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发展;超效率DEA;耦合度;河南省
高质量的城镇化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城镇化可以解放和发展消费力，挖掘和释放投资增长潜力，可以优化产业和经济结构，引领工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型。但目前，后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巨大资金瓶颈严重地制约了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躯体的血液，既是区域经济的核心构成部分，还可以促进区域资源优势的整合和优化生产要素合理布局，并对城镇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金融与城镇化的互动耦合发展为区域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点和动力机制。因此研究城镇化与金融之间的耦合发展极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深入详细的探讨，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张正斌(2008)对宁夏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进行Grange检验，结果表明，以人口计量的城镇化率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梁彭勇，梁平，任思慧(2008)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1986-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王楠，张晓峒(2011)采用34个城市1993-2009年相关数据，运
用PVAR模型分析城市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程度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在长期，金融发展是城市化程度的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化程度的增加;但城镇化程度并没影响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在短期，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程度互为Granger原因。[3]郭江山(2011)基于VAR模型对河北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内在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城镇化水平提升对来自金融发展的随机扰动具有正效应，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效应不断增强。[4]周战强，乔志敏(2011)利用1952-2009年全国数据，借助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5]徐小林等人(2012)基于VAR模型以广饶县为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但城镇化不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动力。[6]孙长青(2012)基于VAR模型对中原经济区1978-2010年之间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金融发展对于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迁逐渐增加。[7]
总体来看，目前区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关
系的研究方法以计量模型为主。但缺乏从联动效率的视角对区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的、多因素驱动的定量研究。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典型后发地区，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演化趋势，以期为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
耦合原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在系统理论中，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对方发展的一个量度。金融和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如图1所示。
图1 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示意图
城镇化的实质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生产力提升的基础上，人口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的过程，这一进程促进了人口、产业、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扩大了产品需求的市场规模，完善了城市的基础实施，促进了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并增强了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从产业、内需等方面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效应，城乡之间巨大的比较效益落差，像磁铁一样吸附农村的资源不断涌向城市，进一步加速生产要素在城镇集聚。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提升，人们的储蓄资金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存款不断增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金融产业竞争不断升级，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提升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储蓄率。随着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拉动金融机构把存款转化为贷款，金融资本不断壮大，通过投资，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总之，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才能解决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资金难题;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提升储蓄水平、完善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机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促进城镇化发展。反过来，城镇化发展也会拉动和促进金融发展;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随着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等迅猛发展，在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提供规模更大、更为复杂、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总量需求的扩大、金融产品需求的层次提升、合理的风险规避等，需要较多的储蓄量和完善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的机制，这会促进金融创新和发展，提升金融效率，进而跃升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二、研究模型
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是两个互为输入输出的系统，很难用确定的函数解析式表达。而且，两个系统都属于多投入多产出的系统，投入产出的指标构成复杂。因此，本文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尝试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 DEA)进行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联动程度评价。使用DEA方法进行评价时，不必事先设定决策单元的具体输出输入函数，不用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从而避免由于输入输出指标的复杂性而带来的困难。
数据包络分析法最早由 Charnes，Cooper 和 Rhodese(1978)提出，是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系统评价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最基本的DEA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C2R模型，但这种模型不能区分评价值都显示为1的决策单元的情况，为此， Andersen和Petersen于1993年提出了超效率DEA评价模型(Super-efficiency DEA，简称SE-DEA)，以区分它们的有效程度。[8]
假定有n个决策单元DMUj(1≤j≤n)，每个DMUj有m个输入指标，s个输出指标，相应的超效率DEA模型如式(1)所示。
(1)
在式(1)中，X和Y分别表示DMUj的投入和产出可能集。θj为DMUj的效率指数，θj 1说明DMUj的效率为DEA有效;θj 1，说明DMUj的效率非DEA有效，表示DMUj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也不是规模效率最佳，可以通过调整投入要素的比例来进行改善;θj值越接近1，则表示DMUj的综合效率越高;λj为权重变量;s-和s+分别为m 维投入和s维产出的松弛变量。
使用超效率DEA模型需要区分输入输出指标。在进行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驱动程度评价时，使用金融发展各项指标作为输入，以城镇化发展的各项指标作为输出，可以得到其有效程度，记其为θαj;进行城镇化对金融发展驱动程度评价时，使用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作为输入，输出指标为金融发展评价指标，得到的结果记为θβj。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程度θαj描述了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技术的实际有效程度与城镇化进程对于金融发展所要求的规模和技术有效值的匹配程度。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促进程度θβj描述了城镇化进程对于金融发展支持和利用的实际有效程度与金融发展对于城镇化系统要求的规模和技术有效值的匹配程度。超效率DEA模型计算出的驱动程度系数θαj、θβj分别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两个方面对对方的支持和利用程度进行描述，并且数值越高其有效性越好。这就说明当θαj越大，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就越大，反之则越小。θβj的意义类似。
金融和城镇化耦合发展问题，不能只从一方出发，应该既研究金融是否有效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又研究城镇化发展是否有力支持了金融发展，也就是双方是否真正良性耦合联动。描述第j年城镇化和金融两个系统间的耦合互动程度用Cj表示，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2)
从式(2)可以看出，θαj、θβj的值越接近，耦合度Cj的值越大，表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互动耦合发展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小。当θαj=θβj时，表明这两个系统发展达到完全耦合联动的状态。
耦合度表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相互促进程度，耦合联动系数越大两者之间耦合联动程度就越大，耦合联动系数越小，说明不是金融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就是城镇化进程超过了金融发展的支撑。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确定
