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获得孙犁散文奖的湘南乡土作家黄孝纪，他又一部中国乡存丛书已问世。这是他继《瓦檐下的旧器物》后，第二部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常规出版、封皮古朴装帧精美的散文集。
翻开这部怀旧的书本，一看书目，一种浓郁的乡土文化跃然纸上，甚至有种气场，牢牢地抓住你看下去，书中吃食，非常接地气，都是农耕文明的自给自足，其色、香、味、形，在这位实力派作家的笔下，描绘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有着旷野大美的霸气，处处散发着泥土的芬芳。那些焦黄香脆的油糍粑、烫手软糯香甜的焖红薯、红辣金黄的腌辣椒炒蛋下饭、猪杂炒酸萝卜下酒，捉泥鳅、摸田螺的童趣……谁能抵挡？
儿时读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位开启乡土文学先河的奠基人，文字趣味横生，那些摘桑葚、覆盆子，折腊梅花、捉蟋蟀的场景，正是我们孩童的主打生活，所以，一读就记住一辈子。
写食事的名家高手，汪曾祺先生算一个，他的《四方食事》一书，写的是各地寻常食道、家常酒菜里的饮食文化，赚了几多游客、读者的口水？还有他的《黄油烙饼》《手把肉》《咸菜慈姑汤》《端午的鸭蛋》，一样令人回味悠长……原以为看过大师字词精准的名作，别家食事难以入眼，没想到手持黄孝纪的《一个村庄的食单》，那些尚未雕琢的璞玉般质地的文字，也非常走心，干净且美。看似作家是在为故乡八分公村的饮食立传，其实，他写的也是我老家的食单，是我与许多人挥之不去的乡愁。书中有些吃食，曾经也出现在我们的笔端，但我们没有一味一味地捧起，将故乡的“食、膳、馐、饮”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可黄孝纪做到了，与其说他是在记录故乡的粗茶淡饭，不如说他是在敬重回报那片养育他的故土，是为后辈了解这片故土留下了重要文献。
民以食为天。四川的李子柒，用视频展示一道道乡村美食，她鼓捣的各种谷物菜蔬，从采摘、择洗、晾晒、挑水、劈架、烧火、掌勺等一一播放制作的全过程，如《用黄豆酿一壶传统手工酱油》《用柴火烙出焦黄的玉米饼》《用山泉水腌制一坛酸笋》，这些，你有多久没吃过了？在强烈刺激你味蕾的同时，也把你拉回到了宁静的田园生活，这些都是百姓曾經的生活，而又远离了的生活，所以使人流连忘返，所以，李子柒成了网红。黄孝纪捧出的食单不一样抢眼？他是用文字再现舌尖上的中国乡村，该浓墨时浓墨，该重彩时重彩，该轻描时轻描，该淡写时淡写，还原了一道道吃食的制作场景。在他童年、少年生活的那个百户人家的村子，日常中的饮食，都是自给自足，正如他所写的“日常饮食所涉及的种种食材，几乎都是出自故乡自身的这方土地”。那些山里的、地里的、田里的、水里的、栏里的、树上的、藤上的食材，哪样不是祖祖辈辈遵循二十四节气劳作，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代代传承口口相传的？
书里的每一味，都是零污染的吃食，无论是应季谷物，还是四时菜蔬;是家禽家畜，还是野生水生食材，都是顺应天道自然生长的绿色食品，是农家人餐桌上的放心食物。就调味品，除了盐，葱、姜、蒜、香芹、辣椒灰、土酱油，哪样都是自产自制的，油也是自家熬制的猪板油和打榨的茶籽油。一味一味，皆是情感，勤劳的母亲，频频出现在作家的文字里，那是一个典型的农家主妇，一个用天然食材和简单炊具，甚至就一口大锅，不懂什么养锅、颠锅、滑锅，就可烹饪出一家老小适口饭食的普通农妇，如村人爱喝早茶，这位母亲每天早起的头等大事，就是生火烧水涮壶泡茶，壶是匠人手工打造的铜茶壶，造型精美，算是家里最贵重的器皿了。茶叶都是自采自制的，不懂茶道、更不会有兰花指的母亲，可以弄出正茶、枫树叶茶、山苍子茶、金银花茶、野菊花茶来。母亲的形象，几乎鲜活在每味吃食里。其实，她是一群贤良与智慧的农妇代表。农妇们，为了兼顾老小口味，她们带着簸箕、粉筛等什物，端着浸泡过的黏米、糯米或高粱，去村里的碓屋捣粉筛粉，在这里邻里互动，切磋手艺，制作出米饺粑、高粱饺粑、斋粑、兰花根、套环、花片等风味小吃，犒劳家人。她们就是大厨，是美食家，是乡村饮食的大功臣，是乡村半边天。
回头看开篇第一辑写食，就饭，作家以器具命名的饭，写了鼎罐饭、钵子饭、甑蒸饭三种，再加一个糯米饭，都是米饭，可在黄孝纪的笔下，烹出了不同的饭香和口感，不同的米饭色泽，这是要文字功底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黄孝纪八年写出“八公分记忆”系列六部，写得快也罢，关键是他还写得好，很好，篇篇佳作，部部值得品读和收藏。
一位隔壁村的老乡，看了黄孝纪的单篇《红薯烧酒》里用的陶器是他们村的，已经衰落，便留言：“看到家乡的特产，看到老家的陶瓷，心情低落……这是祖传的啊，希望后人能发扬光大，窑上村的人在此感谢黄作家！”另一位读了《糍粑》叹息：“现在机器打的糍粑，一没手工打的原汁原味了，二没了人情味。”一位看了《打糖》说：“如亲临打糖现场，似又听到了儿时叮叮当当的敲糖声，浓浓的甜香味扑面而来……”有人读了《烫皮》感叹：“小时候每家每户都做烫皮，凉在长长的竹竿子上，现在没见人做了……”真是，字字是真，句句是情，篇篇是念想，辑辑是乡愁。但一口气读下来，就像赴一场乡村盛宴。
一谷一物是底蕴，一菜一蔬是文化。那土灶的温度，母亲的劳作，米饭的喷香，热锅的菜香，地窖的酒香，这就是村人日常里的一日三餐。历史文献记载的，多为皇家贵族的精良饮食，感谢作家黄孝纪，在这个乡村流变的时代，如此有情怀有担当有使命感，为平民大众，奉献出了一部南方乡村饮食文化宝典！让那些消失的食事，全在纸上复活，成了一道道安抚民众的精神大餐。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乡村文化观念不但深刻的影响着农村孩子，而且已经影响了农村学校的体育教育。乡村历史文化观念通过影响精神文化影响农村学校教育观念，进而影响健身观念和体育面貌，从而影响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
[关键词]乡村文化观念 学校体育 影响
一、前言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体育界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农村体育的发展也成为了当前体育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既有的文献看，对农村中小学体育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中小学体育发展的外在影响因子的分析，对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农民思想文化与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非常少。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对我国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如何利用和改变农民的乡村文化观念以更有效地来促进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厚重的农村地区，农民并不重视学习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科学锻炼的方法，他们只注重现实的物质实体的生产，追求短期效益，只要能马上解决目前疾病的方法。这种思想观念不但深刻的影响着农村孩子，而且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农村学校的体育教育。
二、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对农村学校体育发展的影响
（1）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影响农村学校体育的调查与分析
以四川省经济欠发达的村镇中小学3500名在校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共发放了3500份问卷，回收3400份，有效问卷3375份，有效率为99.3%。问卷包含了答卷人的性别、文化程度、年龄、参与体育锻炼的次数、动机、时间等问题，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与分析。
调查发现，有53.6%的学生认为，平时放学回家要帮助父母做很多事，还要去地里劳动，而且每天都有课外作业，根本没有精力进行所谓的体育锻炼；有52.8%的学生认为天天都在锻炼，从早上一起床就开始了，原来他们认为上学步行、干农活就是进行体育锻炼；有49.5%的学生认为体育锻炼是有钱人的事；有43.2%的农村学校学生认为体育锻炼不能治病，有病还不是要花钱到医院去医治。调查同时发现，有19.6%的农村学校学生能认识到体育锻炼可以强身健体；有16.1%的学生认为体育锻炼可以解闷消遣娱乐。这种认识为进一步促进农村学校体育、课外健身活动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观念基础。
（2）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影响农村学校体育的原因分析
