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一共涵盖3篇精选的论文范文,关于《我国老年大学发展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摘要十年来，我国继续教育发展迅速，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承担学历补偿、职业技能培训、文化素质教育等多种职能，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推动积极老龄化、服务社区治理、构建学习型社会良好氛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论文 篇1：
“互联网+”时代老年开放大学跨界融合研究
【摘 要】以“互联网+”为视角，结合当前我国老年教育发展的困境，深度剖析老年开放大学办学优势，对跨界融合的未来发展提出可行性的参考意见，以期打造多元化、个性化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推动老年教育的科学化、规范化可持续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
【关键词】互联网+；老年教育；老年开放大学；跨界融合
一、“互联网+”的提出及内涵
2012年11月14日，在“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于杨在演讲的专题“所有传统和服务都应该被互联网改变”中提出“互联网+”一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传统和服务都应该被互联网改变”。[1]
2015年，腾讯总裁马化腾在两会上提议推动“互联网+”的发展。他解释“互联网+”为：“利用互联网的平台，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连接起来，在新的领域创造一种新的生态。”[2]
同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7月，国务院颁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互联网+”定义为“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3]互联网+出租车、互联网+金融造就了滴滴打车、P2P网络信贷的创新服务模式，充分证明了“互联网+”的变革能力。
“互联网+”强大的動力在于两个“+”：第一个“+”是跨界，跨界是前提，只有跨界才能连接一切；第二个“+”为融合，融合是关键，只有深度融合方能产生新生态。“+”不是简单粗暴的相加，而是产生巨大的驱动力，打破“旧”的组织、结构、关系、秩序等因素，重构“新”生态。因此，“互联网+”的本质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抓手，促进各行各业之间跨界融合。“互联网+”在注重互联网技术作用的同时，更注重跨界融合在行业中的影响，是实现激发新活力、培育新业态和重塑新体系的关键因素。
跨界融合既要“跨”更要“融”。融包含三个阶段：初级阶段的结合、中级阶段的融合、高级阶段的“和”，即和谐。“和”有两层含义：首先，“和生万物”。老子主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乃“道生万物”。明确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道”所含的对立面阴阳二气相互冲突达到平衡状态，从而形成新的统一体。“道生万物”即“和生万物”，“和生万物”亦能产生新系统。其次，“和而不同”。它以事物的矛盾为前提，有差异、有不同，才有和谐的存在。从美学的角度讲，差异是一种美，相互包容、相互欣赏差异，在保持各自特色、特点的前提下形成合力，形成多元化的发展趋势。[4]因此，“互联网+”跨界融合蕴含着开放性、多样性、包容性和创新性。
针对教育领域，北京师范大学陈丽教授提出：“互联网+教育”不是在线教育，而是一种变革的思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创新教育的组织模式、服务模式、教学模式等，进而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型教育生态体系。[5]北京师范大学余胜泉认为，“互联网+教育”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跨界融合，对教育主流业务产生系统性变革影响，并构建新的教育新生态。[6]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育部办公厅督查处张岩指出，“互联网+”对教育理念产生巨大冲击，其中教育资源、教育机构、学习模式和教学模式等所受影响尤为突出，并以“互联网+教育内容”“互联网+教育体验”“互联网+教育管理”和“互联网+教育评价”为视角畅想未来“互联网+教育”的新模式。[7]作为我国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年教育，正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能否抓住机遇、抢占教育改革的制高点，是实现积极老龄化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中之重。为此，深入研究“互联网+老年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应依据跨界融合寻求自身变革之路，早谋划、早行动，力争打赢老年教育变革这场攻坚战。
二、“互联网+”时代老年教育存在的问题
1老年教育需求量激增，公平缺失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呈快速发展趋势。据统计，201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22亿，占总人口的16.15%。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达2.48亿，老龄化水平达17.17%；2025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3亿，我国将成为超老年型国家。[8]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机构认为，大力发展老年教育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有效途径。我国举办老年教育的初衷是为离退休老干部提供休闲、学习的活动场所。政府办学占绝对主导地位，体现“老干部局办老年大学，老年大学服务老干部”的办学模式，且呈现出老年群体“精英教育”的现象。同时，由于老年教育资源匮乏，老年教育供给主要以城市为中心，城乡老年教育“马太效应”突出。“互联网+”时代的老年教育亟待“转型”，即以老年干部的“精英教育”向全体老年群众普惠性的“大众教育”转变，以城市居民为中心向面向农村、基层老年人转变，从而真正实现“把大学办在社会中”。大规模的教育需求将对我国老年教育体系的承载力和公共服务公平化提出挑战。
2老年教育对象水平参差不齐，模式过于单一
我国传统教育培养呈现“同质化”“单一化”的特点，忽略个体差异，有悖于“因材施教”的古训。“互联网+”时代则强调开放、合作、融合、创新精神，倡导“以人为本”和“终身学习”的理念，力求满足人们个性的发展需求。我国老年人口受地域、社会环境、文化结构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以及经济收入、个体素质、健康状况、兴趣爱好等内因的制约，个体存在较大差异。个性化老年教育强调在尊重老年个体差异性的前提下，识别和发现老年人的个性特征，最大化满足老年群体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老年教育可以突破时空和地域的限制，提供弹性化的学习方式和宽泛的学习路径，基本实现“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愿景。然而，当前的老年教育所提供的学习资源缺乏创新，且教育模式一成不变，缺乏个性化的设置，未能真正实现以老年群体为中心、依据老年人偏好和需求定制教育内容和形式。此种教育模式导致多数老年人对此望而却步，产生抵触心理。
3老年教育从业人员匮乏，人才素质堪忧
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是老年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进一步加快，教育养老被越老越多的老年人所接受。加大培养养老服务业人才的力度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老年教育、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在英美国家，优质养老机构的人员配比甚至达到了一名失能老人配备1.5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需要的养老护理人员数量大约为1 000万人。但根据现有公开数据可知，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从业人员不到100万，持证上岗的人数则不足2万，缺口已达千万级别。[9]目前，诸多养老机构通过“先上车后买票”的方式来缓解从业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即护理人员本应持证上岗，现在却变为“先招来，再培训”，导致由此而来的教育养老只有数量没有质量。随着老龄化愈演愈烈，教育养老服务业人才短缺问题日益明显。虽然国内少数高职、中专学校已经开设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且养老服务实训基地的建设也已全面启动，但是这种人才培养的模式并未形成规模。高等院校的本科及研究生层次都极少开设老年学、社会工作（福祉方向）等相关专业，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仍处于初级阶段，适合我国国情的多层次教育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建立。继续教育正处于培育发展期，无法弥补教育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这一短板。养老服务人才数量短缺、素质堪忧、层次混乱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制约着教育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较好的教育养老服务人才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4老年教育机构条块分割，各自为战
