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来源影响学生消费论文范文第1篇
个人经济收入是个人从工资、租金收入、股利股息及社会福利等所收取得的收入[1]。它揭示了个体的消费能力，且对商品、服务等需求起着预测作用。具体来讲，个人经济收入对消费决策的影响主要表有：一是个人绝对经济收入的变化会影响消费决策;二是个人的相对经济收入发生的变化影响其消费决策;三是个人实际经济收入所发生的变化会影响其消费决策;四是个人预期经济收入的变化会影响消费决策。
心理账户是指人们无意识地将财富在心里进行分类，放进不一样的账户中去做一些管理, 这些不一样的心理账户各自存在的是不一样的记账形式以及各自不一样的心理运算规则[2]。首先，Brend与Higgins等人便在提出了关于心理账户形成的这一“目标代表性模型”，这一观点主要是从如下的两个方面扩展了心理账户的分离模型这一理论观点：所要建立的相关联假设账户是要关乎于那些个已然被决策情境能够所激活起来的目标的;心理账户“目标代表性模型”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意义便在于，它指出了心理账户是并非分离的，相反却是连续的，于是乎一个事件才能够有机会进入到不同的多个账户当中，仅仅是于各个不同的心理账户当中在所占的权重方面可能会出现有所不一样[3]。在某种条件下，心理账户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决策。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文以个人经济收入对心理账户中消费决策的影响为研究对象对遵义市200名消费者展开了调查。其中，在这200名消费者中，党政、国有企、事业单位85人;独资合资或私营企业69人;离退休人员13人;大学生33人。
（二）研究方法
本文在遵义市区找了200个消费者进行发放调查问卷。调查所涉及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党政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独资合资或私营企业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等，年龄均在18岁以上。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的问卷是浙江理工大学孔亮在《大学生心理账户结构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一文中的问卷[7]。在使用问卷时进行了稍许的修改，本次问卷的内容共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受调查者的一些基本信息;第二部分为个人经济收入对心理账户中消费决策的影响的各个具体测量问题。
三、结果与分析
（一）男女差异检验
通过对享乐消费、实用消费、消费规避与性别差异分析得出：在选择享乐消费和实用消费这一意愿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5.91…, …p<0.001);在进行消费规避这一意愿上，女生的得分要显著地高于男生(t=-7.52, …p<0.001);这表明，男女生在三种消费上存在较大差异。
（二）相关性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实用消费与常规收入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0.21 (p<0.001) ;和意外收入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r=-0.21 (p<0.01) ，消费规避和常规收入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r=0.27 (p<0.01) ，和意外收入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r=-0.31 (p<0.001) 。
（三）回归分析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以常规收入和意外收入为自变量，以消费决策为因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分析得出，常规收入对于实用消费有着比较好的正向预测作用 (β=0.21…, …p<0.01) ，而对于消费规避则具有着比较好的负向预测作用 (β=-0.27, …p<0.001) 。意外收入对于实用消费有着比较好的负向预测作用 (β=-0.18…, …p<0.01) ，而对于消费规避则具有着比较好的正向预测 (β=0.32, p<0.001) 。标准化回归方程为：消费决策影响=0.21×常规收入+0.32×意外收入。对回归方程进行方差分析检验，表明回归方程达到显著的水平(F=5.02, P=0.00)，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两个自变量可以做预测消费决策影响的理论支撑。
四、讨论
研究发现：在选择享乐消费和实用消费这一意愿上，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在进行消费规避时，女生的得分要显著地高于男生，这得到了男女生在三种消费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不同性别中不同行业、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收入账户，而他们消费的价值取向及支配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人们的心中，收入来得容易，有着不一样的消费心理，在消费上对资金的消费也有所区别，即无论是认知图式还是评价维度都不一样，不同的消费群体，就算是收入来源一样，在不同的消费对象上也存在金额分配不一样。由于不同行业人群的收入有所不同，在党政、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人群，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虽然是固定收入，但男生无论是在享乐消费还是实用消费均比女生高得多，然而女生在消费规避比男生要高;独资、合资或私营企业人员的经济收入相对要来得容易一些，特别是男生在享乐消费和实用消费上更是肆意，女生相对来说对享乐消费和实用消费上要节俭一些。
研究发现：实用消费和常规收入、消费规避和意外收入呈正相关，这表明常规收入更多用在实用消费，进行消费规避时更多的是意外收入。李爱梅等人研究发现情绪并没有对常规收入进行的消费决策产生作用，不管是消极情绪还是积极情绪，个体均习惯性地将常规收入进行实用消费，同时金钱来源以及情绪效价对消费决策产生共同作用，即仅积极情绪的意外之财会用于享乐消费，而其他的三种组合则均会进行实用消费[8]。这与本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本文对心理账户的研究基本集中于来源不同的金钱 (如常规收入、意外之财) 在进行消费决策方面所表现的差异，并经多项研究已证实，人们喜欢把自己努力辛苦获得的常规收入进行日常生活消费，而将轻松取得的意外之财多用在享乐消费上。
回归分析发现：常规收入和意外收入可以预测消费决策的影响，个人收入来源的不同将会影响到消费决策。赵荣和王引弟等通过设置两种情境，研究了心理账户对消费决策的影响，并得出了心理账户影响人们的决策行为，在生活中，对待同样的问题，有时却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进而做出不相同的决策，并且人们会在心理上自觉地进行许多账户的划分，将不同来源与性质的收入划进不一样的账户中，并且这些收入相互之间不具备替代性，互相之间并不存在流动性，均安置在属于自己的账户中，从而产生了不一样的决消费策行为[9]。以色列银行的经济学家兰兹伯格的相关研究发现获得较多抚恤金的家庭或个人，仅会拿出一少部分用于消费，大多数剩余的则会储存起来，而获得较少抚恤金的家庭或个人，会拿出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钱用于消费[9]。这与本文研究基本一致，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从事哪种职业的工作人员，对于自己辛苦赚来的经济收入，均会省吃俭用，其中一小部分用于实用消费，而大部分存起来，而对于意外收入，比如买彩票中大奖，任何人都会能花则花，能用则用，除了部分用于实用消费外，大部分均用于享乐消费，剩余小部分存起来或者直接消费完。
