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政府和企业

2024-05-05

大学、政府和企业(精选12篇)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1篇

硅谷之所以称为硅谷, 是因为1971年美国一家半导体杂志使用硅谷这个名称。最早在美国一条街道上的车库旁立着一块由加州政府写着“硅谷诞生地”的碑。比尔·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在车库里创造了惠普, 而他们正是斯坦福毕业的学生。两人各有所长, 在创业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他们的努力下完成了第一个产品音频振荡器。自此以后, 在他们的领导下惠普在电脑界有了不俗的成绩。惠普公司开拓创新的精神、不屈不挠的必胜意志和坚持不懈、勤奋工作的作风已受到世人的普遍称赞, 认为它是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高技术公司。

二、早期美国国防军费对硅谷的支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旧金山吸引许多人投入了军事建造中, 美国政府给予大学实验室军事拨款带动了该地区军工行业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为加利福尼亚北部经济转型做了很大的贡献。在雷达、固态电子学与计算机方面, 他们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新的技术和成熟的企业一起促成了新企业。大量的斯坦福科研教学人员都参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研究中。硅谷早期是由美国国防工业支撑的, 军事拨款在硅谷发展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50年代、60年代早期的时候, 光美国国防部购买的硅谷的芯片就占了硅谷芯片总产量的4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政府和企业一起开发国防技术, 加快了国防用品消费市场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风险资本兴盛前, 联邦资金不容置疑的推动了硅谷的创业和技术的进步。

三、政府对企业的扶持政策———以圣和西市为例

圣和西坐落于美国加州的北部, 属于旧金山海湾区。圣和西的创新精神使其成为硅谷的首府, 领导着世界的创新。圣和西地区拥有5900家企业, 其员工超过5万人。圣和西政府给予企业相应的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硅谷地区提供了一流的办公楼场所和快捷的交通系统, 在企业振兴区的企业享受政府激励措施。激励措施包含:1.销售和使用税减免企业用于购买加工产品的机器及设备的费用可以抵免8.25%的州所得税。企业首次购买或租赁设备的成本达到两千万美元, 企业可以申请减免2.员工少于35人的小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措施, 用于建设新的厂房或者租用厂房房租上可享受50%的折扣消费税。3.雇佣以下类别 (如伤残军人、儿童看护者、低收入者、失业者、少数族裔等) 的企业可以申请5年的税收抵免用于发放工资。4.企业振兴区内专用的部分有形财产, 抵扣额度可以高达2万美元。5.100%的经营净亏损可在15年内结转, 以降低随后若干年应纳税收入的总额。6.该区域内的员工的个人所得税可以部分减免, 减免额度是工资的5%, 不得超过525美元。7.圣和西政府的职业计划为当地居民和企业提供了便利。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培训以及就业信息。

四、政府对大学政策上的支持

美国硅谷模式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校企合作的开展。美国政府在法律和政策上都给予了硅谷企业特殊的政策。1980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通过了Bayh Dole法案, 美国高校有权利将研究成果的专利权授予企业, 可以采用独家许可或非独家许可的形式。此外, 美国政府规范了校企合作中的细节尤其是知识产权相应的政策措施。这样一来很好的保护了高校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避免了一些合作产生的矛盾, 促进了双方的和谐发展。

另一方面, 斯坦福在校企合作模式上也制订了相应的管理政策方便了合作提供便利, 保证合作的有序进行。在这些政策的制定上, 斯坦福站在了企业的立场和需求形成了便利的合作流程。斯坦福定期在网站上更新本校最新的专利成果和项目合作动向。相应地硅谷地区企业也可以在相关网站上看到最新的合作意向信息。同时, 斯坦福在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学严密的体系, 同时保护了学校科研人员的合法权益又调动了企业的合作积极性。

五、硅谷企业的成长研究

硅谷其实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 系统中包含各种高科技企业这类的资源。这个生态系统主要是由以下资源组成的:

(一) 密集的、有实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硅谷地区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更被有些学者比作“地区发展的催化剂”。硅谷孕育着世界一流的高校与科研机构, 这就为当地的企业提供了雄厚的研究基础。斯坦福这类的学校就为硅谷企业提供了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支持, 带动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的行业创新发展。

(二) 充裕的风险资本

较之传统企业, 高科技企业融资多了高风险性和高投入性两个特征。美国风险资本的规模也逐渐地变大, 从最初1980年的6亿美元到后来1999年的200亿, 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从500家暴涨到2000多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将近一半落户于硅谷, 硅谷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风险资金。硅谷的风险投资给高科技企业创业和创新带来了持续的资金, 也给予了企业关于技术、人才、管理、营销到融资上市等一站式的支持。

(三) 独特的企业家与创业精神

硅谷之所以世界闻名还因为它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斯坦福学校就培养出了许多成功的创业家, 以至于斯坦福被称为“企业家的摇篮”。硅谷拥有一种鼓励人们从企业中独立出来创业的精神。失败对于硅谷企业家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人们并不以为然。他们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创造的失败孕育着成功”、“失败对人的发展是一种财富”。

(四) 高效、高度专业化的市场服务体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硅谷拥有的专业化服务公司的数量不断激涨, 大大小小企业的员工数量也在成倍增长。高效率的专业化服务节约了时间与管理成本, 为创新高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带来时机。市场帮助解决其他方面的只能而企业只需要专注于内部的企业职能。

六、总结

本文美国政府早期对硅谷企业的支持, 揭示了早期硅谷的发展支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政策扶持, 也是值得我国科技产业园所借鉴的。硅谷地区大学尤其以斯坦福大学为首的高校对学校与企业联合创业的鼓励, 也是今后硅谷地区高校发展的指向标。硅谷地区企业文化的内涵也是各大大小小企业不断前进的动力。风险投资对硅谷高新技术公司的创新、创业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风险投资的注资, 高新科技的理论变为现实, 项目成为产品, 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总而言之, 政府对企业、大学的支持, 企业对失败文化的包容, 还有学校对企业的技术支持, 都是硅谷成功的必要因素。

摘要:美国政府在硅谷早期的发展中是必不可少的成功因素, 硅谷企业有效率的操作是硅谷领先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 斯坦福工程院前院长弗里德利克特曼引领了硅谷中企业和大学共同发展的潮流。本文旨在分析美国政府、企业与大学三者的互动与配合经验, 来启示中国科技园的发展。

关键词:美国硅谷,企业,合作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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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坦福大学官方网站[EB/OL].http://www.stanford..edu/.

[5]罗良忠, 史占中.硅谷与128公路—美国高科技园区发展模式借鉴与启示[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3, 12 (49) :53.

[6]钱颖一.硅谷的故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0 (1) .

[7]文钧.风险投资在美国硅谷创新体系中的作用[J].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2006.10.

政府在大学生就业中的角色和责任 第2篇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虽然目前政府部门对解决大学生就业提供了种种政策扶持,但是总的来说仍然不能满足需要,通过营造一个政策、法律都完善的就业环境来保障就业是十分迫切的。搜寻我国现有研究,不难发现关于大学生就业政策的深度研究极其缺乏,大部分仅停留在现状描述上。从实践中看,相关政府部门在开展工作时仍没有对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般就业政策的差异有更为深刻的认识,这使具体的政策在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缺乏针对性。并且人才政策的落实往往忽略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意识,使人的创造性不能充分发挥,这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长期人才培养都是不利的。政府对人才进行长期的培养,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其领导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分析我国的就业形势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色,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发挥其作用。1.政府应该注重宏观调控机政策服务体系的构建,就业保障是失业保障的新发展。

就业保障的主要功能是保障就业,并且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或公共部门能够站在政府的角度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便利。这方面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自日本劳动省启动了“全面就业支持计划”后,日本政府又启动《第九个基本就业计划》,其核心目标是创造工作岗位和提供稳定就业,以应对经济与产业结构的变化;通过制度改革支持创立新企业,促进新兴与成长型产业的发展。

做好企业和政府的桥梁纽带 第3篇

会上,杨纪朝做了题为“纺织行业当前形势分析”的报告。他指出,从今年纺织行业经济运行各项数据表明,纺织业不仅是数量复苏,而且是优质复苏,并着重强调了纺织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终将保持持续发展的各项基础条件,对深圳市纺织行业的转型提升和持续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赵强对深圳市纺织行业协会提出了三点希望和要求:一是协会应该办成会员的贴心人,团结会员,反映会员的心声,维护会员的权益;二是协会应该成为政府决策的好参谋,及时收集、汇总、分析行业信息,尤其是会员企业的调研工作;三是协会应该是企业与政府的桥梁纽带,推动行业规范运作,使得会员企业遵守法律,诚信经营。

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两会”理事会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四年来为行业发展提升所作出的成绩和努力。大会推选产生了深圳市纺织行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一致同意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为会长单位,推选纺科院深圳分院主任刘士杰出任会长并出任协会法定代表人。

大会通过了深圳市纺织工程学会第四届理事会推选名单,共有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26 人。理事长由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深圳分院主任刘士杰担任;聘请吴桂贤、杨纪朝、管同科、董炳根、梁满林、熊维信等6人为名誉会长;聘请赵强、迟宗君、狄剑峰、张景升、魏保平、周永凯、卢嘉达、梁子、祝成炎等9人为专家顾问。

企业家和政府是精神恋爱关系 第4篇

万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年万科在市场巨大调控的过程中, 销售额过了1000亿。大家知道, 董事长王石很另类, 万科的文化是不怎么跟政府沟通的, 而且我看到过很多次他不给政府面子, 政府说把这个地给你, 你要答应什么条件, 他给领导面子, 来谈了, 但谈条件, 王石还是走, 大家很恼火, 搞得领导下不来台。可是, 等当地政府换了领导, 又把他叫过去, 给他们机会, 因为知道万科是个好企业。在一个省会, 曾经一个领导因为王石不给面子要给他踢出去, 但是现在换了的领导又承诺给万科待建的地将近600万平米。

这说明不太重视关系的人, 其实在中国也能活得很好。就此我想讲两个观点, 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跟政府的关系?从万通来说, 我们跟政府的关系是精神恋爱的关系, 但不是偷情的关系。包括所有政府的人, 我们都很尊敬, 尽可能的沟通, 但是彼此要互相尊重。我看到了万科, 看到了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 完全靠市场, 靠专业能力, 现在叫“三好学生”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5篇

