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政治学范文（精选6篇）
微观政治学 第1篇
一、西方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兴起的原因
学校微观政治学的产生, 首先源于西方教育研究者对传统学校组织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一直以来, 人们对学校组织的传统认知建立在古典组织行为学和功能主义社会学两大理论流派基础之上, 这两者的融合形成了一种理性———功能导向的学校组织认知模式。学校被定义为一个具有特定社会功能的抽象理性系统, 它内部和谐一致构成一个整体, 以满足更大系统如特定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具体需要。
斯蒂芬·鲍尔对这种传统的学校组织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他看来, 第一, 传统的理论没有把握学校组织的特殊本质。由于“已有的组织理论模式和经验洞察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建立在对工商业组织和大规模行政官僚组织进行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2]因此, 当把这些结论套用在学校组织的分析之中时, 除了提供一套枯燥抽象的概念之外, 对于指导教育者更好地改进自身行动来说毫无帮助。第二, 传统的学校组织理论基于理性———功能的范式逻辑, 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学校中存在的种种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常常被视为异常情况或“病理性现象”, 因此, “重点就在于要像对待侵入和破坏组织机体的疾病一样对这些冲突进行纠正”。[3]这种认识迎合了管理者的利益, 它边缘化了学校组织中发生的各种实际经验, 从而为管理者进行控制提供了合理化的意识形态。教师们拥有的各种“民间知识”由此显得无关紧要, 而“ (学校中的) 个体则经常发现他们居于其中的这个组织比起他们自己所预想的以及教育社会学知识所告诉他们的要更为复杂, 更缺少稳定性和可理解性”。[4]
因此, 鲍尔认为学校作为一种组织不仅具有“为所有人共知”的一面, 还有其“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未来学校组织的理论发展将存在于对“组织生活中的黑暗面 (即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5]的研究, 这便是他所倡导的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
除了这种理论上的反思, 宏观教育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的具体挑战, 则为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的产生提供了实践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进入了一个“教育改革的时代”, 从1983年里根政府颁布的《国家处在危机之中》 (A Nation at Risk) 到2002年小布什政府推出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No Child Left Behind) , 一系列教育改革法案不断出台, 改进公立学校教育始终是这些法案关注的一个主要目标。然而, 大量的实践研究却得出一个相似的结论:“学校并没有表现出许多明显的变化, 现在的学校与半个世纪之前并没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在每次改革过程中, 学校似乎都作出了某些重要改变, 但这些改变大都不具可持续性。”[6]以致于一位长期致力于学校改革研究的学者萨缪尔·萨拉松 (Seymour B.Sarason) 悲观地认为“教育改革是一项注定会走向失败的事业”。[7]
基于教育政策在学校变革实践中所遭遇到的这种现实, 一些教育改革的研究者开始把视角从对教育政策“宏观政治”层面的研究, 转向关注政策变革背景下学校组织内外“微观政治”层面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者看来:“那些执行政策的学校实际上被证明才是最终的政策制定者, 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 它们能够重塑或抵制上级政策的各种意图。从已经取得的这些让人并不吃惊的研究结果来看, 我们离对学校中‘微观政治’动力的系统研究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8]学校变革的研究者们发现, 人们严重低估了政策辞令和政策实施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在政策的目标和实施效果之间, 存在着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实施鸿沟”或“变革黑箱”, [9]这个“鸿沟”和“黑箱”正是由宏观教育改革所引发的学校组织内外的各种微观政治活动所构成的。因此, 这些研究者认为, 要想对教育改革形成更为全面的认识, 弄清学校变革困难的原因, 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不可缺的。
二、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形成的基本认识
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教育研究者自觉运用微观政治学视角对学校组织进行研究以来, 经过30多年的发展, 人们对学校变革中的微观政治现象已经取得了诸多的认识成果, 总体来讲, 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 学校日常变革具有政治性特征
实际上, 自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产生以来, 学校活动中的“政治文化”就客观存在着。只是教育研究者的“认识之光”很晚才照亮学校生活之中的这个未知领域, 并逐渐清晰地将它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各种关于学校生活的经验研究都十分明显地表明:学校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活动极其普遍和自然地发生着”。[10]
微观政治活动存在于学校内外各类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之中。具体来讲, 无论是在学校组织内的教育者与社区中的家长之间, 学校管理者与上级领导者之间, 还是在学校管理层面的校长和副校长之间、校长和中层管理者之间、中层管理者之间、各类管理者与教师之间, 教师与教师之间, 亦或是在学校班级层面的教师和学生之间, 学生和学生之间, 都有相关的研究表明这些主体之间政治性互动现象的存在。可以说, 学校简直就是一个由各类主体通过政治性互动所构成的“关系之网”。同时, 这些微观政治活动几乎渗透在学校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无论是在日常的课堂教学活动之中, 还是在学校的日常管理活动之中, 政治性互动都是这些活动自然展开后显示出来的一个明显特征。美国学者安吉拉·斯波尔丁 (Angelar Spaulding) 通过10个月的深入观察后发现, 即使是许多成人看来并不具备政治能力的小学生都具有反抗教师要求的政治性策略。在她的研究中, 她将小学生的反抗行为分为被动反抗和进攻性反抗两种类型。被动反抗的策略包括:重复、打断、转移话题、不予理睬和部分遵从;进攻性反抗的策略则包括公开抗议和利用校长、家长等仲裁者干预。[11]
这些经验研究揭开了学校生活的“政治面纱”, 存在于学校组织中的与权力、冲突、利益、控制、意识形态等一系列与政治主题相关的“不为人所知的一面”由此逐渐显现出来。研究者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打量”学校这个似乎早已为人所熟知的社会组织, 这种新的视角就是“把静态组织理论重构为以利益分化—权力多元—矛盾冲突—人际融合为中轴的动态组织行为理论”。[12]它并非要否定传统的学校组织理论, 而是力图站在学校组织中行动者的立场上, 以一种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内在关照来重新认识学校, 而“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因此, 人们即便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 照样要追求共同的生活, 共同的利益也会把他们聚集起来, 各自按照自己应得的一份享受美好的生活”。[13]
正是研究视角的这种易位, 学校日常生活便因人所具有的“政治本性”而显露出其不可避免的政治性特征。因此, 鲍尔坚定地宣称:“学校如同其他所有的社会组织一样, 是一个斗争的竞技场, 是一个多元意识形态共存的地方, 学校成员之间存在着各种实际或潜在的冲突, 很少能够和谐一致。这对于理解学校作为一种组织的本质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 我们必须对学校中的这些冲突获得了解。”[14]通过这个新的认识视角, 西方研究者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个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崭新世界”, 一个存在于教育活动中的微观政治世界。
(二) 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独特研究范式
