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费征管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农业;税费改革;配套改革
一、农村税费改革存在的问题
2005年，农业税费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于改革方法过于简单，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的核定方法不科学;现行农业税的缴纳结算手续比较繁杂，给农民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负担和损失;农业税政策落实不到位，国家补贴被大打折扣，各地粮食部门压级、压价、压秤打击了农民卖粮积极性;新的农业税税负不均问题突出，纯农业户的税收负担相对加重;计税土地面积不准确、农业税计税价格与实际农产品收购价格存在差异;由于基层政府财政困难，乡村债务负担化解更加困难、农村义务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受到较大影响;农民负担反弹存在隐患。农村税费试点改革后，过去那种直接增项加码、硬性摊派的事情少了，但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个别地方甚至转移加重农民负担。乱收费的对象由大人向孩子转移，向农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变相罚款种类增多。
二、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
这是要想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就要理清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思路：农村税费改革是税乡镇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制改革的重要部分，税制改革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改革的交汇点。农村税费改革又是农村各项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这些制度包括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等。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涉及三个层次的改革:第一个层次是废除农村现行税费制度进行的改革，这是核心层次的改革，这个层次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第二个层次是地方政府体制改革以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包括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这是基础层次的改革，这一层次改革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农村税费改革的程度，许多人将这一层次的改革看作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其实不然，他们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基础，这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正在进行的阶段;第三个层次的改革是农村各项制度的改革，这是相关层次上的改革，属于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也是我们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这个层次上还将出现许多新的问题，所以要对前两个层次进行完善细致的改革，才能使农业税费改革达到更好的效果。
以前的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基本上是先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然后倒逼财政体制和政府职能改革。这种改革思路看起来是先解决最突出的问题，然后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改革，事实上很难行得通。因为农村税费问题只是基层财政问题和政府职能问题的结果及其表面化，前者是果，后者是因，不解决原因问题，结果的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
今后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基本思路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重点进行基础层次的改革，先解决基层政府职能和政府机构以及公共财政体制问题，为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制度保障，扫清农村税费改革的障碍;对于核心层次的改革，依据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一般要求和国际惯例，对一些不符合的部分坚决废除，重点是科学合理的设计新型的城乡统一的农业税制;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其他改革的作用，比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等。
要根据我们理清的改革思路对现行的改革策略进行更为合理的调整。一是改革要由单项制度创新转向整体性制度变迁。目前的农村改革虽然都在变革，但是并没有从整体上设计改革的方向，这就使税费改革的目的比较模糊，而且单兵突进，难以取得应有的成效。因此，必须从整体上对农村经济政治制度进行创新，弥补税费改革系统性不足的问题。二是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组合模式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虽然农村税费改革具有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性质，但是其他制度却沿袭着诱致性制度变迁，这将会削弱整体性制度创新的强度，延缓整体性制度创新时间，错过整体性制度创新的时机，进而加大税费制度创新的成本。因此，制度创新方式必须由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组合模式向强制性制度变迁转变。三是由渐进的制度变迁方式向渐进方式与激进方式相结合的方式转变，特别是乡村干部分流和机构改革，如果按照渐进方式，就难以取得和既得利益团体斗争的胜利。
三、农村税费改革的具体措施
针对农业税费改革在实际操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要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调整。
(一)加快基础层次的改革
农村税费制度是财政制度的一个环节，而财政制度又是政府制度的一个部分。农村税费的职能只是为政府履行职能收集资金，农村税费的问题，根本上是财政制度和政府制度的问题，因此，要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必先改革财政制度和政府制度。
1.逐步撤销乡镇一级政府。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国际惯例，压缩政府级次，实行三级政府框架，逐步撤消乡镇级政府。撤销乡镇一级政府，从根本上转变了地方政府职能，可以减少上千万的财政供养人员，不仅为深化农村税费改革铺平了道路，也为政府职能转变和精简机构解决了很大的包袱。具体设想是:实行中央、省、地方(地市、县市)三级政府框架，取消地(市)管县(市)的体制，地(市)级政府和县(市)级政府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使地(市)级政府和县(市)级政府共同构成我国的基层地方政府，并规范地方政府概念，撤消乡镇级政府，使其作为县(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主要职能是维护本辖区的社会秩序，不设独立的一级财政。
2.重建县级公共财政体制。农村税费改革是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促进了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只有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才能助推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公共财政体系包括收入体系和支出体系，因此在规范地方财政收入的同时，必须压缩基层财政的支出范围，控制开支的恶性膨胀。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范围。必须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范围，规范乡镇财权，取消乡镇各部门索取非规范收入的权力，同时剥离乡镇“大政府”具体组织征收农业税费的权力，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征管机制，实现政税分开，依法治税。实行乡财县管。撤销乡镇政府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没有撤消乡镇政府之前，必须规范乡镇财政，有效措施是乡财县管。