综上所述，在消费意愿上，男生倾向于将意外之财用于实用消费，而女生将意外之财用于消费规避，说明这种选择的效果是具有稳定性的。其次，研究发现，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正是由于个人经济收入来源的不同造成的，这两种性别之间对于消费策略的不同选择也是收入来源的不同所产生的作用。最后，通过线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证实，常规收入与意外收入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决策 (实用消费或消费规避) ，也可以通过不同性别 (男生或女生) 的完全中介作用来对消费决策产生间接性影响。
摘要：目的:分析常规收入和意外收入项目, 为个人经济收入对心理账户中消费决策的影响研究提供可参考数据。方法:本文以遵义市为样本采集区域, 以抽样调查的方式, 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个人经济收入对心理账户中消费决策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常规收入对于实用消费和娱乐消费有着比较好的正向预测作用, 而对于消费规避则具有着比较好的负向预测作用。结论:个人经济收入对意外之财的消费决策有着显著的影响, 并且在消费决策的选择上有着差异性, 有的会用于实用消费, 有的则会进行消费规避。
关键词：个人经济收入,心理账户,消费决策,消费者行为
参考文献
[1] 欧阳操.我国流转税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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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孔亮.大学生心理账户结构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影响[D].浙江理工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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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影响学生消费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消费公平;收入公平;消费公平政策;经济增长;消费公平指数
一、文献综述
收入差距过大抑制了我国居民消费增长并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已呈现收入差距过大现象，并就收入不公平对居民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深入研究。如杨天宇、柳晓霞(2008)通过研究最近20年的数据发现，我国城乡之间及城镇不同群体收入差距快速偏离居民消费最大化的收入差距最优路径，说明收入差距已严重抑制居民消费需求，要扩张居民消费，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王少平、欧阳志刚(2007)通过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关系，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乡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正，而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因此，现阶段收入不均等对经济增长有害，缩小收入差距不只是为了实现收入公平，也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要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必须找到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对此，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外生经济变量，如政策惯性、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经济体制变迁及其漏洞等，并建议政府不断完善这些因素，从而形成低收入者向上的收入流动性，而没有注意到内生经济变量对改善收入公平的重要作用，如消费公平和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严重的消费不公平现象，然而这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消费不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消费资源、消费环境、消费区域等方面不平等，并从消费资源角度比较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消费，认为(少数)高收入者存在“过度消费”、炫耀性消费、破坏性消费(资源及生态环境)等问题，而贫困者和后代人的基本消费(生存)权存在被“漠视”的危险。基于此，郑永奎和何建华分别从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角度论述消费正义，但对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及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
总之，相比收入公平问题，研究我国消费公平的文献凤毛麟角，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消费公平”共得到23篇文献(1994-2007)，其中只有两篇与消费公平密切相关，可见消费公平问题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为了便于后文分析及后续研究，笔者在此区分公平消费和消费公平的概念：消费的公平包括公平消费及消费公平。公平消费是指在经济领域中实行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等市场经济原则，它是一种过程性公平。简言之，是消费机会、规则均等，这是市场化的产物，在目前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已基本实现。马克思从这个角度认为，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而消费公平是一种结果性公平，指由于消费的社会性和持续性特点决定居民消费行为不仅影响自身福利，同时还影响着社会福利，如经济发展、环境污染、代际利益等。社会性决定消费者的行为或多或少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持续性决定居民需求基本上不可能通过一次消费就完全得到满足。经济领域的消费公平是指居民基于可支配收入水平的相对消费公平程度。有学者从消费机会均等的角度认为我国消费不平等现象在缩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实际上基于收入水平的消费公平程度如何，及消费公平作为内生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收入公平的影响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收入公平与消费公平
由于收入与消费的紧密关系，人们很容易混淆收入不公平与消费不公平。收入不公平是指生产生活资料(主要表现为货币形式)在人们之间的分配不公平，而(经济领域)消费不公平是指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收入水平)不相协调的现象。如由于存在消费门槛，消费能力(收入水平)差异致使越富有的人消费档次越高，越贫穷的人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这种现象应属于收入不公平，而不是消费不公平。而在经济萧条或经济繁荣时期，低收入者的消费占其收入的比例远超过高收入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效应也强于高收入者，这种现象则属于消费不公平问题。总之，收入不公平描述的是收入分布或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即静态的基尼系数，而消费不公平则表示收入转化为消费的不公平程度即动态的收入流动性。
