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任何革命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变迁、结构、话语这三个因素。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鸦片战争以降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晚清社会急剧变迁，社会结构发生巨大裂变，民族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挑战性话语不断高涨，导致了清廷逐步走向灭亡，辛亥革命应运而生。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变迁；结构；话语；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拟用赵鼎新提出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来解读辛亥革命的发生，以期对此问题作一点新的学术研究。
根据赵鼎新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影响和决定革命之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等。任何革命发生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三个因素[1]23。由此可见，革命的原因，存在于变迁、结构、话语的相互作用之中。笔者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的发生，正是变迁、结构、话语三个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一
社会变迁是引发革命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变迁，一般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1]23。社会变迁很容易打破原有的社会平衡，造成社会规范的紊乱，引起人们内心的不满和怨恨感的产生，导致新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政治机会等，社会成员因此变得越来越难以约束和控制，从而引发革命的发生。
晚清中国，在外患内忧的压力下加速了社会变迁进程，其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结构，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打破了晚清皇权、国家主权、中央政府权力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晚清中国的政治统治权“由鸦片战争前的清中央统治者一方掌握，发展到由帝国主义、清中央统治者和地方势力三方分享的局面。”[2] 27-28适应权力分化的需要，新的政治机构不断增设，具体表现为：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文馆、总税务司署以及咨议局等。权力分解、转移的后果是皇权渐渐被摧毁，中央权力逐步被削弱，地方权力日益膨胀。地方一旦敢于明目张胆地与中央对抗，一场革命将势在必行。冯友兰先生曾说过：“辛亥革命的一部分动力是绅权打倒官权”[3]34。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也认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地方势力合法化并在体制内和中央王权冲突的符合逻辑的展开”[4]118，清王朝瓦解的一个重大原因是“1909在全国各地成立咨议局”[4]116，辛亥革命的本质“也是一次地方分权运动”[4]120。
经济领域，传统的经济结构被打破，除封建地主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继续存在外，又出现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非常容易把晚清中国的传统经济尤其是个体农民经济挤垮，因为小农生产方式根本无法与资本主义大生产方式相抗衡。可见，资本主义经济特别便于造就一批破产的农民。破产的农民是革命发生的潜在种子，他们走向反叛道路之时，也就是革命到来之时。
社会阶层，中国传统社会主要存在着三大社会阶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和农民阶层。清末随着工商部门、自由职业的出现以及军事改革，晚清中国新的精英阶层应运而生。新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知识阶层、工商阶层和军人阶层。晚清中国社会剧烈的变迁中，不同阶层有不同的政治诉求，而他们的政治诉求又都不是以清廷的存在为前提。这样清廷便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如果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其垮台就指日可待了。比如，士绅阶层的新绅士“他们既拥戴清政府又不相信清政府，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常常犹疑不决，左右摇摆，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抛弃清政府”[5]34。知识阶层“总是天然地倾向于社会变革，而且扮演最为激进的角色”[6]18。工商阶层“在政治上，他们只能做新绅士的尾巴”[5]36。军人阶层“本应是清王朝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但为了自身利益，这一集团可以支持清王朝,也可以背叛清王朝，甚至可以取而代之”[5]38。农民阶层“既能起着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着高度的革命作用”[7]267。
二
结构是影响和决定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关键。所谓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国家的结构包括国家的性质（如民主的、威权的或独裁的）、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如法律-选举型的、意识形态型的或绩效型的），以及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文化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等等。社会结构包括相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各类社会中层组织的发达程度及其性质（如社会组织的多元化程度），以及人与人之间在经济生产中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如资本家-工人关系、地主-佃农关系，等等）[1]23。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仅简要阐述晚清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其行为方式对革命发生和发展的影响。
晚清中国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其政治行为运行方式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执政基础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最高统治者的个人魅力、意志品格和领导能力。统治者一般也不相信组织的力量，经常运用个人权力和私人关系违背国家的各种制度去处理各种问题、抉择种种决策。例如选拔人才，任用谁和不任用谁，全凭统治者个人修养、素质和喜好。一旦昏君当政，就会是小人得志、奸臣挡道，有才能的人很难进入官僚体制里，更难执掌权力管理国家，政局势必混乱，结局只能是政权垮台。在这种政体下，国家政策的制定、执行也通常因最高统治者的改变而改变，因统治者的好恶改变而改变。因此，其政策的抉择很难做到理性化、科学化，更难实现连贯性；其官僚体制的设置，也是形同虚设。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变得日益复杂，国家治理社会由于没有法治和有效的官僚体制而根本无法有效地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当矛盾激化危机局面出现时，国家却通常倾向于选择暴力手段进行直接干预。这往往又导致民众更加的反感和不满，以至于他们都想推翻这个专制国家。这种情况下，革命就很容易爆发了。
晚清中国的政体是一种极权政体，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通常建立在传统和绩效表现的基础上，是通过传统和政绩来换取执政空间和时间的。如果将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传统上，那么要巩固国家政权，最好是这个国家社会保持在相对静止状态。但1840年后的中国，因不断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社会急剧变迁，传统不停地在改变。布兰特利·沃玛克和詹姆斯·R·汤森曾强调，是“西方价值观的渗透促进并加剧了对传统的否定，将中国社会的取向从过去的束缚中全面解放出来”[8]41。晚清中国被动地走向世界，置身于现代化的历程中，在此历程中，传统大大地被削弱，皇帝权力来源的神秘性也逐渐地被揭开。传统一旦崩溃，人们不是去重建传统，而是去摧毁传统，去寻找和构建新的政治神话、符号、伦理与规范。传统和依附于传统上的国家政权，将不可避免地被人们一并抛弃。
把一个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执政绩效基础之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根本上讲国家政权也是不太稳定的。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主要有：经济发展、道德表率、国家防御三个维度。各方面绩效表现越好，政权的合法性就越高；反之，各方面绩效表现越差，政权的合法性也就越低，政权极易陷入危机。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到辛亥革命暴发，就经济发展而言，清廷穷于应付各种内忧外患，根本无法组织各方面力量集中精力去搞经济建设，大规模的战争也在不断破坏经济，所以晚清经济就谈不上有真正意义的发展。从道德表率来讲，官僚阶层自上而下的腐败，让愈来愈多的人怀疑统治者是不是还能做道德上表率。这种情况下，道德政治，依靠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显然无法实现。更可怕的是，清廷在多次与西方列强较大规模的战争较量中，每次战争的结局都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在民族危机发生和加重时，清廷不能解决危机，而是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甚至最高统治者慈禧还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给中国人带来了极大的耻辱，直接影响了晚清王朝在民众中的形象，严重削弱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打破了天朝大国的政治神话。同时，这让人们感到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革命是“拯救祖国的唯一办法”[9]210。
简而言之，清末传统的崩溃、经济的衰败、道德的堕落、防御能力的丧失，摧毁了清廷统治的合法性，结果必然促使革命发生。
三
话语是革命必不可少的因素。话语则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过程中的突生规范（emergent norm），以及塑造运动话语的文化，等等[1]23。话语影响着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它是革命行动的驱动力量，它通过一定的政治标语、口号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动员和组合，影响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10]311。
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晚清意识形态的失控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被认同是分不开的。法国著名学者阿尔都塞断言：“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领导权的话，那么他的政权就不会持久。”[11]338意识形态控制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一个政权的兴亡。清末意识形态失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意识形态失控，表现之一是清廷不能有效地控制舆论媒介。例如：报刊数量激增，据不完整的统计，1901年报刊为34种，1902为46种，1903为53种，1904为71种，1905为85种，1906为113种，1907为110种，1908为118种，1909为116种，1910为136种，1911为209种[12]134-135；报刊主体民间化，1905年至民国初年，全国先后发行报刊计600余种，其中为清廷所控制者尚不足10%[13]244；报刊内容革命化，一百多份白话报中，倾向维新和革命立场的占了绝大部分，尤其具革命立场的占了大比例[14]160。进步报刊的涌现，革命新话语的撒播，让清廷的腐朽无能的负面形象得到了数倍的放大和广泛的宣传，其正面形象遭到了灾难性的毁损，其统治的合法性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和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的形势下，清廷未能有效地统驭舆论媒介，革命话语最终与社会动荡、革命活动形成合力，将清王朝推向灭亡的深渊。时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无不认为:“辛亥革命是报馆鼓吹出来的。”[15]22
意识形态失控，表现之二是儒家学说的认同危机。鸦片战争之前，儒家学说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鸦片战争以后，这套意识形态观念面临着亘古未见的危机。在回应西方的挑战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由于这套意识形态不能提供应对时局的有效办法，毫无建树，从而遭到了人们特别是知识阶层对它的怀疑、反思和批判。他们把洋务运动在经济方面改革的失败、戊戌变法在政治制度改革的失败乃至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失败归罪于儒家文化，要求为经济和政治运行提供论证的儒学负连带责任。当然他们这种对儒学的攻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但这种情绪化反应的后果引起了儒学的正当性危机。正如著名学者张灏所说：“当这套政治社会制度，在外力的震荡下土崩瓦解，附丽在它们身上的礼俗规范和文化思想当然也显得百无是处，毫无保留的价值。”[16]234儒学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消解了晚清统治的基础，为革命的产生埋下了种子。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是如何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彭怀恩说：“权威所依据的文化及心理基础一旦被怀疑，政府的合法性不再被人视为‘正当的’。”[17]16金观涛和刘青峰是这样解释的：“革命团体随意识形态认同危机的出现而产生，在意识形态认同危机发展中不断高涨，它如同越来越多的小地震，震撼着一体化上层组织的大厦。”[4]97-98