3.加快建立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当前地方基层政府的收入问题己成为农村税费改革的最大阻碍。其税源的薄弱致使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税费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政府机构改革固然是根本途径，但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也要发挥应有作用。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对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的推广意义重大。
(二)深化核心层次的改革
核心层次的改革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费改革，也可以称为狭义的农村税费改革(相对应的是广义的农村税费改革，包括基础层次上的改革)。
具体措施是：
1.进一步完善现行农业税制度;严格监管附加农业税和公益金的征收;进一步完善农民负担监督机制。
2.取消“一事一议”制，一方面是因为“一事一议”制既没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实践依据;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很可能甚至己经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载体。
3.坚决打击对农民的乱收费。要将反腐败与农村税费改革结合起来，严厉打击对农民的“三乱”。
(三)完善相关配套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是整个农村制度改革大系统的一个小系统，农村制度改革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个子系统的改革应互相协调、紧密配合。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性较强的农村制度改革主要有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改革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等等。
(责任编辑/石银)
税费征管论文范文第2篇
[摘 要]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呈现多样化趋势，经济飞速发展，所以费税也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国交通的不断扩展使交通事业日益发达，交通费税改革越来越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重视。可对费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交通财务管理。
[关键词]税费改革；交通财务管理；资金
前言
税费改革就是按一定的税率收费，使收费更加规范化以便管理。我国早在2009年就开始实行在交通方面的税费改革，它的主要是增加成品油的税收。其利用交通工具的消耗量和车辆的使用程度这一原理。车辆的数目与了交通税收成正比。。当车辆多，消耗的成品油就多，所以税费就增多。相反，税费就会下降。本文从一下几个方面思考税费改革后交通财务管理工作。
1 税费改革后交通财务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
1.1 交通资金周转增多
交通财务收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前三个是护养费用分别体现在对公路、水路、主要航道上。四是是运送货物是所收的附加费用。它们是征收交通税收五个重要收入。不要小看征收交通费的作用。它不仅可以推动交通事业的发展，而且还可以人们积极的交税。相对其他方面税费改革而言，交通税费改革掌握更完善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可以控制征收的规范。然而，其他单位不具备这种权利，甚至它们连减免权都没有。养路费的增长是由于保证收支平衡的基础上还要积极的征收税费。交通财务管理工作的资金周转方面在交通税费改革后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征收税费方面，它由先前的内部转向外部。征收完税款后，税务部要把所征收的税款交给财务部。在发放资金时要注意，经过各个部门尤其是交通部和运输部的同意才能根据规定的程序发放资金。此外，资金发放还要经过财政部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周转资金。但是由于资金运行的持续时间长、程序步骤的增多等因素的影响，交通财务管理工作的问题也随之增多。
1.2 交通财务管理权限的弱化
税费改革的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宽松的财政管理工作阶段。第二阶段是相对严格阶段。第三阶段是严格的财政管理阶段。这三个阶段不断严格，对交通财务管理工作也不断完善。
1.2.1 宽松的财政管理
该阶段的时间是在两千零四年之前。这个阶段财务管理松弛，出现了很多问题。交通部是根据资金的性质进行分类预算的。资金不是由交通财务部发放的，而是由省级财政部经过二级细化后把资金交予交通单位。这就证明了前面说到的交通单位完全掌握资金的主动权。换句话说，交通单位既能自己征收税费，又可以掌握资金的主动权和使用权。
1.2.2 相对严格阶段
此阶段的时间是在两千零四年至两千零八年这四年。这阶段有两方面的措施。第一方面是推行预算，对其收入与支出进行详细的预算。这样有利于保证收支平衡。第二方面是国库对其进行支付。这一措施是呀两千零七年颁布实行的。发放资金时要经过省级厅的允许方能发放，否则不能予以发放。此外，还要保证各个部门不能有结余。各个部门在申请的资金发放时必须遵守相关性程序。若不按规定走，则需要在财政部门进行结余。这种管理措施虽然对其他单位相对松弛，但是对交通财务管理工作影响重大。
2 对稽征机构的影响
税费改革后，从另一角度去思考表明养路费已不复存在了。它不仅需要相关人员和机构的大幅度调整，而且给稽征机构带来一些问题。稽征机构也就是检查检验机构。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五费征收。但由于稽征机构和五费存在共存亡的关系，放五费取消也就意味着稽征机构的不存在。甚至出许多财务管理方面的问题也会相繼暴露出来。五费的取消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它会在犯罪案例实行行政执法处罚时证据会少。证据对犯罪行为很重要，可能会因为缺少这个证据，犯罪分子不能构成犯罪，罚款的金额也会减少，使坏人不能绳之以法。检查征收的形式已经取消，不但原来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又出现了更多的交通财务管理问题，甚至财务部门出现了财政赤字。不能满足交通的支出，使资金不能正常运行。相对的也会对征收造成一定影响。
3 采取的措施
面对交通税费改革后财务管理工作出现的问题，相关交通税费改革专家进行了一些研究探讨。交通单位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面对不同的问题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让交通事业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向前持续健康发展。首先，这就要是交通单位做到转变发展方式，以适应新形式下的要求。其次，就是要调整交通部门的产业结构，促使资金能正常运行。把投资、征收税费和资金管理相结合。要实现这三者的结合必须从思想、管理、和角色职务思考。以下是三点是对税费改革后财务管理工作采取的措施。
3.1 支持交通建设
交通建设的发展至关重要。资金支付要要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最大程度的支持。拓宽资金的收集渠道。交通设施不同采取的投资政策也不同。因此，要针对不同的交通设施采取不同的对策。对交通建设进行重点支持。
3.2 降低交通建设投资成本
交通建设投资花费大，经常会由于一些问题的困扰资金不能正常运行，所以要降低交通建设的融资。在当今世界，信贷融资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信贷融资方面要特别注意。由于信贷融资是最近的发展潮流，所以要尝试利用信贷来摆脱交通建设投资遇到的问题。信贷融资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信托产品、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最后，一定要注意增加财务风险意识，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优化组合。在把交通建设融资成本合理降低的同时保证它的安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税费改革后，交通财政管理工作也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财政管理工作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交通单位应该针对税费改革后出现的问题予以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就需要在改革的情况下适应新形式的变化，勇于创新。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布局，更好的促进交通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加大审计监督和巡察力度 为交通运输改革发展提供坚强有力保障[J].交通财会，2017，（04）：15-17.
[2]徐国虎，田萌.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企业的税负成本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J].物流工程与管理，2016，（05）：198-200.
