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经济增长潜力问题论文(精选3篇)》，供需要的小伙伴们查阅，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非常荣幸参加2017宁波发展论坛，尤其是在十九大刚刚结束以后，来讨論一下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跟我们宁波发展的机遇。大家知道，十九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大会。
经济增长潜力问题论文 篇1：
新常态与宏观调控精细化
对新常态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要搞清楚三件事。一是搞清楚经济增长潜力，科学判断经济增长潜力是避免过度刺激的基础。二是搞清楚我们要保的到底是GDP增长，还是就业增长，还是合理的失业率。三是在有了正确调控目标之后，如果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那么应如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包括杠杆率上升过快、经济结构重型化、国进民退、产能过剩等。
搞清楚增长潜力
大家都认同，目前经济的增长潜力肯定比2007年之前低了。2007年之前可能在10%左右，现在的潜力到底是多少？8%，还是7%，还是6%？这些数字之间一个百分点的差别，对宏观政策来说，就是很大的不同。如果是8%，而目前实际运行在7.5%，就是低于潜力，或“产出缺口”为负，一般来说宏观政策的微调方向就应该要略微松动；如果增长潜力是7%或者是6%，那么7.5%的增长就说明经济过热，“产出缺口”为正，则一般来说宏观政策就没有必要松动，而应该反向操作。
从经济学角度看，对短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判断至少有如下几个方法。首先，判断在目前经济运行情况下，经济是处于偏通缩还是偏通胀的状态。如果经济呈现出通缩的征兆，则表明投入品的利用率处于低位，经济增长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如果在需求方加一点刺激，则短期增长速度可以得到提升，通胀不至于太高。相反，如果通胀压力较大且继续上升，则表明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潜力。其次，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如果利用率明显低于正常水平，则表明经济增长低于潜力，否则是高于潜力。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没有公开的、有较大覆盖面的企业产能利用率数据。当然，对什么是“正常”利用率也会有争议。最后，判断目前就业情况。如果失业率高于“均衡失业率”并继续上行，说明劳动力供给过剩且趋于严重，经济增长就很可能低于潜力，反之则很可能高于潜力。
要判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应该研究并争取量化一系列长期结构性变化因素的影响。一是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顶峰已过，在未来几十年内，我国劳动力供给会出现逐步下降的局面，而劳动力供给减速会导致增长潜力下降。二是治理环境的成本。这里我们限于讨论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三是消费者偏好从商品转向服务。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消费者对商品消费的需求弹性就会下降，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弹性则会上升。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引导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但是，制造业通常比服务业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速，因此向服务业转型一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四是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将提高民企和混合制企业占经济的比重。由于民企和混合制企业较国有企业有着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前者占比将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搞清楚宏观调控的目标
以前，如果搞清楚GDP的增长潜力，就可以判断经济增长处于潜力之上还是之下，并根据此“产出缺口”的正负来确定宏观调控的基调到底是要松一些还是紧一些。因此，过去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稳定劳动力市场。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经济增长与就业率之间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的趋势、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周期都比较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关系一般是存在和稳定的。
但是，我国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复杂了，这个判断就未必成立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就业与就业率之间甚至不是正相关的。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带来的就业增长幅度不是恒定的。第二，同样的资金，投在基建、地产和重化工业所产生的GDP能够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这是由于基建、地产、重化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第三，如果劳动力供给开始下降，则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新的就业就会越来越少。也就是说，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也会弱化，甚至在一个阶段内可能逆转。与去年下半年相比，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在减速，但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却显示出劳动力市场更加供不应求，意味着失业率在下降。李克强总理最近披露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几个月度数值也证实了这个趋势。这说明，在劳动力供给趋势出现结构性变化的特殊阶段，经济增长的趋势与就业率的趋势可以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性的弱化，政府以哪个指标为依据来确定其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显得十分重要。选择不同的指标，会导致不同的“最优”宏观调控取向、力度和方式。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的调控目标应该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即均衡失业率）。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的必然趋势。这种目标转型的经济基础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水平的提高，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对老百姓的边际效用会下降，民众会更多地追求社会和谐，而适度的失业率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国的宏观调控目标逐步从GDP向失业率转型所要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有高频的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以及可信的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就业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还应该仔细研究影响这些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如投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劳动人口迁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劳动力质量的变化等。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才能比较准确地判断经济政策的变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失业率，以帮助我们宏观调控“精准化”。
避免刺激的后遗症
假设宏观调控有了比较精准的目标，并确信经济真的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就要想办法避免刺激带来太大的后遗症。过去的教训是，经济刺激过程中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平台获得了最多的资金，刺激之后则带来后遗症：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产能过剩严重。
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很复杂，不仅涉及对宏观形势和对增长潜力和调控目标的“精准化”判断问题，还与“旧常态”下许多体制因素有关。
一是干部考核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干部的考核机制是以投资和GDP增速论英雄，则在经济下行时就会出现一片叫苦之声，宏观决策所面对的所谓“下行风险”的压力就会被人为放大，从而往往导致过度刺激。另外，目前的干部管理体制也导致了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的倾向，而负债经营则是扩张规模的“低成本”路径。这个因素也加大了国企追求高杠杆的偏好。