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我国14亿人口，其中就有9亿人口在农村，农民生活在农村就有农村的乡村历史文化。尽管随着社会的变革，农民的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村之间存在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地理位置、风俗习惯等诸多差异，所以乡村历史文化有很多差异，进而乡村历史文化观念有很多差异。四川省的农村地域广阔，人口居住分散，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农村交往范围较少，并且有的农民祖祖辈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处于一种自给自足与半自给自足的状态，过着一种封闭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小农意识的心态。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形成了许多农民顺其自然、安贫乐道、求稳怕变的保守思想。他们不重视学习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科学锻炼的方法，他们只注重现实的物质实体的生产，追求短期效益，并且在四川农村农民知识文化层次普遍较低。乡村历史文化观念通过影响精神文化影响农村学校教育观念，进而影响健身观念和体育面貌，从而影响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
从中小学生调查对象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父母或者邻居长辈每天的时间分配中，家務和生产经营（包括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的时间最多，达到12.2小时，占全天时间的50.8%；而村民的每天精神文化的时间只有2.01小时，占全天时间的8.37%。尽管说四川省的农村正随着整个农村生产方式的转型，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大大降低，但是农民仍以农耕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主。不过，农民的余暇时间的确有所增多，这应该为广大的农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体育锻炼时间，但从调查情况来看，事实并非如此。调查中了解到：孩子们的父母分配于家务劳动占26.4%；辅导子女的文化学习占8.8；打牌占44.6%；业务文化学习占3.2% ；体育活动占5.9% ；文化娱乐活动占3.2%；看书报杂志占13.2%；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占2.1%；看电视占63.9%。由此可以看出，农民现在的精神文化活动主要就是看电视、打牌打麻将（赌博）等消遣娱乐活动，大多内容单一且格调不高。这一点对孩子们的影响体现到孩子们身上就是更愿意把时间花在打游戏上，而不愿意花在体育锻炼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父母的文化观念、体育观念有关，这也与从古道今延续下来的乡村历史文化观念有一定的关系，认为现在的物质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父辈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好生活，现在不好好潇洒更待何时，有一种“小富即安”或惟直感、惟实惠的倾向，乡村历史文化观念深刻地影响着其体育价值取向。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对来自农村中小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乡村历史文化观念影响了精神文化观念、健身观念、体育面貌和农村学校体育的其他方面。在四川省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文化观念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农民仍然用传统观念思考着自己的生活，“养牛为了耕地，种地为了吃饭，杀猪为了过年。”只有完善了乡村文化观念，才能促进农村学校体育真正的发展和新农村和谐。
参考文献：
[1]卢元镇.社会体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郭琴.我国农村体育研究综述及其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7)
作者简介：严雪（1978—）女，汉族，四川简阳人，讲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与管理。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城镇化进程需要有文化的支撑，满足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同的文化诉求。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导致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追求城镇化经济指标的同时必需理性思考文化的传承。依据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我们可以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共存共依的基本路径：一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二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前者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后者旨在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关键词：城镇化；文化断裂；文化传承；文化路径
新型城镇化提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看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情画意的目标，这意味着城镇化需要从过去“大干快上”的粗放式发展，转为注重内涵质量的“人的城镇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桎梏造成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加上当前“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对农村空间的挤压，使得城乡文化发展出现了生态失衡。当前功利化、粗放式的城镇化其实质是文化的缺失。事实上，无论是城镇化的硬指标还是城市的软实力，均离不开城市文化的支撑。本文将聚焦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缺失，剖析城镇、农村、城乡出现的文化断裂现象，进而分析其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构建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文化转型的对策。
一、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
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的城镇化造成了城市生长与文化的失衡。1978—2010年间，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协调程度虽然呈现出上升趋势，但总体上较低，且工业化水平始终高于城镇化水平。但自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把城镇化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载体”以来，地方政府逐步把“土地”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土地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获得了赶超式发展，201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前的城镇化率为53.73%。当人们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必须看到，城镇化率达到50%的时期，既是经济繁荣的发展期，同时又是城市建设矛盾凸显期，也是“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事实上，城市生长与文化之间的失衡成为当前一个突出矛盾，其表象如下：一是人口拥挤、高额医疗、就业困难、房价虚高、交通堵塞、环境恶化、人情淡漠、生态破坏等各种“城市病症”越来越加剧，且呈蔓延趋势。特别是大城市的快速膨胀超过人们的预期和承受范围，“逃离北上广”成为一呼百应的集体叹息。二是地标建筑、中央商务区、主题公园等体现繁华、时代、潮流的现代建筑越来越挤压城市空间，成为政府或地产商的投资热点。以城市超高层建筑为例，人们一方面感觉到泡沫的潜在危机，另一方面仍然趋之若鹜。资料显示，全球在建摩天大楼中有87%在中国，预计2022年中国摩天大楼总数将达1318座，其中80%将建在经济不发达的内陆地区。三是城镇基础建设的粗俗与浮华。在城镇基础建设中，重形式、轻设计，重地表、轻地下，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质、轻内涵，造成基础建设要么千城一面的趋同化，要么满足于简单模仿国外风格。四是资源争抢和协同发展的焦虑。虽然一线城市认识到城市承载几近极限，认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但仍然为了本位利益维持对资源配置的特权。以京津冀为例，在资源方面形成“北京吃不下、天津不够吃、河北没饭吃”的格局，京津冀一体化仍然面临局部利益纠葛。
