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范文第1篇
设计目的：
提高发言人业务水平，使发言具有高度(维护国家最高利益)、宽度(所有围观者都能从中得到好信息)、深度(让自己所说的话深度符合情况，且有礼有节，以免落下狗屁之类不雅骂名)
发言人岗位设计：
第一层：总发言人(假定名叫S)，S主持日常发言事务，按照发表信息的需要现场指定或提前预定即席发言人。
第二层：副总发言人(假定名叫B)，B是S的备份，在S因为收受记者红包而被双规时或者因健康原因不能主持发言事务时，代行其职(类似美国副总统的职能)。
第三层：定向发言人(由S或B指定其对具体问题或议题发表官方意见，数量根据国家发展需要而定，不论其姓甚名谁一旦归属发言人队伍，可以编定统一的系统序列号，即SB1,SB2,SB3,,,,,,,)。按照其所担任专项的重要程度排序或随机排序，下列为建议的定向发言人序列：
SB1：美国行政事务发言人
SB2：美国两院事务发言人
SB3：美国军方事务发言人
SB4：美国商业事务发言人
SB5：美国民间事务发言人
SB6：美国事务临时发言人(其身份是临时工，说错了立即下岗) 。
SB7：美国日本事务发言人(基于日本被美国实质占领的特殊关系，日本事务列入美国序列)。
SB8：西方事务发言人
SB9：友好国家1一般事务发言人 (可以设立SB9子系统)
SB10：友好国家1临时事务发言人
SB11：友好国家2一般事务发言人 (可以设立SB11子系统)
SB12：友好国家2临时事务发言人
……
SBn：友好国家m一般事务发言人 (可以设立SBn子系统)
SBn+1：友好国家m临时事务发言人
工作模式：
固定发言：由中国外交事务委员会定期发起。
应约发言：应媒体或其它方面要求而发言。
临时发言：根据国内外事务发展要求而发言。
岗位管理：
持证上岗：通过国家考试委员会相关国际事务专业及政治专业考试后，发给SB系统定向发言人证书(考试作弊的一略终身禁考)。
竞聘上岗：获得发言人证书，由国家外交部用招聘等办法(可以萝卜招聘)聘用进入SB系统相应岗位后，方可上岗发言(可以举贤不避亲)。
解聘：发言人一旦发表与国家、民族、个人利益有损的言论，立即就地免职临时工(必要时可首先弄清其是否临时工)。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第2篇
2014最新时政热点：外交部首次“晒”三公经费 无公务用车购置费
昨天，外交部公布了2014年部门预算的主要数据，同时公布了三公经费情况。这是近年来各中央部门预算透明的进程中，外交部首次“晒”出自己的“三公”经费。2014年外交部“三公”经费预算数11324.4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9605.8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1410.94万元，无公务用车购置费;公务接待费307.70万元。以往，外交部虽然公开部门预算，但未公开过“三公”经费情况。2011年，外交部有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外交部未公布的原因是“三公”经费中有一些涉密信息。
因公出国
环保部去年少花钱 今年预算就高不就低
截至昨天22时，根据北青报记者统计的已公布的中央部门“三公”经费中，国家体育总局因为运动员参赛训练等缘故，财政拨款的因公出国(境)费用最高。此外，环保部、商务部等部门2013年的预算执行数比预算数减少很多，但2014年预算却仍按较高数额编制。
国家体育总局因公出国费用最高
在北青报记者统计的中央部门中，国家体育总局因公出国(境)费用最高，2014年的预算数达到2.09亿元，这一数字高于2013年预算的1.88亿元。国家体育总局的因公出国支出主要用于支付运动员参加国际赛事、适应性训练、进行友好体育交流以及体育援助等事项的开支，而邀请外来体能专家等开支则计算在公务接待内。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预算报告，2014年因公出国(境)预算增加主要是加入了索契冬奥会和仁川亚运会参赛的相关预算，但预算报告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出国团组数量和人数。
根据2011年国家体育总局的决算数据，当年国家体育总局的因公出国(境)经费总额为1.87亿元，当年共有1120个团组11489人次出国或出境，这样计算下来，每人次约1.63万元。
环保部商务部出国经费没花完
昨日公布的中央部门预算中，北青报记者发现，一些部门2013年的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远高于预算执行数，这也意味着一些预算经费没花掉。
以环保部为例，2013年环保部因公出国(境)预算为1268万元，但2013年的预算执行数只有867.66万元，出现了较大差距。出现类似情况的还有商务部，2013年因公出国(境)预算为5315.2万元，但实际执行仅为3177.77万元。此外，首次公布部门预算的侨务办公室2013年因公出国(境)预算为957万元，但实际执行数是188.72万元。
尽管预算执行数远低于预算数，但在编制2014年预算中，上述三个部门仍然报出了较高的因公出国(境)支出预算，三个部门的2014年因公出国(境)经费仍然按照2013年预算数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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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编制方式一定程度上导致2014年中央本级的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虽然低于2013年预算数，但高于2013年的预算执行数。根据财政部的消息，2014年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总额19.76亿元，比2013年初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数减少1.6亿元，但比2013年预算执行数增加了2.84亿元。