二是由于地方政府和一些国企的软预算约束问题，负债决策草率，导致了平台与国企“加杠杆”的“高效”，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提升投资和经济活动量。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过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见效的宏观需要。
三是“不允许局部风险发生”的行政激励机制，导致强烈的隐性担保预期。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由于平台和国企有“隐性担保”，银行和债券市场出于避险考虑，也更愿意为其提供资金，而对小微企业则退避三舍，加剧了“国进民退”的问题。
四是国企和平台的融资渠道多而宽，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相对于中小微企业，大企业的融资渠道更为畅通。占我国银行体系资产近80%的大中银行以及债券、股票市场，主要服务于大企业，包括国企和融资平台。但是，由于准入管制过严，服务小企业的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在宏观调控对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之时，由于上述融资渠道的不对称性，资金容易大量流入国企、平台和重工业。
五是财政的逆周期调控作用有限，经济下行时不得不“金融救市”，加大了杠杆率上升的压力。历史上，我们对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多用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表明上看在经济下行阶段（如98年和09年）这个比重明显上升，财政政策似乎起到了明显的逆周期调控作用。但是，用国际通行的剔除周期性因素之后的“财政脉搏”指标来衡量，可以发现我国财政政策的实际逆周期调控能力明显低于赤字/GDP指标所显示的效果，有些时候还呈现顺周期的作用。由于在经济下行期间，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逆周期作用，逆周期调控的压力就容易转化为“金融救市”的压力，而过度使用货币信贷扩张则必然导致杠杆率大幅上升等长期后遗症。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解决这些导致“旧常态”下的调控模式的弊端，不仅仅是简单地改变宏观政策的技术参数的问题，还必须要改变造成这些旧的调控模式的体制原因，推动一系列深层次的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作者：马骏
经济增长潜力问题论文 篇2：
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构建宁波发展新生态
非常荣幸参加2017宁波发展论坛，尤其是在十九大刚刚结束以后，来讨論一下十九大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跟我们宁波发展的机遇。大家知道，十九大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里程碑的大会。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宣示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道路，同时也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目前处于中国现代史上比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伟大时期。
为了抓住这个时代的机遇，我们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们面临两个百年之交，确立未来的发展，明确了从现在到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50年分两步走，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样一个总体的框架下，中国在未来的发展，根据我个人的分析，有三点是不变的，有三点是变化的。
一、“改革进行时”的基本判断、经济增长潜力巨大，以及中美合作共赢的基本态势不变
1.“中国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个基本判断没有变。
大家知道，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从1978年到2016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贸易增长速度达到14.8%，这是在人类经济史上，从未有过这么高的速度，在这么长时间段上的经济发展。在这样的高速增长态势下，我们从1978年人均GDP连原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都不到，到2016年人均GDP达到8100美元，变成中等偏上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七亿人摆脱了国际贫困线——也就是每天1.25美元的生活费用值，我们对全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并且，中国也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的国家。
改革开放以后，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好的经济总体表现呢？
最主要，我们的改革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我们是根据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像十九大报告说的，走自己的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有很多落后的、效益低的大型国有企业，当时我们采取了“老人老办法”，继续给大型国有企业以必要的转型期保护，经济维持了稳定。同时对一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采用“新人新办法”，不仅允许准入，而且政府还积极因势利导。另外，就是搞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工业园区，在全国基础设施普遍不好的情况下，在这些园区里集中把基础设施搞好；在全国营商环境还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园区里面实现“一站式服务”；为了让产品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用招商引资的方式，把一些原来在国际经济生产价值链上生产的港资企业、外资企业招商引资到国内。由此，我们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苏联东欧采取一次性从计划经济跳到市场经济的方式，他们经济崩溃，危机不断。
当然，我们采取这种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一方面取得全方位的亮丽成绩，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就是在“老人老办法”中，为了保护效益稍逊的国有企业，在转型期过程中保留了一些对市场实施干预的做法。例如金融，我们是以大型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这样的金融体系是结合当时大型国有企业的需要，能够给它提供资金；并且为了保护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资金和主要的运营成本是人为地压低。这样的好处是，使这些大型企业能够在转型过程中维持稳定；但其结果是，占大多数的一般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的扶持，而且资金的价格是压低的。随着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很多民营企业也变大，而我们那种以收入比较低人群收益补贴收入比较高的大型企业这种做法，也使得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并且，因为行政垄断，干预资金，出现了寻租行为。金融是这样，矿产资源产业上也是这样，在大型的服务业，像电信、电力产业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为了维持转型过程中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收入差距扩大的代价。
改革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还是一个低收入国家，在大型国有企业运行过程中，转型期的“老人老办法”，给予必要的保护，这是雪中送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金、资本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短缺。原来很多资本密集型的大型制造业，今天由于我们的资本积累，这些企业只要有好的管理就可以获得资金；这些企业原来缺乏自身生存的能力，到今天，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生存的能力，这样保护补贴的性质，就由过去的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
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后，我们深改组，推出各个领域的一千多个改革方案，但是这个改革方案的落实，需要一段时间。而一旦这些改革方案都落实了以后，是不是改革就完成了？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进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上层建筑也不断随着经济发展、经济基础的提升，必须不断要有相适应的调整、相适应的改革。这样，我们的经济发展才能不断地前进。
从这一点认识来讲，我们改革将会永远在路上，绝对不会说，到了哪一天我们的改革会停止。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地在路上——这是第一点认识。
2.经济增长潜力巨大的基本态势没有变
