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乡 收入差距

一、我国城乡现阶段收入差距的基本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字显示，197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元，差距系数为2.57：1。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21810元，而农村居民只有6977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为3.13：1，超过了1994年的差距水平，比1978年差距系数明显增加。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表面原因

1. 与工业相比，农业的比较利益较低，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2. 农业生产是有生命物质的生产和再生产，农业的再生产过程，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如果农业遇到自然灾害，如暴风雨、洪涝、干旱、冰雹、霜冻等等，就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损害，轻则减产减收，重则绝产绝收。相比之下，工业则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小。

3.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由于农村的基础教育设施投入不足，导致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始终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从而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开发与发展。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深层原因

1. 户籍因素

中国现有的户籍制度直接损害影响着农民阶层的利益，使他们缺少平等参与社会竞争的机会，也限制了他们参加技能培训的教育平等机会，限制了农民工子女进入公立学校的机会，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普遍不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推广。

2. “官本位因素”

所谓“官本位因素”是借用货币制度的金银本位制而言的一种价值体系。“官本位”现象十分明显地侵蚀着社会机会平等的理念与准则，为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领域提供某种特权，造成某种行业垄断的现象，从而使行业之间出现某种有悖于机会平等原则的不平等竞争的现象，它还为一些政府官员或者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个人提供某种便利。农民阶层由于远离权力中心，在经济活动中必然失去平等参与和竞争的可能，即便参与竞争，在开始阶段也就处于劣势的不平等地位。

3. “制度不完善因素”

在农村，由于对征地农民补偿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城市获得土地出让的收益，而失地农民未能获得足够的补偿，加大了城乡的差距。按照现行政策，农村土地进入市场，必须先由国家征用并转为国有性质之后再有政府出让。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支持招商引资和工业化的发展，以较低的价格出让土地，农民获得的补偿不足以弥补失去土地的成本。此外，在农村缺乏与城市相同的保障制度。长期以来政府有利于城市的直接转移项目，如价格补贴、医疗补助、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会福利制度，而占有70%以上的农村人口却享受不到政府的各项福利政策。

三、解决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对策

(一)推动制度创新

第一，废除身份制的户籍制度。促进城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保证城乡居民之间就业机会的平等。就业机会的平等是收入平等的基础条件。让作为市场主体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

第二，实行社会保障机会平等。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加快建立农民工的工伤保险制度。由于许多农民劳动强度大，风险高，工作环境恶劣的行业工作，他们很容易成为工伤事故的牺牲品，并可能患上各种职业病，但目前农民工很难得到相应的抚恤与救助。其次，进一步完善农民工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民工和城镇职工，都享有相同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再次，要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

第三，建立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当前发展农村经济面临的瓶颈问题是农村金融服务严重滞后，而农村金融发展的桎梏是受现行农村产权制度的制约，最普遍、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宅基地及其上面建造的住宅既无法流转，又不能抵押，制约了农民土地权益的实现，不仅不利于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而且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严重阻碍城镇化进程。农村宅基地的实际使用已经使农民对宅基地的使用权利变成了事实上的长期权利，应该针对这一客观事实，在法律上予以确认，赋予农民对宅基地的永久性用益物权，这对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搞活农村金融，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二)优化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结构，努力提高农业的边际生产力

第一，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资，既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质量。首先要重点加强了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其次，构筑农民再就业培训和社会服务体系各地及有关部门在加强农民思想教育引导他们观念转变的同时，要充分利用成人学校，职业技术学校和社会各种办学力量，通过政府组织吸收农民参与再就业培训，增强竞争就业技能和就业能力。再次，要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上学难的问题，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第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政府应在坚持国有投资为主体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包括民间，外资在内的各种资金，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尽快打下实现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现在社会，我们一般用人均收入差异和基尼系数来描述区域或国家间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人民币上升到2013年的6767美元，其中，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3元上升到26955元，增加了26611.7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长到2013年的8896元，增长了8762.4元。城乡收入差距在1978年至1984年呈逐步缩小趋势，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倍数是2.39，1984年为1. 76，但是从85年开始，城乡居民的收入比呈逐步扩大趋势，2013年差距倍数为3.03。根据国际上的理论，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为800~1000美元时，合理的城乡之间的收入比为1.7，而当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人均GDP为1500美元时，城乡收入差距会自然下降。但与之相悖的情况是，截止到201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6000美元，而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3.03，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下降，反而还有扩大的趋势。

另外一个反应收入差距的是基尼系数，它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的经济学家1922年提出的，目前是国际上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其经济意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一般来说，低于0.3属于收入过分均等。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中国城乡之间由政治分层逐步转化为经济分层，基尼系数尤其从90年代以后有逐年拉大之势，官方公布的我国基尼系数，2013年达到0.473，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进入不安全状态。而事实上，西南财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的我国的基尼系数要比0.473高许多，着令人担忧。

二、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关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不断扩大的原因，中国的学者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归结起来，我国现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合理因素，又有不合理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加大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协调发展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严重妨碍着城乡之间物质、信息、技术、生产要素等的合理流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希望通过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迅速改变经济落后面貌，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府的投资绝大和外援大部分流向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农业生产所得的份额很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低价收购农产品，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利润，再通过控制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把工业利润转化为财政收入。国家还通过农业税收入和农业储蓄等渠道获得大量资金积累，支持工业的优先发展。农村所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被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工业化路线并没有缓解城乡收入的差距，改善农民的收入情况，反而强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严重障碍。在户籍制度方面，自1985年以来，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居民遭受不平等待遇。该制度明确将城乡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而且两类人口在就业机会、福利待遇、教育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公共财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向城镇过度倾斜，形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基础。户籍制度将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在农村和农业，使得城乡居民的竞争起点不公平，使农村居民难以得到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认同，没有给予农村居民以“平等国民待遇”。户籍制度规定“农业户口”的居民必须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才能迁入城市，其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和难度，把农村劳动力长期禁锢在农村和农业，减少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的机会，阻碍了中国非农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2）、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已经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人力资本是对劳动力投资的结果，即教育的结果。实践证明，受教育水平程度和收入水平呈正比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其收入越高。劳动力素质较高者能够为社会能提供更多的贡献，从而获得的高收入。人力资本还表现在:受教育程度越高，所处的等级越高，他们掌握的技术水平也就越高，就越不容易被替代，得到的收入也就越高。据测算，受教育程度可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的40%。在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较低，在农村表现为从事固有的农业经济，而在城市主要表现为从事建筑业、服务业等工作，此类工作简单，被替代的可能性极高。而且农村地区由于教师工资待遇方面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农村地区师资队伍不稳定，一些优秀教师会流向城市从而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均不能满足和适应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再者，农村学校没有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教学硬件设备和校内基础实施。教学条件差，设备简陋，图书、体育等资源和器材严重不足。城市学校教育教学设备齐全，绝大多数学校已经使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建立了包括实验室、语音室在内的一系列教学设施，从而导致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在享受教育资源上根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

