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

2024-01-26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 本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的数据对银行贷款利率与借款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计量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揭示了公允价值的债务契约有用性。

[关键词] 公允价值计量 贷款利率 契约有用性

一、引言

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共有21项具体准则涉及公允价值,公允价值的应用已经成为学界和业界讨论的重点和热点。对于公允价值的使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作了阐述。国外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依据的是计量观,从契约有用性出发对公允价值的直接研究相对较少。而国内关于公允价值的研究都集中于理论研究,关于公允价值的实证研究还很缺乏,只有邓传洲(2005)研究了B股市场的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

本文以契约有用性为切入点,运用实证方法,通过考察银行贷款利率与借款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关系,对公允价值的债务契约有用性进行研究。

二、研究设计

通过对我国目前银行信贷制度的调查,获知银行常用的财务比率主要有四类:偿债能力、财务效益状况、资金营运状况、发展能力。本文研究模型中变量的选择参照了胡奕明和谢诗蕾(2005)的工作。

我们在模型中用到了资产负债率、现金流量负债比、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增长率这6个财务指标。本文将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销售利润率等受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的财务指标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财务指标(DEBTRTBFV、ROEBFV、ROSBFV),另一部分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销售利润率的影响数额(CFVRT 、EFVRT、SFVRT)。通过分析研究CFVRT 、EFVRT以及SFVRT对银行贷款利率的影响,来揭示公允价值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如果CFVRT 、EFVRT以及SFVRT的系数显著小于0,则表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公允价值具有债务契约有用性。各变量的定义及预测符号见表1。

为检验新增银行贷款利率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关系,我们设计了如下回归模型:

(1)

在上述模型中,我们计算的利率(INTER)是公司当年所有新增银行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计算公式如下为:

其中inti为上市公司该年度第i笔新增银行贷款的利率,loani为该笔银行贷款的金额,newtoalloan为上市公司的该年新增的银行贷款总额。

三、实证结果

我们采用SPSS13.0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回归结果见表2。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从回归结果看,该模型的调整的R2为0.592,F值为7.280,且在1%水平显著,说明模型总体是有效的。

从CFVRT、EFVRT以及SFVRT的系数来看,银行贷款利率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这与预期符号相一致,并且CFVRT与银行贷款利率在0.0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EFVRT与银行贷款利率在0.0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體现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债务契约有用性。另外,与银行贷款利率存在合理相关关系的其他指标还包括: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销售利润率(ROSBFV)、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负债比(CASHCD)、总资产周转率(TURNTA)。

四、结论

实证分析发现,银行贷款利率与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越大,银行的贷款利率会越低,这表明公允价值在银行贷款利率的决定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们还发现:银行贷款利率与企业的财务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即与销售利润率、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负债比以及总资产周转率有显著的合理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1]邓传洲: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B股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2005;10:55~62

[2]胡奕明 谢诗蕾:银行监督效应与货款定价.管理世界,2005;5:27~36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新企业会计准则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对完善我国的会计行业标准有着重大的作用。本文首先介绍了公允价值的概念以及意义;其次概述了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对财务的具体影响;最后探讨了实施公允价值应该注意的问题,仅此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企业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财务;影响

虽然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引入了公允价值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因为有很多方面还不够完善,因此在其实施时需要对其进行监督,保证在完全公平的情况下,进行资产的计量,除此原因之外,还对其进行监督主要还是因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有些资产项目并不适合使用这种方式,但是因为我国会计准则中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的集中的说明,因此需要监督。

一、公允价值的含义

公允价值也被称之为公允市价,是交易双方在公平交易和双方资源的基础之上确定下来的价格。其中双方交易的资产可以为流动资产,也可以为固定资产。之所以将其用在会计计量机制中,是因为它能为计量工作提供专业方面的支持。利用公允价值对一家企业进行计量评估,能够体现出企业的真实价值。

二、新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意义

一方面,这是市场商品经济必然的选择。市场商品经济注重的公平交易,而公允价值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愿公平。传统的会计准则在运用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一切制度还不够成熟,而随着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地发展完善,很多的传统制度都存在很大的劣势,而这些劣势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改革,这也是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最重要的原则。因为现代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产品,这种产品在计量时,传统的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其方式,因此需要引入公允价值。

另一方面,是我国会计行业深入世界的需要,传统的会计准则只是根据我国自身的特点来制定的,很多规定都与国际会计标准不相符,这非常不利于我国会计行业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需要对其进行引入公允价值,这样对我国深入世界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尤其是我国的跨国企业,在对资产计量时,也减少了相互间的摩擦。

三、新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财务的影响

1.新企业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影响着金融工具

金融工具指的是在整个经济市场中能够开展基于自身的交易的金融资产,主要有股票、基金以及债券等流动性资产,还有固定资产,诸如合同、期货合同还有远期合同等。在国家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对金融工具有着相应的规定,要用公允价值来计量企业金融工具,主要是计量企业所拥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以及企业背负的金融负债。比如,企业会拥有一些闲置的资金从而应对不时之需,当它利用这笔限制的资金想要在金融二级市场中购买可以随时抛售的股票、债券以及基金等等金融工具,为了赚取其中之间的差价。而这时这些用做交易的金融工具都必须要利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抑或者企业中一些不是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比如远期合同、期货合同、期权合同等固定资产都需要工作价值进行计量。另外,在新《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中,我们还发现针对于那些想要以风险管理的需要以及维护金融负债和金融资产在确认和整个计量过程中一致性为基础的企业,可以直接将某种特定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利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因为整个市场是处在不断的波动过程中的,因此,这就表示这些金融资产或者金融性的负债所具有的价值,是报告时间段内金融资产或者负债的市场价值,它的价值变动是直接与整个资产的损失和收入相挂钩。也就是说,如果企业的战略决策不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市场的发展需要,企业在目前阶段的整体利润就会下滑。因此,在会计人员依照公允价值针对金融资产进行计量时,必须要时刻关注整个金融市场的发展走势,并且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要来制定战略决策。

