪县的防洪标准较低，建国后县城四次进水，分别是19
54、19
57、1983年、1999年，损失相当惨重。如198
3、1999年县城进水均是下部溃破洪水倒灌入城。1999年大水后，为提高县城防洪能力，沿县城西缘南北方向建设一道内隔堤，将第一联合圩一分为二，县城位于内隔堤以上，使防汛战线由27.6km缩短为17.6km。
建成后的城区防洪保护圈由郎川河堤(罗山闸至城西站5.38km)、钟桥河堤(史家村至吴桥长3.8km)、内隔堤(长3.97km)和南、北撇洪堤等组成(长分别为0.95km和3.5km)，全长为17.6km。
依据《防洪标准》，郎溪县城所在的第一联合圩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根据流域总体规划，南漪湖设计水位取13.5m，利用中斗闸控制老郎川河下泄800m3/s，推算得郎溪县东门埂水设计位为15.5m，以此对县城封闭圈堤线全面加高培厚。
高淳县：高淳县城淳溪镇城区南临固城湖，西靠官溪河，北抵大丰圩，东部为丘岗。城区现有面积14.18km2，县城总人口15万左右，其中流动人口5万人。全县1999年工业总产值29.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23.0亿元。
城区地势高差较大，最高处吴淞标高为21.7m，最低处为4.0m左右。县城警戒水位为10m。目前，沿高淳的土堤堤顶高程为14.5m，堤顶宽度6～8m，内外坡比缓于1：2.5。浆砌块石防洪墙长2.5km，堤顶高程14.5m，防洪能力相当于20年一遇。
按照《防洪标准》，高淳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提高到50年一遇，相应固城湖水位为13.0m，以此为标准进行县城防洪封闭圈建设。 泾县：地处皖南丘陵山区，是著名的宣纸之乡。泾川镇为县政府所在地，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区面积约7km2，县城总人口5.6万。全县工业总产值22.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0.5亿元。
按照安徽省政府批复的城市规划，泾县县城东以青弋江总干渠堤防、南以秦坑河堤防、西以青弋江干流堤防和北以山口河堤防形成县城防洪封闭圈。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青弋江总干渠位于县城上游，地势高于城区20余米，一旦发生险情，城区将遭受重大损失;青弋江穿县城而过，长1050m的古城墙基础多处被水掏空，部分城墙严重外倾，防洪过水断面不够;山口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河口城关段河床逐年淤高，影响泄洪。对于上述问题需采取相应措施加以解决，从而保证县城防洪安全。
依据《防洪标准》，泾县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宁国市：宁国市地处安徽省东南部，全市总人口38.19万人，总面积2487km2。市区现有人口8万人，面积12km2，位于西津河与东、中津河交汇口上游的三角洲地带，2001年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5.7亿元，财政收入2.88亿元。
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特殊，山区洪水来势凶猛，且流经城区的西津河、东津河防洪标准较低，市区易受淹。目前，东津河防洪堤防洪标准为5年一遇，西津河防洪堤经加高加固防洪标准达到20年一遇，但城北防洪堤尾部有1000余米未封闭，且两河受河道上桥梁阻水影响，城市防洪压力较大。目前西津河上游骨干防洪工程港口湾水库已建成拦洪蓄水，大大提高了市区防洪能力。
市区防洪排涝规划遵循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疏堵结合，牺牲局部，保护重点的原则，采取以下防洪保安措施：维修加固窑潭大堤，新建津北竹林段护岸，整治小南河、龙潭河、星河;新建河沥溪分洪河道，加高加固河沥溪段河堤;对西津河、东津河市区主河道疏浚、清漳，提高河道行洪能力。
依据《防洪标准》，宁国市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以此为标准对县城封闭圈堤线进行加高培厚。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其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旌德县：旌德县位于皖南山区北麓，东与宁国相连，南与绩溪交界，北与泾县毗连，西与黄山市接触。全县面积905.5km2，
旌德县县城在旌阳镇，辖3个街道居委会，5个行政村，城区总面积3.2km2。城区人口2.7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75万人，农业人口0.92万人，暂住人口0.10万人。1999年工业总产值1.79亿元，农业总产值1588.4万元。2001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6.25亿元。
旌德县城区主要受徽水河洪水的直接威胁。沿河两岸保护城镇的防洪工程少，原有防洪设施年久失修，工程老化，由于缺少维修经费，一直带“病”运行，有的基础淘空，有的墙身坍塌，已逐渐失去抗洪能力。前人所建的“三桥”，历经沧桑，已是千疮百孔，急需加固。
县城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社会的进步及经济的发展，县城防洪的重要性日显突出，结合县城的防洪现状及县级经济的实际，近期按20年一遇防洪标准建设防洪设施，在支流白沙河上修建白沙水库(控制面积46km2)，城区临江堤修建钢筋混凝土防洪墙，下市桥下游修建节制闸或橡皮坝。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可适当提高县城防洪标准。
芜湖县城(湾沚镇)：地处青弋江下游东岸，呈长条形，以芜湖路为中脊线，向西向东地势逐渐降低，西缘为沿河路，地面高程为12.0m左右，东缘为芜屯路，地面高程为14.60m左右。 芜湖县城每逢汛期，需抵御青弋江洪水袭击，目前县城防洪沿青弋江分为城南段、城中段、城北段。芜湖县城现有城区面积5.0k㎡,规划拟向东、南扩展，将罗保圩、小泥圩纳入城关防洪圈内，2010年城关防洪保护面积达10.3k㎡。根据《防洪标准》GB5021-94的规定，芜湖县城属一般城市，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在经济条件许可时可适当提高防洪标准。为此防洪规划安排为：达标建设罗保圩、小泥圩青弋江堤防约9.5km，改建涵闸斗门，拆迁堤身房屋;改建城中段现有的钢筋混凝土防洪墙;加高城北段芜屯公路;扩建罗保圩、小泥圩4座现有排水站，扩建城关排水站，新建南湖(6×160kw)和东湖(4×160kw)排水站。
繁昌县：地处皖南北部，东以漳河与芜湖县为邻，南与南陵县接壤，西以黄浒河与铜陵县为邻，北临长江与无为县相望。全县辖9镇11乡，总面积880k㎡，总人口44.7万人。2001年全县实现工农业总产值22.5亿元。县城位于全县中部，属山间盆地，城区面积4.11k㎡,2000年城区总人口6.24万人。城区地处峨溪河上游，地形为西北高、东南底，被西门河、南门河二分为三，城区上游34.5k㎡的来水经西门河、南门河汇入峨溪河。由于流经城区的西门河、南门河河道狭窄，河床淤积，阻水建筑物多，加之城关的安定圩防洪标准不高，城区易进水成灾。
城区防洪排涝规划应遵循以排为主，发展为辅，牺牲局部，保护重点的原则，采取以下工程措施：加固长江及漳河成圈堤防;建设峨桥排水站增容站，增强排哄能力;对城区的西门河、南门河进行整治，修建防洪墙，加固城郊成圈堤防;新建城区撇洪道，理顺城区水系，更新城区现有泵站，增强泄洪和排涝能力。依据《防洪标准》，宁国市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在经济条件许可时可适当提高防洪标准，以此为标准对县城封闭圈堤线进行加高培厚。
南陵县：南陵县地处长江以南，属黄山余脉向沿江圩区过渡地带。东与宣州市隔青弋江相望，南与泾县接壤，西邻青阳、铜陵、繁昌县，北与芜湖县毗邻。全县总面积1263.7平方公里，辖21个乡镇，总人口54万，耕地面积51万亩，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17.8亿元。
南陵县城位于漳河中游两岸，城区以上流域面积341km2。目前建成区面积6.75 km2，常住人口5.4万。根据《南陵县城总体规划》，2010年城区规划人口11万人，城区面积13 km2。
根据城区上游狮子山水文站实测资料统计，漳河中游20年一遇洪峰流量约1040m3/s，50年一遇洪峰流量约1440m3/s。依据《防洪标准》，南陵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防洪规划主要措施：⒈上游兴建向山水库(控制流域面积60km2，总库容6500万m3)，削减洪峰;⒉打开肇家埠锁口，确保中游洪水顺畅下泄;⒊加高加固现有西城区堤防5km，新建西城区防洪堤防4km，新建东城区沿河堤防6km，确保规划城区位于堤防保护范围内。
广德县:地处皖东南苏、浙、皖三省交界处，属长江流域水阳江水系，土地总面积2165km2。城区位于318国道、宣广高速、广宁公路和宣杭铁路的交界处，2001年城区总面积9.3km2，人口10万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到2005年规划总面积15 km2，人口15万人。到2010年规划总面积为25 km2，人口达18-20万人。2001年城区国内生产总值28.9亿元，人均5674元，工农业生产总值44.9亿元。 城区内主要河流有无量溪河和粮长河。其中，无量溪河和粮长河分别穿越现城区长3.5km和4.7km，防洪能力约5年一遇。1984年开始，在粮长河考勤城区段右岸修建了1.5km的防洪堤，使该段防洪标准达10年一遇。城区现有主要排水沟总长11.5km，仅3处出口，老城区198
3、198
4、199
1、1999年内涝严重。内涝较为严重的1984年，洪水标准仅20年一遇，城区平均进水深达1.5m。
