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1篇
晚清以降,“儒学”作为普适价值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其他宗教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冲击。与此同时,随着“哲学”这一新概念的引进,儒学开始面对自身是“哲学”还是“宗教”的命题。当“哲学”受到“科学”挑战的同时,儒学也受到“哲学”与“科学”的双重挑战。本文所讨论的,就是现代中国与儒学相关的两条线索:哲学与科学之争,以及哲学与宗教之争。
一、哲学与科学
作为一个经由日文中介的外来词,“哲学”从一开始,就被视为西方的学科。在张之洞的理解中,“哲学”与“自由平等”这样的学说联系在一起。与张之洞相反,王国维认为“哲学”就是传统儒学中的“理学”,并建议以“理学”之名代替“哲学”之名。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的中国,“科学”话语尚未全然兴起,“哲学”虽被理解为西洋之“学科”,但尚未被全然“科学化”地理解。如王国维,就同时力图证明“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注:王国维:《哲学辨惑》,见佛雏编:《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第57页。)随着“科学”话语的兴起,是否具有“科学性”成为衡量是否“哲学”的一个标尺。中国传统之学与“科学”的距离,使得现代学人们在判定中国思想是否能称为“哲学”的时候颇多踌躇。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梳理了这一脉络:
1918年,傅斯年给蔡元培写信反对哲学算是文科,理由是西洋哲学以自然科学为基础,而中国哲学以历史为基础,那么中国哲学根本不算是哲学。十年以后,他更是直接说古代中国“本没有所谓哲学”,只有“方术”,并且明确表示了对这种“没有哲学”的健康的欣喜。1922年,章太炎讲《国学概论》,也说“今姑且用‘哲学’二字罢”,在“姑且”二字中,能看到他的一丝无奈。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则把哲学史有意识地称为“道术史”,连1903年翻译过《哲学要领》的蔡元培,在1924年自己写《简易哲学纲要》的时候,也把哲学比作“道学”,但又无奈地强调“我国的哲学没有科学作前提,永远以‘圣言量’为标准”,所以“我们现在要说哲学纲要,不能不完全采用欧洲学说”。(注:见葛兆光《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冯友兰的《郭象的哲学》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1927年)。在文中,冯友兰指出:“看下文我们可知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意思,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说出庄子的诗底文章中所包含底意思……”
③(注:《哲学评论》(The Philosophical Review)第一卷第一期 (中华民国十六年四月尚志学会出版),第104、123页。)
在这里,冯友兰对“哲学”的期待是:“能用抽象底,普通底,理论”。同样,虽然探讨了郭象学说与佛教之间的渊源,冯友兰仍着意将二者撇清:
不过他的哲学根本上是与佛家不同底。佛家的形上学大概是观念论。而郭象的形上学则是实在论。佛学所说之真如门,是形上学底,郭象所论之玄同无差别,是认识论底。所以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③
以“与科学并不冲突”,来为郭象学说作为哲学的合法性来作辩护,可见当时“科学”话语的强大。与此同时,既然是哲学,就必须要有“系统”。冯友兰指出,虽然“上所引庄子注,究竟是郭象的,或是向秀的,”并不能够确定,但至少“以上所述是一个很好底哲学系统”。日本学者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一文中也指出,胡适之所以用“哲学史”来构建他对“哲学”的理解,是因为在胡适看来,是否“自身内部有系统”,乃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基本前提。(注:中岛隆博在《“中国哲学史”的谱系学—杜威的发生学方法与胡适》,龚颖译,《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3期,第72页。)
在《哲学评论》的第一卷第二期,瞿菊农发表了《哲学与近代科学》一文。作者名下有小标题《牛顿与牛顿以前之科学的哲学》。作者开篇即言:
我个人以为在最近的将来哲学界所讨论的问题,一定比较的着重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之哲学,一方面是价值哲学。Broad, Rusell, Whitehead, Cassirer等学者,对于科学之哲学,很下了一番细密的工夫,但这种工夫,可以说是刚刚开始,并不能说是已经有什么系统的建设。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怀悌黑教授,他总算是在往建设的路上走,亦可以说是已经有了相当的系统。
另外还有一班学者,很在价值哲学上用功,平常所说的伦理学,美学,乃至于国家哲学,教育哲学,都可以说是应当以一种价值哲学做基础的。培黎教授(R.B.Perry)新出版的价值概论(A General Theory of Values)便可以代表这种倾向。
我们现在且不问价值哲学的内容与倾向;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我们所谓科学之哲学究竟是什么?……
在哲学方面,很不幸的,许多康德以后的哲学家,脱离了科学的大潮流,结果两方面都受到了损失。哲学成了空洞的意见,放弃了他的一部分的责任;科学缺少了批评,渐渐的忘却了他背后的假设。现在的哲学有重新恢复从前批评科学的工作的必要。在科学方面,近年来一方面应用科学十分发达,一方面自相对论出来之后,数理物理学上有许多旧的假设,急待哲学来做一番批评工夫。因此之故,科学之哲学就成为现代哲学上急须研究的问题。
瞿菊农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哲学”必须结合“科学的大潮流”,指导科学,关注科学。为此,瞿菊农上溯到牛顿及牛顿之前的时代,对当时“哲学”与“科学”的紧密关系作了考察。从这里不难看出,在二十年代,“科学”思维是怎样影响着学者对“哲学”的思辨。《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日本学者桑木严翼《日本哲学界之倾向》(程衡译注),在此文中,桑木也介绍了明治之后,“哲学”的引进如何不同于旧时思潮:
明治初年之学者和政治家均学了汉学教育,说政治与道德合一是人生最高的理念,将道德之研究看做对于社会指导者是最尊贵,是适宜的。于是此等学者开始学习西洋的学问时,如可以预想的,惹起最高兴味的题目,即是实践性质的,而当时之哲学亦不过是这样实践的哲学。其后与此题目相关的哲学体系大部亦输入来了。但此新哲学,自然是与旧思潮是处于相反地位。如既所述之思潮,即是儒教及武士道,此种思潮是单重人类的精神方面,要改革须先由现时的兴味的哲学开始不可。如此,贲撒姆(Bentham)及米尔(Mill)的功利主义,斯宾塞(Spencer)及达尔文(Darwin)的进化论,还有若干英美的哲学的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便是当时的主要科学。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注:译者原注:“英日文原文均系[主要题目],独德文为[主要科学],今据德文译成。”见《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二期,第100、100、107、107、107、107、108、108、110-111页。)尚有若干政治家及实际活动的人们,实行翻译此等哲学者的著述,且要将此等学理应用在实际上。我们现在所用的此等科学的术语,多赖于此等学者的功绩。例如,[哲学](日读为(Tetsugaku)(Philosophie)一语,亦是由此等学者中之一人西周才应用。西氏又译了若干关于心理学,论理学之著作。②
在考察了西洋哲学在日本的传播之后,桑木严翼进而对“日本现代哲学的运动”进行了考察。桑木指出:“许多专门学者及非专门学者之中,想建设独创的思想的亦不少。为达到此目的而有两种方法:即直接的与间接的。前者是非科学的形式,大抵要于生活的实际的法则或哲学的方法的基础下寻出新的概念来。此种思想之特性第一是:直观的非论证的,第二综合的非分析的,第三实际的非理论的。要以此思想观念求独创的思想家,一般的均主张东洋文明较比于物质方面有了长足进步的西洋文明,有精神性之优越性。”
③与此同时,桑木也指出:“我们更可以考察求独创性之第二的,即间接的方法。我所谓间接的意思,是要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此间接的作用或方法的研究,常受不能达到独创性之目的之非难,这就是科学者被一般人们和文学者所非难的地方。”
④在桑木看来,任何哲学体系的独创性必要有其“某处之根据,有时是西洋哲学,但是还是以东洋哲学为至。”⑤
在这里,桑木提出了“东洋哲学”的问题。桑木指出,“[东洋哲学]一语的意义,绝非单纯,所以学者研究以哲学的目的也非单纯。我们可以先区分印度及中国哲学之二大系统”。⑥桑木将印度哲学的特性定义为“主观的,观念的,形而上学的”,将中国哲学的特性概括为“客观的,实在论的,经验论的”,⑦并据此,将日本哲学理解为“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综合:
日本民族原始的精神极似古代希腊民族。自两个古代哲学输入之后,此固有的精神就因之稍变,其古代的文明亦因着此二源泉有了二大倾向,即经验论的与形而上学的。⑧
我所以于专门哲学者之对面,即关于所谓[俗人哲学](Laien-philosophie)附录几句话。因关于[哲学](Philosophy),有二不同之用法,即:作为科学之哲学与单是一思想之哲学。……在日本青年间所嗜好之哲学,较比专门学者,更是实际的,非唯理的,更是直观的,主意论的。除了尼采(Nietsche)及葛特(Goethe)外,德国的哲学及思想并不为此等青年所爱。有的由其实际的点来采取英美的哲学,有的採取法伊哲学,因为其存直观的与超睿知的特性。自然亦有要想结合此东西思想而创造新的哲学的。与此等哲学的学说相接近的尚有若干文学及艺术上之诸运动。到近来又有许多社会的与政治的学说输入来,研究了之后,常时与旧来的思想发生冲突。此等文学者因富于感受性,故常常作了新运动的开振者,于此照常是先于体系的思想家,而实际的人们则于最后应用于社会的法则及秩序上。⑨
在桑木的区分中,“科学之哲学”乃是一大重要分支。“于科学的形式上建设哲学”,是通向“独创性”的第二途径,也是科学的时代,“实践的哲学”发生转向后最有效的途径。
由日本到中国,“科学”话语的强大,使得“哲学”不得不始终为自身作辩护,或力图证明与科学的紧密关联。所幸在现代中国,关于“哲学”与“科学”之争,始终也有另一种声音。王国维于“可信”与“可爱”间的徘徊,事实上正映证着他对于“科学”话语的怀疑: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近二十年之哲学家,如德之芬德,英之斯宾塞尔,但搜集科学之结果,或古人之说而综合之、修正之耳。此皆第二流之作者,又皆所谓可信而不可爱者也。(注: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张东荪的《因果律与数理》同样发表于《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该文有小节《从哲学上批评科学的两个柱石》。
③④⑤(注:《哲学评论》第一卷第一期,第1、17、26、123页。)在文中,张东荪指出“哲学”相对于“科学”的独立性:
西洋哲学中所谓唯理派(Rationalism)大抵就是作这样的论调。(参观拙作《名相与条理》载本年度东方杂志。读者请勿轻视这个唯理运动!须知科学即导源于此。不过科学因为又侧重经验上的实证,所以只是所谓自然的唯理派:即把理性主义灌入于自然主义中而为其副脉。但哲学上的唯理主义仍把理性为正宗以吸收自然,乃适与之相反。所以哲学总能在科举以外而自有其天地。
③……我撰此文的目的,于正面想说明唯理派哲学的本义以外,又想于傍面唤醒中国人对于如实的科学方法的迷梦。④
二、哲学与宗教