我们的改革开放持续了38年，平均每年有9.6%的增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他们都曾在一个阶段取得了经济快速增长，也曾经像我们一样达到每年平均8～10%的增长，但是维持的时间，一般也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从8%变到6%，降到5%甚至是4%。而我们现在，已经是38年了，这可以说是超常规、超快速的、超长期的发展。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潜力到底有多大？这些年来在全世界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有人认为，那些跟我们处于同样阶段的经济体，维持8%的增长速度也就二十年，我们已经38年，将近两倍了，我们还能维持高速增长吗？尤其从2010年以后，我们的增长速度节节下滑，去年增长速度为6.7%。在这种情况下，国外有不少学者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从9%点多降到6%点多，降到5%点多，甚至是4%点多。国际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部长，同时也是拿克拉克奖的，他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常规增长速度是3%，他说中国正在向3%的速度滑去。
要分析这个看法，必须要先了解经济增长的本质。经济增长的本质，当然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的创新，每个劳动力可以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质量越来越好，价格越来越高。因此，不断涌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把原来附加值比较低的产业劳动力、土地资源、资本配置到附加值高的产业，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两种必要的机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样：发达国家维持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靠的当然是提高新附加值产业不断的涌现；发展中国家或者像我们处于中等偏上国家，也是这样。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本质的差异：发达国家现在收入水平处于世界最高值，产业技术是处于世界最高值，他的现有产业价值也是世界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继续增长，就必须发明新技术、发明新产业，要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投入巨大，但失败的概率很大。发达国家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一百年来平均每年的收入增长2%，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大约是2%，加上人口增长的因素，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大约是3%。
我们改革开放38年，是怎样以高于发达国家三倍的速度增长的呢？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有一个后来者优势，你现在用的技术比过去好，就是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差距，就代表技术有差距，把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比你好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就是技术创新；你现在的产业，只要比过去的产业附加值高，就是产业升级。发展中国家靠后来者优势，有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发展。这个道理很简单，但真正能用这个道理的国家不多。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0多个经济体，只有13个经济体取得了持续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人均GDP发展为7%或更高的成绩。改革开放以后的我们，是这13个经济体之一，而且我们表现是最好的，我们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
那我们发展潜力还有多大？有人认为已经发展了三十多年了，已经没有什么潜力了。但是我认为，判断的方式不是看已经用了多少，而是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有多大。怎样判断你跟发达国家产业差距？当然要看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因为这代表着你的平均技术水平，你的所在产业平均附加值。从2010年公布的2008年以前世界各个经济体人均GDP指标看，在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人均GDP是美国21%。这相当于什么水平呢？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那时候他人均GDP也是美国的21%。相当于新加坡1967年跟美国的差距，我们台湾在1975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水平。这四个经济体，就是我谈到二次大战以后懂得利用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后来者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日本从1951年到1971年，维持二十年，平均每年9.3%，新加坡1967年到1987年，台湾是1975年到1995年二十年的增长。这些东亚经济体，都是懂得利用后来者优势取得发展的13个经济体中的几个，他们维持了二十年，大约平均每年是8%到9%的增长。
从这个角度——我们从后来者优势看，应该从2008年以后，我们还有二十年8%增长速度的潜力。
当然有人说，你有8%的增长潜力，这些年为什么一直往下滑，滑到现在6.7%、6.9%？增长潜力是从技术来看，从供给侧来看的，实际上增多少，还要看需求侧。从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经济进入到比较长期的疲软，例如我们出口比较多的国家有些产能过剩；当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也有自己内部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导致增长潜力不能完全发挥。我想这是主要因素。
如果从实际增长看，2008年到2016年我们实际增长平均是8.3%。从这个角度，从潜力来看，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十年左右，或者稍微更长一点，这个潜力还是有8%可以继续挖掘。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基本国情不会变。
3.中美合作共赢基本态势不会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被计算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们的贸易总量是世界第一。我们的经济增长潜力巨大这个基本态势没有变。也就说，我们还是会以比发达国家更快速度的态势来发展。我相信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我们的经济总体规模也会不断扩大，到2035年，无论用哪一种指标，中国都会是世界第一大国。美国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国，而我们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经济基础在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所谓“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变化。
从过去情形来看，老大和老二位置互换的时候，会发生一些矛盾。像周围一些国家的问题，如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甚至跟印度的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煽风点火。这一点大家从报纸上看，也是非常清楚的。
对我们来讲，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而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是跟美国的关系。中美之间到底能不能维持一个基本和谐稳定的态势，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老大、老二的位置固然要变化，但是决定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因素还是经济。中美之间，经济上是共赢的。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经济规模我们超过美国，但是我们只是规模超过美国，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因为我们人口是他的四倍。按通行算法，美国现在人均GDP达到57000美元，我们是8100美元，只有他的七分之一，这样的收入水平代表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代表不同的产业水平。我们有优势的产业，但相对来讲，还是处于附加值比较低的。美国产业水平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在附加值高、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点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跟它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维持他的国际老大地位，但美国老百姓、企业，关心的是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一方面就要有技术的不断进步，第二方面，必须要有不断扩大的市场，能够把他生产出来的东西卖出去，才能实现它的价值。我们知道，从2008年以后，按照购买力评价，我们是世界最大市场，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全世界的最高点，我们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也就是每年全世界市场扩展的30%以上在中国。从美国自己的经济利益来讲，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扩张的市场，他的经济态势会很差，他的就业水平会很低。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每四年要选举，选举要花很多钱，要选民支持。在美国，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如果要站稳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必须要交出一个亮丽的企业盈利成绩单，他不能没有盈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跟美国的发展是共赢的。
