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经营论文范文第1篇
农业产业化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为中心, 主要依靠高新科学技术, 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 对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实行分区化的管理、科技化的生产、完善化的服务、一体化的经营、区域化的布局和专业化的加工, 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 依靠当地龙头企业的带动进行农业基地的建设, 从农业种植基地到农户, 实施种养管、产供销、贸工农、物流通和科教学为一体的经济管理体制、企业生产机构和农业运行机制[1]。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实行, 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 以“龙头”企业为主要依托, 形成农户组成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的基础, 形成农工商有机结合的产业链,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产业链中的各经济主体之间, 形成利益共同体, 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拉长农业产业链条, 增加农业附加值, 提高农民的整体经济效益;同时, 可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增加农民的收入[2]。
近年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新事物, 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现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增加农民的收入, 要坚持农业产业化指标的基本原则, 即效益化、一体化、规模化、专业化和商品化。从产业化经营效益看, 提高农产品综合增值率, 增加农业化经营总产值在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提高农民的收益率, 带动相关产业的增值, 实现效益优质化。从一体化的程度上来看, 利益是否共担和紧密型联合并不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在龙头企业刚开始建设并且发展的时期, 企业的优先生存并发展比从农民得到利润回馈更重要, 但等到企业发展具有一定的规模和相应的实力之后, 与农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签订合同或以其他的经营方式联合, 仍对农业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从农业生产规模化的程度上看, 农业生产规模越大农业的效益就越好, 农业生产基地的面积越大对收购和建设加工企业越有利, 加工企业的市场经济效益越好, 农户积极性越强继, 形成的生产规模就越大, 就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从专业化经营程度看, 专业化产品率越高, 规模就越大, 效益就越好, 实现农产品和市场的专业化。从市场商品化的角度上看, 农产品的用途一般都较少的用于自我消费, 而是经过了不同加工业环节生产成各种形式的农产品后进行销售, 这样能得到较多的经济效益, 这就是农业产业化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4]。这个过程体现农业不再是小农经济生产的自给自足的产业, 而是走向了科技化、商品化、规模化回效益化。而近几年农用物资的采购率越来越高, 表明了一部分农户已从“小农”中脱离了出去,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模式带动了农民农用生产耕作物资走向现代化、工业化、机械化、科技化的发展。效益化→规模化→专业化→商品化→一体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因素排序。
2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在现阶段的发展, 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 需要解决并克服这些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
2.1 当地龙头企业带动能力还较弱
目前, 虽然我国现已经存在了很多农业产业化的经营组织, 但龙头企业的“小、散、窄、弱、乏”的自身状态还没有完全摆脱。大部分农村地区的龙头企业还仅仅是小企业, 经营的规模小, 经济发展实力弱, 资金链匮乏, 辐射区域狭窄, 带动能力较弱, 抵御市场风险, 外来资金融入和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相对较低, 并且所谓的龙头企业科技含量和生产加工技术普遍低下, 对农业科技研发方面投入的资金较少, 在农产品从加工到销售到售后服务等方面技术支撑力度不够强大, 导致龙头企业的竞争力弱小, 直接减少了农产品的加工销售, 降低了农产品的经济效益;同时, 减弱了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带头作用[5]。
2.2 企业主导的产业对农业的长远发展能力的欠缺
我国各地在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时候, 小规模的、分散经营的主导产业较多, 相反生产加工大规模的、集中经营的支柱性的主导产业相对较少。有些地方由于信息、技术、交通闭塞对龙头企业的规划没有提前做好, 农产品区域布局极不合理, 生产基地没有形成规模, 不能够充分发挥主导产业的优势[6]。更有部分地区没有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 缺乏自身品牌特色, 缺乏与主导市场的紧密联系, 同相似企业的竞争力相比明显低下, 影响了主导产业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主要领导作用, 不能长久快速的持续健康的发展。
2.3 农户组织化的程度较低
分散、单一的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能很好地应对市场风险, 没有强有力的农户生产组织对其保护, 在一些情况下农户的自身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维权呼声被纷乱的市场浪潮吞没打消, 农民在当下农业新阶段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农户组织化程度低而受限制。另外, 由于农户的组织化程度底下也会造成农业科技推广的困难, 以及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困难, 涣散的农户组织化很难适应新阶段下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2.4 不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而完善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内在持续动力, 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众多的农户的利益如果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 在生产加工中企业也没有以农户为主, 不能在生产、加工、销售环节为农业、农户和小生产联合生产提供足够的农业资金、科学技术、专业指导等各项服务, 不能形成“利益均沾, 风险共担”的利益机制, 就不可能形成长久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7]。
3“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主要内容
3.1 企业与农户签订合作协议的模式
合作协议模式就是指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中, 企业与农户之间关于原料、技术、资金、生产和收购等方面达成契约并签订合同。这种形式在实际中还是形成较低水平的利益共同体,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经营效率、经济效益。在企业与农户签订协议的模式中, 农业生产者 (农户) 与工业生产者 (企业) 在生产效率水平上通常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利益分配会偏向于加工企业, 会造成受益分配不均, 但只要农民参与合作所得利益大于不合作的风险, 农民即使没有得到平均利润, 仍然会积极参与合作[8]。契约的签订与顺利实施, 需要双方地位的平等, 但是农户规模小、资金弱和生产销售能力差, 且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等因素, 与龙头企业相比处于劣势地位。因而在这种形式中, 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没有形成平等的关系, 二者之间没有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 特别是当市场出现动荡时, 企业与农户之间不能有效的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来风险, 造成合作内部也出现风险, 具体表现在:当市场价格整体下跌时, 企业为自身利益考虑会压低价格或拒绝收购;当市场价格上涨时, 农户为了眼前利益, 有可能不按合同私自将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 不卖给已签订合同的企业。市场的变动随时就是企业与农户之间信誉的考量, 签订的合同以及建立起来的利益共同体都有可能瓦解, 进而损害双方的长期利益。
3.2 投入的生产资料实行入股的模式
生产资料入股模式, 是指在龙头企业和农户的合作中, 农户以土地、人力或则部分资金等生产资料入股, 与龙头企业按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建立股份合作关系。在生产资料入股的模式中, 农户通过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龙头企业, 来获得公司的一定股份, 农户既可以直接参与公司的运营, 也可以不参与公司的运作, 按照投入多少进行分红。在这种形式下, 有生产经验的农户可以直接从事生产经营, 没有生产经验的农户通过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投入也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即土地、人力的问题;同时, 分散、单一的农户在龙头企业的带领下, 也可以解决自身规模不经济、资金来源短缺等问题, 龙头企业在管理、技术、资金、人才、市场渠道等各方面可以有效地弥补农户分散经营的不足。同时, 这种模式与当下推动农村土地合理流转相适应, 促进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与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结合。这种模式有比较规范的组织形式, 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 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由于生产资料入股模式对企业和农户有较高的要求, 交通、技术以及长期的小农小户经营这种模式依然很多年, 所以短期内还难以在我国农村全面推广[9]。为了能更好地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并且能在全国进行全面推广, 政府可以在一些有条件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实行试点, 并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支持, 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虽然产业化经营不断的发展, 但目前, 我国农业专业化总体水平并不高, 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 不协调的经济成分和组织形式, 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还较为少见。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 例如, 龙头企业的实力不够强, 不能打造核心品牌战略等困难与问题。仍然需要当地的政府的支持, 农户和企业之间加强团结, 紧密协作, 互帮互助, 协同发展。
4 建立“龙头企业+农户”良性模式, 需要采取的措施
4.1 强化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我国的小农经营使农户种植只限于口粮, 没有形成规模, 也不具备进入市场的条件, 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底下, 在政治、经济力量又比较薄弱。但农户作为市场主体, 与其他企业一样, 享有平等合法权益, 各利益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合作, 利益互惠, 共同享受经济市场带来的效益。靠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场垄断与农民建立的组织形式是不稳定、不持久的, 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 应当充分尊重农民自身的意愿, 保障农户在市场的权益, 保障农户在市场上的主体地位, 保障农户在市场上的平等身份, 在市场中形成尊农、爱农、护农, 并且积极引导农民参与市场竞争。不能因为扶持龙头企业而损害农户利益, 出现企业独大而使农户受到侵害的现象, 强化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4.2 提高龙头企业的竞争实力