2.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合并产生的影响

在企业的合并过程中,如果按照公允价值来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计量的话,一般具有两点突出的优势:首先就是增强了整个会计准则内部流通信息的时效性;其次,就是满足了会计在配比方面的需求。因为从平常的角度来讲,企业进行合并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购买,一种是双方权益相互结合。其中,直接购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合并企业直接购买被合并企业的股票以及全部的资产。这时按照公允价值对被合并企业的资产以及整体负债状况进。计量,能够表现出整个企业在合并之后的发展情况。而权益相互结合方式则是双方形成一个单一的主体,将企业的权益相结合起来的合并方式。在这种合并方式之下,一般会将企业的利润无限夸大,进而提高企业的身价,从而实现企业的高价转让。但是这种方式对市场造成十分不良的影响。

3.公允价值计量对投资性房地产计量的影响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三号投资性房地产中指出,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规定如果企业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可以可靠计量的,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取公允价值的方法进行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像以成本法计量的一样,不再计提折旧和减值准备,而是根据资产负债表日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来调整账面价值,将两者的差额计入到“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中,直接对当期的利润产生影响。

4.公允价值计量对非货币性交换的影响

新《企业会计准则》第七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第三条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也就是说,非货币性交换可以增加或减少企业当期的利润。那么,企业就可能在企业出现亏损或者是为了维护公司业绩或者配股的需要,就是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用优良的资产换取劣质的资产,从而改变企业当期的利润,达到从操纵利润的目的。

四、新企业会计准则下实施公允价值的措施

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加入了公允价值理念有很多优势,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所以在具体实施时,要十分注意,尽量趋避利害,将其公允价值属性价值充分的发挥出来,在具体应该时,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适度性,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适合运用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因此要适度使用,有些资产在计量时,只能运用历史成本来计算,公允价值的运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超出范围公允价值属性就毫无意义,另外,在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资产时,条件十分严格,任何一个满足条件的事项都不能使用公允价值,而且公允价值属性主要是针对货币性领域中的资产进行计量,只是目前在与货币性交换相关的领域并没有对其公共价值进行详细的规定,这是存在的比较明显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哪些资产计量能够运用公允价值,而哪些资产计量并不能使用资产价值,并没有集中起来规定,而且分布在各个不同的业务。相关人员要了解这一点,在运用时,也仔细看清项目要求,不能随便使用公允价值属性。

其次,做好监督工作,因为公允价值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所以在应用过程中势必会出现漏洞,产生严重的后果,为了尽可能的避免这些后果,必须对其进行监督。监督部门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比如制定相应的定量标准,这样公允价值在使用时理论与实际就不会相差很远。在制定公允价值使用范围时,我们可以做制定出大概的使用范围,具体的业务就要具体的去分析。

最后,培养优秀人才,这是实现公允价值最好的方式,因为公允价值在使用时,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会计人员的素质达不到要求,很难发挥其真正的价值,而且也非常有可能将其应用在不该应用的资产计量中。会计核算本身就十分重要,出现任何一点失误,就会影响整体的企业效果,因此培养优秀人才很重要。

五、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新企业会计准则下实施公允价值对财务有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有些是积极影响,有些是消极影响,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按照条件来使用,尽可能避免消极影响的出现,但是要想最大程度的实现积极效益,培养优秀的人才很关键。

参考文献:

[1]袁东.浅析新会计准则下的公允价值计量[J].科学之友,2010(11).

[2]孙昌锷.基于企业会计准则下的公允价值探讨[J].经营与管理,2008(2).

[3]张洪辉.新准则公允价值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影响[J].财会研究,2007(12).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使用面板变系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利率衍生产品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当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增加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整体降低,但各个商业银行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第二,总体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各家商业银行的对冲交易所造成交易方向的一致性会导致整体系统性风险的增加;第三,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和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且商业银行个体层面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本文认为,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价方式能够有效反映市场对未来资产状况的预期和评估。

关键词:利率;衍生工具;系统性风险;利率市场化;风险对冲;商业银行;公允价值

文献标识码:A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管理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监管当局主要考虑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将系统性风险定义为,“由于金融体系所有部门瘫痪导致金融服务中断,并且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风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运用一系列监管、制度、措施以及金融工具。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日趋严峻。“利率风险”也是系统性风险因子。为了有效管理利率风险,金融机构需要使用利率类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然而历史的经验表明,大量金融机构损失事件都与金融衍生工具的滥用密切相关。金融监管当局需要知道和了解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是否降低了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投资者也需要知道商业银行运用衍生金融产品是作对冲还是投机交易。如果商业银行运用利率衍生工具来对冲自身经营所面临的利率风险,则衍生工具的使用会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2017年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系统性风险管理被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利率市场化增加了商业银行的利率风险,因此商业银行有必要运用衍生金融工具来对冲利率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表明,商业银行在自身层面运用衍生金融工具设计对冲利率风险策略可能是最优的,但微观最优的加总未必是宏观最优,因此有必要研究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初衷是对冲风险,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水平。然而研究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文献相对较少。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原因,比如Brewer等[1]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原因包括两类:对冲和投机。对冲会降低金融体系风险,投机是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行为,因此会导致金融风险的增加。

商业银行风险与商业银行价值存在一个“凹函数”的映射关系,因此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2]。在对冲研究方面,一些学者认为金融衍生工具起到了较好的降低风险作用。Brewer等[1]认为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Purnanandam[3]认为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工具能够平滑经营性现金流。Brewer等[4]发现,对于使用利率衍生工具的商业银行,贷款增长率与存款增长率的相关性较低,原因是利率衍生工具降低了利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也有研究表明,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对冲并没有为商业银行带来价值的增加,相反还会导致金融不稳定。Morrison[5]指出,信用衍生工具会使得商业银行将资产风险汇聚到交易对手方,进而削弱商业银行监督贷款质量的动机。此外,信用衍生工具的使用会诱使商业银行购买不必要的风险资产,尤其是信贷市场充满弹性的时候[6]。Minton等[7]认为,商业银行使用信用衍生工具对冲贷款的信用风险效果有限,原因是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此外,一些研究认为,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具有投机动机,但Choi等[8]认为直接研究商业银行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投机的文献很少,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受到严格监管,投机性交易占比不高。