现阶段，我国有700多万老年人在老年大学等机构学习，还有成千上万老年人通过远程教育、社区教育等多种形式参与学习，初步形成了多形式办学、多部门推动的老年教育发展格局。然而，教育内部的条块分割和各自为战成为推进老年教育改革的主要阻碍。老年教育发展至今，归口管理一直存在问题。老年教育由国务院老龄委牵头，民政部、文化部、教育部等多方部委参与，呈现多方管理的态势，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发展进度较为缓慢。同时，多种老年教育机构壁垒高筑，形成闭门造车的态势，教育资源难以实现共享，教育資源重复性、同质化现象严重，精品资源建设偏少。此外，不同教育机构缺乏沟通协调，没有形成合力，学历与非学历的认证、评估、积累和转换困难重重，老年教育与正规教育建立相互承认、部门流动和资源共享的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即使近年来国内一流的老年大学已经迈出实现跨界的第一步，如南京金陵老年大学率先推出了学分管理制度，上海开放大学、江苏开放大学建立了“学分银行”，但这些实践仅限于各自机构内部，与构建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终身学习“立交桥”还有巨大差距。
三、老年开放大学助力老年教育发展的优势 老年开放大学依托国家开放大学而建，继承了国家开放大学的现代信息技术、信息化平台、数字化学习资源和组织体系等优势。在开展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同时，更专注于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培养。老年开放大学不仅注重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而且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也极为重视，通过开展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教育活动来实现学习和娱乐的双重目的。老年开放大学具备这些特殊的优势，因而成为实现跨界融合的主力军。
1拥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老年教育。2000年，国家下发《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指出：各地要重视发展老年教育事业，发展广播、电视、网络和函授教育，鼓励和指导社会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兴办各类老年学校。2013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颁布，完善了人才培养和就业政策，充分发挥开放大学作用，开展继续教育和远程学历教育。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强调：“应加大建设老年开放大学的力度，以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求。”国家开放大学制定《关于推进老年教育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老年开放大学建设。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印发《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提出“推动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举办‘老年开放大学’或‘网上老年大学’”，并将“远程老年教育推进计划”作为重点推进计划之一列入《规划》。
2具有覆盖面广的组织体系
老年开放大学由国家开放大学所建，拥有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组织模式，是由中央、省、市、区（县）、街道、社区分校等层次组成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因此，老年开放大学可以定义为：由国家开放大学牵头，依托全国省级老年开放大学、地市级老年开放大学、县级老年开放大学等的办学体系。该体系不仅可以扩大老年教育的覆盖面，提高老年教育的生态承载力，而且有利于逐步打通老年大学体系、社区教育体系、养老机构（敬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体系等，实现教育与养老的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老年开放大学实现跨界融合奠定基础。
3采取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举的措施
老年开放大学针对老年群体的需求、爱好、生理及心理特点，开设了面向老年群体的各种学历教育项目和非学历教育项目。
学历教育项目包含老年群体的教育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教育。面向老年群体的专业课程涵盖文学艺术、医疗保健、社会人文、科学技术等，以圆“老年群体”的学历梦。2014年，教育部等九个部门联合提出《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人才培养的意见》（以下简称《人才培养意见》），文件明确指出：“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办学优势，开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探索建立面向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教学及支持服务模式。”老年开放大学已经开设社会工作、老年医学护理等专业，培养养老服务业从业人才。
非学历教育项目按照“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分为四大板块，分别包含文学、书法、科学、音乐、摄影旅游、饮食烹饪、花草种植、娱乐健身、家庭保养、老年护理、投资收藏、理财保险等类别，以提升老年群体的生活品质。
4采用多样化的学习形式
《规划》强调落实“学习资源建设整合计划”。老年开放大学通过新建、购买、整合等多种方式，汇聚优质老年教育资源，初步完成面向老年群体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库。老年开放大学门户网站已经正式运营，优质视频课程免费向老年群体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开放。微博“老年开放大学”、微信订阅号“国开老年开放大学”等基于移动客户端的新媒体都已全面运营。另外，老年开放大学实施资源标准制定与流程规范，例如，《国家开放大学老年教育非学历资源建设规划方案》正在编制，用于规范老年开放大学非学历资源建设工作。
发挥现代远程教学优势，通过云平台、移动终端、电视、广播等多种手段，推送优质资源到全国各地，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扩大教育受众面，促进教育公平。除了线上输送课程外，结合线下组织活动，如书法、绘画、太极拳、桥牌、智能手机等技能培训项目，提高老年教育的时效性和持续性，开创“人人、时时、处处”学习的新局面。
5建设养老体验基地
老年开放大学已经完成基地建设规划设计，目前正在筹备建设“健康艺术养老体验国家示范中心”，全面推进教育与养老的深度融合，在体系内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坚持贯彻《规划》“探索养教结合新模式”精神，落实《规划》中“推动有条件的省（区、市）老年大学、開大（电大）体系建设具有地方特色的示范性老年教育体验基地”的政策，促进形成多元养老体验的新格局。
四、老年开放大学实现跨界融合的对策
1与社区老年教育、老年大学跨界融合
促进老年开放大学与社区老年教育、老年大学之间的深度融合，打造老年教育共同体。社区老年教育是以老年群体为特定对象、以社区为特定场所开展的各种休闲与学习活动的总和。因其具有面向基层、灵活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因而成为各级政府推进社区老年教育事业的路径之一。我国最早开展老年教育的机构是老年大学，成绩斐然。老年开放大学依托国家开放大学基于网络的远程教育优势和立体覆盖全国城乡的体系办学优势，与社区老年教育、老年大学积极合作，进行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实现信息、人员、服务等多方面的互联互通，促进“多个牌子，一套班子”的老年教育共同体形成。
老年教育共同体的成立意义深刻。首先，打破了老年教育机构的隔阂，将原本孤立的、零散的老年教育机构有机地连成一片，进一步提升了教育生态承载力，破解了供需矛盾，有利于实现老年教育一体化管理。其次，推动了老年教育服务模式向公共服务新范式转型。老年群体即使被限制在某个单一封闭的教育机构中，也仍能享受除本机构以外教育机构的资源，呈现了老年教育的公平性。