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中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当前, 农业产业化经营中, 农户与龙头企业还存在着不和、摩擦, 由于龙头企业的竞争实力不强, 出现一些只顾企业自身利益舍弃农户利益的现象, 龙头企业本身很难适应市场, 更加不可能带领农户提高生产效益。因此, 不能与农户建立良好完善的农企利益关系。首先, 龙头企业要更新利益取向观念, 实现总体利益最大化, 谋求长远利益, 追求互惠互利, 树立可持续的长远发展观。其次, 龙头企业要走农业生产与农业学习研究相结合的路子, 通过提高产品质量争抢市场优势, 依靠科技进步把农产品加工做精做细, 以新、特、优取胜, 实施品牌战略, 开拓市场空间。此外, 龙头企业要加快企业体制改革创新, 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不断创新和完善自身的制度章程更好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4.3 为龙头企业和农户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产业化经营体制, 促进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 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为形成良性产业化经营机制发挥积极作用。农业产业化经营是现今我国农业专业化的高度发展的成果, 使农户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不同的“产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方式, 有效完善了农民生产资料, 销售条件, 资金运作和售后服务整体的产业化经营, 使农户在生产上消除了后顾之忧, 提高了农户生产积极性, 加强了农户与企业的结合;同时, 促进了经营模式的更加优化。
摘要：当今中国农业中产业化经营是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三位一体, 紧密相连的一体化农业经营模式。自从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后, 不但农业自身生产结构不断调整, 而且农产品产地的生产结构、生产方式的调整。在整个过程中, 农产品产地通过内部调整结构和方式、外部优化设施和条件, 为龙头企业提供所需要的农产品。同时, 龙头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发展和需求, 为农业产地机构的调整提供了技术手段、销售市场、生产资金、客户服务等的支持, 提升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结构调整水平。对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龙头企业+农户”模式的分析, 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户,农村经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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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公司+基地+农户”基本概述
“公司+基地+农户”, 就是由龙头企业公司投入一定量的人力、物力, 筹建蛋鸡生产示范基地。之后在基地的作用下来带动农户参与到蛋鸡的养殖加盟中。同时, 公司负责给加盟养殖户统一提供鸡苗、饲料、兽药, 统一负责产前、产中、产后生产技术服务, 完善蛋鸡养殖的全过程市场流通经营。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 方便公司对基地和农户统一管理, 实现公司与农户互惠互利, 共享收益负责。第二, 考虑到大多数加盟养殖户都是在示范基地内养殖, 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统一建设鸡舍, 统一养殖方案, 统一管理, 确保农民能够按照指定的要求生长蛋鸡。第三, 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作用下公司可以借助雄厚的科研实力, 通过基地示范和统一技术培训来为养殖户提供全过程的技术服务, 不断提升养殖户的饲养管理水平, 提高养殖户的收益, 同时也提高了公司的利润。
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蛋鸡养殖的产业化经营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 信息不对称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信息和履行契约方面的确信, 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买卖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等同, 由此使得彼此发展存在一定的合约风险。从公司角度来看, 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的影响下, 公司直接面对市场, 能够更为全面的获取市场信息, 为此, 公司在合约中处于信息优势的地位。在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处于信息的优势地位, 在多方利益不对等的情况下加剧了合约的不确定性。从农户角度来看, 大多数农户的法律意识薄弱, 在蛋鸡养殖方面过度重视短期利益, 没有完全履行“公司+基地+农户”契约。
(二) 利益共享, 风险不共担
在市场行情发展良好的时候, 公司一般比较愿意让养护出栏, 但是拥有一定的机会来对其进行利益分成处理。农户在获取利益之后会继续选择和这家公司合作, 在出现风险的时候赔付钱款由农民自己承担, 公司不会出现亏损。
(三) 投机行为
公司和农户在合作的过程中以自己的利益获取为目标的, 在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公司会对饲料进行偷工减料, 在市场价格低于保底价格的时候差额需要由公司向农户补齐, 公司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偷工减料的情况会减少蛋鸡的饮食质量。
(四) 缺乏农业合作组织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实施比较分散, 农户散乱发展, 在和公司签订合同的时候不具备合作意识, 没有建立起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蛋鸡养殖户在和公司谈判的时候保持的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没有有效维护个人利益。
三、“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蛋鸡养殖的产业化经营策略
(一) 确定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
为了能够增加农户, 在蛋鸡养殖的过程中需要强化农户和公司之间的合作, 不断完善农户和公司之间的利益的分配方式。公司和养护双方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拟定保底价格, 从而确保农户的基本收入要求。
(二) 强化公司基本责任, 降低养护风险
公司作为“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蛋鸡养殖发展的主体, 以利润最大化为发展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充分发挥出监督和管理的作用, 增强公司的责任意识, 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实施的过程中完善利益共享、风险共同承担的利益分配机制。
(三) 增强企业和农户双方的法律意识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蛋鸡养殖业想要实现稳定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出合作社的作用, 在蛋鸡养殖的过程中不断壮大农户的力量, 使农户和企业实力相平衡。在农村合作社的打造下可以为蛋鸡的成长提供重要基础设施的支持。
(四) 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农户的扶持
在“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蛋鸡养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出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作用, 在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的情况下协调好公司和农户之间的关系问题, 并为农户养殖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
结语
综上所述,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是随着农业产业发展起来的发展而产生, 在发展的过程中资金和力量雄厚的龙头产业为基本支持, 借助当地的基地作用来将分散的农户整合在一起, 从而有效弥补常德蛋鸡养殖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更好地促进当地蛋鸡养殖业的发展。
摘要：“公司+基地+农户”模式下的蛋鸡养殖业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 在拉动地区经济发展, 吸引剩余劳动力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当前发展实际情况来看, 常德蛋鸡养殖业“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 针对这个问题文章就怎样借助“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实现蛋鸡养殖的产业化经营进行策略分析。
关键词：“公司+基地+农户”模式,蛋鸡养殖,产业化经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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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经营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利用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探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并且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不一致、相背离现象，高意愿伴随着低行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年收入越高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对农户给予健康投资指导，提高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改善不健康的投资行为，有效防止因病致贫的情况发生，保障农村劳动力健康水平、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乡村振兴战略;双变量 Probit模型
一、引 言
我国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已进入乡村振兴的崭新阶段。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发展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民是主力军。农民健康的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乡村振兴的力量源泉。农民的健康水平越高，乡村振兴的持久内驱力也就越强。健康投资作为维护和提升健康水平的有力工具，对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是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农村居民的健康投资水平虽有所上升，但仍然偏重以医疗为主的短期健康投资行为，而以预防保健为主的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却较为缺乏。在脱贫攻坚战中，因病致贫在各种致贫因素中始终居于首位。刚刚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农村家庭，一旦遭遇健康风险冲击，就会重新陷入贫困境地。因病致贫返贫直接阻碍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由于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不良的生活方式以及环境污染长期损害了农民健康，在遭遇健康风险冲击后，疾病治疗可能是短期内产生的最大消费效用[1]，因此，形成了主要以新农合医疗保障为主的健康投资模式。目前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健康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3]，即在理论和实践中强调对医疗卫生领域的公共支持，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健康投资变量多以公共卫生费用代替;健康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和家庭收入的影响[4-5]，主要关注健康存量水平，健康变量多以身体状况和自我健康评价代替;健康需求和医疗消费形式的研究 [6-7-8]，内容偏重医疗消费水平等就医决策，主要以医疗保健支出指标衡量;健康投资对农户经济行为决策的影响，包括劳动参与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等内容，健康投资变量多以健康状况代替[9-10]。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就健康投资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现有文献多从宏观角度集中分析健康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衡量指标也多以统计年鉴数据为主，从微观角度关注健康投资的研究较少。同时，鲜有研究深入探究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一些文献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等视为一个概念，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代替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没有将二者区别开来。