伊利尔·沙里宁指出：城市混乱、拥挤、恶化仅是城市危机的表象，其实质是文化的衰退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当我们看到城镇化驱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十六大以来赶超式城镇化造成的文化失衡。文化是城市科学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的城镇化如果没有内在的先进文化作为指导，“城市病”将愈加严重并继续蔓延。
二、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
（一）人与自然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需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世界城镇化发展历程看，从农业文明发展到工业文明、进而迈向生态文明是一个必由之路。但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城镇化进程中出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并存的现状，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政绩考核的导向刺激着各地政府依靠资源投入博取短期发展的热情。当全球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投来赞许和羡慕的目光时，蓦然发现中国在2009年就已经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第一大国，而国内城市“十面霾伏”更是成为民生热点问题。以北京为例，自2001年申奥成功后就考虑治理空气污染，累计投入资金1200亿元人民幣才使2008年的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在送走各国奥运健儿和世界友人不久，2012年至今北京的雾霾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2014年1月北京市长就7600亿元预算治理雾霾进行表态，甚至强调投资1万亿元也值。
我们已经看到西方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从大发展到大污染、再到大治理的教训，为何还是重复、甚至过犹不及地重演发展中的环境悲剧呢？《盖娅的复仇》已经证明：如果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平衡，那结果只有两种：一是人类倾其所有、永无休止地修复环境工程；二是人类面临大规模疾病和死亡。任何企图掠夺、征服、对抗自然的行为，只能换取短暂的喜悦和长久的痛苦。维持人与自然的良性关系，除了制定相关政策外，更多地要考虑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文化诉求。
（二）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城镇化除了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外，还需要人文城市的发展理念，注重人与人的文化诉求，主要处理好以下三个问题。
1.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农民文化转型的困境
中国面临着规模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任务，2020年前“3个1亿”问题的核心是存量农民工和增量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而人的流动、人的就业、人的融入和人的幸福等具体问题直接影响到“以人为核心”能否落到实处，需要关注农民文化转型的诉求。
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公平对待的文化诉求
在房价、教育、医疗、就业等巨大压力下，流动人口的涌入使得城镇原有户籍人口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虽然限制人口流动的隐形篱笆正在逐步拆除，但一线城市仍然设置了“积分制”等落户政策，对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不平等的社会福利。
3.大众文化资本的积累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造成了城乡社会资本的重构，同时又依赖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投入，而文化资本的质量和数量影响着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现实中人与人之间更多考虑的是共同利益的合作和交流，亲情、友情则在匆忙的脚步和快速的节奏中渐渐被遗忘；人们生活在似乎没有邻居的社区里，闲暇时间也更多沉浸在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私密空间里。可以说，大众文化资本的质与量问题，其核心也是人与人的文化诉求。
（三）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
强调城镇化进程中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的不平等制度造成了城乡巨大差异，“城市偏向”的惯性思维深刻地嵌入人们的思想。人们长期接受附属在户籍制度上的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也认同了固定资产和社会公共事业发展的城市优先政策，甚至国家也从《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层面上规定了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不平等的交换。
二是城乡的失衡发展隐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近年来，包括非法讨薪、违章拆迁等突发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甚至出现危及公共安全的群体性事件。与此同时，仇富、仇官成为一些弱势群体的普遍心理，憎恨腐败、呼唤公平的网络舆情突现公众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诉求。
三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文化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道德滑坡”和“道德爬坡”引起了激烈争论，但无论是草根群体还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不争的事实：当前社会出现了大量触目惊心的道德滑坡现象。有学者从认识偏差、信仰缺失、官风不正、名实不符四个方面进行了社会因素的剖析，但不可否认，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错位发展是重要的内在诱因。
因此，城镇化推进需要营造“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城镇化不仅是经济指标上的城镇化，更是城乡一体化和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同发展的城镇化。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