公务用车
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今年花3700万买车
昨日公布的2014年中央本级预算中，三公经费中的公务用车支出按照购置费和运行费加以区分，在北青报记者统计的部门中，超过半数部门不再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而在有统计的部门中，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购置费最高，达到3760万元，这一数字较去年还有小幅增加。
半数以上部门今年不买公车
昨日中央部门公布的2014年三公预算中，由于对公务用车的购置费用和运行费用加以区分，因此北青报记者发现，超过半数的部门公务用车购置费已经为零。
去年年底，中央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其中提出，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采用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公务用车问题。在公车改革的大背景下，不少部门已经不再使用财政拨款购置公务用车。这也使得公务用车费用整体上有小幅降低，2014年公务用车预算较2013年预算减少了2.72亿元，较2013年预算执行数也减少了1.26亿元。
在大部分部门中，公务用车购置费用占公务用车开支比例较低，以公务用车费用最高的税务总局及税务系统为例，公务用车运行费超过10亿元，购置费用仅2亿元。
国管局五年三公 公车占大头
2014年预算中，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费用达4234.27万元，其中3760.07万元用于购置新车。北青报记者统计从2011年至今的三公经费数据发现，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三公经费历年都维持在3000万元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公务用车费用。
根据部门的预算报告，公务用车购置费主要用于中央国家机关78个部门的公务用车配备、更新支出。2011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部门决算显示，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3891.07万元。决算报告解释称，2011年中央国家机关购置车辆128辆，其中部级干部专车124辆，一般公务用车4辆。3891.07万元的数字，比2010年减少了108.93万元，同比降低2.72%。
去年，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务用车开支的预算执行数为3873.22万元，其中3741.45万元用于购置新车。根据预算报告的解释，部级干部专车119辆，均价30.08万元;一般公务用车9辆，均价17.98万元。与2012年相比，2013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加526.01万元，主要原因是政府换届后部级干部专车配备更新数量有所增加。
全国总工会三公经费自行负担
今年，全国总工会的三公经费预算为零，而这一数字也从2011年保持至今。是不是全国总工会没有三公经费开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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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预算报告的解释，由于财政对全国总工会没有行政经费补助,全国总工会三公经费支出由全国总工会自有经费承担。因此，全国总工会财政预算中的三公经费为零。
公务接待
多数小幅下降 部分与去年持平
2012年中国铁建业务接待费8.37亿元，2013年年报中“业务接待费”却被清零。近日，“接待费”成为热门话题。
北京青年报记者观察，昨天公布预算的各中央部门，多数部门的公务接待费预算有所下降，其中以小幅下降居多，部分部门的接待费与去年持平。
国税总局削减2亿元接待费
据北青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国家税务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和中国科学院位居公务接待费预算前三名。
国家税务总局的201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39431.44万元，尽管已经比2013年预算数减少了20000多万元，但由于基数过大，仍然位居榜首。由于国税总局属于垂直管理单位,下辖各省市国税局系统，所以公务接待费数额巨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学院，其201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6804.94万元，比2013年预算减少756.1万元。中科院解释为，认真贯彻厉行节约的相关精神,进一步压缩业务接待费支出预算。
对于庞大的公务接待费基数，中科院曾于2011年介绍，中科院公务接待费包括内宾的公务接待和外宾的公务接待。由于国际科技合作交往比较频繁，外宾公务接待费较大。
住建部预算仅13.95万元 农业部超2000万元
多数部门对公务接待费进行了压缩。发改委的接待费预算由2013年的608万元，减少到2014年的575万元;科技部接待费预算由2013年的1566.84万元降至1148.81万元;环保部从669.82万元砍到330.9万元。