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问题实质上是分配问题的延伸或最终体现，每个社会成员都要通过消费满足物质或精神需要才能生存，然而消费行为必须要有相应的消费能力即收入水平保障，因此，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决定了消费的公平性，并且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收入越不公平，消费也越不公平。高收入者由于主观想更富有，客观没时间消费等原因，没能公平地将收入转化为消费;而低收入者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了其有限的可支配收入，有的甚至消费超支，消费不公平程度必然扩大。因此，要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对经济增长产生公平的积极效应，必须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
消费公平影响收入公平。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公平不能通过市场化手段实现，政府必须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实施监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要求居民按照可支配收入水平消费，即设计一个消费公平政策。所谓消费公平政策是指从消费公平角度出发，通过政府强化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意识，在尊重消费者按自己的偏好自主地选择消费内容的基础上，根据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适当调控非投资性消费量及消费结构。笔者认为，就收入公平问题而言，仅仅研究收入差距大小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既定的收入差距格局下，如何有效地改变社会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流动性，这对进一步理解收入分配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更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消费情况，从消费主体上看，国内消费不公平主要体现在政府消费过高，而居民消费不足;居民消费中低收入者消费超支，而高收入者消费不足。根据消费公平政策要求，政府需要规定高收入者高消费，客观上创造中低收入者向上的收入流动性、高收入者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从
而有利于长期缩小收入差距。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只有当形成一个处于较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上流动性以及处于较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向下流动性的收入流动机制时，才可能使收入结构和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发展成为“橄榄型”。因此，消费公平政策属于有效的税后再分配措施，即收入再再分配机制。
未来收入差距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收入基数，尤指已有财富中的增值财富(中高收入者)，二是收入增长率，即银行储蓄率(低中高收入者)、工资增长率(低中高收入者)或其他投资回报率(中高收入者)，二者乘积之差决定未来收入差距大小，如图l所示。现实生活中，高收入者不仅收入基数大，而且收入增长率也大，政府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收入差距会迅速扩大。事实上，除银行储蓄率受政府或央行调控外，其他收入增值乘数主要由市场决定。既然收入增长率政府无法控制，要缩小收入差距，必须减少高收入者的增值财富量，即收入基数，显然这不同于调节初次分配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建立收入核实机制，规定高收入者初次分配获得的高收入较多用于消费以获得实际满足，这样可以减少其增值财富量，使未来实际收入相比原有增长路径下可获收入有所下降，同时低收入者收入随经济增长而增加，因此，未来城乡收入差距及城镇不同群体收入差距都将趋于缩小(2)，长期实施的结果必然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低收入者收入也会增加，但其增长路径分为两种情况：如果低收入者增加消费量动用其储蓄，降低了储蓄率，收入曲线如曲线2所示;如果低收入者增加消费未动用其储蓄，收入曲线如曲线1所示。故消费公平政策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且还创造了足够高的从贫到富的机会，降低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所产生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
三、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消费不公平决定经济增长不平衡，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增长绩效，但由于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行推进的方式，没有充分监督先富裕起来的社会成员承担其相应责任，消费不公平程度不断扩大，致使我国经济在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各阶层收入结构、内外经济结构等方面的非均衡(不公平)现象日益突出。以产业发展不平衡为例，由于高收入者不但压缩了自己或家庭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消费不公平)，而且有相当部分的服务需求表现为对国外服务的需求，以致2007年我国第三产业占CDP比重仅39.1%，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比重，与亚洲国家45%的平均水平也有很大差距。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不快(经济不公平)，势必压缩就业的增加和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影响经济增长水平及质量。许多发达国家完成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然而市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形成的直接拉动力，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来自高收入者的消费推动。
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消费公平政策要求政府根据居民收入水平确定最低消费量及适宜的消费结构，以克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导致的消费不公平现象。政府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能够从内在性方面带动消费结构升级，而消费结构升级可以在中观层面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则可以提高宏观经济增长的水平及质量。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已出现过3次消费升级，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刘伟、张辉(2008)通过实证论证了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我国的主导产业仍是第二产业，要实现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跨越，必须大幅度刺激服务性消费需求。目前高收入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物质需求(第一、二产业产品)已基本得到满足，但有许多服务需求(第三产业产品)被压制，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高收入者高消费)，服务消费需求可以被大量释放。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的高低还体现在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上，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及目前的金融危机表明，只有走主要依靠内需增长的道路才能有效防范外部风险，避免外部经济波动所引致的剧烈冲击，同时保持自身经济可持续稳定发展。消费公平政策强化了我国经济抗风险能力。