（一）城市文化的断裂
1.未能较好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根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作为历史文化积淀的集聚地，城市成为文化遗产的中心，形成了103座历史文化名城。但随着近代炮火硝烟的摧残和十年“文革”的文化浩劫，城市承载的岁月记忆和灿烂文化渐渐消退。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也在城镇的拆迁中严重破坏，虽然不乏振聋发聩的可持續、保护式开发的呼声，但建设性破坏的现象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在快速造城的过程中，忽视城市意象及视觉设计，忽略了城市美学及形象传播，千城一面的城市形象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别是一些资源型城市，在人们疯狂地从不可再生的资源的开发中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留下的是满目疮痍的土地、河流和山川。反观伦敦、维也纳、柏林、罗马等世界名城，不仅较好地传承了持久弥香的历史文化，保留着老街、石屋、残桥、小河、古树、马车等远古风韵，而且成为各种现代思潮文化的汇集地。经验证明，割断传统的历史文化不仅缺少理性，而且还很可能质变为一种“文化创伤”。
2.没有较好地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忽视传播中华文化的种子，造成了民众文化的崇洋媚外。在20世纪30年代，旧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际，外来消费主义文化就在上海扎根落户，人们出落于剧院、舞厅、跑马场，上海成为“东方的巴黎”；而原来活跃于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先进“左翼”文化则被边缘化。后来，在以“教育人民”为目的的“工农兵群众文化”熏陶下，城市的大众文化又处于极度单调和压抑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后，大众文化得到真空式的释放，韩剧、洋快餐、洋节迅速在城市成为潮流，特别是以“符号和形象”为特点的消费文化备受城市年轻一代的崇尚和追捧。可以说，近代中国未能较好地传播传统中华文化的种子，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民族文化自尊心的丢失。二是近10多年“三个集中”过程中的快速造城忽视了城市文化的培育，新城市的建设更多地关注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忽视了人口集聚伴随而来的文化需求。在缺乏文化之根和文化种子的城市里，人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就会变得脆弱而善变，城市文化极易在外来意识形态冲击下发生断裂。
（二）乡村文化的断裂
1.传统村落的消失使乡村文化失去有形载体
农耕文化的日益衰落造成了乡村文化的断裂。农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千百年来，灌溉的分散和道路交通的便利让农民集聚起来，华夏大地上便出现了星罗棋布的自然村落。这些村落，不仅是农民安身立业之所，同时也是乡土文化的源头。近年来，伴随着地方政府土地城镇化的“锦标赛”，大拆大建的跑马圈地使得整个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大工地。城市的扩张迫使自然村落的消逝，2000年，我国的自然村总数为363万个，到了2010年锐减为271万个，大约每天消逝250个传统村落。由于传统村落是乡村民间文化的有形载体，因此村落的拆除也就意味着拆除了祖传的民俗和邻里文化，拆除了乡土的那份质朴感，甚至拆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基。在城镇化背景下，有的农民选择了留守，有的选择了进城务工，有的被迫安置进城上楼，但割舍不断的是民间文化中的那份乡愁。2014年马年春节前后40天的时间里，共有约36亿人次迁徙，农村的“老家”成了大家共同的守望。但是可以预见，当老家的更多村庄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失，当老家更多熟悉的面孔迁移到远方，老家将再也不是思念中的“老家”，乡村的文化终将断裂。
2.乡村文化承接主体缺失
或许有人强调，城镇化并非意味着农村的消失。的确，除非是城市国家或海岛国家，否则更广袤的土地上依旧是乡村。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当前仍有26894万左右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难以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房奴、孩奴、漂族、蚁居等社会现象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难以真正市民化的真实写照，特别当他们无法真正在城镇扎根时，仍然坚守着对城市的期望。还有少数农民成为政府拆迁的受益者，他们凭借拆迁或安置补偿款成为新市民，在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上追赶“官二代”“富二代”，贴上了“拆二代”的污面标签。在当前全国人均1.52亩基本农田的承包经营规模下，工业化欠发达地区的青壮年农民只有进城务工才有可能实现富裕，由此，村庄空心化留给农村更多的是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内部文化承接主体的缺失使得乡村文化建设缺少必要的群众基础，这也是乡村文化断裂的重要原因。
（三）城乡文化的断裂
1.农民文化的转型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在我国，显著不公平的城乡二元制度不仅造成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同时造成了城乡文化的差异，即前者是强势文化、后者是弱势文化。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文化的中心在城市，而乡村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境地。近年来，尽管政府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公共成本，提供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等政策性用房，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但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仍然面临文化差异这个软障碍。熊光清从制度设定、话语构建和社会合意三个方面分析“农民工”概念形成的“漩涡效应”，说明了“农民工”群体尴尬和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带有些许贬义的“农民工”称呼本身就是直接体现。当农民工拼尽全力在城市买房定居，城镇人与农村人的社会距离一下子让他们感到社区的陌生和寂寞。农民在城镇化新环境中，需要调整文化价值观念，重构市民身份，渡过融入城市的文化磨合期。因此，农民文化转型实质上就是乡村文化过渡为城市文化的过程，期间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2.乡村文化的边缘化蕴含着城乡文化断裂的风险
首先，在“以土地谋发展”的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影响下，追求土地增值收益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城镇化的内在驱动力量，过多关注GDP的增长和忽视城市文化软实力的培养，使得城市文化发生了断裂现象，城乡文化发展严重失衡，差距巨大，农村成为文化建设最薄弱的地方。
其次，乡村文化的边缘化还体现在传播领域。相对于城市文化研究、传播的繁荣，乡村文化则冷清了许多，这从小说、戏曲、电影、电视剧的题材丰富程度的对比可以验证；而且，城乡经济的差距似乎被潜移默化地移植到文化差距，这在赵本山领衔的《捐款》《同桌的你》和黄宏领衔的《装修》《超生游击队》等小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农村人的质朴、勤劳、善良等传统美德的同时，也从农村人的愚昧、封建、落伍中博得欢笑。
最后，乡村文化中的糟粕导致了乡村文化整体的被歧视和弱化。不可否认，在乡村的民间文化中，诸如宗法观念、怀祖习俗、烧香拜佛、巫婆神道等民间信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弱者抗拒命运的生存之道和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但其中的确充斥着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的成分，在现实中往往导致“晕轮效应”或刻板认知。较城市文化而言，乡村文化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弱化。