根据《防洪标准》的规定，广德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远景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城区拟采取分区设防，即老城区、双河工业区、西关商业区和新城区等4片。
老城区：主要防御粮长河洪水，规划防洪堤全长4km，其中在筲箕湾上下游2.6km，两岸兴建钢筋砼防洪墙，与原防洪堤相接，对宣广高速钱村大桥以下2km进行裁弯取直，并对老河道淤积严重段进行开挖疏浚。
东部双河工业区：主要防御无量溪河洪水，规划防洪堤东大木桥以上3.5km，对整个河道进行开挖疏通，并对2.5km河道进行裁弯取直。
西部西关商业区：在做好粮长河防洪墙的基础上，对西关和太极商城排水不畅地带兴建排水工程，总长计13.7km。
南部新城区：规划在南部新城区上游建一水库，水库来水面积30 km2，总库容2400万m3，沿318国道自西向东开挖一条撇洪沟引洪入无量溪河，全长2.5km。
当涂县：城区北界采石河与马鞍山市相邻，西临长江，南界姑溪河，东依十里长山丘陵区。城区总面积46km2,总人口10.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3万人。城区内外水系主要有长江、姑溪河、采石河、襄城河和乙字河，据2001年末统计，城区工农业产值4.6亿元。
城区防洪堤长19.51km，经过近几年来建设，白竹山至采石闸段堤防基本能抵御1954年型洪水。但对山丘区山洪经采石河下泄却严重受阻，由于采石闸口未建排洪站，汛期洪水不能自流入江抬高采石河水位，直接影响城区至宝庆圩段5.5km堤防安全，对城区防洪构成较大威胁。由于该段堤防已在流域之外，建议有关部门统筹安排。
根据《防洪标准》的规定，当涂县城近期防御标准取20年一遇，随着城市经济发展，防洪标准可适当提高。
1.6超标准洪水对策研究
在主要规划项目实施后，流域总体防御1996年型洪水，相应防洪标准约为20～40年一遇。但在遇到超标准洪水时，要充分利用综合治理工程并配以其他应急措施，防止发生毁灭性的洪水灾害，使洪灾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为此需研究超标准洪水处理方案。根据本流域特点，处理超标准洪水的主要对策有：
⑴超标准洪水优化调度：通过建设完善的洪水预报预警系统等，提高洪水预报的精度及洪水预见期，相应制定合理的洪水调度方案，以减轻洪灾损失。
⑵在一定条件下提高新河庄运行水位：水阳江中游是本流域防洪的重点，也是防洪的薄弱环节，新河庄水位在防汛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次经过大量的分析研究，规划新河庄水位为13.0m。但在流域遭遇超标准洪水，如遭遇1983年和1999年型洪水时，同时遭遇长江高水位，如芜湖弋矶山水位分别为12.41和12.01m，均超过警戒水位。为了提高下游河道的泄洪能力，增加外排泄量，减少新河庄附近的超额洪量，新河庄实时运用水位可提高到13.5m。而且，根据调查由于九十年代流域接连发生大洪水，流域内主要圩区堤防普遍经过了加高，特别是新河庄以上干流堤防高程均超过14.0m，因此适当提高新河庄控制水位是可行的。
⑶提高南漪湖运用水位：南漪湖面积在12.0m水位时，面积214km2，库容10.7亿m3，对调节水阳江中上游地区区间洪水起着巨大的作用。本次规划拟定南漪湖设计水位13.5m，但在发生超标准洪水情况时，南漪湖运用水位可提高到14.0m，约增加调蓄容积2.75亿m3。
⑷在一定条件下打开水碧桥闸，向固城湖控制分洪。规划水碧桥建闸，一般条件下水碧桥关闸不进洪，在发生超标准洪水，水阳镇水位超过12.80m时，开闸向固城湖分洪，当固城湖水位超过12.0m时关闸停止分洪。
⑸运用分蓄洪区：当新河庄水位超过13.5m，南漪湖水位超过14.0m时，如仍有超额洪水，则运用丹阳湖、石臼湖、固城湖等湖泊的部分圩垸破圩分蓄洪水。
⑹其他应急措施：当采取上述措施仍不能满足调蓄超标准洪水需要时，则可考虑在干流双桥河口至新河庄、郎川河合溪口以下及南漪湖周边地区选择适当地点进行破圩分蓄洪水。 1.7水土保持规划意见 1.7.1水土保持现状
水阳江流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多种森林植物和经济作物生长，天然植被由乔、灌、草构成，人工造林以杉、松等针叶林为主，森林覆盖率为54%。农业生产用地土壤以水稻土和红壤土类为主。该区水土流失以水力侵蚀为主，重力侵蚀次之，水力侵蚀占侵蚀面积的94%，侵蚀模数973t/km2.a，属轻度侵蚀。
本流域下游水网区的地貌特征是以平原为主，地势平坦，鲜有台地和丘陵，其中平原区广泛分布着水稻土。根据水土流失普查以及区域划分结果，绝大部分水土流失地区是重点预防区、重点监督区，很少涉及到重点治理区。水土流失的形式以面蚀为主，其次是沟蚀、重力侵蚀、人为侵蚀。总的说来，该区水土流失并不十分严重。近年来，随着工业、交通和水利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城镇工业的兴起，森林资源的盲目开采，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尤其是工程建设中缺乏水土保持措施，破坏了原生植被，废弃石渣乱弃乱堆，一定程度的加重了水土流失，应在建设过程中加以重视。
1.7.2水土保持规划意见
遵照《水土保持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实行预防为主，防治并重、因地制宜、因害设防、水土保持与生产建设相结合的原则，拟采取以下防治措施：
植树造林可以涵养水源，减少坡面流速，减缓地表径流的冲刷作用，同时拦截泥沙，减少洪水含沙量，延长洪水汇流时间，削减洪峰，减免洪涝灾害。同时对气候也将产生有利影响。因此，应大力提倡封山育林、植树造林为主的生物措施。利用荒地种植经济林、用材林等。在城市主干道种植风景林。在25度以上的坡耕地实行退耕还林，对15～25度坡地采取植树、种草的原则进行治理。同时通过农田基本建设，改良土壤结构，进行保土耕作。
修建水工建筑物来防止水土流失，主要以坡地改造工程和沟道工程为主，大力发展水平梯地，对一些侵蚀较为严重的地区，以小流域为单元，按照先治坡、后治沟，先上游、后下游，先支流、后干流的原则，兴建谷坊、鱼鳞坑、拦沙坝、山塘等工程设施，控制水土流失的发展。
工程建设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弃土、弃渣、弃石，不得随意向江河、湖泊、沟渠倾倒，首先应将挖方用于筑堤、填塘，尽可能减少水土流失。对无法用于筑堤、填塘的弃渣必须予以妥善处理，必要时修建拦渣工程。对于建设过程中产生的边坡应采取相应的护坡措施。取料场使用完毕后，应及时进行料场平整。对弃土、弃渣场和料场，宜复耕的复耕，无需复耕的尽可能作为绿化用地使用，植树种草。
另外，在群众中广泛宣传《水土保持法》，各区、县应设立预防监督站，各乡(镇)、村配备专职或兼职监督员，以形成预防监督网络。建立、健全水保执法体系，以杜绝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发生，防止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1.8环境影响评价 1.8.1环境影响分析
随着流域防洪工程与非工程措施的实施，将形成较为完善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可显著提高流域防洪标准，有效减轻洪涝灾害，对流域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如南漪湖综合治理工程的实施，通过上下两闸的控制运用，使南漪湖水位保持相对稳定，对开发养殖、发展灌溉和改善航运都将产生有利影响。如青弋江改道工程实施后，结合下游圩区水系整顿、联圩并圩、缩短防洪堤线，相应减轻下游水网区防洪负担。
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的主要有：施工期将产生大量的弃土、弃渣，如处置不当易形成水土流失。施工中产生的生活垃圾，易形成蚊、蝇、鼠等病媒的孳生地。施工期对空气的影响源主要为粉尘和燃油废气，对人群较集中的村镇影响不容忽视。施工机械的噪声级较大，这些噪声对靠近施工点或场内外交通道旁的居民产生一定影响。施工中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将对水环境产生影响。工程实施后，如南漪湖建闸控制、青弋江改道并建闸，将隔断洄游鱼类通道。另外，工程建设将不可避免地占用大量土地、耕地，地表植被和土壤也将遭到一定程度破坏，对土地资源和农业生产带来一定影响。施工时大量施工人员集中在血吸虫病流行疫区，对施工人员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也应引起重视。
1.8.2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针对各防洪工程实施后产生的主要不利影响，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⑴防洪工程建设要严格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⑵防洪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应在不同工程设计阶段，进行环境保护设计或编制环境保护实施计划，最大限度地减轻工程施工造成的环境影响。如施工期产生的弃土、弃渣、废水、污水须进行妥善处理。如弃渣运往指定地点集中堆放，废水集中排入沉淀池，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生活污水集中排入附近农田坑内。施工废气、噪声也需采取措施，使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加强施工区环境卫生及防疫等。
⑶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应采取措施保护珍稀生物。如配合建筑物修建鱼道，建立鱼类增殖站等。
总之，在大力开展防洪工程建设的同时，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使流域防洪标准和环境状况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为当地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