鉴于此，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利用对内蒙古地区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两个变量分开考虑，运用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分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关系以及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居民健康水平、防止因病致贫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守护乡村振兴健康线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本文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即农户是否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是对长期健康投资的看法或想法，代表了个人的主观性思维。“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是指农户是否具体实施了某种健康投资行为。目前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切入点和角度略有差异，但其目标却有高度的一致性，即不同学者在逐步探讨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该如何提升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并能够实际转化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结合现有研究，本文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四个方面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假设。
（一）个体特征
在以往的研究中，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自评。性别差异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響不太确定[11]。在调研中发现，女性更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比如合理搭配饮食和锻炼身体等，而男性由于不良生活习惯而导致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低。年龄对健康需求具有显著的负效应[12]，年龄较大时，健康作为人力资本产生的收益也会下降，因而对健康需求反而会减少[6-13]。因此，农户年龄越大，由于体力下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低，进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概率也越低。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有显著影响[11]，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的认知能力越强，能够主动接触并了解健康知识，也容易与医疗卫生人员交流，主动寻求健康信息，从而能够更加理解长期健康投资的益处，尤其是更加愿意参与日常体检等健康投资活动。身体健康自评状况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关联度较高。农户对其身体健康自评的得分越高，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也有可能由于身体健康状况较好，没有未雨绸缪的意识，反而对健康不重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低，也会影响其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
H1：女性农户比男性农户更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和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年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均产生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正向影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身体健康自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有影响。
（二）家庭特征
家庭特征包括劳动力数量、居住现状和年收入。劳动力数量代表了家庭的人力资本数量，相关研究表明，农户劳动力数量越多，对健康状况越重视，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居住现状反映了其居住人员的结构类型，是分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重要指标。通常情况下，独居农户和年龄较大夫妻农户的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低，进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较少;家中与子女同住的农户，可能会考虑到子女的健康需要，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较高，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较多。年收入与农户的健康投资决策关系密切。家庭年收入越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会促进农户进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13]。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2：劳动力数量正向影响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居住现状得分越低的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越少;年收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三）社会资本
在调研地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龄化现象比较普遍，再加上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绝大部分老年人需要从子女那里获得经济支持，重要的是在我国，由子女来承担赡养老年人具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根基。基于这些经济文化背景，本文将代际支持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指标纳入分析模型，并且只考虑自下而上的单向经济支持。相关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农户的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14]。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
H3：社会资本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四）认知特征
结合调研数据和已有研究，认知特征用农户对健康风险认知代替。健康风险认知是个体对影响身心健康的各种因素的主观感受和判断，是个体进行行为改变决策时权衡的重要指标[15]，该指标表示了农户对身体是否存在健康风险隐患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可能性就越大。基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4：健康风险认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基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9—2021年對内蒙古自治区农户的微观调查。内蒙古自治区东西狭长的独特版图和资源禀赋差异导致了区内经济发展不平衡，为了扩大调研的覆盖面、掌握最全面的真实情况，笔者分别选取了东中西三个盟市包括9个旗县进行深度调研，样本分布较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在每个旗县中随机抽取乡（镇）、村进行调查。遵循随机性原则从行政村（嘎查）中调研594家农户，发放问卷594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576份，有效率为96.97%。
从调研数据可知，调查对象以男性居多，年龄在50—59岁的较多，说明内蒙古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高。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均值位于初中学历以下。从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来看，较大的年龄和较低的受教育水平等较为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本文抽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6-17]。身体健康自评相对较差，均值处于差到一般之间。劳动力数量的均值为2.329，家庭内1个和两个劳动力所占比重最高。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力为0的家庭也占一定的比重，体现了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现状，大量中青壮年外出上学、务工，留在农村的大多是贫困的老龄人口。调研样本中目前的居住现状，与父母同住及与老伴儿同住所占比重较大，符合目前农村的现状。
（二）模型构建
本文需要检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把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因变量，由于其均为两项选择变量，故选择 Probit 模型。根据计划行为理论，个体意愿对个体行为有影响，个体意愿的加强有助于个体行为的实施，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通过提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能够促进其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当被调查农户出于种种原因会在是否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是否有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作出选择时，这两种决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我们不能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分别进行 Probit 建模，可能会损失效率，两个 Probit 方程的扰动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18]，故而应该采用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
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能在考虑两个决策随机项之间相关性的前提下同时估计两个方程[19]。该模型所对应的两个因变量是两种相关的选择，两个方程有相同的自变量，且误差项也是相关的。两个方程误差项的协方差等于一个固定的常数，这意味着这两种相关选择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不像独立的Probit模型那样误差项的协方差为0[20]。双变量Probit模型都基于Probit模型的基本形式：
农户对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选择存在四种组合，如图1所示。
分别用虚拟变量y1和y2表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设定y1 = 1表示农户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y1 = 0表示农户没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y2 = 1表示农户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y2 = 0表示农户没有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因此，四种组合可以用（1，0）、（1，1）、（0，0）、（0，1）来表示[21]。我们分别建立双变量 Probit 模型，分析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模型设定具体形式为：
其中，y*1和y*2为不可观测的潜变量，x′1和x′2分别为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向量，β1和β2为待估系数向量，ε1和ε2为随机扰动项且服从二维联合正态分布，两者的相关系数为ρ即：
当y*1 > 0，表示农户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反之，则y*1 = 0;同理y*2 > 0，表示农户实施了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反之，则y*2 = 0。因此，y*1与y1和y*2与y2 的关系可以由以下方程确立：