随着我国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发展,金融衍生产品的使用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关注。斯文[9]使用2006—2012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了金融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金融衍生工具对风险承担产生了正效应,传导机制为信贷扩张,尤其是利率衍生产品,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影响更大。蒋先玲等[10]的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衍生工具的使用有助于商业银行降低利率风險。但赵旭等[11]的实证分析却认为,利率衍生工具增加了商业银行的风险。刘玉杰[12]的研究也表明,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能够对冲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渠道为外资持有股权。周鸿卫等[13]认为,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降低了商业银行对纯利差的要求,但却保持了较大的利率敏感性缺口。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商业银行使用金融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产生了显著影响,但这些影响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此外,中国学者研究金融衍生工具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主要关注商业银行个体层面,没有关注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即使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从系统性金融风险出发关注此方向的研究文献也相对较少。Calmes等[14]认为商业银行表外业务会降低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增加盈利的波动性,进而增加系统性风险。Nijskens等[15]认为信用衍生工具会使得金融机构关联度增加,进而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可以看出,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比较“间接”,没有直接将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同银行业系统性风险关联起来。大多数国内学者使用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但本文认为由于不同商业银行的经营特征和风险收益属性并不相同,因此商业银行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既具有共性,也应具有特性。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运用面板变系数模型,使用2007—2017年中国上市商业银行半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期为系统性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系统性风险测度

本文以中国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为了刻画银行体系整体表现,本文使用基于市值加权的银行业指数作为银行体系整体状况的代表,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本文使用DCC—Garch模型求解系统性风险测度过程中涉及的相关系数和变量的标准差。

1.溢出风险价值

根据Adrian等[16]的研究,条件风险价值(CoVaR)为,在某一家商业银行陷入困境后,银行体系的在险价值(VaR)。溢出风险价值(ΔCoVaRi)则为在商业银行i陷入困境后银行体系的VaR与商业银行i正常经营时银行体系VaR的差值。借鉴Acharya等[17-18]的研究,本文假设商业银行i股票收益率和银行业指数收益率的期望值为零,则在正态分布假设下,商业银行i的ΔCoVaR可以表示为

2.边际预期差额

根据Acharya等[19]的研究,商业银行i的边际预期差额(Marginal Expected Shorfall,MES)可以定义为

(二)变系数面板回归模型

1.模型设定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机构使用金融衍生产品在导致自身风险增加的同时,还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一方面,金融衍生产品的价值波动会影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稳健程度,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偿付能力;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程度会使得一家金融机构在金融衍生产品合约中的损失迅速传导至其他金融机构。金融衍生产品的“初心”是对冲风险,降低金融体系风险,因此有必要分析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工具对银行业风险的影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对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主要关注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从而将系统性风险的研究从宏观逐渐向微观层面转移。因此,多数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往往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由于利率衍生产品是较高层面的金融产品,其应用与交易均相对复杂,因此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和资产负债特征不同决定了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会存在个体差异,即具有异质性。基于此考虑,本文使用面板变系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SYSi,t表示商业银行i在时刻t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包括ΔCoVaR和MES两类指标。在解释变量选择上,本文并没有选择滞后一期,其原因如下:第一,金融机构特征会影响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但反过来,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金融机构不会主动在做相关决策时考虑其负外部性,即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第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信息传导迅速,且根据国际主流的研究方法,本文使用的是股票收益率数据测算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獻度,因此信息传导不会出现滞后现象;第三,本文的数据频率为半年度,信息有足够的时间在金融市场上传递,因此取同期变量即可以研究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μi控制商业银行个体特征,εi,t为残差项。Deriva为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使用变量。为了考虑利率衍生工具使用的个体特征,本文引入变系数β1,i捕捉每家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使用对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影响的异质性。

2.变量选择

在利率衍生工具变量选择方面,本文主要从三个视角展开。首先,由于Pantzalis等[20-21]指出,名义价值可以有效地衡量衍生品交易,因此本文选择的第一类变量为利率衍生工具名义价值的变化率,具体包括互换类利率衍生工具变化率(ns)、期货类利率衍生工具变化率(nf)、期权类利率衍生工具变化率(no)、总体利率衍生工具名义价值变化率(nt)。虽然Triki等[22-23]均认为公允价值计价会导致价值波动过于频繁,不适合作为实证研究指标,但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利率类金融衍生工具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而基于公允价值计价的衍生品价值有利于体现金融市场的估价,更有助于研究金融市场交易的变化如何影响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兼具考虑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在Deriva第一类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选择资产方公允价值计价的利率衍生品变化率和负债方公允价值计价的利率衍生品变化率两类变量。具体来讲,资产方包括互换类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sa)、期货类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fa)、期权类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oa)、总体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ta);负债方包括互换类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sl)、期货类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fl)、期权类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ol)、总体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tl)。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结合李明辉等[24-25]的研究,贷款增长率越高,商业银行信贷供给越大,经济体杠杆率越高,因此本文将贷款增长率(gloan)作为控制变量。借鉴Jayaratne等[26]的研究,本文首先选择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cap)。资本充足率高的商业银行,偿付能力强,经营风险较低。为了控制商业银行贷款质量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影响,本文将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npl)纳入模型中。根据刘志洋[27]的研究,不良贷款率越低,商业银行财务越稳健,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越小,经营风险越低,对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就越低。此外,Campello[28]指出,商业银行风险与商业银行规模密切相关,因此本文将商业银行资产规模(size)取自然对数后,纳入模型的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宏观经济控制变量的选择方面,鉴于本文主要的研究变量为利率衍生工具价值的变化率,而利率衍生工具的标的资产是“利率”,其波动本身就具有宏观经济属性,因此为了避免估计过程中自由度的损失,本文在模型设定过程中参考相关研究[9-10,13]模型的设计,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的控制变量。