在儒学逐渐地失去了话语权和主导地位的同时，新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不断高涨，并为人们所认同。许多先进分子都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引导中国和世界走向光明的两面旗帜，认为“此二主义”使欧美列强“国势乃如春华之怒放，旭日之初升”，也必将给中国带来福音：“吾惟信此民主主义，吾惟信此民族主义，吾惟崇拜欧罗巴人之能利用此二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终莫明此主义，吾不信我支那人之既明此主义而不能利用此主义。岂彼白人者独能专美于前哉！吾述既竟，登高西望，大声疾呼者三：曰民主主义！曰民族主义！祝我支那人能利用此二主义！”[18]20新的意识形态，为革命的阶级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有了“批判的武器”，革命的阶级就有了“武器的批判”。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19]9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是摧毁晚清王朝统治的物质力量，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高涨，催生了革命的到来。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存在于晚清社会急剧变迁、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革命新话语相互作用之中，从而进一步印证了赵鼎新的革命宏观结构理论，同时也进一步拓展了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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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范文第2篇
2、工程力学课程思政探讨
3、文化自信与高校思政课教学实效性的思考
4、党史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双重逻辑及路径分析1
5、三位一体视域下高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与思政教育的融合
6、内蒙古革命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路径研究
7、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实践经验调查研究
8、努力创新实践教学管理模式
9、浅析课程思政在语文课程的运用
10、对法治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探索
11、高校理工科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探索
12、高校音乐专业学生班级管理实践研究
13、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观导向研究
14、先秦儒家乐教对于高校德育的启示
15、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新方案的实施
16、探究翻转课堂模式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应用
17、绍兴红色文化融入课程思政的路径研究
18、简论高校“思政育人”
19、试谈曲艺高等教育中的人才培养问题
20、民办本科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课件运用的几点思考
21、生态学视角下高校学生干部队伍建设研究
22、“四史”教育融入高校网络思政教育体系的路径探析
23、高校思政教育融入传统文化的思考
24、OBE理念视域下学前教育专业（专科）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分析
25、“四进四信”专题式教学初探
26、高校思政课课堂小结中板书设计的运用
27、医学院校思政课实践教学“四课堂”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28、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融合研究
29、高职院校思想理论课教学须加强党史教育
30、刍议红色歌曲在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功能
31、中医药院校思政课创新“思政+中医药”模式的探索
32、高校历史专业课堂教学互动模式研究
33、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探索
34、人文素质教育在大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35、探究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路径
36、浅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学生主体意识
37、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初探
38、PPT在教学过程中的运用
39、网络时代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的语言艺术研究
40、网络直播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影响与启示
41、工匠精神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路径探讨
42、浅谈思政课在职业教育课程中的价值理性与教育逻辑
4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语境下高校思政课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44、高校党史育人的基本途径和方法探究
45、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实现形式的创新性研究
46、OMO教学模式下高校思政课微课程建设研究
47、《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实践教学的探讨
48、浅析“中国近代史纲要”教学中爱国主义教育切入点研究
49、重庆高校思政课慕课教学现状分析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3篇
邓小平同志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如果教育也是一种社会生产，那它的第一生产力是什么？无疑，也是科学技术，是教育科学，对于高中生来说，构建知识体系的能力无疑就是一种学习的科学技术。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在课程内容和知识体系的构建方面，为高中学生学习历史提供了更多的选择空间，从而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一切科学都有连贯性、系统性的特点，都有其学科体系与知识结构，历史学科亦不例外。历史事件纷繁复杂、相互联系，历史知识点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学习历史知识，应该从整体出发，掌握关键性的史实，抓住历史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科学的、有层次的历史知识结构。教师运用生活化教学就是根据学生的兴趣特点，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构建知识体系，学生会根据已有的经验和知识，或者根据对眼前事物的观察，进行积极的思考，作出正确的理解，借以获得新的知识。
一、利用课本的封面图片来构建知识体系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生活化教学起到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教授每本书之前，笔者都会引导学生掌握每本书的封面信息。这就正如我们去书店买书，首先会关注这本书的封面介绍，如果被其中的一些细节所打动，就会进而关注这本书。在高三历史的总复习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复习每本书之前可以进行课本的总述，即利用课本封面的图片来构建整本书的知识体系。现以人教版《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和下册为例，谈谈如何利用课本的封面进行生活化教学以及构建整本书的知识体系。
【教学片断一】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同学们看到这本书的最上面，有什么内容？
生：有一些机器。
教师在黑板上写上“世界近代史”。
师：是的，上面是机器，这反映了整本书的核心是机器，那么机器让同学们想到了什么？
生：工业革命。
师：是的，工业革命是《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的经济核心内容，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与工业革命有关。因此这本书的封面反映了整本书的重点是工业革命，它是属于经济领域的。
教师在黑板上写“近代的含义就是机器化和民主化”。
师：那么这本书封面的下面是什么内容？
生：是法国大革命中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师：很好。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大最彻底的一次革命，它为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立法的规范。如果说工业革命体现了整本书的经济重点，那么，法国大革命则反映了整本书的政治重点，即资产阶级夺取权力，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教师具体的板书如下：
【教学片断二】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本书的封面。同学们看到这本书的最上面，有什么内容？
生：有些人在开会。
教师在黑板上写上“世界现代史”。
师：是的，上面是有些人在开会，那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会议吗？
生：是联合国会议，因为开会的人有黑人，不可能是其他性质的会议。
师：这说明《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的政治核心内容是国际关系，因为它把联合国会议作为重点内容。那么，中间的人物是谁？
生：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
师：加加林出现在教科书的封面说明了什么呢？
生：科技的发展与重要性。
师：非常好！同学们，这些高科技成果表明世界的经济发展很快，也说明了国家之间的合作会不断地加强，全球化问题是任何国家都不敢忽视的一个问题，所以《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的经济核心内容是高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这样利用封面来构建知识体系，不仅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而且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整本书的认识。
二、利用课本的目录来构建知识体系，加强对课本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宏观掌握历史线索
在新授课和复习课中，教师都要不断提醒学生回归课本。课本的目录隐藏着很多重要的历史信息和重要的知识点，关注课本目录不仅可以让学生对每一单元所包括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结论、历史概念、历史基本线索、阶段特征和历史规律都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可以让学生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及影响和意义。只要学生认真复习和理解目录的内容，就可以准确掌握基础知识，在考场上以不变应万变，因为很多历史知识隐藏于中学历史各册教材的目录或章节标题之中：如奴隶社会编中“第一章奴隸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夏商”，就要求学生明白夏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形成时期，商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与此相类似的知识点有：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秦汉是封建社会的初步发展时期；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即1919年至1923年是中共创立时期；国民党“一大”至汪精卫叛变即1924年至1927年7月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此外，目录还可以让学生更好记住一些历史事件的原因，如高中《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八节隋唐时期文化的繁荣原因；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第五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条件和阶级条件等等。 由此可见，教材的目录标题隐含着丰富的知识，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善于引导学生挖掘目录的知识和思考目录隐含的信息。
此外，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目录章节之间的联系进行对比学习，通过对比目录的知识点更好地了解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及阶段性特征，例如《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第三章、第四章的对照区别如下：
就这样，笔者一次又一次通过对生活化的目录知识的运用帮助学生理清章节的知识结构，构建知识体系，归纳历史线索，从而使学生学会主动利用教材进行学习，积极从教材找信息来学习历史，这样学到的历史知识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而是学生注重探究学习，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发现问题，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更是学生主动读教材，喜欢读教材，善于读教材，能自主整理教材，练习后回归教材，全面掌握教材的重要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就会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从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三、利用生活化词语“市场”来构建知识体系
普通高中的学生由于基础知识较缺乏，在学习世界史知识时感觉到比较吃力，有些学生认为世界史就是各国历史的简单相加，其实不是这样的，世界史是世界历史宏观的发展和整体的发展。以《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的内容为例，在讲这本书之前，教师可以一个总纲来引导学生把握整本书的内容。这个总纲就是“市场”。《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的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资本主义市场的初步形成时期、发展时期、形成时期、完全形成时期。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市场”两个字既可以反映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对市场的需求，又能反映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成为廉价商品的倾销地和原料产地这一特点。笔者以“市场”一词为主线贯穿整个课堂教学，引导学生构建世界近代史的知识体系，让学生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以及世界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联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真正让学生理解了“中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一结论。