当现代中国学人开始探讨“哲学”的现代化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讨论“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儒学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哲学”?学者们的共识包括两方面:(一)“儒学”是否能将自身由“宗教”转化为“哲学”。(二)“儒学”是重逻辑,还是重直觉。这两方面同时也紧密相连,即“儒学”是否能被视为“哲学”,取决于“儒学”是否吸纳了“逻辑”“科学”“实证”的思维方式。
冯友兰在《郭象的哲学》一文中对郭象哲学与佛家的区分,很重要的一点即:佛家是“形上学底”,郭象哲学是“认识论底”。“形上学底”就更接近于宗教,具有某种“神秘主义”,“认识论底”则更接近于“哲学”,“与科学并不冲突”。但与此同时,同期《哲学评论》又有许地山的文章《大乘佛教之发展》,这里对“佛教”问题的收入,也显示出在当时,“哲学”与“宗教”也并非截然分开。⑤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指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注:《先秦名学史》,第4页。)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亦是以“科学主义”梳理中国哲学史传统。在《中国哲学的线索》(1921年)一文中,胡适将中国哲学的线索分为两层,一为“外的线索”,一为“内的线索”,并将“内的线索”归结为“逻辑”的“哲学方法”。胡适说道:
所谓时势生思潮,这是外的线索……内的线索是一种方法——哲学方法。外国名叫逻辑(logic,吾国原把逻辑翻作论理学或名学。逻辑原意不是名学和伦理学所能包含的,故不如直译原字的音为逻辑)。(注:见《哲学与论理》(教育杂志十六年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在日后为《中国哲学史大纲》重写的文字中,胡适重复道:
我这本书的特别立场是要抓住每一位哲人或每一个学派的‘名学方法’(逻辑方法,即是知识思考的方法),认为这是哲学史的中心问题。(注: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5页。)
张菘年在为瞿菊农所翻译的William Ernest Hocking的Types of Philosophy(中文书名翻为《哲学大纲》)的序言中说道:
著者固也有他自家的见地。他的见地是属于唯心论的。但这也无妨。你读时,但凡遇到称扬唯心论的地方,都打一折扣就是了。著者本出身于哈佛——美国哲学中心——是美国维新派泰斗罗依士的及门弟子。但罗依士却很有一个好处,就是会听过查理裴士的讲,极提倡,而且颇有贡献于记号逻辑(Symbolic Logic)。凡是学过记号逻辑的,头脑大体清楚。著者本书之有条理,不单因为曾在哈佛讲过多少遍,学过记号逻辑也许是一因罢。(注:该序言作于1931年8月,见瞿菊农编著《哲学大纲》,上海:独立出版社,1948年版。)
在这里,张菘年将“学过记号逻辑”作为称赞一本哲学史教科书的原因。与此相似的是,在谢幼伟《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中,作者以1947年3月出版的熊十力《新唯识论》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的进步”,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其“逻辑”性。作者说道:
第二,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方法,恃性智,也恃量智。他不仅运用他的直觉,而且也是运用他的逻辑。我们虽可以说熊先生这部书都是体验的话,可是体验有得之后,他却以一种严格的逻辑表达出来。这部书系统的完整,说理的圆融,思想之深入而谨严,不是于逻辑有极好的训练的,决不能写。他提出来的主张,都有理由,都有论证,而决不是武断肯定的。这点我们不能不说,熊先生是把中国哲学过去的缺点纠正了。③④
(注:《熊十力哲学评论集粹》(《熊十力全集》附卷[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673-674、674、675页。)
紧接着这一点,作者继续论证:
“我们更不能不承认,熊先生的哲学态度是哲学的,而不是宗教的……他也不像宋明理学家,要做什么卫道的工作……他只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求理之是。这无疑的是哲学的态度,而不是宗教的态度。无疑的,熊先生也是把中国哲学的过去缺点纠正了。”③
在谢幼伟看来,与“道”、“形而上”相关联,就是所谓“宗教”。与之相反,哲学应当具有“逻辑”的一面,即,“站在真理的立场”,“求理之是”。
同样被谢幼伟视为“改正了中国哲学的缺点”的,还有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与章士钊的《逻辑指要》。撇却纯讲逻辑的《逻辑指要》不谈,谢同样强调了贺麟“哲学方法”上的“逻辑性”:
“他也有论《宋儒思想方法》一文,对宋儒的直觉法颇表同情。不过,他所同情的直觉不是前理智的直觉,而是后理智的直觉。所谓后理智的直觉,也即是经过逻辑洗礼后的直觉。而且他复兼采‘分析矛盾破除矛盾以求统一’的辩证法和‘据界说以思想,依原则而求知’的几何方法,所以贺先生的哲学方法,不用说也是兼有了直觉法和思辨法之长的方法。至他的哲学态度之不是宗教的,那更不待言。”④
谢幼伟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早在三十年代,胡适就指出:“中国近世思想的趋势在于逐渐脱离中古的宗教,而走上格物致知的大路”。(注: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第75页。)胡适将“格物致知”理解为科学的路向。在胡适这里,偏向科学、脱离宗教,被目为哲学之发展。但真正的儒者或许会对所谓“逻辑体系”持怀疑态度。金岳霖在《晚年的回忆》中提到林宰平:“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但在当时,“哲学vs科学”的问题,很容易就转为““哲学vs宗教”的问题,也转为了“直觉/形而上vs逻辑/实证”的问题。
葛兆光先生在《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一文中称“关于古代中国有没有‘哲学’,儒家是否算一个‘宗教’”是一个“伪问题”,但同时也认为“伪问题”背后“隐藏有真历史”。(注:见葛兆光《穿一件不合尺寸的衣衫———关于中国哲学和儒教定义的争论》,《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在我看来,这一“历史”隐藏的正是现代学人重建儒学体系的努力。以“科学”理解“哲学”,从而使儒学脱离“宗教”的这一线索之外,还有另一条路径。从二十年代的“科学人生观”论战,到日后贺麟、张君劢、牟宗三以“直觉”重说中国哲学传统,这些都展现了现代中国学人在“哲学与科学”、“哲学与宗教”之争中的另一尝试方向,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值得借鉴的。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东亚系
责任编辑:刘之静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2篇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人最典型的行为特点，或许“急躁易怒”比较恰当。有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的网文，曾列举了种种“不耐烦”现象：上网，经常狂点“刷新”；跟帖，要抢“沙发”；寄信，一定得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首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而且最好是直达；做事，当然要名利双收；创业，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必须有现房现车。一旦遇挫，就会表现出愤怒甚至“抓狂”。而宣泄这种愤怒情绪的最常见方式就是骂人，所谓一触即骂，从低俗直白的骂骂咧咧，到含沙射影的伤时骂世，全没了那种小心翼翼地进行印象管理的“小资”形象。
负面心态根源于急劇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许多学者认为，“骂人文化”盛行反映了一种社会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源于利益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扩大。这当然有道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利益结构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滞后使得共同富裕的合理预期未能实现。那些承担了较多改革代价的个人和群体，或某些劣势积累的“不赶趟儿”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失落感。虽然绝对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相比那些财富增长更快的参照群体，特别是依靠灰色收入或非法手段一夜致富的群体，难免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加之诸如就不了业、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生活境遇问题，遂使负面情绪日积月累，一遇导火索，便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社会管理改革应该从抑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入手，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上述观点虽然不谬，但不免有些就事论事，最多只能解释部分社会负面情绪的来源。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利益均沾即使可以实现，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并不能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制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公共参与机制逐步建立，意见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但与此同时，各种不满情绪却不断滋生，而且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为什么每个人都烦躁易怒，为什么有钱人也不快乐，为什么有权者会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有“人人开骂”的现象？尤其是，为什么很多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显然，这并非某个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这种焦虑症产生的真正根源在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全球化”和“技术化”让我们高度不确定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曾在其著作《社会变迁》（1922）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概念。这个概念意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我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之中。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和美国人一百年前所处的时代有几许相似之处，至少社会改良和科技进步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许多人喜欢用“全球化”和“技术化”来概括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中全球化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认识，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技术化则意味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