（3）、农业投入不足

城乡分割的财政投入体制使得我国对农业支持力度明显不够、投入严重不足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不相称。伴随着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农业减灾抗灾能力大为下降。我国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主要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建，由于多年来一直缺乏资金维护，目前大多已年久失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农村交通不便，目前还有不少偏远农村地区未能通电；农业科技推广与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科研及推广费用过少，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水平。虽然近年来我国财政支持农业支出数额虽然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总量依然不足。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而农业基础设施的改善需要注入大量的基本建设资金。在城市，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包括电力、通信、道路以及教育都是由国家财政支付，而在农村地区，这些项目很多都是由农民自己筹集，国家财政的支持力度远远不足。在公共教育、社会保障方面，国家对城乡的投入都是不均等的，而且差异很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提高农业的生产的综合能力，从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本来就很低，因此也不愿意过多的把资金用于此，那么国家财政的投资的不足必将导致农村发展速度的落后，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4）、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援助系统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是减少收入差距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但是在我国，社会保障在城乡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就目前而言，有两亿左右的农民脱离了农业乃至农村，成为临时或永久性的非农产业和城市的从业人员。这些农民从事的行业以建筑业、工商及服务性行业为主，在市场经济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时刻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而工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从业者还面临着工伤和职业病的风险等。这种伴随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的现代风险结构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自然风险，因而传统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形式就难以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了。但是，我国目前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却始终将农民工拒之门外，使农民不能平等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此外，因身份与等级的差异形成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极不平等的格局，直接损害了社会保障的公平与公正，强化了二元户籍制度。损害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更是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三、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

（1）、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努力减轻农民负担，加大扶贫力度，保障农民利益，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总体上讲，我国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是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只有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才能真正促进农村居民的可持续增收，缓解城乡差距的扩大，实现城乡居民在更高水平上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与此同时迫切需要进行户籍制度改革，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后，在就业、社会保障、获得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享受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利，在一切需要的资源上，都可以通过平等的与城市居民竞争获得，而不是靠户口所给予的“特殊身份”得到。彻底改革现有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枢纽、乡村为基础，城乡依托、互惠互利、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城乡新型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完成可以完全开放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的流动不受到抑制，就避免了形成分割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劳动力市场。因此，如果把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城市的各种补贴制度（如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改革相配套，实现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将有助于形成城乡经济的一体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

在我国，农村劳动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劳动力的技术含量不高，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方面都比较落后，这些阻碍了农民的收入的提高，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应当要重视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要发展农村教育，首先应该当扎实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使农村儿童与城镇儿童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农村地区还要要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创新农村职业教育模式，大力发展以推广农业科技为主的职业教育，加强农业技术方面的教育，全面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把农业技术推广和教育事业结合起来，提高农民劳动者的素质。从而使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例如，在农村建立人才开发机制，为农民提供培训机会；鼓励大学生服务于农村，将知识带回农村；积极开展农民工职业教育等。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如果农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了，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所在。近年来，劳务输出和特色优势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加，特别是劳务输出产业对增加中低收入的农民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后应当本着城乡统筹发展、以工促农的原则，加大劳动技能培训力度，提高劳务输出人员素质和能力，增强就业能力，提高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贡献。同时要鼓励大中专院校学校的毕业生到农村服务，加强对他们的补贴，为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和政策支持，将先进的科技知识带到农村地区，带动农民致富。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3）、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促进农业发展。要提高农民收入，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必不可少，因为农业是弱质产业，比较利益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的利益倾向会导致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欧美等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不断增加资金投入，提供农业投入产出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从而达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当前，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扶持农产品加工业。以市场为导向，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大财政的投资力度，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的水利工程、电力设施、道路交通等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还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改进粮食补贴方式、并建立政府指导下形成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机制。粮食直补的效应表明: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直接支持、补贴的效果远远大于间接投入的效果。最后，放宽农民贷款政策，对于有发展前景的项目给予更多的优惠和帮助。推进农村投资和金融体制改革，鉴于目前农村的信用制度缺失，所以特别要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改革，提高农村金融行业的信用度至关重要，为农民的创业增收提供良好的融资环境，扩大农业投入来源，增加农业投入总量。此外，还要充分利用农村的有利条件，比如自然风光、当地特色文化等，开发农村创收产业，发展旅游业，并在技术上给予支持，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这个社会保障体系应当是以反贫困为基准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首先，我们应该建立农村土地社会保障体系。一方面要提高土地补偿费的标准，制定合理的符合现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征地补偿标准，另一方面，要改革征地补偿方式，将原先交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绝大部分作为养老保障费，变为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政府应该就农村实际情况，就各个层次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使社会保障体系化、法制化。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人群的扶助力度。在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投资力度，将一定比重的资金投入到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救济扶持上，尤其在解决一些贫困地区低教育状况、增强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上，政府要直接干预并辅之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在渐进式的改革中，最终实现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5)、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通过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等落实农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非农产业，以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是国际上农村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解决贫困地区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长期性和根本性措施。农村工业化，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第

二、三产业，不断提高第

二、三产业在农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剩余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对于农村经济，政府应积极指导，使城乡对农产品供求双方信息得到尽可能对称，以便科学布局。以小城镇为枢纽，振兴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小城镇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主要阵地。在小城镇的开发建设中，应该做好规划，注意城镇特色、区位特点以及环境建设。加快推动城镇工业园的建设，促进乡镇企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提高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建立乡镇企业的运行管理机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吸引人才。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自主创业，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位的支持，带动农民致富。以小城镇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在交通、通讯、邮电、信息等方面加强配套设施建设，搞活农村地区的第三产业，缩小城乡差距。

参考文献: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智能网络的覆盖，近年来游戏行业的兴起有目共睹，游戏的传播方式不再拘泥于刻板的宣传模式，游戏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对应的游戏公司也需要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而不断融合资源，创新更迭，提高绩效，而多元化战略正好迎合游戏行业内的规划需求与发展目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化战略作为企业发展首选的模式同样适用于游戏公司，文章通过以三七互娱为例阐释多元化战略对游戲公司绩效的影响。

关键词：多元化战略;游戏公司;绩效影响;三七互娱

DOI：10.13939/j.cnki.zgsc.2022.10.089

多元化战略是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为了更多的占领新市场和开拓新市场所采取的市场战略手段，也是企业需要规避在运营单一事业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有针对和准备地进入新的事业领域当中所采用的战略规划。将多元化战略实际运用到游戏公司能有效地提高公司绩效，助力游戏公司的发展从量变向质变转变。

1 多元化战略的宏观背景

迈入2021年，在国家对疫情的有力控制下，人民的生活步入正轨，经济文化也呈现一片复苏的大好形势。2021年4月30日，根据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1]，这对于在文化产业中占很大比重的游戏行业来说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消息，尽管疫情的到来并未使得游戏行业遭受太大的影响，但线下活动的无法开展始终影响游戏公司的绩效。通过文化产业的回暖，对于大多数的游戏公司来说意味着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可以促进带动更多的游戏公司走上持续化发展的道路。

