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林家铺子赏析范文第1篇
初看片名《等风来》，还以为是一部很烂的古装武打戏，看到影片的最后，才明白导演及编剧的良苦用心：别瞎折腾，没什么用。静下心，做自己，等风来。这是我看完《等风来》的感受，貌似我有点后知后觉，有点愚钝。但是片中倪妮饰演的程羽蒙好像到最后也只是明白了要静下心等风来，并没有找到自己内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因为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坚持做自己，而是一味地装。
说到装，谁都会。从古至今，遍及城乡。遥想当年，80、90年代，家里刚买了黑白电视的时候，每天下午我从学校飞奔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那种根本接不上头的电视剧，逮着哪集看哪集，现在想想都特佩服自己，无论从哪一集开始看起，只需十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我就能掌握整个剧情的脉络。而邻居家的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姑娘，每次到我们家看电视，都要问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他们又是谁的谁?一开始我很烦，因为她老是打扰我，后来，我在给她讲解剧情的过程中，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慢慢地开始在她跟前装，偶尔有自己也不明白的地方就只能瞎编，自己都不信，却把她哄得一愣一愣的。现在想想那时候的我何尝不是在装，以满足小小的虚荣心，作为对她平时老欺负我的反击。
其实想想，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在现实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是任何角色一旦投入太深，演得太过，就像极了现实版的程羽蒙，就是装了。生活就是这样丰富多彩：为人父母要在孩子面前装作不但有爱而且一本正经的样子：为人师表要在学生面前装作无所不知的渊博样子;人民公仆要装出两袖清风，浩然正气的样子;做生意的人要装作很有钱很阔绰的样子;比别人多看几本书就装作很文艺的人也不胜枚举。在这装的过程中，有责任也有无奈，无可非议。凡事有度，不要太过。如果在自己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地夸张炫耀，真就成了装逼贩子。
在我们这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度，不管是书本上还是影片中，还是我们生活的周围，这种虚伪和做作都俯拾皆是，随时可见。归根结底，是传统文化使然。这就是我们活得拧巴的原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矛盾林家铺子赏析范文第2篇
《林家铺子》是茅盾于1932年6月18日写的一篇较长的短篇小说(全文约2万字)，茅盾曾说《林家铺子》是他“描写农村生活的第一次尝试”(茅盾选集·自序)。尝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小说借助形象的特殊思想形式，通过“一·二八”战争前后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市镇上一家有代表性的林家百货小商店由挣扎到倒闭的>故事，反映了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压榨下三十年代初期乡镇社会经济衰败的情景，表现了人民抗日反蒋的斗争情绪。
茅盾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史诗格调的追求。《林家铺子》就是茅盾以史诗眼光观照三十年代中国小商人悲剧命运的作品，小说的故事是从广阔的生活画面上落笔，在人物和事件的“多角关系”中展开的：这里有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人民流离失所苦难生活现状的描绘，有国民党反动统治加于市民、农民身上种种祸害的揭露，有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挣扎在死亡线上悲惨情景的叙写，有难以支撑门面的市镇商人拮据状况的描述。作品就是通过不断的视觉转换，将主人公置身于复杂的“多角关系”中，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示了人物的复杂命运与性格，显示了作品画面的宏阔性。
小说在艺术上成功的方面是很多的，在这里着重提一下这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乡土气息及其意义。
首先小说选取江南水乡小镇为背景，选择小镇上的商业店铺作为小说的题材，使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更具典型性。从茅盾当时的创作动机和小说所写的内容看，《林家铺子》是以作者家乡乌镇为依据的，是乌镇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江南水乡小镇商业的缩影。以乌镇作为小说的原型，其典型性是多方面的。一是因为乌镇这个水乡古镇具有江南小镇共同的特点，它历史悠久，人口稠密，交通发达，离上海等都市又不远，生产力比内地一般县城还发达，乌镇的社会景况如何在当时是有代表性的。而选择乌镇商业店铺作为小说的题材，更有典型意义，因为乌镇的商业不仅有悠久历史，店铺众多，而且商业市场主要依赖农民购买力(小说中称之为“乡庄生意)，可以说，市镇商业的景况，是当地生产水平的标志之一，也是农村经济状况的直接反映。从茅盾于写《林家铺子》前夕回故乡写的《故乡杂记》中，可以看出，茅盾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市镇经济破产的黑暗沉重，感受到小市镇上的商人难逃破产的命运。他在《故乡杂记》的最后写道：”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象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