2与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跨界融合
《人才培养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型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未来将成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支柱。如前所述，老年开放大学开设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学历教育具有宝贵的经验。为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较高的人才队伍，老年开放大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应开展广泛的交流合作，优势互补，加快融合发展与集群发展，携手共同推进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建设，加强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扩大养老服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着力补齐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短板，扩大有效供给，以实现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总目标。
3与养老机构跨界融合
养教结合的老年教育是终身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养教结合的重点不是“养”和“教”，而在于融合。老年教育机构与该区域的养老机构应不断探索合作的模式，实现对接。老年教育共同体的提出更有利于全面推进养老机构老年教育工作的开展，即老年开放大学提供线上教育服务、社区教育，老年大学线下提供上门教育服务，如送师资、送教材、送指导、送活动、送讲座，提高老年群体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另外，养老机构还可以成为老年开放大学、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培养从事养老服务人才的实训基地，提高学员的实践能力，为养老机构输送人才提供保障。因此，教育机构与养老机构要积极合作，组建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队伍，打开养教结合的双赢局面。
4与互联网跨界融合
长期以来，教育很难在大众教育与个性化教育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老年开放大学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支撑，采用最新技术架构与设计理念，打造老年教育学习平台，提升了老年教育的承载能力，但是个性化教育能力却并未随之提高。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融入教育领域，为老年开放大学在提升个性化服务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支撑。
老年开放大学平台存储着大量的老年群体的学习行为、学习内容等结构化或非结构化数据，借助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对老年群体的兴趣、目标、学习行为、学习内容进行智能分析，可准确把握老年人的个性化需求，以便线上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推送。线下教师也可以充分了解老年人的学习效果，对教学内容和形式及时做出调整，加强对老年个体提供针对性的指导服务。
5与学分银行跨界融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纵向衔接、横向沟通……建立继续教育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实现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衔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建立个人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制度，畅通继续教育、终身学习通道。”因此，学分银行作为纵向衔接多层次教育级别、横向跨越多种教育类型的管理制度和运行系统，成为突破校际间壁垒、构筑终身学习“立交桥”的主要手段。
当前，“积极老龄化”和“老年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使得老年人更加注重“老有所为”“老有所用”和“老有所成”。老年开放大学与学分银行的融合成为实现上述目标的突破口及学习通道。《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办好开放大学”之后，立即开展“组建开放大学，探索终身教育模式”试点工作，其中要求通过学分银行认定学习成果，使授予学员的学历或学位证书具有与普通高等教育证书同等的效力。开放大学客观上“被”成为学分银行的建设者，理应更好地与学分银行融合，并保证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6与社交媒体跨界融合
互联网技术催生了社交媒体，Web2.0更是加速了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社交媒体将文本、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多种媒体类型嵌入到用户关系传播链条中，实现了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的模式。用户主体在社交媒体上直接参与信息内容的建设、分享与传播，体现了社交媒体的开放性；用户之间的互动、互评、反馈等协作，体现了社交媒体的交互性。该特性使信息流由传统的单向传播变为双向互动传播，用户从被动接受信息变为主动参与构建信息。
教育领域与社交网络的融合离不开在线教育资源，如课程和课件等，尤其是开放教育资源。而老年开放大学已经实现了教育资源的网络化，可以说与社交网络不谋而合。老年开放大学融合社交媒体发布知识，可使老年群体参与其中，通过有效互动、协同合作，实现知识传播，促进个体知识的构建和集体智慧的形成，提高老年群体的参与度，扩大老年教育的受众面，使其接受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等理念。社交媒体颠覆了传统的知识结构，非线性的知识散落在网络中，老年开放大学需在碎片化知识和知识体系之间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通过社交媒体发布的实用有价值的生活知识，如技能学习、培养兴趣爱好、养生保健和生活休闲等，尽量凸显“短平快”的特点。如果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文化知识，应尽可能巧妙地使用超链接整合碎片信息，将同一主题零碎的知识有机地聚合在一起，弥补单页面呈现的不足，使知识深刻且详细，具有扩展性，更好地满足老年群体对知识广度和深度的需求。
7与公共图书馆跨界融合
公共图书馆是集公益性与开放性于一体的社会文化机构，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是人们的终身学校。近几年，公共图书馆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发展和壮大老年读者群体，最大限度地满足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社会文化载体的公共图书馆以服务老年群体为己任，多种措施并举，如设立老年阅览室，方便老年群体获取图书资料；馆内设置无障碍通道；开展送书上门、邮寄服务、专题活动等，全方位服务老年群体。另外，借助互联网技术，推进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使数字化资源日益丰富，为更好地开展老年读者数字化服务打下了基础。然而，由于宣传工作不够、缺乏有效的途径以及受限于老年读者的信息化素养，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的利用率并不高。
当前，老年开放大学正努力打造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顺应“互联网+”时代潮流，打破不同机构之间的隔阂，积极与公共图书馆融合，实现优势互补。一方面，老年开放大学通过汇聚公共图书馆的数字资源，使得老年教育资源得以丰富和充实，并通过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将公共图书馆优质资源推送到社区、老年大学、养老院等机构，老年群体足不出户便可下载自己需要的书刊资料。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成为向老年读者进行服务宣传的有效途径，可充分利用平台促进信息传递、相互交流，让数字阅读更加贴近老年群体。同时，老年开放大学在培养老年读者信息化素养方面具有优势，可通过学习教会老年人掌握电脑和手机的基本操作，学会信息检索方法，真正为公共图书馆服务老年群体畅通道路。
五、老年开放大学实现跨界融合的保障措施 1建立健全保障制度