从2020年的疫情暴发到现在的疫情稳定，国家从财政、制度、金融等多个方面颁布相关政策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疫情虽阻挡住了人们出行的脚步，却无法控制线上网络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出现带动着疫情防控期间的文化产业发展。但由于各家企业都想挤进线上市场，导致文化产业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诸多的传统型线下企业在此时经不住疫情影响被社会淘汰，但在这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也涌现出了诸多转型成功的文化产业，而这些企业大多依靠着多元化战略模式加速转型和升级，在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的疫情防控期间同样收获颇丰，获得了更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和资金收入渠道，例如三七互娱在疫情防控期间所做出的转型值得大多数的游戏公司借鉴。

2 多元化战略的简析和分类、含义

2.1 多元化战略的简析

多元化战略是由战略管理的鼻祖伊戈尔·安索夫所提出，在他所撰写的著作《何谓企业战略》一书中提到了多元化战略的分类，这一影响世界的战略模式在多个国家的管理方针政策中都有涉及，以至于今天每个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按照多元化战略的发展模式谋求一席之地。

2.2 多元化战略的分类及含义

多元化战略分为横向多元化、纵向一体化、同心圆多元化、整体多元化四个类型。由多元化战略所衍生出来的四种不同模式含义也各不相同，横向多元化指的是企业利用市场所提供的原始条件生产出能够满足用户新需求的新产品，由此来带动市场的消费;纵向一体化则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情况纵向衍生，利用产品产业链渗透到其他的市场领域当中谋求新的消费对象;同心圆多元化更注重原有技术的创新，需要在原有的生产范围内进行新产品的生产，整个过程通过原有技术的蜕变来实现;整体多元化则更注重扩展经营范围变化，企业需要联系与自身产品相关的原材料和技术以及市场等因素来进行经营范围的扩张。

3 多元化战略对游戏公司绩效的影响

可以说在所有游戏公司的运营过程中，多元化战略对游戏公司绩效的影响统一分为运营模式的变更和战略规划的转移两个部分，从这两个部分的变革逐渐产生效应带动公司绩效的提升。多元化战略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文章以三七互娱游戏公司为例分析研究多元化战略对游戏公司绩效的影响。

3.1 运营模式的变更

目前来看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的主要运营范围十分广泛，这也是依靠多元化战略所带来的优势，公司业务不仅涉及互动娱乐的运营，同时对手机游戏和网页游戏的研发、发行也一手包揽，并且在近年的发展中紧跟时代科技不断创新，将市场拓宽到布局影视和动漫二次元，也在音乐和VR科技以及各类直播等泛娱乐业务中塑造着属于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的市场文化产业链。

1995年三七互娱游戏公司成立，但在前期的发展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的前身是一家小型企业，一开始三七互娱的产业链中并未涉及游戏等娱乐产业的运营，随时都有着被市场吞并的风险。依靠着单一产业的稳步发展，三七互娱公司于2011年上市，但伴随着后期的运营不善和市场的紧缩，三七互娱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被收购的命运。

2014年芜湖顺荣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60%的股权收购三七互娱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尽管名义上被收购，但对于三七互娱来说这是一个值得把握的发展契机，两家公司在多方协作下完成了各项产业的资产重组，值得一提的是三七互娱一直运营的文化创意产业并未被其他产业所覆盖，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多元化发展战略此时已经初露锋芒，三七互娱公司从被收购前的单一现代文化创意公司转变为现如今先进生产制造与现代文化创意并行的双主业上市公司，相对应的三七互娱的公司运营战略也发生了变更，原先文化创意产业所涵盖的业务范围已经并不满足公司持久的战略目标，于是三七互娱将公司的产业链纵向衍生，迈入网络游戏等互动娱乐产品的运行及开发当中，在游戏市场中寻找适合公司的运营项目。当然，公司一直运营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及销售也并未落下，由此，在多元化战略对运营模式变更的影响下，三七互娱游戏公司和顺荣汽车部件公司正式成为双主业并存的综合性公司。

2015年，顺荣汽车部件公司募集资金正式以40%的股份将三七互娱完全收购，到了2016年，三七互娱游戏公司正式成为顺荣汽车部件公司旗下的全资子公司，由此看来，三七互娱游戏公司能够在之后的战略规划转移中有序地进行改革，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功于背后有着稳定的汽车部件产业链全力支持。

2018年10月，三七互娱游戏公司产业链已经初步形成，三七互娱公司将顺荣汽车部件公司100%股权对外进行转让出售，且在2019年9月再次根据多元化战略发展策略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公司将经营范围中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和销售”大幅度减少，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的这一举措有利于公司经营范围的转型与升级。

3.2 战略规划的转移

三七互娱游戏公司在2014年发展路线已经基本稳定，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网络游戏产业的高速運转，此时的全球游戏产业大多都凸显着一个稳定发展的趋势，再加上国家政策和方针战略的扶持，三七互娱游戏公司从品牌塑造到优质口碑再到市场拓展都做了进一步的规划，清晰地看到国内网页游戏所蕴含的商机，牢牢把握住巩固国内网页游戏平台的运营优势，将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的游戏运营再度推向一个高度，从此三七互娱游戏公司不再满足于单一的游戏运营，而将产业衍生到游戏的研发与扩展当中。随着无线网络的覆盖，智能手机的功能越发强大，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看中资源丰富的海外游戏市场，将重心全力布局到智能手机移动游戏的发展战略上，依靠着多元化战略规划的转移，发挥着积淀已久的品牌文化优势，在扩大规模效应和产业链整合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同步运营，安排专业的管理人员负责业务板块之间的协调[2]。至此，三七互娱游戏公司从内而外的发展模式和由外及内的互补转移，使得公司在短短的时间内业务收入结构就发生了质的飞跃，不仅将经营业绩提升到了大型游戏企业的水平，还增强了在各项业务板块中的盈利能力和利润回报。

三七互娱游戏公司通过2015年和2016年的巩固，进一步扩大营业范围，公司业务遍布互动视频直播和动漫的制作以及游戏的研发和发行，采用股权投资的操作模式将市场中的推广与发行纳入旗下，并关注到多个海外知名IP领域，利用“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与高速发展的游戏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根据多元化战略的引导，三七互娱游戏公司逐渐将发展战略推进成为平台优势、全球合作优势、泛娱乐产业链优势。

2016年，三七互娱游戏公司坚持多元化发展战略，稳步前行的过程中秉承着马拉松式的服务精神，在各项领域的服务中做到了娱乐大众、舒适生活的优质口碑，立志成为游戏行业领头羊。三七互娱游戏公司通过汇聚团队中的智囊团，带领公司不断追赶并超越行业中的有力竞争者，对于游戏行业中的网游和端游，发挥公司前身的文化创意优势，有针对地做出分类调整，将在行业中的领先优势逐步扩大。三七互娱游戏公司极其注重游戏模式的开发，通过游戏用户的体验反馈制作玩家钟爱的游戏模式，优质的品牌口碑是众多游戏爱好者选择三七互娱的理由之一，依靠多元化战略将用户影响力发挥到最大。