小说《林家铺子》就是在这个感受的基础上概括写成的。小说描写的是”一·二八“事变后江南小镇上一家店铺因不堪战争的破坏，反动派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逼迫，从挣扎到最后倒闭破产的故事，但实际上是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写照，是举国动荡不宁的缩影。作者借助一个店铺的衰败破产，一个家庭的生活遭遇，揭示了整个社会的病象。作品中的林老板以及那些孤苦无依的穷苦人的命运，便是那罪恶世界逼真的写照。
《林家铺子》是乌镇孕育的，所以小说中的”人“、”景“、”物“都明显地烙有乌镇的印痕。
主人公林老板完全是个小镇商人形象。他精明强干而又懦弱自私，他勤劳狡猾但又苟且图存，一心只想守住祖传的老店，并不想创大业，绝没有都市商人那种冒险精神，林老板这个人物形象明显地留有旧时代水乡乌镇的特点。由于茅盾熟悉生活又能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清醒的头脑正确及时地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才能正确地把握住林老板这种小商业者的阶级两重性，作者对他的遭遇是同情的，对他的商人的本性是批判的，作为典型人物，林老板的阶级两重性是通过精明而又软弱的个性表现出来的。
在《林家铺子》中，不仅人是”乌镇式“的，描写的”风土人情“也带有浓郁的”乌镇风味“，作品的语言也带有浓郁的”乌镇腔“。比如沿街店铺遥望相对的格局和店中柜台等的陈设布置以及分隔铺面与”内宅“的蝴蝶门等，都十分真实地表现了乌镇三十年代商店铺子的风情。而小说中写到的”清风阁“茶楼，”八仙楼“酒店，”望仙桥“及街道描写，无不充满着乌镇风味。至于小说的语言，”乌镇腔“随处可见，例如林老板亲自兜揽顾客说的：”喂，阿弟，买洋伞吗?便宜货，一只洋卖九角!看看货色去。“不仅腔调是乌镇式的，语言几乎全是乌镇方言。”一只洋“在乌镇方言中是”一元“的意思，”一只洋卖九角“意思是九折优惠，这句话因为前面有了”便宜货“三个字，故”一只洋“后省略了”的货“二字，也不至于使买方误会。整句话既强调了便宜，又说得干净利落，既可见林老板的殷勤神态又表现了他的精明能干。再如小说最后一个场面中张寡妇的痛苦诉说：阿大的爹呀!你丢下我去了，你知道我是多么苦啊!强盗兵打杀了你„„ 穷人命苦，有钱人心狠”，以及陈老七大声嚷骂那些乘机抢“坐财”的大债主，假债主：“你们这伙强盗!看你们有好报!天火烧，地火爆，总有一天现在我陈老七眼睛里呀!”富有浓烈感情色彩的方言口语，真实强烈地表现了人物的愤怒之情。
在作品的叙述性语言和描述性语言中，乌镇方言更是比比皆是，读着“别家”“发急”“市面”“拆烂污”“打杀”“小格式”“做人家”“顶要紧”“阿囡”“藏落”这些充满着乡土味的语言，真让人有一种行走在乌镇街头的感觉，给人以真实的自然美。
矛盾林家铺子赏析范文第3篇
波兹曼的时代电脑还没有像如今无可替代，但他也对可以预见的电脑时代提出警告，而今日的事实比他猜想的更悲观。互联网表面上集合了印刷术与电视机，为两者提供了貌似公平的决斗，实际互联网上的文字信息多是电报的升级版，只不过它努力做到“更快、更黄、更无趣”，网络阅读和电子书虽然延缓了人类智力的退化，但它们依然阻止不了娱乐对人类宣判的死刑，只不过是用凌迟代替了枪决，更加缓慢而痛苦，我的观点与波兹曼一致---大学，只有大学这座人类最后的真理堡垒才能帮助不甘自毁的人们发起反攻。其实，当年的波兹曼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西方文明会被娱乐轻而易举地攻陷，读过甘阳的《通三统》中对美国现代大学通识教育体制的介绍描述之后，我们会发现西方社会已经建成了一个牢不可催的文明传承机制，在两年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我的同龄人将接受高强度的学术训练和文化熏陶，在第一流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回到古希腊古罗马，细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罗多德、吉本、索福克勒斯这些圣哲的经典作品,甘阳对经过这样训练的学生有过如下的描述“芝加哥大学大一的学生进来都傻傻的，水平完全不如我国优秀的大一本科生，而四年之后，则完全脱胎换骨，成了一个“enducated person”，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是精英”，一个每年都会培养出几百万熟读《理想国》、《荷马史诗》，有着深厚人文社科素养公民的社会，怎么可能会输给娱乐?思想建筑起来的高墙任一万个好莱坞、一万个《美国偶像》也是击不破的。不幸的是，在中国，这道防线已经全面失守。