1.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有很多，但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指标构建出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评价金融系统发展状况和特征：一是区域经济金融化程度指标，用区域金融相关比率表示。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指的是区域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区域生产总值之比;区域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能够比较充分反映区域金融资产的存量水平，区域生产总值是区域经济实力的核心体现，通过计算区域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区域生产总值之比，就可以得到区域金融相关比率，该比率能较好地反映出区域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二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用区域人均金融资源占有量来描述;区域人均金融资源占有量是指区域内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区域总人口数量之比，可以用来衡量区域人均金融资源占有情况;三是区域金融效率指标，用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来表示。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资金融通作用，金融发展的功能取决于金融在资金融通、资金配置过程中发挥效率的高低。因此，本文选取区域金融机构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
2.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城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社会系统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考虑到金融与城镇化的耦合联动效应，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出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评估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特征。一是区域人口城镇化指标，用人口的城镇化率来表示;人口的城镇化率是区域城镇人口和区域总人口的比值，较好的反映了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二是经济城镇化指标，用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区域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来描述，反映区域城镇化进程中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三区域社会城镇化指标，用区域非农就业比例来表示;区域非农产业就业比例反映了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社会效果。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我国从1994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促使城镇化和金融耦合发展，因此本文以1994—2011年河南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年份的《河南统计年鉴》，各指标的数据统计特征值如表1所示。
(三)计算及结果分析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MAXDEA5.0得到1994-2011年河南省的城镇化与金融互动发展效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1997-1999、2002-2004、2006-2007、2009-2010这10年里，金融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效率规模报酬处于递减情况，其余的8年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况。在1994-1997、2000-2002这7年里，城镇化拉动金融发展的效率规模报酬处于递增状况，其余的11年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情况，规模递减年份占总数量的61%。这些情况表明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相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滞后情况比较严重。
由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从1994-2011年，有9年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比较有效率，有效率年份数量占到总数的50%;超效率DEA相对无效率的年份也是9年;1994-2011年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平均效率达1.0241，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适应性整体上有效。
从表2还可以看出，河南省城镇化发展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在1994-2011 年间，有10年未达到相对有效，非DEA有效率年份数量占到总数的56%，并且主要集中在1995-1997、2000-2001、2004-2008年;1994-2011 年城镇化进程对金融业的发展的平均效率达1.0059，水平也较高，也表现出整体有效性，但低于同期的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落后大约2个百分点。
根据公式(2)和表2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后发地区河南省1994-2011年城镇化与金融耦合发展演化趋势图，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与金融发展整体耦合程度并不是很好，仅有2004年达到完全耦合状态;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波及，2008年的耦合状态最差。耦合度只有0.8;耦合度变化波动频繁，且波动特征明显，结合趋势线来看，呈现波动式下滑趋势，表明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水平仍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
综合来看，城镇化发展与金融发展两者的耦合相对效率平均水平都不错，超效率DEA值平均都在1以上，两者的发展总体上处于协调性状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河南省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效用要强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支撑力度，这说明一方面城镇化发展水平不足是制约城镇化与金融耦合发展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从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向逐渐适应转变，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提高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耦合度。
图2 1994-2011年河南省城镇化与金融耦合发展状况
四、结论及启示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结论和启示：从相对效率的角度来看，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整体上表现为有效，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优于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拉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河南省的金融和城镇化发展水平都有了较大的跃升，但由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导致了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呈现波动式下滑的趋势。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体系的发展效率，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和服务方式，扩张金融资产规模，优化金融资产结构，推动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及效率的全面升级，满足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更好地加快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城市和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合理拉大城市发展规模，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提高城乡人口素质，增强城市经济的创新能力，跃升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水准;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的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以“产城融合”为目标，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民营经济发展实力，提升城市经济的就业能力;发展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解放和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以中心城市为战略基点，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城市的全面发展，加速河南省城镇化步伐，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大幅度跃升城镇化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强有力地拉动金融发展，最终实现城镇化与金融耦合联动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正斌.宁夏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J].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8(3)：85-87.
[2]梁彭勇，梁平，任思慧.中国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区域差异[J].上海金融，2008(2)：14-17.
[3]王楠，张晓峒.基于PVAR模型的金融数字化资源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性研究[J].情报科学，2011(10)：1518-1523.
[4]郭江山.基于VAR模型的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动态分析-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4)：69-74.
[5]周战强，乔志敏. 金融发展、财政投入与城镇化[J]. 城市发展研究，2011(9)：17-20+99.
[6]徐小林，刘春华，石文华，等.基于VAR模型对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变迁的实证分析-广饶案例[J].金融经济，2012(18)：107-110.
[7]孙长青.基于VAR模型的城镇化、工业化与金融发展关系分析-以中原经济区为例[J].经济经纬，2012(6)：17-21.
[8]AndersenP，Petersen N C.A procedure for ranking efficientunit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
Management Science，1993，39(10)：1261-1264.