其实，从中国近代现代史来看列强的侵华史的关键之处在于“市场”，正所谓：“得市场者得天下。”“市场”这个生活化的词语可以把人教版的《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和《世界近代现代史》（上册）的知识联系起来。这样的对比让学生很容易就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是谋利经济，农业经济是谋生经济，因此两者对于“市场”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再以人教版中国近代史（上、下册）的内容为例，笔者利用生活化词语“市场”自己制作了学习表格帮助学生梳理整本书的线索，具体如下：
同样的，教师在讲述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曲折、衰落时也可以运用“市场”这一关键词。
综上所述，由于教材本身已有一定的知识体系，因此许多教师已经习惯了利用标题下面的黑体字来构建知识体系，而往往会把教材中最富有个性和特点的词语、封面、目录丢在一边。事实上，学生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大胆假设、细心观察、积极推理和認真总结归纳知识和构建知识体系更有价值。同时，教师和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都能进一步体会到历史知识在生活中的价值，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思考问题，构建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在运用生活化教学培养学生构建历史知识体系的能力的过程中笔者进一步明白：我们历史教师一定要注意在生活中挖掘历史学习素材，使学生学到有用的历史，真正发挥历史教育在传承和发展人类文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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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庞丹丹）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近代文学;学科地位;研究趋向
[作者简介]郭浩帆，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山东济南250022
[文献标识码]A [
在中国文学史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间的文学通常被称为近代文学。近代文学学科是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中国近代史及整个中国文学学科的建构建立起来的。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大学科之间，或被视为古代文学的“黄昏”，或被看作现代文学的“前夜”，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处境一直比较尴尬。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二十世纪文学”以及“重写文学史”、“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命题的提出，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日益受到挑战，“近代文学”概念逐步被“清末民初文学”、“晚清文学”甚至“近世文学”等概念取代或抽换，学术界甚至有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对于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讨论，来自近代文学界的声音一直相当微弱。因此，回顾和梳理近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对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已成为近代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学研究重要而且十分迫切的任务。笔者不揣愚陋，拟在汲取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近代文学的学科建构和历史地位问题进行反思和探讨，并对今后近代文学的研究趋向和重点作一些展望，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
“学科”是一个内涵和外延不断发展演化的概念。广义的“学科”指“学术的分类”，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一个成熟的学科，应该有相对明确的研究对象和概念系统，有相对固定的学术规范和研究平台，有用于学科建设的专门化组织。尽管近代文学学科确立比较晚，并且至今也还没有发展成熟，但对于近代文学的研究却早就开始了。五四前后，学术界就有了“近代”、“近代文学”的概念，如沈雁冰《近代文学体系的研究》(1921)，但所指涉的时限模糊不清，大体指清末或清末民初。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四部论著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前史的最高水平，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近代文学始终未能形成明确的学科概念。50年代后，学术界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论述，把1840～1919年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的第一步，即旧民主主义革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此前的一段历史称为近代史，此后至新中国成立一段历史称为现代史，文学界也相应把1840～1919年问的文学称为近代文学。1956年高教部颁布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将上古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文学分为九篇，其中第八篇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文学”，其特点是“出现过一些带有反帝反封建倾向的富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品，也有过一些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文体改革运动”。尽管这种表述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明显的体制化倾向，但近代文学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立阶段，因此可视为这一学科创建的开始。此后，一些近代文学史著作相继出现，使得“近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意识得到加强”。其中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1957)是建国后第一部把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部分的文学史著作，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集体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和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等，都是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奠定基础的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游国恩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其中近代部分主要由季镇淮教授执笔。该部分内容约7万字，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独立学术品格和较高学术水平的近代文学史。80年代后，近代文学研究进入繁盛期，逐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建立了一些研究阵地，并开始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史料，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专题研究渐趋深入，研究成果数量也呈现猛增的势头，研究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近代文学的性质、学科地位以及研究策略等，进行了总体思考和重新认识。其中，陈则光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1987)，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管林、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1)，郭延礼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0-1993)、《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范伯群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1999)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与此同时，随着高校研究生学位点近代文学方向的设置，1982年首届全国近代文学学术研讨会的召开，特别是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的成立，近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正式进入了我国教育和科研的范畴之中。本世纪以来，郭延礼、黄霖、袁进、王飙、关爱和、陈大康等学者继续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台港及海外学者不断加入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也已有20余种面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年会，至今已召开过14届年会，学会的分支机构南社研究分会和近代小说研究分会，以及上海、山东、广东等地方近代文学学会也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近代文学研究事业正在艰苦的学术环境中不断向前推进。
尽管近代文学学科自确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很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突破。例如，长期以来，在绝大多数近代文学史著作中，近代文学被分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等若干阶段。这样一来，近代文学成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将近代文学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便是用政治、用史学‘度量’出来的文学属性，生生制造出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资产阶级文学’，与中国社会已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之说相对应，与整个阶级斗争学说体系相配套。”显然，这种忽视文学特性和中国文学自身演变过程，直接以社会史分期作为文学史分期标准的方法，无法充分揭示近代文学的特质和价值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科设置对近代文学一直持歧视性态度。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近代文学不能作为二级学科申报学位点，导致近代文学在学科归属上长期处于“寄人篱下”
的境地。到目前为止，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相比，近代文学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学科建设还远称不上成熟和完善，主要表现为：(1)研究力量薄弱。由于近代文学只能依附于古代文学或现代文学二级学科招收研究生，学位点少，所以培养出来的专业研究人员总量严重不足。(2)研究领域狭窄。以小说研究为例，据笔者统计，近代小说作者约有三四千人，但目前被纳入研究视野的不足十分之一。(3)研究整体水平不高。例如对作家研究而言，作品全集、年谱、评传和研究资料的编撰出版，可视为研究比较全面深入的标志，但近代作家研究能勉强达到这样水准的也就梁启超、李伯元等寥寥十数人而已。(4)高校近代文学教学薄弱。20多年前，游国恩等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季镇淮先生说：“六十年代初，我们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始上古，终近代，叙述中国文学发展的始终，比较过去一些文学史大多写不到头，似乎是一个进步。但当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也未引起讨论，一般以为近代文学没有什么好作品，所以可以写一点，而在篇幅上加以限制。后来我们在教学上也未重视，只在宋元明清文学史里讲一点，作为结束的尾巴。”在全国高校中文系，近代文学不是本科必修课程。近年来，随着政治、外语和计算机等公共课程不断增加，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时数相应地不断缩减，其结果就是当勉强讲完明清文学后，留给近代文学的教学时数大多不足10个课时，于是只能把它作为古代文学的一个“尾巴”，略略提一下了事。学科体制的制约导致研究力量薄弱，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理论平台，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面对学术界围绕中国文学史重大理论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热烈讨论，近代文学界的反应一直很低调。甚至针对取消近代文学的呼声，也很少有人能从正面作出有力的回应。
二