不过，部委之间的接待费绝对数额相差很大。农业部接待费预算在2000万元以上，科技部、工信部均超过1000万元，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等部委在500万元左右，住建部201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仅为13.95万元。
根据北青报记者查询到的结果，住建部的公务接待费是国务院各部委中最少的。住建部解释，201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与2013年预算数持平，主要是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确保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规模只减不增。
个别部门接待费增加
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有部分部门的接待费预算不增不减，与去年持平。这些部门有中央民委、财政部、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安监局、旅游局、社科院、国家行政学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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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个别部门接待费增长。中国工程院2014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24万元，比2013年预算数增加18万元，原因是在华国际会议外事接待一次性工作任务增加。
对话
三公支出标准制定 应该有公众参与 对话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蒋洪
北青报：此前公布三公，不少部门都会把出国团组的数量、人次，以及部门有多少辆车，这一年新买了多少辆车都公布出来。今年公布这些信息的部门少了很多，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蒋洪：根据我的了解，以前公布这些信息的部门也不多，因此我还不能说这是不是一种退步。但确实在一些预算中，由于信息缺乏，导致公众没有依据去判断预算是否合理，比如这个部门有多少人，这份预算包括了哪些子部门等。
北青报：从数据上来看，今年的三公经费下降了大约10%，但似乎各地还是不断出现大吃大喝的问题。
蒋洪：最近一段时间，从上到下采取了一些措施，短期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能否坚持下去，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吃吃喝喝这种现象，跟现在的制度运行方式有关系。因为我们是从上到下来分配资源的。
北青报：那您认为，三公经费减少有实际意义吗?或者说，三公经费是不是越少越好? 蒋洪：老百姓并不是反对三公经费，而是反对三公支出中过度的、不必要的支出。必要的支出大家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它表现为吃吃喝喝这种形式，但工作餐这种还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涉及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三公消费，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过度的。有些人可能觉得一顿饭3000块已经很节俭了，不算多，但老百姓可能觉得很过分。
北青报：这似乎不太好判断。
蒋洪：问题在于合理的标准如何制定。生活水平差的人可能标准就低一些，生活水平高的人标准就高一些，应该有公开的讨论。这也是管理预算的重要问题。不仅是在预算编制的过程中，要有民主决策、要有公众参与，从制定支出标准这儿开始，就要有民主决策。
本版文/本报记者 罗丹阳 关庆丰 制图/陈波 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排名 出国
体育总局20910.92 外交部9605.80 中科院9411.52 商务部5315.2 农业部4913.82 贸促会4208.98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35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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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3177.28 财政部2691.26 发改委2480.08 公车
税务总局136427.46 质检总局26981.78 气象局15360.44 农业部11246.7 水利部7982.75 统计局6655.08 交通部6539.9 中科院5508.35 民航局4855.71 安监总局4721.25 接待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第3篇
首先对大家今天光临我儿子的周岁宴会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诚挚的谢意!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一家三口站在这里，心情很激动。
为人父母，方知辛劳。XX今天刚满一周岁，在过去的365天中，我和丈夫尝到了初为人母、初为人父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但同时也真正体会到了养育儿女健康成长的无比辛劳。今天在座的有我的父母，还有公婆，对于我们三十年的养育之恩，我们无以回报。今天借这个机会向他们四位老人深情地说声：谢谢了!并衷心地祝他们健康长寿!