“互联网+”时代，老年开放大学通过跨界融合构建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必然会突破既有的模式与路径，产生新业态和新应用，与既有制度相冲突。单单依靠老年开放大学自身的改革难以实现实质性推进，必须通过配套的政策制度来支撑。国家教育部需通过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加强老年制度建设，如学籍管理制度、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制度、教师及养老服務人员培训制度、教育服务调研与效果反馈制度、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质量保障制度等，构建长效机制。同时，应将老年教育的经费支出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确保经费投入，支持重大项目实施（学习资源建设项目、学习平台建设项目、师资队伍建设项目等），开创老年教育的新局面。
2坚持老年开放大学的主体地位
《意见》明确提出“发挥开放大学作用”，国家寄予老年开放大学很高的期待，并为老年开放大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应以老年开放大学为抓手，依托老年开放大学覆盖全国城乡的办学体系，调动省、市、县各级老年开放大学的积极性，加强与全国各级各类老年教育机构、涉老服务机构间的合作，探索多元化服务模式。此外，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势，突出远程教育特点，做好老年群体与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老年开放大学要承担起平台建设、资源开发与整合、制定标准、统筹指导的责任，引领老年教育的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3加强互联网技术建设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是“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老年开放大学实现跨界融合的有力支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宽带中国”战略使每个个体都参与互联网平台并共享数据和信息，引发消费、服务和流通一体化模式出现；大数据具有快速、准确的发掘和分析能力；云计算具有强大的存储和计算能力。老年开放大学本身就具有互联网基因，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应通过加强互联网技术的建设，以其为基础消除边界，才能更好地实现跨界融合。
4构建跨界融合的评价机制
评价机制对跨界融合出现的新格局进行评价，老年开放大学的跨界融合需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从微观角度来讲，评价机制应判断是否满足老年个体“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甚至“老有所为”的需求；从宏观角度来讲，评价机制需要评价老年开放大学的跨界融合对老年教育发展所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评价工作可由相关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完成，如何选取评价指标并赋予科学合理的权重将成为评价机制设立的重点和难点。构建评价机制有利于正确评价老年开放大学跨界融合的作用，发现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从而及时调整并制定更合理的方案。
5加强跨界融合的研究
跨界产生的新理论有利于破解瓶颈问题。应组织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展老年开放大学跨界融合的科学研究工作，研究方法采取国内和国外相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注重跨界融合的前瞻性和实用性，不断总结新经验，探索新理论，更好地指导老年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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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rossborder and Fusion of Open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in the “Internet+” Era
SU Di1， HAN Honglei2
（1.Tianjin Open University； 2.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 Tianjin 300191， China）
【
【Key words】internet plus； senior citizen education； open university for the elderly； crossborder and fusion
作者：苏迪 韩红蕾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论文 篇2：
我国继续教育发展的成就、挑战与对策
摘 要 十年来，我国继续教育发展迅速，立足国家重大战略，承担学历补偿、职业技能培训、文化素质教育等多种职能，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推动积极老龄化、服务社区治理、构建学习型社会良好氛围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国继续教育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存在国家层面立法滞后、管理体制不畅、经费投入不足、专业队伍匮乏、学习资源缺乏整合共享、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需要加快国家层面立法，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优化继续教育结构，保障经费与人员投入，加强质量监督保障，健全学习支持体系。
关键词 《教育规划纲要》;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
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继续教育是这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提出了“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的战略目标和“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的具体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又提出了“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战略任务。在2020年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教育规划纲要》实施十年来全国继续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回顾、总结，对于着眼长远、把握大局，开门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做出新规划具有重要意义。
一、继续教育的内涵与意义
2000年以前，我国国家教育政策及其相关文本中都使用“成人教育”这一概念，将“继续教育”包含在成人教育中，2002年开始呈现出并列使用的态势，2007年以后逐步倾向使用“继续教育”这一概念[1]。对于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关系，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等同说、并列说、包含说、隶属说、交叉说等[2]。《教育规划纲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了“继续教育”的概念，即“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的教育活动”，并提出了相应的任务。这一界定的好处在于其不对“之前应接受何种程度的教育”进行设限，即只有起点，没有终点，而且起点可以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之后，也可以是大学教育之后[3]。
《教育规划纲要》把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职工培训等教育类型统一纳入到继续教育领域，纳入到终身教育体系，推动继续教育统筹发展。因此，需要在终身教育的视野下考察继续教育发展的意义。尽管当下为了突出学习者的自主性与主动性，终身学习的概念逐步取代终身教育，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在考虑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时仍必须考虑教育的责任，即教育型社会的构建[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明确了终身教育体系建设要服务于学习型社会建设，致力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均体现出教育体系的服务功能。
继续教育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增长，学校教育之后的生命时长将远远超过学校教育时长，走出校园后的继续学习成为必需。继续教育要为学习者的继续学习提供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及教育结果。可以说，学校教育奠定了人生的基础，而继续教育拓展了人生的高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继续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