由于中国漫长的历史年代，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娱乐方式几经变化，从多样性到特殊政治情势下的单一性，再到开放后的多元化。中国的娱乐文化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着质的变化。同美国的“树墩演讲”一样，我们可以拿我们的传统相声作为例子。这门产生于民间的艺术，诞生初期在市井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就像听演讲的美国人民一样，中国的老百姓在休闲之时，在天桥地场、甬道路旁，热闹的场面以及人们由衷的笑声也许是今天的人们所不能想见的，与美国的“树墩演讲”不同的是，演讲所表达的是普通人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而相声则是将人们生活中的问题进行幽默化的讽刺。然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人类智慧的一种表现。然而，在人类进入信息爆炸时代之后，面对扑面而来的纷繁错乱的信息，到底信息越来越多，还是我们学会了选择?娱乐的形式慢慢成为人们浮躁心理下的载体，娱乐发生的变化正是人们心态的变化。同样从演讲和相声来说，现代的美国社会，演讲多成为政客们政治秀，人们通过电视画面更多的是关心他们在演讲时的形态，而不是聆听他们的内容和思想，当视觉画面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感官神经时，人们的大脑和耳朵被忽视，公众话语真正转变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娱乐至死》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任何媒介都有其特定的倾向性。古时智人在洞穴壁留下的图案倾向于解释他们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印刷机的发明倾向于以准确客观的方式传播文字信息，而电视和网络的发明倾向于快速和多样化地传播各种信息。电视和网络这种以时效性为核心的传播媒介，必定导致这样的结果：信息发放的速度代替信息的内容成为主导。信息以奇快的速度不断更新，以至于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分析和洞察信息的实质。
娱乐成了电视时代人们的刚性需求，使波滋曼忧心忡忡的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描绘的可怖图景“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场“娱乐起义”运动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娱乐踏着印刷术时代的尸体借助电视媒介这把充满隐喻力量的利器，轻而易举地刺破了人类脆弱的思考防线，兵不血刃地攻占了人类苦苦经营几个世纪的启蒙圣殿，但娱乐的政变并没有为自己赢得合法性，它在消解严肃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无法建构起一套新的有价值的认识论，因而，莺歌燕舞中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娱乐而娱乐，而对于如何生成一套解释和认知世界的理论,娱乐无能为力，早已缴械的人们更是无所适从，
娱乐是人类最原始的需求之一，它会产生喜悦和愉快的情绪，并鼓舞人们生存的欲望，使人的生命变得更有意义，更有活力。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娱乐的意义是宽泛的。波兹曼在“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一章节中，充满怀念的笔调描述了在19世纪的美国人民是如此的热衷于街头或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演讲，尽管时间漫长，句法繁复。可是那时候即便是一个普通人，都可以自由地激情四溢地进行“树墩演讲”，绝对不用担心没有听众。这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必须承认的是，在印刷机的时代，人们的语言是古典而华丽的，相对应人们的理解力也是超凡和令人叹服的。因此波兹曼会发出“人们从理解信息到知道信息”的感叹。
但是我要说的是，无论是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还是集市上的“树墩演讲”，这都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娱乐方式。他们的心态是愉快和放松的。情不自禁的掌声和喝彩，能够给他们带来情绪上的满足和愉悦，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娱乐的一个最重要特性。因此娱乐的出现或者说产生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什么让娱乐成了媚俗的代名词，成了实实在在的“愚乐”呢?国内有不少学者都主张是市场经济导致了文化娱乐化，但是，正如魏英杰在《中国青年报》上说过的：这些学者将文化娱乐化等同于文化媚俗化，他们既昧于对市场经济文化型态的了解，更不懂娱乐为何物，如此的反思只能留于肤浅。
信息时代，也许其实质应该是信息垃圾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每天都在吃进大量的信息垃圾，于是习惯了麻木，沉溺和放纵，这就是科技发展的副作用。我们可以因为看了一段离奇古怪而又毫无中心思想的视频而笑翻天，却再也没办法写出一段优美婉转的诗句。我们可以创造出类似“给力”“浮云”“神马”之类的违背语法结构和逻辑的荒诞词汇，却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这些“网络词汇”实际上已经到了神经病的边缘。但也难怪，当整个社会都热捧这些现象时，谁又想成为异类呢?也许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词会变成热门词汇，只不过口口相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