1.9防洪非工程措施
防洪非工程措施主要包括洪水预报(包括洪水测报和洪水通讯预警系统)、防洪减灾规划、超标准洪水的处理预案、政策法规研究等。
水阳江、青弋江、漳河流域是一个洪灾频发地区。经过解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的建设，本流域内已初步建成了防汛站网系统。防汛信息的采集、处理收集等技术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存在手段落后、自动化程度低、防汛标准低等问题，不能及时、可靠地将测报信息传送给决策部门。规划全面提高流域的水文基础设施的防洪标准和水文测报能力，完善水文信息测报系统，实现流域内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自动采集、存储和处理，并通过超短波、通讯卫星和有线邮电网实现测站、中心站、预报预警中心、防汛指挥中心之间的信息传输。
洪水预报是重要的防洪非工程措施，在防汛指挥决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流域的洪水预报系统应以洪水测报系统中各水文网站自动测报的雨情、水情等信息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库、计算机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手段，结合本流域的河流水系特点，选用先进的洪水预报模型、降雨径流模型、河道洪水演算模型、水库洪水调度模型，甚至全流域的水网水力学数学模型等进行分析，实现流域洪水的可预见性，为防洪决策提供依据。 通讯预警系统是防汛工作的生命线，主要为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为防汛调度、抢险救灾、指挥命令的上传下达提供通信手段，以及向分蓄洪区发布洪水警报等等。本流域通讯预警系统的建设应充分利用邮电公网和监测系统所建立的超短波、卫星通信系统，在现有防汛通讯网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流域的通讯主干网，提高水情、工情、灾情等信息传输的及时性、可靠性，确保防洪通讯指令的畅通。
洪水保险是防洪救灾的有效手段。通过推行洪水保险制度，鼓励分蓄洪区和防洪受益区的法人、公民都参加洪水保险，适当开发分蓄洪区的土地资源，建立合理的洪水保险运行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加快恢复受灾区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减少洪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可通过增加洪水保险费用的办法，限制防洪区内的不合理开发、利用。
本流域内的洪水灾害发生频繁，应结合新的水情、工情，加强对流域洪水的研究，特别是超标准洪水的防御对策研究，制定超标准洪水预案，当发生超标准洪水时起用相应的洪水预案，把洪灾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另外，通过立法和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如建立洪水保险，控制分蓄洪区人口和经济规模等，达到减少洪水灾害和降低灾害损失的目的。对于河道、湖泊管理应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管理法规。严禁对河道、湖泊、洲滩进行新的围垦和侵占，对狭窄河段应进行清障、退建处理，对已围垦湖泊进行必要的退田还湖、拟定分蓄洪区和蓄洪垦殖区等。制定科学合理的分蓄洪区运用调度方案和分蓄洪区运用审批程序，通过有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级防汛部门在分蓄洪区运用的相应权限等。
1.10防洪工程实施程序意见
本流域防洪治理工程项目较多，应区分轻重缓急逐步安排，分期实施。针对流域的实际情况，选择建设条件较成熟，综合效益大，收效快的工程，优先安排，以尽快提高流域的防洪能力。
在流域上游，目前已建成陈村、港口湾两骨干水库，使中下游地区的防洪条件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牛岭水库已完成初步设计，与陈村水库联合调度，将进一步改善青弋江中下游地区防洪条件，建议尽早实施。凤凰山、汤村水库也应抓紧进行前期研究工作，逐步安排建设。
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工程，对于改善下游地区的泄洪条件，减轻中游地区的洪水压力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长江委根据水利部(88)水电计字第53号文、水计(1989)第16号文和国务院批准的水计(1989)46号文精神，编制完成了《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工程初步设计阶段性报告》并上报。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本流域洪水灾害频繁，加之由于人为原因，干流河道被进一步束窄，支叉河道被封堵，本河段卡口更加严重。为此，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迫在眉睫，规划列入第一批工程实施。同时，为使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能顺利实施，牛耳港封堵、水碧桥建闸宜同步实施。另外，根据洪水分析计算，为了使1996年洪水顺利外排入江，还应同时进行裘公河的局部扩卡拓宽，使裘公河分洪流量达到700m3/s左右。同时对猫儿湖分洪旁道进行疏浚整治，使其承担一定的分洪任务。
水阳江中游南漪湖控制运用工程：即在南漪湖进出河道双桥河、北山河上分别建闸控制，并封堵油榨沟，局部扩大北山河。南漪湖在天然情况下，有一定的调蓄干支流洪水的作用，但由于进、出河道无控制工程，相当一部分调洪容积常被峰前洪水充蓄，使其不能充分发挥调洪作用。规划在水阳镇河段开卡拓宽基础上，实施南漪湖控制运用，即在上游来水不超过河道安全泄量时，尽量利用河道使洪水排泄入江;当上游来水超过河道安全泄量时，利用南漪湖调蓄洪水，将有效降低新河庄、南漪湖、水阳等控制点水位，花津以下及其下游水网区水位也有一定程度降低，从而减轻水阳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因此，南漪湖控制运用工程是流域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工程，对提高水阳江中游防洪标准作用较大，建议尽早安排实施。
青弋江分洪道工程是改善流域下游防洪形势的重要工程，利用高水高排，让青弋江上游洪水大部分从澛港排出，将显著改善下游地区洪水的总入流与总出流间的严重不平衡，从而使湾址以下水位大幅度降低。同时，本工程对水阳江新河庄以下水位降低也较明显，为水阳江水阳镇河段开卡、南漪湖综合治理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因此，规划将此工程列为第一批实施工程。
姑溪河局部整治对改善水阳江下游入江口的泄流能力有一定作用，建议列为第一批实施工程。
芜湖口控制闸工程也是改善流域下游地区防洪形势的重要工程。工程实施后，在发生1954年型洪水时关闸以拒长江洪水倒灌，配合青弋江分洪道工程可降低闸内水位0.3～0.6m，大大改善圩区的防洪条件。因此，规划将其列为第二批实施工程。
堤防加高加固、圩区水系整理、局部河段整治等工程项目，应结合每年的水利基本建设逐步安排实施。当涂及石臼湖口门建闸，在条件成熟时亦应逐步安排实施。
1.11投资估算
品牌管理研究综述范文第4篇
文献综述
关于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的研究综述
摘要：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测评的制度化形式就是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公务员的考核具有评价、管理、激励与监督的职能，在公务员管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流于形式等诸多问题。本文对一些专家、学者针对公务员考核制度、绩效考核中存在问题以及如何完善绩效考核制度的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公务员
绩效考核
制度
公务员绩效考核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之一,对于规范公务员行为,激励公务员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仍不够完善。本文从我国公务员考核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完善等方面对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进行综述。 1 我国公务员考核现状 1.1 考核内容和指标
邓晓斌(2000年)认为考核内容的设置不够全面、准确和科学。主要表现：一是真假难分，将假绩作为实绩。二是注重短期成绩，忽视长期效益。三是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四是公务员考核缺乏明确具体的指标，致使考核结果中“人情分”、“关系分”占较大比重。五是考核内容失之偏颇，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
解亚红(2001年)认为考核标准笼统模糊。公务员的考核标准按照《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规定是德能勤绩四个方面，其中以工作实绩为考核重点。而现行的考核标准却无视这些差别，笼统地以德能勤绩的标准来要求，其结果只能是千篇一律，使考核难以起到应起的作用。