经济增长影响消费公平。从产业发展角度看，经济增长通过两种途径影响消费公平：一是第三产业的繁荣与发展刺激了高收入者对服务需求的消费;二是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从农村和农业部门流出的剩余劳动力，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两方面都有利于改善我国消费不公平状况。
四、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
在收入公平、消费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现有文献主要探讨收入公平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较少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致使对库兹涅茨假说是否存在长期争论不休，却没能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一国国民财富的增长即经济增长;李嘉图则关注国民财富的分配研究即收入公平;然而，无论是国民财富的生产还是分配，都要依赖微观经济主体的市场交换，斯密用“看不见的手”解释市场交换最终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相等的均衡状态。但经济发展事实告诉我们，大部分时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甚至是严重不均衡(经济危机)，原因就在于“看不见的手”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过程中的消费公平。笔者认为在目前经济增长阶段，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平衡，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水平及质量，这就是收入公平决定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如图2所不。
收入公平通过消费公平传导机制决定经济增长。古今中外经济学家在研究国民财富增长与国民财富分配的过程中，一般假定收入转化为消费以及消费转化为生产的过程都由市场自发调节，凯恩斯主义出现后强调了政府调控的作用，即(政府调控)收入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消费，消费通过市场化手段转化为生产，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西方发达国家一度经历了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带来了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并且长期积聚的收入不公平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调控高收入者收入转化为消费的重要性，或者没有能力，所以目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一般很慢，甚至出现负增长。笔者提出的消费公平传导机制是指收入转化为消费(政府调控)、消费转化为生产(市场调节)的过程。即政府通过实施消费公平政策，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此后，由市场自发调节达到合理的资源配置。这种机制体现了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内在逻辑，并未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
经济增长通过消费公平传导机制影响收入公平。事实上，当经济水平足以为低收入者提供必要支持时(如在主导产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变迁的过程中)，市场与政府都会对缩小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市场调节的主要途径是：一是
对中高收入者而言，第三产业的繁荣刺激了他们的服务消费，降低了其增值资产量，故形成了向下的收入流动性;二是对中低收入者而言，第三产业的发展(高收入者消费过程)为他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提高了其未来收入，就是形成了向上的收入流动性。政府调节的主要途径：一方面，政府的政策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改变经济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到落后地区，推动其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另一方面，整体经济发展使政府拥有更多的财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给低收入者提供享受高水平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未来收入，最终缩小与高收入者的差距。
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是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他认为从收入分配相当均等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变的早期，由于劳动力快速向收入较高的工业部门流动，不平等迅速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由于工业化的完成，不平等将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然而这个命题是一个假说，是从主要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数据得出的统计学规律，不仅库兹涅茨本人没有对这一假说给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说明，后来支持库兹涅茨假说的学者同样也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但否定这一假说的学者也没有提供正规的理论证明。在传统的“收入公平-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基础上，笔者构建的“收入公平-消费公平-经济增长”理论模型，清晰地解释并发展了库兹涅茨假说：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消费不公平经历了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故库兹涅茨假说成立;在政府管制下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长期实施有利于消费公平的政策，则库兹涅茨假说不成立。反之成立。笔者在考察金融市场发展后。认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不重视消费公平，库兹涅茨假说将会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新趋势，这是由不同产业对不同收入人群的收入与消费有不同影响所决定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劳动力和产业结构的演变，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高收入者通过压缩个人消费进行原始资本积累，通过资本运作使个人收入得到极大提高，而低收入者消费基本不变，收入增加相对缓慢，从而加剧了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不公平;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高收入者消费占收入的比重有所提高，并且高收入者消费的提高为低收入者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故消费不公平程度逐渐降低。