由于全球化，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紧迫之中，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被放大。我们紧盯并庆幸于GDP造就的高速增长，我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在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国形象和话语权。强大的外部压力转变成内部改革的动力，我们等不及检视一次改革的成败就启动另一次改革。改革成就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改革心结。各种新奇的洋观念和洋制度被引入，一些久远的旧价值和旧文化借改革话语而复兴。我们追求持续不断的除旧迎新，不惜朝令夕改。我们无法停下来反思，哪些是真正需要的改革，哪些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中国正在成为一块巨大的试验田，在播种越来越多的希望的同时，也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我们拿自己的落后对比美国的先进，我们因为欧洲的优点而发现自己的缺点。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已经崛起，周边的“小龙”们都在跃跃欲试，我们压力无限，需要“只争朝夕”。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不断裹挟着我们走进全新的世界。许多新技术，我们来不及惊诧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及消化就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正如《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指出的：“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电信价格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知识革命。”我们刚刚习惯在家里装固定电话，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呈普及之势；我们的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完善，知识经济的浪潮又席卷而来。我们一边发展公共交通，一边应对私家车的“车满为患”。信用卡替代了现金，多媒体替代了板书，视频聊天替代了面对面交流。每个普通人的每一天生活，都有大量的“高科技”相陪伴。我们在各种大型技术系统——工厂、银行、交通、商场、医院、学校等——之间来回奔波，陷入各种“被便利”的不自主状态。
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
快速而持续的社会变迁让我们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从容和安全感。我们担心落伍，担心被竞争者超越，担心社会不公平，担心被抛到社会的主流之外，因而烦躁不安。所谓社会负面情绪，正是这种风险社会心态的集体表达，是人们丧失“本体安全”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时候，社会负面情绪并无明确的指向，而仅仅是以“非理性狂欢”呈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宣泄。尽管我们知道无法让社会变迁暂停，改革的车轮还要继续向前，但人非机器，我们需要喘息，需要调适，需要享受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消化改革的阵痛。著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上的科学进步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以短暂的科学革命与更长时期的常规科学的相互交织构成的。“休养生息”并非只有在一场战争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我们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对效率优先的价值进行反思；不仅需要重建公平的再分配机制，更需要塑造正义的道德伦理。民生问题需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民意的凝聚则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步调。无论如何，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鱼与熊掌要兼得。这才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地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进步的艺术在于在变化中维持秩序和在秩序中保持变化。或如笔者在拙作《中国社会管理引论》（1995）中所说：“社会平衡就像一个跷跷板，政府的社会管理就是这个板两端的显在砝码。”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编/杜凤娇 美编/李祥峰）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技术 社会 文明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14.104
无论是解释人类历史迈入现代社会的过程还是解释某个国家跃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都离不开科学技术这一关键的解释变量。科技创新驱动社会发展，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不竭动力，推动人类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蒙昧走向文明，从游牧文明走向网络社会。科学技术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其演进过程中，对世界格局和时代主题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时代机遇，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中，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
技术现代形象的历史缘起
技术的内涵具有流动性，技术的概念具有多义性，技术的性质和意义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在词源学上，技术最初指的是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从文艺复兴一直到工业革命，技术都是指以指南形式出现的关于有用艺术的知识。作为将把“技术”一词引进了英语当中的著作，哈佛大学教授杰克伯·比格劳（Jacob.Bigelow）1829年出版的《技术的要素》[2]一书经常被提到。在该书中的“技术”主要是指有用的艺术或者知识的积累，我们能够安全地穿过大洋，是因为“艺术（arts）”（当时“技术”的含义）比星座更能给于我们成功的指引。在杰克伯·比格劳《技术的要素》一书中，“有用的艺术”主要包括书写、印刷、雕刻、材料、机械和过程等。
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特定发展规律的社会现象，公众视野中的技术形象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随着技术在人类文明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只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之后，作为一套器械、复杂的工业装置或者抽象的力量的现代技术图象才开始出现。186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所做的一场报告中，杰克伯·比格劳（Jacob Bigelow）告诉其听众“技术在本世纪和眼下……比任何其他文明的角色迈出的步伐都大”。[3]经过考证，技术史学者鲁斯·欧迪克（Ruth Oldenzic）指出，在1865年（MIT真正成立的时间）之后，现代技术才开始呈现出其现代形象，他认为，现代技术概念的确立过程伴随着一些著名技术研究所和工学院的创建[4]，比如，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861年由教育学家威廉·巴顿·罗杰斯创立，由于南北战争，直到1865年MIT才迎来了第一批学生，其办学方向是把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教育与研究结合起来;史蒂文斯理工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于1870年成立，其公认最好的学科为工程、理科和专业管理;乔治亚理工学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成立于1885年，是美国少数著名的理工学院之一，以计算机科学、电子学、电子技术、通讯技术、机械工业等专业为主;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前身为卡内基专门技术学校（Carnegie Technical Schools），创校于1900年，创办者安德鲁·卡内基先生，主要是为了给匹兹堡地区劳工阶层的子女提供职业学习教育的理念，1912年更名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67年与梅隆工业研究院（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合并，定名为卡内基梅隆大学，该校拥有全美第一所计算机学院和戏剧学院。随着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發展，技术才逐步呈现出了与“有用的艺术知识”不同的“现代图景”，并逐步为公众所认可和接受。不难看出，技术的内涵处于流动中，现代的技术含义不等于其历史上的含义，可以推定将来的技术含义与现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对技术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一定要放在一个历史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去，不能将其简单的“抽象化”，对现代技术的解释不能脱离其现代性背景。[5]
“技术社会”与文明演进中的技术