税费征管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在其建立、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大体经历了制度、模式和体系三个较大的发展脉络。每个发展阶段都凸显其时代烙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点。从20世纪50年代的全职能、粗放型的管理制度到90年代末期的税收征管模式的提出与实施，从2003年的丰富了税收征管模式的内容到正在构建的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建设，阐明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的确立是一个嬗变过程，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实施效果不佳展开理性分析，并积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体系，以进一步促进税收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
〔关键词〕税收征管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征管模式；征管体系
我国税收征管改革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这个变化过程由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循环系统中发挥其职能和作用。共和国成立之初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在税收征管方面实行过多种征管制度安排和征收方式。在新形势下，为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税收征管改革的需要，应对之进行较为深刻的变革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指导税收的征管工作。
一、我国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的确立与嬗变
一般来说，制度是“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1]税收征管制度包含着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征纳双方应共同遵循的税收征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法令、政策等涉税规程和行动准则。而模式“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是研究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1]税收征管模式是把解决征管问题的方法总结归纳到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即是征管模式。我国税收征管改革，除离不开其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管理体制、税收制度、征管对象的选择等外，更与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密不可分。凡是范围和规模较大的税收征管改革，都直接或间接渗透着税收征管制度的调整与完善、税收征管模式嬗变与梳理的过程。
1建国初期的税收征管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恢复国民经济、稳定金融物价、平衡财政收支，国家采取统一税政，对税收实行统一管理，建立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1950年公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明确规定全国统一征收的14种税，其管理权都集中在中央。这种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权限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必须的，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之后，由于受“大跃进”和“文革”的影响，处于“放权”与“集权”的游离不定之中。当时，为了适应统一财政体制和税收管理体制，在税收征收模式上，对纳税人特别是国有企业推行“专管员进厂，各项税收专管，征管查集于一身”的征管模式，税收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适应当时的国家政策的需要。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私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就采取“宽严不同，繁简不同”的措施，减少公有制企业的缴税程序，对私有企业也按照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采取了不同的税收管理办法。由于当时的税收制度与税收政策虽有所调整，但一般来说仍比较单一，税收的主要课征客体是占公有制绝大部分的国营企业，由于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中央政府调控，采取统收统支，企业少缴税的情况也比较少。由此可见，税收制度单一，征收对象范围较窄，而且偷、逃、抗、骗税现象较少，税收管理的任务侧重于“征”和“管”，相比较来税，税务稽查的工作量和征管要求较少，“专管员进厂，各税归口管理，信息不对称、征管查集于一身”，存在专管员“一言九鼎”、权力较大的弊端[1]。
上述税收征管制度虽然在推行时，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税收管理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税收征管模式变化缺乏“顶层设计”，使征纳双方对新的征管形势很难适应；科学化、规范化程度及征管质量也难以提升；税收管理机制不能走出“重征管、轻稽查”的传统方式；税收专管员直接开票的税款征收方式，也不利于提高纳税人自觉纳税的意识和合法的税收权益的保护，使税收征管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合理”状态，同时也弱化了税务干部人员配置，淡化了税务稽查工作职能，使税务机关主要业务部门之间出现工作效率低下的非均衡现象[2]。
2改革开放后的税收征管制度与模式
改革开放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当时的税收征管模式进行反思并推动其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实行了二步“利改税”，实行新的工商税制，税收收入在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稳定增长，纳税人与政府的税收分配关系也逐步规范。但是，纳税人偷、逃、抗、骗税现象却增长较快，如果采取以前“专管员进厂”的模式明显不能符合新形势下的税源变化，创新税收征管模式已是大势所趋。在一些地方试点后，提出了“征收、管理、检查三分离”或“征管、检查两分离”的管理方式[3]，逐渐形成了既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税收征管新体制，解决了传统征管体制暴露出的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中央财政收入增长的问题，为随之而来的税收管理变革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又确立了“申报、代理、稽查”三位一体的征管模式。旨在放弃税管员户管制度，把纳税人申报纳税、中介机构的税务代理和税务机关的稽查管理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整体[4]。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发展，我国税收征管改革实行了“建立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征管模式”。在2003年，为适应当时征管改革的需要，针对征管工作中存在的“疏于管理、淡化责任”问题，突出了“强化管理”的内涵，实施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5]的征管模式。这就是现行的“34字”征管模式。
3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的评介
从现行征管模式实施的实际情况看，与以往的税收征管制度和模式相比，“34字”征管模式的内容有以下不同。
（1）提出了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税的法定义务。在传统的税收征管改革实施过程中，一般由税务干部上门征收税款，对一些单位尤其是重点纳税大户，都有专管员负责直接管理。“34字”模式取消了专管员户管制度，规定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申报纳税。其初衷是要划清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逐步提高纳税人按期申报的纳税观念。与此相适应，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税务代理组织体系，税务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发展迅速[6]。
（2）确立了为纳税人服务的现代治税理念。在税收征管模式中，突出建立服务型政府或机关是与时俱进的理念。作为税务部门除了国家公布的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外，还要及时发布税收行政规章和税收其他规范性文件，要持续地宣传、辅导和答疑纳税人提出的有关涉税审批、办税流程和税收优惠政策等方面的涉税信息和问题，按照集中、实用、方便纳税的原则为纳税人提供高效的办税服务场所，充分发挥实体办税服务厅和网络办税服务厅各自的作用，使登记、申报、缴纳税款、咨询、发票管理和复议诉讼等涉税事项可以集中办结，不断地为纳税人提供有效的、有针对性的服务。