何为学校微观政治学?早期的教育研究者都集中于对学校微观政治活动的揭示, 并没有对学校微观政治学下明确的理论定义。亚那科内 (Iannaccone, L.) 被视为是教育领域中最早运用微观政治学视角对公立学校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主要是从学校组织内管理者、教师和学生三大群体之间的互动, 以及学校中的专业群体力量与学校组织内外的非专业群体力量之间的互动, 这两大方面来诠释他对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理解。他认为这些互动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 这些群体都在运用一定的政治策略来维护自身的各种利益。[15]霍伊 (Hoyle, E.) 同样认为, 微观政治活动就是组织中个体和群体为实现其利益而运用权威和影响所施展出来的一系列策略, 但同时他强调“微观政治从更大程度上来讲是隐含性的而非直接性的, 是正式结构和程序之外的而非之内的, 它更依赖于非正式的影响资源”。[16]他对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理解强调得更多的是学校中非正式组织和程序中的互动过程。
鲍尔是首个对学校微观政治学展开系统研究的学者, 他的重要贡献在于, 首次从范式更新的意义上理解学校微观政治学, 这是具有开拓性的一步。鲍尔认为, 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研究“不只是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组织理论范式的某些不足进行零敲碎打式的批判, 而是一种整体性的脱离。它要提供新的起点、概念和原则, 重新思考学校组织的各个方面, 而这些方面的思考当前还被一些想当然的系统理论假设主导着”。[17]他在总结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一套与传统组织科学不同的概念分析系统 (见表1) , 极大地促进了这一领域的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的积累, 美国学者布拉思教授提出, 为了促进这个能够产生关于学校生活新知识的新兴领域获得更好的发展, 同时也为了彰显微观政治作为一种学校组织现象的复杂性本质, 他认为有必要对学校微观政治研究做一个操作性的理论界定。他认为, “ (学校) 微观政治是指组织中的个体和团体运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权力来实现他们目标的过程。一般来讲, 政治行动来自于个体和团体认知上的差异, 以及运用权力影响他人或自我保护的动机。任何一种有意识的行动, 在具体的情景中都具有‘政治性意义’。无论是合作性的还是冲突性的行动和过程, 都是微观政治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同时, 宏观政治因素和微观政治因素也经常都处于互动之中”。[19]
上述理论界定实际上是对鲍尔过于强调微观政治中冲突一面的继承和超越, 其主要贡献在于既明确了研究所要关注的一些核心主题, 如学校中的权力、意识形态差异、目标、政治性行动等, 同时又为学校中的微观政治学研究设定了一个较为弹性的空间。学校微观政治学同时包括了对学校中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决策行为和其他形式政治行为、冲突性互动和合作性互动以及对学校组织内外的微观政治因素和宏观因素互动的研究。因此, 在西方学校微观学的研究中, 这个定义被广泛引用并获得了普遍认可, 许多关于学校微观政治学整治的经验研究都是在这种操作性认识框架中展开的。
(三) 学校微观政治行为具有双重作用
“一般的学校改革研究都能够从微观政治学的视角进行解释, 总体来讲, 这些研究都证明了微观政治的关键作用, 它对教育改革既能起到促进和支持的作用, 也能起到妨碍和阻止的作用”。[20]能够起到促进和支持作用的被称之为“积极的微观政治形式”, 反之被称之为“消极的微观政治形式”。本文仅以校长和教师这两大关键的变革主体来说明, 不同的微观政治形式对学校变革的不同作用。
从教师方面来看, 大量的研究表明:教师在学校各种决策中的参与、课堂自治、对教师授权、对课程和教学的反思性批评, 这几种微观政治行为对成功的学校改革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 当教师在学校中的政治参与程度提高时, 他们的课堂教学也获得了明显的改进。[21]还有的研究者发现, 当教师能够通过协商重新定义诸如角色、相互信任、日常事项、标准和面临的冲突性资源等议题时, 他们经常会促进改革。[22]与此同时, 也有相关的研究证据显示, 与教师相关的一些微观政治行为也会妨碍学校的改革, 例如, 把课堂视为地盘, 并自己制定标准, 对外部干预的保护主义倾向、对增加工作强度威胁的抵制、在学校决策中对角色和权威的混淆、特定利益教师群体对管理过程的控制、新手教师对“老手”教师分权的抵制, 是主要几种存在于教师群体中的消极微观政治形式。[23]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教师群体中的“派别”活动, 它对于学校变革的作用是相当复杂的, 它不仅能够促进或妨碍改革, 还能够调整和改变改革的方向。例如, 有研究者通过对一个学校改革案例进行长达5年的观察后发现, 教师和相关利益人通过政治性的互动, 使一个本来是关注“读写水平”的改革项目转换成了一个强调“平等”的改革项目。[24]因此, 对于教师群体中的“派别”问题, 不能简单否定, 要有区别的对待。
校长是连接学校组织内外的“枢纽人物”, 体现在校长身上的微观政治行为是极其多样和复杂的。校长的政治导向特别重要, 他有时能够防止学校受外部因素侵入的影响, 并促进教师对这种影响的反应状态, 校长也可能通过工作影响学区和社区行动者, 同时校长自身也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并被其控制, 因此, 决不能以一种简单化的认识武断地定义校长在学校变革中的角色。研究表明:成功的学校改革与具有促进性领导力的校长有明显的相关性, 这种促进性领导力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微观政治行动上。例如, 善于给教师赋权和促进团队建设、能够促进家长和社区在民主管理过程中的参与、有效处理内部冲突、在学区管理和学校主动性之间维持平衡、激励教师去改变学校、运用绩效来赢得改革的支持等。[25]校长的促进性领导力对于教师政治参与效能感的提升和学校的民主化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与之相反的是, 当校长表现出一种以控制为导向的政治领导方式时 (这种控制导向可能是因为不愿分享权力, 或是因为没有能力分享权力) , 他便成为学校改革成功的一个主要阻碍性因素。校长的这种控制导向主要表现为话语控制、维持权力现状、防止与教师分享权力三种形式。相关的研究发现了诸多校长防止权力分享的政治策略, 这些策略包括:故意赋权失败、反对合作性任务、取消相关议程、边缘化持异见者、恫吓老师、拖延会议、限制信息获取、提供误导信息、维持自我和教师的传统预期、破坏信任、偏袒和排斥等。[26]对美国许多著名学校改革项目, 如“让所有人成功计划” (Success for All Project) 、“加速学校计划” (Accelerated Schools Project) 等实施过程的研究, 都确凿地证实:即便有十分合理恰当的革新设计, 控制型校长也能极大地阻碍学校改革的成功。
三、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对我国学校变革的启示
西方的研究实践表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微观政治活动既表现出许多共性的研究主题, 但同时又表现出“高度情境化”的特征, 具有鲜明的地方“政治文化”特色。因此, 对于西方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我们不能照搬照抄, 而是应批判性借鉴。
(一) 拓深对我国学校组织的系统研究
学校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组织, 对它的深入认识, 必须借助于多学科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从我国研究的现状来看, 对学校组织的研究多集中在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维度, 而唯独对学校组织极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学视角缺乏足够的关注。这与我们对“政治”及其连带的“权力”等概念所持有的偏见有极大关系, 我们总是习惯于将这些概念与“中国道德文化中所鄙夷的‘权术’联系在一起, 而‘权术’在道德词典中, 意味着‘争权夺利’、‘居心不良’和‘不择手段’”。[27]基于这种文化偏见, 许多教育研究不自觉地“屏蔽”了学校中实际存在的微观政治现象, 造成了学校组织研究中的“空白地”。存在的另一种情况是, 虽然有些经验研究已经明显意识到了学校组织中的利益、冲突、控制等现象的存在, 但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研究者往往将其视为“破坏性能量”, 利益意味着争斗, 冲突意味着混乱, 控制意味着压迫。这种简单性思维也大大制约了我们对学校组织中的动态互动过程进行科学的、辩证的和系统的深入研究。
毫无疑问, 西方的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对于我们的这种文化偏见具有重要的“纠偏”作用。这些生动的研究实践表明:伴随着权力、利益、冲突等议题的微观政治活动是自然地存在于学校生活之中的。相对于“强者”的管理者和教师, 被视为“弱者”的教师和学生也有权利, 利益不只是导致明争暗斗, 它还能促进默契合作, 冲突的结果未必就是混乱无序, 它还会带来更高层次的和谐。因此, “政治”和“权力”都是中性的词汇, 微观政治既现实又辩证地隐匿于学校组织之中, 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借助于一定的理论工具进行系统透彻的研究。面对我国当前蓬勃开展的学校变革实践, 我们对于其中的相关“微观政治知识”显得十分抽象和单薄, 西方学校微观政治学的研究无论在方法、内容还是结果上都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有益于我们对“中国学校微观政治学”作出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
(二) 促使我国学校变革的深度推进
西方学校微观政治学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政策在学校实施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变革黑箱”, 改革政策被抵制或被扭曲, 成功的学校变革极其困难。我国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我国的教育改革政策也处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之中, 分权化管理和绩效式考核成为政策调整中十分鲜明的两个主题。这两个主题的改革意图也十分明确:充分激发学校主动变革的动力, 提升学校主动变革的能力。我国学校变革仍面临一些困境, 迫切需要找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