全面认识技术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需要整合技术发展的历史镜像和当代特征，反思新技术革命的特征及其带给人类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历史地看，尽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如何在自然界中生存下来的挑战，需要利用技术工具来战胜各种破坏性力量，但在历史上的诸多社会形态中，“以技术思维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并不多见，并且这也只是在近代发生的事”。[6]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性理念之一，“在发展变为现代社会的共同目标之前，大部分社会并不重视技术，而是更看重其他价值，比如，怎么样与自然协调，如何保证社会仪式不出差错，或者如何保护现有的权利机构等。只有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才担负起了无所不在的支配性作用”。[7]现代技术已经染指人类历史的根基，是当代社会最值得关注的实践活动之一。
提到“技术社会”我们绕不过美国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的学者埃鲁尔，他秉持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精神，但并不是技术灾变论者，也不能被看作“具有误导性的异教徒”。在1962年出版的《技术社会》中，埃鲁尔详细论述了文明中的技术演化、“技术社会”的兴起、主要特征及其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
埃鲁尔的“技术”概念明显具有宽泛和包容性，除了物质技术，还包含社会技术、抽象技术等。与传统技术不同，在科学帮助下，现代技术成了一种控制方法，不仅被运用于生产领域，而且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商业等以效率为准则的领域。埃鲁尔用效率对技术进行了定义，认为技术是指所有人类活动领域合理得到并具有绝对效率的方法的总体[8]。技术在现代社会具有统摄性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着科学、经济及文化的走向，技术已成为人类生存的新环境，这就是所谓的“技术社会”。埃鲁尔指出，传统意义上认为技术由人所开发必然可以为人所控制的说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的状况。总体而言，人类既不能给技术发展进行明确的定位，也很难为了人类自身目的而控制技术，技术人员、科学家、产业实践者、公众、社会组织都不能做到对技术的控制，为此，只能寄希望于人类全体形成合力以达成对技术的控制。[9]
现代社会的技术决定论者所秉持的“一旦技术开始进化，社会其他因素也会相应变化”的观点并不适用于整个历史进程。“了解的历史越久，对未来看得越远”，埃鲁尔对各类传统社会中技术的地位进行了考察。他指出，原始社会是“非技术的”，技术可能起源于巫术，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宗教的。中古时期的技术更多被视为工具，人类并未将自身命运与技术进步相结合。传统社会也都趋向技术使用的改进，关注工匠技巧，而很少关心技术本身。埃鲁尔将传统社会分为外拓型与内敛型两种类型。前者倾向于土地开采、战争、征服等各种扩张形式;后者进行足以维持生计的劳作，关注自身而非物质的扩张，表现出神秘主义特征。18世纪之前的技术具有地方性特征，技术扩散异常缓慢，多偶发性;技术是文明内在的组成部分，技术作为所属社会的因变量而发展，并与社会共命运。19世纪以后产生了迥异于以往的技术现象。技术不再受到限制，而是扩展到所有领域，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并且渗透进每项活动，人类活动也不例外，作为文明内在组成的技术，逐渐远离了审美考量，转而追逐“效率”，具有了“自我增殖”的特性。技术相关的事物呈现出自动增长，在统计意义上，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数量每二十年翻一番。这明显地是一种自我生成的过程：技术创造自身。当一种新的技术形式出现时，就可能为其他形式的技术创造条件。自我增长性可以表述为两条法则：一是在工业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可逆的;二是技术进步不是算术级的，而是几何级的。[10]
“技术研究”：潜力比成就更重要的新领域
技术社会的兴起，需要思想界提供恰当的理论解释，需要对工业繁荣作出贡献的元素进行创造性理解。现代社会的兴起之时已经培育了呼唤维护技术社会秩序的学说之需求。大数据时代的人类并没有摆脱碎片化的局限性、也尚未形成关于技术的整体性研究。技术研究的潜力比其成就更加重要，由于环境、健康、安全、网络空间等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大量的社会学能量引入了相关领域，当代技术变化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预示着技术社会学领域的伟大未来。
我们需要对做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技术作出解释，而对技术现象作出任何有价值的分析都必须涉及历史、理论和数据等要素。技术研究可以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促进人们对技术现象的深入理解和认识。技术研究应当为创造一个“在技术社会中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生活”做好学术上的准备，获取对社会生活以及社会问题的理性平衡视角。如果人们知道社会秩序是怎样成为目前的样子的，他们将会为指导未来的社会变革做更充分准备。
“技术研究”（Technology Studies）是一个包括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策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经济研究等在内的多学科研究领域，该领域对技术人造物、技术系统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一般意义而言，技术研究被看作科技与社会（STS）这一交叉学科的子领域，通常认为，STS出现于20世纪60、70年代，该领域聚焦于对科技发展规律及其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目前STS正在发展成一个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学科系谱。在全世界不少大学都有该领域的研究项目甚至系所，还有特定的会议和学术杂志。比如，1964年，哈佛大学设立“技术与社会学位计划”[11]，1977年麻省理工学院建立“科学技术和社会学位计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大学出现了一批系级建制STS机构，如美国1990年RPI、1991年康奈尔大学先后成立STS系。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指南中多年来一直都设有“STS计划”，基本上每年都有研究项目资助。
目前的技术研究还是一个新兴学科和领域，其理论基础、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具有多元性，很难对其理論路径进行系统和全面的评析，在国际学界通常会关注处于很多STS系和STS计划核心的两个子领域上：技术的社会学研究与技术的历史学研究。[12]西方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潮流中，技术研究出现了新的特征，不少学者已经关注到了技术研究的特征和新趋势，比如，在《现代性与技术》中，技术哲学学者菲利普·布瑞（Philip Brey）以“技术研究：技术的新图景”为标题对技术研究作了具体分析[13];技术哲学家瑞·大卫·福舍（Rayvon David Fouche）在2008年还编辑出版了4卷本的《技术研究》著作[14]，在一定意义上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成果等。总体而言，当代技术研究呈现出一些特征：
第一，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汇聚在“经验研究”的旗帜下，具有质疑和颠覆传统的“技术决定论”“技术系统论”的理论目标，反对整体性技术逻辑可以强加和统摄社会逻辑的理论假定。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变化遵循的是一个固定的、线性的路径，其发展路径可以根据内在的技术“逻辑”来解释。技术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就是技术是社会塑造的，技术变化受制于社会情境，技术功能是社会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技术理性的内在标准。当然，有些学者可能看到了技术内在要素对技术变化的强影响，倡导技术的社会研究的另一些人则指出，即使技术内在因素对技术变化有限制性影响，这些因素也是社会塑造的——比如，在企业、工程师和用户群体对增长的期望等。[15]
第二，当代西方的技术研究都以案例研究为基础，以“深描”作为其重要方法论标识。当代技术研究在其方法上吸收了同时期，相关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性研究方法。自孔德开始，强调实证和“客观规律”是社会学的基本假定;无论是韦伯还是涂尔干，他们都力图寻求隐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功能论受到了诸多挑战，社会学中的“理解”范式逐步转向“解释”范式。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历程中，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并实践的“深描”方法是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拓展，在《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兹指出，“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16]格尔兹提出了阐述人类学和“深描”的概念，认为，所谓的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代表人物，学者平奇和学者比克进一步将“深描”方法应用于了技术物研究。对此，学者米萨指出，为了与技术决定论的论调作斗争，技术的经验研究选择的方法就是在细节上重建作为技术被发明、被选择和被应用的条件的社会和政治选择;被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家所倡导的“技术的逻辑”在这些细节的微观层次的描述中销声匿迹了。[17]
第三，尽管存在不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路径，当代西方技术研究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统一性。尽管当代西方技术研究具有历史研究与社会研究两个维度、而且还具有三种纲领、四条路径的划分，尽管做了不同案例研究，但其基本理论假定具有同质性，其基本假定就是：现代时期的技术与早期的技术一样都是社会构造的，它们体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经济的、社会的、职业的、管理的和军事的目标;设计者、工程师、管理者、金融家和技术的使用者都会影响技术的发展过程。当代技术研究的理论家都意识到了技术可以被以多种形式进行解释和适用。技术史研究向我们显示技术比如电话、互联网和汽车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角色，而其功能和角色又是如何随着时间和空间而变化。[18]
技术创新发展的多重路径与可选择的现代性
