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精心整理了《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和改革的深化，我国城市贫困居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越发严重，给社会与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具有新时代特征。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论文 篇1：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分析与对策研究
[摘要]城市下岗职工的贫困，下岗职工集中居住形成的贫困区，由老工业基地城市和资源枯竭型城市构成的贫困城市，是我国特有的城市贫困问题。为解决“当代贫困”，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政府应承担起对“贫困城市”的援助和对“贫困居民”的救助的基本责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强产业开发指导等，遏制并逐步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关键词]城市贫困 遏制贫困 政府责任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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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四保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论文 篇2：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不容忽视
摘 要 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和改革的深化，我国城市贫困居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越发严重，给社会与经济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种人口现象，具有新时代特征。
关键词 贫困 现状 建议
我国经济持续迅猛发展，居民收入节节攀升的同时，城市贫困问题也突显出来。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反贫困的过程。贫困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
一、城镇贫困人口的鉴别
（一）家庭总支出是否低于贫困线；（二）家庭的人均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我国净储蓄率相对较高，如果采用支出法，统计结果会高很多。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家庭是否能够满足其支出需求，而不是实际花费的金额。所以分析贫困问题既要采用收入法又要采用支出法。
二、我国当前城市贫困现状
（一）贫困面积扩大人数增长迅速
根据民政部统计，90年代初，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包括在职、下岗和离退休人员）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达329万人，2001年底，具备低保标准的城镇居民数量达1170万人，2002年达2064万人，2003年更是到了2235万人。
（二）从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来看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国际上一般用基尼系数表示贫富差距的大小。0.2以下是绝对平均；0.2-0.3是比较平均，0.3-0.4是差距允许警戒区内；0.4-0.5是差距过大；0.5以上是差距极不合理，会造成社会动乱。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在1998年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03，超出警戒线0.4，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的状况，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平均为0.34的水平，贫富差距过大。
（三）贫困主体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对象”及一些特殊救济对象。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主体主要是失业、下岗、减收者及城镇外来务工者、老、弱、病、残、孤、寡的弱势群体等三类人群。
（四）贫困人口年轻化
目前，在城市贫困人口中，失业和下岗人员占有很大比重，而下岗人员又以25岁-44岁的中青年居多，占70.4%，平均年龄为39岁，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尴尬阶段，对生活影响很大，他们中的不少人已进入或者徘徊在贫困边缘。
三、贫困人口不降反增的原因
（一）如同一切投资一样，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也如同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一样，越到尾声效益越低，工作越困难。基于这个原因，一些发达国家总会存在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
（二）源于宗教和文化的坚持和固守，总有一部分人在一定时期里拒绝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对这些人脱贫极为困难，但是这些人的后代会接受现代文明，不过需要很长时间的同化。
（三）一些绝对贫困人口居住自然条件极其恶劣，这种扶贫支持不仅经济效益低下，社会效益也是低下的。
（四）政府扶贫资金的利用率问题。考虑到监管过程的疏忽和腐败现象，在资金总量的运用过程中难免遇到传递消耗。
四、贫困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
（一）可能性
社会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多维的，每一层次的个体能力、机遇或收入分配不平等造就了社会格局的一部分，如果社会机体正常运行，贫困和分配不均必然存在。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贫困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且现代转型社会本身机能不够完善，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顽疾。“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意味着允许贫困的相对存在。
（二）合理性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贫困存在有一定的正功能，即合理性。贫困能减少对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供给；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贫困者被认定是应该被救济的，这些人给上层阶级提供满足精神需求的机会，即成为他们做慈善、公益的对象。此外，如果社会中存在贫困，说明该社会没达到发育健全的程度，如果强制消除贫困，将导致社会畸形发展。
五、解决贫困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和社会与贫困群体的沟通，提供高质量的救助服务
（1）增加贫穷人口对提供服务和社会救助的参与权和选择权，以便约束和监督社会救助的服务提供者；（2）对穷人提供有效服务的相关部门给予奖励，对无效服务予以惩罚；（3）通过投票方式，加强贫困居民的发言权。
（二）旅游扶贫
旅游业对于地区经济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日益关注，旅游成为城市居民消费热点。人们越来越崇尚绿色、自然。这对我国农村贫困地区提供致富契机。同时，旅游者不仅带来了资金还带来了新信息、文化、价值观念。
（三）实行就业优先，切实加强城镇职工再就业管理
脱贫的根本在于提供充分就业机会，提高贫困者自身发展能力，鼓励自我就业、自主就业、家庭就业、社区就业。这就要求转变政府工作思路，实行促进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以就业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政府要尽最大努力使失业者通过自由选择的方式保证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准。
（四）加快推进廉租房建设
一些贫困户无经济能力参与拆迁改造，成为无房户。最低生活保障应将居住保障纳入考虑范围，需尽快建立廉租房制度，具体可由政府出资收购一批二手房、平房、楼房以满足不同家庭的需求。
参考文献：
[1]郑小琦.中国反贫困三大重点.晾望新闻周刊.2003(15):29-30.
[2]周怡.社会学研究.2005.2.