四、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
（一）新型城镇化对文化传承的诠释
当前，中国经济整体正步入后工业化阶段，但同时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把生态文明放在突出位置、提出建設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对于城镇化问题，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四化同步”融合发展，并强调包容性增长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更是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强化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可以说，无论何时，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新型城镇化是多元的“文化创新”，是文化基因的传承、文化记忆的存留和文化历史的延续。“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当人们陶醉在“城镇化率”快速提升和“土地城镇化”繁荣的时候，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必须看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必须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文化传承。
（二）文化传承的制度选择
哈耶克和诺思是制度变迁理论的里程碑式人物，哈耶克继承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秉承“独立于别人的专断意志之外”的消极自由，并主张法治是自由的基础，哈耶克强调法治之下的民主才能更好地保障平等和扩大自由，并以超立法原则作为判断法治标准的最高准绳。诺思则着重研究了认知对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的影响，提出制度演化存在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类自发的互动过程能够演化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二是统治者和政治企业家相互关系的演化，会创造、建立和选择道德标准、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形成社会群体的正式制度。此后，虽然有青木昌彦、斯密德等学者从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入手，构建了行为制度理论，但理论根基均是建立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之上。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前提是必须有先进文化的滋养。如前文所述，当前不可持续的狂热土地城镇化背后是人们功利主义的泛滥，其根本在于城市文化的缺失。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满足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然而，正是赶超式的城镇化使得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发生了断裂，流散于城乡有形载体的文化遗产趋于枯竭，流散于民间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也渐渐消失；农民需要“不被强迫市民化”的消极自由，民间需要非正式制度化的多元文化。但与此同时，由于城镇化同样也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转型过程，在城市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之际，文化的传承与经济、社会的转型一样需要制度的保障。可以说，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制度分析框架。
（三）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和路径选择
1.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近年来，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范周指出新型城镇化是多元文化的创新发展过程，认为文化产业是城镇化的驱动力；管宁强调城镇化背景下的文化传承应秉承传统视野、当代视野和人本视野；陈少峰等则强调城镇化发展的人文城市理念，并在分析文化建设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策。综合研究这些文献，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对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研究侧重于剖析城市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缺乏严谨的制度分析框架或理论支撑。因此，笔者拟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断裂和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运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
“观念引导人的行为”是哈耶克制度演进的基本假设，并认为存在进化论理性主义和建构论唯理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想观念。据此，城镇化进程中每个人对文化的断裂和传承都有“理性不及和无知的状态”，即无法把握城乡文化和城乡秩序的演进规律，城乡文化的交融和彼此认同是一个自由的演进过程，形成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与此同时，建构论唯理主义认为，政府可以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诉求，并且全权对文化进行理性设计和改造，促进城乡文化的制度化与组织化，从而构建全权社会的文化制度和城乡社会秩序。
诺思则修改了哈耶克制度演进的行为假设，引入认知维度异曲同工地揭示了制度演进的内在规律。由于城镇化进程中包含许多不确定问题，且存在短期土地城镇化等有限理性行为，而且许多信息是不完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诺思的理论，可以得出文化的传承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自发沟通、认知、认同基础上形成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二是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文化法规，即正式制度型的文化传承。在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组织化文化的基础上，城镇文化发生制度上的变迁。按照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城镇文化制度的变迁通过政策实施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周而复始地推进文化的螺旋式演化。
2.城镇化进程中文化传承的路径