(责任编辑 王 炜)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一种发展上的延续，新型城镇化的“新”重点就体现在它的布局和规划更合理。科学的规划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所以，要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镇化发展的合理布局。要调整优化产业生产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村转移人口；“四化同步”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列茨曾说，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会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最主要的两件大事。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按照中央的部署，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我国现阶段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支点，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中长期动力。本文拟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生活方式城镇化、生产方式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等五个维度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进行辨析，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科学内涵，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良性互动。
一、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界定
城镇化和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模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内在的联系。所以，研究新型城镇化，有必要对这二者的概念进行界定。
城镇化是当今世界发展中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于城镇化的定义，不同学科会有不同的界定。人口学认为城镇化就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地理学认为城镇化就是区域内的人口在城镇集中的过程；社会学则认为城镇化就是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并最终提升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而经济学则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镇化，认为城镇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镇化大生产的过程。综合来看，城镇化就是在农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下的人群向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发展的过程。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我国在新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可以界定为：“新型城镇化是指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由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推动机制，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合理布局与协调发展，形成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城乡一体的集约、智慧、低碳、绿色城镇化道路。”[1]
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一种发展上的延续。新型城镇化并不否定传统城镇化，而是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总结我国以往城镇化发展经验，汲取国外城镇化发展教训，为了适应现阶段国情而提出来的，其实质是对以往城镇化模式的扬弃，是一种在原有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所展现的是一种在未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生态文明的美好愿景。
二、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城乡面貌有所改观。但是，不可否认，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诸多问题。譬如，有的地方将把农民迁到城镇、 “赶”上楼当成城镇化；有的地方把扩大城镇的面积当作城镇化的重要甚至唯一指标；许多地方在城镇化建设中都存在盲目推进的现象，只注重“量”上的增加，而忽略了“质”的提升，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造城运动”，由此出现了像鄂尔多斯那样的“鬼城”遍地的现象。同时，在进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些地区和城市不注重科学合理的规划与开发，甚至出现了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城镇化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城镇化建设，不是过去的、传统的城镇化，而是新型城镇化，是到2020年质量明显提高的城镇化。”[2]为此，我们要深入分析在传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找出问题产生的原因，目的是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效规避这些问题，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人口的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着重“量”轻“质”的现象
这些年来，我国每年都要增加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城镇人口，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转化成真正的城市居民。这些人群虽然已经“被城镇化”，但却因为没有拥有所在地的户籍，依然被排斥在大城市之外，享受不到作为该城市居民所应享有的福利待遇。这些工作和生活在大城市的农民工，在数量上都被统计进城镇人口，但实质上却很难融入进大城市的户籍体系中。
尽管我国的人口城镇化率的数据在不断提高，但是大多数农民依然被排斥在城镇之外。在2012年召开的第二次中国智库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官方的统计数据提出了质疑：“在2011年达到6.91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是‘被城镇化’的，有一部分是在大城市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但更多的则是农民工，达到了159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也指出，现有的城镇人口中包含了太多的农村人口。据统计，2011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人口总数相当于城镇总人口的23%，而在现有统计的城镇人口中，农民工及家属占总人口的27.5%[3]。由此可见，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问题将是城镇化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使大量的农村优质劳动力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但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却使这些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劳动力在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等方面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这种大量吸纳优质劳动力“进城”的人口城镇化方式已经造成了更大的社会问题，即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
（二）土地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虚假”现象
一些大城市出现了土地盲目、无序扩张的现象。在我国许多城市都出现了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区等热潮，这种重物不重人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在城市发展中造成一种“虚假繁荣”的表象。这些土地虽然在性质上已经成为城镇土地，但并未实现土地的真正有效利用。
一些小城市和城镇的土地规模虽然有所扩大，但是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一些小城市在进行区划调整从而使自己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一些像医疗、教育、交通设施等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却并未到位。尽管土地城镇化使乡村变成了城镇，但是实际上城镇还是城镇，乡村还是原来的乡村，这种情况下的土地城镇化仅仅是数字意义上的城镇化。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对土地城镇化的过度依赖。1996年到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从2.99亿增加到5.2亿人，增长了74%，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3.4万平方公里，增长了160%，城镇建设用地的增加速度远远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1999年到2007年，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是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4]。这种城镇化只注重土地的开发，却没有与人口的城镇化相适应，仅仅是改变土地性质的一场“圈地运动”。
（三）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转移人口不适应城镇生活的现象
城镇化过程中有大量农民迁出其原居住地进入城镇生活，但是由于农民在其原居住地养成的习惯，一些人与城镇环境格格不入，备受城市原住民的歧视，缺乏对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5]。因此，农村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生活将会是一个影响城镇化稳定发展的大问题。
有些农民虽然已经成为城镇人口，但是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因此，很难在城镇中寻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偏低，生活窘迫，这可能导致部分农民抵制城镇化，从而就会弱化城镇化的作用。
城镇与乡村相比，承载着更大的信息量和人流量。与城镇相比，农村相对保守、封闭。在生活方式上，农村人群即便在城镇里工作生活，也会显得保守，落后、狭隘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常常使他们与城镇格格不入，尤其在社会交往上，他们仍奉行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交往方式。因此，能否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在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是衡量城镇化发展状况的一个关键要素。
（四）生产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与“四化同步”发展不协调的现象
“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在于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地区并未对工业化的发展方向进行定位，而是盲目地进行工业化生产，对资源进行过度地开发与利用，其结果就是对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尽管工业化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工业产品，但是却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的浪费为代价的，并未对城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指出：“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是拉动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所以，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一种“供求与消费”的关系。但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有太多的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城镇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工业化的速度，由此在一些城市中出现了宽阔的大马路、空荡荡的开发区的现象。工业化发展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手段，对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如果二者不能协同推进，就会出现城镇化的畸形发展。
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因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发展的步伐与城镇化进程不相一致，即使在其他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的水平也远远达不到城镇化所要求的高度。
（五）生态环境的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着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实现发展的现象
在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城市和地区不顾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片面要求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活跃在大江南北的“雾霾天气”。高楼大厦虽然拔地而起，但是人们的生活环境却更加恶化了，弱化了城镇化发展带给人民的幸福感。