特朗普上台之前，在选举过程中将很多矛盾焦点都聚焦在中国，把美国的问题都推给中国，他提出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增收关税，到现在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对墨西哥，说要建长城，说建就建。最主要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符合他们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美关系，在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国际影响交叉变化的过程中，矛盾是不能避免的，但只要我们保持自己的定力，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我相信这一切都将会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当然有一天，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了，我们的产业跟美国在同一个水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这种关系能不能维持？我觉得还是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如果我们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大家知道，美国现在人均收入水平跟欧盟国家相比，他们的产品是同一个档次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关系是怎样的？有竞争。在国际贸易理论上，同一收入水平国家的比较优势，是靠每个国家的专业分工专精化而达到规模经济，然后向其他国家出口。在这种情况下，欧盟跟美国最主要的经济合作方式是大家互利共赢：你生产的产品卖给我的市场，我生产的产品卖给你的市场。如果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的水平，我们经济关系的原则，就會变成分工进行合作，所以互利共赢还是不会变。
第二，如果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跟美国的同一水平，我们的经济规模跟美国比较会怎么样？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经济规模就是美国的四倍，我们的实力就是美国的四倍。到那个时候，我相信美国就像拳击运动员一样，轻量级选手不敢挑战重量级选手。因此，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充分利用我们的发展，中美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基本还是可以保持比较好的状态。
这三点，我认为无论就未来中国与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的中国来看，都是基本不变的国情。
二、人们需求、外部环境、国际治理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
1.人们需求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老百姓的需求会变化。按照马斯洛理论：收入水平低的时候，要满足的是温饱；温饱解决以后，是满足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解决以后，要满足在和谐社会里生存的需求；再上一个层次，不仅要和谐，每个人要得到尊重；最后，每个人要追求自我的实现——就像王阳明讲的，追求每个人成为圣人的自我追求。
目前，我们属于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相信到2025年左右，我们就会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到2035年，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需求跟过去的需求就不一样了，就是十九大所讲的主要矛盾变化。我们要不断满足人民比较高层次的需求，包括环境优美，生活要有质量，食品要安全，人要得到尊重，并且在各种事务上要有更大的发言权、参与权。尤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过去不同，这是一个信息的时代，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微信的时代。因此，任何一个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自然问题，很容易被宣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各种治理，社会治理、政治治理必须与时俱进来改善，才有可能实现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2.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我们能不能实现8%的增长，这在宁波应该感觉得更深刻，因为宁波是一个开放性的港口城市。发达国家过去平均每年增长3%，从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能不能恢复到3%的增长？发达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的，然后到欧洲。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如果爆发金融经济危机，它内部一定有不少深层次的问题。发达国家爆发经济危机有很多内部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该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结构性改革，在我们国内是大家都熟悉的词，在国外也是琅琅上口的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一直喊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去年杭州G20峰会上，也把结构性改革作为一个共识。但是我想，发达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相当难。主要原因是什么？发达国家必须要降低一般工人的福利，金融机构必须要去杠杆进行改革，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赤字，这是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性改革，如果这些能落实到位，他们会有好处。但是，工人福利水平降低，等于收入降低；如果金融机构能去杠杆，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就会弱；政府财政赤字减少，碰到外部冲击的时候，政府利用短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能力就不够。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就远低于3%，现在只有1～2%，失业率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如果降低福利，就要减少需求；金融机构要去杠杆，就会减少信贷；政府财政赤字减少，投资就会减少——这样，失业率会更高，经济增长幅度会低。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国家愿意呢？所以对这种结构性改革，他们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很可能陷入像日本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到现在的经济低迷期，进入经济增长1%、2%左右的徘徊。现在大家觉得美国经济好，实际状态是怎么样呢？按照世界银行测算，2016年美国增长只有1.6%；2017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从1.6%增到2.1%；2018年预测美国增长速度是2.2%，还是达不到3%；2019年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1.9%。我想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美国、欧洲、日本都是这样。
世界经济发展慢，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英国脱欧，实际上是因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经济增速放缓，当地居民和移民的矛盾放大，他就想脱离欧盟。美国特朗普上台，实际上也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问题。各个地方爆发的一些恐怖袭击等等，实际上也是由经济发展的问题引发的。
在国内经济发展不好的背景下，美国、欧洲特别容易把矛头转向我们，所以像我们周边的问题，他们常常会煽风点火。
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过程中，很可能面临各种外部环境。相对和平、相对稳定、相对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是我们的心理预期。当然，我们也必须保持定力，来发展我们的经济。
3.国际治理发生的变化：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