两个方程唯一联系是扰动项ε1和ε2的相关性。如果ρ = 0，则此模型等价于两个单独的Probit 模型。如果ρ ≠ 0，y*1 与y*2之间存在相关性，运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对两者的取值概率进行最大似然估计。最后，对原假设“H0：ρ =0”进行检验，判断有无必要使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或估计两个单独的 Probit 模型。如果拒绝原假设，则有必要使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18]。
（三）变量选取
由于我们要检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我们把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作为因变量，同时结合并参考现有研究，选取了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四个方面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个体特征方面的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身体健康自评，家庭特征方面的变量包括劳动力数量、居住现状和年收入，社会资本变量用代际支持衡量，认知特征变量用农户对健康风险认知的变量衡量。
1.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测量及描述性统计
目前学术界对个体行为意愿的测量，常见的方式为直接询问是否愿意[22-23]，在所询问的行为意愿较为中性的情况下，这种方式较为直接有效。由于人们对健康投资的理解均是有益于健康的，即被普遍认为是应该做的事，在此情况下，农户的回答会带有倾向性即“愿意进行健康投资”。因此，为避免由农户倾向性应答造成二分类变量测量的较大误差，本文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的形式，从非常愿意到非常不愿意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分为五个等级，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备选项，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农户在“愿意与否”问题上大多选择“愿意”的可能。测量题项设置为“您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吗”，长期健康投资包括合理搭配饮食、锻炼身体和定期参加日常体检。由于这些方面在短期内是固定不变的，可以看做是长期的行为意愿。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进行百分比统计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全样本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累计占比为 60.145%，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累计占比为51.795%，非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累计占比为61.148%。说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相对较高，不同的样本农户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虽有差异，但均超过了50.000%。不同样本农户测量指标平均值均大于3.000。其中，非贫困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测量题项的均值最高，贫困农户样本的均值低于全样本均值，受限于长期健康投资能力和投资理念等因素，从而导致了差距的产生。
2.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测量
行为经济学对个体行为的测量最直接的手段为“是否”问题，即对某一行为直接测量有还是没有，故本文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测量中采用二分类变量的形式。设置的问题有：您家是否合理搭配饮食？您及其他家庭成员是否锻炼身体？您及其他家庭成员是否体检？需要强调的是，为了简化分析，本文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进行了赋值[24]，变量取值为0和1。贫困农户的整体得分较低，非贫困农户相对得分高一些，說明比较注重长期健康投资，预防保健的意识较强。
通过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测量，我们发现，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存在不一致、相背离的现象。农户具有较高的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全样本、贫困农户、非贫困农户的测量指标平均值均大于3.000，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占比均超过一半，说明农户是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从心理上是能够接受长期健康投资的。这就打破了我们以往的观念和认识，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农户受经济约束，对健康投资一无所知，根本没有健康投资的意识，但在调研过程中会发现，农户其实是有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都有追求健康的美好愿望。但是高意愿却伴随着低行为，实际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比重较低，如何将意愿转化为行为是值得我们思考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2.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通过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变量的测量，并结合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资本和认知特征，将变量的具体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汇总如表2所示。
四、结果与分析
本文运用Stata15.0 软件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双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双变量 Probit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部分影响因素通过了显著性检验。P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相关系数为正，说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两者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程度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具有积极作用。
（一）个体特征
年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别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一致。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资本的折旧率增加，不但引起对健康需求的减少，也使得一定数量的总投资所能提供的健康资本减少，这与Grossman[13]的研究结论相一致。本文的调研对象普遍年龄偏大，总样本中的年龄均值为2.342，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具备劳动能力的较少，健康状况较差，因而对就医的意愿更加强烈，导致就医行为较多，而对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长期健康投资行为较为缺乏。
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0%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研究假设一致。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大，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大。调研样本中，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均值为2.528，绝大部分农户的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下，小学程度占比较高，这也充分说明了受教育程度是导致农村地区健康投资意愿淡薄、健康投资行为较为缺乏的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教育投资一直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形式，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意识到健康的重要性，从长远看，提高教育水平不仅可以改善健康，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因此，通过提高农户的文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农户健康投资意愿，进而促进农户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身体健康自评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的影响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符合部分研究假设。说明在调研地区身体健康自评得分越高的农户，认为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好，对健康风险的意识较差，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较低，反之身体健康自评得分越低的农户，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健康隐患，从而在预防保健方面会更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身体健康自评对农户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即使身体健康状况比较差，已经感受到自身存在的健康隐患，但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比如时间、自身的意志力和收入状况等，未必有进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性别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H1中除了性别外，其余的得到验证。
（二）家庭特征
劳动力数量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不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说明家庭成员大多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具备劳动能力，因而对长期健康投资的意愿不强，从而也较少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居住现状对农户健康投资意愿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研究假设一致。居住现状反映了家庭的内部结构，得分越高，说明越是核心家庭，对健康越重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居住现状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以用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如果没有更高的预期收益，那么健康投资的较高不确定性会导致个体更加重视当前的满足，严重忽略未来的需要，因而即使是核心家庭，有老中青三代，在具体实施行为之前，会受到跨期选择的影响，进而降低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
年收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分别在1%和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验证了研究假设。充分说明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与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长期健康投资行为密切相关，经济状况越好，对长期健康投资的认知程度越高，从而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有利于促进其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2018年，内蒙古农村牧区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 803元，而内蒙古自治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 376元，反映了调研地区农户收入普遍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不强，影响到其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实施。H2中除了家庭劳动力数量外，其余的得到验证。
（三）社会资本
代际支持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均不显著，因而H3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代际支持反映的是家庭是否有子女的经济补贴，但是这与子女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如果子女的收入也不高，对家庭的补贴也仅够日常的生活消费支出，没有额外的资金用于健康投资。因此，如果加上子女补贴的家庭收入还不高，就会影响到其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其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四）认知特征