微观政治学的研究表明:在外部急剧变革的背景下, 学校内外的微观政治行为会明显增多和加强, 而微观政治是许多组织结构和过程的关键方面, 这一方面通常构成了影响学校变革结果的核心机制。[28]要深入推进我国的学校变革, 我们就不得不追问: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 与学校直接相关的各类主体在他们的日常经验层面是如何感受和理解变革的?分权和绩效对他们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改革究竟如何改变了学校组织内外的各种权力关系?这种关系如何影响着学校的内部运作?学校组织内外的相关成员又是如何互动来应对各种变革的?唯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有效的解释, 学校变革才能在深层意义上获得推动, 而学校微观政治学正是致力于获得关于这些问题的实践性知识。
微观政治学 第2篇
影片一开头以无以伦比的摄影技术，独具匠心的拍摄角度，将森林下、草丛下的世界无数倍放大到你的面前，昆虫、草叶、水滴无不纤毫毕现。我惊讶竟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这时，黎明时分，在地球的某一处隐藏着星球般巨大的世界。茂草变成了森林。小石头变像高山。小水滴形同汪洋大海。我感到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流逝。一小时就像过了一天，一天像过了一季，一季像过了一生。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蝴蝶从蛹里钻出来的那段，它奋力的向外顶着，想告诉世人：“我不再是那丑陋的毛毛虫了，我变成了美丽的蝴蝶。”它钻了出来，翅膀叠在一起，慢慢的翅膀打开了，哇!!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出现在我眼前，它珊珊翅膀飞走了!
母爱不是在人的世界才有的，动物世界的母爱也很伟大，一只蚂蚁(不太确定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子女们，冒着牺牲自己的危险，一次又一次的与身躯比自己大，背部又很坚硬的七星瓢虫打架，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子女们，这样的母爱让我很感动!!
蜘蛛吐丝裹蚂蚱的敏捷也让我不觉一惊，小小蜘蛛竟有这么大的本事，厉害厉害!!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微观建设 第3篇
摘 要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引领。学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侧重点不同，其思想政治教育微观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处于完善升级的过程中，是学生成长过程中人文素养的形成和实现理想、彰显自身价值的必要因素。积极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微观建设，有利于学生接受良好的道德素质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关键词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微观建设 特征与实施
一、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的特性
从学生教育成长历程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是小学阶段的少年时期；第二阶段是中学阶段的青少年时期；第三阶段是成人思想教育。随着年龄、教育环境、知识积累的变化，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不断发生更新改变的同时，微观环境也随之改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特定性
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不是一个虚拟笼统的世界，而是有自身的明显特征。与生活学习相关的特定环境能带给学生以身心感官的熏陶和领悟。处于学习成长中的学生思想较为单纯，学习、生活环境还是以家庭、学校为主，其思想政治道德教育更多体现在“好好学习，谦虚进步”上。随着学习阶段的改变提升，其他因素影响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比例加大，其教育微观环境也随之改变[1]。
2.复杂性
社会进步发展同时，也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复杂影响，这些影响相互交织、互有关联，体现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活、学习中无处不在。所有影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因素中，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在学生复杂多变的思想世界里，思想政治教育能对学生的思想、行为做出定向指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不断培养学生的人文道德素养，可以对学生教育产生良好推动。这种引导教育之力，能与学校、家庭等群体因素，形成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家庭和其他群体协同辅助的合力，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明显效果。
3.渗透性
学生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会随着环境、学习内容等因素影响而改变，这种变化会对学生道德微观环境产生影响。比如：一些名校学习氛围浓厚、治学严谨、文体活动丰富，对学生各方面能力都有促进提升。在这样氛围浓厚的学习环境中，学生的思想境界会逐渐与校园文化融合，形成互补促进，其思想政治教育微观世界也充满正能量。
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微观建设原则
1.以我国政治体制核心价值观为主
经过三十多年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随着西方不同思想文化不断进入传播，我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单一结构，逐渐形成复杂多元的格局，对我国社会发展和民众意识形态产生严重冲击。面对社会思潮暗流涌动，我们必须让学生有清醒的意识，要牢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坚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思想觉悟的本质要求。要让学生从小培养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形成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核心价值观[2]。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世界要以“中国梦”作为引导和支撑点，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方针、路线，以实现“中国梦”为学习进步目标。全面发挥家庭、学校、同学间的群体作用，各方协作使学生思想政治意识与国家发展保持一致。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性、务实性原则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只有相互协调一致后，才能顺利开展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下也要立足实际、坚持务实。教师要对不同年龄、学段学生的家庭情况、在校表现、学习等情况有深入了解和分析。要善于和学生沟通，掌握学生思想波动，面对学生出现的各种学习、生活、思想困惑压力，都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微观建设的具体措施
1.树立现代家庭教育观念
家庭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是学生生活、学习的主要场所，是学生初步形成道德人格的源头。在传统家庭教育中，家长作为家庭教育主体，是教育传播者，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都会影响子女，家长的教育素养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如果家长个人素质高，能将正确信息传递给孩子，孩子会在家长引导下健康成长；如果家长个人素质不高，他的错误理念就会误导孩子，孩子会成为误导受害者。
现代家庭教育理念更注重个体地位和思想相互借鉴融合，家长与孩子都是教育主体，有着平等的地位，他们之间交流频繁、互学互动。这种教育氛围能做到真正的心灵沟通，对事物真伪做明确分析取舍，这种家庭教育理念是现代社会所推崇的。学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能拓展思维，注重诚信德行、身心发展的同时，更容易在今后生活中获得成功[3]。而那些重智轻德的功利主义家庭教育理念，会造成学生身心发展扭曲，不利于其健康发展。