现在的国际治理体系，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国为首所制定出来的，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这种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呢？二战以后，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治理结构，反映的是美国的理念、发达国家理念。但同时，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担一定的道义上的帮助。所以，成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此外，还有很多来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双边援助。据统计，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达到3万亿美元，从资金数量来说并不少，但是实际的效果怎么样？二次大战后，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新加坡，到2035年，很可能中国会成为第三个进到高收入的国家。1960年时，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到高收入，其中有8个是西欧国家，像希腊、西班牙，或者是石油资产性国家，另外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框架带来的结果。与此同时，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了低收入陷阱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二次大戰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他们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但实际上成功的不多。在和平框架下，应该是发展的好机会，但为什么成功的不多呢？因为现有国际治理框架和认识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自己经济的时候，普遍按照发达国家理论制定政策，走发达国家给他们建立的道路，而不是走自己的道路。他们认为可以直接套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理论，这就违反了要素比较优势，没有针对自己的发展阶段来制定政策。
而第二波——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则过于忽略政府的作用，把制度看做是万能的，认为发达国家最好的制度必然对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好的，没有考虑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那么，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不好？新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造成发展中国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么充分的市场经济，所以导致了失败。当时提出的看法，就是推行华盛顿共识。
二次大战以后，少数发展比较好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发展道路、转型道路基本上都是走自己的道路。二次大战后少数几个真正赶上发达国家、缩小差距的国家，首先是日本，他们从传统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开始，当时这样的发展路径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他们却发展起来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进行转型的时候，当时很多理论，说计划经济要转型要改革，中国采取“渐进-双轨”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被认为是错误的。但现在看，少数在转型期维持稳定和发展的国家，像中国、越南、柬埔寨，都是渐进的方式，当时都被认为是错误的。实际上，在美国为首的这些国际治理体系，反映的都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代表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出发点很好，但是效果不一定好。王阳明说“知行合一”，发达国家提出这些理论，好像都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但是你按照他的理论，却得不到明显的效果。
当今中国地位越来越高，在国际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中国除了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资金，还应该提供经验：我们怎么样从一个原来连非洲人均收入三分之一都达不到的国家，变成一个稳定发展的新型经济，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所有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理论，看起来很好，但这是以发达国家的前提、条件作为基础的，拿到发展中国家来必然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机会，总结中国的经验，提出怎样让发展中国家抓住机遇，不断发展经济。
未来发展的选择是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条件跟我们一样，把我们这个理论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我想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会有更大的参考价值。
目前为止，全世界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15%。中国变成中高等收入经济体以后，发达国家人口将达到34%，全世界还有66%的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他们跟我们一样，会追求自己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我想，来自中国的理论，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他们现代化的梦想。这是未来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的第三个变。而这个变化，我相信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很大的帮助。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的问题就是发展缓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输出我们的发展经验，这对发达国家也好，对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会是一个合作共赢新时代的到来。
宁波改革开放以后，其业绩一直在领跑。我今天上午算了一下：改革开放38年来，我国平均每年增长速度是9.6%，宁波增长13.3%，比全国高了3.7个百分点，是了不起的。宁波现在人均GDP按照人民币计算超过11万，按照美元计算已经达到1.8万美元。1.27万是高收入经济体，所以宁波已经是高收入经济体了。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巨大的，中国经济增长还在持续。我希望宁波能够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中，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宁波过去的发展中，我觉得有各方面都做得好的许多经验。如果从共享的角度来说，宁波本来有这方面的优势；绿色也是宁波的优势；协调，宁波各种制造业非常发达；创新，“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宁波是第一个，如果抓住“中国制造2025”示范试点城市的机遇来进行创新，我相信宁波的未来一定会维持比较好的发展水平。宁波可以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继续领航全国的发展。
谢谢各位。
作者：林毅夫
经济增长潜力问题论文 篇3：
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目标下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研究
摘 要在稳增长与防风险双重目标下，文章从债务压力、偿债能力及经济增长潜力3个维度，选择14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进而从省域层面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31个省市的债务风险进行了评估，并以3倍标准差来划分预警区间，对各省市进行了风险标识。结果显示，31个省市都处于风险可控区，同时还得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经济发达程度呈现较强的负相关性、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已完全弱化、负债率越高的省市经济增长潜力越弱的结论。基于这些结论，提出了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稳增长;防风险;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评估;因子分析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削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我国近几年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2014年审计署公布了除西藏之外的30个省市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引起了全国各界的普遍关注，同年我国修正了《预算法》，并强调要控制地方债务风险，要求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①。从2015～2016年各地方政府陆续公布的政府性债务数据来看，各省市地方政府负债规模和及相应的一些债务指标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我国虽然总体政府性债务水平不高，但个别省市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仍不容忽视。2016 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2017年4月，财政部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2017年7月，地方政府债务被中财办明确列为中国经济发展中需要警惕的五头“灰犀牛”之一，各地方政府为了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也先后出台了各种债务风险防范制度与措施。而另一方面，我国自2010年开始，经济增速已逐渐下滑，2010年我国GDP增速还达到了10.4%，但2015年就开始跌破到6.9%，2016年为6.7%，2017年为6.9%，也就是说7%以下的GDP增速可能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新常态”。