在当代技术研究中，“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两类思潮：前者强调技术对社会制度、文化规范等的决定性作用，后者则注重对技术发展的社会学解释，强调社会背景对技术的建构性。应当说，“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提供了解析技术与社会关系两种清晰框架，是思考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有效理论工具。但在我们经常所接触到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实践中，技术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技术”和“社会”都不能被归于某种静态的范畴，过分强调技术的“强制性结构”对我们的研究并无太大帮助。因此，在处理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上，我们既反对强调技术内在逻辑的单向的技术决定论，也拒绝过分强调社会因素而忽视技术自身逻辑的强社会建构论。作者认同技术与社会及文化存在某种深层相互作用的观点，“这种相互作用包括互相影响、现实的不确定性、历史的模糊性，导致的抵抗、调整、接受甚至热烈欢迎。为了努力捕获这种流动性的关系，我们使用‘相互建构’这一概念”。[19]
在全球化语境下，出于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冲动之抵制，尽管不少国家已经不再将“现代化”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不再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现代化”依旧是发展中国家致力追求的目标，“现代性”依旧是理解现代社会绕不过的范畴。当代社会处处渗透着“现代性”，技术决定论与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positivist-technocratic）默默地潜伏在现代化的背景中，“现代化的最主要的观点是建立在技术自身具有发展的自主逻辑这一决定论假设的基础上。根据这种观点，技术是一种不变的要素，一旦被引入到社会中，就会使接受它的社会体系屈从于它的律令”;[20]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强调对于特定类型的技术革新增加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福祉，并使用一系列的量化的社会指标（social indicator）来测度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21]
在技术决定论和实证主义——技术统治论视野中呈献给我们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活基础的“去背景化”的技术。发达国家在技术发展上处于领先地位，被定位为文明世界中的“先进国家”，是欠发达国家的“典范”。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作为现代技术及其相应的制度性结构和文化表征的现代性是普遍的，尽管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多种多样的社会形态，包括部落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但现代性具有唯一性，并且不管或好或坏，它成为了我们社会的范例。
西方发达国家业已经完成的现代化建基于“工业化”之上，“工业化”以现代技术的兴起、传播和应用为标志，但并非社会制度必须适应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遵循的也不是一个僵化的单一模式。“现存工业社会的技术必须被认为是工业主义的一个特殊情况，它与占主导的资本主义文化有关，而不是普遍的范式。”[22]有的时候现代技术发展强化了现代性制度并促进了现代性文化的扩展;有的时候，现代技术适应了新的文化价值而出现，“技术发展是一个社会斗争的舞台，各种相互竞争的群体在这个舞台上都试图推进它们的利益和相对应的文明规划。许多在技术上可行的结果都是可能的，而并不是只有斗争中的胜利者所施加的那一种结果才是可能的”。[23]
技术并非命定和不可变的，而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情境的依赖性。比如，互联网经历了一个从军事工具到商业中介再到公民生活方式的转换;自行车和汽车都经历了一个从速度机器到交通工具的转换;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新的意义”被意识到了，其结果往往与设计者的原初目的不同。在当代的生产实践中，生产者往往认同“使用者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用户”参与到了产品设计中。
同样，以现代技术和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性也并非一元的。比如，19世纪的日本所经历的现代化是并非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过程，在此期间，日本一方面，注重引进和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比如，电报、铁路、军事设备等，采纳西方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又主张“日本精神”和“民族传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同样伴随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民族文化、民族自醒和地方性实践的独特性并不能在“现代化”的标志下被抹平，相反“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观念更被大众所接受。
社会制度与技术发展的适应关系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技术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的同样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关联性，二者之间是具有“相互建構”性。现代性是理解技术的基本背景和必要框架，塑造了技术并推动着技术发展;技术是现代性的决定性特征，构造现代生活和权力的“超级结构”。
对技术进行现代性反思和批判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要保证人类实践的完整性意义。避免人类的解放事业受到技术理性霸权的伤害。传统与现代经常并不是力量均衡的两种力量。在技术活动兴盛，传统活动式微的现代社会中，捍卫人类实践活动的完整性具有重要意义。很明显，全面禁止或限制技术发展并非一种理性的现实抉择，但是在延续技术发展的行程中，明晰传统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对生活于技术中个体提出建议确是必要的。实际生活中，个体选择在一定程度内享受技术便利无可厚非。人类将生活的一部分交由技术处理，从而有更多时间来进行有意义的活动，从个体来说是一种合理的权衡取舍，从社会来讲也是一种进步的表征。但个体应当避免将效率至上带入生活各个方面，技术使用者应该把效率追求约束在技术发挥作用的特定时间内。技术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技术活动与传统活动争夺个体注意力的历史，这种争夺战会长期存在并且不断激化。从目前情形来看，在技术的巨大诱惑面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个人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约束力才能将技术活动所占比重限制在合适范围之内。人类需要去检视现代性的技术理性，努力去培育一种发现有意义的、具有理性上可辩护性生活能力的意义。人类既不能仅仅想着继续发展技术以隔离风险，也不应当冷漠地屈从于风险，更不应当听天由命式的麻醉自己，而应当沿着直面风险、感知风险和解决风险的道路前行，关心我们周围的世界，赋予我们的生活意义。[24]
（本文系國家社科重大研究专项“‘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主要风险及应对研究”、北京社科基金“风险治理中专家信任构建路径及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8VDL05、15ZXB015）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0页。
[2]Jacob Bigelow， Elements of Technology， Boston： Hilliard， Gray， Little and Wilkins， 1831; 2nd ed.， p. 4.
[3][13][17][19]Thomas J.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 8， pp. 46-54， pp. 9-10， p. 3.
[4]Ruth Oldenzicl， Making Technology Masculine： Men， Women and Modern Machines in America， 1870-1945，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26.
[5]张成岗：《技术与现代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7～29页。
[6][7]丹尼斯·古莱特：《靠不住的承诺—技术转移中的价值冲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4、3页。
[8][10]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M].Trans， John Wilkin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4. p. 159， pp. 85-90.
[9]张成岗：《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发展、风险挑战及秩序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1]该计划出版了《技术与社会研究》的论文集。
[12]注意：当下的许多西方学者并没有把技术的哲学研究纳入新兴的technology studies的范畴，笔者沿用了这一学术传统，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调当代技术研究的经验指向。
[14]Rayvon David Fouche， Technology Studie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8.
[15][18]Philip Brey， Theorizing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in Thomas J. Misa.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Ed.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IT Press， 2003， pp. 50-51， p. 52.
[1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深描：向文化解释学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第40页。
[20][22][23]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7， p. 69， p. 69.
[21]Jay Weinstein， Sociology/technology： Foundations of Postacademic Social Scienc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2， p. 153.
[24]Lorenzo C. Simpson，Technology， time， and the conversations of moder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63.