（3）运用税收信息技术，逐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为适应征管改革的要求，总局组织设计开发金税一期、二期工程，现正在试点运行和开发金税三期工程。就征管模式提出的“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以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稽核系统，达到充分遏止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目的，杜绝增值税的流失，有效保障现行增值税制度。同时，各级税务机关都自行开发、使用一些税收征管软件，进一步防止税收流失，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4）利用人机结合的税务稽查资源，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力度。原有的税收征管工作存在着重征收、轻稽查的做法，在税务机关组织内部形成了强征收、弱稽查的格局。现行征管模式强化了稽查功能。各地税务机关利用人机结合的税务稽查力量，为税务稽查工作配备了素质更高的人员和优良的办公环境以及办案设备。在税务稽查部门内部，按照选案、检查、审理、执行等环节设置职能，按岗位分工协作、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逐步实施和完善稽查工作责任制、双查制和稽查错案责任追究制等各项制度，税务稽查工作力度不断增强。
（5）突出从源头治税，强化管理职能。为对原“30字”征管模式进行纠偏，凸显从源头紧抓税源，提出强化管理的工作内容。“强化管理”的初衷是为弥补原“30字”征管模式的不足而提出来的。因为原模式只强调“征收”与“稽查”，缺少“管理”的相关内容。新模式的提出，不仅仅是补充了原模式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完善了新形势下税收管理的基本内涵。既是对税收管理方面的总要求，贯穿于税收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也是从征管查分工合作的基础上阐述的。税收征管要实现科学化、精细化的战略思路逐步形成。
二、对我国税收征管模式实施效果不佳的理性分析
我们对税收征管模式是一个由浅入深、逐步认识和理解消化的过程。如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发挥税务代理的作用、重视税务稽查工作等。但是，这个模式实施状况受到多方面的限制，直接对提升税收征管质量和征管效率产生影响，最终表现出来的效果远远没有实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
1“34字”征管模式未能明确体现纳税人自主申报的主体地位
“34字”征管模式只是单方面强调“自行”，而不是“自主”，没有完全体现税收上的“主人翁”地位，即纳税人在纳税申报上的“当家作主”地位。在税务机关任务紧、工作量大、管户多且纳税人不及时申报的情况下，由于存在着对税务干部准期申报率的内部考核，往往有替纳税人申报之嫌疑；未能明确促进税法遵从的根本目标，过于强调完成税收收入任务目标；未能整体体现信息化对征管的支撑作用，各自开发自己的外挂征管软件，信息化的利用效率大打折扣，而且也增加了征纳双方的税收成本。
2“集中征收”未能明确强调依法征收
“集中征收”原意是指办公场所（主要指办税厅）的集中，是特指场所和管理事项的集中。随着信息化发展，电子申报和缴税的普及，场所集中的概念已经淡化 。此外，“集中征收”是纳税人自行缴纳还是税务机关上门征收？这里的 “征收”是大概念还是小概念等，存在着模糊认识。我们认为，就其实质来说，这里的“征收”是征管程序中的具体概念，不是税收征收的大概念。而在国际上，具体征管程序中的征收一般是特指经评估和稽查后的强制征收。在操作上，在确定了“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的征管模式后，在具体的征管过程中，纳税人自行申报缴纳的税款占整个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的绝大多数份额。在新型的征纳关系和信息化条件下，以税务机关为主体的征收概念发生实质性的转移。现征管模式中将纳税人自主缴纳的行为定义为征收，本身与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的提法存在矛盾。因此，不得不说该提法仍保留了以税务机关为主的管理理念的痕迹。
3“重点稽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问题
“重点稽查”旨在集中征收后，税务机关主要任务是实施税务稽查，并规定稽查人员要达到一线人员的一定比率（或40%）及以上[7]。但经过十几年的征管实践，这一要求不仅未能实现，而且暴露出一些诸如国地税重复稽查、大征管中的评估与稽查如何衔接与定位等问题。总之，税务稽查的威慑力还未充分发挥。
4体现“强化管理”的两项主要措施也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税收管理员“一人管多户、各税统管”的属地化管户制度已不能适应纳税群体日益增长、经营方式日渐复杂的需要，尤其是难以对跨国、跨地区经营的大企业集团管理到位。税收管理员过多地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真正用于评估等税源管理方面的时间、精力有限。此外，由于管理员长期固定管户，也不利于从机制上消除“吃拿卡要报”的现象。二是对纳税评估定位不够准确、程序不够规范，至今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纳税评估工作规程之内容的评估规范性要求，仍然是难以突破“摸着石头过河”的传统思维和做法，未能有效发挥引导和促进税法遵从的作用。
三、积极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体系
针对多年来围绕税收征管模式争论不休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行反思。如果新的税收征管思路仍然沿袭着传统的思维定式而没有实行“顶层设计”；如果没有把税收征管系统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仍片面追求用多少字推行税收征管工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一般认为，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而构成的一个整体[1]。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收征管体系就是要厘清新形势下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必要性，确立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和基本内容，把税收征管视为一个系统工程不断完善。
1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必要性
近年来，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税务系统“自上而下”大力推行税收专业化、信息化管理，开展税源专业化管理试点和信息管税工程建设。各级税务机关“自下而上”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实施了一系列加强管理的新方法、新举措，税收工作面临新的形势，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1）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出新的要求。逐步形成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征管体系建设，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要求，形成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的主体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税收方面的体现就是构建新型的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使税收征管改革融入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之中。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促进税收职能作用的有效发挥，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服务。
（2）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适应税源状况深刻变化的迫切需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税源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税源状况的深刻变化集中反映是纳税人的数量急剧增长。据统计，截止2012年第一季度，全国税务登记的纳税人3 353万户，全国税收管理员277万人，人均管户数量在100户以上，沿海发达地区甚至达到人均1 000户以上[8]，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相继涌现。纳税人的经营方式、经营业务不断调整、日益复杂，纳税人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涉税诉求多样化、服务需求个性化的趋势日渐明显。这些都给税收征管工作理念、管理方式、资源配置等带来深刻影响。
（3）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顺应现代信息革命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当前，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为我国依托现代技术手段加强税收征管提供了重要机遇，也对税收征管工作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企业经营和管理的电子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规模庞大、交易复杂的电子商务飞速发展，使税收征管的复杂性越来越强。虽然近些年来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取得明显进展，但信息管税水平不高，现有信息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第三方信息来源渠道还不通畅，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状况日益加剧。
（4）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是推进我国税收管理国际化的必由之路。税收征管是税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与世界经济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引进来”和“走出去”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税源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跨境税源管理成为新课题。
2确立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