如韩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农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因此，在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变的过程中，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消费不公平程度被有效控制，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过程中，消费公平程度更高。在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过程中，消费不公平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但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大力促进消费信贷的发展，而消费信贷的主体大多是中低收入者，故消费信贷会加剧高低收入者间的消费不公平程度，因此，收入差距将呈现扩大趋势。
五、消费公平指数
消费公平指数是指基于可支配收入的相对消费公平指数，即：
(非投资性消费/可支配收入)甲/(非投资性消费/可支配收入)乙
若此式不等于1，则表明存在消费不公平现象。
可支配收入是综合考虑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等等)基础上的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其更能反映居民的消费能力。非投资性消费是指个人或家庭一定时期内实际消费生活资料的数额。两者的比值既可以反映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的公平程度，也可以反映经济或社会的健康程度。因为当一个人或家庭的消费接近或超过其收入时，会感觉生活紧迫不安，进而有可能导致其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当这样的群体(“失望阶层”)超过一定比例时，容易产生社会动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无论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初，还是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都存在社会冲突的事实，而冲突的本质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满足(结合消费能力与消费资源)，而不是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满足了人们的最基本生存需要，因此，虽然我国整体基尼系数长期超过国际警戒线，但整体环境仍比较和谐。这说明，人类本能的需要是消费，对收入的需求是消费需要的派生需求。要真正反映人们生活情况，甚至是冲突情况(警戒线)，需要建立消费公平指数。
消费公平指数综合了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尽管反映的是消费问题，却没有和收入直接建立联系。基尼系数反映了收入分布的均等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但许多学者认为它反映不了收入分配的“公平”或“公正”程度，也不可能综合反映我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因此，仅以基尼系数作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相比而言，消费公平指数在收入和消费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更能反映社会生活及社会冲突情况。
六、结论及进一步研究建议
在传统“收入公平-经济增长”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笔者构建了“收入公平-消费公平-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即收入公平决定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决定经济增长，并且经济增长反向影响消费公平，消费公平反向影响收入公平。因此，消费公平是公平与效率的重要交叉影响因素，关系到经济发展中公平与效率能否兼得。
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经济学规律，我国不仅存在严重收入不公平现象，还产生了严重消费不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高收入者消费不足，而低收入者消费比例过高，这种状况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针对现阶段内需不足及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本文提出可以设计一个消费公平政策，要求高收入者高消费，以拓宽服务性消费需求，促进产业升级换代。
不过，笔者提出的“消费公平”、“消费公平政策”、“消费公平传导机制”、“消费公平指数”概念还只是一种新的尝试性研究，是否合理，有待其他学者的广泛讨论及深入研究。建议后续研究针对消费公平指数进行实证分析。
责任编辑 张 琦
收入来源影响学生消费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城镇化成为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潜力所在。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人口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并在该机制的基础上利用1995～2010年全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对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率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从中可得到连续增加1%的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率呈递减趋势；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关系，据计算倒U型关系出现的峰值在城乡实际收入比为347时。因此，提出把握推进城镇化建设时机，警惕城乡收入差距，这样才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关键词：居民消费需求；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面板模型
一、引言
我国经济经历了从“内需依存型”向“出口导向型”的转变，出口、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发生转变[1]。新时期我国明确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扩大内需的重点是要增加居民消费需求，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对于城镇化，许多学者探讨了加快人口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2～4]，提出城镇化或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关键和重要途径[5～7]。