从文化传承的制度分析框架可以看出，哈耶克进化论理性主义推进自由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形成路径，相当于诺思非正式制度形式的文化传承；哈耶克建构论唯理主义推进全权社会城镇化文化制度的演进，与诺思正式制度文化的传承不谋而合。由此，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存在两条基本路径，即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和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文化演进路径。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阶层、不同代际等群体之间存在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引起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决定了城镇化需要多元共存的文化。但多元的文化需要彼此的交融、认知和认同，才能有助于缩小群体的社会距离。因此，文化需要自由的演进空间，并且这种演进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自由演进促使群体无意识填补文化的断裂，修正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文化的失衡，并形成新的自生自发的文化和城乡社会秩序。可以看出，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呈现柔性的特点，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社会凝聚力。
与此同时，城镇化快速推进催生了文化制度建设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文化断裂和西方文化不断渗透的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需要适合自己的、先进的文化基因作为基础。这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是重视文化遗产，特别是保留中华传统精髓文化的根，离开了文化的根，城镇化进程就可能在功利化和西方消费主义影响下迷失方向；二是需要政府主导先进文化的方向，坚持自身的文化发展道路，践行先进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夯实城镇化的制度化文化基础。显然，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導文化演进路径区别于非正式制度式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这是一种刚性的文化传承路径，并通过文化制度的反馈反作用于文化传承，继而产生新的演进。
总之，要素粗放投入式的土地城镇化终将不可持续，其背后是功利主义至上和城镇文化的缺失。赶超式的城镇化带来了城市文化、农村文化和城乡文化的断裂。在中国转型升级之际，城镇发展观需要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需求。在哈耶克和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城镇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承存在两个共存共依的路径：一个是柔性的、非正式制度式的漫长的文化自由演进路径；另一个是刚性的、正式制度式的政府主导式的文化构建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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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采薇中州学刊2014年第11期经济学能超越价值判断吗——基于弗里德曼“价值中立”观点的分析2014年11月中 州 学 刊Nov.，2014
第11期（总第215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11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一、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一）有利于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
当前，城市生活节奏较快，人们长期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之下生活，容易催生焦虑情绪。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人们开始追求慢节奏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步调放缓，由此人们更加热衷旅游。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乡村旅游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它抓住了人们渴望体验慢节奏生活的心理需要，打通了城市和农村的旅游连接窗口，以美丽乡村作为旅游的主要场所，为居民提供休闲和放松的好去处。很多城市居民都来到乡村的旅游景点来体验慢节奏的生活，除了缓解工作压力之外，还能够有效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缩小地域发展差异。特别是对于农村地区来说，乡村旅游资源被大量的开发也就推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便利。
但目前来说，我国乡村旅游产业的整体资源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在客观上还有进步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将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不仅仅出售旅游产品，更向城市居民出售文化创意，这对于农村旅游资源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挖掘，也有利于丰富乡村旅游资源种类，能够使乡村旅游产业得到可持续性的健康发展。
（二）促进乡村旅游产业模式的升级
乡村旅游产业作为旅游行业的新兴产品，在经历了自身的快速发展之后必须要进行产业模式的调整和升级，这样才能够不断优化自身的产品和服务，符合日益增长的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当前我国旅游业大力宣扬跨界合作的思想，由此，一方面，乡村旅游可以突破传统旅游发展的模式限制，将文化和农业二者相结合，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也可以应用互联网等先进的设备，构建智慧旅游产业链，提高旅游的整体管理效率。
将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相结合是对传统旅游项目的推陈出新，在旅游当中融入乡村元素，有利于开创以乡村为主题的特色旅游项目，改变传统农家乐形式的乡村旅游的单一性和枯燥性。旅游结构和旅游资源实行重新组合，可以调整传统的乡村旅游模式，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旅游行业的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的质量，也带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加速旅游文化的传播
在漫长的历史潮流当中，我国农民凭借丰富的智慧和劳动形成了农村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我国的乡土文化。由于我国特有的历史条件，农村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和传承地。在城市化建设不断加快的今天，我国农村地区不仅面临着人口数量的锐减，更重要的是农村地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衰退。因此如果要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要对我国农村地区的文化传统进行宣传和发扬，让更多的人了解乡土文化。围绕着这个主题，将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结合起来是行之有效的方式。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乡土文化完全可以通过更加现代化的方式进行扩散和传承，旅游业就是很好的选择。在农村的旅游产业当中，融入乡土文化有利于保持农村地区的文化特色，形成具有创意的文化产业，更新旅游资源，有利于传承和发扬乡土文化，在文化创意产业当中，真正体现出文化的意义。
二、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支持，产业融合度不够
我国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融合受到政策的支持。但是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毕竟都属于一种新兴的产业，在他们各自的发展当中需要社会各个环节和领域的相互配合才能够茁壮成长。在餐饮、住宿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出台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调配，支持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减轻发展的阻碍。