2.采用多种手段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如今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局限于家庭、学校中。由于社会分工需求，很多家长无法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有的学生在异地上学，这样的现实就使学生和家长不能像以前那样在家庭中进行思想交流沟通。由于现代通信技术普及，电脑、手机已经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主要形式。网络为家长与孩子、老师之间的联络提供了便利，家长能及时与老师沟通，了解学生在校学习生活，学生也可通过现代通讯手段和父母沟通。家长和老师可以充分利用各种网络通讯手段对孩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3.提升家长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
学生最早受到的教育来自家庭，对于父母来说，家庭教育首先要实现自我教育。在家庭中，家长的言行举止都会被孩子模仿，对孩子人格素养的形成、习惯的培养，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家长的文明举止和道德作风决定了子女品德素质的基础。家长与孩子进行真诚的心灵沟通，了解他们内心世界，对学生正确思想道德的形成有很大作用。家长要清楚自己的言行和素养对孩子成长造成的影响，平时要克己修身，努力提高自身道德品格和知识积累，做好孩子的表率，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需要。对孩子要善于启迪、因势利导，促进孩子思想境界的提高，从而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4.加强学校软硬件环境建设
学校的软、硬件建设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一定的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文化环境，而文化环境也必须依托学校硬件环境来实现。每个学校内的建筑、设施都体现了这所学校的办学标准和文化个性，这样的学习环境对学生的思想、行为都会产生一定影响。这就需要每个学校都要重视学习环境建设，加强校园硬件设施建设，落实办学理念，努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将校园建造成赏心悦目、净化心灵的学习功能区。在校园中，学生是一切活动的主体，与优美的校园相处融合，有利于学生形成健康良好的心态和审美能力。校内建筑建设要考虑与周边环境协调，布局合理，让学生始终处于心情舒畅的环境中，从而安心学习、静心思考，在基础设施上尽量满足学生喜好，使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有放松身心的舒适空间和活动场所[4]。
校园的软环境主要包括学校的校风、师风、学风。这种学校文化，体现在全体人员的共同构建上，体现了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和理念。良好的校风最能体现学校办学特色，是构建学校荣誉、信誉的软实力体现。这种良好的工作作风体现为校领导自身思想过硬，能为学校师生树立良好榜样，使全校上下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氛围。学校良好的教学风气体现在教师思想道德水平和业务能力上，它不仅影响办学质量，对学生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良好的师德师风所起到的模范作用，能够感染每一个同学，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引领作用。良好的学风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热情，能让学生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这种学习环境有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性。
5.重视学生心理环境建设
心理素质培养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建设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离不开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是所有学校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它的实施要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这种教育要与正常的校园环境、学习生活相一致。不同学校可根据学生身心发展需求，组织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活动，可以邀请心理学专家进行心理健康讲座，讲解如何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心理调节，揭示学生心理发展规律，让学生懂得自身心理状态，提高心理素质。同时，要积极主动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的问题。经常举行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心理学知识，能增强学生应对各种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四、建立“三位一体”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建设关联体系
“三位一体”中的三位指的是家庭、学校、同辈群体，这三者之间彼此独立又因学生的学习而相互关联。它们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建设必不可少的因素，学生要想在思想政治教育上产生质变，就要打破它们之间的壁垒，以科学、有效、统一的原则，整合各方力量中的积极因素，使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成为一个优良体系。这需要先确立微观建设环境的总体层次布局，在三个微观体系中，学校教育环境是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制影响最直接、最关键的一环，家庭环境、同辈群体是学校主体影响的延伸和扩充，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起到开展助推作用。在思想政治教育体制下，充分发挥“三位一体”微观环境建设，能促使学生学习素养的形成，形成统一合力。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要从学生学习本质出发，以正确的方式、方法让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逐步培养学生政治觉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水平，增强学生使命感和责任心。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充分发挥学生思想才能[5]，在面对大是大非的问题时有坚定的爱国、爱党、忠于国家的信念。在完善学生思想政治体制微观建设上，要让家长充分认识和掌握教育观念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可将政治思想过硬、有道德心、责任感强的学生家长组织起来，定期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同时，在班干部组建上要选择品学兼优的学生进行担当，教师对他们进行正确指导，充分发挥这些班干部的带头作用。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微观建设，还体现在“三位一体”的制度建设上。要让学生无论在学校、家庭还是社会中，都要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意识，并以此为行为准绳。这些制度的形成，能有效规范学生的行为习惯，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同时，能锻炼学生进步过程中与人交往交流、独立创新的能力，确保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完善。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微观建设与完善，是学生在不同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润滑剂，能有效连接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各部分运作，是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有效补充。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建设好，能有效促进学生在不同时期掌握知识和道德素养的形成。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微观建设，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让学生在不同阶段始终处于正确的发展轨道上，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体系的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1] 陈淑丽，罗洪铁.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及相关概念辨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2）.
[2] 丁力.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创新及其途径[J].思想理论教育，2007（9）.
[3] 王成平，任海涛，魏巍.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机制的构建[J].教育与职业，2007（9）.
[4] 张玉春.用制度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和谐校园[J].发展，2007（7）.
[5] 谢其梅.增强实践意识优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J].中国高等教育，2007（12）.