十年来，我国继续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通过调整结构、理顺机制、完善体系等举措，在促进教育公平、提升国民学历水平和综合素质、推动积极老龄化、服务社区治理、构建学习型社会良好氛围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学历继续教育圆多个群体提升学历的梦想
我国建有完整的学历继续教育体系，从业人员可以通过成人学校、普通高校举办的函授、夜大学、网络教育、开放教育以及自学考试等途径获得不同层次的学历教育。随着近年来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和高中阶段教育普及，学历继续教育的重心逐渐转向高等教育：中小学学历继续教育在校生由2009年的432.1万人降到2019年的163.5万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校生由2009年的958.62万人增至2019年的1526.39万人。2010-2019年间，我国初等和中等学历继续教育累计培养毕业生2268.26万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累计培养本专科毕业生4495.88万人①，实现了农民工、在职员工、士兵军官等多个群体提升学历的梦想，也为推动教育公平、提升我国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非学历继续教育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十年来，非学历继续教育发展迅速，各类办学主体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教育与培训活动，全国参加各类非学历继续教育的人數逐年增加。2010-2018年间，仅中职学校和高校举办的非学历继续教育累计培养结业生就达5.48亿人次②。当前，普通高校以及开放大学系统继续教育的重心正由学历教育逐步转向非学历教育与培训，主动服务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健康中国、扶贫攻坚等重大战略，不断扩大教育覆盖面，广泛面向在职职工、农民工、农民、妇女、老年人、军人、残疾人等群体开展非学历继续教育与培训服务，为促进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发挥了积极作用，也为扩大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作出了贡献。
（三）社区教育三级办学网络基本形成
十年来，我国社区教育蓬勃发展，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教育发展方式和路径，面向群体不断扩大。教育部先后确定六批共127个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四批共122个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各地建立了近500个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2016年6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发展社区教育的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有90%的省市、50%的区县开展了社区教育，21个省（区、市）建立了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形成了城乡一体的三级社区教育办学网络[5]。各地积极开展多种社区教育办学模式探索，形成了东部地区广泛开展、中部和西部地区逐步推进的发展格局。
（四）老年教育三级办学体系初步形成
十年来，我国老年教育发展迅速，始终坚持把受教育作为老年人的一项基本权利，把发展老年教育、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为推进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促进“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发展。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老年教育的重要指导文件《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多省市以地方发展规划、指导意见、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方式 ，制定了老年教育发展相关文件，老年教育法规制度逐步健全。根据《老年教育发展规划（2016-2020年）》实施情况中期评估数据，全国省级老年大学、地级市老年大学已实现全覆盖，部分省市已基本完成老年教育机构布局。老年教育三级办学体系初步形成。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8年，全国各地有老年大学和老年教育机构6.2万个，共有800多万老年学员[6]。各地依托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积极举办老年开放大学，从传统教育走向开放教育，办学形式不断丰富，受益群体不断扩大。
（五）职工培训参与率进一步提升
当前，我国已经形成高等学校、职业院校、培训机构共同参与的企业职工大培训格局。2018年，全国总工会发布的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职工队伍达到3.91亿人，其中77.8%的职工参加过单位组织的培训[7]。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提出了“未来三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的目标，并提出了激发相关培训主体积极性的鼓励措施。在各类机构中，职业院校开展职业培训的功能进一步强化。2019年10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十四部门联合印发《职业院校全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提出“职业院校开展各类职业培训年均达到5000万人次以上”的具体目标，鼓励职业院校开展培训，将进一步提升职工培训率。
（六）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
一是积极推动跨部门协调机制建设。近年来，教育部通过成立继续教育办公室、在部分专项工作方面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积极鼓励支持地方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协调机制等方式，推动完善继续教育协调机制建设，强化服务保障功能。
二是开展继续教育法制建设探索。教育部积极开展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立法前期调研，并推动地方开展立法实践探索，加强法制保障。2010-2015年间，上海市、太原市、河北省以及宁波市相继出台地方性终身教育法规。有关部门结合各自继续教育职能，积极推动各自领域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如山东、江苏、福建等省市曾出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
三是继续教育激励机制实现突破。2012年2月，教育部起草的《关于加快发展继续教育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了针对企业、社会组织与个人的多条优惠意见。2018年5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以及同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使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进一步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纳入了继续教育支出项目。
四是监管与评估制度建设有所增强。2016年11月，教育部出台《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首次对各级各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工作加强全口径统筹规划与宏观管理，以专业设置为切入点，切实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监督与评估。2017年以来，连续4年实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年度备案工作，高校依规自主设置、省级统筹、部级汇总备案、专家第三方评议的专业备案工作机制日趋成熟。2018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高等学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首次启动高校继续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工作，逐步完善高校继续教育质量保障制度。2019年12月，教育部辦公厅印发《关于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促进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从严把“三关”、落实“两责”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加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治理能力建设。