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水体污染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水是生命之源。但据有关部门的资料，我国90%的河流都存在着污染现象，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镇化的发展势必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而目前城市垃圾处理效率低下，处理方式落后，尤其在农村，因为生活垃圾的处置不当而造成的生态破坏，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由于大多数生活垃圾只进行简易填埋，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200多座城市已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垃圾围城”的城镇化不仅是对生态环境的极大危害，更是对城镇化发展的一种自我否定。
尽管我国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产生了一些对我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造成制约的问题。因此，能否很好解决传统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将成为关乎我国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三、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路径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正如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所说：“新型城镇化是以人口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落实职能、四化同步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既是对我国传统城镇化发展的反思，又是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目前官方公布的中国城镇化率为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但这一数据是有水分的[6]。因为目前大量的农民工群体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是其户籍仍在农村，因而算不上是真正的城镇人口。
有效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我国目前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严重制约了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所以，要逐步消除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建立按居住地进行登记管理的制度。要实现从数量上的人口城镇化向质量上的人口城镇化的转变，重点是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一样的权益。
2.积极推进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的均等化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像房价、医疗、教育等支出成为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定居的一个瓶颈。所以，一方面，国家要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避免物价的大幅上升；另一方面，要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外来常住人口与当地居民在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保证在城镇生活的农村转移人口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公共服务。
3.完善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住房保障制度
要以解决城镇中转移人口的居住条件为重点，加快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增加对城镇转移人口的住房供给。此外，还要加大力度对棚户区进行改造和建设，优化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二）土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将更多的农村人口引入城镇居住，这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土地来满足城镇化发展中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土地的城镇化实际上承载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规模与空间。因此，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新型城镇化要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土地应用。
1.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维持生计的最基本保障，是土地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以，要建立起依法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机制，对于因城镇化建设而需要出让的土地，要按照市场价给农民一个公正合理的补偿。此外，也要积极探索出一套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模式，对征用土地要进行合理补偿，保证土地收益归于农民；对于失地农民，要进行积极合理的引导，为农民工进城工作生活给予优惠政策。
2.提升城镇化过程中土地的使用效率
各个地区和城市在进行城镇化扩张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城镇化人口的数量，不能盲目地进行经济开发区和新城区的建设。对于从农村征用过来的土地要进行合理规划和使用，提高城镇化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对于一些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土地项目，要加强对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确保土地真正发挥出承载城镇化发展的作用。
3.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重点就体现在它的布局和规划要合理，科学的规划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方向，所以，要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支撑作用的产业；另一方面，要做好基础设施的规划，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基础设施的建设适当向农村延伸，构建起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网络。
（三）生活方式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实现社会融合的必由之路
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成功，其评判标准就是来自农村的转移人口能否适应城镇的生活。所以，让农业转移人口适应城镇的生活方式，将是实现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路径。
1.加强对农村迁入居民新的生活方式的引导
要充分尊重城乡居民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民生优先。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在充分尊重农村迁入居民生活习惯的同时，对其进行积极正面的引导。社区居委会可以组织一些活动，强化迁入居民对城镇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可以建立“一对一”的帮扶机制，让迁入居民在最短时间内融入城镇生活。
2.开展针对农村迁入居民的技术培训
社区居委会可以为农村迁入居民开办免费的技术培训班，使其具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进城后的工作和生活问题。这样，可以减少迁入居民因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从而更好地适应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快地融入城镇生活。
3.对于生活困难的迁入居民要加大扶持力度
鉴于农村生活成本和城镇生活成本之间的差异，在实现迁入生活方式的城镇化过程中，要加大对那些生活拮据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力度，完善救助机制，让所有转移到城镇生活的居民都能享受到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弱化城乡居民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四）生产方式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推动力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四化同步”的发展战略，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所以，要调整优化生产方式，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1.促进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两化”良性互动
新型工业化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供给”，没有新型工业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新型城镇化的进步；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可以通过拉动内需来促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能够有效拉动内需的功能，以此来实现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协同发展。
2.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信息化的强大优势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化高度发达的社会，所以，要以信息化为引领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一方面，要基于信息化发展具有的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等优点，充分挖掘其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拉动力量；另一方面，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集中体现，更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源动力。
3.加快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进农业现代化
注重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加大对农业的科技投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的活力。
（五）生态环境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衡量指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十八大报告中“五位一体”总布局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意味着我国在未来发展中会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盲目追求 GDP的增长。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将会把生态环境建设作为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一个衡量指标。
1.要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作为生态环境城镇化的指导思想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人们打造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所以，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注意当地环境的承载力，不能盲目开发，要根据实际需要推进城镇化。对一些污染较为严重的企业进行迁移，使之远离居民区，对生产中产生的废气要经过处理后再排放，遏制“雾霾天气”的蔓延。
2.进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建立节约土地资源、水资源等资源能源的保护机制，加强城镇化的生态建设，降低能源消耗，研发新能源，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方式的转变。
3.积极倡导“绿色生活”的新型城镇化的居民意识
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不仅需要对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予以根治，而且需要动员所有城镇居民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争当绿色生活方式的先行者。大力推行绿色生产、绿色流通，建立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技术创新体系，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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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祝福恩，刘迪.新型城镇化的涵义及发展路径[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4）.
[4]发改委.中国城镇化存在四大问题[EB/OL].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1254478.html，2010-03.
[5]辜胜阻.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热点问题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郭熙保，白松涛.农业规模化经营：实现“四化”同步的根本出路[N].光明日报，2013-02-08.