[作者：王静雅（1986-），女，江西吉安人，赣南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讲师，硕士；方良平（1977-），女，江西万安人，中共赣州市委党校，讲师；谢清平（1979-），男，江西瑞金人，赣南医学院农村（社区）医学教育研究中心讲师，硕士。]
政治文献翻译中微观层次的转换 第4篇
关键词：政治文献,翻译,转换
政治文献包括“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政策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贾文波,2004:63),是一种议论、说理性的政治性文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用这类文本来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阐述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文献翻译不同于其他任何种类的翻译,无论是从精准度的方面还是从责任感的角度都对译者有着特殊的要求。“转换”是翻译中经常采用的翻译手法。该文旨在从这个角度对政治文献翻译进行分析和阐述。
根据Catford(1965:73-82)的理论,微观层面的转移包括层次转换(level shifts)和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该文结合中央编译局所翻译的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选取的例子,来对政治文献翻译中的转换从微观层面,按照Catford提出的层次转换和范畴转换进行分析。
1 层次转换(Level shifts)
所谓层次转换,是指“处于一种语言层次上的原语单位,具有处于不同语言层次上的译语翻译等值成分”。(卡特福德,1991:85)Catford的层次转换包括音位、字形、语法和词汇四个层面,但他认为翻译中惟一可能发生的层次转换就是语法和词汇之间的转移。这种转换在政治文献中十分普遍。
1.1 词语层面的转换
英汉对译中运用词类转换大致有两个原因,一是两种语言的词类系统不完全对应。也就是说,表示同一意义的语词的词性可能不一样,如“确信”在汉语中是个动词,而意义对应的sure,certain则是形容词。又如汉语表示“超过”、“进入”、“穿越”只能用动词,而英语除了动词外还可用介词beyond,into,across表示。一旦翻译这样的词语就会发生词类变化。二是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用词倾向,中国人喜用动词和量词,英美人喜用名词、介词、形容词。翻译中要做到合乎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就必须进行词性转换,如将英语的名词(特别是动词派生的名词)、形容词(动词派生或具有动作意味的形容词)、介词转换为汉语的动词,反之亦然。(田传茂,杨先明,2007:82)例如:
(1)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China is prospering and its people are living a happy life.
汉语原句中的“繁荣昌盛”是形容词,英译后“is prospering”则使用的是动词结构,此处进行了词类转换.
1.2 语法层面的转换
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的语法形式与手段比汉语要丰富,很多英语语法范畴或结构,如时、体、态等在汉语中空缺。而语法范畴或结构是有意义的,因此在翻译中需要对此加以注意,并进行适当的转换。例如:
(1)我们伟大的祖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磨难,我们伟大的民族进行了感天动地的奋斗,我们伟大的人民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业。
Our great country has weathered untold hardships,our greatnation has waged earthshaking struggles,and our great people havescored splendid achievements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此例句中原文“经历了”、“进行了”、“创造了”表示已经完成的动作,英译中通过现在完成时这种语法层次转换,传达了这三个汉语词汇蕴含的“完成”的时态意义。
2 范畴转换(Category shifts)
范畴转换,指“翻译过程中形式对应的脱离,包括单位转换,结构转换,类别转换和内部体系转换”。(卡特福德,1991:89)
2.1 单位转换
语言单位包括句子、子句、短语、单词和词素五部分。单位转换指“原语中某级上一单位的翻译等值成分为译语不同等级上的单位这样一种形式对应的脱离”(卡特福德,1991:92),即指语言五个单位之间的转换。
例如: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党和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fought through the Northern Expedi-tion,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the War of Resistance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 28 years,during which they defeated Japanese imperialist aggressors,over-threw the Kuomintang reactionary rule and established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
在此例中,英译将汉语原句的句序做了调整,将through the Northern Expedition,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the War of Liberation放在The Party and the people后,并且使用in 28 years这样一个介词短语,使句子语义连贯、流畅,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2.2 结构转换
结构转换是翻译中常发生的范畴转换,而其中被动形式和主动形式之间的转换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最为普遍。例如:
(1)90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了。
The CPC was founded 90 years ago today.
此例句汉语原文是主动句,而英译则转换成了被动句。汉语使用被动语态的频率要远远少于英语,而且常用主动形式表被动含义。因此,汉英翻译中经常需要将原语的主动语态转换为被动形式来突出重点,通过结构转换准确地再现了原语信息。
(2)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不断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该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We will continue to develop a national,scientific,and popularsocialist culture oriented toward modernization,the world,and thefuture.We will increase the public appeal of the advanced socialistculture,and promot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al and ethical progress and material progress.We will steadily in-crease the whole nation's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let people enjoyricher and more colorful cultural life,and we will make sure thattheir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better ensured,and com-prehensive progress is made in their ideolog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and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levels.All these efforts are de-signed to create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the Chinese nation.
在原文例句中,“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主动句,是前面陈述“坚持文化”、“推动…”、“开创…”后的目的,而在英译中,根据前面的行文使用了很多“we will…”,就承接上文在这里添加了“all these efforts”转换并且使用了被动句来表达原文涵义。
2.3 类别转换
类别是“根据其在相邻高一级单位结构中的作用而划分的特定单位成分的组合”(卡特福特,1991:91)。当“译语单位的翻译等值成分是一个与原语单位处于不同类别的成分时”,就产生了类别转换。(同上)
例如: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发展前景。