健康风险认知对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研究假设不一致。H4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是农户对健康风险认知程度越高，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可能性越小。此类异常我们可以利用行为经济学中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解释，农户对医疗需求和预防保健需求存在不一样的心理账户，他们认为疾病带来了负效用，通过医疗补救措施可以恢复身体健康，这样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而长期健康投资的收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调研过程中，很多农户都能认识到少吸烟和经常锻炼等对人的健康有利，但却很少有人能够戒烟并坚持体育锻炼。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3个盟市9个旗县576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变量 Probit 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相对较高，51.795%的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61.148%的非贫困农户非常愿意和愿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但仍有较大一部分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不足，缺乏进行长期健康投资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内蒙古地区，存在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和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不一致、相背离的现象，高意愿却伴随着低行为，如何将意愿转化为行为是值得我们思考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与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受教育程度高、年收入越高的农户，对长期健康投资意愿越强烈，越有可能实施长期健康投资行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全面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从宏观角度来说，区域经济增长将会逐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扩大就业机会，拓宽发展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进而改善低收入人群生活和发展的质量。各级政府应设计统筹性的政策，全方位优化配置资金、公共服务、人力资源等要素，从机制、规划、政策等方面深化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对接和统筹。其次，提升农村公共健康投资水平，发挥正外部性。健康投资一直以来都是以政府的公共健康投资为主导的，因此，政府对健康投资的态度和观念是提升我国居民健康水平的決定性因素，确保国民良好的健康状态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政府应向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通过增加健康人力资本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发挥正外部性;基层政府应该利用特色产业发挥地区优势，将公共健康投资与产业发展紧密联系起来，统筹将财政资金更多注入健康产业的发展，积极探索更多的公共健康资金筹资渠道和方式，更多地引入社会资本，通过税收优惠和服务保障等措施促进投资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进入健康领域，从而提高地区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再次， 适度采取健康投资激励方式，促进农户长期健康投资意愿向农户长期健康投资行为的转化。
最后，从源头到保障构建全方位的健康贫困治理体系。一是从源头上消除健康风险隐患。针对有健康风险隐患但是还没有遭受健康风险冲击的农户，从防范健康风险致贫角度出发，通过慢性病和地方病的健康宣传、健康管理和健康干预等策略，使农户培养良好的健康生活习惯、进行合理的预防与健康促进支出，降低健康风险的冲击概率，显著降低不确定医疗费用造成的因病致贫风险。二是从健康风险传导过程中弱化健康风险的冲击作用。对于已经遭遇健康风险冲击的农户，要通过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提供、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等健康贫困救助机制提高农户应对健康风险冲击的能力，尽量消除或弱化健康风险冲击带来的严重影响，缓解因病致贫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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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艳）
收稿日期：2021-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草场流转视阈下边疆牧区牧户生计转型及福利测度研究”（18BMZ135）
作者简介：
陶 娅（1980-），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财务管理和农业经济管理等方面研究。E-mail：taotaoty_921@163.com
盖志毅（1964-），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和生态经济管理研究。
王桂英（1964-），女，内蒙古赤峰人，教授，主要从事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研究。
农户经营论文范文第4篇
一、前言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融合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综合项目。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村自身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无论是乡镇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还是普通农户的个人信贷需求，都需要得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才能得以实现，唯有先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村各项基本建设的顺利展开。
二、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仍然以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为主，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但是，就这些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由于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有效支持和广泛宣传，目前，为支持农村经济活动而提供专门金融服务的机构数量屈指可数，社会的认可程度不高，维持农村金融机构正常运转的资金来源和应用渠道得不到有效疏通，未能在行业中形成自己有特色的发展力与核心竞争力，无法自负盈亏，发展前景令人堪忧。
第二，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都分布在人口密集的乡镇，对于偏远地区，常常几十里路也很难发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在某些偏远地区甚至还没有设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网络的“盲点”。偏远山区的普通农户无法在所在区域获得金融服务，许多人仍然保留着原始的财富储藏方式，增加了保管风险，未能有效利用剩余资金以发挥其金融功能。
第三，市场定位不准确。许多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范围过大，基础设施数量不足，无法满足当地乡镇企业和普通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推进，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逐渐将服务对象集中于县域级中小企业和城镇居民，而忽视了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的信贷需求，造成了许多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贷款难、贷款成本高、发展受阻和消费受限的困难局面。
第四，金融产品与服务缺乏创新。目前，农村金融机构所开发的针对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需要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和服务还很缺乏，投融资渠道过于单一化，未能形成个性化的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无法满足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的金融服务需求相对于县域级中小企业和城镇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而言，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如果依照传统的经营策略和审贷程序，许多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达不到规定的借贷标准，无法获得所需要的资金从事生产活动。
三、社区银行的发展优势
经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遭受重创。在这次危机的洗涤中，表现得最为稳健的金融机构不是资产雄厚的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而是资产规模不足十亿美元的社区银行。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ICBA）的定义，社区银行是指由地方自主设立和运营、资产规模在十亿美元以下、独立的小商业银行及其他储蓄机构。这些社区银行的总资产在整个银行业占据的比例不到11%，但是其向小微企业发放的贷款总量达到了40%。面临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社区银行的生存优势在于：
第一，政府的支持，健全的法律体系。美国政府出台了《社区再投资法》《小企业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开展金融服务活动，为当地小企业的发展和居民生产生活提供金融支持。
第二，规模小，网点多，分布广。社区银行的资产规模十亿美元以下，拥有50000多个网点，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及社区，可满足农村金融服务需求分散化的特点。不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本地吸收存款，放款于本地，用于支持本地经济建设。
第三，定位准确，服务门槛低。社区银行将服务对象定位于当地小微企业和普通居民，避开了与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客户争夺。社区银行本身亦是小企业，因而能够理解小微企业和普通居民的需求。与其他商业银行不同，社区银行的金融服务门槛低，在发放贷款时更多地考虑个人的情况，如家庭病史，个人随意支出等，而非程序化信用评分等客观标准，因而能够满足广大小微企业和普通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
第四，金融产品创新多，金融服务个性化。社区银行为当地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和灵活的商业贷款形式，包括电子银行、自助银行（ATM）、信用卡和贷记卡、理财产品、消费贷款、小企业贷款和农业贷款等。以个性化、高质量、低费用的服务弥补自身资产规模小的缺陷，贴近社区居民，方便百姓生活，积极应对商业银行的挑战。多渠道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支持，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第五，信息对称，潜在风险降低。社区银行的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本地融资，本地放贷，存款者和贷款者就是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有利于“软信息”的获得，因而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容易形成相互监督，有效地降低了违约的可能性，同时，有助于银行为所在社区企业和居民提供个性化和灵活性的金融产品，实现银行利益和客户利益的双赢。
四、关于农村金融格局发展的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支持与严格监管并重。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相关鼓励政策的提出能够正确指引社会闲散资金去向，使其流入到农村，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有助于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但是，政府支持并不意味着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和盈亏状况全揽上身，而是要放手让其独立发展，建立内控机制，自负盈亏，优胜劣汰。政府全权负责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反而容易造成农村金融机构对政府部门的依赖，失去与其他银行竞争的压力。一面是强有力的支持，另一面是严格的监管。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案例告诉我们，健全的银行监管体系非常重要，我国应该逐渐形成政府部门、自律组织和中介机构三位一体的有效监督，规范准入和退出机制。