（七）继续教育支持体系不断完善
一是充分依托信息化推动在线教育资源共享。教育部积极支持高校等有关机构发挥优势，采取“高校主体、政府支持、社会参与”的方式，集聚优势力量和优质资源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平台，促使慕课上线数量快速增长，受众数量不断提升。截至2020年6月底，上线慕课数量达到2.9万门，主要慕课平台在校生和社会学习者学习人数上涨至4.8亿人次，在校生获得慕课学分人数发展到1.26亿人次③。实施“慕课西部行”计划和“在线开放课程新长征计划”，加大资源扩散。截至2020年9月，西部地区高校共计参加培训1.6万校次，受训教师达59万人次，建设使用在线开放课程32.8万门，学生参与学习达2.1亿人次④。
二是继续教育基地与平台建设加快。通过“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的建设与示范”“普通高校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开放联盟”等项目的实施，以及“爱课程”、全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等平台的搭建与开通，系统推进体系建设，扩大继续教育资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三是开放大学加快新型大学探索。2012年，教育部批准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学，原北京、上海、江苏、广东、云南五省市的五所广播电视大学更名为开放大学。2016年1月，教育部出台《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要求到2020年初步建成中国特色开放大学体系，并提出了12项具体任务。经过试点改革探索，截至2019年，国家开放大学形成了由总部和45个省级分部、14个行业学院、4000多个学习中心组成，覆盖全国城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办学共同体”，助推人人皆学、时时可学、处处能学的学习型社会的实现。
四是学习成果认定与转换初见成效。2012年7月，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正式挂牌，此后多省市开展学分银行建设，并出现了跨省市的实践探索。例如，2019年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教育主管部门联合成立长三角地区开放教育学分银行，探索地区间学生校际流动、课程互选和成果互认等。目前，我国初步搭建了学习成果框架，完成了基于10个行业的670余个认证标准。广东开放大学对外发布了国内首个资历框架等级标准《广东省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等级标准》。
（八）终身学习社会氛围不断优化
一是全民阅读氛围更加浓厚。国家倡导开展全民阅读，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推进全民阅读工程。2015年，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开展了全民阅读活动，400多个城市常设读书节、读书月等活动，江苏、湖北、辽宁等省已将全民阅读纳入立法进程，江苏省还将每年4月23日定为“江苏全民阅读日”，这也是全国首个由省人大立法确定的地方阅读日[8]。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1.1%，较2009年的72.0%提升近10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79.3%，较2009年的24.6%提升了55个百分点[9][10]。
二是学习型城市建设不断加强。各级政府和教育等有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有关精神，制定实施有关政策，加快部署相关工作。2014年8月，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的意见》。在该文件指导下，各省区市积极建立健全领导协调机制，协调推进学习型城市建设，建立了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目前共有105个城市加入联盟。2017年，教育部职成教司组织北京、上海、杭州、成都、武汉、长沙、宁波、太原等八个城市开展了首批学习型城市监测实践项目。2019年11月，教育部职成教司下发《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工作的通知》，计划在全国学习型城市建设联盟的所有成员城市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以进一步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建设成为促进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载体。
三、我国继续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国家层面继续教育立法滞后
自本世纪初开始，我国已多次提出关于终身教育立法的提案、议案，教育部层面也积极开展了立法前期调研，但目前国家层面关于继续教育或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法律尚未出台。继续教育改革发展缺少基本法律规范和指导，影响到整体教育功能和社会效益的全面发挥[11]。目前，一些地区出台了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相关条例，但地方条例不具有诠释公民基本权利的地位和功能，具体条文多为宣传和引导性内容，很难对学习权的保障原则、具体实施内容等作出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继续教育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继续教育管理体制不够畅通
一是国家层面尚未建立长效稳定的全口径跨部门协调工作机制。继续教育管理存在部门分割、资源分散、重复建设、发展不均衡等现象，与继续教育发展相关的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难以形成发展合力。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开放大学系统、自学考试系统等各类继续教育办学形式之间，在发展目标、办学定位、工作重点等方面存在重叠、交叉和错位，系统联动、开放共享不足。
二是继续教育政策、规划落实职责不清，督导评价制度不健全。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政策、规划颁布以后， 各地虽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规划，但仍多停留在宣传、学习和理解阶段， 尚未落实到深化实践改革的具体行动上。思想认识不足，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全口径监管与评估制度，使得继续教育常常处于“边缘化”境地。
（三）缺乏稳定投入和专业化队伍
一是继续教育尤其是非学历继续教育缺乏稳定的经费投入。目前，学历继续教育主要依赖学费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缺乏常规投入、很多地区社区教育难以落实每年人均2元的经费标准、老年教育缺乏专项经费保障等问题，经费投入普遍存在着“重小轻老”的现象，存在学历与非学历继续教育课程质量不高，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办学规模不大、办学场地不够、办学条件简陋、硬件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继续教育难以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是继续教育缺乏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支撑。继续教育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但目前继续教育专业学位点数量较少，继续教育研究人员较少，培养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足。同時，由于经费有限，老年教育、社区教育等工作者接受培训的名额、次数不足。更重要的是，老年教育、社区教育工作者缺乏专门的职务职称晋升通道，难以形成稳定的专业化队伍。
（四）学习资源建设缺乏整合共享
一是学习资源建设主体责任不够明确，缺乏统筹协调机制，存在多头建设、各自为政等问题。不同系统、地区间教育机构普遍存在“信息孤岛”现象，交流共享不足，平台和课程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现象比较普遍。
二是学习资源建设缺乏标准和规范且质量参差不齐。当下学习资源数量大幅增长，但由于缺乏目标用户分析、技术标准制定等问题，存在碎片化分布、系统性不强、针对性不足、质量不高等问题，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性不好，对资源的知晓率和利用率不高。