调查目的: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如今的社会背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随着社会背景的变化,人民对于党和政府的认同状况难免会发生改变。这其中,作为祖国发展生力军的青年大学生对党和政府的认同又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进行了此次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

调查时间:2013年11月25日

调查对象:郑州大学学生

(调查对象中党员占4.51%,团员占91.73%,普通群众占3.01%,其他占0.75%)

调查方法:问卷式

调查地点:郑州大学图书馆三层,南2203教室,数207教室,松园18号楼

问卷发放与回收情况:本次调查共发出15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34份,收回率89.33%

调查内容:有无入党打算,入党动机是什么,对党有何了解,对我国的法律建设有何看法,对目前社会风气和经济发展是否满意,对国家依法治国绩效和制度化程度是否满意,是否会为党和国家牺牲,是否认为要对国家权力机关加强监督,是否信任政府颁布的制度,以及最关心我国现行的哪个政治体制

主要调查内容与简要分析:

一.对党的认识状况

调查发现,有31.34%的学生很坚定的想要入党,有56.72%的学生想过入党,只有5.22%的学生从未考虑过入党,另有6.72%的学生觉得无所谓。整体来说学生的入党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可是在问到对党的了解程度时,只有6.98%的学生对党比较熟悉,有58.14%的学生大致了解,有33.33%的学生不是很了解,只有1.55%的学生对党完全不了解。从这里可以看出,不少学生入党有些盲目,不清楚真正的入党目的。

然而,当问到“大学生入党的动机”时,严重的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只有16.78%的学生是因为信仰共产主义才加入共产党,有69.80%的学生是为了个人发展才加入党的,另有

6.71%是盲从他人而加入,6.71%是应长辈要求而加入。由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入党的动机已经不那么纯粹,一大部分人是为了个人的发展而入党的,这与党的宗旨完全相悖。

在接下来更深层次的问题中,我们问到“当党和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你会不会贡

献出自己的生命?”。结果有31.34%的学生完全会,有36.57%的学生表示看情况,有16.42%的学生不会,还有15.67%的学生回答说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问题的严重已经不言而喻了,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为我们换来的安宁生活似乎在某些学生看来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想存在于大学生的思想里,无疑会成为贻害无穷的毒瘤。

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对党的认识已经有些扭曲。在他们心里,党不再是一种精神信仰,反倒成了一种可以为自己谋福利的工具。长此以往,党的优良作风势必会受到影响,党员的素质势必会有所降低。因此,在大学生人群中普及党的知识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二.对政府的认同状况

在这个大框架内,我们设计了8个小问题。

首先,我们设计了属于同类的四个问题,调查结果如下

关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有10.61%的的学生对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十分满意,有74.24%感觉一般,有11.36%的学生不满意,另有3.79%的学生对这方面不太了解。

关于“对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绩效和制度化程度是否满意”,有15.91%的学生十分满意,58.14%感觉一般,22.73%不满意,还有7.58%的学生对这方面不是很了解。

关于“对现在的社会风气是否满意”,有1.50%的学生十分满意,有55.64%的学生感觉一般,39.85%的学生不满意,另外有3.01%对这方面不了解。

关于“改革开放至今政府的成绩评价”,有40.44%的学生认为很大,47.06%认为尚可,9.56%认为一般,只有2.94%的学生认为不理想。

从数据可以大体上看出,大部分学生还是比较认同政府的成果的,这说明我们的政府在国家发展上成绩显著。

其次,我们问到了大学生是否信任政府颁布的政策,结果有90.30%的同学表示信任。这说明,政府的权威性扔在,大学生还是很信任政府的。同时在问到“是否需要对政府权力机关加强监督”时,有91.73%的学生选择十分需要。对比来看,这说明虽然政府的威信没有降低,可是某些不遵守纪律的政府干部已经给政府脸上抹黑了。对于这种现象,政府应该坚决打击。

最后,我们设计了两道关于制度方面的问题,调查结果如下

在问到“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建设的看法”时,有6.02%的同学认为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89.47%的同学认为依然任重道远,有3.76%认为基本停滞不前,只有0.75%的学生认为发生了倒退。

在问到“你最关心的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时,有14.18%选择了多党合作制,34.33%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22%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46.27%的学生选择基层民主选举制

度。

从数据上分析,大学生对我国法律制度的了解还不够全面,认为我国的法律制度建设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小结与解决办法:通过此次问卷调查,值得肯定的是在党的带领下中国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挨冻受饿到基本小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政府颁发的政策能够让大学生信服,学生对政府的信任度依然很高。大部分学生还是十分热爱祖国的。然而,凡事无完美,我们发现了以下两点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解决办法

1.入党目的不纯粹。

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工作压力的原因,也有大学生自身素质不够的原因。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党组织要积极开展党的知识,党的精神的教育活动,另一方面大学生要培养一种高尚的情操,少些铜臭味,多些学生应有的书香味。提升自己的精神素养,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

2.爱国意识减弱。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6篇

【关键词】政府;企业;经济形式;策略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中国实现GDP同比增长7.7%,环比增长2.2%,这是中国经济增长连续第七个季度放缓,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外贸出口环境恶化,资源和能源不堪重负等瓶颈,这让中国原有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面对这些问题,政府和企业应该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成为我们研究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

(一)宏观经济尚未触底

最近,大家都在思考:我国的宏观经济是否已经触底了?很多专家和媒体在讲,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到了企稳回升的阶段,已经触底了。我们认为,虽然可以这么讲,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经济下行的时候,这是一种鼓舞大家信心的说法。但是,如果要从深层次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角度出发,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因为,导致中国经济连续七个季度下行的根本原因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一方面,由于我国的出口受阻,整个世界经济状况仍然处于复苏缓慢、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境况,而中国的出口依存度占我国GDP的四分之一以上,这就导致了我们整个国民经济出现连续下行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就总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说:中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经济增长的根本点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在外部需求上去。所以我们还应该把扩大内需,特別是扩大消费作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点。但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这个基本方针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提出来了,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盘点一下,这个基本方针,这十几年来虽然是有进步、有成绩,但是却缺少实质性进步、缺少根本性的成就,所以直到现在我们还是面临这个问题。总之,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甚至到现在,这种状况的根本性原因还是由于我们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没有实质性进展导致的。

(二)外贸出口不容乐观

在9月份的时候,我国的外贸出口额为1863.5亿美元,同比增长9.9%,环比增长4.71%,大家普遍感觉比较乐观,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企稳回升的阶段。但是我并不赞成这个乐观,因为从长期来看,我国的外贸出口下行的幅度确实比较大。今年4月份,我国的外贸出口同比增长是4.9%,而2011年4月份这一数据是29.9%,一年期间,我国的外贸出口从29.9%降到4.9%,七月份的数据更令我们焦急了,数据显示我国7月份外贸出口仅仅增长1%。很多人乐观地认为,从7月份的1%到9月份的9.9%,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反弹。但是,我认为9.9%的增长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已经复苏,更不能代表我们的出口,我们的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有了根本的转变。就2012年全年来看,我认为,实现外贸出口同比增长10%的目标的难度仍然巨大。

(三)通胀风险仍然很大

数据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CPI增幅一直往下走,截止到9月份,CPI同比增长已经达到1.9%的低位。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对通胀的风险高枕无忧了呢?我们认为还不能。虽然9月份的CPI增幅为1.9%,1到9月份平均CPI增幅为2.8%,但是CPI增幅回落主要原因是整个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没有出现暴涨,从而减弱了我们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另外,由于中国粮食今年再次丰收,实现了“九连增”的伟大创举。所谓“粮价稳,百价稳”,我国粮食产量的“九连增”为我国物价稳定奠定了基础。第三个原因,是由于今年以来,我国食品供给能力增加,从而使得过去导致物价上涨最主要因素的食品价格的回落。以上这些因素导致我国CPI今年以来稳定在一个低位,达到年初确定的“2012年CPI稳定在4%以内”的目标没有问题。但是,我国广义货币发行量仍然很高,就今年的数据来看,9月份M2为943700亿元,同比增长14.8%,而1到9月份M2平均增幅为13.4%,由此可见,我国流动性仍然过剩,通胀风险仍然很大,通货膨胀问题说到底还是人民币发行量问题,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盲目乐观。另外,目前,我国经济走到了成本上升阶段,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环境保护成本等等各项要素成本都在上涨,这些将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发生。如何解决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我认为应该靠企业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吸纳成本上涨,遏制通货膨胀,但是由于我国企业创新的动力不强,所以很难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吸纳成本上涨,因此这也是我国面临的发生通胀的又一个大的风险。

二、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面对经济下行状况,政府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认为,投资本身首先应该是企业行为,一个项目该不该投、投多少、何时投,企业家肯定比政府官员更清楚、更了解市场,所以政府应该把投资问题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只有做到这一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时,企业主体功能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很多企业之所以还在维持旧有的模式,有很多是由于目前的价格因素没有到位,比如劳动力价格还没有真正市场化。为了让企业增加创新的动力,我们政府应该相应地提供一些配套措施。首先,我们分析一下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原因,我们认为有两点。一是由于在整个经济过程当中存在着诸多的垄断。垄断的存在使得垄断企业能够获得垄断利润,企业不用通过创新就能获得超额利润,所以也就导致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了。二是由于当今社会注重虚拟经济,轻视实体经济的现象导致的。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如果没有实体经济作支撑,没有人愿意做实体经济,那么实体经济的创新动力肯定不足。其次,作为政府来说,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和鼓励企业创新。比如:对于创新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免税的办法加以鼓励;对于技术改造的企业,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给企业贴息。

三、中小企业要“合”、“精”、“创”