三、样本数据

本文使用股票市场交易数据测度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研究样本为上市商业银行。虽然截至2018年中国已经有29家商业银行上市,但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保证样本数据充足,本文的研究样本为在2017年之前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包括北京银行、光大银行、工商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数据来源为Wind数据库以及各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数据频率为半年度,样本期间为2007—2017年,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各个商业银行ΔCoVaR和MES的走势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整体上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走势基本一致,ΔCoVaR和MES的走势也基本一致。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阶段以及在2015—2016年,我国银行业整体风险非常高,其余时段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相对较低。

由于本文利率衍生工具使用情况的数据来源为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数据频率为半年度,而本文使用日度数据估计商业银行的ΔCoVaR和MES,因此本文对ΔCoVaR和MES每半年取平均值,作为商业银行半年度ΔCoVaR和MES的代表。可以看出,各商业银行平均MES值为-0.0008,平均ΔCoVaR值为-0.0274。从利率衍生产品使用情况来看,期货类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增长率为0.8626,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0787,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2090;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变化率为2.5201,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0988,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1.3825;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变化率为0.3958,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4.6794,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0930;总体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平均半年度变化率为0.2255,资产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3.4556,负债方公允价值平均变化率为0.2240。总体而言,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的波动性较大,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波动性也非常高。公允价值变化率的波动性高也恰恰反映了市场风险大,因此本文认为此特征有助于研究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如何影响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同时,在控制变量方面,贷款变化率半年度平均值为0.0759,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28%,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2%。

四、实证结果

(一)利率衍生产品为名义价值变化率

利率衍生产品为名义价值变化率的实证结果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虽然ΔCoVaR和MES均表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但侧重点略有不同。ΔCoVaR侧重于个体对整体的影响,而MES侧重整体对个体的影响。由于样本中ΔCoVaR和MES为负值,因此系数估计结果为负值说明解释变量值越大,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高,反之则越小。

从表2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越高,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高。对于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来讲,ΔCoVaR和MES的β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增加时,整体上有助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降低。这说明随着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产品总量的增加,利率衍生产品整体上降低了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使用利率衍生產品的目的是对冲利率风险。利率互换是利率衍生产品使用中占比最大的一个类别。表2结果表明,利率互换的使用有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这说明利率互换帮助商业银行实现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利率风险敞口,继而降低交易对手信用风险和传染风险。期权产品的特点是通过付出期权费来保留对自己有益的头寸,规避不利的头寸,因此商业银行期权的使用也会降低利率风险。然而表2的实证结果表明,期货类产品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影响不显著,其可能原因是商业银行在面临利率波动时,对于非线性的波动可以使用期权,而对于线性风险,商业银行更倾向于使用互换类产品。利率期货在中国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利率期货类产品名义价值的变化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来看,各个银行的β1,i估计值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且ΔCoVaR和MES的估计基本一致。在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的回归结果中,工商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的估计结果显著为负,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总体名义价值增长时,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华夏银行、建设银行、南京银行、浦发银行和招商银行互换产品的使用会增加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在样本可得性情况下,利率期权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华夏银行、南京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负值。

(二)利率衍生产品为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

利率衍生产品是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实证结果见表3。可以看出,对于总体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来讲,ΔCoVaR和MES的β估值显著为负值,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资产方利率期权公允价值变化率在ΔCoVaR部分的估计结果也显著为负值,只有资产方利率期货公允价值变化率在MES部分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值。所以整体来讲,当利率衍生工具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与名义价值不同,公允价值反映金融市场对衍生产品头寸的估值情况。前文指出,商业银行参与衍生产品的主要动机有两个:对冲或者投机。对冲的核心在于衍生产品头寸的盈利弥补现货头寸的损失,因此在资产方,如果商业银行作对冲交易,且金融衍生产品公允价值上升,则说明其基础交易出现了损失,且为了盈利,商业银行无法对冲全部的基础风险头寸,商业银行基础头寸风险上升的幅度必然大于衍生产品公允价值上升的幅度,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度。如果商业银行做投机交易,则资产方公允价值上升本身就是以承担风险换取收益的体现,风险自然会增加。

从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来看,各个银行的β1,i估计值呈现出较强的同质性特征,且ΔCoVaR和MES的估计基本一致。在总体以及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回归结果中,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农业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的β1,i估计结果显著为正,说明当总体以及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增长时,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下降,互换类资产方公允价值的增加会降低多数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凯恩斯和希克斯曾指出,对冲者平均会有损失,因此当所有商业银行都使用利率衍生工具降低自身风险时,这种同方向的交易增加了交易方向的一致性,进而增加每家商业银行损失的可能性,从而会增加整体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

(三)利率衍生产品为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

利率衍生產品是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实证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对于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和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来讲,ΔCoVaR和MES的β估计值显著为负(期权类MES估计值不显著),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负债方利率期货公允价值变化率的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值,说明负债方利率期货的变化率增加会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但整体来讲,当利率衍生工具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本文认为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这说明商业银行在负债方公允价值越高,债务压力越大,偿付能力风险越高,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就会越大,银行业系统性风险会上升。

从表4还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越高,系统性风险贡献度越高。从商业银行个体特征来看,各个银行的β1,i估计值呈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且ΔCoVaR和MES的估计基本一致。在总体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的回归结果中,光大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的β1,i估计结果显著为负值,说明当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增长时,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会上升。而许多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动率的增加会降低多数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比如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面板变系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利率衍生产品对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当总体名义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名义价值变化率增加时,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整体降低,但各个商业银行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第二,资产方利率衍生工具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资产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但个体层面却表现出系统性风险贡献度下降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第三,负债方总体公允价值变化率、互换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和期权类利率衍生产品负债方公允价值变化率增加时,整体上会导致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增加,商业银行个体层面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特征。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监管当局要关注每家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情况。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商业银行利率衍生工具的使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特征,因此监管当局可以适当放松使用利率衍生工具降低其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银行的监管要求,而加强对增加自身系统性风险贡献度银行的监管强度。

第二,积极发展利率衍生工具。本文实证分析表明,利率衍生工具存在降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的情况,因此监管当局要积极发展利率衍生工具,丰富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手段,增加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管理能力。

第三,推进对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价。公允价值计价虽然波动性大,但有效地反映了市场的估值和对未来的预期,对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具有很好的预期作用。因此,监管当局不应仅仅关注衍生工具的名义价值,还要重点关注金融衍生工具公允价值的变化,进而及时捕捉和预警风险的爆发。

参考文献:

[1] Brewer E, Minton B, Moser J. Interest-rate derivatives and bank lending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0, 24(3): 353-379.