责任编辑刘绛华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对1981-2011年贵州省的年度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实证表明人均GDP、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贵州高校毕业生大多流向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所以其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由此提出了推动贵州城镇化水平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多元回归分析
一、引言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不但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还能向周边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进行辐射，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据国务院研究中心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按现有城镇化速度，社会消费总水平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级上升到20万亿元级，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会维持20年。由此可见城镇化在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是城镇化，它可以带动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提高，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1.27%，但贵州的城镇化率只有34.9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16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倒数第二。2008年6月，由国家统计局正式印发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方案》（国统字[2008]77号）中指出，在小康标准的经济发展指标中城镇化率不得低于60%。“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确保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以贵州必须要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才能在2020年实现全面同步小康社会。因此，本文将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加快贵州城镇化建设的措施。
二、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城镇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的转化，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等。城镇化在国外也称为“城市化”，但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很多中国学者主张使用“城镇化”一词，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并被广泛采用。
关于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但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不同，研究的结果也往往不同。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素。
（一）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影响
赵金华等（2009）利用面板数据对我国各省（区）1990-2005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是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 （区）影响更显著[1]。苏素、贺娅萍（2010）运用面板协整对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规模效应显著为正[2]。因此，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H1：经济发展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二）产业结构及其影响
随着第一产业比例下降，二、三产业比例上升，城镇化水平就会相应提高。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对2001-2005年各省数据的年度分析，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尤其是第三产业结构对地区城镇化差异的影响非常显著[3]。苏素、贺娅萍（2010）认为产业结构（农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随着农业化率的降低，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储金龙等（2010）利用因子分析模型分析了安徽省2008年城镇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都是城镇化率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H2：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就业结构及其影响
赵金华（2009） 采用面板数据对1990-2005年各类型省（区）的城镇化影响因素及其差异分析，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水平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其中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对各省（区）的城镇化影响都大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对城镇化的影响作用[1]。刘爱英、姚丽芬（2011）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整模型和Granger 因果检验理论，对中国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者之间是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第一、二产业就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就业规模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建设[5]。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H3：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四）教育水平及其影响
张科举、杨欢（2008）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研究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并用中等学校每年毕业生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教育水平，实证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并认为地区间人力资本投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上，而受过中等教育的人才差异是不显著的[3]。赵金华（2009）认为教育水平对城镇化水平高的省（区）的影响不显著，而对城镇化水平低的省（区）影响很显著，超过了非农就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1]。因此，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设H4：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五）公路和铁路建设及其影响
曹广忠等（2008）利用2000年截面数据，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了我国东部沿海省区人口城镇化影响因素，认为交通干线路网密度和海港吞吐量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6]。储金龙等（2010）通过因子分析法也认为公里密度是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因子[4]。因此，本文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设H5：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与方法
针对数据与方法的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贵州省1981-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贵州统计年鉴》。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因变量为城镇化水平（y），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表示；自变量为经济发展水平（x1）、产业结构（x2）、就业结构（x3）、教育水平（x4）、公路和铁路建设（x5）。其中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表示，产业结构用非农产业占GDP比重表示，就业结构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表示，教育水平用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表示，公路和铁路建设用公路和铁路的长度表示。
（三）数据标准化处理与平稳性检验
由于各个变量的单位不一致，为了使数据有可比性，所有数据都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需要对标准化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化之后的y、x1、x2、x3、x4、x5都是平稳的，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四）实证方法及研究模型
本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由于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共线性，本文通过使用逐步回归进行模型估计，可解决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以本文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四、实证分析
本部分主要包括回归模型，研究假设检验以及实证结果分析。具体分析如下：
（一）回归模型
从图1可以看出，模型的可决系数R2为0.985，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为0.982，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非常好。各自变量间除了x4没有显著性之外，其它几个变量在5%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且DW的值为1.993，与2非常接近，说明变量不存在自相关。