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座的各位朋友曾给予我们许许多多无私的帮助，让我感到无比的温暖。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我们一家三口向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表示十二万分的感激!现在和未来的时光里，我们仍奢望各位亲朋好友进行善意的批评教导。
今天以我儿子一周岁生日的各义相邀各位至爱亲朋欢聚一堂，菜虽不丰，但是我们的一片真情，酒纵清淡，但是我们的一份热心。若有不周之处，还盼各位海涵。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第4篇
互联网时代,一个展览会,无论其规模多么庞大,产生的影响已非昔日可比。但对上海人而言,世博可能是一张来得恰到好处的牌。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一直充当着中西文明的交汇地、现代化的领头羊。上海人的优越感,亦来自于其率先发育的现代工商业文明,大量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遥遥领先的对中央财政的贡献。进入21世纪,上海的这种优势受到了强烈挑战:制造业蓬勃的广东、文化创意之都北京和民营经济蒸蒸日上的浙江,都为上海人固有的优越感注入了尴尬的因素。
2002年12月3日,上海成功申办世博。此后,在中国特殊的“地方-中央”政治经济生态中,上海借“世博东风”进入近八年高密度的建设时期:地下蜿蜒延伸的地铁、规模空前的虹桥枢纽工程、让诸多国企从市中心搬迁为世博园区让路等,使上海至少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近于世界一流都市的水平,而其背后,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动员资源的能力。仅2006年至2009年四年间,上海的“重大工程建设投资”总额达到近6000亿元,年均1500亿元,而上海2009年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为2540亿元。
外交部发言人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外交资源;外交理念;国家利益
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每个国家都必须制定与本国国内政策相适应的外交政策。沙特是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大国，拥有伊斯兰教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全球13亿穆斯林的精神故乡;沙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占全球的25%，这使沙特极为富有和极具影响力。沙特军队装备精良，但人数少，军力相对薄弱，难以有效地保卫本国及海湾其他5国，国富兵弱是沙特综合国力的特点之一。
一、外交资源
1.海湾大国地位是沙特外交资源之一。伊拉克在海湾战争后一蹶不振，萨达姆政权倒台后的新政权，又明显处于美国的主导之下，沙特的一个地区威胁源已经缓解。而伊朗一直在20多年来经历了战争和美国的制裁，实力大打折扣，努力改善与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随着两伊实力的衰退，沙特在该地区的地位日渐突出，在海湾地区事务中的作用增强，无论是地区强国还是世界大国，要想涉足海湾，就须与沙特合作。
2.丰富的石油资源是沙特重要的外交筹码。石油是现代战争的重要动力，牵动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外交格局的变化。美国能源部和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在美国和南亚及东亚新兴市场的驱动下，欧佩克的原油日产量将从1998年的2800万桶上升到2020年的6000万桶。市场所需的大部分原油将产自欧佩克成员国，增产的部分几乎全在中东，尤其是在沙特。沙特石油蕴藏丰富，且石油开发和生产成本较低，因而有能力维持强大的石油后备生产能力。如果石油供应中断或某个产油国试图通过减产的方式来提高油价，沙特的后备生产能力足以补上。这种后备生产能力不仅有助于沙特保持油价稳定，也有助于把沙特同美国和其他重要的石油进口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石油成为沙特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使其他国家的决策者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必须依赖沙特。沙特的后备生产能力相当于能源领域的核武器，也是美沙盟国关系的核心，是美制定其石油政策的基石。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卖给美国的石油比卖给欧洲和东亚的石油每桶少赚约1美元，这一优惠意味着每年给美国消费者6.2亿美元的补贴。美给予的回报是在海湾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其代价当然也很高。这是沙特以资源换安全的外交手段。沙特还利用其丰富的石油美元，向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提供资金援助，逐步确立起了其伊斯兰盟主的地位。
3.沙特固有的宗教地域特征是影响沙特外交政策的另一重要资源。沙特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伊斯兰教对沙特的影响根深蒂固，作为穆斯林的“精神祖国”，沙特在伊斯兰世界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伊斯兰教赋予沙特家族统治的合法性，确保王室的长治久安;对外，伊斯兰教通过其对外的传播和弘扬伊斯兰精神，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发挥作用。实施泛伊斯兰主义的外交政策，是沙特充分利用伊斯兰教圣地地位的佐证，这不仅巩固了沙特王室统治，也表明沙特在宗教上的影响力和召唤力。
二、外交理念
沙特建国后，其外交政策始终围绕着巩固王权、维护王族利益、确立王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这一总体目标。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伊斯兰情结根深蒂固和对国际环境审时度势是决定沙特外交总目标的最基本理念。