中国经济正处在新的转型周期,虽然基本面向好,但是内需不足、出口下降、企业不振、融资困难,给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压力和风险,而且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比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更加复杂和严峻。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大量中小企业命运引起社会关注,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困难等问题导致企业难以转型。中小企业如何能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第一,中小企业,尤其是珠三角中小企业应该把重心放在“联合”上。联合不仅指做合资企业,更指开放式、多形态,战略性合作。不是讲实体上兼并,而是要分享经营理念和信息。首先要联合自己,在国际产品市场、设计等各种信息、理念模式以及经验上实现共享。建立联合会、俱乐部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第二,中小企业要走“小而精”的道路。联合只是创造了更多有利条件,但能否真正生存还取决于核心竞争力。这里的“小”,不仅是指固定资产规模、职工人数少,还有经营重心限定在一个很窄的范围(但是潜力很大)。在理论上叫“利基战略”(指企业通过专业化经营占领市场,从而最大限度获取收益的战略)。中小企业不能再走那种高生态成本,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大规模劳动密集型生产路线。当前我们提出要迈向消费经济,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意味着机遇。

第三,中小企业的理念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欧美很多中小企业主出门旅游也不忘调查市场,他们对国际市场的把握和理解往往比大企业还好。在美国,研究企业家就意味着研究创新。不仅仅是产品创新,也有流程和管理创新。管理创新包括理念的创新和经验模式的创新。中国有越来越多成功的企业家,但都来自大企业,中小企业中领先优质的企业不多,还需走强身健体的道路。无论转型还是结构调整,要强调集中在产业层次、政策层次。

【作者简介】

张辉,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硕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吴伟正,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政府服务与企业服务之比较和借鉴 第7篇

在商品经济环境中的人们对服务并不陌生, 服务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通过提供必要的手段和方法, 满足接受服务之对象的需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服务的供应者, 通过提供任何必要的手段和方法, 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其宗旨, 包括提供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的过程。本文就企业服务和政府服务进行分析与对比, 以期更透彻理解政府在公共服务过程中的服务行为。本文所指代的企业主要是指第三产业中的竞争性服务企业, 因为这些企业提供的服务更具专业性、先进性, 更具有借鉴意义。

一、企业、政府的服务提供模式

1、企业服务模式

企业提供的顾客服务是人们所熟悉的, 我们将其视为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服务是充分市场化的产物, 并日益促使着市场竞争的白热化, 纵观其产生和逐步升级的过程, 我们可将企业服务分为五个阶段:情绪化服务阶段、经验型服务阶段标准化服务阶段、差异性服务阶段、定制化服务阶段。

前两个阶段是服务产生的无意识阶段;在标准化服务阶段, 企业从研究顾客共同的、静态的需求出发, 制订服务规范和标准, 为其提供无差别的常规性产品和服务;差异性服务阶段, 企业就消费者市场进行分析, 根据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和期望, 细分出不同的消费者分割市场。每个分割市场中, 还可以根据不同的消费者需求层次再细分为若干子市场, 并且给予差异服务;定制化服务阶段, 则要求企业既要掌握顾客共性的、基本的、静态的和显性的需求, 又要分析研究顾客个性的、特别的、动态的和隐性的需求。它强调一对一的有针对性、差异性和灵活性服务, 定制化服务是一种个性化、人性化、极致化的服务。

从目前企业界倡导的服务理念来看, 其目标都在于不断地满足顾客的消费需求, 塑造企业良好的市场形象, 强化品牌形象, 赢得顾客的忠诚, 进而促进企业利润的提高。在消费逐步升级的环境下, 在各个市场逐渐饱和及全球性竞争激烈之际, 服务已成为企业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

2、政府服务模式

政府服务则是为公民提供平等、无差别的有限服务。为达到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或服务需要, 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目的, 政府利用现有的各种公共资源, 在法律的框架、公共利益的导向下, 通过一定的手段, 高效、高质量、多方式地向社会和公众提供所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为。针对传统管制型政府的弊端而提出服务型政府的概念, 将“政府应当如何提供服务”的命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政府服务是坚持“公民本位”, 即公民是国家的主人, 是公共权力的惟一合法拥有者, 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理者, 政府必须按照人民意志行事, 政府施政和提供公共服务必须以人民的同意为基础的, 扩大公众的认同和参与程度, 尊重公民的基本权力。在法律的框架内, 为公民提供平等、无差别的有限服务, 积极解决社会公共问题, 缓和社会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 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政府提供的服务, 主要包括三大类:一是维持性公共服务, 是指维持国家安全、行政管理正常运转的公共服务, 如国防、外交等;二是经济建设服务, 是政府为促进经济发展而直接进行各种经济投资的服务, 如投资经营国有企业与公共事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三是社会服务, 是指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对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科技补贴、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项目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符合以上定义与特征的都属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范畴。

二、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比较

1、服务对象范围不同

企业服务的对象是购买其服务产品特定的顾客群体。企业采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市场调研, 及时准确地了解顾客对于企业服务每个环节上的需求期望和可能的心理反应, 制订相应服务策略, 并尽可能予以满足, 提高满意度、培养忠诚感。随着企业对客户群研究的不断深化、目标市场的不断细化, 企业服务的提供对象范围的特定性特点也得到清晰的体现。

政府施政的宗旨是“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责是人民向政府进行公共行政权力委托时, 以“政治契约”的方式赋予的。政府拥有的权力, 归根到底都来源于人民。人民则当然地成为政府的根本性与整体性的服务对象。

政府是为公民服务, 而不是为顾客服务。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同于企业与顾客的关系。与企业服务的特定顾客群体相比, 政府服务的对象则具有普遍性, 即针对全社会而非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个地区;其次, 政府服务的内容具有公平性, 即公平地对待社会组织和公民, 公平地对待不同类型的组织和每个公民, 并且应该对“弱势”组织和公民提供特别的帮助。体现公民性、社会性和共享性, 坚持以人为本, 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强调服务的广泛性、覆盖性和无差异性。

2、追求目标不同

企业提供服务所追求的目标只是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满足顾客的需求, 增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有效参与市场化、全球化的竞争, 以期最终获取利润的最大化。

企业通过向顾客提供有形的实物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来满足顾客的需求与期望, 在同类产品差异逐渐减小, 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 企业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企业服务品牌的较量。企业通过向顾客提供优质、灵活、有针对性甚至是定制化的个性服务, 有效满足顾客需求, 从而赢得顾客的高度认同, 提高对服务品牌信任感、忠诚度。例如, 企业服务方便快捷;服务环境舒适幽雅;服务人员态度好、面带微笑;提供针对不同市场需求的核心服务等。企业服务水平的提升也就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增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波特指出:“服务与内部后勤、市场、外部后勤、市场营销一样属于企业的基本活动”。由此可以看出服务对企业的竞争力与其他因素一样起着作用, 甚至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企业服务无论是满足顾客的需求, 还是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形象, 或是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它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追求企业利润空间的最大化。

政府是为大众提供公共利益的, 公共利益是全体公民共同利益和需要的聚集, 政府不像企业仅仅关注顾客自私的短期利益, 而是要着重关注公民的利益并且在公民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政府服务就是以实现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温家宝总理说得好,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树立“以民为本、以客为尊”的新型政府服务理念, 各级政府时时关注着老百姓, 这样才能体现“政府为民服务, 以民为本”的思想。通过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 增强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 更多地关注民生问题, 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保证人们的健康和安全。

3、评价体系不同

企业是盈利性组织, 其工作绩效评估主要从效率、成本——收益以及对市场的回应性等方面进行。企业通过改进和完善生产服务流程来提高服务质量或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效率;在决策和管理过程中理性的分析成本和收益, 用尽可能少的成本获取尽可能多的收益;在取得效益的同时, 企业通过设立顾客满意指标, 其目的在于维持顾客, 最终保持企业利润的增长;充分运用顾客需求的反馈信息促进企业产品改进、强化企业服务品牌。

政府服务是非盈利性的, 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利益和公民普遍、根本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注重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关注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政府绩效评估是指“根据管理的效率、能力、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和社会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的判断, 对政府公共管理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评定和划分等级。”它表明政府体系的产出产品是最大限度的实现公众利益、满足社会公众需要。在政府管理中, 公众满意度比经济指标更具有说服意义。从政治学的角度看, 政府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共权力的, 国家利益与公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 因此政府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必须以公众利益为依归, 以“人民愿意不愿意、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执政的最大政策选择。

4、共通点:各自以其服务对象为关注焦点

无论是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或是政府提供的服务都是以其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出发点, 经过科学有效的分析, 制定策略或政策, 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或解决服务对象的困难。企业、政府在整个服务过程中都围绕服务客体, 以其为关注的焦点。“顾客至上”、“我们立党、施政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不难看出这一共通之处。

三、政府服务、企业服务差距比较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政府服务与企业服务是有很大的区别与不同, 在实践过程中政府服务也显现了不足:

1、政府服务意识较企业淡薄

服务理念决定服务的质量和效果。政府服务的本质要求是“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但在现实生活中, 不少政府机关的服务却走了样,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公仆”意识淡薄;“服务有偿化, 服务逐利化”;服务过程求形式, 表面上轰轰烈烈, 实际上毫无效果, 不去注重基础性工作、长效性工作;企业服务倡导的“用心极致, 满意加惊喜”的服务理念, 在政府提供的服务过程中, 更是难觅踪迹。

政府服务主要通过基层公务员来执行, 政府服务的效率和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务员个人的因素, 比如服务理念、服务的态度、个人情绪、缺少服务激励制度等等。笔者认为, 在政府服务提供的过程中,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要增强修养, 提高服务自觉性。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权力观、群众观;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 政府部门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才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2、政府服务的提供效率较低、成本较高。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1995~2006年, 我国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 12年间增长了6.60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 1995年为14.60%, 到2006年上升到18.73%。从政府部门投入产出角度来看, 政府部门运作成本偏高。中国政府在1996年以1元的行政经费, 产出了60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到了2005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28元。在行政管理工作中, 就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较高的行政效率。“追求表面文章, 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

政府在注重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和质量的同时, 也应关注公共服务的效率。利用市场管理方法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 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进一步强调行政投人和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树立成本意识, 要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 对服务效率、被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进行跟踪, 改进服务。

四、技术借鉴及对策建议

政府服务与企业服务所探讨的“服务”, 有着相似和可借鉴之处, 更有着巨大的差别与不同。通过上文的分析与探讨, 认识和透析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其目的在于从微观上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技术借鉴。

1、服务理念借鉴, 明晰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角色定位要紧扣“服务”, 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一个为市场、社会发展提供规则和维护秩序的服务者, 提供良好外围环境。树立服务观念, 转变主仆错位, 摆脱官员心态。认识到自己是父母官, 是公仆, 不是主人。政府部门坚决克服“官本位”思想, 牢固树立“民本位”观念, 强化服务理念。