因此“稳增长”与“防风险”在最近几年也成为两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也因势成为了政府经济决策必须考量的两大政策目标。在这一背景下，该如何来评估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呢？
国外早期主要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来研究政府举债风险，且对于政府举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很大分歧。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普遍认为政府举债会给经济带来很多正面效应。不过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滞胀，逐渐改变了这一看法。如Elmendorf和Mankiw（1999）等从不同角度认为，政府不断举债会对GDP长期甚至短期增长都会产生负面影响[1]。而Greiner （2012）等[2]、Checherita等（2014）[3]认为举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主要取决于债务资金的投向。自2010年以来，众多学者侧重于用债务指标来衡量政府债务风险。如对政府债务阈值的研究，Rogoff和Reinhart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在他们的一系列论文中，一致认为债务阈值为90%[4-6]，不过他们的这一结论也受到、Andrea Pescatori（2014）[7]、Egert（2015）[8]等人的挑战。另外自20世纪90年代初，与政府债务风险密切相关的政府债务规模统计口径问题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哈维·罗森（1992）首次提出了“隐性债务”概念，Hana Polackova（1998）则开拓性地提出了财政风险矩阵，将政府债务分了4类：直接显性负债、直接隐性负债、或有显性负债、或有隐性负债[9]。这一分类方法当前已被很多后继者相关研究所借鉴。与此同时，国外还兴起了政府债务风险评估的相关研究。如Wale（1996）介绍了一种运用计算机仿真预警系统的方法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风险[10];罗纳德J.奥克森（2005）提出了通过财政趋势方法来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预警[11]。
国内学者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研究，经历了由债务规模估测到债务风险评估的转变过程。早期由于政府部门没有公开债务规模数据，因此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将研究的视角定位于政府债务规模的估算，刘尚希、赵全厚（2002）借鉴Hana Polackova的研究方法率先运用风险矩阵对我国各类政府债务的规模进行了估算[12]。李翀（2012）则从债务构成方面对各类地方政府债务进行了分类、归纳与估算[13]。但随着2010年和2013年国家审计署对政府性债务的两次审计，并将政府性债务数据公之于众，更多的学者转向了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估。有些是从省域层面研究各省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如王振宇等[14]，2013），也有的是从县市层面研究局部地区债务风险（如徐占东、王雪标[15]，2014;贾晓俊、顾莹博[16]，2017），而基本的做法都是构建可以量化的指标体系，但研究方法却有各有不同。如李斌等（2016）运用TOPSIS法和德尔菲法构建了一个基于结构风险最小化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模型[17];贾晓俊、顾莹博（2017）采用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模型，通过AHP方法为指标赋权打分，来评价地方债风险并进行预警[16];刁伟涛、王楠（2017）则采用熵值法对我国各省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进行量化估测[18]。
上述研究方法与结论对于认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具有深刻的启示，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但当前地方政府债务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尤其是财政部明确将地方政府债务分类为专项债务和一般债务，并公布了2016年各省市②的债务数据。能采用最新的数据，必然使得我们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评价结果更客观。且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从衡量当期的债务规模及当期的偿债能力来构建指标体系，忽略了对地方政府未來债务偿还能力变化的考量，而本文拟弥补这一缺陷，将区域经济增长潜力（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长期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均资本存量和技术进步）这些可能影响地方政府未来债务偿还能力的因素纳入了债务风险评估体系，从而确保了构建评估体系的完备性原则，弥补了当前一些研究在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体系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并且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来给各指标赋权，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提高了评估结果的可信度。
二、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现状及融资方式的变化
根据2011年审计署第35号文件《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最早发生在1979年，当年有4个县级政府和4个市级政府举借了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到2010年底，在全国2 800多个县级政府中只有54个没有举借政府性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也从1981年的121.7亿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107 174.91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67 109.51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3 369.74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其他相关债务16 695.66亿元③。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再次飙升到的178 908.7万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108 859.17亿元，债务总额相对2010年增长了66.93%，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相对2010年增长了62.21%。两次债务审计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各种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国务院2014年9月21日印发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要求各地方政府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地方政府举债需采取发行债券的方式，并以债券融资逐步置换原有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两类，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地方政府发行的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根据我国财政部对外发布的《2015年和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情况表》《2015年和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情况表》《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余额决算表》《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决算表》和《2017年12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和债务余额情况》，我们整理了2014～2017年4年期间地方政府各类债务的实际额度（如表1），从表中数据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从2014年到2017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由154 074.3亿元只增长到164 706亿元，4年时间只增长了6.9%，且2015年的债务余额相对2014年还有小幅下跌。相对2010～2013年期间，2014～2017年4年期间的债务规模增长幅度已经断崖式下跌了，这些数据变化表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速度已基本得到控制。