责 编/肖晗题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4篇
[关键词]科学哲学;科学的本质;科学的性质;科学观;科学教育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是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等方面的基本问题，指导科学认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论。[1]科学哲学的萌芽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后的伽利略、培根、笛卡尔等人对经典科学的哲学探索，丰富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独立的科学哲学研究开始逐步形成。科学哲学主要研究三方面的内容：(1)科学的本质，即科学是什么;(2)科学的性质;(3)科学观。科学哲学或多或少始终影响着科学教育，传统的科学哲学和新兴的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正向和负向的影响。达西尔(R.Duschl)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撰写的一篇题为《科学教育与科学哲学：25年互不相关的发展》的论文中指出，从1960年到1985年，美国的科学教育改革只是科学家、教育家和教师的事情，他们没有接受当时科学哲学的新观点，而科学哲学也没有参与到科学教育改革中来。可见，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的影响是较大的。因此，探讨科学哲学对科学教育的影响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下文将从科学哲学研究的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其对科学教育的影响的论述。
一、科学的本质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因为科学教学中所采用的活动是模仿科学家在探索和发现问题的新答案过程中的实践，那么理解科学自身的本质就显得很重要。然而，科学究竟是什么样的，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为了更好地说明科学的本质对科学教育的影响，也为了让科学教师理解科学的本质及在科学教学中体现出科学的本质，作者采用了科学的三个维度划分，即科学是一个包含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三向度的活动。
长期以来，我国的科学教育内容一直把传授和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放在首位，从科学的本质来看，这是片面的，没有反应科学的全貌。[2]从科学本质的三维度来看，科学教育内容应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科学知识与能力、探究与思维、态度与精神：(1)科学知识包括：科学事实、科学概念、科学理论、科学模型;(2)探究与思维包括：观察和提出问题、形成假设、实验求证、得出和交流结论;(3)态度与精神包括：求实、严谨、怀疑、创新、坚持、合作。
科学的本质要求科学教师教学时，一定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只有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让学生真正地认识科学的本质。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某些教师并没有真正把握好三者的关系，存在着两种误区。第一，简单地把科学教育看成是知识的传授。这种情况在我国未进行新课改之前较为普遍。例如，我国历次颁布的教学大纲中，教育目的尤其强调基础知识和基础能力的培养，强调基础知识的实际应用。与科学教育相关的科学教科书的主要篇幅都在讲述科学的概念和原理，伴随学生的作业就是记忆、理解、掌握和运用科学知识，然后在考试中得到检验。第二，简单地把科学教育看成探究，仅仅注重探究的形式，而忽略了科学知识的获得。这种情况在新课改的背景下较为普遍，几乎已经把探究看成衡量科学课成败的唯一标准。《全日制义务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的是，让探究成为科学学习的主要方式，而非唯一的方式。庞丽娟教授撰写的《论科学的本质与科学教育》指出，强调科学探究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学教育都只能和必须通过探究的方式进行。科学教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取决于教学内容和学生已有的认知发展水平。
科学的本质说明了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广大教师应当深刻地理解科学本质，并把科学的本质渗透到科学教学中去。在中小学科学教育中，使学生认识科学的本质，并把它作为科学教育的重要目标已成为国内外科学教育改革的大趋势。[2]
二、科学的性质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在科学课程的学习中，科学的性质应该是很重要的内容。它有助于学生对科学有更深一步的理解，树立科学的世界观。科学具有客观真理性、可检验性、主体际性、修正性。
客观真理性强调科学是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的内容与客观存在的过程或现象相联系。这要求科学教师在科学教学中，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教师及学生的想法观念一定要有所依据，而不是胡乱的猜想、臆断。科学的可检验性强调科学必须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科学的这个性质说明了科学命题的结论不是笼统的、有歧义的一般性论述，而是个别确定、具体的命题。它们在可控条件下可以重复接受实验的检验，具有可检验性。科学的主体际性强调科学命题是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科学命题敢于面对持相反意见者的批判。科学的主体际性要求科学课必须重视探究中的交流与表达环节，重视小组间的各种不同意见。科学的可错性是创造它的人易犯错误之本性的反映，但是从实质上看，科学的可错或暂定，在于科学认识的理论结果与不断出现的经验事实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科学家不得不修正或抛弃已有的理论。[3]科学的可错性表明在科学教学中学生的错误观点是不可避免的，但只要学生的观点是对现实的事物或者过程的正确思考，并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学生的观点是相对正确的。
因此，在科学教育中，教师一定要对科学性质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科学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才能使学生认识到科学具有的性质，从而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观念和科学素养。
三、科学观对科学教育的影响
科学观是指人们对科学对象、科学过程的本原和本体的见解或意识，即对科学对象持有的整体观点。科学观不同于上述的科学的本质与科学的性质，它更多地体现出教师或者学生对整个自然界所持有的看法。有科学知识不一定有正确的科学观，没有正确的科学观，即使有科学知识，也可能陷入迷信，甚至是伪科学。所以，建立正确的科学观对于学生和教师至关重要。正确的科学观包括：世界是可被认知的，科学理念是会变化的，科学知识的持久性，科学不能为所有问题提供完整答案。
但有些教师并没能真正地把握科学观。浙江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蔡铁权教授指出，不少教师对科学究竟是什么还没有真正理解，绝大多数教师对科学还处于一种盲目崇拜的状态;同时又有人采取激烈的建构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不是客观真理，而是科学家头脑中建构的产物。教师在科学观方面的误区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科学看作真理的同义语，认为科学是不可错的;第二，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有科学主义的倾向，完全排斥人文学科的教育价值;第三，认为科学是人们头脑中建构的产物，具有相对性。
因此，在科学教学中，科学观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科学观，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提高科学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 周青.科学课程教学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4.
[2] 刘克文.试论科学的本质及其在科学教育中的价值[J].教育科学，2003(4).
[3] 李醒民.经验性：科学理论的根基[J].河南社会科学，2009(3).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后现代；科学哲学；后现代科学
收稿日期：2011－02－13
作者简介：黄秦安，男，陕西西安市人，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后现代思潮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西方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思想、文化和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罗蒂把海德格尔、杜威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看做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来源。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哲学逐步进入西方哲学主流。在后现代的理论视角下，西方传统的、深具现代性的启蒙精神、理性、总体性、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思维方式等都遭到普遍的批判。后现代把一切预设的思想基础都作为质疑和解构的对象，这种批判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在后现代的视域之下，科学知识的合理性也受到了质疑，科学精神和科学价值开始被解构。我们认可后现代对具有宏大叙事特点的科学规划的解构，但并不认同后现代对科学价值独特性的普遍怀疑。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但是一种超越现代性科学范式的具有“后现代科学”特征的科学发展趋势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哲学主张
从时间序列看，关于“后现代”(postmodem)这一概念，据学者们考证，从语源学看，英国画家查普曼于1870年的个人画展中首先提出“后现代”油画的概念。德国的卢纳尔夫曾于1917年提出一般的“后现代”的称谓。德国作家潘维兹在其《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也使用了“后现代”这一概念。还有西班牙的奥涅克斯、英国神学家贝尔、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研究》这一名著中等均有所提及。按照汤因比对西方历史的划分，从1875年开始，西方文明开始进入后现代。但上述学者在使用“后现代”一词时的意义均不尽相同。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现代的许多思想可以追溯到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而后现代作为一股强劲的文化潮流和哲学思想，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
从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难解难分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现代还远远没有结束，而后现代则已经开始了。两者在时间上、观念上所具有交叉性、交互性和重叠性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后现代的概念是以现代的概念为构词基础的，所以后现代的概念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现代的概念而独立存在的。
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在其《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后现代的基本观念和立场。利奥塔尔指出，“元叙事”(metanarratives)或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叙事是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借助于元叙事可以建立起一套自圆其说的被赋予合理性的游戏规则和话语。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对元叙事的怀疑。随着元叙事走向衰亡，主体和社会领域的非中心化逐步成为后现代的主题，元叙事开始转向局部叙事。利奥塔尔对知识的这种被“解合法化”到新的合法化的转变作了如下描绘：“普遍元语言的原则被能够证明指示性陈述的形式公理体系的多样性原则所代替；描述这些体系的元语言是普遍的，但彼此并不一致。在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中常被视作悖论，甚至是谬论的认识均可以在这样的体系内找到新的力量与信心，并能赢得专家集团的认可。”因此，利奥塔尔倡导抛弃绝对标准、普遍范畴和宏阔之论，支持局部类型、容忍差异、历史的和非中心化的后现代科学知识。