城镇化城镇化由人口和土地两个要素组成，本文所讨论的城镇化是指人口城镇化。目前普遍认为人口城镇化比土地城镇化重要。可以看成是人口分布问题，人口在空间中的移动对消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处于加速过程中，图1表示全国与居民消费需求有关的人口因素变量的变化情况。从图1来看，城镇化率由1995年的不到30%增加至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增加139%。居民消费率 居民消费率等于居民消费支出除以按照支出法所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居民消费需求，它几乎是从1995年46%的水平一直下降至2011年的348%。同时图形中还反映了人口年龄结构的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情况，通过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偏向城市发展的政策而出现的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 [8～9]，必然影响居民消费水平。图2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城乡收入差距由城乡实际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比 城乡收入比是指名义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名义农村人均纯收入；城乡实际收入比等于实际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实际农村人均纯收入，实际数据以1995年为基期。表示。从图2发现，从1995年到2010年城乡收入差距先减少后增加再减少，其中最大的城乡实际收入比和城乡收入比分别超过33和32，并且在2004年之后城乡实际收入比大于城乡收入比。
二、文献综述
传统消费需求理论有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相对收入理论、收入永久理论、费雪跨期选择理论，它们都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目前，学术界研究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注重以全社会居民消费需求、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为对象，从消费率不足的原因或者各因素与消费需求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
城镇化成为刺激消费需求的重大潜力，但是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城镇化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机理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城镇化提高消费需求体现在居民收入增长、人口结构的变动和消费的示范效应上[10]；将城市化驱动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分为结构效应、交易效应、保障效应和收入效应四个方面[11]。这些都未对人口城镇化如何影响消费需求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在实证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城镇化建设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并且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对城乡居民消费存在差异 [12～13]。伴随着城镇化发展，城乡收入差距总体来讲呈现拉大趋势。根据库兹涅茨（Kuznets）的倒U型理论，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差距会拉大，因此，收入分配会影响居民消费水平。杨天宇等运用中国20年来的数据估算了实现居民消费水平最大化时的城乡收入差距最优路径，并且发现当前实际城乡收入差距高于最优路径，这影响了居民消费水平[14]。苑小丰等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一国的消费需求产生消极影响，而且在中国这种影响是显著的[15]。还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呈现负相关关系[16]。因此，现有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
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人口年龄结构，生命周期假说等理论研究强调收入在人们的一生中系统地变动从而影响当期消费[17～20]，老年人消费研究认为存在预防性储蓄和遗产馈赠[21～22]。国内学者在研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时所得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系数符号有正有负[23～26]。还有一些文献研究了文化、家庭、居民消费行为等方面对消费需求的影响[27～30]。
从以上文献的回顾来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的理论研究方面和实证研究还欠缺，远少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作用机理的研究较少。因此，如果将该理论机制研究透彻，将能够加深对城镇化进程中问题的认识。
三、理论机制、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1.理论机制
城镇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过程，它对人口、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城镇化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土地和人口两个要素在制度安排上发生变化，即土地城镇化将农村土地转变为城镇土地，人口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使得城镇人口不断增加，进而对居民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人口城镇化将会通过收入增加、人口结构变化等途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此，基于文献回顾，本文将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作用机理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即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由这三方面效应构成，如图3所示。
第一，收入效应。人口城镇化进程初期会促进较高人力资本或适龄劳动人口进行转移，由于城镇劳动工资率大于农村劳动工资率，这部分人口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根据收入影响消费的理论，在消费倾向不变甚至在递减的条件下，居民消费需求也会增加。由于居民收入一定，利率的变化会影响到居民储蓄行为，从而影响居民消费行为。因此，人口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收入效应将会通过收入和利率的变化来影响居民消费需求。
第二，人口结构效应。人口城镇化可以看成是人口在城乡分布的比例结构或是不同区域分布的结构，由于所处环境发生变化，使得这部分转移人口由于交易便利性而使潜在消费需求得到释放，从而增加消费需求。同时由于城镇和农村生育环境、生育文化和生育政策不同，将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不同影响。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相关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将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影响。
第三，城乡联动效应。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差距保持一定范围，并且消费商品存在“攀比心理”或“示范效应”。由于存在“攀比心理”使得仍在农村生活的农民与转入城镇的农民相比，在消费过程中会提升消费层次，这将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如果他们所处收入层次差距过大，则会对消费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人口城镇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内在机制，并认为其中各因素变化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前，人口城镇化会由于收入效应中的利率给定、收入增加而增加消费需求；人口结构效应中的人口分布改变使得消费需求得到释放，成年型社会的形成会增加消费需求；城乡联动效应中的收入差距处于一定程度，由于消费“攀比心理”从而增加消费需求。