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方式来看，2010年底，来源于银行贷款的债务资金占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的比重高达79.01%，2013年6月底，该比重仍达到56.56%。2013年发行债券和BT模式融资占地方政府性债务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0.32%和8.25%，分别是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第二和第三大来源。而根据财政部2018年1月17日公布的地方政府债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底，以政府债券形式存在的地方政府债务为147 448亿元，而以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为17 258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债券形式的债务占比已高达89.52%。换言之，当前的地方政府债务存量已基本通过发行政府债券进行了置换，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主要以银行贷款为主转向了以发行政府债券为主。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
虽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长速度已基本得到控制了，但并不能表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化解，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很大的偿债压力，且各省市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其偿债能力与负债规模匹配程度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也有必要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估。要评估地方债务风险，首先得构建评估指标体系，其关键又在于指标的选取，而指标的选择必须充分考虑科学性、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考虑到还必须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双重政策目标。因此基于这些考量，主要从三方面来构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体系。
一是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国际上衡量债务规模或压力的两个最常用的指标是负债率和债务率，同时考虑到政府举债的直接原因是往往是因为收不抵支，因此在借鉴国内外通行做法的基础上，还选择了财政赤字率，另外人均债务也是衡量各省市政府债务相对规模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债务违约率是体现当前风险的一个很好的指标，但鉴于很难得到31个省市债务的违约情况，所以，根据可操作性原则，就选择了负债率、债务率、财政赤字率和人均债务4个指标来测度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
二是政府的偿债能力。政府的偿债能力将直接影响各地方政府能否按时偿还所举借的政府债务，因此是影响政府债务风险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无论是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是专项债務，都要依靠政府的收入进行偿还。因此，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收入，而且政府的收入又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又有很大的关系。因此选取了各省市的GDP的增速、预算收入增长率、预算收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自给率5个指标。
三是经济增长潜力。因为需要偿还的政府债务不仅仅是短期债务，还有长期债务，而长期债务未来能否按期偿还则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有很大关系。根据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我们知道，决定一个地区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取决于要素积累与技术进步。要素的积累主要在于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存量的增长。基于此，选择了既包含了人口变化又包含了资本变化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而技术的进步则选择了反映各省市科学技术活动的R&D人员全时当量、R&D经费（亿元）、专利申请数（件）和有效发明专利数（件）4个指标。
基于上述分析，构建评估指标体系（见表2）。
四、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省域层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
根据上述评估指标，搜集整理了相关数据，其中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来源于财政部公布的《2016年地方政府一般债务分地区余额表》和《2016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务分地区余额表》，各省市的债务余额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的和，其他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下面采用因子分析法从省域层面对各省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进行评价。
1.数据标准化处理及变量的相关检验
由于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数值单位不一样，且各指标与债务风险的对应方向不一致，描述债务压力的指标是与债务风险正向关，但是描述偿债能力与经济增长潜力的指标与债务风险是负向关的，在因子分析前需将所有指标指向调整为一致。因此，对债务压力指标进行了取负数处理④，从而使得所有指标都与债务风险负相关了。这也就意味着在因子分析时，各因子得分越大风险就越低。同时为了消除量纲的不一致给后面分析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利用软件SPSS21.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⑤，进而对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见，KMO统计量值为：0.552> 0.5，且Sig.为0，明显拒绝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阵，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表明可以对所选变量进行因子分析⑥。
2.因子提取及得分⑦
利用SPSS21.0对14个因子进行因子分析，我们得到表4。从表4可以看出，前5个因子的特征根都大于1，这5个之和占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6.410%，说明选取的5个公共因子能够充分反映原变量的信息，代表性较好。接着， 对5 个公共因子计算因子得分， 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如表5 所示。
为对我国31个省市政府债务风险进行比较，根据式（1）至式（5），我们可以计算出31个省市政府债务险水平的公共因子F1、F2、F3、F4和F5的得分，并在此基础上以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系数进行线性加权求和，即根据式（6）计算31个省市政府债务风险水平的综合得分F，最后按照综合得分从高到低进行排序（见表6）。根据前面指标与债务风险相关关系的分析，综合得分F越低，表明债务风险越高。由表6中数据可见，江苏省在全国31个省市中综合得分为0.98 906，得分最高，表明其债务风险最低，而贵州省得分为-1.17 772，得分最低，表明其债务风险最大。
五、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
预警区间的确定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采用指标警戒线作为临界值来划分区间;二是借鉴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作为划分警戒区间的依据。但这两种方法也各有各的缺陷，第一种方法中的指标临界值的确定有很大的主观性，且当前能够被普遍接受的指标非常有限⑧，若选取的指标太少就不能充分体现构建评估体系的科学性与完备性原则，第二种方法由于每个人的研究视角不一样，指标的选择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对于本文的研究借鉴价值不大。基于此，本文借用数学中用于剔除异常值的常用方法（即3倍标准差法）来划分预警区间⑨。依据上述综合得分及各指标的经济意义，可以将政府债务风险程度由高到低划分5个区间。首先以样本均值为中心，在3倍标准差以内的区域可以确定为债务风险可控区;然后以2倍标准差作为预警区间长度再将可控区分为低风险、中度风险和高风险3个预警区间;最后，将大于样本均值3倍标准差以外的区域确定为极端警区，即极高风险区和无风险区。
接下来根据SPSS21.0软件计算各省市政府债务风险评价的综合得分均值为0.000 000 1，标准差为0.552 580 16，并依次计算每个区间的临界值，将相应的预警区间确定极高风险、高风险、中度风险、低风险和无风险5种预警状态。并采用类似交通信号灯的方式，即以红色、黄色、浅黄、淡绿、绿色作为预警信号分别表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严重程度。如表7所示。
依据表7的划分依据，结合表6中各省市的综合得分数据，可以将我国31个省市的预警结果标识如表8所示。
从表8来看，31个省市都落在了债务风险可控区，即低风险至高风险之间的3个预警区间，其中贵州等4个省市处于高风险区，海南等22个省市处于中度风险区域，天津等5省市处于低风险区，无省市处于极高风险和无风险的异常区域，换言之，从省域层面来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都是可控的。