朱玉知、乐治洲(2004年)也认为考核指标过于笼统。一般来说，考核制度应以职位分类为基础，不同部门的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公务员应制定不同的考核指标体系，以便全面、具体地反映公务员在工作中的各方面表现。在实践中，一方面缺乏评价实绩的客观标准，从而使注重实绩这一考核原则变得模糊;另一方面，公务员的考核仍以定性的居多，而定量的太少，政治性评价的作用仍然很
1 学年论文
文献综述
大，这样就给划分等次带来很大困难。
祝建兵、王春光(2003年)提出，现行公务员考核标准不明确，科学化、实践化程度低。在这种情况下，某一特定职位所要求的职责和条件通常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得公务员考核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进行衡量，无法判断公务员是否已经完成了本职工作，或是完成到了什么程度，工作质量如何等。德、能、勤、绩缺乏量化从而难以比较，并且这四个方面的比例、权重没有明确的规定，从而在实践中片面强调德、能、勤而导致考核结果的失真。
另外周晓玮(2003年)认为考核标准过于笼统，缺乏细化和具体化。张宏伟，陈然然(2009年)认为考核标准模糊，缺乏针对性。 1.2考核方法
解亚红(2001年)认为目前考核方法简单，流于形式。绩效考核方法的简单、流于形式可能造成对公务员工作实绩的考核变成对其人际关系的考核，使人情因素在考核过程中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另外由于体制性因素的影响，考核结果难以兑现，优秀的得不到奖励，不称职的得不到处理，致使考核成了一项为考核而考核的工作。考核手段的单
一、陈旧也是目前公务员考核的一大问题。正如周志忍教授指出的：“我国的绩效评估还处在原始的手工业水平上”。
祝建兵、王春光(2003年)认为公务员考核方法简单和不科学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领导考核，轻视群众考核。二是重视考核，轻视平时考核。三是重视定性考核、轻视定量考核。张宏伟，陈然然(2009年)认为考核方法不合理。操作中存在重视领导考核，轻视群众考核;重视考核，轻视平时考核;重视定性考核，轻视定量考核。
顾茜茜(2008年)认为考核方法不够灵活。平时考核较少、考核时间长、内容繁琐等特点，使得平时考核形同虚设。定量考核较少、体现不同职位特点的分类型、分层次的考核指标较少、动态考核较少、缺少实地跟踪的动态考核，等等的情况使考核者对公务员各方面情况的掌握及最终的评价不够全面、缺乏深度。 2 我国公务员考核存在的问题 2.1考核主体设置不合理
秦立春(2002年)认为，目前公务员考核主体责任不清、失职失误无法追究。以至于在考核实践中，一些考核客体未履行岗位职责或有严重问题的仍然在考核
2 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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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轻松过关，考核主体或碍于情面、做好人，或与考核客体有私交，于是在考核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得公务员管理的一个重要把关环节变得没有实际意义。
罗章、何家利(2002年)提出，事实上考核人员的素质也会影响到考核结果的质量。如果考核者仍就仅仅是凭借经验、习惯乃至直觉实施考核，其结果就难免为个人好恶所左右，犯下“推己及人”的错误，无法实现考核结果所要的公正、客观，也降低了考核的整体效果。
樊宏、戴良铁(2004年)认为，公共部门进行绩效考核时，大多数由上级公务员对领导进行评估。这种考核方式由于信息面较窄，难以保证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同时提出，目前公务员考核在考核对象错位问题。另外，只重视对公务员绩效的考核，忽视对部门绩效的考核，致使公务员各自为政，削弱部门团队合作精神，影响部门工作效率和对外服务质量。樊宏、戴良铁同时提出，目前公务员考核存在考核对象错位问题。另外，只重视对公务员绩效的考核，忽视对部门绩效的考核，致使公务员各自为政，削弱部门团队合作精神，影响部门工作效率和对外服务质量。
韦俊华(2007年)认为考核主体过于单一，应包括上级、下级、同级，但现实中占据主要位置的是直接上级考核。 2.2考核等级评定缺乏层次性
周晓玮(2003年)认为考核等次偏少，仅有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档次。给实际工作造成极大的不便。由于考核制度中规定优秀比例不能超过15%，而真正不称职的也只是极个别的公务员，所以大多数公务员都集中在称职这一等次上。
顾茜茜(2008年)认为由于大多数人的考核等次集中在称职上，不管工作表现表现如何都能享受到相同待遇，使考核结果使激励作用无法发挥。 2.3考核程序流于形式
顾茜茜(2008年)认为虽然《公务员法》规定“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考核的方式，先有本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主管领导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意见，由本机关负责人或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但在实际操作中，有些单位为“图方便”，往往省略这些程序。宋晨(2008年)也认为公务员考核程序流于形式，民主化、公开化程度不高。
3 学年论文
文献综述
2.4考核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安全
顾茜茜(2008年)认为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推行了十多年，虽然出在台了相关法律法规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但考核制度不完善，考核体系不健全仍是现存的主要问题之一。相比于日本的法规，中国的《公务员法》显得单薄。 2.5考核意识单薄
张宏伟，陈然然(2009年)认为，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目的不明确。认为考核是上面的事。绩效考核应该由上级负责，与下级无关。 3 完善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对策 3.1 明确考核目的，转变考核理念
孔杰(2010年)在《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一文中提到，应当准确定位目标，设定合理、科学、灵活的目标管理体系，通过考核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方法，从而通过公务员的工作能力。 3.2建立公务员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核指标体系
朱玉知、乐治洲(2004年)认为：建立具体化的考核指标体系。不同部门的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公务员应制定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考核指标。确定科学的考核指标应从以下几方面做起：首先，考核指标的设立应实事求是，能予以量化的，均应数量化表示，不能地采用描述表示。刘晓辉、王红艳(2004)提出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考核国家公务员。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应根据公务员不同类型、层次的职位要求，参照其他国家记分考核办法，将德、能、勤、绩、廉几个指标都进行量化、分解为若干要素，并赋予一定的分值和权数，然后确定不同类别、层次职务各要素的登记标准和分数线，汇总合计即得出某一职位的公务员的分数，对照相应的等级标准，既可得出被考核人的等级。 3.3建立考核模型和360度全方位考核方法
姜晓萍、马凯利(2005年)认为：“360度考核”模型也被称为全方位考核或多重考核，是近年来在企业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员工绩效考核模式，它是由被评价者上级、同事、下属和客户等对被评价对象了解、熟悉的人，不记名对被评价者进行评价，被评价者也进行自我评价，然后由专业人员向被评价者提供反馈，以帮助被评价者提高能力、水平业绩的一种考核平价法。 3.4增加公务员考核结果的等次
4 学年论文
文献综述
林金奕，徐晓丹(2007年)认为应借鉴国外公务员考核的经验，将公务员考核结果的等次分成五级或七级，并规定出每个等级的考核标准、各级人员的比例以及应享有的待遇。 3.5加强对评价主体的培训
狄雪琴(2008年)认为：首先，通过培训转变评估者的不良观念，树立公正、客观的评价观念。其次，通过培训使评价主体明确工作职责。最后，通过培训通过其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 3.6营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
姜晓萍、马凯利(2005年)认为：评估不同于一般的研究活动，尤其是对政府行为的绩效评估，没有制度保障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制度化也是当前国际评估活动的趋势之一。当然，在制度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政体实际，不能照搬西方的分途而治的公务员管理体制，应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探索新的管理体制。顾茜茜(2008)认为首先应完善立法，加强国家公务员绩效考核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建立颁布《公务员考核法》，对公务员考核的原则、内容、标准、程序、方法、考核结果的评定与使用、考核工作的管理与监督等内容进行具体的规定。其次，加强执法，确保法律法规落到实处。再次，严加惩治，对违法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