第二，建立正确的定位和控制适度范围的服务区域。与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不同，社区银行不是将服务对象定位于大中企业和高端客户，而是定位于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村居民，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目前小微企业贷款难、发展受阻的现状，而且还能有力地支持“三农”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乡镇经济水平的提高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改善。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是“三农”事业发展的根本，农村信用社应该将服务对象定位于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为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同时，农村信用社服务区域不宜过大，服务区域过大容易增加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还造成了某些偏远地区的乡镇和街道的基础设施空缺，无法满足当地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第三，鼓励金融产品创新，开展个性化农村金融服务。由于农村地域条件的特殊性，传统的经营策略和审贷程序无法满足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容易造成众多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贷款难、贷款去到单一、贷款成本高、企业发展受阻和居民消费水平受限的尴尬局面。农村金融机构应该致力于研究开发区别于普通金融产品的新型农村金融产品，为乡镇小微企业和普通农户提供个性化农村金融服务，积极调动职员深入到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中去，通过有效和持续的沟通，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从而满足不同企业和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第四，加强合作，深化沟通。一方面，加强与乡镇政府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的密切联系与合作，深化沟通和协调，借助其力量广泛宣传金融产品和服务，向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负责人的普及金融知识，支持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走向致富之路，推动新农村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另一方面，深化与客户的沟通，上门了解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的信贷需求和融资困难，提供切实可行的个性金融服务，解决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贷款难和融资渠道单一的局面，及时了解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的现金流量情况，通过多种渠道有效降低贷款管理的信息成本和管理成本，提高信用管理在农村居民和乡镇小微企业心目中的重要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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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汶霖，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1级劳动经济学专业学生。
农户经营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目的/意义】探究当前我国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为优化旅游农户的农业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过程】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结果/结论】调查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建议应加大农业政策的支持力度，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满足不同个体特征及各类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政策的多元需要。
关键词：旅游经营农户;农业政策;农业生产意愿;江西省
文献标志码：A
Key words： tourism management farmers; agricultural policy;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ingness; Jiangxi Province
近年來，在各级政府的高位推动下，我国乡村地区快速迈入了旅游发展的“黄金时代”，各地的农家乐、渔家乐、果蔬采摘园、生态观光园、乡村民宿等旅游业态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由此涌现出了一批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户。他们大多数既从事旅游经营，又从事农业生产，不仅是乡村旅游地重要的生产经营主体，更是农业景观的生产者和保护者[1]。但不可忽视的是，在当前农业比较效益较低的情况下，不少农户更倾向于从事旅游经营，以至于逐渐减少或放弃农业生产。因此，如何激发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发挥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作用，不仅决定着乡村旅游地的乡村性本质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还深刻影响着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金 灿：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的调查当前，为了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和农业的稳定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农资和粮食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减免农业税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那么，这些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是否有影响？我们又该如何利用农业政策来调控他们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鉴于此，本文尝试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形成机制理论框架，并利用江西464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关于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意愿影响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实证分析惠农政策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垂直性效果。Andrzej[2]以波兰北部牛奶生产区为考察对象，认为只有加大乳制品部门的补贴制度并适当购买现代化农业设备才能提高奶农的生产意愿。何文剑等[3]将研究目光锁定在林业种植农户群体，提出现行的林改政策虽然对农户造林起到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但仍未达到加速农户扩大林地投资的程度，有些政策甚至对林木采伐和管理起到了负面影响。时小琳等[4]通过对福建油菜种植农户的微观调查，得出现有的油茶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油茶种植起到了高度的正向作用，而高成本的劳动力则会对拓宽油茶种植面积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2）深度挖掘农业政策对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行为的作用机理。Manitra[5]通过建立水稻生产指数模型，提出了人力资本、政策接纳程度等会极大影响农户的稻米生产力。刘滨等[6]认为农业政策和补贴对劳动力、交通、耕地等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的生产决策起着不同效益的影响。孙伟艳[7]提出各类资源禀赋的农户对农业政策有着大相径庭的认知程度，且认知程度亦对农户的种植和生产行为具有一定影响。（3）实证研究不同农业政策对农户生产决策的影响。Yao等[8]利用供需平衡模型检验了不同的采购制度和交易价格对农户生产效率的影响。黄季焜等[9]详细分析了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的实施效果，得出这两种补贴实际上并没有改善市场，对农户的粮食产量和农资投入亦没有产生正向影响。吕晓等[10]将研究的目光集中在土地政策上，提出农户对土地政策的了解和认知水平能够有效提升其土地转出意愿和土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率。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学术界对不同农业政策与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深度探讨，并得到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但是，旅游经营农户因其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截然不同，他们对农业政策的反应也不尽相同，导致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实践中存在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而只有深入了解旅游经营农户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农业政策才能实现彻底的“对症下药”，而目前学术界鲜少关注这方面的研究。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框架
1.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乡村旅游地农户农业生产行为研究”课题组的调查。2014年7月至2016年8月，课题组从江西全省所有11个地级市中选取2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并派调查人员赴实地与农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为了避免旅游经营农户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对问卷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造成干扰，问卷的填答主要由调研人员对题项进行一一解释并询问之后记录答案。本次调查共访谈了531户旅游经营农户，剔除错答、漏答等无效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64份，问卷有效率为87.4%。为了检验本次调查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用SPSS 20.0对问卷数据进行相关性检验，Cronbachα系数为0.857，信度良好且达到了实证分析的基本要求。
1.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Friedman提出的持久收入理论[11-12]，预期收入以及长期利益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基本原则。旅游经营农户作为精打细算的理性经济人，一般家庭经济行为的决策主要取决于家庭对从事这一行为所产生的持久收入的理性预期，但是在实际情况之中，旅游经营农户选择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不仅是为农家乐、采摘园、土特产等经营提供保障，还有满足自家生活需求的考虑[13]。而且需要注意到的是：旅游经营农户的家庭情况和资源禀赋迥然有别，他们会在综合考察个人情况、家庭特征以及各类资源禀赋等诸多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是否继续从事农业活动以及长期性的农业生产是否会对正常的旅游经营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14]并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将研究变量设置为初始变量、中间变量和因变量这3种类型，同时根据这3种变量构建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分析框架（图1）。初始变量选取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中间变量选取相关农业政策评价，旅游经营地农户在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则为因变量。其中，因变量和中间变量均为定距变量，对其测量采用直接赋值的方式。相关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设定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以及“非常满意”这5个程度，分别为其赋值为“1、2、3、4、5”。