目前，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的政策支持有待加强，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的融合是旅游行业的发展趋势，将其看做重点的产业形式加以支持。市場调控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要从政策上加以指导才能够使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在融合的过程当中保持长久的发展动力，清除发展的阻碍。
（二）旅游文化产品体系建设不到位
我国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种新兴的发展形式，乡村旅游的发展重点是对自身乡土文化的挖掘。因此，必须要注重对本土资源的开发，以自身特色为基础形成具有本土特点的旅游产品，带动旅游产业链条的发展。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对自身地区的文化资源开发还不到位，导致旅游产品的创新力度不足。另外，我国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品的种类比较少，例如，乡村旅游产业当中加入一些体验式的旅游要素以吸引游客的关注，但是本质上对文化产品的开发力度不大，大部分都是在原有的产业基础之上进行小幅度的修改，增设了一些娱乐项目，而并没有以文化资源开发作为主要的任务。目前，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度不高，也难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产品。
（三）人才匮乏
当前，专业性和创新性人才的缺乏制约了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在二者融合之前，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发展链条，现在需要将二者融合发展，就必须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共同点和切入点，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旅游产品，打开旅游市场。这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旅游人才根据市场调查的有关数据对发展路径进行规划。相关人才必须要保持高度的市场敏感性才能够完成这一任务。但是，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过程当中并不注重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这就导致人才缺乏专业性。
（四）缺少社会资源的支持
很多地区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都需要由当地政府来承担主要建设任务，没有注重吸收社会的资源，也缺乏一定的市场敏感度。多方面的原因都导致我国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竞争力较弱，也没有通过竞争打开创新的眼光和思路，开发更多的旅游产品和项目。
三、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策略
（一）发挥政策的协调和激励作用
政府要认识到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融合是一个系统性的长期工程，不能仅依靠市场的支持，政府必须要发挥自身作用。具体来说有以下3个方面。
（1）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旅游特色发掘乡村旅游的资源，将其与当地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制订合理、科学的发展路径和规划，在政策上应当指导当地的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进行结合，找到结合的共同点和切入点，还应当注意不同乡村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性，注重资源互补，实现资源共享，不能盲目推进旅游产业，否则容易造成旅游资源的浪费。
（2）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出台优惠的政策，鼓励乡村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政府应在资金、技术上给予补贴，在政策上予以倾斜，这也是我国乡村振兴计划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对我国各地的农业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和整合，在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之后发展出新的自我特色。
（3）要以政府为主要的示范和引导角色，为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开辟出典型的项目和示范项目，采用多种方式挖掘各地的旅游亮点，对旅游方式和旅游项目进行创新，树立品牌意识，让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形成自己的招牌，适应消费者的旅游审美，满足游客的多种需求，借旅游业推动当地农业和经济的发展。
（二）挖掘旅游资源，提高产品附加值
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融合应当要满足游客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挖掘本地的乡土文化特色，深度攫取多种精神养分，将乡村旅游业资源优势发挥到极致。我国各个区域的乡土文化都存在差异化发展的现象，因此可以开发和利用的空间非常大。相关人员可以打造出新的优势项目，搞活文化创意产品。
具体而言，首先，在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资源的利用和保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搜集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如音乐、舞蹈、节日习俗等，这些都可以融入乡村旅游的产品设计当中，形成具有创新性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品体系。再次，要利用乡村文化打造特色景观，开展具有乡村特征的娱乐项目表演活动。这些娱乐项目的开发都必须要根植于本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价值观念，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网络设备，对乡土文化进行发掘和创新，在灯光、音响等现代设备的辅助之下，突出当地的乡土文化特色，提高乡村文化旅游产品的附加值。最后，乡土文化并不是全都具有市场营销价值，要進行取舍，同时都是属于乡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对乡村文化进行保护，这样才能够刺激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再生。
（三）通过多个旅游经营主体，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应打破以往单一主体的限制，以创新的眼光看待旅游行业之间的组织和融合。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1）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要积极吸纳社会主体的参与，为乡村旅游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对于乡村旅游的文化产品和旅游项目要进行开发和创新。之前乡村旅游与文化城创意产业的融合是以政府为主要承担者，现在必须要打破单一主体的现状，要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吸纳社会力作为旅游行业的开发主体和创新主体，这样才能够使乡村的旅游行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更好地发挥市场竞争的优势，从多角度促进产业之间的融合，提高旅游文化产业的创新力量。