3.7有效监督考核全过程
林金奕，徐晓丹(2007年)认为为保证公务员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加以保证。监控过程包括事前对考核的准备工作、事中对考核的全程进行监督、事后对考核的结果进行监控。 3.8重视反馈环节，有效运用考核结果
孔杰(2010年)认为反馈考核结果是考核的一个主要环节。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者，并指出其不足以及改进意见，能够使公务员充分认识自己的工作成果和行为方式、发现工作中的不足。 4 总结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目前公务员考核制度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公务员绩效管理系统再造已迫在眉睫。众多专家、学者对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研究有助于解决不同层面公务员考核所遇到的问题。但是，纵观上述文献，专家
5 学年论文
文献综述
学者都只是就问题提出单一的对应思路，尚无系统解决公务员考核的一整套系统的方案，也就是公务员绩效评估系统的建立的研究还比较少，特别公务员考核系统构建更少，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姜晓萍,马凯利.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1) [2] 朱玉知,乐治洲.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2004(4) [3] 周晓玮.我国公务员绩效测评的困境与原因初探.理论探讨,2003(3) [4] 刘晓辉,王红艳.论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3(3) [5] 解亚红.员的考核方法待改进.晋阳学刊,2001(4). [6] 樊宏,戴良铁.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系统再造.上海市是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7] 秦立春.关于改革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8] 祝建兵,王春光.论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3) [9] 顾茜茜.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中存在问题的弊端及其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12) [10] 张宏伟,陈然然.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问题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09 [11] 林金奕,徐晓丹.对完善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探讨.海峡科学,2007(11) [12] 宋晨.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现存问题及改进策略.2008 [13] 韦俊华.我国公务员考核失效问题的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2007(10) [14] 孔杰.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3) [15] 狄雪琴.关于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的思考.时代经贸,2008(7) [16] 罗双平.《公务员绩效量化考评实务》中国人事出版社 2010(10)
6 学年论文
文献综述
[17] 吴志华,刘小苏.《.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8] 包国宪.《政府绩效评价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8(4) 文献摘要：
[1] 姜晓萍、马凯利：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社会科学研究,2005.1 摘要：公务员绩效考核是公务员管理的重要环节。目前我国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系统存在考核目的不明确、考核标准过于笼统、考核方法不科学、考核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体制、政治文化环境和个人因素方面进行深层次的剖析,提出构建必要的立法保障和制度环境,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目标、指标、方法体系等相对应的政策性建议。 [2] 朱玉知、乐治洲：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 2004.4 摘要：由于我国公务员管理体制方面的障碍、公务员自身特性的制约和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在标准、方法、程序等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需要在深入分析其成因的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改进。
[3] 周晓玮：我国公务员绩效测评的困境与原因初探.理论探讨,2003.3 摘要：绩效测评在私营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受到广泛的关注 ,而在公共部门中进行绩效测评总是困难重重。我国公务员绩效测评的制度化形式就是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公务员考核承担着评价、管理、激励与监督四个方面的功能 ;但在实际考核工作中 ,这四种功能的实现存在较大的障碍 ,使我国的公务员绩效测评面临着困境。这一困境的成因来自于公务员考核具有制度的设计 ,也来源于政府组织自身的制度特征。
[4] 刘晓辉、王红艳：论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3.3 摘要：公务员考核制度在整个公务员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实施其他各项制度的依据与基础。今年新颁布的《公务员法》对考核制度做了一定的修改,以适应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需要,但新规定仍存在着许多问题。文章分析了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现存的一些问题,并对其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6] 樊宏、戴良铁：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系统再造.上海市是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4 摘要：公务员绩效管理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当前公务员考核存在的问题，重点从理论上探讨了绩效管理系统的开发与设计，从实践上探索了绩效管理系统的实施与操作。
[7] 秦立春：关于改革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思考[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摘要：本文从我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状分析入手，又从考核目标、考核内容、考核主体、考核方法、考核程序等五大方面，指出了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机制存在的不足，进而提出了
7 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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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改革力度的重点突破方向。