2、服务意识借鉴, 塑造公务员行政人格

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都是由政府工作人员来完全的, 公务员作为特定的角色面临经济人与行政人截然不同的人格冲突, 服务型政府作为一个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 要将“为人民服务”这种伦理倡导有效落实到公务员日常工作中去, 就必须通过塑造公务员行政人格, 提升公务员素质, 贯彻服务理念, 增强服务意识来培养公务员正确的服务行政理念。

3、科学管理方式借鉴, 提高政府服务效率

由于政府服务的特定性与服务激励的缺位导致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要远低于企业的客服。政府作为国家管理机构, 在面对瞬息万变, 注重机遇与效率的外部世界时, 低效或无效的行政作为必会失去可贵的发展时机, 因此, 政府必须能够提供高质高效的服务, 先进管理方式与手段的引进和借鉴就成为不二选择。

4、服务考核借鉴, 强化政府部门与公务员服务指标考核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 科学测评。强调公共责任和有效回应性。改变传统评估主体单一、自上而下的单向反馈方式, 转变为以服务对象为政府绩效评估中心, 评估主体由公共组织自身扩展到社会公众, 并且可以引进第三方进行评估。运用经济、效率、质量和满意度等多维标准对政府部门与公务员进行政绩考核。

摘要: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政府定位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 而如何构建服务型政府则成为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服务落实到政府实践中去。本文通过竞争性企业对客服务与政府公共服务的比较, 寻找政府服务与企业服务的差距, 从而在微观上为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技术借鉴。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企业,服务理念,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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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言, 王忠国.强化政府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04, (6) :25-26.

[6]蔡立辉.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分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 (5) :93-100.

[7]高建华.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与方法[J].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学报, 2005, (8) :36-39.

[8]李国友.提升政府服务品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当务之急[J].社会主义研究, 2006, (1) :71-73.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8篇

关键词: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储蓄率,消费需求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是建立在投资和出口的基础上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在国家“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作用下,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趋于稳定,并缓慢回升,但这并不是“基本面回升”。要使“基本面回升”和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最终要依赖国内消费需求的有效扩大。因此,要促进消费需求增长,就必须降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

一、三大部门储蓄率变动情况

一般认为,国民储蓄大致分成三块:政府储蓄,企业储蓄,居民储蓄。从下表中国三大部门的储蓄率变动来看,1992—2000年基本平稳,各部门短期都有升有降,但变化不大,整个国民储蓄率在38.5%左右;2001—2007年,中国国民储蓄快速增长,从40.71%在增加到50.31%,接近10个百分点。在这期间,储蓄快速增长的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上升明显,其储蓄率分别从16.86%、17.61%增加到19.91%、21.48%,增速分别为18.09%、21.98%,而政府在这期间的储蓄率是从4.29%增加到8.74%,增幅达到103.73%。

二、三大部门储蓄影响中国最终消费率的实证分析

利用Eviews软件,根据1992—2007年中国政府部门储蓄率X1、企业部门储蓄率X2、居民储蓄率X3,对中国最终消费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模型为:Y=aX1+bX2+cX3,其中,Y代表最终消费率,X1代表政府储蓄率,X2代表企业储蓄率,X3代表居民储蓄率,a,b,c为常数。数据如“1992—2007年中国三大部门储蓄率情况表”。

单位:%

数据来源:1992—2004年数据是根据中国实物交易资金流量表相关数据计算整理;2005—2007年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整理。最终消费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008年数据。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分析,得到:

根据模型结果,R2=0.953533,即最终消费中95.4%的部分都可以从该回归方程中得到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时,|t|都大于2,因此t检验都是显著的。F=82.08285,F(3,12)=3.49,由于F>F(4,12)所以认为该回归方程显著性成立,拟合优度较好。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可以看出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运用White检验法,取显著水平为0.05,n R^2=6.801744<χ^2(3)=7.815,因此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异方差。利用D—W检验法,DW=1.601985,且样本容量n=16,有三个解释变量的条件下,给定显著性水平0.01,查D—W表得到杜宾—瓦特森临界值的上下界分别为d L=0.672,d U=1.432,因为DW>d U,所以认为回归方程的扰动项不存在自相关。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大部门的储蓄率与中国最终消费率成负相关关系,即三大部门的储蓄率对中国的最终消费率有强大的反作用,除了居民储蓄率对最终消费率有着强的反作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也起着重要作用,政府和企业储蓄率每变动一个单位,最终消费率就分别减少0.88、0.92个单位。

三、降低政府和企业储蓄率的政策性建议

(一)政府增加支出,降低政府储蓄促进消费

1.解决好社会就业问题,增加人们收入。要扩大消费,主要是增加人们收入。而如今中国就业问题已经很严峻,尤其是在当前的金融危机下。大学生就业问题,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等,这些都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好就业再就业问题,保障好农民工的利益,会很实际地增加人们的收入。如政府可以建立义务的职工培训机构,提高职工的职业技能和水平;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实施一系列的自主创业计划及优惠政策。

2.加大财政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设施,如农田水利、农村桥梁设施等;二是农民生产生活设施,如农村安全饮水、电力、交通、垃圾处理设施等;三是农村社会事业设施,如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保障设施等。中国在这三方面的无论是哪一方做的都不够好。有很多农村的公路还很缺乏,农田水利设施老化,农村文化、教育、卫生及社会保障都做的不到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拉动农村消费需求。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这些方面的投入,努力提高农村生存环境,进而扩大消费。

3.加快中国医疗保障建设。中国医疗费用逐年增加,而中国医疗保障体系很不健全,财政医疗支出很低,只占财政总支出3.5%左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远,这不仅表现在农村,城镇也是如此。医疗费用的增长严重制约了居民的消费。

(二)增加企业支出

1.增加企业分红,降低自有投资率。中国企业储蓄率较高,很大原因在于企业在利润大幅增长的同时,支付的股利、分红却很少。特别是国有企业,虽说国企名义是属于全民所有,而目前来看,国企利润上缴给国家的利润顶多占了10%,自留利润占了90%,人民群众并没有得到国企的利润分配,这部分利润用来投资扩张,形成企业的大量储蓄。非国有企业利润更是再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对于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系统对其贷款较少,所以不得不靠自有资本进行再投资;私人企业为避免多缴个人所得税,也不愿分红而留作企业的投资资本。

2.提高职工工资水平。伴随着企业储蓄的上升,中国职工工资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这首先表现在职工工资增长速度远低于同期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在经济普查后的修正数据,从1978—2004年,GDP增长倍数是同期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倍数的1.69倍。其次表现在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上。1978—1980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全国当年GDP的比重分别为15.0%和17.1%;根据经济普查后的GDP数据,到2003—2004年,这一比重分别下降到10.9%和10.6%,比改革初期降低了5~6个百分点。从横向比较来看,中国职工工资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4年,中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较低的职工工资水平严重制约着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严格执行工资最低标准,加强劳动执法和监管。另一方面,完善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实行工资集体协商,规范工资支付行为,切实提到职工工资、保险和福利待遇水平。实现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协调增长,确保职工可以分享企业的经济效益。

(三)努力增加居民消费

中国居民主要是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中国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崇尚节俭,提倡“量入为出”,这种传统观念对中国消费产生消极作用,因此要对其进行教育,加强居民的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将居民消费引导到科学、合理、健康的轨道,从根本上提高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王洪桦,梁中,席正阳.中国企业储蓄运行态势及其成因分析[J].经济与金融,2008.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9篇

1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

这里所说的市场, 既包括市场的运行规律, 也包括资本市场。一个开放、成熟的资本市场的形成, 会使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 主要包括以下3个方面。

1.1 在资产重组中, 必须坚持市场定位原则

市场对企业的资产重组和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市场既说明了在资产重组中重组主客体的确定, 又说明了重组方式是兼并还是收购, 租赁等, 这一切必须以市场为导向, 按照市场的要求来确定。

1.2 市场经济规律是解决资产重组中方方面面利益的准则

资产重组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利益, 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准则是市场经济规律。特别在资本市场中, 企业产权表现为可流动的证券化资本, 有如货币的功能一样, 不管买卖双方的性质、地位与身份, 都要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等价交换原则。在规范化的资本市场条件下, 推动企业重组的主导力量不是行政约束力, 而是经济效益原则性的公司实力。因此, 要按照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和从整体上搞好国民经济的要求, 打破地区利益、部门利益约束;要坚持以资产为纽带, 以资产重组为中心环节搞好资产、资源以及企业文化等的重组和整合;要尊重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法人权益, 保护企业的经营自主权。

1.3 检验重组结果的标准是市场

资产重组成功与否, 唯一标准是到市场中去检验, 凡经市场证明重组后的企业得到了发展, 社会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得到了提高, 重组就是成功的。反之, 就说明重组中存在着问题, 需要加以完善和提高。

2 政府是保证监控主体

政府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管理者, 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是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 保持社会公正和安定。政府一是要熟悉市场, 即了解市场是搞好资产重组的关键, 要清楚地知道市场需求及发展趋势, 清醒地了解本地区的优势及发展优势的途径和方法, 据此制定资产重组的战略原则。二是要尊重市场, 即在资产重组中自觉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在重组主客体的选择上, 不搞捆绑夫妻, 而是通过制定规划、政策引导企业重组, 在重组方式和内容上, 不搞一刀切, 坚持从企业的实际出发, 从市场的要求出发, 适应什么方式, 就搞什么方式。在操作上, 审慎细致, 力求做到企业逃生不逃债, 资产流动不流失, 职工分流不失业。三是要在市场的规范下做好保证工作。在资产重组中, 市场存有滞后、不灵、不及等缺陷, 这些缺陷需要政府的纠正。

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要求, 政府应主要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2.1 搞好资产重组规划, 指导好资产重组

政府规划的作用有利于充分认识和利用市场规律, 调整各生产要素的配置与重新组合, 推动企业重组的健康发展。规划要体现国家的要求, 对企业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等问题做出调整, 以利于引导企业重组朝着有利于优化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方向发展。要把资产重组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结合起来;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结合起来;同困难企业的扭亏解困结合起来;同加强企业管理结合起来。