[2] Stulz R. Risk-taking and risk management by banks [J].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015, 27(1): 8-18.

[3] Purnanandam A. Interest rate derivatives at commercial bank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7, 54(6): 1769-1808.

[4] Brewer E, Deshmukh S, Opiela T P. Interest-rate uncertainty, derivatives usage, and loan growth in bank holding compani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4, 15(12): 230-240.

[5] Morrison A. Credit derivatives, disintermediation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J].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2005, 78(2): 621-648.

[6] Instefjord N. Risk and hedging: Do credit derivatives increase bank risk?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5, 29(2): 333-345.

[7] Minton B, Stulz R, Williamson R. How much do banks use credit derivatives to hedge loa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2009, 35(1): 1-31.

[8] Choi W W, Kim J, Kim M. Derivatives holdings and market values of U. S. bank holding companies [J]. Applied Economics, 2016, 48(49): 1-11.

[9] 斯文. 关于衍生品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J]. 经济评论, 2013(5): 131-138.

[10]蒋先玲, 徐鹤龙. 汇率、利率风险与商业银行衍生品运用研究——基于中国16家上市银行的经验证据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6(10): 26-35.

[11]赵旭, 李浩. 金融衍生品使用动机及其对银行风险、价值的影响 [J]. 金融论坛, 2013(12): 12-23.

[12]刘玉杰. 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品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对冲风险与经营绩效的视角 [J]. 华东经济管理, 2017(7): 150-157.

[13]周鸿卫, 陈莉. 利率衍生工具对银行净利息收益率决定的影响研究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6(1): 60-68.

[14]Calmès C, Théoret R. The impact of off-balance-sheet activities on banks returns: An application of the ARCH-M to Canadian data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0, 34(7): 1719-1728.

[15]Nijskens R, Wagner W. Credit risk transfer activities and systemic risk: How banks became less risky individually but posed greater risks to the financi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011, 35(6): 1391-1398.

[16]Adrian T, Brunnermeier M K. CoVaR [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17454, 2011.

[17]Acharya V, Engle R, Richardson M. Capital shortfall: A new approach to ranking and regulating systemic risk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3): 59-64.

[18]Kreis Y, Leisen D P J. Systemic risk in a structural model of bank default linkage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Stability, 2018, 39(12): 221-236.

[19]Acharya V V, Pedersen L H, Philippon T, et al. Measuring systemic risk [R].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No. 10-02, 2010.

[20]Pantzalis C, Simkins B J. Operational hedges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exposure of U. 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4): 793-812.

[21]Zhao F, Moser J. Bank lending and interest-rate derivativ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7, 8(4): 23-37.

[22]Triki T. Research on corporate hedging theori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to date [R]. SSRN Working Paper, 2005.

[23]斯文. 利率衍生品與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基于我国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分析 [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3): 144-152.

[24]李明辉, 刘莉亚, 孙莎. 发展非利息业务对银行有益吗?——基于中国银行业的实证分析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4(11): 11-22.

[25]Nguyen J.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t interest margin and noninterest income using a system estimation approach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 36(9): 2429-2437.

[26]Jayaratne J, Morgan D P. Capital market frictions and deposit constraints at banks [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00, 32(1): 74-92.

[27]刘志洋. 规模大的银行风险真的高吗?——基于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J]. 金融论坛, 2015(1): 66-72.

[28]Campello M.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in financial conglomerates: Evidence from small bank responses to monetary policy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57(6): 2773-2805.

[29]陈强. 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284.

[本刊相关文献链接]

[1] 喻微锋, 周永锋. 存款竞争对信贷市场的影响研究——基于利率市场化进程的考察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9(1): 89-100.

[2] 夏仕龙, 付英俊. 我国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效应研究——基于中观层面的结构视角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6): 33-45.

[3] 方意, 郑子文, 颜茹云. 中国银行业风险形成机理及压力测试研究: 基于行业信贷视角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5): 1-15.

[4] 韓雍, 刘生福. 利率市场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基于一般均衡方法的理论推演与实证检验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7(1): 75-87.

[5] 王擎, 白雪, 牛锋. 我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CA-POT-Copula方法的分析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6(2): 1-9.

[6] 黄志军, 曹东坡, 刘丹鹭. 利率市场化与异质银行竞争——基于模型测度与系统动力学的影响分析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5(6): 9-19.

[7] 李成, 张琦, 郭哲宇. 中国存贷款利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基于商业银行流动性与产品定价视角的分析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3(6): 43-51.