确立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的目标是全面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纳成本 2012年7月，全国税务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工作会议在安徽合肥召开，会议提交并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方案》。。
（1）提高税法遵从度。提高税法遵从度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税务机关率先遵从税法，依法行使国家赋予的税收管理权力，促使税法得到公正执行；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提高自主申报纳税的质量。通过提高税法遵从度，既要减少纳税人的税法遵从风险，也要减少税务机关的执法风险和廉政风险。
（2）提高纳税人满意度。税务机关通过优质服务、规范管理，切实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树立税务部门良好的社会形象，增进纳税人对税收工作的理解、支持和满意，提高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服务与管理行为的认可程度。
（3）降低税收流失率。缩小税收实征数和法定应征数之间的差距，提高税收征收率，确保税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体现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遵从税法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税务机关服务和管理的水平。
（4）降低征纳成本。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和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在征管工作中，落实“两个减负”，即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和基层人员额外的工作负担，并提高税务行政效率。
3规范税收征管体系的基本内容
在税收征管目标确立后，针对现征管模式存在的不足，结合征管实际情况，应加强税收征管体系基本内容建设。
（1）进一步明晰税务机关和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按照市场经济发展中“经济人”的要求，清晰界定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确立税收征纳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使遵从税法既是对纳税人义务履行的要求，也是对税务机关义务履行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征管制度设计，开展征管活动。真正把纳税人看做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负有依法履行自主申报纳税的义务，享有税务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税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依法征税，不能从事“保姆”式管理，更不能“越俎代庖”，而应通过建立税收征管程序，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2）强化税收风险管理。把风险管理贯穿于税收征管的全过程，不是独立强调“集中征收”或是“重点稽查”，而是实行税收风险分析监控，依托信息技术平台，通过对涉税信息进行分析比对，识别可能存在税收流失风险的纳税人，进行风险等级排序后推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应对，并对应对结果进行管理和评价。对税收风险不同的纳税人可采取风险提示、纳税评估（税务审计）和税务稽查等应对手段，识别和消除纳税人的税收风险，有效防范和避免税收流失。
（3）大力推行税收专业化管理。对纳税人进行科学分类，对税务机关和税务干部的管理权限、职责进行合理分工，对管理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提高税收管理的集约化水平。“34字”征管模式强调的“强化管理”更多关注的是“源头”管理和属地管理，而对征管流程中易出现的税收“跑、冒、滴、漏”没有从专业化管理的视角加以足够重视，因而应加强分类分级管理。分类管理是在按纳税人规模、行业，反避税、出口退税等特定业务的基础上，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纳税人按照纳税服务、税收分析、评估与稽查等涉税事项实行管理；分级管理是将管理职责在不同层级、部门和岗位间进行科学分解、合理调配，并相应设置专业化的机构，配备专业化管理人员。
（4）进一步推进税收信息化建设。税收信息化是利用信息技术的先进生产力改进税收工作，实现税收管理的现代化[9]。在税收征管改革的过程中，应统一规划，克服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的“信息孤岛”，发挥信息技术的整体优势，即准确把握信息革命发展趋势，充分应用信息技术科学发展成果，大力推进税收管理信息化建设，为税收征管提供有力依托，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提高税收征管水平，不断提升税收征管效能。此外，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业务引领作用，坚持征管业务与技术的协调发展，推动税收征管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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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税费征管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互联网和经济社会的不断结合，对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影响。在“互联网+”时代的潮流压力下，税收征管的革新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严格实施“互联网+”，能够推动税制的不断革新，也是提高税收管理水平趋于现代化的关键方式。本文主要讨论“互联网+税收治理”革新与改变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互联网+” 税收 征管 改革
1 税收征管改革发展至税收治理的过程
简单总结税收征管成长过程，对于当今“互联网+”潮流冲击的认知具备重要价值。
1.1 新中国税法的建立及税收征管起步阶段
“一五”阶段，是我国税收管理改革的初步发展时期，主张“保障需要、简化税制、区别对待、合理负担”的税收基本准则。20世纪50年代初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作为那个时期的基础税法[1]。我国也在那一个阶段开展了极其集中的财税管理制度，成立并补充了一套具有税种类多元化、以及重复征收特点新的复税制度，开始建设起了我国的税收征管体制。
1958年～1978年这个时期，我国税收管理改革逐步处于搁浅的状况。于1975年修订后的《宪法》取缔了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中仅存的“公民有依法交税的责任”的税收条例，作为世界上罕见的完全不包括税收相关条例的宪法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逐步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82年制定的《宪法》还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缴税的责任”的税收条例。“非税论”的理念禁忌彻底被冲破，税收的用途被大众再次评价与关注，税法体制的革新也逐渐开始。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税收征收管理暂行条例》使我国税收管理具有单独以及一致法令法规，该举措被当做我国税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证明我国税收管理逐步与法律接轨[2]。1991年，我国开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相互限制、互相协助的“征管查”三分离的税收征管形式，缴税人自觉申报交税和税务代理的试行工作逐步开展。
1.2 分税制革新推动税收法制建设的完善时期
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以及改变的目的更加清晰化。从1990年代开始，依据税法一致、合理分配关系等主导思想的的带领下，我国成立了流转税法，该税法是以实施全面的增值税为关键，消费税以及营业税作为辅助税法，对《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暂行管理条例》做出了修订，是一次全新而又系统的改革。于1992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证明我国的税法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税法的实施做出有力的保障。为顺应分税管理制度的需求，把所有的税种进行分类，主要包括中央税、地方税以及中央地方共享税三种，而且设立国家税务总局和地方税务总局两类管理机构。国家级的税务局主张“推动征管查的互相协助，以及专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全方位进行深化管理”，其税收征收的形式是缴税人主动申请交税，而不是税务人员上门征收，每个阶级的税务管理机构都配备计算机互联网装备，地方税务总局还只是初级发展阶段。于2001年《税收征管法》和《实施细则》的再次修改，对依法纳税的工作目标再次强化，推动依法税收的法律化进程[3]。
1.3 全方位推动财税体制革新后的新进步时期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推动国家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保障市场统一、推动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达到国家长治久安层次，对强化税制革新作出全方位安排，也为税收的现代化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为税收在服务发展中的展现用途指出了道路。税收体制是现代财政体制的核心组成要素，表现和承担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多角度的基础联系。2014年中央政府通过《财务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1994年分税制革新成果不断强化，并在此前提下进一步作出理论的改变以及应用的创新，也为税收制度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