2002年10月，在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上，谢冕教授有一段关于近代文学地位的感言：“近代文学在本学科以外的人们的心目中，它的地位从来不高。由于近代文学感应了时代的变化，引进和实验了许多适应社会生活变动的因素，在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看来，它不够‘古典’;同时，由于那些新旧参半的语言和生硬的新名词概念的充填，在研究现代文学的人看来，它又不够‘现代’。它是两头都不讨好、似乎也都被排挤在主流之外的‘另类’。对于近代文学的评价从来都是暖昧的，因而近代文学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中的处境，也从来是尴尬的。”话说得够直率，却也基本道出了实情。而张全之教授的话说得更为痛切：“与相邻的两个强势学科相比，近代文学显得凄然而落寞，甚至始终处在朝不保夕的学科危机之中……在多次有关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中国近代文学’常常被拉出来示众，成为文学史分期不合理的显著例证。”1985年，旨在消解近现当代文学学科界限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被提前到了1898年。90年代后期，学界出现了两种挑战“近代文学”独立时代的意见。一种是给古代文学穿靴，即将近代文学中辛亥革命以前的部分还归清代，作为整个古代文学史的最后阶段;另一种是给现代文学戴帽，即将近代文学中1898年或1900年之后的部分作为“二十世纪文学”的开头，将近代文学此前的部分划归古典文学。本世纪初，在《复旦学报》发起的文学史分期讨论专栏中，主持人章培恒教授认为，“就中国文学史来看，从1840年至1919(或1917)年能否成为一个自成起讫的历史时期——‘近代文学’时期——本就是一个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近代文学”的说法。其实近代文学一直被认为与古代文学关系甚为密切，章培恒教授是古代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选编了在近代文学界影响深远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因此，章先生公开质疑近代文学，这一举动的意义实在非同小可。而在近两年有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讨论中，很多学者只谈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甚至尽量避免使用“近代文学”这个概念。近代文学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问题。也尝试着作了一些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以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等一系列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命题的提出，都促使中国文学研究在视野、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发生重大变革，并进而影响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走向和格局，文学史分期只是其所涉及的内容之一。其对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史分期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近代文学，也涉及当代文学，甚至是现代文学。近代文学面临“被取消”的危险，当代文学也风光不再，“被给出”一个“指近十年的文学”的说法，甚至有可能沦落到由文学史概念变成文学批评概念的地步。相比较而言，现代文学的境况好像要好得多，其在历次讨论中表现出的强烈扩张性也充分展示了这个学科的生机和活力。其实对于近代文学学科的最多怀疑主要不来自于古代文学，而是来自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章培恒教授不是从古代文学而是从现代文学出发质疑近代文学，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明。但是现代文学学科本身也面临很大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通过文学/政治、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方式建构起来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虽然立下了整合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的功劳，但实质上抹杀了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学科特征，客观上存在解构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可能;80年代以后，范伯群教授提出“双翼展翅”论(如今被表述为“生态平衡，多元共生”)，对传统的现代文学史观提出严厉批评，在学术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本世纪以来，范伯群、汤哲声、栾梅健等学者提出1892年是现代文学的起源，问世于1892年的《海上花列传》是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这种做法表面上像是为现代文学扩张地盘，其实质则仍然有抹杀五四新文学价值和意义的嫌疑，同样存在解构现代文学学科独立性的可能。正因如此，有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现代文学，包括今天主张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晚清的学者，都是在学科的范围内提出问题，都没有解构这个学科的意图。可是我们所运用的逻辑，却存在着使这个学科的独立性解构的可能。”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史学科的所有变革和调整，其影响都是十分广泛的，应把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与中国文学的学科建构放在一起观照，在中国文学研究路径和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背景下看待近代文学学科面临的困难，不应孤立讨论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问题。
第二，长期以来，我们将“过渡性”、“桥梁”和“承前启后”作为近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我们说近代文学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文学，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今天看来，这一成说实有重新考量的必要，因为它隐含的意义可能是：近代文学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当我们说近代文学是古今文学转型桥梁的
时候，如果古代文学是直接飞越到现代的话，那么“桥梁”就不再成为必须，过渡的意义自然无从提起;当我们说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和开端时，就像说近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起飞的跑道，当五四文学这架不打算返航的飞机腾空之后，“跑道”自然就沦为一片废墟。因此，过分强调近代文学的“过渡性”特征，其实是对其主体性和独立价值的遮蔽与掠夺。有学者指出：“近代文学从其学科萌生阶段起，就以过渡性作为整个的学科定位;在之后的学科建构和发展过程中，过渡性的学科定位一直延续至今而没有改变。这种过渡性的学科定位使得近代文学以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为学科建构的参照系，使得自身的学科独立性反而被取消了;同时，单一的过渡性学科定位使得近代文学研究失去了从其他层面来研究文学的可能性。”“中国近代文学由于自身的边缘化，有意或者无意地攀附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它以延续了没落的古典传统为荣，以孕育了朝气蓬勃的现代文学为乐，而事实上，对这两个方面的强调正好实现了对近代文学主体性的盗掘，也是其价值依附性的显在标志。作为古代文学的‘黄昏期’，它除了繁华落尽、脉息凝滞的苍凉和无奈外，还有什么?作为现代文学诞生的‘前夜’，除了自身的盲闭之外，还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一个独立的学科，不能满足于成为古代文学的停尸场和培育现代文学的官腔。”
第三，20世纪90年代末期，王德威教授提出著名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命题，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影响。“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曾一度让近代文学研究者感到扬眉吐气，似乎“晚清文学”乃至于“近代文学”的地位终于得到了提升，其实情况远非那么简单。尽管有学者依据福柯“知识考古学”理论解读王德威的观点，指出其真正用意在解构“文学起源论”本身，但王德威站在五四新文学的本位立场上强调晚清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其逻辑起点颇有点“母以子贵”，实际上包含了对近代文学的歧视。“正如母亲的价值需要儿子来体现，晚清文学的价值也是通过‘五四’来彰显的。也正是在‘五四’文学的参照下，晚清才衍生出新的意义和价值，而学者们之所以大肆渲染晚清的贡献和意义，甚至将它升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全是因为它有一个‘好儿子’——伟大的‘五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倒不如说，‘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因此这种观点表面强调晚清文学的重要，实际上同样存在解构近代文学主体性的可能。
第四，在今天，如果真的需要为近代文学讨个“说法”，我们既不应该自固藩篱，自说自话近代文学多么重要，也无须通过为古代文学提鞋或为新文学填写出生证明来求得一席之地，而应该从观念、方法层面着手，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通过确立近代文学的本位观来确立近代文学的学科地位，这是近代文学学科建构的基础。所谓“本位观”，一般是指站在本体立足点上观照对象。人类观察和判断事物都建立在本位观的基础上，本位观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长期以来，近代文学处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种本位观之下一直无所归属，似乎两头不讨好，但如果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上，情形则变得完全不一样。近代文学没有产生杰作，这是人们比较普遍的看法，但近代文学并不是真的没有杰作，只是没有现代文学或古代文学意义上的杰作。“过去，我们站在古代文学本位立场或者现代文学本位立场上，近代文学的复杂性、过渡性、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层次、变化等都被看成了是文学的不成熟，但站在近代文学的本位立场，这些恰恰具有其特殊的价值。”既不够古典又不够现代，新旧杂陈，良莠并存，没有经典，没有统一主题，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这是近代文学受排斥贬抑的主要原因，而这恰恰是近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足以成为一个独立学术分支的理由。“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给研究者提供的广度是足够的，旧有文体的整合、新兴书面语的崛起，以及文学史的建构，乃至‘文学’被作为概念和观念，无不出现在那时，而同时存在的多种可能性作为埋没的资源，可以为我们反思现实提供依据。这些特质使得近代文学完全有可能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区别开来，说得更明确点，有成为独立学术分支的基础，而一旦出现独有的研究思路，上引下联，将影响我们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看法。”
第五，确立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最终必须构建成熟完备的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在这方面，袁进和张全之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2001年，袁进教授的《近代文学的突围》一书出版，作者说，“近代文学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到了近代好比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传统文学的活力已经弱化，外来影响的冲击却在加强，中国文学如何‘突围’?到底选择哪一条道路继续发展?这最初的选择是在近代作出的，它决定了中国文学后来的转型方向与转型模式”。应该说，当时人们对于该书以“突围”命名并未太注意，但今天看来，这其实是对于近代文学基本特征的一个准确概括。而张全之则提出用“突围与变革”来描述近代文学的外在风貌，以“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抗与互动”来概括近代文学的思想特征，主张以此为理论框架，将“近代文学”整合为一个既不同于古代文学也不同于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从而使这一学科获得独立性。尽管这些看法仍有继续讨论的必要，但毕竟为近代文学学科理论体系和阐释系统的建构提供了有意义的思路。
2009年初，由复旦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的最重要特点是，不仅仅将近代的定义集中在1840年到1919年这段时间之内，而是以80年的时间为一个基准点，往前看，把眼光延伸到明代，尤其是晚明这一段复杂的思潮起伏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将近代的定义延伸到“五四”以后的各种后续发展。会议主办人之一王德威教授提交了《近代有多现代——关于近代文学起源的三种思考》的论文，认为近代文学不能只作为现代或当代文学当前的发展或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个高潮，近代文学应当有它自己的位置……我们进行近代文学或现代文学研究，不必再仅仅计较是否启发后之来者，像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也不必仅仅计较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下跟古代文学的对话。近代文学也好，现代文学也好，它发生了，也就真的发生了，在这个意义上，它的现代性才真正浮现出来。“这是一次震撼教育，让我们感到近代文学研究大有可为。
三
尽管近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空白点还有不少，可供深入挖掘的领域更多。在传统小说诗文以及近年来比较兴盛的近代文艺报刊研究以外，笔者以为，今后近代文学研究的趋向和重点可能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文学研究。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西学东渐的深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近代女性文学从创作主体、思想意蕴、艺术风格到传播方式诸方面，较之古代女性文学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并涌现
出一批优秀的女性作家。如女词人顾太清，她在诗词以及绘画创作外，晚年还自署“云槎外史”著有小说《红楼梦影》，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说19世纪末女性文学作家作品还属于凤毛麟角的话，那么进入20世纪，女性文学则开始呈现逐渐旺盛的发展势头。最早关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是郭延礼教授。郭延礼教授认为，20世纪前20年，女性文学进入了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期，出现了四大女性作家作家群体：女性小说家群、女性翻译文学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和南社女性作家群。其中近代女性小说作家约有60余人，代表人物有王妙如、邵振华、黄翠凝、吕逸、幻影女士、杨令茀、秀英女士、徐赋灵、黄静英、曾兰、陈翠娜等，著有长短篇小说近百部(种)。20世纪初的女性作家很多已属于中国第一代知识女性，她们接受过新式教育，很多人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如秋瑾、吕碧城、张默君、唐群英、张汉英、吴弱男、薛琪瑛、杨令茀、汤红绂、陈信芳、陈撷芬、燕斌、何震、林宗素、胡彬夏、单士厘等，她们的人生理念、知识结构以及行为方式均表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她们的创作视野更加开阔，文体选择意识更强，在艺术风格上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女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刷新了中国女性文学史上无小说、无翻译文学、无新体政论的纪录，也打破了男性在某些文体上的垄断地位，从而显示了女性作家多方面的文学才华，开创了女性文学的新纪元，并对‘五四’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文学基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直到目前为止，近代女性文学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其研究成果与近代女性文学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极不相称。今后，随着女性文学作品的进一步发掘整理和出版，性别研究背景下的近代女性文学将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