[8] 钟锦. 利率市场化与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管理 [J]. 当代经济科学, 2003(6): 28-30+90.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公允价值(Fair Value) 亦称公允市价、公允价格。熟悉市场情况的买卖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和自愿的情况下所确定的价格,或无关联的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一项资产可以被买卖或者一项负债可以被清偿的成交价格。本文就公允价值的运用作出一些分析。

关键词:公允价值;确定方式;运用

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市场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购买企业对合并业务的记录需要运用公允价值的信息。在实务中,通常由资产评估机构对被并企业的净资产进行评估。

一、确定方式

1.有价证券按当时的可变现净值确定(见“可变现净值”);

2.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按将来可望收取的数额,以当时的实际利率折现的价值,减去估计的坏账损失及催收成本确定;

3.完工产品和商品存货,按估计售价减去变现费用和合理的利润后的余额确定;

4.在产品存货,按估计的完工后产品售价减去至完工时尚需发生的成本、变现费用以及合理的利润后的余额确定;

5.原材料按现行重置成本确定;

6.固定资产应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对尚可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按同类生产能力的固定资产的现行重置成本计价,除非预计将来使用这些资产会对购买企业产生较低的价值;对于将要出售,或持有一段时间(但未使用)后再出售的固定资产,可按可变现净值计价;对于暂使用一段时间、然后出售的固定资产,在确认将来使用期的折旧后,按可变现净值计价;

7.对专利权、商标权、租赁权、土地使用权等可辨认无形资产按评估价值计价,商誉按购买企业的投资成本与所确认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定;

8.其他资产,如自然资源、不能上市交易的长期投资按评估价值确定;

9.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长期借款等负债,按未来需支付数额采用当时利率折现所得的金额确定;

10.或有事项和约定义务,如不利的租赁协议所引起的付款、合同对企业的约束以及行将发生的固定资产清理费用等,都应加以充分的估计,并按预计支付的数额以当时的实际利率折现的现值计价。

只要某项可辨认资产和负债是被并企业的,都需对其确定公允价值,如企业的研究开发成本、行动计划成本、开发某配方成本等等。

11.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正常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

1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

金融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的,企业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得出的结果,应当反映估值日在正常交易中可能采用的交易价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资产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企业应当选择市场参与者普遍认同,且被以往市场实际交易价格验证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确定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

二、判断方式

属于以下三种情形之一的,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视为能够可靠计量:

1.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存在活跃市场,以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

2.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同类或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以同类或类似资产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

3.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不存在同类或类似资产可比交易市场,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时,要求采用该估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估计数的变动区间很小,或者在公允价值估计数变动区间内,各种用于确定公允价值估计数的概率能够合理确定。

三、公允价值来源

从理论上说公允价值的来源应该是两种:市价和未来现金流量贴现。后者表面上看有普遍的适用范围,但是实际上要求详细的现金流量预测、终值的预计和合理的风险调整后的折现率,而这些数据的输入牵涉主观判断,其微小的变化对于所推导的公允价值具有很高的敏感性。为了规避这些现实操作中的技术性风险,根据公允价值信息的获取条件,将其来源分为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价值评估模型和交易对手提供等三种,而现时中常用的现金流量贴现法应该慎用。 一、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 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具有众多的市场参与者,并通过市场机制,根据有效市场假设,它能够忠实表达金融商品的公允价值。同时,公开报价也具有容易观察获得、具有可验证性等特点,所以,如果存在活跃市场的公开报价,就必须将它作为公允价值的基础。

根据IAS39《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于已持有资产或将发行负债,适当的市场报价应该是当时买方的出价;对于将购入的资产或已发行的负债,适当的市场报价应该是当时卖方的要价。当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部位相当而有相互抵消的市场可能时,可以用市场中间价作为抵消部位公允价值的基础。

对单项的金融工具使用市场中间价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会导致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确认利得或损失,即买入或卖出价与市场中间价的差额)。

公允价值计量假设资产或负债的交易发生在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主要市场是指对资产或负债而言有最大交易量或最高水平活跃程度的市场;最有利市场是指,考虑了交易成本后,能够实现不存在活跃市场时,可以采用价值评估模型确定公允价值,即通过价值评估技术和资料输入,取得符合实际的公允价值估计。如果被计量的金融商品有市场参与者经常使用的价值评估技术,而且能够证明该技术能够提供可靠的估计价值,这种评估技术就应该被使用。使用价值评估模型应该具备以下的前提:(1)以可以观察的交易价格作为评估模型的资料输入;(2)资料输入合理代表市场期待和金融商品所隐含的风险报酬因素。

四、确定条件

IAS39使用指南提出了采用评估模型确定公允价值的条件:

(1)使用该方法的目的是建立计量日的可能交易价格,该价格为一般商业考虑下的正常交易价格;

(2)价值评估方法尽量加入市场参与者在定价时考虑的所有因素;

(3)尽量定期使用可观察的同一商品现时市场价格或可观察市场信息,测试并校正该评价方法的有效性。除了考虑这三个条件外,还应该考虑资料输入的使用、可观察的市场信息和其他可能影响金融商品公允价值的不可观察因素。例如,债券商品评估的可观察的市场信息,即计量日的市场基准利率,可采用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利率,不可观察因素为信用风险贴水等。评估结果最好使用实际交易价格进行校正,同时调整信用风险贴水,以便评估模型在开始时就能够产生“交易价格”。

参考文献:

[1]田满文,李敏. 生态文明视角下低碳并购社会效益实证研究[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6):102-106.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允价值:持续经营:债务重组

对于公允价值,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定义。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999年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指出:“在公允价值定义中隐含着一项假定,即企业是持续经营的,不打算或不需要清算,不会大幅度缩减其经营规模,或按不利条件进行交易。因此,公允价值不是企业在强制性交易,非自愿清算或亏本销售中收到或支付的金额(I—ASC,1999)。”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0年2月颁布的第7号概念公告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公允价值是当前的非强迫交易或非清算交易中,自愿双方之间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发生与清偿)的价格(FASB2000)。”

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把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这个定义充分考虑了基本国情。符合我国的市场需要。相比以初始成本来计量的成本计量法来说。公允价值计量强调的是对资产的计价要坚持客观的计量,以反映资产的真正价值。如某家公司出租地产,若干年前的入账价值为建造成本的总和6000万元,但按照现实地价,地产价格已经升值到了12000万元,此时如果还用入账价值6000万元来计量,显然不能真实地反映这一资产的价值。

公允价值最大的“价值点”就是客观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资产的实际价值总是随着时间等因素而变动。相比成本计价的静态性,公允价值坚持动态的价值反映,这可以说是新准则的一大突破和亮点,促使企业的真实价值得到发现。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今天,更多的人士对此深表担忧,公允价值计量法是否会成为上市公司操纵利润的新工具?