2.2 制定政策, 规范和引导好重组

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法规等规范企业资产重组的原则、范围、程序、资产评估办法及转让费的管理等方面, 使企业资产重组纳入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只有不断完善资产重组中涉及到的各项政策法律, 约束重组中的垄断问题及不正当竞争、内部人控制及规范中介机构的市场交易行为等, 才能使重组更有效。另外, 国家和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企业资产重组的政策, 包括增资减债、减人增效、债转股等, 都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国有企业资产重组工作。

2.3 利用行政权利打破条块、部门利益约束, 促进资产重组

企业在重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和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条块分割造成的行政性障碍, 兼并双方的利益与债务纠纷, 被兼并企业转让、拍卖或谈判的定价纠葛;税收渠道变更带来的纳税义务和责任归属, 兼并、破产后人员的安置等。解决这些问题, 市场成本是很大的。

2.4 搞好社会化服务, 保证资产重组

主要指帮助企业搞好资产确认, 非经营性资产剥离, 安置下岗职工等工作, 为企业的资产重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2.5 搞好监督

政府在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有责任维护企业和国家的合法权益, 对企业重组实行有效监督。对于垄断性的重组, 欺骗性的兼并, 强制性的收购和违背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破产行为等要及时发现, 予以制止。必要时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促使资产重组有利于国民经济和市场的发展。

3 企业是资产重组的主体

企业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活动主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产生和发展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根本才有了竞争, 有了优胜劣汰, 才有了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 而且还有责任促进社会资源合理利用和产出最大化, 这也是国有企业主导作用的具体体现。

企业的主体地位是由两方面决定的, 其一是企业的法人地位, 这是企业主体地位得以形成和保障的制度基础;其二是企业的市场地位,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 是构成市场的基础。有了这两个基础, 企业在资产重组的主体地位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企业在资产重组中的主体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3.1 资产重组的行为主体

资产重组最终是由企业操作的, 从谈判到重组、整合, 都是由企业运作的, 市场和政府的意志是由企业体现出来的。

3.2 资产重组的利益主体

企业的法人地位决定了企业独立承担经济责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资产重组成败得失最大、最直接的是企业, 成功、受益最大的是企业, 失败、受害最大的也是企业。企业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企业在资产重组中的重要性。

资产重组是一把双刃剑, 企业在资产重组中还要把握好三点:一是要以自己的核心能力和核心技术为中心, 通过低成本扩张实现横向规模扩大或纵向产业相连;二是要搞好重组后的整合。重组实际上建立的是一艘航空母舰, 是把若干艘船重组后通过分解、组合而形成分工科学、功能齐备的有机统一体;三是要做好债务处理和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

参考文献

[1]罗辉.再造企业制度[M].2001.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10篇

按照《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的有关规定, 廉租住房的保障对象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即城市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范围内, 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符合市、县人民政府规定条件的家庭。据建设部测算, 目前全国仍有人均建筑面积10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近1, 000万户, 占城镇家庭总户数的5.5%。截至2008年10月底, 全国已有656个城市, 基本建立了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办法》提出, 廉租住房保障方式实行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相结合。目前各地实施廉租住房保障, 主要通过发放租赁补贴来增强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承租住房的能力。但在房源相对紧缺的能源城市, 应当通过大力新建符合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需要的廉租住房方式来增加廉租住房实物配租的房源, 以帮助住房困难家庭解决即使拿到租赁补贴也很难在市场上租到房屋的难题, 尽可能达到使整个城市的所有人都能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愿望。

一、能源城市居民住房情况现状

淮北市位于安徽省北部, 苏、豫、皖三省交界处, 全市土地面积2, 725平方公里。淮北因煤而建、缘煤而兴, 矿产资源得天独厚, 为中国的五大煤炭基地之一。近年来, 在能源、交通、金融、保险、商业、环保、绿化以及房地产等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连续5年被评为省级卫生城市, 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该市在为国家贡献大量煤炭的同时, 也形成了近194平方公里的采煤深陷区, 使得该城市的土地供应总量严重减少, 土地资源极为紧缺。造成目前淮北市虽然只是一个中型地级城市, 但商品房价格却连年居高, 价格水平可与省会城市持平, 很多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不起住房的现实局面。

煤炭资源是淮北市的发展优势, 该市现有24对大型现代化矿井, 近17个矿区, 截止2007年底, 淮北矿业集团职工及家属总人口约40万, 占全市人口总数的48%, 淮北矿业集团住房困难家庭总数在全市住房困难家庭数量中占有很大比例, 截止目前, 矿区家庭人均住房面积7.68平方米, 居住条件差, 危旧房多, 近3万无房户, 矿区职工的住房问题十分突出。

二、政府在建设廉租住房方面存在的问题

目前, 淮北市政府根据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先后制定出台了《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淮北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为落实廉租住房保障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 也以按照省政府下达的目标任务应保尽保地完成了租赁补贴的发放, 但是, 却一直无法满足实物配租的数量要求, 大致分析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一) 土地供应存在问题。淮北市是一个市区面积狭小、矿区面积较大的地域面积较为分散的城市。市区土地供应极为紧张, 不能满足新建大量廉租住房的供地要求。

(二) 廉租房建设资金存在问题。影响政府进行廉租住房建设向前推进的另一个主要障碍就是资金瓶颈问题, 淮北市财政目前用于廉租房保障的资金主要依靠两个方面: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和公房售房款, 但是由于这部分资金的灵活性较大、数量有限, 只能在满足廉租补贴正常发放尚有资金节余的前提下建设或购买一批少量的廉租住房来适当缓解房源紧张, 但由于建设数量有限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租房难问题。

三、矿区企业建设廉租住房存在的问题

相比市区土地紧张的局面而言矿区相对拥有多一些的存量土地, 并且低收入家庭也大多生活在矿区, 相比较矿区更适合集中成片建设廉租住房, 而且近年来廉租住房保障工作受到国家和省市高度重视, 人民群众普遍关注, 但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 矿区企业在实施廉租住房建设过程中依然存在如下问题:

(一) 部门联动工作存在难度, 没有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淮北矿业集团为解决企业困难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 利用自有存量土地建设廉租住房, 没有独立项目用地的批准手续, 由此带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不能及时办理规划、招投标、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相应的建设手续。没有建立有效的统一、协调组织机构, 部门联动工作存在难度, 不利于廉租住房保障工作的开展。

(二) 建设资金筹措难度大。根据淮北市城市南移、东扩、北上、西进的发展规划, 淮北矿业 (集团) 公司计划建设11个廉租住房项目, 建设8, 532套廉租住房, 用于解决退离休职工和低收入、低保、无房家庭住房问题。每套建筑面积5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42.66万平方米, 项目投资约44, 794万元。若全部由企业出资, 资金的筹措难度都相当大, 项目实施可能性较小, 必须考虑多渠道筹集资金。

(三) 项目前期工作及审批手续不健全。由于是在企业内部建设廉租住房, 建设项目基本上都存在不依法履行基本建设程序的问题, 没有经市发展改革委和市规划局审批的项目建设方案或初步设计文件, 未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竣工验收制等制度。

四、政府与企业共建廉租住房模式

(一) 建立政府与企业共建廉租住房的组织机构。

2008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中央预算内投资对中西部财政困难地区新建廉租住房项目的支持办法》, 中央将对中西部新建廉租房进行专项资金补贴,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标准按照中部地区300元/平方米。为了用好用活这一政策, 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淮北市政府成立了由分管市长任组长, 市政府各相关部门和淮北矿业集团为成员的市廉租住房建设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房管局。帮助和鼓励企业利用自有存量土地, 积极推进政府与企业共建廉租住房, 解决企业职工的住房困难问题。针对淮北矿业集团廉租住房建设实际, 市廉租住房工作领导小组召集有关单位, 在土地、规划、施工许可、竣工备案等方面特事特办, 优先安排、积极支持淮北矿业集团申报一批新的廉租住房项目。同时, 领导小组中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共同做好廉租住房保障工作。淮北市市房管局会同市规划局、淮北矿业集团建设发展部编制调整廉租住房保障规划和年度计划, 对廉租住房建设项目进行监督管理。淮北市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同市房管局、淮北矿业集团物业公司开展廉租住房建设项目前期工作以及项目申报工作, 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市财政局会同市房管局、淮北矿业集团财务资产部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廉租住房补助资金, 建立和管理项目资金专户, 落实各项税费支持政策。市审计局负责加强对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筹措与使用的审计监督。

(二) 多渠道落实廉租住房建设资金。

1.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根据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加快廉租住房建设的决策, 淮北市各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组织新建廉租住房项目申报。2008年第四季度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下达计划的9个项目, 总建筑面积14.22万平方米, 总套数2, 844套, 争取新建廉租住房新增中央预算内资金3, 144万元。2009年第一季度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审批下达计划的11个项目, 总建筑面积31.56万平方米, 总套数6, 312套, 争取到新建廉租住房建设新增中央预算内投资10, 583万元。合计总建筑面积45.78万平方米, 总套数9, 156套, 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13, 727万元, 其中市本级滨河花园廉租住房项目629万元、濉溪县春光里小区廉租住房项目300万元、淮北矿业集团廉租住房项目12, 798万元。

2.落实地方配套资金。

市、县政府积极多渠道筹措地方配套资金, 在地方财政预算、土地出让净收益、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中, 累计分别为市本级滨河花园廉租住房项目和濉溪县春光里小区廉租住房项目解决了所需的全部地方配套资金2, 471万元和715万元。

3.企业自筹资金。

在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 淮北市上报并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达计划的廉租住房项目中, 除两个项目外, 全部为淮北矿业集团廉租住房项目。淮北矿业集团廉租住房总建筑面积42.66万平方米, 总套数8, 532套, 总投资44, 794万元, 除争取到中央预算内资金12, 798万元, 淮北矿业集团发挥企业积极性, 做到中央投资和企业自筹相结合, 通过召开公司董事会和全体职工代表大会, 决定从公司利润中自筹以及银行贷款方式筹集廉租住房建设配套资金31, 996万元。