The birth of the CPC was a natural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as the indomitable explo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survival of the nation.The birth of the CPC p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n the right course,gave the Chinese people a powerful motivation and created brightprospects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汉语原句中是“中国革命”、“中国人民”、“中国命运”在英译中被转换为宾语,译文地道流畅,准确地表达出原文意思。
2.4 内部体系转换
当原语和译语具有形式上大致对应的结构,而翻译时需要在译语体系中选择一个非对应的术语时,内部体系转换就会发生。在政治文献的翻译中,内部体系转换主要体现在党政机关名称的翻译上。
例如: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继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Since the Party's Sixteenth National Congress,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united with and led the entir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following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fully implementing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energetically promoting scientificdevelopment and social harmony,and continuing to advance the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building a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汉语中“党中央”和“党的十六大”属于专有名词,英语中专有名词出现时不仅要大写而且要在专有名词前加定冠词“the”。
3 结束语
政治文献的汉英翻译不仅牵涉语言文字、文化背景、翻译技巧等语言和翻译方面的知识,而且涉及包括国家利益、大政方针、领土、主权等政治方面的问题。同时它还会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外国人对我国现状的了解。翻译的难度不言而喻,但是只要我们紧跟时代步伐,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政策,深入了解汉英语言文化差异,不断丰富双语文化知识,进一步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就会逐步消除文化信息传递障碍,攻克难题,译出政治思想鲜明、符合外宣要求、体现原作内涵和风格,贴近国外受众思维习惯的佳译。该文对政治文献翻译中的转换所做的分析和阐述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希望本研究能为政治文献的翻译起到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Catford J 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on Ap plied Linguistic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贾文波.汉英时文翻译——政治经济汉译英300句析[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3]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穆雷,译.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4]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田传茂,杨先明.汉英翻译策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微观世界 感想 第5篇
没有字幕，没有解说。有的只是纯粹的自然。这是我对这部纪录片感受。
用独特的角度把蚱蜢，螳螂，毛毛虫等小动物的一举一动纪录了下来，伴随着它们与活动的声音，让人有种从喧嚣的城市来到大自然清新的感觉。
微观政治学 第6篇
关键词：人肉搜索,侠客文化,政府行为,微观政治
从2001年至今, “人肉搜索”已经经历了从纯娱乐、恶搞性质, 到道德、正义的维护者, 再到网络反腐这三个阶段;逐渐深化, 被网民赋予了道德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本文将主要从人肉搜索的第三阶段, 即人肉搜索对政府官员和政府形象的影响方面, 来展开探讨和研究。
网民自发的“人肉”行动并非毫无瑕疵。在正义的交响乐奏响的同时, 也不时有一些不和谐音符传入公众的耳朵:侵权、网络暴力、信息滥用、传媒炒作抑或是传媒假事件诸如此类。古代“侠客”除暴安良、惩强扶弱, 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 却并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与支持。它与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行为主体不谋而合:道德的捍卫者受到法律的审判, 正义的维护者被视为网络暴民加以“管制”。
一、互联网时代的侠客情结
(一) 中国古代的侠客文化
1. 侠客文化释义
侠客是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特殊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群体, 从春秋战国时期首次登上历史的舞台, 到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司马迁的《史记》首次为侠客立传, 此后《汉书》也专门设有游侠篇, 至于后世, 在诗词曲赋中, 侠客更是屡屡成为被歌咏颂扬的对象……有关侠客的故事不绝于书, 一直受到作者读者的热心追捧, 由此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 即侠客文化”[1]175。笔者认为, 这里所定义的“侠客文化”有三层含义:第一, 侠客文化是一种文本样式, 古人对侠客所作的诗词
政府行为微观政治
歌赋本身, 具有相当文学研究价值的文化文本。第二, 侠客是受人崇尚、尊重的一种人格、职业形式, 即使不然, 他也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第三, 侠客文化更包含精神层面的意义, 即自古以来的“侠客情结”, 其目的就是除暴安良、惩恶扬善, 最终树立起代表正义的英雄形象。“从侠客身上折射出来的是中华法文化中的道德与法的纠葛, 私力与公力的冲突”。[2]3它与互联网时代人肉搜索行为主体不谋而合:道德的捍卫者受到法律的审判, 正义的维护者被视为网络暴民加以“管制”。
2. 古代侠客群体的结构分析
古代侠客虽然一直处于法与里的纠葛之中, 然而, 它的社会影响力不容小觑。诸多文献对“侠”的评价甚高。司马迁对“侠”作出如此评价:“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成”;唐人李德裕言:“夫侠者……必以节义为本, 义非侠不立, 侠非义不成”。[3]176“侠”集信、节、义、德于一身, 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评价。然而, “侠客”群体的成员结构与他的高社会评价并不呈正相关;相反, 侠客情结为平民百姓、社会底层人民所独有, 与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士大夫贵族有明显的区隔。综上可知, 一方面, 古代侠客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群体, 其行事方式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力与号召力, 备受百姓追捧;另一方面, 他们除暴安良行为合理而不合法, 逾越法律底线, 影响士大夫阶层利益。这对古代封建集权国家来说, 侠客群体对统治者形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恐慌, 为体制所不容。
(二) 大众文化塑造的英雄侠客形象
事实上, 大多时候人们谈论的侠客都是经过媒介传播的“英雄侠”, 即大众文化所塑造的英雄侠客形象;它是经媒介过滤、筛选、把关后的结果, 而并非历史的、真实的“侠客”, 本文也不例外。笔者认为, 除以上提到的侠客所持有的特征外, 大众文化塑造的侠客文化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 侠客都是自由人, 以道德准则为生活、生存信条, 不受法律管制和约束。大众文化所塑造的侠客无后顾之忧, 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人。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 社会本该以道德维系, 而非强权。他们唯一信奉的就是江湖道义, 因此行侠仗义、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即生活之本。第二, 侠客有过人的技能, 总能在危急时刻险境还生。武侠小说中此特征表现为超群的功夫, 而在互联网社会中表现为信息掌握能力, 进而成为意见领袖。第三, 戏剧性的人生经历。侠客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英雄的身后也总会留下许多传奇的故事;而在网友发起的人肉搜索行动中, 也不乏刻意将人物、细节戏剧化、妖魔化者, 制造更多不为人知的“背后的故事”, 从而引起更大的舆论效应并造成社会轰动。这与古代英雄行侠仗义不留名有着莫大的不同, 这与现代社会、大众文化的发展不无关系。第四, 讲究民族大义然而却淡泊功名。大众文化塑造的的“英雄侠”总是隐居在“山野丛”中, 一旦遇到国家、民族危机, “大侠”们纷纷“弃暗投明”, 为保卫国家子民、民族存亡而战。而大多数时候, 参与人肉搜索的网民却少了那份民族大义———或根本没有资格谈论, 更多的侧重于社会内部的道德谴责与规训。