第二，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是不同民族、语种间进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介手段和转换形式，是把一种语言文字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信息的活动。翻译文学应该是一个伸缩性、包容性很强的文化体系，但我国文学的传统并没有将翻译文学纳入到文学体系当中，以往各种文学选集都不收录翻译文学，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收入三卷本“翻译文学集”，国内学界对翻译文学的身份才开始有了基本的认同。此后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也单独收录翻译文学，主编谢天振教授明确宣称“旨在强调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重在突出文学翻译活动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生活中所占有的不容忽视的地位”，这称得上是真正把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范畴的一个标志性举措。
近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近代翻译文学不仅体裁多样，而且数量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大约有翻译小说近3000种、翻译诗歌百余篇、翻译戏剧数十种，还有翻译散文、寓言和童话若干。在这些翻译文学门类中，翻译小说的成就最大，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有社会小说、爱情小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科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教育小说、哲理小说、军事小说等等几十种。其中如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小说类型，是中国传统小说从未有过的。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近代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传统文学观念的制约，学界对翻译文学一直未予充分的重视。1998年，郭延礼教授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近代翻译文学专史，为近代翻译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路径。此后，近代翻译文学越来越受到关注。今后这一领域将会成为近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如如何确定近代翻译文学的概念和范围，外国传教士的翻译活动及其意义等等，都会得到逐步解决。
第三，文献学研究。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作基础。一般来说，文献指载于各种载体的有历史价值的语言文字资料。以文字记录、存贮和传播知识信息，是文献的共同特征。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的文学，近代文学已经成为历史，搜集、整理、研究近代文学文献，加强近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已成为历史的要求。
几十年来，近代文学在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30)，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以及阿英的《晚清小说史》(1937)，郑振铎的《晚清文选》(1937)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文学整理及研究成果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研究，近代文学史实、版本的考订，以及著作、论文的目录编制等文献学工作，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大量出现。近代文学期刊、书籍的影印和再版，著名作家年谱、传记的出版，近代文学书目、索引等检索文献的编制，《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清末民初小说年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以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晚清小说大系》、“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等资料和大规模丛书的陆续出版，特别是阿英和魏绍昌二位先生，他们长期以来致力于近代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先后出版《晚清戏曲小说目》《晚清文艺报刊述略》《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晚清文学丛钞》和《(老残游记)资料》《(孽海花)资料》《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等著作，这些都为近代文学文献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实践基础。
报刊是近现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的一种新的作品载录方式，当时的很多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而后再结集出版的。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报刊也成了研究近代文学的历史文献。新中国成立后，近代报刊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充分注意。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一些重要期刊才陆续被影印出来，如1980年代上海书店影印的《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新新小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的《礼拜六》，1990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图画日报》，2000年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影印的《中外小说林》，2006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重编影印的《绣像小说》等。从1960年代起，上海图书馆还编印了《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等著作，这些都为研究者充分利用近代文学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在文学研究对象中，除作品外，作家的生平史料最为重要。在作品搜集、整理的同时，对近代作家生平史料的挖掘、整理以及出版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作家年谱、传记的编写，如《梁启超年谱长编》《铁云先生年谱长编》《黄遵宪传记资料》《林纾评传》《王湘绮评传》《秋瑾年谱》等，也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除此之外，还有为整理、编辑、研究原始文献而派生出来的再生文献，如关于近代文学作品的辑佚、校勘、辨伪、注释、目录，以及对作品和作家生平史料的考证等等，也出现了一批成果;又如对近代文学作家作品和重要文学现像进行具体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对近代文学进行整体研究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以及对近代文学研究进行再研究的学术史(如郭延礼《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和史学史著作等等，也开始呈现出繁盛的势头。
到目前为止，无论从类型还是从数量上说，中国近代文学文献的存在都已比较齐备。从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角度看，对中国近代文学文献学进行综合研究，建立中国近代文学文献学的客观基础条件已经成熟。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主体性哲学;形成;发展;困境
一、西方主体性哲学的形成和发展
主体性问题是自人类产生以来就存在的，但人类对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则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逻辑与历史、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发展与人的主体意识逐步形成的统一。综观整个西方哲学史，主体性的形成和凸显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社会主客混沌不分到古希腊哲学通过本体论的建构初步区分人与周围世界，再到近代哲学在认识的主客体关系中突出主体性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把主体性理论发挥到极致的过程。
1、从原始思维到古希腊哲学：主客体意识的萌芽。原始社会由于人类的实践水平和认识能力的低下，人只能匍匐于自然力量的摆布之下，人对于自然的优越地位还远远没有体现出来。这时人还不能把自身和自然界分离开来，思维活动与感性活动交织在一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思维是“纯粹动物式的意识”，是一种混沌性的活动性思维。也就是说，原始思维更多地体现出“行为是思维”的特征。这种活动性思维在内容上，表现为主体与客体、人与世界、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混沌不分。在形式上，表现为思维与人的活动的直接同一性和不可分性。所以，波威尔(Powell)说：“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的混淆，乃是不文明人思想中的极大的混乱。”
随着人的思维的进一步发展，原始人由于开始追溯自己部落和人类的起源而把对大自然的敬畏转化为一种特有的图腾、神话思维。在图腾思维中虽然人与物、主体与客体还尚未区分，但它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人由动物向人类、由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由直接性到间接性的发展和进步。因此列维一施特劳斯认为图腾思维是人类从动物水平转向人类水平的开始。后来更高一级的巫术思维体现了人与对象世界的初步区分，表明了人对因果关系的初步认识和企图发现自然、征服自然的意识。神话思维已经把人类社会作为思维的内容和原形，但它仍具有虚幻性、形象直观性、主客互渗性。
主体性问题的真正出现是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开始的。古希腊人们对世界的本原或本质的探讨形成了哲学本体论，世界开始成为人的认识对象或思维的客体，而人则成为与它相对的世界的探索者和说明者。这就在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了一种认知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周围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来。一方面人从那种分不清自己与外物、视人与自然物体为同质东西的混沌状态中解脱出来，自觉地成为自然界奥秘的发问者和探求者：另一方面，自然界也从那种与入神秘互渗的状况中独立出去，成为不依赖于人的客观世界。自然界这时才真正成为与人相区别且又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客体。
其实，古希腊思想中已经有了对主体的直接的自觉意识。德尔斐神庙匾语“认识你自己”和智者派代表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已经表明在古希腊人们就有了进行自我意识的要求，而且开始意识到人在与外界事物主客体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意识到为人所感知的客体并不是独立自在的，它只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只是与我们的意识相联系而存在：它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对后来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2、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主体意识的形成及主体性哲学的确立。古希腊哲学虽然已经蕴藏着主体性思想的萌芽，但主体性的正式提出是随着近代哲学发生的“认识论转向”而凸现出来的。随着人类实践和思维能力逐步提高，人开始从研究自然反观自身，把主体与客体区分开来。建立起对象化的思维模式，形成了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这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重大飞跃。同时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探究知识的基础和可能性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于是近代哲学侧重于从认识论角度，提出并确立了认识的主体性问题。
笛卡儿以其追求知识确定性首开了唯理论的先河，他对“我思故我在”的论证以及由此所展开的自我意识运动成为近代哲学主体性的宣言。笛卡儿认为，知识应该具有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只能来自心灵本身，即“我”或“自我”。“我”首先是一个思维主体，人的主体性确立的根据是内在于我之中的“我思”，这样他就把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归结为主体性问题。笛卡儿利用普遍怀疑法来探求知识的可靠性：我可以怀疑任何东西，但我在怀疑、我在思索则是不能怀疑的。怀疑的主体——“我”也是不可疑的，这个正在怀疑的“我”的存在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思是一切知识可靠性的来源。可见笛卡儿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界定主体和主体性的，思维或理性是主体“我”的根本特性。他说：“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只是思想”，“我”是普遍怀疑所余下的最后的结果，是笛卡儿苦苦追求的阿基米德点。他正是这样促使了近代哲学研究重心由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同时也意味着主体性问题的突现。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这种哲学实现了从朴素的客观主义向先验主观主义的彻底转变。”而“我思故我在”这条原理，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大前提的公理和根本原理的必要条件，也为知识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正如笛卡儿所开创的那样，对主体性的强调，反映出人们试图发现一种毋庸置疑的出发点，从而达到更可靠的“客观知识”的一种努力。这种强调也蕴涵着一种对知识“主体”与“客体”的划分一这种划分恰恰构成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观点的主要脉络。