2018年开始，三七互娱开始意识到单纯地依靠游戏行业传统发展模式是停滞不前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制定多元化战略方针，带领团队转而制定精品化游戏，进一步提升将线上游戏的质量，“精品化”的发展策略主要体现在游戏公测前的宣传和上线后的运营模式两个层面。一方面，三七互娱开始注意到与腾讯、网易等诸多优秀游戏公司的差距，通过借鉴和学习先进技术在游戏产品和线下服务等多个衍生领域进行系统化的测评;另一方面，三七互娱游戏公司也开始意识到合作共赢的重要性，相继与完美世界和世纪华通等众多优秀研发厂商强强联合。三七互娱游戏公司在这一年中最重要的变革是将游戏发展重心放在产品品类和产品题材上进行深层次的研发和制作。

从2019年至今，三七互娱游戏公司的主要业务都聚焦在智能手机移动游戏客户端和网页游戏的研发上，寻找各行各业的明星代言提高游戏知名度，再通过自媒体的流量宣发，与粉丝众多的网红合作扩张游戏覆盖面也是多元化战略手段之一。在未来的发展规划中，三七互娱游戏公司希望可以涉及教育培训和休闲交际等领域，同时在多元化战略的指导下，向更多的市场资源靠拢，把握转型升级时机。

4 多元化战略对游戏公司绩效的建议

资源的整合需要的不仅是广泛的渠道，更重要的是精致的内容才能达到游戏公司所期望的连锁效应，这也就要求当下的游戏前期不能通过单一传统的宣发，而是结合娱乐圈和演艺圈的各类明星、影视作品、视频广告的影响力来提高游戏的知名度和覆盖面，以达到庞大的用户群和惊人的下载量。利用这种战略合作方式来提高游戏公司绩效是当下最常用的手段之一[3]。

4.1 “高质量”和“针对性”的战略方向

游戏质量的改善最关键的阶段是前期的市场调研与软件开发，在依托各类IP资源储备的基础上，按周期不断更新游戏数据，优化游戏配置，满足玩家经过体验后所反馈的游戏需求，以达到高质量的游戏服务模式。

通过对游戏适龄人群的调研，有针对性地调整游戏发展规划，各类游戏板块加入年轻人群中流行的时尚元素，充分迎合年轻人群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其在享受游戏乐趣的同时也能够在现实中创造共同话题。

4.2 “细化市场”和“多元联动”的战略手段

市场类型根据所推广的游戏核心从多方面扩展，结合各类IP产品联动项目细化市场结构，发挥公司在各项板块的战略优势，借助游戏产业链打通市场渠道，整合各类游戏资源，在研发阶段充分利用所提供的资源条件进行深度的挖掘与开发。

4.3 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战略趋势

游戏公司的发展需要时刻关注国际内外的走向，多元化战略是游戏公司迈向国际化的必经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游戏公司需要审视自身所具备的优势和可以提供的资金条件，尝试与更多的国际游戏公司联袂合作，将游戏产品推向国际市场，引进国外的游戏资源助力国内游戏产业更新换代，借鉴国外的运营模式和优秀团队，打造专属于自己的研发精英和战略规划，在互相学习中共同进步，迈向国际游戏领域。

5 结语

在不断变化的游戏市场环境中，多元化战略作为游戏公司的有力武器，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且准确地做出反应，把握游戏市场的需求，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战略方向。游戏公司需要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下与不断发展的多元化战略相匹配，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对游戏公司的要求越发严格，而真正能经得住考验在残酷市场中生存下来的游戏公司，必定是在多元化战略的指导下发展壮大，由此可见，多元化战略对游戏公司的绩效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赵凤，王铁男，张良.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8（11）：111-122.

[2]田树玉.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8（20）：78-79.

[3]杜宏巍.聚焦与多元化战略决策方法[J].中国市场，2016（33）：44-45.

[作者简介]徐义涵（1996—），男，云南金平人，硕士，研究方向：会计、财务管理、财务报表分析、发展战略分析。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致富的积极性, 促使社会经济发展得以高速发展, 人民居住环境, 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明显提高。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收入分配体制作为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 随着改革的推进, 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其次, 由于农村区域差距性的存在, 农村内部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但是, 由于国家关于缩小我国收入差距的相关政策逐步完善, 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间存在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在逐步缓解。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同时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经济中出现的城乡收入差异比其他国家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另一方面,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垄断, 分割和贪污等问题也导致了居民收入差异的扩大。

那么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会带来哪些影响;首先是对经济效率的危害。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下降, 居民收入向高收入阶层集中, 而低收入群体尽管有很强的消费意愿也很难达到对应的消费水平, 造成消费结构不均衡。

所以, 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控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减小贫富差距, 稳定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

2 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和功能定位

现代经济学表示, 效率是市场运行的结果, 而对于政府来说, 他们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做到平均, 可是只通过市场自我调节并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相反, 会使贫富走向极端的两边。所以政府有责任弥补这一缺陷, 因此, 税收和收入成了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税收征纳直接或间接的改变人们的收入, 对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 能很大一部分缓解收入差异。其实, 税收调节收入的内在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论, 社会再生产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 而税收属于分配环节。政府的收入主要包括税收、公债、收费和公产收入只有税收能带来稳定的收入。从调节方式看, 税收调节可以分为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 其中直接调节包括个人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社会保障税和财产税。间接调节包括:消费税、关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从调节手段来说, 具体方式包括:累进税率、起征点、免征额、费用扣除、减免税、税收抵免、退税。

充分发挥税收工具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作用的前提是了解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定位。首先要确立明确的收入分配目标, 收入分配的目标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展现出来的是公平。社会公平首先保障的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然后就是把人们收入差距调整到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 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而经济公平是使每个人付出和所得成正比, 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税收调节主要侧重于收入分配的社会公平, 最后得到的分配的结果公平, 不是机会的公平。影响社会公平的因素有文化背景、历史国情和历史性。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具有以下特征:总体的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 收入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 收入结构中微小的变化。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 政府对税收调控政策颇为喜欢成了被利用的最多最频繁的经济手段, 而社会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税收政策产生了质疑,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税收调控政策存在的漏洞导致的。

结合税收调控的自身特点, 我国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定位是:在初次分配的领域对低收入人群进行适当的优惠政策, 在再次分配领域使税收调节全方位覆盖形成、使用、投资、积累的各个环节, 通过调整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制度, 适当缩小税后人民的差距。

3 重构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税收调控体系

主体税种具有收入规模较大, 覆盖率较广的特点。在现代经济社会条件下, 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收制度建设的首要问题, 从本质上讲是由一国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习俗等因素共同决定的, 是历史的产物。

3.1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是完善我国税收再分配功能的重要部分。个人所得税弱化的原因在于收入渠道的增多导致的。我国个人所得税顺应了税制发展的大潮流, 减少税率级次, 降低边际税率, 扩大税率级距的适用范围。从税收的原理来看, 设计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的目的是剔除掉不反应纳税人真实纳税能力的收入

3.2 企业所得税的改革

企业所得税对收入分配调节在以下两方面:一是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创业环境, 二是调节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减少居民收入差距。 (1) 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 降低中小企业的人力成本, 降低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 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2) 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世界各国经济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意味着国家的发展水平, 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意味着第三产业在我国的多种机会。 (3) 大力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我国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 提醒我们, 应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济。 (4) 大力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以税收优惠政策减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