[8] 祝建兵、王春光：论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3 摘要：推进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对于加强公务员管理、克服政府用人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提高政府工作绩效等具有重大意义. [9] 顾茜茜：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中存在问题的弊端及其对策分析.法制与社会,2008.12 摘要：公务员绩效考核是政府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之一,对于规范公务员行为,激励公务员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仍不够完善。因此,本文对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弊端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弊端的对策与措施。 [10] 张宏伟、陈然然：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问题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09 摘要：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管理,提高乡镇公务员的行政效率,对于促进乡镇社会文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乡镇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很多问题,可以通过树立绩效观念,建立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完善相关法律和监督制度,合理运用考核结果来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作用和意义。
[11] 林金奕、徐晓丹：对完善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探讨.海峡科学,2007.11 摘要：该文从《公务员法》出发，结合相关法律法规从加强公务员考核法律法规的建设、健全考核标准、确定考核内容、运用全方位改进考核方法、确保考核结果落到实处、有效监督考核全过程等方面，并结合360。考核法、ISO内审员考核等实例提出了改进和完善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思路和具体建议。
[12] 宋晨：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现存问题及改进策略.2008 摘要：公务员考核是公务员管理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实践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存在着无法可依、考核设计空泛等诸多问题。需从推行绩效管理、建立公民满意度评价制度等方面加以完善。
[13] 韦俊华：我国公务员考核失效问题的原因分析.法制与社会,2007.10 摘要：公务员考核作为公务员制度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对于规范公务员行为,激励公务员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现实中公务员考核的实施却远远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呈现出考核失效的状态,本文就公务员考核失效的表现和原因做出了理论分析。
[14] 孔杰：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2010.3 摘要：绩效考核是提高公务员绩效的重要手段,对于规范公务员行为、激发公务员积极性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公务员绩效考核在考核目的、考核指标、考核方法和考核结果的应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完善我国公务员绩效考核必须明确考核目的、完善考核指标体系、实
8 学年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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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考核方法多样化和有效运用考核结果。
品牌管理研究综述范文第5篇
最早提出纳税评估这个概念的当属美国, 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企业纳税行为, 此后亚洲国家, 日本和新加坡也开始对企业纳税行为进行监管。而所谓的纳税评估指的是纳税评估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情况进行事中税务管理、提供纳税服务的方式之一。
二、国外纳税评估模型综述
大多数西方的学者都认为, 纳税评估是在遵从一定的理论基础上, 通过采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利用数据信息来判断纳税人纳税行为、纳税金额的材料是否真实, 从而设计出一个数学模型来评估纳税人信用额度。
美国国内收入局, 最早提出并构建了税收遵从测试模型, 针对纳税人在税收缴纳遵从度的测试, 来判定企业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这项理论也是后来引用至今的TCMP模型。英国、澳大利亚也从税收理论出发, 构建了相应的纳税评估模型。
1972年, 美国学者阿林姆和桑德通过一系列假设研究, 建立了一种新的评估模型—逃税模型也称为A-S模型, 在这种模型下, 对通过对纳税人对风险的态度和效用论来判定企业和个人纳税行为。
在这一期间, 主要是以理论铺垫为基础, 多为定性分析。
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计量经济学中的模型引入纳税评估中来, 评估模型也从定性分析转变为更加科学合理的定量分析模型。
2001年, 美国学者爱德华, 通过对美国收入局查询和收集到的相关信息进行深加工分析, 引入了线性回归方程, 将企业纳税行为、稽查效果紧密联系起来, 并通过实证数据, 将模型具体联系起来。
2003年, Stutzer和Fery, 通过对纳税评估影响因素作为因变量, 引入Probit模型对各因素进行赋权, 计算加权平均数, 分析各因素对纳税评估结果的影响程度。
日本学者Ktone和Siwasak[3]通过层次分析法, 将企业的类型、核查周期、申报内容、相关信息四个方面的指标为主体, 建立了企业纳税诚实报告模型。
在新加坡, 税收评估工作做得比较细致, 重点放在对各公司的评价预估上面, 将相关部门的职能细化, 如果发现问题将转入税务调查部门做出进一步调查处理。
综上所述, 国外对于纳税评估工作研究的比较早, 紧随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成熟的信息系统支持下, 建立了各种模型, 并引用之前, 虽然也存在一些缺陷, 但是为后续学者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三、我国纳税评估模型综述
我国学者在纳税评估模型方面的研究, 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引用国外学者的模型, 周伍阳采用多元统计的分析方法判别纳税人的诚信程度, 基于纳税人的微观行为, 利用计量经济学中关于数学建模和应用的技术方法, 建立能够定量计算纳税人诚信水平的Logistic回归模型。
二是构建纳税评估指标, 建立纳税评估模型, 利用回归模型进行因素分析, 余元全, 康庄在使用贝叶斯分类器在纳税评估中加以应用, 总结了纳税评估基本原理, 构造了企业综合纳税评估指标体系包括申报表信息核对、主营业务收入变动率、总资产周转率等9个相关指标, 并做了实证研究, 这种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贝叶斯模型的较高现实意义。
三是同企业财务报表分析联系, 建立评价各税种评估的模型。吴曲峰从企业财务报表和纳税评估的相关性研究入手, 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加入纳税评估的理念, 认为企业在纳税过程中存在一些风险, 以此填补其他研究方法的不足之处。
我国的学者在纳税评估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和研究, 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实践问题, 贴合我国学术界研究的路径, 将不断地推动我国纳税评估工作的开展和税收征管体系的完善。
四、结语
对于国外纳税评估模型的研究发现, 其研究路径主要是立足理论基础, 在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 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手段建立了完善的模型, 由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 提高了纳税评估结果的准确度和对纳税工作的指导。而我国学者对纳税评估工作的研究起步晚于西方学者, 理论上没有突破性进展, 实证研究主要依托现有的模型和现有的评估体系, 没有贴近和改进实际工作问题, 所以我国还存在大量偷税、漏税的企业, 将来能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投入到纳税评估研究领域, 规范企业纳税行为, 为我国税收制度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摘要：随着税收监管体制的不断完善, 纳税评估已进入我国税收征管系统一段时间, 但是并没有一个科学合理且符合我国企业情况的模型。本文旨在梳理国内外学者对于纳税评估的相关研究, 尤其是一些模型的研究, 以此总结和改进纳税评估的模型。
关键词：纳税评估,评估模型
参考文献
[1]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评估管理办法》.