近代经验论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来自感觉经验。培根作为近代经验论的首倡者，认为感觉的产生不仅有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且依据人的尺度，掺入了感觉主体自身的性质，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感觉的主体性问题由此被提出来。培根的这一思想被洛克通过关于“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洛克认为“第二性质”的感觉(物体在感官的作用下产生的各种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体的认识器官，而且只有依据“第一性质”(物体的固有属性，如广袤、运动、静止、数目等等)才能作用于感官而产生出观念来。贝克莱则直接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即“可感觉的东西都是可以直接知觉的;而直接知觉的东西就是观念;而这些观念只存在于心中。”他把感觉完全归结于主体，认为一切被人感知到的东西都依存于心灵，感觉的主体性问题至此获得了较为彻底的形式。休谟进一步主张人的认识不可能超
越于知觉之外，感性知觉是认识的唯一对象。但休谟走的更为极端，他不仅怀疑物质实体、而且对心灵实体以及上帝也从认识论角度提出了质疑。
总之，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围绕知识起源问题使认识的主体性问题得到凸显。唯理论坚持实体说(substance)，认为具有确定性和可靠性的知识来自于人所固有的观念和能力，人是能思的理性主体;而经验论则认为知识来源于人的感觉经验，较为深刻的探讨了感觉经验的主体性问题。
3、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性的抽象发挥：主体性哲学的颠峰时期。真正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主体性”，主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德国古典唯心论所展现的“自我意识运动的过程”，“自我”和“自我意识”是德国古典哲学根基。
德国古典哲学更加突出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质，这种能动性主要体现在认识论上。如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和“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充分体现了他的主体性思想和理性原则。他认为人是一个积极能动的主体，能够为自然界立法，是一个具有理性的理论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的自律而有自由的主体。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必须解决所谓“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同题，这是康德认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其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从认识论角度阐发了能动的主体学说，对人的理性能力在认识和实践两个领域中的功能做了明确的分析，强调了人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康德认为，在认识领域，理性作为“我思”的“纯粹统觉”能力，表现为先验知性范畴以及先验直观形式对认识材料的能动的综合整理，实际上是自我意识的综合统一活动。这样认识可能性的最终根据不在被构成的客体方面，而在主体的先天理性认识形式中。在实践领域，理性以自身具有的先天“道德律令”规范人的行为，告诉人们“应当”怎样去做。达到善的目的，这是实践理性为人的意志立法，理性在道德实践领域构建起自由王国：在康德对理性的批判中，人因被赋予认识和实践领域的“立法者”而获得了理性存在物的形象。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从主体性方面来考察认识及对象的哲学家。康德之前的思想家，虽然有主体性思想的闪光，但并非系统明确的提出主体性理论，而康德之后的整个世界哲学，却无不受到康德主体性思想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对主体的能动性的强调同时也体现在本体论上。黑格尔把主体与实体联系起来，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思想。他指出“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实体具有主体的能动性品格，它本身有一个能动的发展过程，实体的发展最终通过人而获得自我意识。这样就把实体的客观性原则和主体的能动性原则结合了起来。而他的整个逻辑学框架所论证的绝对理念的发展史，就是“自我意识”客观化和绝对化的辨证运动的过程。
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把立足于自然之上的人确立为主体，把主体从“自我意识”中解救出来，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的拟订了对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这种“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社会的和实践的主体的直接理论前提。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立足于感性的主体，才能想象“感性的活动”，只有立足于自然之上的活生生的人代替“自我意识”，才有可能进一步谈人的社会关系。因此费尔巴哈的主体思想是从黑格尔向马克思主体思想过度的桥梁。
从以上哲学史的追溯来看，从笛卡儿到德国古典唯心论所展现的主体性偏重于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而尤其突出认识论层面。它遵循的仍然是源于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传统，并没有展现主体性作为一切人类思维创造活动的源泉和归宿的深刻内涵。德国古典唯心论确实发挥了主体能动性，展现了主体性的丰富内涵，但它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端。如康德主体性理论中的自我意识就是夸大了的主体性。他不仅使主体活动失去了客观基础，而且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人的主体能力，所以只能把上帝作为人的主体能力的“先天”的来源。而黑格尔通过逻辑构造所展现的主体性实际上只是绝对精神的主体性。这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的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中，以实践的观点作为自己全部哲学的基础，从研究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人手，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取代了直观的思维方式，以唯物主义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实践地变革自然，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与实践论的有机结合。至此，主体性才从天上回到了地下，从意识领域回到实践领域，真正找到了现实的根基。
二、主体性哲学的困境
主体性问题一直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西方整个近现代哲学都是力图摧毁宗教神学对人的贬斥，围绕高扬人的主体性展开的，主体性观念是现代性的根基。它确认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类理性的力量，发现了人的意志、情感和非理性的人性价值以及人的自为存在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等。主体性哲学的确立也同时伴随着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并形成了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所说的“主体中心理性”。
但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倡导的主体性是一种抽象的主体性，主体的核心是思维(或理性、经验、或意识、或精神)，人被看成是纯粹的理性存在物，是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工具和中介。因此，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张扬，虽曾一度实现了把人从宗教桎梏中解救出来的时代要求，但终究因为再度树立了一个绝对精神的权威。主体中心理性不但没有引导人类至今走向解放，反而因为工具理性的扩张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如生态灾难和工具理性对人的压抑等等，因而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陷入了困境。因此，对近代主体性的批判和消解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主体性哲学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1、认识范式上的“唯我论”困境。近代主体性的特点是单一主体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驱散了神的魅影，工业文明显示出科学和人类理性的力量时，人不仅被看作是历史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哲学思维的主体。“大写的自我”成为一切的统治者。单一主体观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哲学幻象，它的理论话语虽然体现了近代工业文明中的人类成就，但具有重大的根本性的缺陷：
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是单一主体，它将主体局限在“大写的自我”之中，如笛卡儿的“我思”，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黑格尔明晰的“自我意识”，等等，这种顽固的“自我”情结排斥了社会主体之间差别的丰富性和多
样性，把人的社会特质先验化和抽象化。如此以来，个体之间、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于“自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人”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结果，“大写的自我”与社会主体差异性之间存在的矛盾只能用一种抽象直观的方式来解决，即先验地假定“自我”代表了人类，“自我”就是人类“自我”。在这里，哲学话语不得不以先验“人类幻象”的方式来偷渡自我，到达“他人”的彼岸。单一主体性中的主体首先是自我，即此在之自我。人首先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以主体为基点，就是以自我为基点。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为唯我论的逻辑。于是如何走出唯我论的困境就成为困扰后现代哲学家的主要问题。
单一主体性从根本上排斥了“主体际”关系对于主体建构的决定性影响。这里的主体是脱离了他人存在、脱离了“交往实践”的意识主体，不能够揭示主体间交往关系双向整合对于各极主体所带来的本质力量的发展以及主体形态建构。单一主体性也不能揭示主体创造活动的真正本质。主体对象化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是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中介客体的联结而打入社会化普遍交往网络的过程。主体所受的客体性的制约，本身就包含了另一极主体作用的性质，是“主一客”、“主一主”双重关系的制约。单一主体中心性对主体际的忽视和排斥令西方哲学史家惊讶不已，如美国哲学史家穆尼埃写到：“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的对这个问题置若罔闻”，“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过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么一些：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与来世，在古典哲学中，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从未获得与其他问题同等重要的地位。”
近现代西方哲学在强调主体性的同时也意识到自身深陷“唯我论”困境，为摆脱困境也作过不懈的努力。在西方近代的认识论转向中，笛卡尔为了逃避其建立在“我思”基础上的整个知识论大厦的“唯我论”倾向，不得不借助于论证上帝存在而保证“我思”的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普遍必然性：贝克莱同样不得不借助于上帝走出“存在就是被感知”带来的“唯我论”困境：没有被“我”所感知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被上帝所感知;康德也曾试图通过对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区别，把先验自我作为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根据。近代哲学史上哲学的起点由笛卡尔的“我思”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其中贯穿了一条试图在主体之内超越唯我主义的逻辑线索。总之，近代主体主义哲学通过把笛卡尔的“我思”转换为“先验自我”的“先验转向”，来试图超越“唯我论”，调解主体主义哲学内部所存在的明证性和普遍必然性的矛盾。
但是在现代特别是后现代哲学家看来，执着于主体性立场的康德等人的先验转向并未能使他们真正走出唯我论的怪圈。所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更坚决的态度和立场，通过建立一种明确的可言说的、可交流传达的语言，力图进一步克服建立在个体意识和心理表象基础上的认识的主观任意性和唯我主义倾向。早期语言哲学反对心理主义，追求语言的意义自在性和客观性，后期语言哲学则进一步通过语言的可交流性、公共性、非私人性而力图实现一种主体间的建构。胡塞尔对于建构主体问性的重要性曾经有过充分认识，他力图引入他人与我共享的“生活世界”，超出单独的自我意识，承认他人意识的存在，以走出传统哲学唯我论的困境;海德格尔规定了“此在”的存在状态是与他人共同存在，即“在世”;萨特由“他人的注视”而建立了一种复数主体之间的存在联系;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不存在“私人语言”的论证，说明了语言和经验的可交流性和可通约性。由此看来，解构自我中心主义的主体，用社会文化批判代替自我主体的思辨内省，彻底跨越唯我论，实现主体复数化而建构主体间性，成为现代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2、实践领域的“人类中心论”困境。近代的主体性理论以主客二分为特征，形成了以追求确定性、专制性、同一性为目标的主体中心理性。主体中心理性在实践中的极端化导致了片面的人类中心论，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和分裂。