（2）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支持本土旅游企业的发展，通过企业之间的文化合作来鼓励投资方的资金投入，加强对当地特色的乡土文化旅游资源的经营和开发，加强社会服务组织的建设，利用信息的共享性和交互性，创建产业资源共享的合作平台，为乡村旅游与创意文化产业的融合助力。旅游信息的共享，可以协调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提高旅游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加强乡村文化与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融合，通过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链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加强专业人才的培养
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持。对专业人才加以招聘和培养，这样才能够保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充足的内在动力，具体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
（1）有关部门和旅游产业管理人员需要制定详细的人才招聘与培养计划，建设现代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可以招募一些具有乡土文化生活背景的人才加入团队当中，满足乡土文化旅游的发展需求。要制定综合性的人才培养计划，针对专业性人才紧缺的问题，可以从源头入手，提高人才队伍的专业性。政府和企业可以提高对人才的待遇，吸引人才加入旅游产业当中，对于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方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与规划。
（2）除了人才的招募之外，现有的人才队伍也需要不断进行培养，使旅游行业的人才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挥出个人的潜力。要稳定人才队伍，使人才在具体的工作当中发挥技能价值，提高工作的积极性。除此之外，还要针对旅游文化和创意产业的管理人员进行再教育，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
四、结语
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必须要通过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利用多个旅游经营主体，对旅游资源进行挖掘，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发挥政策的协调和激励作用，促进相关产业之间的融合，全面提高旅游行业的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郑州商学院旅游发展研究中心）
乡村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在中原大地，很多地方的春节到农历初六就已经结束。而在潮汕地区，春节重头戏才刚刚开始。
春节期间，只要你在潮汕地区的大街小巷走一走，肯定会不期而遇各种“营老爷”活动。
潮汕人为什么称诸神为“老爷”？
“老爷”是潮汕地区对神灵的尊称，是潮州地区的守护神。之所以将诸神称为“老爷”，跟称呼官员一样，是因为人们把神灵世俗化、人格化。明清时期，潮汕地区的每个乡村都有神庙，一般建在村庄里面，实行人神同居同住。如今，绝大部分乡村依然保留着这些神庙，当地俗称“老爷宫”。
在潮汕地区，人们由于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先的尊崇，很多人心理上依赖于神灵和祖先的庇佑。民间尊奉的神灵体系较为庞杂，融汇佛教、道教信仰、自然崇拜以及祖先先贤崇拜等多方面。
神明的种类和保佑的范围各不相同：有主管天地的天公和土地爷；有主管农业的三山国王；有主管小孩平安的公婆母；有主管读书进仕的孔子爷、韩文公，还有管全面的玄天上帝等。
潮汕拜老爷拜祖宗，不仅仅是逢年过节、初一十五，平时遇到难事或灾害，或者有什么心愿祈福，也会求助于神明。按习俗，每年农历腊月要送神回天过年、团圆；农历年初要接神到人间保佑，各种大小祭拜活动，接踵而至。“营老爷”，就是为迎接老爷回人间举行的大型祭祀活动，当地俗称“大劳热”。
“营老爷”习俗的由来
“营老爷”起源于土地崇拜，是由古时乡闾的伯公祭祀发展而来。土地崇拜导致土神的产生。土地之神，古人称之为“社”，潮汕人则把它叫做土地公或者伯公。在以前的乡村，各乡各里都有祀奉伯公的传统。祭祀伯公，保留着上古上神春祈的遗俗，祈求的是一整年风调雨顺、百业兴旺、五谷丰登、大小平安。
据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记载：“社日，四邻并结综会社，宰牲牢，为屋于树下，先祭神，然后飧其昨。”
“营老爷”的营字，是潮州方言词，保留着回绕和畛域的古义，是来回走动，飞来飞去的意思，《诗经》中便有“营营青蝇”之句。从流传至今的形式看，有迎神酬神意义在，因此有的文字表达为“迎老爷”。
“营老爷”就是在村中开阔地方设置临时“神厂”，将神像从庙里请出，举行集中祭拜仪式，场面甚为壮观。然后用八台大轿抬着老爷，到村子里游行，最后再送回神庙安放。
“营老爷”当天，大家会自发搬出家里的八仙桌，集中到神厂，奉上传统的祭拜食品三牲（卤鹅、鸡、猪脚）五粿斋碗，还有大金纸节，具体用哪几种，也因神明种类和时节不同而各异，从而产生了各式各样具有地方特色的丰富民俗美食，有红桃粿、韭菜粿、糍壳粿、豆目粿、甜粿等等各种美味粿品。现在祭拜时，有些人为了方便省事，直接买些糖果、水果的也有。因此，有些传统工艺的美食，也在时代进步中不断地流失，比如传统做法的薯粉粿等。
按潮汕习俗，“营老爷”分文营和武营两种。
文营是在祭祀仪式过后，将老爷请上神轿，由选定的壮丁抬着，仪仗鼓乐前导，巡遍社区的每一条大街小巷，再绕社区的边界游行一圈， 回到神厂。
武营是在祭祀仪式过后，先用红绸将神像捆紧在神轿上，做好疾跑的准备。营神开始，各条巷头巷尾都燃起篝火。丁壮们抬起神像，飞奔来到篝火前，用力把神座举到头上，然后纵身跳过火堆，跑过小巷。跑完村里的巷子，又跑出田间，抬着老爷巡游村界，回到神厂。潮汕人把这种武营形式叫做\"走老爷\"（潮汕话的“走”，是“跑”的意思，也是一个保留着古义的方言词）。有些地方的“营老爷”民俗几近疯狂，比如澄海盐灶的拖老爷和潮州卧石的绞老爷。
在神厂的集中祭拜仪式完毕，老爷就开始出巡了。
“营老爷”没有固定形式
老爷出巡的仪仗队伍，没有固定形式，一般由标旗、彩旗、花篮、醒狮、英歌舞、大锣鼓、潮乐队、长老队等部分组成。队伍可长可短，长到几千人，短到几十人；组织单位或大或小，小到一个村、一个乡，大到一个社区、一个城镇，或者相邻的几个村子由于行政上或经济上有密切关系的，或是有共同供祀的大老爷的，都可以一起商议组织、串连巡游。
老爷出巡的时候，由八名壮丁，用八抬大轿抬着出游，尽可能地游遍各个角落，以期盼神明在新的一年里能雨露均沾，保佑每一个人每一寸土。游神队伍一路上敲锣打鼓，浩浩荡荡，所到之处，村民夹道燃炮相迎。有的村民会用手摸一下老爷，相传这样可以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好运气，并保一年平安。“营老爷”期间，家家户户还会将神庙的灯火接点自家灯笼，然后挂到自家大门上，祈求的是香火不断，俗称“点灯笼”。
村民们以能参加游神为荣，一般参加游神抬轿的须为去年新婚或添新丁（家有新生男婴）的壮汉，多人报名时需抽簽决定抬轿人选；除抬轿人外，其他有资格参加游神的人可以扛旗参加游行。抬轿的时候，要不停摇晃，摇晃得越厉害，说明神灵越高兴；神灵一高兴，保佑的力度就会越大。
为了使老爷更高兴，在“营老爷”日子的前后几天，一般会搭戏棚做大戏（请潮剧团来演潮剧）给老爷观赏，演戏酬神。村民们当然也欢天喜地与神共赏同乐，在声歌轻婉、英歌曼舞中陶冶情操、娱乐娱乐。
“营老爷”的时间和意义
“营老爷”的具体时间，各不相同，是根据各乡村供奉的老爷种类而定。一般从正月初四部分老爷回人间开始，到农历正月十五前后达到高峰期，甚至到农历二月初，“拜老爷”及“营老爷”活动在潮汕地区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潮汕民俗文化，形成了当地的特殊节日，民间地位超过一般意义的春节。很多在外做生意的潮汕人，即使没时间回老家过年，也会尽量回老家参加“营老爷”活动。故潮汕有\"营神正、二月\"的俗谚。
春节“营老爷”，无论规模大小，不管文营武营，其原始意义，都是为了净土驱邪、祈求平安。既充分展示了观赏性和娱乐性，同时也是美食的比拼、舌尖上的较量，且达到整顿社区秩序、强化社区治理、团结邻里关系等作用。
或许有的人认为，“营老爷”带有迷信色彩，但对于潮汕人来说却是一种故土情怀的召唤。潮汕人通过“营老爷”这项古老祭拜仪式来弘扬礼智仁义信，增强族群认同感和社区凝聚力，这是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代表的是族群枝叶的繁衍。
“人虽远，家恒在”，纵在天涯海角，潮汕人一句“胶己人”便能两肋插刀、守望相助；一句“家乡有事”，便会毫不犹豫、不辞千里！
如果说潮汕工夫茶喝的是人情味，“营老爷”传承的则是桑梓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