二、“网络侠客”的造就———人肉搜索产生的原因
童大焕认为, “诚如贪污腐败不是华人政治的特质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就是世界廉洁的榜样) , 国内‘网络红卫兵’在私人领域中的集体语言暴力和道德迷失, 也不是中国网民的特性。我更愿意看成是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失去信心和耐心后的一种发泄, 在一种暂时的、局部的‘胜利’狂欢中获得快感, 同时也自我麻醉。现实的无力感迫使一些人转而从比自己更弱小的身上发泄不满、寻求自己力量的‘证明’, 而集体暴力是最能体现这种力量又无需承担个人责任的渠道。一些人过后会觉得无聊, 但过程的快感依然具有持续的吸引力。”[4]人肉搜索的产生并不是简单的网络事件所能解释的, 它是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四者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是互联网虚拟社会中的独特产物, 是中国人的侠客情结在现代社会的彰显, 是现代社会公众情绪释放的依托, 更是社会转型这一大背景下结果。
(一) 虚拟与现实的自由
网络虚拟社区赋予网民两种自由:一是穿梭于现实与虚拟的自由, 一是在虚拟空间匿名存在、体验的自由。再者, 网络的互动性使网民集传受双重身份于一身, 网民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发挥。现实社会的约束在虚拟空间中得以释放, 几千年积淀的“侠客情结”终于在信息社会中找到新型安身之所。虽然是虚拟社区, 但网民的侠客情结并没有衰减, 反而以新的方式———人肉搜索———酝酿、萌芽、发展, 并逐渐涉足政府这一敏感领域。“在封建社会里, 所谓为强为恶者, 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 或为贪官污吏, 或为豪强劣绅, 因此, 侠客的剑锋所向, 大抵在统治阶层。”[5]近年的人肉搜索案也有此发展趋势, 转剑锋为笔锋, 口诛笔伐, 网络反腐、惩治官员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面对人肉搜索, 传统媒体反而有被边缘化的趋势。首先, 传统媒体受众的客体地位, 使其产生被动心理, 没有主动发掘真相的敏感意识。其次, 以传统媒体为依托, 传受二者尚且缺乏必要的沟通, 更何况受众之间。受众之间缺乏交互性, 难以做到一呼百应。因此, 人肉搜索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现实的束缚在网际得以释放, 中国人的“侠客情结”变梦想为现实。
(二) 一呼百应的网络“群侠”
人肉搜索令之所以能一呼百应, 原因之一在于:“网络侠客”与古代社会的“侠士”不同, 他们不再是单独的个体, 而是以群体的形式散漫于网际之间;其中大多数并非职业“侠客”, 而是出于正义的路见不平、锄强扶弱。正是因为人肉搜索行为主体的群体性特征, 出现网络侵权、网络暴力等情况时责任追究困难, 进一步助长了网络人肉搜索这一“狭义”行为的风靡。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网络是现代人情绪宣泄的最佳场所。现代社会的复杂造成人性浮躁, 快餐式的迅速的、廉价的、刺激的事物更能引起公众蜂拥而上。令网民发起人肉搜索的事物大多道德缺失或逾越法律底线, 激发了公众的“侠客情结”, 加入道德捍卫者的行列;在虚拟空间中体验英雄侠客维护正义的角色, “铲除”破坏社会秩序的个人或群体, 使现实中压抑已久的沉重心理终于得到释放, 对于心理平衡具有极大的作用。尤其是人肉搜索对象为政府部门官员时, “网络侠客”的弱势群体地位越加凸显;一旦成功, 其自我认同感和满足度也随之升高。
(三) 政府功能性的缺失
当社会秩序紊乱, 需要在民间组织力量督促之下政府才有所行为时, 即政府功能的缺失。人肉搜索行动目前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政府官员腐败、巨额公费花销、道德品格低下, 皆在网民人肉搜索下无所遁形。政府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行事被动、表现欠佳。政府部门未能防患于未然或是第一时间发现政府内部存在的违规违纪、贪污腐败等现象已经致使平民百姓深受其害;在网民对政府内部的黑暗角落和问题官员发出批评、质疑之声时, 政府反应又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公众未能得到政府部门及时的回应, 或是相关部门的解释明显有失偏颇时, 网络声讨愈演愈烈, 政府形象严重受损。
在周久耕事件中, 网友对周久耕的声讨经历着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从对周久耕个别官员作为的质疑, 逐渐演变到对周久耕腐败的声讨, 最后发展到对官员群体的质疑。最后各地官员人人自危, 纷纷亮出自己没戴手表的胳膊, 以示清廉。在这一例人肉搜索案中, 政府部门主要有两重功能性的缺失。一方面, 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不合理。周久耕被网友人肉搜索缘起于他“处理降价开发商”的不当言论。面对房价居高不下, 远远超出百姓承受的范围, 政府部门首先考虑的非但不是如何解决百姓的住房难问题, 反而是房地产商的利益均衡问题。这种为权势服务而不为百姓服务的官终被撂倒。另一方面, 政府部门危机处理不当。面对突发危机, 政府部门沿袭传统的回避、不予回应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形势。第一, 网络谣言和人肉搜索挖掘爆炸性新闻加大了危机发生的概率;第二, 公众的广泛参与扩大了危机的规模;第三, 信息的重复性传播使得危机延续的时间加长, 大量的非公众向公众的转化使得危机给政府造成的损害加重[6]。政府面临公众问责, 一味的沉默并不能消解质疑, 反而使更多的非公众向公众转化。政府必须立即组织危机应对小组, 查清事实真相, 通过发通告或新闻发布等形式解答公众疑问, 消解公众情绪。政府形象的修复远比化解危机的难度更高, 必须在危机爆发之前转危为安, 否则亡羊补牢, 为时晚矣。
(四) 社会转型期的必然
布尔迪厄“在分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变时, 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在传统社会中, 权力是以一种捍卫正统排斥异端的形式运作的, 因此, 本来属于真—伪的问题, 在传统的权力关系中都会转化成友—敌逻辑。”[7]14古代侠客为官方所不容, 触犯法律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 法律也是集权者维护集权统治的工具。侠客在惩奸除恶的过程中破坏了社会上层集团格局, 打破权势阶层的利益分配, 因此被统治阶层排斥在敌对立面。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不同, “如果我们把分析的焦点指向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 那么, 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正在从一元的社会走向多元的社会, 从平均主义的社会走向分化的差别社会, 从官本位的社会走向市场化的社会, 从身份的社会走向契约的社会, 从政治社会逐步转向市民社会等等”[8]8。因此, 这是各个“场”逐渐从政治系统中分化出来, 完成各领域建立“自律”体系的过程。互联网人肉搜索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公众希望在网络中建立一套特有的机制, 惩治合法而不合理———法律底线之内的道德损毁与缺失, 维护国家、法律无暇顾及、忽视的弱势群体。
社会转型阶段, 国家政策、体制和法律的改革滞后于国家经济发展进程, 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浪潮不断产生新生事物, 新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条款或经验性个案进行责任追究, 造成了极大的法律缺口与漏洞。人肉搜索的归责问题困难, 从根本来说即社会转型期法律改革的步伐远落后于社会发展进程, 导致各界对人肉搜索行为争议不休, 但明令禁止却又无据可依。
三、人肉搜索:一种微观的权力反抗
“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代表的史官们对侠客褒贬不一的评价体现了侠客尴尬的地位, 韩非子从法家的立场出发, 认为‘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 视侠为祸害国家的五种害虫之一;而司马迁则在道德观念上为侠正名:‘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9]3由此可见, 自古以来对侠客的评价存在分歧。“道德与法的纠葛, 私力与公力的冲突”是侠客文化在中国发展、传承的最大阻碍。
中国封建社会, 官府苛捐杂税、战争与豪强欺凌, 无权无势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备受摧残;锄强扶弱、劫富济贫的侠客是他们精神的寄托。侠客维护社会道义, 站在了统治者的对立面, 受到官府的打压, 这就是古代侠客的社会处境。这与现代人肉搜索行动不谋而合, 同样是捍卫道德正义、除暴安良, 然而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备受争议。笔者认为, 网络人肉搜索不仅是对古代侠客精神的延续, 它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 尤其是当人肉搜索的触角延伸到政府部门时, 是公民行驶权力, 参与公共事务的开始。当然, 人肉搜索作为网民网络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并没有构成宏大的政治叙事, 它只是一种微观层面的权力反抗。
(一) 人肉搜索与微观政治