税收征管水平完整的展现了国家对税收治理的水平，对国家的治理有着更深远的影响。税收制度的不断革新和深化，税收征管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也是当务之急[4]。国家税务局主张建设完善的规范税法制度以及完整的税务制度系统，不断使服务体制更加方便快捷，建设强大稳定的信息系统以及高效廉洁的组织团体，力争在2020年初步完成税收现代化体系的任务。2015年9月“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税务总局的有关文件表示，用更加开放包容的胸襟、改变与革新的勇气、协作双赢的理念，全面推动互联网与税收管理的结合。
2 “互联网+税收治理”改革的进展趋势
2.1 创新思维作为指导，明确税收治理的定位
“互联网+税务”高度结合，必须全方位审查税收工作，以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为原则，主动实现“互联网+”的乘数效果，完成税收工作全面转型创新。
（1）革新跨界协作，完成“行业+”。“互联網对传统行业”成立的新兴商业形式、全新的营销模式，也表明新的经济业态、新的经济税源的出现。税务部门能够改革体制制度，冲破现存的层级阻碍，充分使用互联网资源，以完成跨界协作。上下部门之间资源的内外整合（不包括国家税务与地方税务之间），寻求跨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社会组织及媒介机构与软件公司、电商平台、物流集团等协作，全面了解纳税人互联网时代交易状况、支付形式、交易模式等数据资源，合理纳入税收监控范畴，为深化税源治理、税收风险预测、税务稽查选案及税收政策的改变提供信息基础[5]。
（2）改变交易平台，完成“三维+”。一直沿用的办税方式是由纳税人主动到办税服务厅排队叫号窗口服务实施纳税，改为到自助终端装备查询纳税，在转变为自己登录税务机关网站进行申报的流程。不管是办税服务厅“一窗式办理”或者“一站式处理”，或者“同城办理”、银行受理转账，都会受到地区、时期和形式的制约。推动“三维+”，关键是为了冲破这些制约，创造出多元化、没有时间空间等条件制约的纳税服务平台，把互联网当做行政业务办理的一项基础装备，依据电脑、移动智能终端、APP软件等服务终端设备，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运用的前提下，让纳税人可以像自助购买火车票、充值话费、自助存取款一样便捷地缴纳税款及相关业务的办理，完成从税务登记管理、税款申请缴纳、电子发票的应用、交税凭条的开据等全面的多功能的电子税务局。
（3）改革纳税服务，完成“人文+”。为纳税人供应便捷的服务是税务机构的法定责任，同时也是创建服务型税务机构的必备要求。完成“互联网+税务”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让纳税人认可。依据“起步于纳税人需要、以纳税人满意为基础、结束于纳税人遵守”的规定，完成“人文+”，一方面要提升纳税人的认可度，另一方面要提升办税人的幸福指数。强化优质的纳税体验，以纳税人需要为核心，不断补充政务信息公开化、税收法规政策库及办税流程模块，使其更加完整。研发简便操作的办税操作体系，使用电脑等移动互联网终端完成发票检验和审查、无线数据输送、在线寻求帮助、纳税人认可度调查等，让纳税人可以快速办税的同时，也实现税务人员移动办公。
2.2 严格实施规划，推动税收治理的发展历程
（1）不断补充税收立法，确定政策依据。在法定程序下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征管条例》，带动电子商务稳定可持续发展。第一，寻找创建电子税务登记的新登记形式，完成新办纳税人登记管理网络与信息化，简化行政审理与批准的标准，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网络经济进步。第二，拓展发票管理方法范围，确定电子发票的法律意义。使用数字证书、二维码等手段，创建统一的电子发票数据文件准则，高效缩减征纳双方发票审批印刷、采购运送、储存销毁等资金投入，逐渐完成纸质发票到电子发票的改革。第三，推动数据开放，确定第三方涉税信息互换和税务审查获取电子证明的合理性。在法律方面确定有关机构的责任和义务以及违规的惩罚等，依据法令制度的权威性对其进行限制，创建合理的电子税务系统。第四，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制定符合社会发展的优惠措施，带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2）推动责任的调整，深化征管的革新。加强税收的威胁管理，提升缴税人的服从度。首先要明确“互联网+”时代的税收制度与管理体制的误区，推动线上线下的税收遵守，以大数据平台为基础，形成相应的体系。使税收的执法更加合理，强化对电子税务的审查。要清楚认识到税务审查的现代化发展对于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治理的重要性，从思维模式、法规制度等方面进行改变与提高，模仿并创新西方国家的互联网监督手段，不定期抽检，以推动公平合理发展，完成税收职能的作用。
（3）强化对信息化的建设，保障网络安全。信息管税是对税收征管的一项关键举措，信息化技术手段能够实现网络信息准确、安全。此外，加大对互联网的管理与监督，对大数据平台要严加监管，避免出现漏洞以及病毒的共计，创建信息提取体制，与网络运营商进行密切沟通与协作，保障网络信息安全。
（4）实施业绩评估，不断加大对人才的建设。第一，模仿美国国内入署高效的业绩评价制度，不断加大对税务人员的考核以及税务系统的考核，不断完善互联网+税务的考核标准，提升税务体系的执行水平。第二，建设税收信息搜集部门，成立信息统筹风险治理与督查，提升对互联网+税务的最新信息的判断能力。第三，不断革新理念思想，借助于税务系统的劳动力资源以及外脑的智力帮助，创造出互联网+税务的作用和带动力。
2.3 借助社会合力，参加国际税收协作
（1）以政府为核心，实现多元管理的合力。改革是带动发展的首要驱动力，也是实现发展主旨的基础要求，互联网时期电子政务云的创建使政府每一个部门间的联合管理以及合作分工变为基本的工作模式。政府简化政权，对所属部门下放一定的权利，职能和结构的调整以及改革创新等角度开展，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创建，对互联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2）共同协作，提升國际税收的作用。现阶段税源的稀缺，使竞争日趋激烈。在“互联网+”时期新经济逐步与国际竞争结合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的各个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依据国际经济协作和发展组织的的优势，不断完善我国逃税体系监控的系统，增加我国在国际的影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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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征管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收征管效率;纳税成本;征税成本;衡量指标
10085831(2014)02003907
一、研究背景
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征管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税收收入连年大幅增长，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模式改进、征管法制建设以及依法治税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根据财政部颁发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1]，2011年税收收入89 720亿元，税收总额与上一年相比增长22.6%。从1994至 2011年17年间，税收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接近20%。2011税收总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6.5%，税收收入一直是保障财政收入与支出平衡的关键因素。
税收收入大幅度上升的同时，征税成本也连年攀升。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测算，1994年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3.12%，1996年征收成本率为4.73%，2008年征税成本率约为8%[2]。从OECD 2008年测算的税收征税成本来看，2007年美国征税成本占税收收入的0.28%，英国为0.95%，加拿大为0.25%[3]。国内税收征管成本较发达国家高，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35年来，国内学者对税收征管效率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从最初定义税收征管效率、界定税收征管影响因素、探讨税收征管度量模型，到现阶段学者用定量方法刻画税收征管效率、提出降低税收征管成本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方法，国内税收征管效率理论从无到有，取得了一定成果。税收对财政收入具有重大影响，征管效率作为衡量税收征管活动的效果指标，对其评价起重要作用。目前国内现存理论比较散乱，本文旨在梳理现有税收征管效率理论，对其进行评价总结。
二、税收征管效率国内外规范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
税收征管效率的思想在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著述中早有体现。威廉·配第在其代表作《赋税论》中提出了“公平、简便、节省”的税收三原则，节省原则意为征管费用最小化，体现了提高征管效率的思想。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税收四原则，即“平等、确实、便利和征收经济”，认为“一切赋税的征收要有所安排，设法从人民那里征收的尽可能等于最终国家得到的收入”，其中“便利”原则意味着节省纳税成本，而“征收经济”原则意味着节省征税成本。德国新历史学派代表人物阿道夫·瓦格纳继承和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租税理论，在其著作《财政学》中提出了“四端九项”的税收原则：财政政策原则、国民经济原则、社会公平原则和税收行政原则，其中税务行政原则主要指税收征管应遵循“确实、简便和节省征收费”的原则。当代美国著名财政学者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税收原则体系，明确提出了“管理和征纳费用应当尽可能地减少”的原则。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一是对于税收成本的研究，研究重点逐渐由征税成本扩展到纳税成本，逐渐认识到纳税成本的重要性。Stanford[4]以2 700名纳税人的调查结果为基础，研究得到英国个人所得税纳税成本占个税收入的 4%～ 4.4%。Slemrod和Sorum[5]对美国明尼苏达州约600名居民的个人所得税纳税成本进行研究，测算得出美国全国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纳税时间约21. 3亿小时，约为267亿美元，占联邦和州所得税收入7%以上。二是对于税收征管有效性的研究，关注影响税收征管有效性的因素，并为提高税收征管有效性提供理论依据，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税收遵从理论。Allingham和Sandmo[6]率先对税收遵从问题进行研究，建立了逃税模型的基本框架， 并逐渐完善和扩展，同时进行经验分析，通过调查数据等统计资料分析得到影响纳税人决策的因素包括不遵从被发现的概率、对不遵从行为的处罚程度、税率水平、社会规范程度以及心理因素。