(三) 严格项目建设管理。

明确各部门的职责, 密切配合, 共同做好项目组织实施。认真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加强对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的监督管理, 严格执行工程招投标、施工许可、质量监督、工程监理、竣工验收备案等建设程序, 确保项目有序实施。在2008年12月份和2009年5月份, 淮北市房管局、发改委、财政局联合淮北矿业集团公司纪委、物业公司、建设发展部、财务资产部、工程质量监督站, 两次大规模地对矿区每一个廉租住房项目建设进行全面检查, 重点检查:在建工程的施工进度、工程质量, 招投标书、施工合同、监理合同;已竣工工程的资料和手续完备情况;建设资金的使用、管理, 以及专项资金的建账情况;廉租住房的分配办法、分配程序和入住职工花名册。目前淮北市廉租住房建设项目已全面实施,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建设厅两次下达计划总套数9, 156套。目前, 已竣工交付2, 848套, 基本竣工1, 944套, 开工在建2, 510套, 拟建1, 854套。预计到2010年底, 可解决矿区近3万人的住房困难, 大大缓解全市长期住房供应紧张问题。

参考文献

[1].廉租住房保障办法 (建设部令第162号)

[2].廉租住房资金管理办法 (财综[2007]64号)

[3].秦虹.住房保障应以廉租房为核心[J].中国改革, 2007, 8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11篇

【摘 要】技术创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大原动力。高校作为国家直属教育专业科研机构,直接参与许多技术科研活动。所以,政府会以各种方式鼓励高校积极参与科研创新,推动国家科技发展。本文考察调研了从2001~2009年我国高校在科技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以建立模型的方式对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并从高校科技创新资金筹措的角度探讨了政府、企业与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相关性。

【关键词】高校    技术创新    科研投入与产出    企业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在以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浪潮中,只有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保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势头。高校就是这样一个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储备、技术支持和人才服务的集散地。随着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由高校发起的科技创新风潮已经为各国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利益。

一、我国高校科技投入产出现状

“十二五”之后,我国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进一步大力推进了我国高校未来的发展方向,那就是以科研为主,成为国家坚实的科学生产力后盾。为此,政府和各大企业每年以22.7%的增长率为高校投入资金,并以多种形式与高校进行合作,目的就是为了促进高校科技资源的优化与科学研究的发展。

(一)我国高校科研投入现状

在国家“科教兴国”教育方针指引下,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逐年提升,这也得益于社会各方对于高校科技的大力支持与投入力度。从2001年开始,我国高校的科研经费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1年投入200亿元一直到2009年的730亿元,整体投入水平提升2.7倍。

(二)我国高校科研经费产出现状

由于科研经费投入的逐年提高,我国的科研产出状况也有明显提升。就科研专著这一项来看,我国从2001年的2402020千字已经增长到了2009年的4419485千字,总体增长幅度超过75%。科研论文也从2001年的303100篇增长到2009年的730031篇,增长近1.5倍。高校专利成果在9年间总数达到25000项,整体增长13倍。这些科研产出成绩回馈了我国政府与企业多年来的资金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增强了我国面向国际的竞争实力,国民经济也得到有力保障。

二、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实证探析

本文通过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BC2模型对我国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推算高校科研投入产出的减少值和增加值来表现高校在科研资源流转方面的效率。

当高校科研投入产出的线性规则最优解满足时,就可以说DMUj0对DEA方法有效;如果线性规划问题的最优解是时,其中,那么此时DMUj0也对DEA有效。所以根据BC2模型这一线性规划,对偶理论概念就可以得出相似的概念:

如果DMUj0对偶规划的最优值=1时,DEA应该为弱DEA;如果DMUj0对偶规划的最优值=1时,而且对每个最优解,S-,S+都有,那么,当S-和S+均取值0时,DEA是有效的。

根据高校科研投入产出决策单元在固定规模的投入产出条件下的技术效率值TE,就能求得基于BC2背景下的决策单元在可变投入产出条件下的纯技术效率PTE,所以可以计算出该决策单元与投入产出规模效率应有的比值应该为:

这里利用BC2模型就可以对非DEA中有效决策单元进行相应的投影分析,将带入到投影分析公式中即可得到:

根据以上投影分析公式就可以得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中所体现的减少值与增加值:

根据上述公式推算可以看到,基于DEA的BC2模型从动态层面了解了我国高校的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发展趋势,为高校的科研投入产出状况给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而且评价结果十分充实、合理。

三、高校的科研投入与产出和政府、企业之间的相关性检验

我国“科教兴国”战略鼓励高校、政府及企业三方之间对高校科研的投入,因为这样可以刺激高校科研进程,增加科技产出,所以近年来政府资助平台与“校企合作”这样的涉及高校的国家性、地方性项目越来越多,提高了高校的科研投入与产出效率。而在这个促进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与高校三方之间都具有哪些相关性,哪一方对高校的科研产出影响更大,这是本文希望探讨的话题,即企业、政府、高校科研投入与产出的相关性研究。

(一)高校科研投入的主要经费来源分布

由于我国政策和高校各自经济运营属性的不同,國内高校的科研投入经费一般来源于政府资金,特别是“211”和“985”工程项目下的重点高校。在2001年,政府为全国“211”及“985”大学用于科研经费的总投资达到了110.3亿元,这一资金占到了高校科研经费总投入的55.3%。到了2009年,同样类别的来自政府的资金投入达到了440.543亿元,翻了4倍,这一资金占到高校科研总投资来源的55.82%。可以看出,在这9年间,政府对高校科研项目的支持呈现出了一如既往的稳定,这也表明了国家“科教兴国”的决心。相比较而言,企业对高校科研创新的投资是呈逐年递增趋势的。从2001年开始,企业为高校科研投入资金总额超过72.44亿元,占到了高校科研资金总额的35.88%。2009年,来自企业的资金已有223.12亿元,占到了全部资金的38.32%,这其中只有金融机构对高校的资金支持没有上升,主要是体现在贷款方面,而且总体所占比例还在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二)相关性检验

总体来说,高校科研的产出一般表现为发表科研专著、论文、专项专利授权以及各种科研成果等等,这些成果通过发表转化为对学校的科技奖励和新一轮的科研经费,为高校的未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高校的经费来源是否充分对高校的科研产出影响很大。

(三)理论推导

理论推导要应用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它可以反映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如果将高校科研投入资金的来源进行一一设定,政府资金为Z、企业资金为Q、高校科研产出成果中专著为Y、科研论文为y,专利授权为z,成果发表后转让收入为x,科研奖励为j,L为人力资源,那么就可以得到:

Y=AK(Z,Q)αL1-α

当K=Z+Q+e时(e:其他资金来源),上述公式就可以变化为:

y=AK(z,q)α

公式中,y就是高校科研产出后高校的净收益,而z,q则表示来自政府和企业的资金所盈利的净利润。对y=AK(z,q)α进行对数带入,则可以得到:

lny=lnA+αlnK(z,q)

再对此公式进行理论推导,就可以转化为以下方程式为: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结果可以得到高效科研投入与产出的数据,并同时得到以下结论:

高校科研在专著产出方面与来自政府、企业的资金贷款均衡方程式应该为:DY=DZ+DQ+e.

而高校在科技论文产出方面与来自政府、企业的资金贷款均衡方程式应该为:Dy=DZ+DQ+e.

高校在专利授权产出方面与来自政府、企业的资金贷款均衡方程式应该为:Dz=DZ-DQ+e.

高校在成果转让方面与来自政府、企业的资金贷款均衡方程式应该为:Dx=DZ+DQ-e.

表1 高校科技产出部分指标当量表

年度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授权专利 710.4 888.3 1645.1 2738.6 3703.5 5130.1 6458.2 12346.1 11035.8

科技论文 605.2 616.3 735.1 721.4 800.5 812.5 897.4 901.2 913.7

(四)理论推导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各项高校科研經费的投入与科研成果的产出,包括高校在科研方面与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经费流通关系,可以看出企业资金对高校的技术创新产出弹性最大,它的弹性系数达到1.254∶1。相对来说,政府资金对高校科研创新的弹性系数比例就只有1.080∶1,但依然显示是十分积极的投入作用。二者对高校的科研创新弹性系数的和为2.334,这说明政府与企业在连续9年间对高校的投入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保证了高校科研发展的持续进步。

相对而言,在同样的政府与企业资金支持下,对高校的技术论文产出效率却相对偏低,两方的总体弹性系数之和只有0.573,这表明了政府与企业资金在对高校技术论文产出方面还不具备一定的规模效应。

四、总结

本文从高校、政府、企业三方的角度简要分析了高校科研投入产出的实际效率与三者的相关性。在实际计算实验中发现,在政府与企业的资金投入支持下,高校的授权专利在投入产出效率上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在科技论文与科技成果的产出上却几乎没有效率,甚至有下降的趋势。这就说明了我国高校科研项目在现阶段的发展还是过多依赖于外界的支持,没有较强自负盈亏的能力,还不适应市场经济化的发展潮流,这对于我国高校的科研发展是不利的,总体表现就是高校科研发展的资金投入结构不合理,而科研产出又缺乏效率。所以在未来的高校科研项目活动发展中,高校应该提高对来自政府与企业的资金利用率,提高自主科研投入产出能力,让来自外界的支持有的放矢。

【参考文献】

[1]孙世敏,项华录,兰博.基于DEA的我国地区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28(07):18-21.

[2]李娇.高校科研投入产出效率:基于省属211高校数据的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3.