所以，回归模型如下：
（二）研究假设检验
根据回归模型可以看出，人均GDP（x1）、非农产业占GDP比重（x2）、非农产业就业比重（x3）、公路和铁路建设 （x5）都对城镇化率（y）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一致。但普通高等学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人数 （x4）对y的影响不显著，与之前提出的研究假设不一致。
（三）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分析共总结出了以下五点，分别为：
一是公路和铁路建设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最大，系数为0.6081。由于贵州不沿海、不沿江、不沿边，且地形复杂，加上长期以来经济欠发达，造成贵州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并已经成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瓶颈。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提高城镇化的发展水平。
二是非农产业占GDP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471。结果表明非农产业占GDP的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较大。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使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是人均GDP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2469。结果表明人均GDP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作用较大。
四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对贵州城镇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系数为0.1671。非农产业就业使得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从而提高了城镇化水平。
五是教育水平对贵州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因为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流动性较大，加上贵州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很多高校毕业生向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周边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转移，所以实证结果得出教育水平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五、对策建议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有利于改善农村面貌，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贵州城镇化水平较低，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从本文实证结果来看，贵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城镇化水平：
一是加大对交通设施的投入，大量修建铁路和公路，突破交通瓶颈。从地理上看，贵州是西南连接华中、华南的陆上交通枢纽，只有真正破除交通瓶颈，形成便捷、通畅、高效的综合运输体系，才能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产业分工的深化，增强产业分布的集聚效应。加快建设快速铁路与高速公路，提升和强化贵州作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地位，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振兴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二是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提高其占GDP的比重。通过工业、服务业的聚集吸引人口聚集，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部门可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扶持，为产业发展和人口聚集营造有利条件。
三是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人均GDP。贵州要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以国发2号文为指导，以工业强省战略为方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
四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贵州要凭借劳动力资源丰富和人力资源成本较低等优势，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为契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使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
五是加大人才引进力度。进一步疏通国有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非公经济组织等就业通道，创造出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并从政策和待遇等方面吸引和留住高校毕业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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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许丽丽）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在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何提升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品质，培育壮大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是南宁市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难点和关键问题。文章在调查分析南宁市乡村旅游业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指出乡村旅游经营者自身能力不足、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不够、产品营销缺乏有效手段是制约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原因。南宁市应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打造乡村文化旅游品牌，形成规模化经营格局，推进其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乡村振兴;乡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南宁市
2021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2]。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文化振兴是重要基石。乡村旅游资源基础立足于农业、农村、农民，经营内容融合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服务宗旨定位于生产、生活、生态，具有资源新型性、经济高效性、创新引领性、文化高位性、产业融合性[3]。乡村旅游是农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业融合的典型模式，是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新发展阶段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特别是在新发展格局下，城市居民的文化、旅游、体育等休闲消费需求进一步激发，乡村旅游市场潜力巨大。文化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起着塑形铸魂的作用，乡村文化旅游是乡村旅游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在全面推進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将大有作为。目前，全国各地乡村文化旅游发展较快，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显示了其强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瓶颈。如何提升乡村文化旅游品质，培育壮大乡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乡村文化旅游多样化、品质化、个性化，是乡村旅游业发展的难点和关键。南宁市是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民族文化、乡村文化资源丰富，乡村文化旅游发展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通过调查分析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的发展状况和存在问题，探索提升乡村文化旅游品质和效益的路径和方法，以期为加快推进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南宁市依托区位、资源和生态优势，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加强统筹，健全机制，综合施策，加大文化和旅游融合力度，旅游发展取得一定成效，荣获2016年度中国最美特色旅游目的地，并入围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名单。据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统计，2016—2020年，南宁市累计接待旅游总人数60642.01万人次，旅游总消费6375.25亿元，旅游总人数年均增速7.14%，旅游总消费年均增速10.38%，旅游总人数、总消费位居广西前列。但是，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一）政府推进力度大，但市场未被充分激活
近年来，南宁市积极推进乡村旅游发展，出台了《南宁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2017年—2025年）》和《南宁市都市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规划（2016—2020）》等加强乡村旅游发展的规划和文件;2019年，南宁市整合南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与南宁市文化新闻出版广电局，成立了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融合文化、旅游两大部门的优势，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加强乡村旅游政策指引，加强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发掘乡村特色旅游资源，加强宣传发动，扩大招商引资，提升促进乡村旅游事业发展。在文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全市乡村旅游产品不断增多，旅游收入也有所增加。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乡村旅游市场反响平平，旅游收入增长较慢、增幅不大，乡村旅游市场激活不充分。