1.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各种国际行为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1]受国家利益的推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之间不再势不两立，资本主义制度和伊斯兰制度也并非水火不容。沙特深厚的宗教底蕴、丰富的石油资源、有限的防卫能力迫使政府将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此外，维护与友好国家、阿拉伯国家、海湾和邻国的关系，保持周边的安全与稳定，以及沙特本国的经济安全，特别是攸关经济命脉的石油安全，也是其目标。
国家安全利益是一国的根本利益。中东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资源争夺、民族矛盾、宗教纠纷和领土争端使中东地区处于持续动乱之中，地区冲突和大规模局部战争的频繁爆发，大国力量的干涉，更加剧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冷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而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战争与和平则是海湾各国外交决策的首要因素。海湾地区存的威胁源：一是霸权主义的威胁，二是地区争雄的倾向。在沙特决策者看来，其外部威胁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最急迫的是在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出现的敌对势力和颠覆性的政治活动;在上述地区的敌对联盟和组织;较远的外国，如前苏联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该地区的渗透。[2]沙特设想的安全结构是一个彼此影响、相互加强的环状结构，中心是沙特国家本身，第二环为阿拉伯半岛和海湾邻国，第三环则是中东和南亚的友好国家。海湾战争前，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一样，奉行中立、不结盟、独立自主、睦邻友好、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两伊战争尤其是海湾战争，证明沙特设想的安全防御架构效果并不理想，既不能抵御伊朗的威胁，又无力抵抗伊拉克的侵略，从而激发了沙特的结盟需求。法赫德国王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邀请数十万美军来保护沙特安全。这一外交决策违背了地区安全的一般规则，即海湾国家一贯奉行的反对世界霸权干涉地区事务的原则。在许多阿拉伯人看来，美国是中东战乱频仍、动荡不止的主要根源，其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使许多极端伊斯兰组织将矛头对准美、以和亲西方的当权者，沙特选择与美结盟，需要极大胆识和勇气。尽管美国驻军沙特有损沙特形象，过度依赖美也不符合沙特的长远利益，在缺乏地区安全保护机制和地区霸权威胁存在的情况下，与美结盟实属无奈之举，但这一决策是以国家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利益的紧迫需要，因此得到沙特宗教权威乌里玛的首肯和本国人民的支持。
国家政治利益通常是一国统治阶级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体现。国家政治利益的重点是国家主权。一般来说，在主权问题上绝没有讨价还价之余地，但“当主权原则与国家最高利益相抵触时，需要权衡利弊，不排除在国家主权的具体问题上做出暂时让步，服从于国家最高利益” [3]。海湾危机使海湾6国认识到，靠它们自身力量不能自卫，必须寻找外力，而美国则是最合适的外力。海湾6国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向务实主义理念转变，改变的理由和惟一的标准是维护国家安全。因此，海湾战争后，6国不约而同地将自身安全与美国军事保护紧密相连，形成一种自力与外力相结合的“借力外交”。沙特是海湾6国中的石油大国，国富兵弱，相对于地区大国两伊，其综合国力处于弱势，无力与两伊抗衡。无疑，为维护沙特的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其国际关系主体内容必须以国家安全为重心，这是沙特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因此,沙特作为伊斯兰两圣地的守护者，与异教徒美国结为盟友，甚至允许异教徒军队驻扎在圣地，以美国的军事保护换取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沙特在不同时期外交重点不完全相同，政治利益发生变化，外交政策便随之改变。当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威胁到沙特王室统治和宗教合法性时，沙特等海湾国家在两伊战争中曾支持伊拉克;面对伊拉克咄咄逼人的侵略之势，沙特加入了美国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海湾战争。总的说，沙特从维护王室利益出发，谋求巩固、完善和发展有利于自身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力求保持它在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
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的综合国力水平，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海湾作为世界能源中心，许多冲突和战争都与石油资源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经济问题直接相关。国家经济利益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源，是一国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体现。经济实力的变化会导致国际关系格局的相应变动，也是影响一国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海湾危机最终无法化解的重要原因即是经济因素，包括石油价格政策和债务问题上的分歧等。海湾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美国与伊拉克争夺石油控制权的战争。作为拥有石油最多的国家，沙特深知石油的巨大作用。换言之，维护沙特经济安全，最根本的是保证其石油安全，亦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巨大的石油储量带来的好处，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石油在国际经济中的作用。