首先,新准则已考虑到了公允价值被误用的情况,一方面,公允价值的应用是谨慎的,目前主要在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方面采用;另一方面,公允价值的确认要有相应的规定,如对“商业实质”、“可靠计量”等条件的规定,并不是企业“拍拍脑袋”就可以实行的,很多达不到有关条件的企业目前还不能实行公允价值计量。

其次,新准则只是概括的原则性规定,业内人士透露,随后发布的准则指南和讲解中有具体的规定,钻起空子来并非那么容易。

早在1998年,公允价值的概念就出现在会计准则的债务重组等有关内容中,后来因为有不少公司利用这一规定来操纵利润,2001年会计准则修订时取消了该规定。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中的规定较前一次严密,这些在准则指南和讲解中有具体的规定和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公允价值计量在大多数准则中并非强制的。是否运用这一计量方法,即使是满足有关条件的企业也会仔细掂量。如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将带来企业账面收益的增加和计税基数的提高,而企业并没有实际现金流入,选用公允价值计量是自讨苦吃。

有专家估计。国内很多上市公司以历史成本计量的资产的账面价值普遍低于其公允价值。在全流通日益迫近、价值投资理念深入人心的情况下,公允价值所提倡的真实反映企业价值的取向必将是市场的最终选择。

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有的公司研究的是如何正确应用。有的公司琢磨的却是如何利用其不足。人心之不足往往与技术性缺陷互为表里,因而,解决这一问题显然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会计准则本身。

不难理解,账面价值侧重于解决会计信息可靠性,而公允价值则强调解决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美国会计协会(AAA)把会计定义为确认、计量和传递经济信息进行决策的过程。从决策有用性的观点来看:相关性和可靠性哪一个对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更有用?这始终是理论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焦点。实质上这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进行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博弈的结果。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资产的入账原值为其成本,即资产取得时的实际资金消耗量,而且原值数额一经确定便不得随意更改。即资产是以历史成本作为账面价值入账的,现行规定较多地选择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但随着我国人世,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最终要和国际接轨。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里,公允价值的运用较为普遍。此次金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允价值计量法存在千丝万缕的相关性。可这并不能否定其科学性和合理性。重要的是如何去用好这一工具,使它不被某些投机者所操纵。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应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是国内会计准则和国际接轨的重要标志。公允价值实质上是完善市场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评估。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等都没有以市场为标准,而公允价值则突破了传统会计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只提供过去会计信息的局限性,对于投资者判断企业未来价值更具有决策相关性。所以对于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资产减值、租赁和套期保值等会计核算对象来说。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显然要优于其他方法。

本文从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运用的具体比较中找到以下差别:

第一,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固定资产)。国际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或历史成本计量。我国新会计准则一般采用历史成本计量。

第二,所有者投入的不动产、无形资产和投资性证券。国际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我国新会计准则以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第三,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国际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确认利得或损失。我国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满足下列的条件: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换人资产与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不满足上述条件的,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第四,短期投资。国际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如果归类为“为交易而持有”的金融资产,其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归类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其价值变动计人当期损益或者在投资出售前计人权益。我国新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如果归类为“交易性”的金融资产,其交易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如果归类为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第五,长期投资额。如果为长期股权投资,国际会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可以计入当期损益或在投资出售时计人权益。如果为长期债权投注,国际会计准则归类为“持有至到期日”投资,以摊余成本减去可能发生的减值计量;如果归类为“可供出售”投资,则按公允价值

计量,其价值变动可以计入当期损益,或者在投资出售前计人权益。我国新会计准则规定,如果归类为“持有至到期日”投资,以摊余成本减去可能发生的减值计量;如果归类为“可供出售”投资,则按公允价值计量,其价值变动可以计人当期损益。

不难发现:对可以取得公允价值的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价是国际会计准则、美国及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会计准则的普遍做法,它能有效地增强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为投资者、债权人等众多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加有助于其决策的信息,这种做法在技术上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如投资性房地产,账面5000万元。如果市价上涨2亿元,会计上就应该反映2亿元,这样的信息才真实有用。如果仍然坚持在报表上显示5000万元,这种信息不仅不能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分析,甚至产生误导。任何改革都不能因噎废食,会计准则的改革也不例外。与国际接轨是方向,是大势所趋,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

新准则要求公允价值要“持续可靠取得”而不是“估估而已”,公允價值不再是橡皮尺子。公允价值要想成为利润操纵的工具需要同时具备3个要素:上市公司管理层蓄意造假、会计审计人员失去职业道德与证券市场监管失灵。事实上具备了这3个要素,任何制度也不能有效发挥防护作用,再好的准则也无能为力。

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中的应用十分谨慎,不会导致滥用。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比,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确定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时,充分地考虑了我国的国情,进行了审慎的改进。公允价值的运用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中就明确规定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一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二是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可见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中,禁止含有较多假设的估值技术的应用,并非所有投资性房地产都可以采用公允价值。因此只要严格地按照准则实施,公允价值就会真的做到公允。

又如在非货币交易中对于公允价值的运用,新准则规定了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处理的两个前提条件:该项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这些前提条件将有效制约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方式操纵收益的行为。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应用是有严格的限制条件的,公允价值不允许被滥用。

发展到今天,适宜于公允价值应用的“土壤”已初步形成。公允价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2003年中央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已经由初创转向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另外,我国的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和完善,在强化公司治理、提高运作透明度、清理违规行为、构建上市公司综合监管体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国证监会推进股权分置试点,改革了上市和再融资的程序。颁布了大量监管规章,加强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舞弊查处的力度;财政部加大了对会计信息质量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监督检查;上市公司内外治理水平进一步提高,独立董事、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的理性经济选择为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构筑了多道“防火墙”;广大投资者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效甄别的能力也有所加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势异时移,这些都有助于公允价值应用的环境已初步实现。我们应该采用发展的战略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企业筹资与公允价值论文范文第6篇