根据张淑杰[15]、冷博峰[16]、钱加荣[17]等学者关于惠农政策与农户生产行为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基于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以下3种假设：
假設1：初始变量会直接影响因变量，即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和耕地资源禀赋能够直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个体特征属于旅游经营农户与生俱来便具有的内在属性，而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具有较强的后发性与主观性，会受其不同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各个方面影响，因而本研究认为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能够对其旅游经营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与此同时，资金、收入、劳动力、耕地面积等经济与资源禀赋不仅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指标，更是影响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源动力，因此本文假设旅游经营农户的旅游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大，农业收入的占比越小，家庭的日常资金使用主要来源于旅游收益而非农业带来的收益，则农户越不会倾向于进行农业生产。此外，旅游经营农户拥有的耕地资源禀赋越强，但可支配的农业劳动力越少，那么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越不高，也就更不愿意在旅游经营之余进行农业生产。
假设2：中间变量会对旅游经营农户的農业生产意愿产生影响。保证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是我国推行农业政策的两个最主要的出发点，倘若满足了这两大目标，对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提高便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农业政策往往会以不同的实施条例、标准、方式、程度等传达到千家万户，再加上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对于所获得的每一项农业政策的认知具有普遍差异性，自然便会导致农户对这些政策和补贴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同的评价和满意度，从而进一步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因此，本研究选择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评价、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评价以及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等10个具体的农业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且这些变量能够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造成直接影响。
假设3：初始变量可以通过影响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并非纯农户，土地和粮食对其而言并不是唯一的生活保障，因而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代表的非纯农户是否加入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大军，并非是从农业政策之中获取微薄的补贴那么简单。因而，现行所实施的农业政策能否促进旅游经营农户形成长久性的农业生产意愿，关键在于所实施的相关农业政策和补贴能否让其农业生产与旅游经营的利益达到最大化。若既能保障粮食安全，又能提高农户收入，还能不影响正常的旅游经营，那么就会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意愿。然而农户们对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和评价参差不齐，会受其迥然有异的资源禀赋和截然不同的个体特征的双重影响，因此，本研究假设初始变量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还能影响中间变量，从而通过中间变量来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变量统计描述
2.1.1 旅游经营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基本描述 根据实际调查结果，在464份合格问卷中，32.1%的农户在回答“5年内是否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问题时给出了“否”的答案，这表明了他们更愿意进行旅游经营而对农业生产的兴趣不大，余下的67.9%的旅游经营农户则表示十分愿意在未来进行农业生产，因而有近70%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热忱度处于较高水平，这也从侧面说明政府所实施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农户的生产意愿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具体影响到生产意愿的分别是哪些因素，仍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验证。
2.1.2 中间变量的统计描述 在表1的统计数据中可看出，旅游经营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评价的均分在3分左右，处于一个较为客观的中等水平。其中，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补贴政策、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的平均得分都超过3分，而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在所有中间变量中取得了3.22的最高分;此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这4个政策的评分稍低，处于2～3分之间。总体来看，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评价的差异最大，而对农业贷款政策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的评价差异则最小。
2.1.3 初始变量的统计描述 根据以往学者的分析思路和理论结果，在旅游经营农户的个体特征方面，选取了性别、年龄、职业和文化程度这4个变量;在人力资源禀赋方面，将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和从事农业生产人数设置为变量;在经济资源禀赋方面，旅游收入比例和农业收入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而在耕地资源禀赋方面，则选取自有耕地面积和实际耕种面积这2个变量。各个变量的相关定义和具体的描述统计如表2所示。
2.2 中间变量对农业政策评价的多元回归分析
根据上文构建的分析框架，本研究首先将中间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SPSS 20.0将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设置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完成分析框架中第一个步骤。结果显示模型的解释程度达到了45.3%，整体拟合度较高。根据表3的统计数据显示，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和做法的P值大于0.1，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来源于以下两点：一方面，江西一带多丘陵和山地，耕地分散不均且开垦难度大，要达到“低规模+高收入”的农业生产预期难度较高，倘若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和土地流转政策等相关政策在其中没有起到一定的补贴及调节作用，那么将会极大地弱化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另一方面，旅游经营农户属于“兼职农户”，他们对农业及土地的依赖性不强，而旅游经营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收入高于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益，因而农户会将农业生产作为副业，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可为家庭带来更高收入的旅游事业之中。长此以往，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生产这一行为的采纳度便会大幅度降低。由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农业技术投入和推广手段、农资市场管理手段以及土地流转政策评价均没有通过模型检验，因而在下文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以及路径探索中则不再对这4个变量进行讨论。
2.3 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和因变量影响的多元回归分析
从表4可以看出，初始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回归结果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总体模型解释度为6.3%，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由于解释度不高，极大低于农业政策评价对因变量45.3%的解释力，因而可以推测出初始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中间变量来对因变量产生间接影响，这符合上文拟提出的第二条假设。从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各项回归数据来看，6个模型均分别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整体呈现出较好的拟合效果。在初始变量对这6个中间变量的解释程度中，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偏低的3.1%的解释度之外，其他5个变量的解释度均值均超过了5%，其中农业保险政策对初始变量的解释程度最高，达到了6.8%。根据各项回归结果与统计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个初始变量显著影响到因变量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此外，显著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补贴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文化程度、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年龄、从事旅游经营人数、旅游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性别、文化程度以及自有耕地面积;显著影响到农户对防灾救灾政策评价的初始变量为年龄、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
2.4 影响農业生产意愿的路径分析
从表5可得知各项初始变量对中间变量以及因变量的影响路径。其中，间接影响数值=初始变量（农户个体特征、人力资源禀赋、经济资源禀赋以及耕地资源禀赋）对中间变量（农业政策评价）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各中间变量对因变量（农业生产意愿）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总影响数值=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由于排除了前期所检验得出的不合格数据，表5中只显示出通过了10%显著水平检验的各项回归系数。通过各条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以及自有耕地面积这8项初始变量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影响，而职业和实际种植面积这2项变量对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则并无影响。在这些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程度最大，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接近于0.1，达到了0.096;影响程度次之的初始变量是自有耕地面积，总路径系数的绝对值是0.044;而文化程度、年龄以及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依次排在总影响系数的第3～5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农业收入比例等初始变量的路径系数均<0.02，影响程度较低排在末位。根据上述路径表述，具体分析如下：