大学、政府和企业 第12篇

政府统计又称官方统计,承担着为全社会提供公共统计信息产品的职能。政府统计工作由政府统计部门承担,其工作职责包含两个阶段。第一是调查。为取得全面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数据,政府统计部门要做调查,以《统计法》为依据,其调查对象会覆盖全社会各类机构和个人,而且具有一定强制性。第二是数据加工与发布。政府统计部门要对调查得来的基础数据进行汇总加工,形成反映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状况的统计指标,然后公布,服务于社会各类数据用户。

显然,统计调查是整个政府统计工作的基础。要提供良好的政府统计信息服务,必须要有充分的统计调查做基础①。但统计调查的另一面是大量被调查者,为了满足政府统计的需要,他们必须填报政府统计部门布置的调查项目。如果填报项目过多,或者统计调查没有得到很好的组织,就会给被调查者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考虑到政府统计调查覆盖面广、涉及的被调查者众多,这样的调查负担总体看会形成非常大的社会成本。因此,政府统计所面临的最大效率问题,就是如何在统计数据生产与被调查者负担之间求得平衡。

减轻被调查者负担,这在政府统计工作中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受制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实质性改进。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实际上单纯讲被调查者负担是没有意义的,必须结合政府统计数据产出,将其作为政府统计效率问题看待,才能构成一个实实在在的研究对象。如果调查取得的基础资料得到了充分利用,统计部门据此加工出相应的综合指标数据、有效地提供给社会公众使用,那就可以认为这项调查的实施、这个调查项目的填报是有意义的,被调查者的负担也是合理的、值得的。只有在以下情况才不能容忍:被调查者辛辛苦苦填报,但并没有进一步加工成综合统计数据,或者没有以有效途径向社会公布相应的数据信息,此时调查者为填报而花费的投入则是无效的。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想就此问题做一些探索性研究,考察当前中国政府统计的效率水平。问题是如何做这个研究?全面探讨政府统计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选择案例剖析方式,希望以小见大,揭起政府统计一角对其效率进行观察分析。研究思路是:选择一个企业作为案例研究的起点,利用其背负的多重“身份标签”链接到不同政府部门,最后选定一个电信企业开始此次案例研究。本文基本内容安排如下:先从L电信企业入手,看其对应不同政府部门需要填报哪些统计调查表,以及填报负担如何;以此为线索,延伸到相关政府部门,看其统计数据生产和发布情况;最后针对前面的观察,就提高政府统计效率提出分析和建议。

二、企业填报内容与负担程度观察——对谁填报、填报什么

依据《统计法》,企业有责任服从政府统计机构下达的调查任务,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内容填报数据,为政府统计提供基础资料。但是,企业所要面对的政府统计并非来自一个部门,而是涉及很多具有不同职能的政府部门。首先是国家统计局以及归属不同级别(省、地、县)政府的地方统计部门,一般称其为综合统计。其次是各政府主管部门下的专业统计机构,比如在商务部(或者工商管理总局、人民银行、民政部等)内部设置的、从本部门管理职能出发进行的政府统计,所谓“专业”,是指调查内容只涉及该部门的管理职能,调查对象可能覆盖全部企业也可能只是一部分企业。

就某个特定企业而言,向哪些部门填报调查表,取决于它身上贴着什么“标签”。一般而言,这些标签所代表的企业属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维度。第一是企业所在区域,按照在地统计原则,必须要向当地统计局报送相应的调查表;第二是企业所属行业及其派生出来的相关产业概念,由此就会与某个政府主管部门发生关联,要服从主管部门要求报送相关调查表;第三是企业的组织形式,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划分,是不是国有企业,是不是外资企业,如果符合条件,就需要对应国资委、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及其下属机构,报送与此有关的调查表。以上是原则性划分,实际操作过程中还有很多具体情况。比如企业规模大小,当前政府统计许多调查都是针对“规模以上”企业进行的,如果一个企业处在规模以下,可能就无需填报。

以L电信企业为例。(1)该企业总部位于北京市××区,按照在地统计原则,要向该区统计局填报一套国家统计局要求的服务业统计调查表。(2)作为提供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接入等通信服务的电信运营企业,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属于G类(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之下的第60类(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以下简称电信业),其行业主管部门是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称“工信部”),为此L企业必须按照工信部系统要求报送相关统计调查表。(3)从组织形式而言,L企业属于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不仅是国有企业,而且属于“央企”,直接受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因此有责任向国资委报送有关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相关数据;L企业所辖一个二级企业属于港澳台合资企业,L企业还投资海外设立了境外子公司,由此符合商务部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管理范围,需要填报有关外商投资、对外投资状况的统计调查表。因此,L企业对应各个政府部门进行数据报送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总结覆盖了L企业填报的主要内容,但未必是其对政府部门报送的全部,比如企业可能还会向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系统报送有关劳动工资及社会保险方面的数据,向国家安全生产总局报送安全生产方面的数据,但限于笔者从L企业所得到的信息,这些都被忽略不计了。也就是说,以下对企业(主要是规模以上企业)填报负担的总结,已经具有代表性,但可能是一个偏低的估计结果。

结合报送渠道和内容结构做考察,当前L企业面向不同政府统计机构所需填报的大类报表(附表与主表合起来作为同一类报表)共60种,其中月报16种,季报6种,年报34种,其他报表(半年报、每3月报等)4种。每一张报表都会包含若干文字型填报项目(比如单位组织代码、法人代表、所属行业等)和若干数值型填报指标(比如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原值等)。初步计数归类,L企业通过上述报表,每到月末需要填报37个项目和376个指标;到季末则需要填报40个项目和91个指标;年底则更多,需要填报85个项目和768个指标。此外,还有半年报以及每3个月(但未必是季末)报送1次的调查表,需要填报15个项目和38个指标。相关总结详见表1。

分不同部门来看,无论是报表数还是项目及指标数,上述4个部门中报送量最大的是统计局,其次是工信部。前者作为综合统计部门,需要全面收集企业生产经营整体状况的数据;后者作为电信主管部门,需要收集数据详细了解企业电信业务及其能力建设情况。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到:对统计局填报的内容,月报、季报、年报三者皆备,其详细程度是递进的,最大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年报。其他部门的重点则同时体现在月报和年报上,以月报观察进度、以年报做总结,填报工作量差别不大。其中比较特殊的是商务部外商投资统计,不仅其报送指标数较大,而且其月报指标数甚至超过了年报。

进一步看各部门填报内容之间的重复情况。第一个关注点是统计局综合统计与其他政府部门专业统计之间是否存在重复。考察结果发现,统计局报表内容在电信业务、电信企业经营方面与工信部报表有部分内容重叠,尤其是电信业务统计,相关调查内容几乎完全重合;在企业财务、节能减排、科技等方面与国资委报表有部分内容重叠;在经营状况方面与外商投资统计有部分内容重叠。第二个关注点是除统计局以外的其他政府部门专业统计之间是否存在重复。考察结果发现,除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之外,其余三类报送中都程度不同地涉及企业经营或财务状况。将所有报送内容合起来看,一个最容易重叠的部分是“单位基本情况”,因为无论对谁报送,都需要通过这些基本情况来识别企业属性,为此后的数据分组处理做准备,由此成为必填项目。

注:除了基本情况表之外,其余各表上方的“企业名称”和“企业机构代码”均不计入项目数,以避免重复计数。

这里采用“重叠”这个词表达可能存在的重复填报,因为实际发生情况会比较复杂:不同部门要求的基本内容可能有重叠,但具体填报内容在详略程度、指标选择上又是有差别的,由此导致企业在具体填报时,常常无法直接通过“粘贴”满足不同部门的填报要求。以本案例为例,同样是企业财务状况的资产负债数据填报,工信部调查表中共9个填报项目,统计局要求填报32个填报项目,国资委要求的则更细,合计起来一共41个填报项目。也就是说,不能认为表1给出的项目指标数里包含内容重复部分从而会夸大企业填报负担,在填报过程中,企业并不会因为内容重复而减少其工作量,甚至可能正好相反,会因为不同部门有一些不同的要求而增加工作量—即使是来自同一数据源(比如企业财务会计),却要从中挑选出不同的数据项填报。

最后看L企业为填报这些调查表的工作负担情况。L企业设有“数据中心”这样一个部门,其中有一个岗位专门负责填报这些报表,填报报表是其日常工作之一。该中心是企业数据的主要汇集部门,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数据无法掌握,需要协调其他业务部门报送,比如综合部、市场部、财务部。据报送人员大体估计,从准备数据到完成报送,月报大约要花费5个工作日的时间,应付年报则要花费大约3周左右的时间。据了解,在一般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常常会设置一个综合统计部门,专门协调各部门数据,一方面是企业自身的综合分析,另一方面就是要应对政府部门布置的统计报表。L企业在此方面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三、政府综合统计指标开发利用程度观察——生成什么、发布什么

(一)基本思路

如何考察政府统计基于企业填报的数据开发利用程度,其中涉及两个难点。第一是如何定义基础数据的开发利用,以什么为标志;第二是能否从外部获取足够的信息,来评价不同部门的数据开发利用程度。

基于企业填报的基础数据,政府统计进行数据生产,可以有以下方式:第一是计数,即显示报送基础数据的企业个数,或者是推算出统计调查覆盖的企业个数。第二是汇总,针对企业填报的数值型指标,就调查范围内的多个企业做加总,即可得到反映全部填报企业的指标总数①。原则上说,企业填报的所有总量指标都是可以汇总的。在汇总基础上,还可以按照企业属性进行分类,提供分类数据。第三是在计数和汇总指标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一是核算新的总量指标,尤其是按照宏观统计定义的新指标,比如行业增加值;二是计算形成各种反映比例、动态、平均等特征的分析性指标,比如平均工资、劳动生产率、资产负债率、移动电话普及率、国有资产增长率等。

如何知道企业填报的基础数据是否得到了开发利用?或者说,如何确定政府统计部门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企业填报数据加工了上述各类指标?最基本的衡量标准是这些综合指标数据是否公开发布,发布了多少,用户能否通过公开的渠道很方便地获取。但以此为标准会面临一个问题:没有公开发布不一定没有被开发利用。结合实际情况看,政府统计数据的最大用户是政府本身,政府统计部门常常会以满足各政府主管部门及其上级(直至国务院)的管理需求为首要目标。因此,大量政府统计数据可能并不是没有得到利用,只是仅属于内部利用,没有向社会公众公布。

基于上述,本文拟依照下述思路评价政府统计数据开发利用程度。首先确定统计数据开发利用潜力,也就是理论上应该开发利用的指标数,主要以计数指标和汇总指标作为客观评价基础②。其次是确定实际已开发利用的指标数,主要依据是通过公开媒介公布的指标,其中主要是总量指标——主要对应上述反映潜力的计数指标和汇总指标,也包括进一步开发计算的核算指标。最后将上述两类指标数相比较,结果作为政府统计数据开发利用程度。毫无疑问,由于忽略了内部利用,这样定义的开发利用程度是一个偏低的估计,但考虑到大量数据滞留在政府统计机构的“小金库”里,不能服务于社会公众,本身就是政府统计服务效率不高的表现。所以,本文基于此进行的考察还是有意义的。