2.模型设定
4.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和检验结果，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估计所得结果显著性较好，其结果在表4的第三列得到反映。下面对该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第一，人口城镇化对增加居民消费需求的解释。根据模型估计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下，人口城镇化率的对数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从其系数来看，增加1单位的人口城镇化率对数将会提高居民消费率9137个百分点，并且连续增加1%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需求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需要把握推动城镇化建设的时机。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改变了人口分布格局，增加了居民收入，从而刺激居民消费。这一结论符合本文所分析的人口城镇化增加消费需求机制的预期，为城镇化成为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大规模的城镇化也存在许多弊病，因此，城镇化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它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还要把握城镇化建设的时机，更重要的是为转移进来的农民提高收入、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让转移进来的农民能留下来，让他们真正成为城镇居民，这样城镇化才能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真实动力。
第二，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得到了不同的结果。大部分研究结论为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负相关关系[32～33]。在1%显著水平下，城乡实际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倒U型的关系，符合了理论机制分析。事实上，这一结论符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让这部分人带动另外的人富起来”的思想。因为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在拉大收入差距的同时能够增加富人的消费需求，同时由于“攀比心理”刺激其他人的消费，然后带动另一部分富起来，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此时，新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会增加消费需求。因此，收入差距先增加后减少都是有利于增加消费需求的。经计算，倒U型关系中峰值出现在城乡实际收入比为347时，即当城乡实际收入之比小于347时，差距拉大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而当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大于347时，就会产生抑制作用。从所获得的数据来看，当前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大于347的主要是在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西部地区和少数中部省份，因此，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角度来看，这些地区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对于其他地区呢？有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较大的低估现象[34]。因此，只有进一步准确计算城乡收入差距才能作更好的判断。
第三，对于其他变量的分析。在1%显著性水平下，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与居民消费率都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其他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致[35]。在5%显著性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家庭投资于小孩人力资本的观点。在1%显著性水平下，老年抚养比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老年人存在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和遗产馈赠观点 [36～37]。在1%显著性水平下，人均实际gdp的对数所代表的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率呈现负相关关系，支持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最后，在1%显著性水平下，实际利率r与居民消费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实际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将使得居民消费率提高0234个百分点，说明居民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动机。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城镇化是增加消费需求的潜力所在。本文首先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个方面来分析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再利用1995～2010年全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模型，研究了人口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从收入效应、人口结构效应和城乡联动效应三方面构建了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理论机制的分析框架，深入分析城镇化影响消费需求的三个效应，为实证分析做铺垫；第二，在理论机制的分析框架下，设定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人口城镇化对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连续增加1%城镇化率所能增加的居民消费需求呈现递减趋势。因此，需要把握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时机，这样城镇化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真实动力。二是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需求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但超过了该范围就会抑制消费需求的扩张。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居民消费率出现峰值时的城乡实际收入比为347，通过相关研究及比较发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已是大势所趋。