六、主要结论与建议
1.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程度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
从表8预警标识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处在低风险区的5个省市为：天津、浙江、广东、山东、江苏，这5个省市在我国是属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处于高风险区的贵州、辽宁、青海、云南4个省是经济相对比较落后的省市。而且仔细分析处于高风险区的4个省，有几个相关指标值得这4省的相关部门高度关注与警惕的。从表9负债率来看，贵州、辽宁、青海、云南分别为73.96%、38.3%、52.05%和42.96%，都处于全国负债率排名最高的5个省份;从债务率⑩来看，这4个省分别为557.84%、387.47%、561.44%和350.56%，屬于债务率排名最高的4个省份。而且辽宁省债务风险如此突出除了受本身负债较高这一因素影响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影响因素是2016年该省GDP增速为-2.5%，是全国唯一一个出现经济负增长的省份。
2.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已完全弱化
一般都认为，地方政府举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因为根据审计署的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资金主要投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举债主要是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有助于招商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而经济的增长又能提升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从而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这一理论逻辑无可厚非。问题是有证据能佐证地方政府举债拉动了经济增长吗？通过对负责率最高的5个省市和负债率最低的5个省市2016年GDP增速进行比较，发现负债率最高的5个省市的GDP增速均值为6.44%，负债率最低的5个省市的GDP增速均值却达到了8.22%，而负债率居中的21个省市经济增长率均值为7.66%;然后又计算了负债率最低的10个省市、负债率居中的11个省市和负债率最高的10各省市，发现这3个区间的GDP增速均值分别为8.04%，7.61%和7.00%，也就是说数值上显示负责率与GDP增速之间不存在正向关系，反而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换言之，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已完全弱化，至少在数据上无法佐证地方政府举债能促经济增长。
3.负债率高的省市经济增长潜力越弱
为什么地方政府举债事实上没能促进经济增长？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是依赖于要素的积累与技术进步，那么地方政府举债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必然取决于债务资金能否作用与经济增长的这两个源泉。然而相关数据表明，负债率较高的省份主要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对于这些省份，反映科学技术活动的主要指标无论是研发资金，还是专利数量，乃至教育都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省份，也就是说依赖技术进步来赶超经济发达的省份几乎不可能。然后，我们再来分析经济增长的能一个重要源泉即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依赖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固定资本的形成，采用前面的方法，先计算负责率最高的5个省市和负债率最低的5個省市2016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均值与人均资本形成的均值，负责率最低的5个省市这两个指标的均值分别为47 317.89元和34 031.31元，而负责率最高的5个省市这两个指标的均值分别为37 627.06元和31 734.67元;负债率居中的21个省市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6 428.45元和33 420.41元。负债率居中的11个省市这两项指标分别为42 401.19元和25 214.92元。然后又对负责率最高的10个省市和负债率最低的10个省市的这两个指标均值进行比较，发现负责率最低的10个省市这两个指标的均值分别为49 391.03元和39 526.14元，而负责率最高的10个省市这两个指标的均值分别为43 939.88元和35 803.30元。这些数据充分表明了负债率高的省份在资本积累方面也没有表现出比负债率低的省份具有优势，这也是地方政府举债为什么没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必须切实改变以举债促增长的固化思路。地方政府债务之所以发展到当前这一态势，与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以举债促增长的政策思路是紧密相关的。诚然，不否认举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尤其是对于经济落后的地区，对于资金的需求与渴望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举债不是促增长的唯一途径，如何更好地引入社会资金的参与，化解当前债务风险，才是相关部门首要考虑的，既要稳增长，更要防风险。
其次，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需要加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如前所述，对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潜力缺乏，依靠本身的财政收入来促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追赶发达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若继续放任其以举债来解决资金需求的不足，只会进一步导致其债务风险的放大。因此，应从国家层面加大对落后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项目的扶贫仅能解决部分落后地区的自生能力。而要追赶发达地区，以及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中央应该加大对落后省份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再次，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挥债务资金的引领作用。地方政府应充分调研、分析与研究，政府该为哪些项目融资？怎样才能发挥债务资金“四两拨千金”的效果？对于有些项目虽然能解决一时的民生需求，但是若不能产生还债的“现金流”，又不能发挥债务资金的“杠杆”作用，那么地方政府就应该谨慎举债。所以，地方政府在为一些项目融资时，应积极搭建投融资平台，探索公私合营的PPP模式或众筹模式，吸引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共同参与项目的建设。
最后，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不能松懈。虽然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这一结果的得出仅仅是建立在对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显性债务分析的基础上，而没有考虑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和救济责任的隐性债务。而且国内一些局部地区的债务风险还是很突出的，尤其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方式，出现了不少违规举债的“新变种”，其隐秘性强，不易监管，债务监管部门更应该警惕。
[注 释]
① 详见2014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二号文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决定》。
② 本文中的各省市是指省级层面的包含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不含港澳台。
③ 详见2011年审计署第35号文件《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④ 逆向指标正向化通常是通过取负数或倒数来改变其指向的。
⑤ 后续表3至表6都是通过操作SPSS21.0得到的。
⑥ KMO的取值在 0～1 之间，如果KMO值越接近1，所选变量越适合做因子分析，KMO 值越接近于0，这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弱，所选变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而一般来说，KMO 值大于0.5，才能做因子分析。
⑦ 因子提取及得分的相关要求及说明可以参考朱文蔚，《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42-147。
⑧ 负债率国际通用的警戒线为60%，财政赤字率安全警戒线为3%。
⑨ 三倍标准差法在理工科中应用也比较多。
⑩ 债务率通常是用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地方综合财力，本文中是用地方政府预算代替了地方综合财力，虽然这样可能导致债务率被高估，但所有省份使用都是这一指标，统计口径是相同的，仍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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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文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