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最终结果不仅取决于各税种的具体设计, 也受制于相应法律的约束。税收征管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是单向的, 一方面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另一方面日益扩大的税前收入差距也会导致税收的有效性降低针对此类问题, 我国应健全第三方信息报告制度, 完善个人收入监控体系, 提高税收征管的法制化程度。

摘要：收入分配改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话题, 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项带有根本性, 基础性的制度安排,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篇文章探究了, 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演变成因和影响, 税收政策调节收入分配的理论基础和功能定位,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的改革。税收政策作为世界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对其收入分配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收入分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收入分配,税收政策,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参考文献

[1] 李实, 史泰丽, 别雍·古斯塔夫森.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消费公平;收入公平;消费公平政策;经济增长;消费公平指数

一、文献综述

收入差距过大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并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已呈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并就收入不公平对居民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如杨天宇、柳晓霞(2008)通过研究最近20年的数据发现，我国城乡之间及城镇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快速偏离居民消费最大化的收入差距最优路径，说明收入差距已严重抑制居民消费需求，要扩张居民消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通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关系，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因此，现阶段收入不均等对经济增长有害，缩小收入差距不只是为了实现收入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要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找到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对此，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外生经济变量，如政策惯性、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经济体制变迁及其漏洞等，并建议政府不断完善这些因素，从而形成低收入者向上的收入流动性，而没有注意到内生经济变量对改善收入公平的重要作用，如消费公平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严重的消费不公平现象，然而这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消费不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消费资源、消费环境、消费区域等方面不平等，并从消费资源角度比较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消费，认为(少数)高收入者存在“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破坏性消费(资源及生态环境)等问题，而贫困者和后代人的基本消费(生存)权存在被“漠视”的危险。基于此，郑永奎和何建华分别从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角度论述消费正义，但对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总之，相比收入公平问题，研究我国消费公平的文献凤毛麟角，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消费公平”共得到23篇文献(1994-2007)，其中只有两篇与消费公平密切相关，可见消费公平问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为了便于后文分析及后续研究，笔者在此区分公平消费和消费公平的概念：消费的公平包括公平消费及消费公平。公平消费是指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等市场经济原则，它是一种过程性公平。简言之，是消费机会、规则均等，这是市场化的产物，在目前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已基本实现。马克思从这个角度认为，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而消费公平是一种结果性公平，指由于消费的社会性和持续性特点决定居民消费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福利，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福利，如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代际利益等。社会性决定消费者的行为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持续性决定居民需求基本上不可能通过一次消费就完全得到满足。经济领域的消费公平是指居民基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相对消费公平程度。有学者从消费机会均等的角度认为我国消费不平等现象在缩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基于收入水平的消费公平程度如何，及消费公平作为内生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的影响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收入公平与消费公平

由于收入与消费的紧密关系，人们很容易混淆收入不公平与消费不公平。收入不公平是指生产生活资料(主要表现为货币形式)在人们之间的分配不公平，而(经济领域)消费不公平是指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收入水平)不相协调的现象。如由于存在消费门槛，消费能力(收入水平)差异致使越富有的人消费档次越高，越贫穷的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现象应属于收入不公平，而不是消费不公平。而在经济萧条或经济繁荣时期，低收入者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超过高收入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也强于高收入者，这种现象则属于消费不公平问题。总之，收入不公平描述的是收入分布或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即静态的基尼系数，而消费不公平则表示收入转化为消费的不公平程度即动态的收入流动性。

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或最终体现，每个社会成员都要通过消费满足物质或精神需要才能生存，然而消费行为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即收入水平保障，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决定了消费的公平性，并且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收入越不公平，消费也越不公平。高收入者由于主观想更富有，客观没时间消费等原因，没能公平地将收入转化为消费;而低收入者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了其有限的可支配收入，有的甚至消费超支，消费不公平程度必然扩大。因此，要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产生公平的积极效应，必须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

消费公平影响收入公平。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公平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政府必须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实施监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求居民按照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即设计一个消费公平政策。所谓消费公平政策是指从消费公平角度出发，通过政府强化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尊重消费者按自己的偏好自主地选择消费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适当调控非投资性消费量及消费结构。笔者认为，就收入公平问题而言，仅仅研究收入差距大小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如何有效地改变社会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这对进一步理解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情况，从消费主体上看，国内消费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政府消费过高，而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中低收入者消费超支，而高收入者消费不足。根据消费公平政策要求，政府需要规定高收入者高消费，客观上创造中低收入者向上的收入流动性、高收入者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

而有利于长期缩小收入差距。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性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性的收入流动机制时，才可能使收入结构和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发展成为“橄榄型”。因此，消费公平政策属于有效的税后再分配措施，即收入再再分配机制。

未来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收入基数，尤指已有财富中的增值财富(中高收入者)，二是收入增长率，即银行储蓄率(低中高收入者)、工资增长率(低中高收入者)或其他投资回报率(中高收入者)，二者乘积之差决定未来收入差距大小，如图l所示。现实生活中，高收入者不仅收入基数大，而且收入增长率也大，政府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事实上，除银行储蓄率受政府或央行调控外，其他收入增值乘数主要由市场决定。既然收入增长率政府无法控制，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减少高收入者的增值财富量，即收入基数，显然这不同于调节初次分配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收入核实机制，规定高收入者初次分配获得的高收入较多用于消费以获得实际满足，这样可以减少其增值财富量，使未来实际收入相比原有增长路径下可获收入有所下降，同时低收入者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因此，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及城镇不同群体收入差距都将趋于缩小(2)，长期实施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低收入者收入也会增加，但其增长路径分为两种情况：如果低收入者增加消费量动用其储蓄，降低了储蓄率，收入曲线如曲线2所示;如果低收入者增加消费未动用其储蓄，收入曲线如曲线1所示。故消费公平政策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且还创造了足够高的从贫到富的机会，降低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

三、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不公平决定经济增长不平衡，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绩效，但由于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行推进的方式，没有充分监督先富裕起来的社会成员承担其相应责任，消费不公平程度不断扩大，致使我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各阶层收入结构、内外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衡(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以产业发展不平衡为例，由于高收入者不但压缩了自己或家庭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消费不公平)，而且有相当部分的服务需求表现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以致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占CDP比重仅39.1%，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与亚洲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不快(经济不公平)，势必压缩就业的增加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及质量。许多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然而市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形成的直接拉动力，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来自高收入者的消费推动。

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消费公平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确定最低消费量及适宜的消费结构，以克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的消费不公平现象。政府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能够从内在性方面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可以在中观层面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则可以提高宏观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出现过3次消费升级，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刘伟、张辉(2008)通过实证论证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我国的主导产业仍是第二产业，要实现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跨越，必须大幅度刺激服务性消费需求。目前高收入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物质需求(第一、二产业产品)已基本得到满足，但有许多服务需求(第三产业产品)被压制，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高收入者高消费)，服务消费需求可以被大量释放。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的高低还体现在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上，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目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只有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所引致的剧烈冲击，同时保持自身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消费公平政策强化了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