因此，沙特外交政策的平衡点是把石油价格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为防止油价下跌到最低水平，需要得到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甚至非成员国的合作;要防止油价上升得过高，又需要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空间，以便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这是沙特在欧佩克成员国中持比较温和政策的根本原因。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沙特及欧佩克依赖美国提供的市场。因此，沙特对美的依赖不仅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也有保护沙特经济基础的考虑，因为其收入几乎完全依赖石油出口。同时，为维护石油带来的巨额财富，沙特等海湾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加大了国家安全的投入，提高防御能力，更加重视联合西方，借以提高本国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
2.伊斯兰情结根深蒂固
海湾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都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虽说伊斯兰意识形态不是主宰国际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作为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也已大大超越了伊斯兰宗教意识，然而，伊斯兰教的涉世性和政治性决定了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是不会消失的。沙特是伊斯兰教发源地，自1744年伊本·沙特与瓦哈比派创始人阿布·瓦哈比结盟以来，沙特王室与瓦哈比派已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瓦哈比派便成了沙特的国教。沙特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大权掌握在以国王为首的沙特王室手中，国王是最高统治者，是全国的宗教领袖，但国王的权力并非无限，有些国家事务还须经过王族会议讨论并征求宗教权威乌里玛的意见。教会赋予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并定期发布“法塔瓦”(宗教司法建议)，用伊斯兰教的教义阐释王室政策的合法性，鼓励和支持该教派在国外的传播。
宗教地缘和政教合一的政体特点是沙特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20世纪50～60年代，沙特王室被不断上升的民族民主力量包围，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和以色列的侵略扩张，都是沙特面临的直接威胁，为摆脱困境和防范各种激进势力，沙特进行了反击，试图将伊斯兰教作为抵御各种激进思想的屏障，由此形成了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沙特用其庞大的石油美元作后盾，保持其在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20年来，法赫德国王资助印刷了数以亿计的各种文字的《古兰经》分发给全球穆斯林，在世界各地出资修建了上千座清真寺、学校和医院，同时还为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沙特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最主要资金提供者，曾是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重要支持者。泛伊斯兰主义原则下的沙特外交，促进了伊斯兰事业的发展，维护了伊斯兰国家的团结和共同利益，遏制了苏联在中东地区的渗透，不断扩大沙特的影响，稳住了其在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
在中东问题上强调穆斯林的团结。巴勒斯坦问题和阿以冲突是二战后中东地区的基本矛盾，涉及到阿拉伯人的民族尊严和宗教感情，也是阿拉伯各国政府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发挥影响的重要途径。六五战争爆发前，沙特权衡利弊，尽可能避免直接介入阿以冲突。战后，沙特审时度势，开始直接介入阿以冲突，将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插在阿以冲突前线，号召团结所有穆斯林抗击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沙特不断在财力上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向其施加影响，敦促其和谈。总之，沙特在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支持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谴责自杀性爆炸行为的同时，也反对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行动。鉴于同以色列公开和解的时机尚不成熟，沙特不打算同以走得太近，而是采取尽可能扩大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策略，从而掌握阿以冲突的发言权，巩固它伊斯兰盟主地位的外交政策。
捍卫瓦哈比教义。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长期充满反美情绪，以反美为目标的伊斯兰组织不断出现，它们也将矛头指向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对沙特这个盛行保守的瓦哈比教义并在伊斯兰世界具有特殊地位的国家来说，与美国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敏感问题，处理不好，会引发穆斯林民众的不满情绪甚至动乱。沙特政府希望将沙特建成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准则，既不同于东方共产主义社会，又有别于西方民主制度的高福利的现代化国家，应该说，过度依赖美国，不符合沙特国家利益，也有损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因此，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沙、美间也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只不过双向利益机制下的共同利益需求大于双方分歧，从而掩盖了两国关系中的脆弱一面。沙特批评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敦促其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采取公正立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直至最终解决巴以冲突。9·11事件之后，面对美方对沙特意识形态(瓦哈比教义)的谴责和非议，沙特王室奋起反击以捍卫其宗教信仰。在关乎政权命运、统治基础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前途问题上，沙特勇敢地捍卫自身利益，决不容许动摇赋予其政权合法性的伊斯兰瓦哈比教义，更不愿失去其通过艰辛努力取得的伊斯兰盟主地位。这就决定了沙特外交政策中伊斯兰情结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3.国际环境与审时度势