法国哲学家福柯从对权力、考古学和知识谱系的研究开始其对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深刻反思。尽管福柯并不认可给他的理论见解贴上固定的诸如“后现代”的标签(这其实也正是某些后现代思想家的多变和特立独行的特征)，但福柯的整体思想无疑是极具后现代气息的。与许多后现代思想家一样，福柯的思想中有很深的尼采主义和海德格尔思想渊源。福柯主张放弃对知识基础和知识体系的追求，强调了非中心化世界的重要性，赞成采用“谱系学”代替科学。他敏锐地指出，在被标榜为“理性”和“合理化”的传统思想及其方法的背后，隐藏着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的权力的本质。福柯推崇“精神分析学”和“文化人类学”，认为它们的质疑、批判和论争功能使得它们在知识的整体空间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解构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秉承尼采和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立场，德里达发起了对追求普遍性、本质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在“书的终结和文字的开端”一章中，德里达描述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逻各斯”的长期统治状态：“决定真理的一切形而上因素，甚至海德格尔提醒我们的超越形而上本体神学的那个因素，无论以哪种方式理解该词的意义——在前苏格拉底或哲学的意义上，在上帝的无限理解或在人类文化学的意义上，在前黑格尔或后黑格尔的意义上，都或多或少与逻各斯密不可分，或与在逻各斯的线性发展中思考的一种理性密不可分。在这个逻各斯内部，与语音的原始和本质联系从没有间断过。”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关于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及其意义的深刻影响，德里达企图通过颠覆“逻各斯主义”在言说与书写、存在与非存在、本质与表象、所指与能指等范畴之间作出的二元划分中所显现的单向中心性(即指派给前者以比后者更多的重要性)，从而使“自由游戏”式的文本能指系统摆脱外在(实在)世界的束缚，获得其可以高扬的存在性。
美国的詹明信的力作《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奠定了其在后现代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是：“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作以下的假设，认为在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某种彻底的改变、剧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使我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而顾名思义，后现代主义之产生，正是建基于近百年以来的现代(主义)运动之上；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决裂性’也正是源自现代主义文化和运动的消退及破产。”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看做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表征。詹明信相信，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任何理论叙事所隐含的“总体性”只能建立在现实和文化文本的破碎性之中。詹明信把“无深度感”、“浅薄微弱的历史感”、“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以及全新的情感状态、新科技的发展等看做是后现代文化的主要构成元素。
作为现代性的捍卫者，德国的哈贝马斯并不认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解。虽然哈贝马斯承认现代性有其内在的缺陷和困境，但却并不认为现代性已经到了必须被否定和抛弃的地步。哈贝马斯写道：“我认为我们不应抛弃被视作注定要失败的现代性和它的构想，而是要从那些试图否定现代性的奢侈而又过度的计划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哈贝马斯倡导新保守主义和交往理论，用来克服现代性的问题。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解释是“保证自己得到完完整整、不多不少的复制”。对于这一定义，我国学者盛宁的理解是，是资本主义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一套原则，有了这些原则，就具备了某种自足自律性；它就不再需要仰仗任何外在的权威、传统、神祗和真实等为自己的存在争得一个合理性了。与许多后现代思潮具有的非理性主义传统不同的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的认识出发点是理性主义的，在他看来，像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工作就被归为尼采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种类。而诺里斯(Norris)认为，哈贝马斯对德里达工作的这一认识定位是一种误读。基于现代性的认识立场，哈贝马斯始终无法与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达成共识。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在20世纪末西方科学哲学的舞台上也是盛极一时。与哲学上一般后现代理论较为宽泛的认识视角不同，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将其认识定位在“科学”这一特定的知识概念之上，对科学活动的本质、过程、方法以及科学知识、科学真理等进行了社会学层面上的解读。
以美国的大卫·格里芬(Griff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倡导所谓“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主张在“解构性”(或“消除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作出区分。格里芬写道，这种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
上述各种后现代哲学流派和思想对于整个当代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虽然各种后现代理论表面上给人留下一种论点丛生和杂乱无章的印象，但概括看来，后现代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点就是对一切经典理性主义和现代性思想(这里现代性的意义是指自文艺复兴开始发轫直到启蒙运动之后逐渐定型的西方主流文化思想，包括主体性、理性观念、自由、民主等)的普遍质疑、怀疑和解构。
二、后现代视域下的科学：从解构到建设
对于科学，尤其是科学主义，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都致力进行一种解构和批判。在各种关于科学的后现代见解中，解构性的后现代科学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审视了科学的内在局限性，但是对科学精神的普遍解构仍然具有不少危害性。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和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他们都认为科学其实是无法与其他文化形式划界的。罗蒂在对维特根斯坦、杜威和海德格尔三位哲学家的思想的共同点进行归纳时宣称：“对知识、道德、语言、社会的基础所作的研究可能仅只是类似于教义辩护的东西。”因此，在罗蒂看来，无论何种类型的研究及其知识体，都被齐一化为某种主观本位的、预先设定的信仰。罗蒂专横地写道：“当伽利略找到他的数学化词汇时，他已经在成功地完成他的探究。而这一探究，在我能给出的惟一意义上说，是解释学性质的。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达尔文。我看不出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与圣经注释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化历史学家所从事的事业有何不同。”费耶阿本德断定，“不仅不可能有一般的科学和理性的理论，而且根本就不存在科学合理性这种东西”。他在《反对方法》一书中提出：“科学是一种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事业”的口号，并提出了“怎么都行”的“反规则”方法论。其立论根据是：科学是复杂的、异质的历史过程，不能用精确的固定的逻辑范畴来把握，任何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传统的理性主义规则论不仅有害于科学的批判能力，又易导致人的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科学研究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便是“怎么都行”。
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持有与罗蒂和费耶阿本德相类似的论点。“在德里达看来，真理不过是各种高尚的隐喻，一种语言对真理‘武断’愿望的产物，从而剥夺了真理的内容与解释的力量。在他那里，‘实在’的科学观念不过是一种描述上的方便手法，是一种隐喻，这种隐喻的出现并没有什么更好的理由，只不过是它碰巧满足了某些在当前享有声望的研究纲领或范式的需要”。通过对法国哲学家巴什拉科学哲学思想的解读，德里达得到的结论是，所有的概念都是隐喻。具体看，“在科学认知过程中，‘口头的障碍’常带着一种形式上确定的隐喻、确定的范围，在口头‘表达’的、‘隐喻引诱理性’的严格意义上，甚至可以超过语言。另外一方面，客观知识的心理分析必须首先‘直接的隐喻’。”在德里达那里，科学变成了一种隐喻式的修辞，而所有的科学方法只是一种隐喻的手法。德里达认为，即使在严格的逻辑和严格的定义中也无法消除隐喻的痕迹。而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又常常作为其理论的依据。
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是其强纲领ssK的一些基本主张包括：科学的内容和结果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研究的产品，即所谓的自然律，必须始终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其有效性依赖于专家之间的默契。科学只不过是众多“故事”中的一种。评价科学成果的最好方式就是质问：如果某一论断被认为是真的，那么说话者代表了谁的利益。因此，对大众来说，关键问题不是科学的结果是否经受了很好的检验，而是它代表了谁的利益。因而，科学只不过是一种伪装的政治学。科学研究的结果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比起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民族科学来说，欧洲科学并没有客观上的优越性。科学是战争、环境灾难、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优生学和帝国主义的同谋犯。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史蒂芬·科尔在《知识的制造》一书中概括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基本假定：“首先，他们认为科学不是一个由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并不遵循一套能引导科学工作者独立发现真理的程序。第二，他们认为科学争论并非总能由经验证据来裁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在哲学上采取了相对主义的立场，否认自然界作为客观外界的重要性，否认自然界对科学知识的内容有重要作用。”依照上述假定，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就成了科学思想的最重要决定因素。
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题目范文第6篇
一、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经验主义又被称为“经验论”, 是关于认识论的学说, 与“理性主义”相对。经验主义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 一切知识都通过经验而获得, 并在经验中得到验证。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 而且归根结底是来源于经验”, 心灵就像白板, 心灵中的一切知识来自对事物进行观察而获得的感性经验, 而心灵也具有一种对感觉印象进行区分、比较和概括的功能。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也曾经说过:“在先进的国家, 实践启发理论;在落后的国家, 理论鼓起实践”。这是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思想的一种形象诠释。经验主义传统一直以来都是英国哲学的突出特色。培根就重视观察和实验, 在他看来, 知识的基础就在于经验观察和科学实验。与此同时, 由于信任根据观察和实验的归纳法, 以及强调认识的实践功用, 培根不认同长期统治西方的亚里士多德的偏重演绎法的形式逻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是培根。”
纵观世界科技史, 英国人占有突出地位。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一个多世纪里, 英国一直处于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 这就不得不提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近代以来, 科学研究逐渐从早期的收集材料逐步走向整理材料, 科学得到迅速发展, 这其中经验归纳的方法功不可没。