经济增长影响消费公平。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消费公平：一是第三产业的繁荣与发展刺激了高收入者对服务需求的消费;二是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从农村和农业部门流出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两方面都有利于改善我国消费不公平状况。

四、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在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现有文献主要探讨收入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较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致使对库兹涅茨假说是否存在长期争论不休，却没能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即经济增长;李嘉图则关注国民财富的分配研究即收入公平;然而，无论是国民财富的生产还是分配，都要依赖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交换，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解释市场交换最终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的均衡状态。但经济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时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甚至是严重不均衡(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消费公平。笔者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阶段，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平衡，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水平及质量，这就是收入公平决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如图2所不。

收入公平通过消费公平传导机制决定经济增长。古今中外经济学家在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与国民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一般假定收入转化为消费以及消费转化为生产的过程都由市场自发调节，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强调了政府调控的作用，即(政府调控)收入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消费，消费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生产，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西方发达国家一度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并且长期积聚的收入不公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调控高收入者收入转化为消费的重要性，或者没有能力，所以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很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笔者提出的消费公平传导机制是指收入转化为消费(政府调控)、消费转化为生产(市场调节)的过程。即政府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此后，由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这种机制体现了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内在逻辑，并未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经济增长通过消费公平传导机制影响收入公平。事实上，当经济水平足以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时(如在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的过程中)，市场与政府都会对缩小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市场调节的主要途径是：一是

对中高收入者而言，第三产业的繁荣刺激了他们的服务消费，降低了其增值资产量，故形成了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二是对中低收入者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高收入者消费过程)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提高了其未来收入，就是形成了向上的收入流动性。政府调节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改变经济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落后地区，推动其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体经济发展使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给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未来收入，最终缩小与高收入者的差距。

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他认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将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然而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不仅库兹涅茨本人没有对这一假说给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后来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学者同样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但否定这一假说的学者也没有提供正规的理论证明。在传统的“收入公平-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基础上，笔者构建的“收入公平-消费公平-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清晰地解释并发展了库兹涅茨假说：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消费不公平经历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故库兹涅茨假说成立;在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长期实施有利于消费公平的政策，则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反之成立。笔者在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后。认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不重视消费公平，库兹涅茨假说将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新趋势，这是由不同产业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与消费有不同影响所决定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高收入者通过压缩个人消费进行原始资本积累，通过资本运作使个人收入得到极大提高，而低收入者消费基本不变，收入增加相对缓慢，从而加剧了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不公平;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并且高收入者消费的提高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故消费不公平程度逐渐降低。如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因此，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不公平程度被有效控制，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消费公平程度更高。在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过程中，消费不公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但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大力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而消费信贷的主体大多是中低收入者，故消费信贷会加剧高低收入者间的消费不公平程度，因此，收入差距将呈现扩大趋势。

五、消费公平指数

消费公平指数是指基于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消费公平指数，即：

(非投资性消费/可支配收入)甲/(非投资性消费/可支配收入)乙

若此式不等于1，则表明存在消费不公平现象。

可支配收入是综合考虑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等)基础上的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其更能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非投资性消费是指个人或家庭一定时期内实际消费生活资料的数额。两者的比值既可以反映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公平程度，也可以反映经济或社会的健康程度。因为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接近或超过其收入时，会感觉生活紧迫不安，进而有可能导致其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当这样的群体(“失望阶层”)超过一定比例时，容易产生社会动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初，还是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都存在社会冲突的事实，而冲突的本质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结合消费能力与消费资源)，而不是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满足了人们的最基本生存需要，因此，虽然我国整体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但整体环境仍比较和谐。这说明，人类本能的需要是消费，对收入的需求是消费需要的派生需求。要真正反映人们生活情况，甚至是冲突情况(警戒线)，需要建立消费公平指数。

消费公平指数综合了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尽管反映的是消费问题，却没有和收入直接建立联系。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分布的均等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但许多学者认为它反映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或“公正”程度，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因此，仅以基尼系数作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相比而言，消费公平指数在收入和消费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及社会冲突情况。

六、结论及进一步研究建议

在传统“收入公平-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收入公平-消费公平-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即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增长反向影响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反向影响收入公平。因此，消费公平是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交叉影响因素，关系到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能否兼得。

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我国不仅存在严重收入不公平现象，还产生了严重消费不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收入者消费不足，而低收入者消费比例过高，这种状况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针对现阶段内需不足及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本文提出可以设计一个消费公平政策，要求高收入者高消费，以拓宽服务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不过，笔者提出的“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政策”、“消费公平传导机制”、“消费公平指数”概念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性研究，是否合理，有待其他学者的广泛讨论及深入研究。建议后续研究针对消费公平指数进行实证分析。

责任编辑　张　琦

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本身具有动态性，与消费的关系也随之变化。文章基于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城、乡居民消费率越低，但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现阶段整体来看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具有时期效应，与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之前相比，我国城、乡老年抚养比相对于少儿抚养比对消费变化的影响更大;此外，少儿抚养比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则通过家庭收入增长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说明伴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城、乡居民分别在子女照料、老人赡养等方面作出了消费倾斜。

关键词：人口结构;抚养比;城镇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2.002

收稿日期：2014-08-20; 修订日期：2015-01-21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江苏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及其对策研究”（2010ZDAXM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基于江苏苏南、苏中、苏北的调查与比较”（13YJA840008）。

作者简介：王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黄健元，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WANG Huan，HUANG Jianyu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一、引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投资需求拉动和生产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支撑下，我国经历了一段令世界惊叹的经济持续高增长期。然而，随着经济模式逐渐向消费主导型转变，储蓄持续偏高、消费持续低迷带来的问题逐渐显露，消费需求不足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阶段，尽管我国经济增长率仍保持在年均7%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居民消费率却以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特有的“高储蓄-低消费”局面^[1]。

对于消费不足的原因，学界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认为影响消费的因素是复杂的：从利率水平、物价水平、消费行为习惯、收入支出不确定性，到历史及文化传统、经济增长速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都可能是消费率变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口结构转变进程的加速，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被纳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贝格（Brumberg）提出生命周期假说，为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2]。生命周期假说认为，消费者一生的财富是封闭的，消费者只在其生命周期内享用所有财产，财产不会发生代际转移，且消费者各阶段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其一生的总收入，消费水平与其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消费者将自己一生的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最优配置，以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3]。一般情况下，劳动年龄人口的收入在满足自身消费之外，一部分用于抚养下一代，另一部分用于储蓄以供退休后使用。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于正储蓄，而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应于负储蓄。当一个经济体中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上升;当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经济体总储蓄率下降^[4]，即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引起消费率和储蓄率发生相应改变。