[2] Allingham M G, Sandmo A. Income of tax evas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2, 1:323-338.
[3] Siwaske K, Tone A. Searching Model with Subjective Judg-ments:Auditing of Incorrect Tax Declarations. Omega. 1998, (26) :249-261.
[4] 周伍阳.纳税评估模型应用研究[D].湖南大学, 2005.
[5] 康庄, 余元全.基于贝叶斯分类器的纳税评估模型研究[J].经济问题, 2009 (6) .
品牌管理研究综述范文第6篇
一、宋代实行科举制度的背景
对于宋代实行科举考试制度的背景, 归纳起来, 学者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 宋代建国以来, 中小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者不断发展壮大, 他们要求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利, 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二) 宋朝依靠武将而建立, 宋太祖为防止武将专权, 实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科举考试可以使大量的文人进入朝堂, 符合宋太祖的需要。
(三) 北宋建国之后, 百废待兴, 迫切需要有才之士参与治理国家。
二、宋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从学者对宋代科举制的研究来看, 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继承唐制, 同时又对其加以改造和创新, 将唐朝偶有尝试但未成定制的做法加以规范化和固定化;严格管理科举考试过程, 力求做到公平公正;丰富考试内容, 旨在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等等, 使科举考试制度日渐完备、成熟。
(一) 废除唐朝科举制度的弊端———公荐制和公卷制
唐代, 知贡举官赴贡院时, 允许台阁近臣“公荐”某某举人, 这种做法往往容易使科场为权贵所垄断, 事实上是荐举制在科举制中的残余 (1) 。唐代的科举考试实行公卷制, 在正式考试之前, 考生将自己平日的诗文送给有学问的官员品评, 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做录取时的参考, 但是部分考生往往用他人的诗作冒充自己所作, 这样选拔出的人往往没有真才实学。上述两种做法流弊甚大, 宋太祖先后下诏禁止台阁近臣向主考官“公荐”士人, 从法律上否认了公荐制的合法性, 废除了公荐制。同时, 公卷制也随着宋代科举各项条制的完善、取舍几乎全以考卷为准而失去本来的意义和作用, 因此, 庆历元年 (1014年) , 公卷制被正式废除 (2) 。
对于废除公荐制与公卷制的意义, 有学者将其分开来分析, 也有学者倾向于将二者联系起来, 认为公荐制的废除也是为了清除唐代公卷制的流弊 (3) , 这样的说法有合理性, 公荐制的实施很大程度上依赖公卷制, 当公荐制被取消后, 公卷制, 事实已经证明, 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但学者普遍认为宋代废除公荐制与公卷制有利于防止大官僚垄断科举取士权, 将取士权收归中央,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二) 三级考试制度的形成———殿试的制度化
殿试是由皇帝在宫殿亲自主持的最高一级的考试, 唐代武则天首创该制度, 但未成定制。开宝六年 (973年) , 宋太祖在省试之外又举行了最高级别的殿试, 并且从此将殿试定为了“常式”, 在发解试和省试之外又增加了一级考试, 并且是科举考试中最高级别的考试 (4) , 宋代的科举考试因而也变成了固定的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从宋太祖到宋仁宗, 殿试不合格者均遭黜落, 而且黜落比例很大 (5) , 有些遭淘汰的考生受不了打击而投河自尽, 甚至有积愤难忍的考生一气之下投靠别国, 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因此从仁宗嘉祐二年 (1057年) 开始, 殿试便不再淘汰考生, 而仅仅是对考生的名次进行排名。
殿试制度是继废除公荐制和之后中央收归取士权的重要举措, 它有利于监督主考官, 防止其用情取舍, 减少主考官与考生之间的联系, 进而减少二者结成利益集团的可能性, “增加考生的荣耀感和对皇帝的依附性……君臣之间的联系无形中得到了加强, 也为进一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6) , 这些都是学者对殿试制度确立之积极意义的看法,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 殿试制度虽然有助于减少纵向上“座主”与“门生”的直接结党, 但却忽略了横向上同年考试之间“联络感情, 巩固‘年谊’” (7) 。也有学者认为, 由于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 考中者均为“天子门生”, 吏部无权再向唐代那样进行复试, 因此唐代形成的铨选制度也就随之被废止 (8) 。笔者对这两个观点比较赞成, 关于铨选制度的废止, 后文还将谈及。
(三) 科举考试的专业化———糊名法、誊录法、锁院制与别头试
糊名, 又称弥封, 是指将考卷上有关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信息糊上, 以杜绝主考官利用这些信息徇私舞弊的行为。宋代的糊名法于宋太宗淳化三年 (992年) 在殿试中首先采用, 随后扩展到省试、发解试中, 成为定制。虽然糊名使考官无法看到考生的个人信息, 但是仍然可以通过考生的笔迹或在答卷上留下的记号与考生“沟通”, 因此, 真宗景德二年 (1005年) , 又创立誊录法, “所谓誊录, 即在收卷后, 由专人誊写试卷副本, 考官根据副本评阅定等。由于考官看到的已经不是考生原笔所答试卷, 所以有效杜绝了舞弊现象” (9) 。
锁院制, “锁院即科举考试期间, 考官一旦受命, 即要锁居贡院, 不得与外人及家属接触的制度…同时, 宋代主考官不再由固定的官员担任, 而是临时委派, 除主考官外, 还要另委派权知贡举 (副职) 若干人, 以加强考官之间的互相监督和制约。知贡举主司一经任命立即入住贡院, 成为完善锁院制度的重要标志。” (10)
别头试, 考生若与考官有亲戚关系, 那么应该避嫌, 別置考场考试。该项制度确立于宋太宗时期, 随后实行范围扩大, 各级考试都设别头试。
上述的四种制度在唐代都有实行, 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坚持下来, 宋代将这些做法均定为常制, 并加以完善。无论是时人, 还是现代的学者, 都极大的肯定了这些制度尤其是糊名法、誊录法的积极作用, 它们最大限度的防止了考试作弊, 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 除此之外,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炳照和周慧梅指出, 这些办法“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 就是防止少数势官大族操纵, 保证庶族地主应试的平等权利, 以扩大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 建立起有利于巩固专制政治的官员晋升制度。”11该观点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专制统治的角度分析宋代科举考试的规程, 较之其他学者的分析, 这个观点更加深入。另外, 笔者从学者们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制度的一些共同特点。首先, 如前所述, 它们都在唐代出现, 在宋代形成定制;其次, 它们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逐步确立的, 是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科举考试制度日渐严密与规范, 走向专业化。
(四) 选拔治国安邦之才———丰富考试内容