本文利用全国28个省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但并没有进行分区域的研究。我国东、中、西部人口城镇化建设差距较大，不同省市之间的城镇化率也有较大差异。如果对城镇化率高的地区也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发展战略，必然会暴露更多的城镇化弊病。因此，有必要进行分区域的研究，以制定相应的人口城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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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来源影响学生消费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各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旅游观光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休闲的重要方式，旅游业在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产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已然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安徽省历史悠久，文化形式丰富，风景名胜众多，是中国十大旅游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吸引的外国游客、华侨和港澳台同胞人数逐年增长，外汇收入不断增多。本文希望通过安徽省的实际情形来分析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之间呈现怎样的关系。
一、变量选取及动态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安徽省旅游外汇总收入（I）和国内生产总值（GDP）兩个变量来研究旅游外汇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取1978-2016 年的安徽旅游外汇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两个时间序列来分析安徽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整体相关性。对两序列GDP、I取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线性趋势，记为lnGDP、lnI。
（一）ADF检验
由于数据不具稳定性是时间序列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了防止“伪回归”问题的发生，对因果关系的结论造成影响，故而采用ADF检验法对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上表知，在5%、10%显著性水平下，取对数后水平数据的统计值均大于临界值，都没能拒绝原假设，因此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对数据进行一阶差分后，Lngdp和Lni的ADF统计值分别为-3.726152、-9.181839，都小于其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都拒绝了原假设，两个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因此满足做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
（二） EG协整检验
为了分析安徽省的旅游外汇收入对安徽省GDP的影响，得出旅游外汇收入与GDP的长期稳定关系，考虑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分析。以LnGDP作为因变量，LnI作为自变量，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得：
LnGDP=0.59408LnI+2.679627
t=（28.18956） （14.76565）
在此基础上，利用Eviews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在5%显著性水平下，残差检验统计值为-3.6882。
通过查找协整回归临界值表知，在变量个数为2且显著性水平为5%条件下， ，而Eviews检验出来残差水平检验统计值为-3.6882，因为-3.6882<-3.343604。所以拒绝原假设，说明GDP与外汇总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误差修正模型
通过检验知两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两变量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旅游外汇收入对GDP的短期影响。
ΔLnGDP=0.118874ΔLnI-0.016298 ECM（-1）+0.138578
其中，ECM是模型的误差修正项，从修正模型中可看出，误差修正项的系数显著，表明每年的预测值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会以-0.016298的速度被修正。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以上分析可知，LnGDP与LnI具有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还须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以得出两者间的短期影响关系。根据AIC最小准则，确定滞后期为2，对LnGDP和LnI进行因果检验。
由上图可知，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条件下，LnGDP是LnI的格兰杰原因，而LnI不是LnGDP的格兰杰原因。LnGDP对LnI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安徽省经济发展会促进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反之则不然。
二、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第一，从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安徽省经济增长对旅游外汇收入的提高具有单向促进作用，反之并不显著。这与安徽省经济迅速发展，加快对国际旅游的开发，交通更加便利有一定关系，因此为安徽省吸引外国游客奠定了基础。
第二，从安徽省旅游外汇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结果得，两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结论一知，短期来看，旅游外汇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但从长期角度看，促进作用极为明显。这由于国际旅游仍处于兴起阶段，发展还未成熟，因此比起经济发展稍显滞后。但长远来看，国际旅游属于第三产业，在如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占据重要地位，得到的政策扶持也更多。因此，随国际旅游的逐渐兴起，促进交通旅宿、文娱消费的发展，必然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所以，安徽省在促进旅游业发展过程中，要着眼于开发旅游国际化，打开国际消费市场。做好安徽省旅游资源、产品的宣传工作，为国际游客所知晓，与此同时还需加强省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旅游软硬件条件，使得交通更加便利，通讯更加便捷。旅游景点也要提升旅游过程中的安全保护措施，增强游客在游玩过程中的体验感，保证可口的餐饮、舒适的住宿以及更具人性化的购物消费环境，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国外游客和建立更好的口碑，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发展，为提升安徽旅游的整体形象和竞争力奠定良好的基础。（作者单位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