人类中心论是一种伴随着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地位的思考而产生并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文化价值观念，是人类维护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在社会实践和价值评判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在透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人类中心论，那种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重视人类整体利益，把人类的整体利益视为处理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根本尺度的人类中心论是我们所认可、赞同的。我们在此要否定、扬弃的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发展到一个极端形成的片面的人类中心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它把人类的利益(其实是部分人的利益)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味地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夺取而忽视了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制约关系，最终会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阻碍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近现代主体性哲学不仅发觉了人的意志和力量，而且把它提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再到黑格尔的“人具有无限价值”，人已经完全取代了上帝的地位，成为认识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性主体和具有包容一切的自由主体。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构成了西方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基础，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同时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巨大成就。
但近代哲学在突出主体性的同时，主体理性的膨胀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人类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随着人类征服自然的活动闩益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人类愈来愈以一种征服者和掠夺者的姿态来面对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所带来的阴影也越来越浓重。这种主体性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同时也蔓延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包括了人的精神危机以及异化状态的加深。在人类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人不仅征服和占有外部对象，而且自身也被对象所占有，也即“人心为外物所役”，从而使人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形成了单向度、异化的人。因此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不仅是自然的破坏和毁灭，同时也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自身的破坏和毁灭。
片面的“人类中心论”的深层理论根源是“唯我论”，它不过是将“唯我论”的认识和价值评判原点从单数主体“我”扩大到复数主体“我们”而已。因此在社会实践意义上超越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和在理论上克服“唯我论”是一致的。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和唯我论的实质就是否认“我”或“我们”之外的实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一切存在都以自我的感觉表象，以自我的欲念冲动为依据，一切认识和价值判断都是从“自我”这个唯一的点出发。自我欲望的满足就是衡量一切行为的准则，推而广之则是人类的利益是唯一存在的利益，人类是宇宙中独有的价值。
片面人类中心论所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引起了全世界人类的普遍关注，后现代主义由此展开了对造成全球同题思想根源的现代性的批判。他们倡导一条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封闭走向扩展，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理性走向非理性的思路，对主体试图解构或消解。但实际上真正的主体是无法消解的，后现代哲学所能解构的，是近代主体性哲学所确立的理性主体的普遍性、同一性和绝对性。而要打破这种普遍性和同一性、实现多元化和差异性，只能求助于主体问性的建构。主体问性建构的标准，不是传统哲学认为的由一个主体自我反思获得的认识，然后可以有效地加之于其他一切存在，而是首先承认不同主体拥有自身不同的理性和价值尺度，然后再在这些差异性中寻求同一性。这样就可以在不同的个人主体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集团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进而可以在人类与动物界之间，人类与生物界之间，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共享互惠的价值尺度和理性标准，达到民胞物与的境界。而且，要真正走出“唯我论”的困境，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们不能在理论的逻辑推演中兜圈子，而应该在人类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实践中不断的认识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样，“唯我论”和“人类中心困境”才有可能被成功跨越。
[责任编辑：陈合营]
近代史论文范文第6篇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青年项目“批评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日近现代儿童文学创作意图之比较研究”（L201783675）。
摘 要：本文试从日本近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着眼，以代表作家的作品创作形式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综述法梳理并分析近代社会背景下不同历史阶段的作品创作的形式特点及其流变规律。着重对作品内容进行解读，凸显作品的创作意图，剖析其创作形式发生流变的内外动因，揭示日本儿童文学的创作目的及其社会功能。
关键词：日本儿童文学;御伽噺;红鸟运动;生活童话;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作者简介：张婷婷，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学历，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与文化;刘蒙歌，女，河南洛阳人，大学学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学。
引言：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运动是日本步入近代化的标志。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儿童文学的诞生。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虽然比西方晚了上百年，但是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推动以及日本人热爱学习的精神，促使他们步入翻译西方儿童文学著作的道路，期间诞生了数部外国著名儿童文学的优秀译本。其中，若松贱子翻译的《小公子》在当时被称为明治时期少年文学译本中的代表性作品。这些译本可以说是日本儿童文学诞生的有力铺垫。
“一般，多数学者主张1955年（昭和三十年）是现代儿童文学的起点”[1]（笔者译），也就是说日本儿童文学中的所谓“近代”是截止到昭和三十年的。以此为据，本文试从近代早期（明治时期）、近代中期（大正时期）和近代后期（大正末期至昭和三十年代）三个历史时期入手分析各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归纳其流变规律。
1、近代早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1.1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
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在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所以，明治初期是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阶段。日本儿童文学真正的诞生是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当时最大的出版社博文馆创刊的“少年文学丛书”便是其标志。岩谷小波（1870-1933）创作的《こがぬ丸（黄金丸）》是刊登在上面的第一部作品，叙述了一只叫黄金丸的小狗在猎犬的帮助下为父报仇的故事。黄金丸的父亲中了狐狸的奸计，被老虎杀死。在经历重重困难后，黄金丸最终在猎犬的帮助下为父亲报了仇。这部作品一经出版，便立刻引起了巨大反响，国家和地方的报刊、杂志纷纷刊登评论文章。当时的指导性杂志《国民之友》在《黄金丸》刚发售的时候就在书评栏中反复刊载评论。多数人称赞这部作品开了新风，但是也有评论说它只是关于复仇的老套故事。菅忠道在他的书中写到：
岩谷小波后来回忆说，这部作品在现在看来比较落后，但是在当时却是弥足珍贵的，是儿童文学的一块基石。[2]（笔者译）
1.2岩谷小波与御伽噺
继《黄金丸》之后，岩谷小波又陆续发表了许多作品，他的这些作品被称为“御伽噺”（讲给孩子们的童话）。作为明治时期最大的儿童杂志《少年世界》的总编，岩谷小波身边聚集了很多弟子。“御伽噺”成为了他们当时的创作形式，并且贯穿了整个明治时代的儿童文学。
岩谷小波的“御伽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成为儿童文学的代表，是因为它们对明治时代的儿童的成长，以及大正时代之后国民性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其作品不太偏西欧化，充分考虑到了读者的理解能力，写作风格有自己的特色。
岩谷小波曾说，谎言有两种。一是像事实一样的谎言，二是像谎言一样的谎言。前者是罪过，而后者却是天真和单纯。童话就是这样一个天真又充满爱的谎言。他认为童话不仅对儿童教育有辅助作用，更是一种精神教育。同时，童话并不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当时的时局以及社会需求的。
日本的儿童文学之所以在明治时期诞生，是因为具备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一是新的儿童观的产生，二是日本跨入了近代的社会阶段。新的儿童观就是承认儿童的人格，认为除学校教育以外，还应给儿童能够从中获得快乐的文学作品。日本跨入近代化后，普及义务教育，于是关于儿童教育的杂志丛书相继诞生。岩谷小波的御伽噺充分适应了国家对儿童教育的路线，广受欢迎，并为此后的大正儿童文学做了铺垫。
1.3冒险小说的流行
明治初年，翻译文学中冒险类小说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广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森田思轩翻译的《十五少年》与若松贱子翻译的《小公子》在当时被称为明治时期少年文学译本中的代表性作品。明治二十三年（1890），矢野龙溪创作了名为《浮城物语》的冒险小说。它并不属于少年文学，而是一本政治小说。主要反映出了日本帝国时期的“南进论”，不仅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更是对后来的少年冒险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明治二十九年（1896），森田思轩翻译并出版了《十五少年》，它迎合了甲午战争后日本想要向海外扩张谋求发展的思想潮流，广受追捧。
对冒险小说的流行趋势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岩谷小波的弟子押川春浪（1876-1914）。押川春浪在明治三十三年（1900）日俄战争即将打响之际，创作了《海底軍艦（海底军舰）》等一系列作品。因其采用了武侠小说的形式而著名，成为了日俄战争中代表性少年刊物。
《海底军舰》是押川春浪根據真实事件改编的，故事以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描写了旅行家柳川龙太郎在结束了世界之旅后，于返回日本的途中，受朋友所托，携少年日出雄同返日本。然而在途径印度洋的时候遇到了海盗船的袭击，柳川和日出雄两人漂流到了一个孤岛上。这个孤岛是一个名叫樱木的海军大佐从一年半以前就开始建造的“秘密造船厂”。柳川加入了秘密造船厂的建造，和众人一起，克服重重难关，最终建成海底军舰，彻底消灭了海盗。
学者冈崎由美曾指出：
因其深受法国作家维恩（凡尔纳·儒勒Jules Verne）的影响，故在类型上更近似于科幻惊险小说，大都以现代的冒险家漫游各国，探索秘境为主要内容。[3]
其实，这部小说不仅在内容方面受到了凡尔纳作品的影响，极具冒险与挑战，尤为突出的是其思想层面上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色彩。
总之，冒险小说在这一时期十分流行。这种以满足刺激、惊悚等感官需求为主的冒险小说美化了帝国主义侵略思想以及种族歧视观念。可以说，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儿童文学的一般创作形式。
1.4近代早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在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浪潮中被翻译出来的《通俗伊苏普物语》、《鲁敏逊全传》等面向成人的故事，像民间故事一样以口头讲述的形式走进了儿童的世界。明治24年，岩谷小波创作的《黄金丸》，成为刊登在《少年文学丛书》的第一个作品，并且敲响了日本儿童文学黎明的钟声。从此，少年文学开始成为真正的儿童读物。《少年文学》发刊的同年，《幼年文学丛书》也被计划发行，岩谷小波为“幼年文学”创造了“御伽噺”这个用语。“御伽噺”由此开始普及起来。
“御伽噺”这一创作形式的特点是重视“教育意义”和“娱乐性”，而忽略原著的“文学性”，省略了原著中的人物性格、心理描写以及环境描写，只保留了故事的旨趣，赋予故事简单朴素的风格。
虽然岩谷小波创作的是以健康的常识为主旋律的进步的文学形态，但保留了封建的影子，思想境界不够深远。而他的弟子押川春浪所引导的文学形态，一方面是将岩谷小波未完成的国民教化的任务不断推进，另一方面则是舍弃了岩谷小波的保守的儿童文学创作，尝试极具近代批判精神的创作形式，反映黑暗的现实社会。其创作特点是将青少年强烈的民族意识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给青少年灌输海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思想。