“宋初承唐制, 贡举虽广, 而莫重于进士科。” (《宋史﹒选举志﹒卷一百五十五》) 唐代考试科目中, 明经和进士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明经主要考帖经和墨义, 强调记忆能力, 并无实用。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主要集中在诗赋上。北宋中期以前, 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均沿袭唐制。于是“为应科举, 广大学子平日所学均为辞章藻句, 雕琢文字, 讲究华丽, 不求实际, 不论经义”12, 如此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关注现实, 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产生的消极影响越来越突出。为解决这一弊端, 北宋中期的变法中都有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的举措, 特别是王安石变法, 废除了进士科以外的其他科目, 而且在内容上, 增加了经义策论的考试, 需要考生理解经义并联系实际思考问题。这些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选拔出了经世致用的人才, 这为大部分学者所公认。但是, 有不少学者强调经义虽取代了诗赋, 但学风并未改变。根本制度不改变, 无论诗赋还是经义, 都不能培养实用之才13。厦门大学钱建状副教授曾专门讨论过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他的观点为我们研究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很有借鉴意义。
(五) 凸显时代特色———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 提高考生及第后的待遇
唐代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极少, 每次录取进士一般只有二、三十人, 最多的一次不过79人14, 相比于唐代, 宋代特别是从宋太宗一朝开始, 录取人数大幅度增加。“太宗时, 每次平均录取230多人;从真宗到徽宗, 每次平均录取680多人”15。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另一办法是“特奏名”, 对于应试多次而不得中的的士子, 特赐各种出身, 以此笼络士人, 这一做法旨在防止应试多次而不中的考生心生怨恨, 叛离朝廷。录取名额的增加和“特奏名”的出现促使大批士子专心读书, 以求扬名科场, 这不仅使宋王朝获得了大批的人才, 也减少了引起社会不稳定的的因素。“广开科举之门, 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 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但同时, 这也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造成官僚泛滥、举人不实, 败坏科举名声, 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6
宋代科举与唐代的不同之处还在于, 宋代废除了铨选制度, 士子科举及第后即被授予官职, 官阶的大小按照名次来决定, 而且任职后晋升速度也较快。唐朝科举及第后, 士子仅仅取得做官的资格, 还要通过吏部的考核才能做官, 且官职往往较低。除了像唐代一样赐宴新科进士, 宋代的统治者还会临轩唱名, 即由皇帝亲自宣读登第者的姓名和排名, 并且, 在进士们注官之前就赐予绿袍、笏等公服17, 给予新科进士以无限的荣耀感, 这些都极大的调动了士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 使“英雄豪杰汩没消糜其中而不自觉”。
三、宋代科举考试的影响
对于宋代科举考试的影响, 学者一般是分不同的视角讨论的。近年来, 讨论的重点一般集中在一下几个方面。
宋代的科举制度促进了社会的流动。宋代科举制度盛行, 成为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宋代科举不讲门第, 甚至抑制势官子弟参加科举考试,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这就使许多中小地主及其子弟和下层文人有机会晋身到官僚阶层。而那些出身富贵人家的子弟, 如果不参加科举考取功名, 就会丧失权力的保护和俸禄的支持, 逐渐沦落到社会的中下层。这样双向的社会流动, 既能够防止累世公卿的出现致使君权大权旁落, 又能够给封建统治增添新鲜血液。18
科举制度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官员腐败。北宋对科举考试的改革和完善, 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买官卖官与任人唯亲的途径, 从根本上解决了门阀政治的再起和军将擅权的基础。大量没有家族背景的中下层高素质知识分子进入政府机构, 官员的廉政素质有所提高, 对宋代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作用。19
宋代科举制度使全新的士大夫阶层形成。通过科举, 宋代大批读书人进入仕途, 实现了知识分子向官僚的转化, 形成了真正的士大夫阶层, 他们与皇权相结合, 共同维系着封建国家的政治命运20。但是也有学者认为, 科举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对士风产生负面影响, 一方面, 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一朝得中, 便投机取巧, 攀附权贵, 形成奔党、朋比的不良风气21;另一方面, “科举考试试题的变化间接影响了学术的正常发展, 科场间接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场地。”22
宋代科举制度转变了社会价值观念。宋朝科举杜绝了仕宦大族把持科举的现象, 无论贫富, 人人都有脱颖而出的机会, 这种轻门第、重才学的观念影响了民众的价值观念, 公正平等、崇文重学、经世致用和忧国忧民的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着宋朝社会的各个方面。23
四、小结
宋代的科举制度上承隋唐, 下启明清, 是科举史上最鼎盛的时代, 它将取士权收归中央, 加强了中央集权, 它的糊名法、誊录法等制度, 力求公平公正, 使科举考试科学化、规范化;扩大录取名额, “择其秀, 收其庸”24, 虽然选拔了大批高素质官员, 但是过犹不及, 许多并没有真才实学的庸才混杂其中。大量的士子进入政府机构, 也造成了机构臃肿, 人浮于事、行政效率和政府开支过大等一系列的问题, 最终不利于宋王朝的健康发展。
笔者认为, 国内对于宋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科举取士规模的扩大、科举考试过程的严格和完善等方面, 而且论述较为宏观, 研究的材料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史籍范围之内,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学界也开始研究科举考试中的某一具体制度或做法, 从小的切口来研究问题, 例如程民生的《论宋代科举与户籍制》, 龚延明的《宋代皇帝与科举》等, 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有很多的启发和帮助,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太少, 笔者设想, 如果能够从某一地区或某一家族入手, 研究其在宋代科举制度下的变迁, 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摘要：宋代的科举制度上承隋唐, 下启明清, 是科举史上最鼎盛的时期。宋代科举考试制度继承唐制, 同时又对其加以改造和创新, 将唐朝偶有尝试但未成定制的做法加以规范化和固定化;严格管理科举考试过程, 力求做到公平公正;丰富考试内容, 旨在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等等, 使科举考试制度日渐完备、成熟。
关键词：宋代,科举制度,综述
注释
1穆朝庆.北宋时期的科举改革[J].史学月刊, 1982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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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于建东.论宋代科举取士对士风的影响[J].伦理学研究, 2012 (1) .
13○13王炳照, 周慧梅.北宋的科举制度改革及其历史启示[J].教育与考试, 2007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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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姚培峰, 齐陈骏.宋代选举用人制度述论[J].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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