(二)国内研究
1.税收征管效率的含义
国内对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起步较晚，规范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税收征管效率内涵及其度量指标的研究，二是征管效率影响因素以及提高税收征管效率途径的研究。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研究处于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中 。
程永昌[7]提出税收效率包括六项，即税收经济效率、税收行政效率，税收的收入效率、税收的支出效率、税收的征管效率和税收的纳税效率，其中，税收的征管效率反映税务机关日常征收管理过程中的效益或成果。郭烈民[8]认为中国税收征管效率包括行政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狭义的税收征管效率即行政效率，是指国家征税取得的税收收入与税务机关征税支付的费用之间的对比关系。张须安、李昊天[9]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是指税收征管产出(税收收入)与征管活动所付出的代价之间的数值比较关系，反映了税务机关在日常征收管理过程中的效益或成果。李大明[10]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是指税收征管成果与征管付出之间的數值比较关系，是税收征管质量与数量的综合反映。胡荣桂[11]继承了李大明的思想，认为税收征管效率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征管业务流程、征管模式自身设计的严密程度并进而影响税务机关执法水平及纳税人遵从水平的征管制度效率;其二是由征税机构执行税法水平高低所表现的征管效率。应亚珍、陈洪仕[12]指出税收征管是税务部门依法取得税收收入的具体操作过程，税收征管效率就是对这一过程的有效性的判断，应从降低税收成本和征税状况两方面对征税效率进行评价。董晓岩[13]认为，税收效率原则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和税收经济效率原则。税收行政效率原则属于税收管理方面的原则，一般表现为税收征管效率， 即应当以尽可能少的征收费用取得尽可能多的税收收入。
从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学者对于征管效率的内涵研究，最开始是从“效率”概念入手，征管效率主要是指征管成果(税收收入)与征管成本之间的关系。早期学者研究税收征管效率的概念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税收收入只是稅收征管的成果的一个方面，没有考虑到税收征管过程中纳税人的行为及反应。后期的研究过程中，学者逐渐将税收征管的接受方——纳税人囊括其中，对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认识逐渐客观准确。
2.税收征管效率的度量指标
税收征管效率是一个综合概念，跟随税收征管效率内涵的发展历程，税收征管效率度量指标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1)20世纪末期，税收征管效率被表述为征管成果(税收收入)和征管付出(征管成本)之间的数值对应关系，包括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税收征管效率的衡量指标以李大明[10]提出的两类衡量指标为代表：一类评价征税机构效率，如税收征管成本率、税收征管收益率;另一类指标评价监管制度效率，如漏税率等。
(2)2000-2009年，税收征管效率理论逐渐成熟，税收征管效率被认为是一个综合概念，运用税收征管过程的评价指标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衡量。臧秀清、许楠[14]提出了10个衡量征管效率的综合指标：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欠税增加率、滞纳金加收率、处罚率、征管成本率、人均征税额、税收计划完成程度和税收收入增长率。
(3)2010年之后，学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认识逐渐趋于完善，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税收征管效率的衡量指标也较之以前更加妥当。董晓岩[13]将税收征管指标分为三类：一是税收征管投入指标，主要由税收成本收入率衡量;二是税收征管产出指标，主要由登记率、申报率等衡量;三是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将纳税遵从度和税收征管成本两个指标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考虑，然后将两项分数相加得到税收征管效率指数。
3.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
郭烈民[8]认为影响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税收征管体制、税收制度及课征方法、税法的严密程度、征收管理手段、人员素质、政府部门的成本意识。应亚珍、陈洪仕[12]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税收法律的科学合理性、对税收法律制度的依从度、税收征管模式的适应性、经济组织的规范化程度以及税收人员的努力程度。董晓岩[13]认为，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有经济、税制和征管三个方面，经济税源和税收制度决定了一定时期的税收总额，税收征管与税收制度决定实征税额。
(三)国内外研究比较
国外学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早于中国，并形成了系统理论;国内的税收征管效率研究起步较晚，分税制改革之后研究逐渐增多，尚处于逐渐成熟的阶段。从国内外学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理论研究可以发现：(1)国外税收征管效率研究更加注重从纳税人角度入手，将提高税务部门服务效率作为一项目标。国内学者对纳税人角度研究不足，忽略了纳税人在税收征管工作中的重要性。(2)由于国内税收法律正不断完善，国内税收征管效率研究更多关注细节的探讨，还未形成对税收实践有较强指导作用的系统税收征管理论。
三、税收征管效率国内外实证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
国外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主要涉及运用数据模型分析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因素方面。Irena [15]采用数据模型研究英国、法国和瑞典的财产税公平性和效率性，发现法国税收效率最低，瑞典税收效率最高。Lewis[16]利用随机前沿模型研究印尼地方政府税收征管，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会降低税收征管效率，自主选举的地方官员比政府任命官员更能提升税收征管效率。Aizenman[17]等人研究了政治、经济和结构因素对增值税征管效率的影响，认为税收征管效率受审计概率和逃税惩罚的影响。Raghbendra[18]等研究印度15个州1980-1993年的税收征管效率，结果表明印度税收征管存在道德风险问题，提高政府补贴金额会降低税收征管效率，贫穷的地方征管效率较高;同时，运用税收征管指数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衡量，发现税收征管效率指数应该加大某些指标的权重，例如政府补贴金额。Arvate[19] 等用非参数方法(FDH)评估了巴西2004年3 359个自治市的税收征管效率，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地方税收征管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并对粘蝇纸效应作了解释。Aizenman和Jinjarak[20]采用44个国家1970-199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政治、经济和结构等因素对增值税征管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城镇化、贸易开放及有效的政治参与等有利于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而收入差距与农业比重的提高则会降低征管效率。
(二)国内研究
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内学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实证研究越来越重视，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国内学者主要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法(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 和随机前沿法(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对国内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研究。谢滨[21]最早使用SFA法对某地市税收征管效率进行评估。其后，一些研究者使用该方法对中国税收征管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Wu Yunyan[22]使用SFA方法，利用1997-200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中国税收征管效率，研究表明：中国税收征管效率为0.482～0.672，总体税收征管效率不高，不同地区差别较大，呈现收敛趋势，增加女性职员人数可以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崔兴芳等[23]率先用DEA技术对中国1996-2003 年省际税收征管效率进行了评估测试。刘穷志等[24]采用DEA及Malmquist指数将税收征管效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同时研究了税权划分对税收征管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影响。为了更准确地评估中国税收的征管效率，李建军、赵桂芹、单年宏[25]利用了修正的三阶段DEA方法评估了1997-2007年中国30个省市的税收征管效率。