（二）同质化严重，产业层级低
南宁市现有乡村旅游项目大多数是投资者自发兴办，缺乏合理的整体规划和前期研究，因此呈现出经验型经营状态。
1.同质化严重，缺乏文化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目前南宁市乡村旅游模式主要有5种。一是农家乐模式。该模式以农家特色餐饮和采摘体验产品为主，如武鸣区下渌村，主要旅游产品有季节性采摘、农家特色美食和简单农家乐活动，项目规模小、档次低、受季节影响大。二是景区模式。该模式体现为借助地域资源以景区景点为支撑，加入农家特色餐饮等形式，如大明山景区、武鸣伊岭岩、上林霞客古渡景区、大王滩风景区等。三是观光农业模式。该模式以农林业为支撑，形成集农业生产、产品加工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发展模式，如横州市圣山景区、横州市中华茉莉园、“十里花卉长廊”等。这些景区以种植农业为特色，主要在观光上做文章，季节性更强。四是商务休闲模式。这一模式以会议、商务和团体活动为主，包含吃住和娱乐服务，如乡村大世界。这种模式因南宁市大型企业的商务活动不够活跃，运作难度较高。五是民俗体验模式。该模式主要以古镇为基础、以民俗文化为载体开发休闲旅游项目，如扬美古镇等。此类景区受制于古镇单体较小，文化内涵不足，路程较远，导致经营状态不佳。无论上述何种模式，都存在文化内涵不深，休闲娱乐内容简单，产品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顾客的需求的问题[4]。上述以餐饮、观光等旅游产品为主的旅游模式由于没有规模化、专业化乡村旅游企业的介入，缺少大规模的资源投入，造成整体的市场策划能力不足，不能进行高标准的定位策划，产品开发滞后，缺乏文化特色和核心竞争力[5]，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行业发展尚处于摸索阶段。
2.经营水平尚处于低层次，整体营销能力较差
上述五种模式，基本上处于低层次运作阶段，运行管理粗放，商业模式缺乏，产品概念不清，处于经验型运作阶段。从经营角度来看，经营主体对自身产品项目缺乏定位意识，没有针对客户需求系统谋划、设计，产品的个性化和差异化不足。从接待角度来看，员工缺乏职业培训，接待能力欠缺，景区内在管理不完善，服务水平较低，难以满足顾客对休闲服务的要求。同时，企业缺乏产品包装意识，没有针对产品特点和消费者群体进行有效的营销推广。
（三）规模小，资源少，发展缓慢
虽然南宁市出台了《南宁市全域旅游总体规划（2017年—2025年）》《南宁市乡村旅游发展规划（2012—2020年）》等多个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规划和文件，但是却因经营者自身能力不足等多种原因，执行落地难。目前，南宁市乡村旅游产业已现雏形，但还存在规模小、分散化、档次低、接待力不足、销售收入少等问题，还未形成乡村旅游发展规模化经营格局，对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产业结构未能起到应有的推进作用。有的乡村旅游项目徒有其名，甚至只是花瓶式景点、项目，没有经济价值和推广意义，真正具有乡村旅游内涵的企业和经营单位不多，个别优质的乡村旅游项目苦于资源有限，无法进一步扩大规模。例如，青秀区伶俐镇上王村的横龙观光景区，距离南宁市区仅1小时的车程，2009年投入建设，2016年正式对外营业。景区以河道漂流项目为主，是一个可为游客提供吃、住、玩等多项服务的综合型乡村旅游景区。2016年“五一”小长假期间，该景区吸引游客近2.5万人次，漂流、餐饮、住宿等营业额近80万元。由于伶俐镇没有跨江大桥，游客必须要通过渡轮才能到达景区。目前，渡轮的承载力有限，大型旅游车辆无法用渡轮过江，景区的运营受交通条件限制较大。加上景区的规模较小，资源投入不足，接待能力也比较有限，不能接待规模较大的旅游团队。并且伶俐镇内没有其他的旅游项目支撑，无法形成规模化连片的乡村休闲旅游区，而单个景点因资源有限无法发展壮大。因此，横龙景区虽然被评为广西四星级的乡村旅游景区，但是发展一直不温不火，依靠零散的游客维持经营，经济效益没有大的提升。
二、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一）经营者自身能力不足
南宁市乡村旅游经营者实力不强，投入不足，项目投资规模小，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大多数项目只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的投资规模，而旅游产品的前期开发受到资金的限制，投资不足造成旅游产品供给不足，无法满足广大顾客的需求。由于近几年土地、人力、原材料等初期成本不断上升，景点开发费用也水涨船高，产品开发处处捉襟见肘。仅凭一两个主打项目，难以将旅游者留下来，如果没有新产品的持续开发，就无法吸引更多旅游者并衍生其他新的消费，很难产出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部分经营者对文化和旅游行业的理解不深，单一的投资行为对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毕竟有限，经营不善也是意料之中。
（二）乡村旅游文化内涵不足
乡村旅游是一个集旅游、乡村养生、娱乐、运动、購物等为一体的现代服务业，不是纯粹的旅游服务[6]。发展乡村旅游只有深挖文化资源，多元融合，才能形成多层次的旅游业态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南宁市大多数乡村旅游项目所依托的只是小规模现代农业，没有很好地融入广西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致使其既缺乏标准化和商品化的旅游产品，产品单一，也没有形成民族、地域特色鲜明的系列旅游品牌，且没有实现产业上下游的链接，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很难取得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三）缺乏有效营销手段
目前，南宁市不少经营者的推广渠道仅限于在街边派发传单、在报纸刊登广告，推广效果不佳。部分经营者满足于追求短期利益，缺乏长远眼光，既无品牌营销意识，也不重视品牌维护，更无文化传播力，特别缺乏与文化消费群体的沟通，不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求，达不到期望的营销推广效果。
三、推进南宁市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建议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推动南宁市的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按照“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思路，深挖乡村文化资源，重塑乡村文化，打造“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品牌”的乡村文化旅游新格局。
（一）整合文化资源，凸显特色，提档升级
打造名镇名村，以全新体验满足消费者多方面的诉求，塑造南宁乡村旅游新格局。根据南宁的地缘和资源优势，重点抓好特色乡村休闲旅游、旅游观光采摘、休闲养生品牌、文旅融合品牌及特色产业的文化打造。
1.以文化打造规模化、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园区
在南宁市近郊50公里范围内，打造特色鲜明的农家乐和民宿集聚区，提供包括食宿、观光、休闲、运动等特色鲜明的项目。提升规模化效应，开创乡村度假“一站式”服务，从厨房设施、客房卫生、安全接待、品质服务、环境保护等方面全面推进乡村休闲旅游服务标准化建设。走差异化发展道路，加入不同文化元素及场景要素，加快特色民宿转型及乡村休闲旅游产品提档升级。
2.以文化打造旅游观光采摘体验项目
旅游观光采摘体验项目将旅游观光功能融入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等产业链中，把采摘的农事体验纳入农产品增值服务范畴，使旅游成为农民既能增产又能增收的重要手段。旅游观光采摘体验项目为游客提供农家种植文化体验，包括订单式种植、承包土地种植、季节性采摘或一年四季的参与式种植，既可以满足游客的“农家乐”体验需求，又可以实现农产品产业链拓展和附加值增加。
3.以文化打造高端休闲养生旅游品牌
乡村具有发展“旅游+养老养生”产业的生态优势，南宁应充分利用环大明山区域的自然条件，发展上林、马山一带的休闲养生产业。既要借助生态良好的自然条件，又要注重在中草药、绿色农作物的种植和销售环节获取品牌效应和更高附加值。打造“生态长寿”的乡村文化旅游高端品牌，促进形成一个规模可观、配套完善、服务优质的养老养生园区，让南宁市郊县成为颇受国内外游客喜爱的乡村综合性生态长寿养老养生基地，成为南宁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4.以文化打造民族特色鲜明的文旅融合品牌
充分利用青山绿水、古民居民寨等生态资源和民族特色文化资源，打造民族文化旅游景观，实现从景点旅游到休闲旅游转换，从封闭旅游自循环向开放“旅游+”融合发展方式转变，加大旅游与文化、体育、医药等产业融合力度，形成综合新产能。同时，实现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给景点增加新内涵，跟进市场变化，进一步深挖其文化内涵，增加文化厚重感，叠加吸引力，让文旅融合品牌活起来、树起来。
（二）以品牌打造带动产业发展，加快南宁市乡村旅游产业更上新台阶
打造知名品牌带动产业发展，是一项加快南宁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南宁市可积极借鉴各地发展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学习粤、闽、浙、苏等沿海地区的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加强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传和品牌打造，通过平面营销、电视营销、网络营销、事件营销、活动营销等多种营销方式，打造乡村旅游品牌，提升乡村旅游知名度。
（三）扶持特色经营户，以点带面，形成规模经营
目前，南宁市部分乡村旅游经营户具有良好的经营意识，也具有优质的旅游产品，颇受市场欢迎。这些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的项目，如果能给以适当的资金政策或推广方面的支持，就能做大规模，吸引更多的經营户加入，最终形成区域性的规模化经营格局。也可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引进具有资金和经营实力的品牌企业入驻南宁，形成示范效应和规模效应，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就业和产业链上农产品种养殖、加工、相关服务发展。
（四）以人才为关键点，加大乡村旅游人才引进和培训力度
一是引进人才。通过不断引进有专业经验的经营团队和职业讲师，让他们在南宁的土地上发挥才智、施展抱负。大力推进乡村旅游人才机制创新，引进和培养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建立从业人员激励机制，形成人才吸引效应，充分带动南宁市及各地优秀人才加入乡村旅游的创业大潮。
二是加大旅游培训投入。建议联合广西各大高校，建立南宁市乡村旅游培训基地，通过区县推介及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培训人选，每年培训一批从业者，采取外出取经、现场研究、实战模拟、创业比赛等多种实训形式，逐渐转变从业者经营观念，提升其营销水平，使从业者不断提高经营能力，使南宁市乡村旅游产品在市场中不断提高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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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军，邓文，周克艳.湖南创意休闲农业发展战略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4：18-24.