2、近代中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2.1《红鸟》杂志与童心文学
大正时期，市民情调和近代艺术的兴起对日本儿童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铃木三重吉（1882-1936）作为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得意门生，在众多名作家的帮助下，于大正七年（1918）创办并主编了《赤い鳥（红鸟）》杂志，并且由此发起了“红鸟运动”，激励了童心文学的创作。
《红鸟》创刊的主要目的是，在否定以往的、低级无味的作品的基础之上，提倡纯艺术的、有价值的、纯洁美妙的创作。[4]
应邀参加红鸟运动，为《红鸟》撰文写稿的名家不在少数。《红鸟》还掀起了童话、童谣的热潮，类似的童话杂志也相继创刊。总之，正如坪田让治所评价的那样，“那个时期，没有写过一篇童话的作家屈指可数”[5]
大正时期的“童话”推崇“童心主义”。童心主义不只是强调儿童心理的特殊性，而且是和思想以及文学的角度结合起来的。最早将童心作为文艺理念并付诸于文学创作实践的是小川未明。
小川未明主张童话不一定是仅仅面向儿童的，而是面向一切拥有童心的人的。秋田雨雀也曾说过童话是为“永远的孩子”创作的。大人为儿童展现的童话世界是大人对自身的生活的反省。但是，秋田雨雀同时也指出，即使童话是大人的理想世界，大人也不能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儿童。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的人，要让他们自由地成长，大人只是在一旁帮助他而已。这是秋田雨雀的儿童观及教育观。
2.2 小川未明的童话创作
伴随童话流行的这股热潮，积极投入童话创作的名家大有人在，但是也有围绕着童话的创作而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作家，小川未明（1882-1961）便是其中一员。一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露出了它的弊端，各种因资本主义产生的社会问题使得劳动大众苦不堪言。小川未明作为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发起人，出版了一系列对劳苦人民饱含同情的作品。
小川未明于大正十年（1921）创作的童话《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红蜡烛与美人鱼）》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充满幻想的作品其实反映了现实的儿童问题。故事讲述了一个生活在深海里的人鱼母亲听说人间是个温暖的地方，便把刚出生的女儿送给了一对卖蜡烛的老夫妇。两人把女儿抚养成了一个美丽的人鱼姑娘，但是因为人鱼姑娘能够画出畅销的画作，老夫妇便利欲熏心，对女儿的过度劳动不管不问，后来甚至把她当作物品卖掉了。这篇童话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有“弃子”“童工”以及“人身买卖”，表达了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以及对不公的愤怒，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遗留的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弊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
小川未明的童话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先驱。将社会主义思想用浪漫主义手法表达出来是小川未明童话的一大亮点。
2.3近代中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为了把明治期的说书性质的御伽噺转变为文学性强的童话，提高儿童文学的质量，铃木三重吉在众多文坛名人的协助下创办了《红鸟》杂志并发起了“红鸟运动”。红鸟运动不仅止于“童话童谣运动”，还发展到涵盖音乐、儿童画、自由诗、自由画等方面的“综合性儿童文化运动”，这是“红鸟运动”最大的特色。
近代中期童话的特点是重视“童心主义”。“童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美、诗心、惊异、灵魂和永生构成的。描写对绝对事物的探究，通过幻想性童话是最合适的。”[6]（笔者译）
岩谷小波所代表的御伽噺含有封建道德观念，宣传的是仁义忠孝，劝善惩恶的陈旧儒教思想，迎合了明治時期富国强兵的时代风潮。而大正期以《红鸟》为代表的童话则是基于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新思想，响应的是探索个人生存方式的时代风潮。与岩谷小波的“御伽噺”相比，小川未明的童话更具有近代文学思想性。明治到大正的儿童文学从“御伽噺”发展到了“童话”（这里的童话在当时泛指创作儿童文学），这是作家创作形式的流变，也是日本儿童文学的质变。
3、近代后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
3.1桢本楠郎与无产阶级儿童文学
如果把大正时期的儿童文学比喻成百花齐放的春天的话，那么大正末期至昭和前期这段时期便是儿童文学的寒冷冬天了。
昭和二年（1926），日本爆发金融危机，民生处于崩溃边缘。在这样的经济大萧条中，大正时期儿童文学的支柱性杂志基本都停刊了。虽然在1929年停刊的《红鸟》杂志于1931年重新复刊，但是再也回不到那个繁盛时期了。取代大正时期童心文学的是无产阶级儿童文学。
桢本楠郎作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理论指导者，于1930年出版的《プロレタリア児童文学の諸問題（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诸问题）》和《プロレタリア童謡講話（无产阶级童谣讲话）》这两部评论集，成为了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这两部评论集的主要内容是对大正时期童心主义儿童文学的超阶级性的批判。桢本楠郎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是最早而且是比较系统的理论，这一点是必须予以肯定的，但是他的理论的政治性太强，并且偏急进主义倾向。
3.2坪田让治与生活童话
无产阶级儿童文学后来遭受了日本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家只好把“生活童话”[7]当做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伪装。“生活童话”主要描写劳动阶级的儿童的现实生活，其中成就卓著的要属坪田让治（1890～1982）。
昭和二年（1926），坪田让治的第一部小说集《正太の馬（正太的马）》出版，同年，他第一次在《红鸟》杂志上发表了作品《河童》，接着又发表了第二个作品《善太と汽車（善太与火车）》。且通过《お化けの世界（妖怪的世界）》（昭和十年发表）这部作品确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并且，在此期间他投稿于《红鸟》杂志的“生活童话”推进了日本現实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
坪田让治于昭和十年（1935）在《红鸟》杂志上发表的小说《魔法》，是他的儿童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叫善太的男孩半开玩笑似的对弟弟三平说自己会施展魔法，正说着要把和尚变成蝴蝶时，刚好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幼小的三平便信了魔法的存在。第二天，善太对三平说“我会用魔法从学校回家”，三平便信以为真，在家满怀期待地等哥哥回来。当狗冲他跑来时，他大叫：“你就是哥哥变的吧，我认出你来了！”可是回到家的哥哥终于无法继续编造谎话了，而且看着弟弟被自己捉弄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弟弟三平终于明白哥哥说的不是真的，便和哥哥打闹起来。
这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极具真实感，坪田让治对文中儿童的心理、动作及表情的描写十分细腻。
正如朱自强在他的书中所评论的那样：坪田让治并不像小川未明、滨田广介等人那样，用象征的、诗的、童话式的方法描写儿童，而是用小说式的、现实性的手法来描写儿童，他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感的活生生的儿童形象。[8]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的儿童文学界付出了诸多努力，期间也诞生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及作品，但总体而言还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原因主要是战争的影响以及政府的束缚。
3.3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昭和二十年（1945），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处于寒冬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也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逐渐出现了转机，日本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也从“童话”向“小说”转变。究其原因，日本战败后受美国控制，甚至可以说是变成了美国的附属地，日本儿童也不再像战前那样受到保护。被美国驻扎在日本的军事基地夺走生存区域的孩子们，深深体会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再也无法用童话唤起他们美妙的幻想了。因此，描写现实的儿童小说开始成为了时代的潮流。
战后现实主义的里程碑是山中恒的《红毛小狗》[9]昭和二十八年至昭和三十一年（1953-1956），山中恒的小说《赤毛のポチ（红毛小狗）》连载于《小伙伴》杂志上。名叫和子的主人公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有一天她意外得到了一只可爱的红毛小狗，却又被有钱人家的孩子馆田武抢走，并被他辱骂为“乡巴佬”。然而，和子在经历了种种残酷的社会现实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慢慢成长了起来。
这部作品通过对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及底层人民的穷苦生活的描写，表达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孩子们的同情和鼓励。
作家唐戈云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山中恒的作品：在多角度展示日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和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的同时，作者也温热地关注着孩子们在压抑中、在成长过程中潜在的求知愿望和抗争意识、自由意识。[10]
3.4近代后期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形式特点
《红鸟》杂志由于昭和二年的金融危机而衰败，童心文学也被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所取代。无产阶级儿童文学批判童心文学脱离了社会性，认为在创作儿童文学时应该考虑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虽然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特点是政治性太强，在现在看来没有很多值得鉴赏的，但是它不仅影响了儿童文学界，还影响了教育界。而生活童话作为无产阶级儿童文学的伪装，它的特点是偏现实主义，它也确实推动了现实主义童话的进步。
日本的儿童文学向小说转变的原因主要是战后儿童的问题已经无法用童话来应对。大多学者认为小说是从1954年山中恒创作的《红毛小狗》开始的。山中恒的作品成为战后小说的鼻祖不是因为他的写作方法，而是因为他活用连载的优点，把握变化中的社会形势并反应在作品中的创作态度。他的作品特点是通过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社会融入作品反过来再去影响现实，这也对后来的很多作品产生了影响。
结语：
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儿童文学的诞生以来，为构建和改良日本儿童文学，为儿童书写美妙篇章的近代作家，不仅仅是以上列举的几位，只是由于篇章关系举出了典型的代表。日本儿童文学以翻译外国著作为铺垫，以岩谷小波开创的“御伽噺”为开端，“御伽噺”又逐渐发展成为“童话”，“童话”后来又向“小说”转变。儿童文学作家们为适应社会的需求和时代的潮流，成就了儿童文学创作形式的流变。分析日本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后，可以从侧面看出日本社会文化以及教育方面的特点，比如深受童心主义儿童观影响的教育观，即“主张让儿童躬行实践， 通过体验感知社会， 感受世界， 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10]
日本的儿童文学的创作基本都是反应社会需求的，比如岩谷小波的作品都是以仁义忠孝的教育为根本，目的是回应明治时期国家富国强兵、立身出世的时代要求。虽然传播的是劝善惩恶的古老儒教思想，但是实际上也适应了明治时期的社会需求。另外也有对社会的批判，比如小川未明的作品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给儿童带来的伤害。但是儿童文學始终不变的目的是通过创作更好的作品，帮助儿童更好的成长和进步。
正如前文说道，岩谷小波认为童话并不是逗孩子们开心的工具，而是切合日本当时的时局以及社会需求的。的确，儿童文学并不只有娱乐功能，它更多的是社会功能。通过切合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儿童文学的创作形式产生流变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教育”这一社会功能。
注释：
[1]日本児童文学学会編.日本児童文学概論[M].東京書籍，1976：87，88.
[2]菅忠道.日本の児童文学[M].東京：大月書店，1979：24.
[3]冈崎由美.“剑侠”与“侠客”——中日两国武侠小说比较[A].纵横武林——中国武侠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学生书局，1998：2.
[4]王敏.日本儿童文学中的童心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1986（03）：101.
[5]菅忠道.日本の児童文学[M].東京：大月書店，1979：100，101.
[6]日本児童文学学会編.日本児童文学概論[M].東京書籍，1976：109.
[7]陈玲玲.中日现代儿童文学发展进程比较[J].北京社会科学，2001（02）：51.
[8]朱自强.日本儿童文学导论[M].湖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148.
[9]朱自强.日本儿童文学导论[M].湖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5：190.
[10]唐戈云.神奇山中恒的鬼魅力量[J].中华读书报，2006（12）：1.
[11]张婷婷.“从儿童文学中的动物形象看中日两国的儿童教育观”[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4）：96.
参考文献：
[1]小川未明，『赤いろうそくと人魚』，岩崎書店，1982.
[2]押川春浪，『海底軍艦：海島冒険奇譚』，平凡社， 2015.
[3]坪田譲治，『魔法の庭：坪田譲治児童文学選』，株式会社香柏書房，1946.
[4]新美南吉，『新美南吉童話集』，偕成社， 1982.
[5]宮沢賢治，『銀河鉄道の夜』，講談社， 1982.
[6]山中恒，『赤毛のポチ』，理論社，1969.
[7]刘晓东，“日本大正时代童心主义史论”，《南京师大学报》，2018.3.
[8]莽永彬，“铃木三重吉与日本現代儿童文学”，《东北师大学报》，1981.1.
[9]周晓靓，“初探日本近代儿童文学中的国家主义基因——以萌芽期为中心”，《对外传播》，20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