2.4.1 性别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目前的农业政策评价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且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在中国农村社会，存在着“男耕女织”的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男性是农业生产行为的主力，而女性则更偏向于处理家政、照顾亲人等私人领域，较少参与公共事务。作为旅游经营农户的女性亦是如此，她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成为打理旅游事务的一分子，更要承担起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繁忙重任，在时间和精力的双重约束下，她们很少主动了解相关农业政策或是参与农业生产，从而导致其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较低且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女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这4个政策的评价较低，主要原因是她们缺乏对相关政策的了解和认知，对农业种植和生产的参与程度与男性农户相比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女性旅游经营农户的引导，对其进行合理的农业政策与技术的宣讲与支持，倡导她们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的行动中来。
2.4.2 年龄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年龄越大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较高且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一方面，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主要依赖于年轻劳动力，老龄旅游经营农户的体能较弱，劳动效率不高，因而他们很少去参与家庭的旅游经营事务;但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年轻农户，老龄农户参与农业生产的时间更长，农业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对家庭的农业生产贡献较大，因而他们愿意去了解相关农业政策并持续进行农业生产。由于老龄农户对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和农业贷款政策的评价较低，因此政府要加大对老龄农户的教育和宣传投入，使其提高对新型农业政策和机构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从而在立足老龄农户的经验优势之上，保障他们能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
2.4.3 文化程度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户，对相关农业政策的评价越高且更愿意去进行农业生产。在对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路径中，文化程度对其产生了3.1%的直接影响;而在对农业政策评价的间接影响中，文化程度对农业贷款政策评价的影响最大。旅游经营农户作为一类特殊的“以农为辅”的“兼农户”，由于身肩“旅游+农业”的双重任务，因而在日常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事务中，他们不仅要了解瞬息万变的旅游市场，更会去主动掌握实时农业信息和相关政策，这需要敏锐的“信息嗅觉”和较高的信息识别能力。文化程度高的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解读和接受能力更强，也具备较好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适应性，因而一定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才是帮助旅游经营农户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并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基础所在。政府在进行农业政策推广和实施时，要注意对农户进行一系列前期性的教育和培训，帮助其缩小认知偏差并掌握相关农业知识和技能，只有这样，旅游经营农户从农业政策中所获取的益处才会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2.4.4 人力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由于人力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2%的总影响力，这一结果说明在家庭劳动力之中，从事旅游事业人数越多则进行农业活动的人数越少，对农业政策评价则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且更不愿意在将来进行农业生产。其中，从事旅游经营人数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以及农业保险政策造成了间接性影响;从事农业生产人数则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造成了间接性影响。由于旅游经营农户的“兼职农户”属性，他们与一般的“专职农户”相比有着更丰富的谋生方式和更广阔的收入渠道，因而他们更多的是把能够给其带来更多经济效益的旅游经营活动列为“主业”而逐渐淡忘农业生产活动，在家庭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自然会更加倾向于在旅游经营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劳动力是支持劳动者进行人力运作并获得相关效应的前提和保障。作为旅游经营农户，无论是进行旅游经营管理还是农业生产劳作，充沛的人力资本是帮助其获取最大收益的关键。为了帮助旅游经营农户在进行旅游经营事业的同时不忘进行农业劳作，帮助其实现“双向经营”，相关农业政策要给予从事农业生产人员额外的税收和补贴关照，并加大技术与资金支持，鼓励旅游经营农户在今后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精力去田地中进行农业种植和生产。
2.4.5 经济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反向影响 由于经济资源禀赋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0.003%的负向影响，说明在经济资源禀赋之中，旅游收入比例越高则农业收入比例越低，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评价和认知的水平越低且更不愿意继续进行农业生产。其中，旅游收入比例除了对农业贷款政策不产生中间影响之外，对其他5个政策均造成一定影响，因而旅游收入比例是本研究至关重要的解释变量;而农业收入比例对农业补贴政策和中介服务组织建设这2个政策产生中间影响。对于以农业收入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家庭的主要收入主要来源于旅游经营活动，因而耕地和土地对他们而言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保障而不是生活寄托。农业收入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家庭对待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的对立平衡，因而相关农业政策要打破目前旅游收入和农业收入这种“不平衡不对等”的局面，就要降低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种植成本，加大物资和技术的投资力度，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通过农资管理市场适时有效地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只有缩减旅游经营和农业生产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从本质上提高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进而影响并激励其未来的农业生产意愿和行为。
2.4.6 耕地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家庭所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大，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越好，继续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其中自有耕地面积是唯一能够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以及农业保险政策等全部6个政策产生间接影响的初始变量。从古至今，土地都是一切农户的命根子，它承载着所有农户的希望。对于旅游经营农户而言，只有自有耕地达到一定的规模，农业生产符合预期目标，实际收入取得一定效益，才会激发他们进行持续性农业生产，而了解相关的农业政策与知识则会帮助其更好地进行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因时制宜”地取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旅游经营农户的自有耕地面积越大，越能激励其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一系列的农业政策以及相关农业知识则起到了间接的调节性作用。
3 结果讨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江西464个旅游经营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线性回归以及路径分析法实证检验现行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并有近7成的农户表示愿意在未来继续进行农业生产活动。其中，作为中间变量的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政策、农业补贴政策、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政策、农业贷款政策以及防灾救灾政策和手段直接影响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初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经营人数、从事农业生产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自有耕地面积以及实际耕种面积能够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在这9个初始变量之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从事旅游人数、从事农业人数、旅游收入比例、农业收入比例和自有耕地面积是通过直接和间接影响到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而实际耕种面积只能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简而言之，当前政府所实行的一系列农业政策对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产生了直接且积极的影响，而农户的个体特征和资源禀赋亦是影响其农业生产意愿所不可或缺的中间影响因素。
3.2 政策启示
在乡村旅游地，要想提高旅游经营农户这类特殊“非纯农户”的农业生产意愿，保障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以及缩小农业收入与旅游收入二者之间的差距是重中之重，通过实行合理有效的农业政策便可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鉴于此，应从以下3个方面对农业政策进行完善：
3.2.1 加大农业政策支持力度，提高重点政策的实施针对性 在农业政策的支持方面，主要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补贴、中介服务组织建设、农业保险、农业贷款以及防灾救灾和手段技术推广上满足旅游经营农户对农业政策的实际需求，其中要重点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农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从而充分调动旅游经营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
3.2.2 制定灵活多样的农业政策，满足不同个体的多元需要 对于老龄旅游经营农户，在重视并发挥其宝贵的耕种经验的同时要给予其更多的政策关照，保障老龄农户的合法权益;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技能培训力度，让其对农业政策和基础知识有一个更为清楚的认知;对于耕地资源较差的旅游经营农户，要引导其加入农业合作社，设定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增加其农业收入。只有实行“因人制宜”的政策原则，才能让不同资源禀赋的旅游经营农户都能从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中受益。
3.2.3 深化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鼓励旅游经营农户进行规模化生产 作为“以农为辅”的旅游经营农户，他们或许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但毫无疑问其更倾向于通过旅游经营实现发家致富，因此，只有强化这类“非纯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的额外补贴，才能极大地提高其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更应该适度提高对规模化种植的旅游经营农户的补贴力度，通过规模化种植，可以将目前“小、分、散”的乡村旅游地农业生产格局有效地调整为“大、整、合”的适宜局面。今后，政府在制定農业政策之前要多加关注以旅游经营农户为主的“非农群体”，多关注他们的意见和态度，通过出台和实施合理的农业政策使其成为稳定的农业劳动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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