[责任编辑：李 妍]
城镇化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晋南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山西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和人口聚集地。拥有山西最广阔的平原地区和发达对外交通门户。临汾和运城两个行政区域共计3.4万平方公里 (临汾2万平方公里+运城1.4万平方公里) , 共有人口约1000万 (临汾450万, 运城550万) 。占到山西总人口的28% (山西总人口3650万, 临汾和运城是山西人口最多的两个地级市) , 用地占22% (山西全省15.7万平方公里) 。晋南也是山西越黄河西进西安, 跨中条山南通陇海直抵郑州的南大门。近年来随着“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现, 以及先前的晋国遗址文化发掘, 让晋南地区的历史传承, 又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远古的文明之源更加映衬今日晋南之巨变轮回。而这一切都是人类发展的进程, 放在今天其主题就是“新型城镇化”。考古遗址的发掘证明晋南昨日作为“中心”的辉煌, 而今天晋南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和人类的迁徙发展, 早无上古之地位, 城镇化带来的非“昨日重现”之机, 却是晋南又一次闪耀黄河流域的契机。
2《山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2020) 对晋南城镇群发展的指引
《山西省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5—2020年) 》提出了到2020年, 山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以上 (2016年山西省城镇化率56%, 城镇人口2070万) ,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3%, 实现350万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等一系列发展目标。明确山西省要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城乡一体、高效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构建“一核一圈三群”城镇化总体布局 (太原榆次同城为一核;太原都市圈;晋北城镇群+晋南城镇群+晋东南城镇群) 。晋南城镇群强化临汾、运城、侯马等中心城市的作用, 加快推进新区、新城建设, 壮大城市规模。以大运、同蒲综合通道为主轴, 侯月——侯西通道为次轴, 大力推进百里汾河经济带建设, 带动沿线城镇发展。推进侯马、新绛、曲沃组群化发展, 加强东西联系与南北协作, 建成区域综合性交通枢纽和中心城市。推进盐 (湖) 临 (猗) 夏 (县) 组群化发展, 建设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
3 晋南区域发展方向见解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区域的发展, 同时也是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限制区域发展的首要因素就是交通, 尤其铁路交通。随着国家高铁的快速发展, 晋南区域城镇化受到西安和太原两个大城市的强烈辐射带动, 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晋南区域1小时高铁圈直达西安和太原, 西进和北上发展通道畅通。东进和南下, 铁路方面通过南同蒲从区域西南经风陵渡入铜川联系陇海线, 在折向郑州, 时间上已经超过半天。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晋南区域南下东进的发展。所以我认为, 未来晋南区域建设临汾——侯马——运城——三门峡的东线城际铁路可以直联“陆桥通道”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 , 为晋南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增长方向。从目前国家城镇体系规划对西安国家
中心城市的定位来看, 地理位置上和交通条件紧依西安的晋南区域必然会进一步受向西的带动。西进不论是客流还是物流, 甚至城镇化, 未来都是晋南区域发展的核心。
4 城镇化认知感想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它包括2个主体, 城镇和乡村。但是目前人们往往过多的注重城市的外部牵引, 却忽略了农村的内在推动。造成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入学、医疗、户籍、认同”等一系列半城镇化问题和被动城镇化问题。农民不是因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城镇水平”向城市转移, 而是因为在乡村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生产资料和服务, 必须进城谋生。我认为城镇化说到底是一种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一定离开家乡“进城”就完成城镇化。如果农民在自己的家乡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过上市民一般的生活, 享受与城市基本对等的公共服务, 这也是城镇化的另一种外延。不必在乎空间、形式上的“城镇化”。从而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城乡一体、高效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5 农村规划编制感想
我从做农村规划开始。回过头看, 我觉得过往对于农村规划存在“浮夸风”和“大跃进”式的冒进。城镇化大趋势上应该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进程, 这必然造就规划在城镇区域的“增量”和农村区域的“减量”。可是由于存在半城镇化, 人去了城镇, 户籍和宅基地还在农村, 大量的农村规划无法实现“减量”。编制单位为了体现规划的痕迹, 盲目体现“增量建设”, 忽视基建和配套服务的提质改善。“乡愁”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文化深根。农村规划中寻找乡村文化记忆, 体现田园文化特色才应该是他的本源和核心。
摘要：至2017年笔者已经在晋南侯马从事规划编制10年。亲历在新型城镇化带动下, 晋南区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深感城镇化是当前区域发展的核心动力, 而区域的发展亦进一步村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晋南区域如何融入国家大区域战略,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规划编制是笔者感想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