中东处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中，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敏感地带。目前，中东国家均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国对该地区的渗透和争夺并没有随着冷战的消失而结束。因此，中东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国际(外部)环境的影响。对沙特来说，巩固王权、确立王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盟主地位的外交总目标具有历史延续性，受诸多因素影响，具体某一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措施又有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在审时度势外交理念影响下的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自上世纪20年代建国至二战初期，沙特奉行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尽可能发展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这一外交政策是当时内外环境所决定的。五六十年代，外部环境剧变，沙特面临苏联共产主义和纳赛尔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威胁，为巩固王权，沙特起而反击，以伊斯兰教同各种激进思想相抗衡，由此，沙特的对外政策向泛伊斯兰主义转化。在阿以冲突问题上，沙特从避免直接介入(六五战争爆发前，道义上支持反以斗争)到直接介入(立场强硬，竭力支持对以“三不政策”，号召消灭以色列)，再到倡导和平解决阿以冲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并积极推动该进程(承认以的生存权，但又同以保持一定距离)。相同问题，不同的外交政策，是沙特审时度势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在两伊问题上，沙特则根据时局变幻不断调整其对外政策。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沙特大力支持伊拉克对抗伊朗，遏制了伊朗的宗教扩张，两国于1988年断交。海湾危机期间，面对伊拉克的侵略，沙特等海湾国家转而加入美国打击伊拉克的多国部队，此后对伊一直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避免伊东山再起，威胁本国及海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沙特与伊朗的关系在海湾战争后则有所发展，经历了解冻、紧张、转暖三步曲。沙特与两伊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看似复杂多变，实质是不同历史时期双方利益需求的结果，常因要对付共同的敌人或潜在的对手而站在一起，又因不可调和的国家利益冲突而反目。这说明了海湾地区各国关系的复杂性、脆弱性，也表明了沙特灵活务实的外交策略。
国际社会矛盾重重，矛盾的主次会随着时局的变化而转化。海湾地区主要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地区强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伴随着这些矛盾和冲突，中东地区在海湾战争前的国际关系理念主要体现在：阿拉伯国家兄弟原则，两种意识形态(伊斯兰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两种政治体制(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差异和敌视，敌友关系的概念，结盟与不结盟原则等。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爆发，给海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造成巨大影响。海湾战争冲击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念，代之以更为现实、合理的现代国际关系理念，如双向利益机制、过渡理论、依附理论等[4]。面对国内外时局的风云变幻，沙特政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了对美关系，成为美国与伊拉克对抗的受益者之一。在坚持伊斯兰教原则，维护国家利益和王族权益的前提下，沙、美结成实质性的同盟关系，形成更为灵活务实的国际关系理念。
作为海湾地区的次强国，在缺乏地区安全机制的情况下，沙特借重三大外交资源，其对外政策体现了国家利益至高无上、伊斯兰情结根深蒂固和对国际环境审时度势这三个最基本的外交理念，努力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相辅相成，服务于巩固王权、确立王国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盟主地位这一总体目标。(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注释 ：
[1]周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2]R.D.Mclaurin, Don Peretz, Lewis W.Snider, Middle East Foreign Policy: Issues and Processes, Praeger Publishers,N.Y.,1982,p222.
[3]周纪荣：“冷战后维护国家主权斗争的新格局”，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1期。
[4]刘月琴：《冷战后海湾地区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