总体来说, 在早期着眼于宏观物体的经典物理学时代,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有效地促进了科学研究的进程, 极大地推动了经典物理学的进展,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在迎接新的科学革命的同时, 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科学霸主地位的变易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随着在19-20世纪之交经典物理学逐渐转向现代物理学, 物理学的研究中心也由经典物理学的宏观、低速运动对象转为微观、高速的运动对象。在这个时候, 面对新兴的物理学, 过于强调经验、科学实验而轻视理论思维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应对起来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因为实验家的物理经验不能把它提高到最抽象的领域中去。适用于科学动年时代的以归纳为主的方法, 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
当然, 这绝不是单纯的否认经验主义的哲学传统, 众多的英国科学家也不乏像牛顿、麦克斯韦等在科学理论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特例, 只能说在经典物理学逐渐转向现代物理学的过程中, 英国强调直观具体事实, 重视经验而轻视理论思维的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适应新的物理学革命了, 那么哪一种哲学思维才更符合新的物理学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尤其看重理论思维的德国理性主义哲学传统。
二、哲学对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影响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 与英国重视经验, 轻视哲学思辨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正好相反, 德国理性主义则重视理论假说, 大胆思辨, 简单地说, 理性主义认为建立在承认人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
在19世纪以前, 德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 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则一跃成为了世界的科技中心, 这固然是多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诸多因素中哲学可谓起到了先导作用, 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 通过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以及对科学的启蒙极大地促进了德国科学的发展, 并进而促成了德国在世纪之交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
首先, 哲学的启蒙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科技文化的传播, 哲学的兴隆带动了科学的兴隆。哲学革命的爆发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为科学提供了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从根本上为科学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
作为“德国启蒙运动之父”的托马修斯就对自然科学怀有极大兴趣, 他的学术思想激进, 具有革命倾向, 他倡导理性, 反对偏执思维, 认为哲学应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 并从亚里斯多德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托马修斯的进步思想在那个时代对人们从神学的权威中解放出来, 并逐渐投入到科学技术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都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德国, 正是由于哲学启蒙及哲学革命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并进而促进德国科学的体制化。
第二, 哲学与科学的紧密结合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德语中与科学含义最接近的词是wissenachaft, 但其内涵要远比Science广泛, 这也直接反映了德国科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在德国, 以普朗克黎曼、高斯、等为代表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 康德关于天体演化提出的潮汐假说和星云假说即是哲学思想也是科学假说, 对当时的科学思想有直接的启蒙作用, 因此恩格斯称他是“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的人。
当英国、法国分别进行产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时候, 德国国内则兴起了哲学革命, 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还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原因。经过哲学革命, 哲学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更加动摇了经院哲学和传统神学的地位。所以说德国科学技术的崛起不是偶然的, 这与科学和哲学紧密结合分不开的。
第三, 在教育中注入哲学因素对德国教育的改革影响深远。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历来都是和教育的因素分不开的, 教育的成功会直接培养大量优秀的科学技术人才, 成为科技进步的中坚力量。德国之所以在第二次物理学革命中大放异彩, 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 就不得不提到德国成功的教育改革, 而教育改革的成功又离不开哲学的变革, 哲学因素在教育因素中的注入对德国科技的发展影响深远。
通过分析哲学对科学的启蒙作用、哲学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以及哲学对德国教育改革中的影响, 说明德国的哲学渗透于各个领域, 通过与其他因素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德国科学的发展, 潜移默化地促成了德国成为19世纪中后期世界科学的中心。
综上所述, 作为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 对科学技术的影响可谓潜移默化、深远持久, 我们应当积极吸收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及德国理性主义传统的优点, 在重视经验观察、科学实验的同时, 也要重视理论假说、大胆思辨。
此外, 无论是儒家哲学的“实用理性精神”, 还是道家倡导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很大程度上都不利于中国自然科学的产生, 事实也证明, 古代中国产生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辉煌的技术工艺, 但科学理论却一直处于较为原始的阶段, 更没能自发的形成近代科学以及成为近代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固然不是否认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而是要正视并克服自身的不足, 为使我国在21实际成为科技强国提供一个较为科学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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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上习惯于把科学和技术连在一起, 统称为科学技术简称科技。实际二者既有密切联系, 又有重要区别。科学解决理论问题, 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科学要解决的问题, 是发现自然界中确凿的事实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并建立理论把事实与现象联系起来;技术的任务则是把科学的成果应用到实际问题中去。科学主要是和未知的领域打交道, 其进展, 尤其是重大的突破, 是难以预料的;技术是在相对成熟的领域内工作, 可以做比较准确地规划。
哲学一词, 中文最早使用于19世纪末、从日本的汉文"哲学"使用引用过来, 是philosophia (热爱智慧、追求真理) 的日本汉文翻译, 词义是"以辩证方式, 一种使人聪明、启发智慧的学问", 是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
哲学可以看作一种尺度。这种尺度的作用在于, 从理性存在物本身出发, 去寻找理性的本质 (本源) 以及自存与世界其他存在物的关系。
在学术界里, 对于哲学一词并无普遍接受的定义, 也预见不到有达成一致定义的可能。单就西方学术史来说, 哲学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 涉及等概念。哲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研究, 这些问题多与实在、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有关。
哲学就是元知识、元理学, 即所谓大道至简。哲学任务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元理层面的把握, 把多综合为一或把一区分为多, 一和多都是元理。元理也要清哳表达、系统抅造, 这样的元理系统才适用于阐释世界或指导实践。哲学是元理, 科学 (以及玄学、艺术) 是原理、方法、事实, 元理与原理划分并非绝对, 实用依据可以是:元理是需要时刻记着即时可用的元初理论, 原理是可以查工具书利用的基础理论。
"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文, 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按照字义解释, 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的学问。然而这并不足以表明哲学的实质。哲学作为一门学问, 是如何产生的呢?
哲学的基础:
在原始社会中, 人们对各种自然现象还不了解, 打雷闪电、山洪暴发等现象激起了人们对自然和自身的探索和认识。
摘要：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是学界历来普遍关注的问题, 同样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本文分别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传统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和哲学对德国成为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影响深入分析, 有力地表明哲学思维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阐明哲学与科学技术间的密切关系, 启发人们重视哲学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关键词：哲学,科学,技术,影响
参考文献
[1] [德]海涅 (H·Heine) 著.论德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2] 许良著.亥姆霍兹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3] 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J].历史教学问题, 2002 (6) :22-28.
[4] 曹胜斌.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终结的数学原因[J].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2) :3-6.
[5] 孔令宏.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思想中的机变论[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4 (6) :90-93.
[6] 曲秀全.从“天人合一”透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0 (4) :94-97.
[7] 刘洁.以科学美学的眼光看中国古代科学[J].前沿, 2013 (22) :55-56.
[8] 宋清波.论哲学对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影响[J].江汉论坛, 2010 (6) :61.
[9] 陈炎.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J].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24 (1) :121.
[10] 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0:54.
[11] 傅正华.哲学:科学技术发展的酵母─论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J].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1999 (5) :61.
[12] 罗素.西方哲学史[M].商务印书馆, 1978:12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