与微观政治相对应的宏观政治是系统的、中心的、一元的宏观层面的政治, 它关注于改变经济和国家的结构, 它强调国家作为唯一的权力组织。然而福柯并不赞同这种一元的权力体系, 他认为, “权力不仅仅存在于国家宏观的领域, 而且伸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10]71。国家与国家机器、宪法和法律不能完全等同于权力, 相比于前者, 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渗透性”。微观政治主要从如下三个维度对宏观政治进行解构:其一, “以国家统治权为中心的宏观权力到多元的微观权力”;其二, “以阶级为主体的中心反抗到多元微观的非中心反抗”;其三, “从元叙事的同一政治到小叙事的差异政治”[11]72。
网络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民自发的临时性公众行为, 没有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游戏规则, 却能在网络喧嚣中达成同一, 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 进而影响行为人日常生活、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政府决策。
首先, 人肉搜索是一种边缘的微观权力, 它并没有涉入或者说根本无法涉及经济、政治的中心。互联网连接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 在地域层面上形成了非中心的、多元的的权力参与。它更多地关注社会道德、公众价值观念等人民日常生活中可触可及之事务, 它们一般并不构成影响社会安定与国家稳定的条件, 是一种边缘的非中心的微观权力参与。其次, 人肉搜索形成一种微观的权力反抗, 它并没有将矛头直指国家与政权, 而是将焦点集中于与他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领域。即便偶尔涉及政府部门或相关公职人员, 人肉搜索引发的舆论焦点也只是集中于个别行为人的操守或不健全法律法规。当然, 这与国家对于公众话语的管制也不无关系。再者, 人肉搜索只是公众的一种话语体验, 它并没有形成同一的、系统的话语体系, 它只是互联网时代所提供的相对宽松的话语环境中的一种权力体验。
(二) 促进官本位向民本位的转化
当公众遇到困难, 首先考虑的不是通过合法的、正当的渠道解决问题, 而是通过求助于民间“侠客”群体, 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 迫使政府部门予以关注, 此时政府对于百姓之信度已经大大降低。发展到第三阶段, 人肉搜索对象以政府官员为主, 即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 民告官的成功案例寥寥, 这与中国几千年传承的官本位思想和政治文化有着直接关系。
所谓官本位, 它是相对于民本位而言的, 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第一, “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 “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 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 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第三, “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伪标尺, 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心理”;第四,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敬官、畏官的社会心理”[12]。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形成的官尊民卑的心理格局, 是现代社会官员工作生活作风、执行社会公共事务最大的绊脚石。在林嘉祥猥亵女童案中, 网友之所以对其进行人肉搜索, 原因有二:第一, 林嘉祥的“京官”身份。他以“京官”自诩, 与市长同级别, 更是放出狠话“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 敢跟我斗,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林嘉祥的语言有很强的官本位。他以官阶来衡量个人的存在价值, 彰显自己的权力优势对老百姓进行呵斥、恐吓, 很明显地将官本位意识体现在个人的日常语言和行为当中, 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公众来说, 尤其是虚拟空间中的网民来说是极为可笑并令人憎恶的。不仅如此, 他还以自己的官员身份俯视公众, 试图通过权力的威慑力来压制百姓的声音。第二, 事件中的“受害者”是11岁的女童, 属于社会弱势群体, 激发了广大网民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与保护心理, 即中国人惩强扶弱、维护社会道义的侠客情结。在中国官员的思维中, 仍保留着古代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这也是影响政府形象的最大症结之一。面对全球化的冲击, 中国政府要树立开放的、民主的、现代的政府形象, 必须从作为个体的官员抓起, 以民本位思想替代官本位思维。
改革开放前, “政治系统以其总体系统的机能和普泛化运行机制, 广泛地深入到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特定的意义上看, 改革开放以前的各种经济活动和文化活动, 都明显地受到政治的强有力控制。或者说, 任何非政治性的经济或文化活动都是政治性的。经济和文化变为政治的直接延伸。”[13]12以政治目标为运转中心的社会系统, 不存在各自领域的利益均衡, 一切皆为政治系统服务。因此, 政府部门、官员拥有着天然的优越性。而在逐渐多元化、市场化的的今天, 政府系统的中心地位趋于消解, 市民社会逐步建立, 从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向强国家—强社会的模式演进。人肉搜索就是公众在虚拟空间中对政府中心地位的挑战, 虽然它目前尚未成熟,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与探讨。
(三) 人肉搜索与市民社会
“传播空间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 传播的赌注是力量关系在调节中的权力和反权力。所有的权力同时是权力和反权力, 谈判或臣服。”[14]草根新闻是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权力的体现, 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行为、官员作风起到了监督、限制的作用。
人肉搜索不仅是对事实的公布, 更是像“扒粪者”一样挖掘真相背后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它对政府官员的搜索与揭秘, 是对“全能主义政治”体系的解构。人肉搜索是网络虚拟空间中建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一种形式, 虽然这种形式并不完善, 甚至常常引起法律领域的争论。
市民社会“最初的含义是指古希腊的城邦社会, 在成帮众, 国家与社会是结合在一起的, 公民参与城邦的活动, 就是他们利益的表现形式, 也是他们自由的体现”, “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概念”。[15]93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批评监督, 从而形成公众舆论, 以影响国家权力机构的决策”[16]92。在最近发生的几起对直接针对政府的人肉搜索事件中, 网民表现了对政府官员作为的极度不满, 制造强大的舆论压力, 迫使政府部门不得不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对问题官员调查惩处。在林嘉祥事件中, 虽然最终证实其并没有实施猥亵行为, 但其言语中却透露出官员以权欺人的蛮横霸道之气, 这是在现代民主社会所不容的。“最牛房产局长”周久耕, 因为不为老百姓利益考虑的言语而被网友搜出其天价烟和名表豪车, 最终被撤职查办。新余和温州出国门事件中, 政府官员假公济私, 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公费出游, 原本不透明的政府开支被网友公之于众, 立即引起纳税人的强烈质疑, 最终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对相关官员和旅游团相关人员进行处分。这是网络虚拟社会中市民社会对抗政府灰暗面和问题官员取得的初步成功。有理由相信, 在法制更加健全、社会越加民主的未来社会, 网络虚拟空间中的市民社会将更加强大, 并取得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3]崔玉霞.古代侠客文化与现代网络游戏[J].江西社会科学, 2005 (1) .
[2][9]蔡莉敏, 陈晨.骑士、侠客与法文化[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4 (4) .
[4]童大焕.“迁怒”与网络暴民及其他[J].中国社会导刊, 2006 (14) .
[5]陆草.中国人的侠客情结[J].寻根, 2003 (4) .
[6]李杰, 熊英子.刍议网络环境下的危机公关[J].商业时代.理论, 2004 (35) .
[7][8][13]周宪.文化表征与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0][11]李素艳.从宏观政治转向围观政治——解构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维度[J].理论探讨, 2009 (4) .
[12]百度百科.官本位[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15100.htm.
[14]陈卫星.传播的观念[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