作者：吴琼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论文 篇3：
我国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及治理
摘要：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现代化发展，针对农村的贫困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地成果，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仍然没有被推向进程。本文厘清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和影响因素，从多维的角度分析他们的贫困状态，进而去思考制度的发展方向和可以采取的合适的治理措施。
关键词：可行能力理论;城市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一、城市贫困的概念运动
（一）概念规定
城市贫困由贫困的概念而来，由于学术界不同领域对贫困概念界定不同，因此城市贫困概念也并不明确，在中国城市贫困通常指的就是城市低保家庭。经济指标通常被认为是判定贫困状态的首要标准，由于中国东西部城市发展不平衡，每个城市中贫困标准的确定与本地的经济实力有很大关联性，所以早期的低保制度各不相同，1997 年在全国开始推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在制度层面就表现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够享受低保制度的家庭，其平均收入均低于一般收入水平。概念展开
1.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一直延续在代际的更迭中，国内学者李晓明（2006）通过整合国外研究成果，指出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和导致贫困的各种相关因素在家庭内部由前代传递给后代，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1]贺巧知（2003）认为贫困代际传递是贫困家庭中的年轻一代受上一代的影响，并承接这种贫困状态，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的继续匮乏、受教育少、缺乏进取精神等。[2]
2.城市低保家庭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城市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救助的社会救济制度，其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指可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的消费需求。[3]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社会功能在于，由政府承担责任，以保障城市贫困人口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为核心，为他们提供物质帮助。
二、城市低保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原因分析
（一）发展权利不充分
在森的可行能力理论中，政治自由包括政治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居民之间的发展权利不均衡、不充分，在现阶段下，城市低保家庭的政治权利有了一定的扩展，但是其程度有限，发展权利并未得到有效保障和实现，这也是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权利主要表现在低保家庭参与意识不足和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
（二）经济行为不完全
低保家庭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收入低于支出，在进行经济行为和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经济行为不充分的现象，这主要受到两个方面影响，一是受到家庭传统资本积累的限制，二是源于公共政策中的再分配机制。
（三）社会机会不均等
当前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国家间竞争日益激烈，现代社会的竞争是人才、知识和技术的竞争，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竞争实力强弱的指标之一;同样，对某一个体而言，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也是衡量该个体在社会中竞争能力的重要方面。身体健康状况影响实现实质自由实现的程度，对同样学历和相同技能的两人而言，毫无疑问，身体状况越差，其实质自由越容易受到剥夺，也就越容易限制其可行能力发展。
三、城市低保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治理的政策建议
阿玛蒂亚·森在《理性与自由》一书中阐述了社会选择理论，即如何将个人偏好加总成社会选择。现实中，人们的偏好倾向性不同，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机制实现社会选择，达到社会满意，保证人们的权利和自由，是决策者要解决的问题。[4]
（一）加强低保家庭的经济行为能力
1.推动低保家庭的资本积累
在国民财富分配中，资本要素的比重高于劳动要素，但实际上，低保家庭拥有的只有劳动要素，具体表现为家庭中缺乏维持生活收入，并且长期资本积累更加匮乏，由于资产积累可以为家庭生活和未来发展提供基础，因此应该关注低保家庭的财产性收入。
2.保证低保家庭的资源分配公平
加强顶层设计，强化二次分配的调节功能。政府在社会中占据主体地位，承担维护公共利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职能，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决定了不能通过市场提供，政府是公共物品和资源的主要供给者，为了保证民生领域的公平性，强化政府在再分配领域的人民主体性意识。
（二）促进低保家庭的社会公平
1.加大低保家庭子女的各类教育投资
总书记指出：“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教育在脱贫中发挥基础性、先决性和持续性的作用，公共教育包括学校和家庭教育，良好的教育投资机制应该由家庭和政府双方来协调和分担，与政府相比，家庭教育投入對子女未来的教育结果的影响更为显著。
第一，尊重低保家庭中子女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每个适龄儿童都享有的权利，也是必须履行的义务，低保家庭家长作为青少年的监护人要协助他们实现这项权利。正视教育的作用。在一个国家中，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增强知识型社会的竞争能力，提升国际地位;在一个家庭中，通过教育可以有更加完善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平，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扶贫工程将教育扶贫和开发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发挥教育扶贫的长效性，增强个人和家庭的可行能力，降低低保家庭的相对剥夺程度。
第二，加大对低保家庭教育的援助力度。对低保家庭而言，最突出的表现是物质资源的匮乏，进而限制了其他活动的参与程度，在现有教育救助的基础上，政府为低保家庭提供专项的教育补贴。
2.关注低保家庭成员的营养健康
第一，保障公共医疗服务权利。基本医疗保险应该满足并释放群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如低保家庭的就医需求，同时也应该强化医疗机构的补偿和控费机制，提升自身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第二，关注低保家庭中青少年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加强青少年的膳食营养。儿童时期的营养摄入对人的整个生命周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决定了身体素质和大脑的发育程度，推行营养餐计划，短期来看可以降低疾病发生率，提高个人综合能力，长期则有助于解决城市贫困代际传递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印]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
[2][印]阿玛蒂亚·森.理性与自由[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3][印]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4]贺巧知.城市贫困的延续性研究[J].社会福利》，2003（1）.
作者：李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