三是继续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资源开放程度有限。以高校为例，高校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继续教育资源，但目前近一半高校不具备开放型的教学资源⑤。
（五）继续教育办学质量参差不齐
由于多主体办学且缺乏较为统一的办学质量监督与保障体系，继续教育存在办学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就学历继续教育而言，当前函授、夜大学、网络教育、开放教育、自学考试等各种办学的形式之间，存在政策不一致、面向同一社会群体办学入学标准不统一、教学过程不统一、质量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社会公信力遭到质疑。相对于学校教育体系，继续教育还缺乏成熟、完善的督导、评价与监测等机制。
四、我国继续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国家层面立法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迫切要求公民学习权的全面落实。国家层面的继续教育或终身教育立法是实现公民学习权的重要法律保障。需要加快研制与出台国家层面法律，强调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等法定目标，明确政府、学校和各类组织推进终身学习的法定责任，明确继续教育服务公民终身学习能力的法定任务。
（二）完善管理体制机制
加快构建和完善国家、省级、市级跨部门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教育领导小组领导、统筹、协调继续教育发展的作用，定期开展继续教育工作会，落实继续教育发展任务。遵循“补短板、填漏洞”的原则，对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突破，树立整体发展观，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与帮助，逐步缩小继续教育跨部门协调机制的地区差异。加强继续教育工作督导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履行继续教育职责督导评价制度，把继续教育工作纳入基层政府的绩效考核，不断完善继续教育激励机制。
（三）優化继续教育结构
继续教育仍要坚持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继续发展学历继续教育，为有学历提升需求的学习者提供通道。2019年，新增劳动力中有48.2%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3.6年，但从存量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全国15岁以上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仅为16.3%，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发展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学历继续教育要重点加强以岗位能力提升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模式改革，不断适应成人学习者的学习需求和特征，实现学习者学历和能力双提升的目标。另一方面，重心转向发展非学历教育，创新教育活动形式，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例如，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5388万人，占18.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7603万人，占12.6%[12]。目前，国家能提供的老年大学学位仅有800多万个，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需求。要充分发挥继续教育为特殊群体、弱势群体提供教育机会、推进教育公平、提升国民素质的职能。
（四）保障经费与人员投入
一是吸引多元主体加大继续教育经费投入。继续探索运用土地、财政、金融、税收等多种支持手段，鼓励与扶持行业企业、社会组织深度参与继续教育办学。地方党委政府加大统筹力度，推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落实培训经费保障政策，助力职业院校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同时，完善组织和监管体系，提升继续教育经费使用效率。
二是加大继续教育专业化队伍建设。加强继续教育研究队伍建设，切实发挥继续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功能。建立与畅通老年教育、社区教育工作者的职务和职称晋升通道，提升继续教育工作的吸引力。加强继续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加大继续教育工作者培训力度和覆盖范围，提升继续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水平。
（五）加强质量监督保障
一是加强学习需求分析，提升办学质量。真正建立“学校面对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优化专业设置，深化校企合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教师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大力推进课程标准化建设，构建科学规范的质量评价标准和体系，不断加强教学过程的规范化管理，提升办学质量。
二是落实宽进严出制度，完善评价技术。加强继续教育全口径监管与评估制度标准建设。重点落实“严出”制度，保障继续教育质量。完善评价技术，切实发挥继续教育的优势，将评价导向从以知识性评价为主转向综合能力评价上来。
三是建立可持续的、常态化的继续教育监测机制。明确相关机构的职责，研制继续教育监测与评估指标体系。建议各省（区、市）每年编写本省《继续教育发展报告》，向社会公布。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继续教育全行业、全过程进行评估，定期发布报告。
（六）健全学习支持体系
一是加大优质学习资源开放共享。坚持开放共享，按照互惠互利原则，扩大学校和社会优质学习资源开放力度，建立学习平台推广应用机制，提升公众对学习资源平台的知晓率和利用率，服务终身学习。
二是加快研制国家资历框架。为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培训的贯通和协调发展，为公民构建无障碍的、公平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学习成果可以携带和累积的终身学习制度。
三是完善学分认定、积累与置换制度。完善学籍管理制度，逐步推动完全学分制，实现学习者的自主性、个性化、多样化学习。继续建立和完善“学分银行”体系，实现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与转换，提升国民终身学习的积极性与获得感，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机制与社会氛围。
（本文得到了刑贞良、张竺鹏、车如山、韩倩老师以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的指导与帮助，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1]李强.从“成人教育”到“继续教育”：政策导向的转变[J].继续教育研究，2016（9）：7.
[2]廖远兵.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关系摭论[J].当代继续教育，2019（4）：63-68.
[3]龙汛恒，张妙华，武丽志.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概念的内涵与发展[J].中国成人教育，2013（14）：5-8
[4]周作宇.终身教育体系：思想基础与行动结构[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6）：15.
[5]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4718号建议的答复[EB/OL].（2020-05-21）[2020-12-12].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zcs/201812/t20181229_365468.html.
[6]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090号建议的答复[EB/OL].（2020-10-15）[2020-12-12].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jyta_zcs/201912/t20191204_410811.html.
[7]第八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领导小组负责人答记者问[N].工人日报，2018-01-17.
[8]李哲.全民阅读十年：书香不厌百回“闻”[N].经济日报，2015-12-03.
[9]第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J].青年记者，2010（5）：42.
[10]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0（3）：18.
[11]刘奉越.继续教育立法的价值意蕴、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2）：9-12.