然而，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消费之间关系的研究却作出了不尽相同的解释，得到与生命周期假说并不完全一致的结论。结论一，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正向影响。汪伟通过对中国1989-2006年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认为抚养比下降是中国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伴随着抚养比的下降，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会不断强化，反之则弱化^[5]。谭江蓉、杨云彦基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人口普查省域截面数据研究，认为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生命周期假说的结论一致，但对生命周期假说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6]。结论二，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有负向影响。莫迪利安尼等人使用中国1953-2000年有关储蓄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储蓄率和长期经济增长率及负担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认为人均收入增长率和少儿抚养系数的变化能够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7]。李春琦、张杰平则根据1978-2007年我国宏观年度数据研究指出，少年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研究结论不支持生命周期假说^[8]。万克德等人通过对山东省1995-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将会引起城镇居民储蓄率降低，同时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也会带来消费结构的变化^[9]。毛中根等人利用1996-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的提高是导致居民消费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10]。结论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无明显影响。科里（Kraay）基于1978-1989年中国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的研究认为，在统计意义上，样本期间抚养系数对储蓄并不存在显著影响^[11]。李文星等人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指出我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因此认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12]。结论四，人口老龄化对消费具有阶段性变动影响。于潇、孙猛研究发现，在人口老龄化起步阶段，老年人口比重快速提高的同时会伴随着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下降，当少儿消费系数低于老年消费系数时，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为正向，当人口老龄化进入中期阶段时，会对消费产生负向抑制，当人口老龄化为晚期时，不会对消费产生影响^[13]。综合来看，上述研究大多支持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相关关系的观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模型建构和变量选取等方面的原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然尚无定论。

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不断加速。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714万人，比2000年净增加3893万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9.4%，超过人口老龄化国际标准2.4个百分点;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减少到22287万人，比十年前净减少6725万人，少年儿童人口占比降低6.4个百分点至16.5%;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差异则持续扩大，截至2012年底，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高出城镇地区将近4个百分点。在这样剧烈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过程中，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必会受到一系列深刻而长远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是否会因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而产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如何？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1987-2011年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现有文献多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别研究，而本文则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挖掘共性与异性;二是已有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缺乏就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对消费影响的动态分析，本文将基于协整理论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三是本文将采用更新的数据，做到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变动

1.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老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计划生育外力遏制下，我国总和生育率不断降低，由高位水平下降至超低生育率范畴，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18。持续超低生育率所带来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转变。笔者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仅为5.6%，少儿抚养比为41.5%，老年抚养比为8.3%，于2000年正式跨入老龄化队伍之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进入加速转变阶段。截至2011年底，少儿抚养比进一步减少到22.1%，比1990年减少近20个百分点，而老年抚养比则上升至12.3%，比1990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城乡人口结构转变差距也在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仅高于城镇地区0.6个百分点，而到2011年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4个百分点;在抚养比上，城、乡少儿抚养比分别由1990年的30.77%和45.75%下降到2011年的8.39%和26.57%，城、乡老年抚养比则分别由1990年的7.03%和8.87%上升到2011年的10.27%和14.62%。由此可见，在整体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化的进程中，与城镇地区相比，我国农村地区正在经历更为剧烈的人口转变过程。

2.消费率持续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也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可知，2011年底，我国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7980.03元，是1990年的5.2倍，年均增长率为8.24%，农村居民实际人均纯收入也从1990年的686.3元增加至2011年的2696.17元，翻了两番，年均递增6.08%。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逐渐降低，由1990年的48.85%下降到2011年的35.75%，降低了13.1个百分点。2011年城、乡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为0.70和0.75，比1990年分别降低了0.15和0.90。尽管近年来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约将2/3的收入用于消费性支出，但从居民消费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来看，消费不足仍然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选取

1.模型构建

霍尔（Hall）在理性预期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个人消费的随机游走模型，认为个人当期消费主要是受到前期消费的影响，个人消费行为具有一定的稳定性^[14]。基于霍尔的个人消费模型，本文将居民消费率作为对个人消费的度量，构建居民消费率的随机游走模型：

conrt=conrt-1+ε（1）

其中，conrt为当期消费率，conrt-1为前期消费率，ε为随机扰动项。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影响，本文将少儿抚养比（fyr）和老年抚养比（for）作为解释变量纳入霍尔随机游走模型之中，得到如下模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ε（2）

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其他一些对居民消费率有影响的因素。莫迪利安尼等人在其对生命周期理论的扩展研究中发现，居民收入增长率会对居民消费率产生影响，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7]。凯恩斯（Keynes）也认为消费与收入密切相关，并存在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边际递减的可能^[15]。因此，本文将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纳入模型以考察其对消费的影响。此外，本文还引入通货膨胀率（ifr），以反映物价及宏观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居民生活交集逐渐扩大，消费的示范效应可能会影响居民消费行为，故引入收入比（incr）反映这一生活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综上，得到基本模型如下：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ε（3）

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意味着人口群体正在经历一个青壮年人口逐渐减少、中老年人口不断增多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相应会引致人口群体消费行为的改变，从而使得整体人口群体在人口年龄结构不同转变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消费倾向。在分析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居民消费关系的时候，为对比不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时期消费行为的差异及变动方向，有必要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时间变量的交互项。在式（3）中引入时间变量time与人口抚养比的交互变量，构成扩展模型1：

conrt=α0+α1conrt-1+α4incgrt+α5incrt+α6ifrt+α7time*fyrt+α8time

*fort+ε（4）

消费行为不仅与人口年龄结构有关，同时也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等，都认为消费与收入、收入增长率有密切关系。由此，收入很可能会将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进行强化，即在居民收入增长率越高的情况下，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就越显著 ^[16]。本文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人口结构与居民收入增长率的交互项，以反映收入因素对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而构成扩展模型2：

conrt=α0+α1conrt-1+α2fyrt+α3fort+α5incrt+α6ifrt+α9fyrt*incgrt+α10fort*incgrt+ε（5）

2.数据选取

本文数据来自1987-2011年中国城、乡时间序列数据。居民消费率（conr）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100%，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为家庭人均消费支出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人均收入增长率（incgr）为经过价格平减后（以1986年为基期）的实际人均收入增长率，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为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城乡居民收入比（incr）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通货膨胀率（ifr）由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近似替代，城镇通货膨胀率和农村通货膨胀率分别由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率得到。少儿抚养比（fyr）为0-14岁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for）为65岁及以上人口占15-64岁人口比重。时间虚拟变量time，取值为0和1（2000年之前time=0，2000年及之后time=1）。城乡居民消费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城乡收入比、城乡通货膨胀率由1988-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到，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由1988-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四、 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平稳时间序列是对时序变量采用传统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的必要前提条件，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而言，传统OLS估计会导致伪回归，产生对结果的解释偏差。因此，对时序变量进行计量建模分析前，应对各变量平稳性进行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消费率及相关解释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上述各变量的一次差分序列为平稳时间序列。限于篇幅，检验结果略。

2.Johansen协整关系检验

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城乡居民消费率及各解释变量均为I（1）过程，为同阶差分平稳时间序列，符合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协整分析的经济意义在于揭示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进一步地，对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只要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建立动态回归模型，这时模型残差为平稳时间序列从而不会导致因虚假回归引致的结果解释谬误^[17]。通常情况下，用于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有恩格尔-格兰杰（EG）两步法和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约翰逊（Johansen）极大似然法，前者主要用于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检验，而后者则可以用于多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基于赤池信息准则（AIC）及施瓦兹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为1，分别得到城镇居民消费率、农村居民消费率、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收入比和通货膨胀率各变量之间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详见表1。