以下仍然从L企业所面对的几个政府部门出发,分别考察各自的统计数据开发利用程度。一般而言,年度数据是开发利用程度最高的,也是公众最容易获取的,因此为简化评价过程,以下仅就“年报”数据做考察。

(二)统计局数据开发利用状况

统计局的职能是就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综合统计数据。单个企业填报的数据,会按照统计局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统计指标体系予以汇总,生成各种总量指标以及分析指标,然后按照统计局的一套统计数据发布内容框架发布相关数据。

对统计局进行效率评价的依据,一是L企业(作为电信服务企业)依据统计局服务业统计年报制度填报的指标数,代表数据开发利用潜力;二是通过公开媒介发布的综合指标数,代表数据实际开发利用水平,公开发布媒介主要采用区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2014),辅之以《北京市统计年鉴》(2014)。因为统计局的统计内容覆盖范围很广,所以单个企业填报的数据可能会分散在很多方面和很多层次。以L企业为例,所填报的数据可能会分散在《北京统计年鉴》的就业统计、能源资源环境统计、固定资产投资统计、交通运输邮电统计、科技统计、第三产业统计等不同专题中;从行业统计而言,可能汇总到最细的“电信业”,也可能只在第三产业层面汇总,此外还有可能包含在诸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样一些专题性统计中汇总发布。相关比较依据及结果见表2所示。

注:a.括号内是依据《北京市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b.表中不包括单位基本情况部分,因为所填报多为文字选项,不形成汇总指标。

总体而言,统计局对企业所填报数据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是很高。可用于计数和汇总的指标有266个,但公开发布的总量指标只有78个(北京市层次为97个),利用程度尚不及30%,市一级高一些但也不到40%(两个口径分别为29.3%和36.5%)。显然,这个被公开的数据开发利用比例还是比较低的。

分专题来看,各专业统计中利用程度最高的当属劳动工资统计,由于在汇总过程中通过不同填报指标组合生成了较多的总量指标,获得的总量指标数甚至超过了可用于计数汇总的填报指标数,致使开发利用程度高达112%,在更高一级(北京市)汇总水平上,该部分填报指标的利用程度也达到了88%。处于另一端的是信息化统计和生产经营统计。在区一级水平上数据开发利用程度为0,到市一级汇总,生产经营指标的利用率只有14.8%,而信息化部分仍然没有形成任何与此相关的综合数据发布①。

以综合性统计年鉴作为综合统计数据发布载体,常常会表现出以下两个通病。一是选择性发布。或受制于篇幅,或要对应其“综合”特征,常常不是将全部汇总指标一并发布,而是从其中选择具有“综合”性的指标列入发布范围②。二是路径依赖特征。一旦内容框架大体成型,为保证各年数据可比,所发布指标每年会大体相同,即使企业填报系统发生了变化,也常常无法及时在发布指标中得到体现。这两方面合起来,导致综合统计年鉴(以及整个数据发布系统)很难体现灵活性。这种情况在本文案例中有清楚体现。关于路径依赖的例子是信息化指标,作为最近几年推出的“企业一套表”的调查内容,却一直没有能够进入综合统计指标发布清单。关于选择性发布可以电信业务指标为例,由表3可见,尽管L企业对统计局填报的指标涉及电信业务的方方面面,但从最后发布的指标看:覆盖了各个方面,只是每一类下仅限于若干综合指标,综合起来数据利用率仅为20%,并直接影响到生产经营部分的数据利用率(不足15%)。

(三)其他部门数据开发利用状况

首先是工信部。工信部的职责主要是工业、信息服务业的行业发展,进而延伸到高技术产业和国家信息化进程的推进。落实到电信方面,特别需要就信息业务发展情况、行业整体经济效益、行业投资情况以及科技研发、新产品等情况搜集统计数据,以便为信息化以及信息产业管理提供依据。

评价工信部统计数据开发利用程度的依据,一头是L企业对工信部填报的一套统计报表,代表进行数据开发利用的潜力;另一头就是工信部通过《中国通信年鉴》《中国电信业统计公报》等渠道公开发布的综合数据,代表实际开发利用结果。表4依据统计报表内容分类显示了数据开发利用情况。可以看到,工信部统计数据开发利用程度高于统计局,其中有3个专题的数据利用程度达到或超过50%,尤其是有关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与报表项目基本做到了一一对应,但总体水平仍然有限,刚刚超过40%(41.2%),扣除用货币额概括表达的电信业务总量指标、包括在基础电信数据中不单独发布的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指标,综合数据开发利用程度也只有43.7%。

接下来看商务部。商务部的职责之一是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实施监管,为此需要通过统计掌握中国与国外之间的直接投资状况以及投资企业的后续运营状况。按照投资方向,一方面是外商来华投资统计,另一方面是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统计的年度数据主要通过《外资统计》《利用外资统计简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情况简表》等载体对社会公布,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年度数据主要通过《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发布。

分别从上述两方面追踪所发布的综合统计指标,并与基础填报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二者在综合数据开发利用程度上各执一端。外商投资统计所公布的总量指标只有6项,其中“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数据来源最明确、解读最充分的两个指标,“合同外资金额”只在行业分类数据中有所显示,另外还有三项指标(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涉外税收总额、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似乎并非来自外商投资统计调查的汇总。与外商投资统计调查制度中填报的49个年报指标相比,其数据开发利用程度之低可以想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发布总量指标42个,其中涉及9个基本指标,33个分项指标,覆盖了对外直接投资及企业的主要方面,与对外直接投资调查制度中包含的62个填报指标相比,数据开发利用程度达到67.7%。这个水平不仅远远高于外商投资统计,也大大高于前述统计局和工信部的数据开发利用水平。

最后看国资委。国资委的主要职责是针对中央下属企业(央企)进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由此决定了其对数据的需求主要侧重于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尤其是国有资本运营状况。可能是因为国资委比较强调内部监管,而且侧重于单个企业管理,笔者查询的结果是:尽管要求企业填报的财务数据非常详细,但却没有形成固定的数据公开发布渠道,相关统计数据只是零星地出现在相关工作报告中。

四、提高政府统计效率的关键

首先考虑企业填报负担问题。减轻企业填报负担的前提是要保证政府多头统计需求。在企业填报负担分析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政府各个部门针对企业布置的填报内容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叠。其中包含两种情况:一是“单位基本情况”,无论对谁报送,都需要通过这些基本情况来识别企业的属性,并为后续数据分组处理提供前提;二是指标填报的重叠,比如电信业务部分要同时报送统计局和工信部,财务指标要分别报送统计局、工信部、国资委,尽管其详细程度可能有所差别,但基本内容框架是一致的。显然,如果能够消除此类重叠重复,即可显著降低企业填报负担。过去相关部门已关注过此类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是加强政府部门之间的分工和数据交换,以数据共享来避免企业重复填报。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常常无法实现,其中原因固然与各政府部门之间的“行政壁垒”有关,同时也不能忽略技术上存在的障碍。例如,如何在内容上、时间上、便利性上保证一次填报能够同时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为此提出建议: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搭建统一的数据采集和综合加工平台,供多个政府部门统计所用。这个平台要依据经过各政府部门统筹的数据需求(可以是最大数据需求)而建立,企业在此平台上只需一次填报基础数据,各政府部门则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数据加工。基于这个统一的平台,企业第一无需反复填报“企业基本情况”,第二可以避免针对同一类调查内容的重叠填报;各政府部门则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加工数据,无需依赖于部门间的数据交换,同时还会因为数据源头统一而减少部门间统计数据不一致现象,从根本上提高政府统计数据质量。

进而考虑政府部门数据开发利用问题。所谓政府部门数据开发利用程度,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政府统计是否最大限度地利用企业填报资料进行综合统计数据加工汇总,第二是政府部门是否公开发布这些综合统计数据。前者是数据加工利用能力问题,后者则关系到统计信息的公开透明度,合起来就是政府统计服务能力。前面的分析尽管是放在政府综合统计“开发利用程度”之下进行的,但因为笔者在外围无法全面了解政府统计的“内部利用”情况,给出来的分析数据实际上主要限于数据公开这个层面,揭示的主要是政府统计数据公开透明度不高的问题。但是,即使仅就公开透明这个层面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政府统计部门也有责任向广大用户提供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统计数据,确保公民的知情权,为各种微观主体进行决策提供背景信息。

如何提高政府统计信息公开透明度?在此笔者建议:第一,相关部门应转变意识,将服务社会公众置于服务政府部门管理同样的位置;第二,要辅之以一定的行政规制,约束政府统计部门及时、最大限度地公布基于基础数据加工生成的综合统计指标,当前的《统计法》在此方面的规范力度还很不够;第三,涉及技术手段方面的改进,要改进数据载体和获取方式——不能仅依赖于年鉴、统计公报这样的纸媒模式,或者说,要克服纸媒模式下的思维定式,避免选择性发布,降低因路径依赖给数据发布带来的负面影响,力求尽可能全面地发布统计数据,尽可能及时发布体现新内容的统计数据。

要实现上述两个方面的改进,国家统计局作为牵头机构其作用至关重要。从基本职能而言,除了统计局,没有哪个政府部门具备协调各个政府部门统计、统一各种调查资源的能力;从可行性而言,国家统计局已经有了基于企业一套表实施“四大工程”从而进行局内各专业统计整合的经验,已基本具备从规范统计对象、系统设计统计调查内容、统一数据采集加工和传输流程的能力,当前要做的就是将整合范围从统计局内部扩展到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笔者认为,以改革促进政府统计效率提高,目前正当其时。

摘要:企业填报负担与综合指标开发利用程度是衡量政府统计数据生产效率的两个基本要素。本文从一个具备多重“身份标签”的典型企业为出发点,分别对企业当前填报负担和各政府部门统计数据开发利用程度进行了实际考察。考察结果显示,在“条块”结合的统计体制之下,一方面,面对当前各级各类政府统计需求,企业填报负担比较繁重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填报,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统计数据开发和公开发布程度仍然较低且各部门之间差别较大。由此可以认为,当前政府统计的整体生产效率比较低。基于此,本文建议,第一应考虑搭建统一的政府统计数据采集和综合加工平台,第二应通过制度约束和技术改进,提升政府统计部门综合统计数据的加工能力和公开服务社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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