[12]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10-16].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作者：杜云英
我国老年大学发展论文 篇3：
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动力分析与规律探求
摘要：文章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分析我国成人教育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成人教育发展的规律，主要包括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根据国情调整办学内容并提高办学质量；借鉴国外的先进理念或制度；调动企业和社区的办学积极性。
关键词：动力分析；规律探求
动力有两层意思，一是机械做工的各种作用力；二是比喻推动工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力量。本文采用动力的第二层含义，探讨新中国成立后推动成人教育发展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探求成人教育发展的规律。
一、促进成人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国内因素
1 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
(1)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事业百废待兴，高学历人才特别缺乏，所以培养高学历人才是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而进入2l世纪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使高学历人才不再匮乏，但是在我国发达地区出现“技工荒”，一方面是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合适的技工。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工不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所以成人教育的发展需要面向农村，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不仅使农民掌握生存技能，而且为企业培养了技工人才。
(2)经济发展转型的需要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纵观世界发展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结构正由“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资金密集型经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经济”转化，劳动力由体力型、简单重复型向知识型方向发展。知识将会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生产的重要因素，而且是第一位的生产手段。顺应形势，我国也提出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转型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劳动者会通过成人教育来提高适应能力，成人教育会有新的发展空间。
2 国家的教育政策和制度
政治对教育作用的第二种手段是通过政府、政党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中包括总的方针、政策，教育方面的方针、政策，以及与教育相关的其他领域活动的方针、政策。在不同时期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成人教育制度政策会促进成人教育的发展。
3 人民不同时期的需求变化
一般说来，成人教育是为了满足成人发展的需求，即为了提高成人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人民是文盲，人们的教育需求首先是识字，所以成人教育要完成扫盲的任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需要高学历人才，要求成人教育发展学历教育、培养了高学历人才。但是，现在社会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医疗的不断进步，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教育成为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开始出现老年大学，这种新型的成人教育形式意味着成人教育有闲暇的性质。
4 高等教育大众化
自1999年我国开始逐步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而高等教育一方面是普通高等教育，另一方面是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因而高等教育大众化必然会促进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1999年招考115.77万人；2000年招考156.15万人；2001年招考159.93万人；2002年招考222.32万人；2004年招考221.56万人，从数字可以看出近几年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迅猛。
(二)国际因素
1 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强调资源在全球的重新分配。我国正在积极迎接全球化的趋势，广泛参与全球化的大生产。但是，不论是熟悉国际经济交易规则，还是提高产业生产水平，都需要劳动者观念的转变、技能的提高，这些都离不开成人教育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众多，潜在的人力资源丰富，但人口素质整体较低。作为一个有10亿成人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关键是要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而提高全民族素质尤其需要成人教育的发展。
2 终身教育思潮
终身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是当今国际流行的一种现代教育思想。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部长的保罗·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并非只是儿童期和青年期，它应伴随人的一生持续进行。教育应当借助于这种形式，满足个人即社会的永恒要求……这样，‘终身教育(永续教育)’便作为教育专业术语为人们所接受了。”该思想提出后，各国都把终身教育作为努力的目标。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成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国在最近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十三条加快发展继续教育中指出：“继续教育是面向学校教育之后所有社会成员特别是成人的教育活动，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新继续教育观念，加大投入力度，以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为核心，大力发展非学历继续教育，稳步发展学历继续教育，广泛开展城乡社区教育，加快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倡导全民阅读，推动全民学习。到2020年，努力形成人人皆学、处处可学、时时能学的学习型社会。”
二、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规律探求
(一)塑造良好的成人教育发展的环境，主要是通过制定成人教育的法律
教育只是社会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国家的教育法律制度以及财政投入。迄今为止，我国没有完善成人教育法律系统，因而成人教育的发展没有法律保障。而发达国家立法是比较完备的，如美国一直很重视立法工作，1914年通过《斯密斯一列维尔法案》；1917年通过《史密斯一休斯法案》；1946年通过《乔治巴登法案》；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1961年的《地区再发展方案》；1963年的《职业教育法案》；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案》；1973年的《全面就业与培训法案》；1982年的《职业培训合作法案》，这些法律对美国的成人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规范和推动作用。
(二)办学内容要适合国情并且重视办学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缺乏高学历人才，成人教育的发展主要以高等学历教育为主，需要成人教育来培养高学历人才；进入21世纪，我国需要职业技术人才，职业教育开始兴盛；所以成人教育的办学内容要适合国情。另外，办学内容需要高质量完成，不能只追求数量，1986年至1991年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存在乱发文凭，过于重视经济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成人教育的发展。所以我国成人教育在寻找合适的办学内容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对质量的要求。
(三)借鉴国外先进的理念或制度政策
发达国家的成人教育经过数年的积累，无论是法制建设，还是办学理念等方面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最典型的理念就是终身教育观念。我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构建终身教育体制也是受其影响。此外，发达国家的很多做法也有借鉴意义，如日本的公民馆，它是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主要是为乡村居民提供学习的机构，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青年学校、定期讲座、演讲会、展览会等。这对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成人教育具有启发意义。
(四)充分调动企业和社区的办学积极性
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是我国成人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职业教育的实施主体除了国家，还包括企业、社区等。企业的职业培训不但会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同时促进了成人职业教育的发展。发达国家在发展成人教育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日本劳务省的专项调查表明，在拥有100名以上职工的大企业中，实施教育训练的占99.8％，有计划进行教育训练的占88.52％；在小企业中，实施教育训练的占88.1％，所以我国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充分调动公司的办学积极性；另外，社区教育也是成人教育新的发展形式，社区教育有多样的办学形式和丰富的办学内容，既有职业教育的内容，也有公民健康教育的内容，不仅可以提高居民的职业技能，也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因而国家也要发挥社区的办学优势。
作者：范庆江 原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