3.模型估计结果

基于OLS法，采用1987-2011年数据对我国城镇、农村居民消费基本模型和扩展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从测算结果（初始模型）可以看出，虽然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但是仍然存在部分变量不能通过统计检验的情况。说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要对部分变量进行适当剔除，否则会导致回归系数估计失真，影响对模型结果的解释。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剔除初始模型中的变量，得到修正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整体拟合效果均有较大提升;模型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各残差均为平稳时间序列I（0）过程（限于篇幅，具体检验过程略）。对于时间序列数据建模，最重要的是保证残差序列非自相关性[18-19]，鉴于本文模型中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conrt-1作为解释变量，违背了杜宾-瓦特森（D.W.）检验的原假设，这里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法对模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残差相关性的拉格朗日乘数统计检验结果显示，不能拒绝模型不存在3阶及以下残差序列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修正后模型的残差不具有显著的自相关性（见表2及表3），这些均反映出修正后模型估计结果的有效性。本文重点关注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及其交互作用结果，具体参数估计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及表3模型参数估计结果显示，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

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少儿抚养比越低，消费率越低。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严格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城乡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平均每个家庭拥有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少儿抚养比由

表2城镇居民消费率估计结果（被解释变量=conr）

80年代初期的54.6%下降到2012年的22.2%。在以质量替代数量的动机下，孩子数量的减少促使城乡居民加大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更加注重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然而，从绝对数量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下孩子数量大幅减少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仍然会低于拥有较多孩子的非计划生育家庭的即期消费支出。此外，在孩子数量减少的情况下，“养儿防老”无法得到充分保障，增加储蓄就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普遍的替代选择，这也是用于抵御老年风险的一种现实策略。由基本模型修正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一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减少0.3961个单位，农村地区少儿抚养比每降低1个单位，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3280个单位，可见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没有造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显著差距。对于这个结果的一种合理解释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我国农村居民更怀有一种希望子女摆脱农村生活环境、真正成为城里人的心态。面对城乡生活水平上的显著差异，他们不得不在现有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平基础上大量减少消费，增加家庭储蓄，以便在子女学习、工作、婚姻和住房等方面作出更多贡献。这使得农村居民消费率与城镇居民消费率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边际变化率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生命周期假说认为老年人处于生命历程的负储蓄阶段，其消费来源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储蓄积累，老年抚养比与消费率应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实证分析结果并不支持这一结论。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无论城镇还是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虽然在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老年人口增多可能会促使家庭成员对其的赡养支出增加，然而在我国社会保障不健全、谨慎消费习惯及赠遗动机等因素的影响下，老年人也具有较强的储蓄动机。现阶段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仍处于起步阶段，可能是这两方面的效应相当，两者相互抵消后使得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并不对总体消费率产生明显影响。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进一步加速，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将逐步显现。

在城乡消费率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中，时间变量与抚养比交互项time*for和time*fyr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不同，说明时间与抚养比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程中的不同阶段上，抚养比对消费率作用不同。对于城镇居民，time*for系数为负，time*fyr系数为正，说明与2000年之前我国尚未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一时期的消费率水平相比，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则导致消费率增加;对于农村居民，time*for系数为正，time*fyr系数为负，说明进入21世纪之后，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对消费率的时期作用与城镇居民相反。由此可见，与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之前相比，现阶段人口结构转变在城、乡区域对消费的影响是有差异的。此外，由扩展模型1的修正结果可知，对于城、乡居民均存在time*for系数绝对值大于time*fyr，说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相对于少儿抚养比，我国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影响更大。

进一步地，修正扩展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均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率具有偏效应，但具体作用变量不同。对于城镇居民，存在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具体为：conrfyr=0.4833-0.8901*incgr，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每增长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0.4744个百分点。且随着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提高，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呈现线性递减趋势，当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达到54.29%时，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达到拐点。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持续保持在8%左右，这意味着现阶段城镇少儿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为0.4120，具有正向影响，说明城镇居民家庭消费存在向子女倾斜，而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不显著可能与城镇老年人具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则存在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的偏效应，

具体为conrfor=1.7429+4.1930*incgr，即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偏效应增加1.7848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偏效应随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加而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增长率由2000年的4.18%增加至2011年的11.42%。然而在现阶段尚不健全、水平较低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家庭对老人赡养的责任不断加重，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决策，出现对老年人生活消费支出的家庭负担水平随老年人口数量上升而不断增加的现象，这与农村老年抚养比对消费偏效应的线性增长模式是一致的。由上述偏效应分析可见，消费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收入增长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得到了强化与凸显。

此外，基本模型中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一期滞后（conrt-1）系数均为正，且能够分别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习惯较为稳定，虽然消费水平能够随收入水平增加而上升，但整体消费决策仍然比较谨慎。收入比（incr）对城乡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消费率增长，这一点可能与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消费示范效应有关。城乡通货膨胀率（ifr）与居民消费率之间不具有显著相关关系，说明目前通货膨胀率并不是消费率变动的主要原因。

五、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具有密切关系。本文利用1987-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在单位根和协整理论的基础上，基于OLS模型对我国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率与少儿抚养比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越低，居民消费率越低，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对城、乡居民消费率边际变化的影响差异不大;但现阶段老年抚养比对城、乡居民消费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二，人口年龄结构与时间的交互作用显示：与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之前相比，对于城镇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导致消费率减少，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导致消费率的增加;对于农村居民而言，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的上升则分别导致了消费率的上升、下降;但无论是对于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当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进入加速期后，老年抚养比对消费率的影响均大于少儿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与收入增长率的交互作用显示：城镇、农村居民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对消费具有偏效应，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偏效应，老年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偏效应，这表明在家庭收入增长的情况下，城、乡居民家庭消费分别存在向照料子女、赡养老人方面的倾斜。

第三，扩大内部消费需求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现阶段政府首先应该加大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向农村居民作出政策倾斜，减轻农村居民的家庭负担，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心;其次，应尽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建立一体化的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缩小保障水平差距，降低城乡老年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最后，政府还应宣传、倡导积极的老年消费观念，对老年市场的发展给予正确引导，大力扶持老龄产业发展。

本文在同一框架下对我国现阶段城、乡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但由于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消费之间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城、乡居民消费情况会如何变化，又会有哪些新的差异，这是需要长期动态研究的内容。在平均受教育年限延长、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现阶段国际通用定义下人口抚养比等人口结构指标的适用性也值得进一步商榷。此外，本文主要讨论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由于影响消费变动的因素具有高度复杂性（比如人口因素方面可能还与人口性别结构、空间结构等具有密切关系），同时也会受到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与现代化水平、社会保障水平、收入分配制度、政府支出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均决定了将消费问题放入一个更丰富的研究框架中进行讨论的可能性，相关内容尚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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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