(三)国内外研究比较
分税制改革后，国内对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学者在研究过程中采用的变量相似，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一种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效率自分税制改革后明显提升，另一种显示略有下降。总体看，国内税收征管效率水平不够理想，存在很大的优化空间。国外关于税收征管效率的研究范围更加广泛，许多学者利用跨国数据进行研究，对不同国家、不同税种的税收征管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在研究方法以及模型的选择方面，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更先进。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国内税收征管效率研究不足的地方为：(1)通过对国外现有模型的修改，寻找更加适合中国国情的模型;(2)针对国内税收分权征管的特殊情况，分别研究国税与地税税收征管效率的现状。
四、税收征管效率内涵辨析及其影响因素的界定
(一)税收征管效率之内涵
国内学者虽然对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做了有益探讨，但在理解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时仍有偏颇之处。正确理解税收征管效率的内涵，应当从“效率”一词着手。效率考量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只有正确认识税收征管效率的投入与产出，才能够抓住征管效率的真正内涵。税收征管过程中的投入即税收成本，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理解：(1)奉行成本(纳税人角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实物成本，即税款的多寡，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所得的税款;二是时间成本，包括税额的计算时间与缴纳时间，由税法的繁简程度与税务机关征税的方式决定;三是心理成本，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过程中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等。(2)征税成本(税务机关角度)是税务机关为了保证税法顺利实施和及时、正确、足额计征税款所需要花费的、由政府承担的费用。从税法制定及执行过程考虑，征管成本可以分为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和查处成本;从税务机关费用的形式划分，征税成本可以分为人员费、设备费、办公费和对纳税人的辅导费用等四个方面。还有一种隐性税收成本是机会成本，指在征税过程中税务机关放弃对纳税人的管理或者纳税人员逃避纳税而发生的税收收入损失。税法越严密、税务机关付出努力越多，机会成本就会越小。
税收征管产出需要根据税收征管的目标确定，税收的征管目标是保证纳税人足额及时缴纳税款，所以税收征管产出为税收征管的有效性。税收征管有效性的评价应当从应征税款额度与实际征得税款数额之间的差额进行理解，差额越小说明税收征管效率越高，税收征管产出越高。
(二)税收征管效率之度量指标
税收征管效率的衡量指标应由税收征管投入指标和遵从指标同时决定，只有在高遵从率以及低征税投入率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效率才会高。
(三)税收征管效率之影响因素
中国正处于转变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时期，自“九五”期间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效果显著。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有利于节约社会管理成本，提高社会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积极促进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角度理解税收征管效率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税收制度及征管方法
一是税收制度选择与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适应性。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税收的基础，只有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才能形成雄厚的税收基础。税收制度的选择要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合理的税制可能造成重税负超出当前经济可承受能力或税款的流失，对税收征管工作带来困扰，影响税收征管效率的提高。二是税收征管制度与征管方法的适应性。税制是通过税收征管来实施的，税制要与税收征管相适应，任何税制的运行都有一定的征管技术要求，科学、先进的税制往往要求更为科学、先进的征管技术和手段与之相适应。若税收征管技术和手段不够先进，不能与税制同步，完美的税制也不能够达到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目的。
2.税收人员努力程度
一是税收人员的素质。税收人员能否正确理解税收制度、灵活处理特殊情况，领导人员能否高效地领导税务人员，都直接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二是税收计划。税务部门是否制定税收计划是衡量税收征管人员努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税收计划应当依照税收法律制定，做到“依法征管，應收尽收”[34]。税收计划应当合理客观，不能太高亦不能太低，如果税收计划数低于或者高于实际税源应收数，就可能造成税源流失、抑制经济发展的局面。三是征管手段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影响税收征管人员的努力程度。税收征管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要求税务人员在掌握税收业务的同时，还要学习、掌握计算机技术，熟练运用税收征管软件。
3.纳税人员遵从度
一是纳税人的法律意识。纳税人员的遵从度主要从纳税人员是否及时、准确申报纳税额，是否及时缴纳税款等方面进行考察。纳税人员的法律意识是影响遵从度的首要原因，纳税人员的法律意识直接影响其税法知识的掌握程度。二是税收环境。税收环境是影响纳税人员的外部环境因素，环境因素对纳税人员的影响深远。处在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中，纳税人员倾向于遵从税收法律制度;相反，税收环境不健康，偷税漏税情况严重，就会误导纳税人员不遵从法律规范。三是税法的复杂程度以及征管过程的繁简程度。税收法律的复杂程度影响纳税人员对税收制度的理解。征管方法的繁简程度影响纳税人员的缴纳过程，过于繁杂的缴纳程序会导致纳税人员不能及时缴纳税款。
五、结论
分税制改革以来，国内学者对税收征管效率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但较之西方国家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通过本文对税收征管效率研究述评可以发现，税收征管效率的未来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一是对纳税遵从理论的研究。税收征管过程中不仅涉及税务部门，还涉及纳税人，中国现行税收征管效率理论中注重税务部门角度的研究，缺乏站在纳税人立场的探讨。二是衡量税收征管效率的模型改进。国内税收征管效率实证研究模型大都借鉴西方国家，实证模型和国内税收状况的适应程度有待商榷。在之后的研究过程中，应更多考虑中国税收状况的特殊情况，对借鉴的模型进行修改，使之更加符合国内税收实际。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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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Collection Efficiency in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zation
LI Jiaming， YAN Yanya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Tax collection efficiency as a measure of the tax collection， the goal of which is to protect the tax collection full and timely collection， and its intrinsic meaning has been controversial. Misunderstanding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will affect the actual work performance.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the authors summarize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discriminate the measure of the efficiency of tax coll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hope to provide constructive advice for the enforcement.
Key words： tax collection efficiency; collecting cost; rate paying cost; measurement index of tax collection.
(责任编辑 傅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