摘 要:历史成本可靠性强一直是会计计量的主要属性,但缺乏相关性。本文论述了公允价值存在的理论基础: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要求且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弥补了历史成本计量的不足。虽然公允价值计量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只要对其加以完善,依然是会计计量必不可少的计量属性。

关键词:公允价值 历史成本 相关性 可靠性

长久以来,会计计量都是以历史成本作为主要的计量属性。随着国际上对公允价值的广泛使用,我国财政部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明确将公允价值作为一种新的会计计量属性,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透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公允价值应用的三个级次,即:第一,资产或负债等存在活跃市场的,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第二,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相似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等的市场价格确定其公允价值;第三,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应采用估值技术等确定公允价值。由此可见,公允价值基本上是当前的市场脱手价格,有两个特点:第一,以假定为基础,允许估计;第二,公允价值入账后并非一成不变。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产生与发展

公允价值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1990年9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指出了历史成本会计不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并首次提出了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的计量属性。之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研究和制定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与公允价值相关的会计准则相继出台。

当时的会计界与金融界就有着不同的反映。会计界认为公允价值的出现将极大地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使会计信息能够反映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真实价值,并有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险。金融界则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与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严重背离,缺乏可靠性。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投资者越来越关注财务信息的相关性,反对的声音渐渐消失。而2007年次贷危机在美国爆发并愈演愈烈,并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公允价值成了“众矢之的”,金融界再次将矛头纷纷指向公允价值,认为是公允价值夸大了次债产品的损失,扩大了次贷危机的影响,甚至要求完全废除或暂时停止实施公允价值会计。会计界则认为金融界抨击公允价值只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为其激进的放贷政策的风险管理开脱罪责。

我国在1998年发布的《债务重组》中,就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在2001年修订的前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准则中也运用了公允价值,后因实际运用中出现很多公司滥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情况,而在同年修订后的准则中被限制使用。直至2004年7月又回到了采用公允价值的轨道上来,特别是2006年颁布的新准则在资产减值、企业合并、投资性房地产等具体准则中又大量运用了公允价值。适度引入公允价值,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进而提升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三、公允价值的理论基础

(一)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要求

会计信息的两大主要质量指标分别是可靠性和相关性,次要质量指标为可比性、一致性、及时性等。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FASB)将会计看成是一个信息系统,以会计信息满足使用者需求为最高目标,提出了会计信息应该具有“决策有用性”的最高质量指标,强调财务报告应该提供有利于现在的、潜在的投资者进行决策的有用信息。历史成本是取得或制造某项财产物资时所实际支付的现金或其他等价物。它注重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假定市场的交易价格均为合理、公允的,并不会发生大幅的变动,以致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不会发生严重的背离,从而确保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而不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参与决策时更希望求助于预测信息,而对历史信息不感兴趣。

在历史成本下,成本一经确定便是固定的不能更改的。将过去不同时点发生的成本简单地放到同一时点(未考虑资金时间价值)进行比较加总的结果令人困惑,缺乏相关性。而公允价值考虑了资金时间价值,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动而变动,使资产和负债的价值具有可比性和可加性。公允价值的立足点是现在与未来,弥补了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不足,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正是公允价值产生的原因。

(二)公允价值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

金融及衍生金融工具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历史成本对于预防和化解金融风险无能为力,而公允价值能反映交易实质,反映市场对直接或间接地隐含在金融工具中的未来现金流量,有利于金融工具的创新。

四、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与完善建议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

1.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差

公允价值应用的第三个级次,即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应采用估值技术等确定公允价值。这就需要管理层对市场情况做出大量的估计和判断,得出的结果有很大的主观性,可靠性值得怀疑。

2.公允价值的估值的不完备

公允价值估价方法的恰当使用需要会计人员具备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在不存在市场交易的情况下,作为估计公允价值的现值技术在会计计量中是很难操作的,其中对折现率的选择是个关键,现行会计准则中对折现率的规范过于简单,有较大的选择空间,需要会计人员根据风险、通货膨胀等因素进行判断。

3.运用公允价值的信息成本较高

运用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会计人员在毎一个会计期末分析各种因素,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做出认定,这需要耗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4.公允价值具有顺周期效应

凡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证券投资都会因市场繁荣或衰退而升值或贬值。如:当一家本身生产情况正常的A公司因在资产日持有另一家股价正处于下跌过程中的B公司股票时,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出现贬值,导致A公司净利润下降,从而股份也随之下跌。此时,B公司交叉持有A公司股票,由于A公司股价的下跌导致B公司的投资也发生减值,于是加剧了B公司的账面亏损,推动B公司股价进一步下跌,这最终又反过来使A公司净利润下降,股价也继续下跌,如此恶性循环。

(二)公允价值计量的完善建议

针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缺陷,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规范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为其具体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其次,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信息进行披露,对公允价值金额的确定及方法的选择要充分地进行披露,确保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再有要加强会计电算化及相关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会计人员及时取得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提供依据;最后,还应对公允价值的使用加以限制,为了防止公司滥用公允价值操纵利润的情况,对公允价值的使用要加以限制,满足条件的可以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不满足条件的不能采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都应该顺应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没有一种计量属性是完美无缺的,而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已无法满足实际核算的需要,只要金融创新存在,公允价值会计就不会消失。

(作者单位:福建技师学院)

参考文献:

1.葛家澍,窦家春,陈朝琳.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必然选择:双重计量.会计研究,2010.2

2.周明春,刘西红.金融危机引发的对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思考.会计研究,2009.9

3.李 强,郭立田.浅谈次贷危机中的公允价值.财会月刊,2009.4

4.何卫红.公允价值错了吗——从会计职能谈起.财会月刊,2009.7

5.黄海晏.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在实务运用中的软思考.财会月刊,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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