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 词频统计 研究文献计量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1994）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要求以及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题为《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的第一声呼唤，我国公共行政学正式恢复重建并迈向发展的新阶段。历经三十几载，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与刻苦精研之下，公共行政学研究日趋专业化、规范化。但由于历史及诸多因素，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2016年间所转载文献的词频数据分析，透析公共行政学的最新进展，并试探性地剖析当下行政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促进学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思考。
二、样本、方法及指标
本次评估选取的样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所转载的文献，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08年-2016年。整理数据，获得有效样本总量为1544篇。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作为当前国内唯一的公共行政类研究成果转载期刊，收录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具有代表性。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次评估拟采用文献计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透过客观数据，揭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迫切问题， 以发深思。
基于本项研究的需要，指标设计参鉴何艳玲教授的研究（何艳玲，2007），作出以下安排：
1.作者单位、作者学术地位。该指标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的研究以及其在该研究领域中所处的学术层次，以此探究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发展状况。对于作者单位作出以下分类：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社科院系统、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其他；作者学术地位分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
2.研究主题、资金来源。研究主题为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资金来源从侧面反映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吴晓林，郭慧玲，2014）。研究主题指标具体为：行政改革、行政组织与职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行政效率）、NGO、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行政哲学、行政伦理、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决策、政府间关系、公共财政、其他；资金来源的二级指标为：国家级基金（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
3.所处研究阶段。借鉴何艳玲教授把帕里·克里默对研究阶段的分类和我国行政学研究实际相结合的分类，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分析。旨在探究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4.研究类型、基本规范、资料收集方法及统计方法。旨在为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提供客观依据。具体为：（1）研究类型：规范研究、实证研究；（2）基本规范：有理论对话、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3）资料收集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参与观察；（4）统计方法层次：为突出无统计运用占比，将不包括无统计运用的类别统称为“其他”。
三、样本分析
1.学术研究主要贡献者及研究梯队的成长。
1.1作者单位。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研究。表1（表1中，“f”代表frequency，即“频数”；“p”代表proportions，即“比例”；“%”代表百分率。文中各表同上。）提供了描述性的信息。从此表看出：高等院校的频数为1294，占总量的83.8%，这显示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源为高等院校；其次是党校和行政学院，所占百分比为10.8%。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部门所占比，仅为1.6%，说明当前政府部门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结合理论的反思。
1.2作者学术地位。行政学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地位怎样？学术研究梯队如何？参考表2，教授（研究员）占比为33.9%，副教授（副研究员）为20.7%，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学术地位较高者是行政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这一点与休斯顿、德里关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研究生分别为14.2%、16.8%。值得思考的是，博士研究生占比超过了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占比，这与何艳玲教授的研究结论一致（何艳玲，2009）。即接受更多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正在茁壮成长，且越来越专业化。
2.行政学研究热点趋势和科学共同体发展情况。
2.1研究主題。表3 反应了研究主题发展呈现的趋势。行政组织与职能占总数比例为17%，居所有主题之首。这说明，至少在《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上，行政组织与职能是未来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而公共政策占比为10.7%，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为8%，绩效评估（行政效率）为4.3%，NGO为3%，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和政府间关系同为2.7%，学科发展占2.3%，而研究方法和公共财政分别仅占0.8%和0.3%。
2.2资金支持。行政学研究的制度性资金支持怎样？在表4的数据中，国家级基金（包含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占比为40%，省、市级政府基金为13.2%，校级基金为5%，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3%，而特定基金会仅占0.4%。说明在近9年的行政学研究中，国家级基金和省市级政府基金是主要来源，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公共行政》这一期刊上，国家级基金支持大幅上升，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大幅下降，其次是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和特定基金会支持比重加大，说明行政学研究制度性支持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前进。
3.行政学研究进程。 从表5可知 ，问题描述仍居于研究阶段的主流地位，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研究结果，在大致一致的基础上又稍有回落，而概念界定无疑是“新起之秀”。变量分析仅为2.7%。
4.行政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4.1研究类型。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无优劣分别，仅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在本项研究中，规范研究“略胜一筹”，较之前人的“结构性失衡”和缺乏实证资料支持的结论，《公共行政》呈现向好发展的别样图景。
4.2研究的基本规范。表7标明，有理论对话占总样本比重的42.2%，有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为40.5%。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该数据说明了近9年来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重复立论”更少，学术研究更专业规范。
4.3资料收集方法。参考表8，92.6%的资料收集方法属于非经验主义方法。对比何艳玲教授2009年研究结果的96.7%略有下降，但仍高达九成。说明在近9年时间里，研究者们仍然高度倾向于做书斋学术。
4.4统计方法层次。从表9来看，82.5%的文献属于无统计运用，对比张光进、马向平、杨程2009年的研究成果，近9年来，无统计运用占比似已回落，但已有研究仍存在统计方法运用较少的问题。
四、思考與讨论
1.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特点。
1.1学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为高校研究者，学术研究梯队存在明显缺陷。张成福教授曾经撰文分析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而在本研究中，作者来源的绝大多数为高等院校，与之相符。说明当前我国行政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自我觉醒意识”愈发清醒。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却在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处出现明显“断层”，缺乏良好的持续性和继承性，这将是未来我国行政学发展需要补给的短板。
1.2研究主题分散多元，行政组织与改革突出。研究主题是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的代表。故关注主题的特征是必要的。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研究主题呈现分散多元化，广度拓展表现在三方面：（1）宏观上：领域扩展到政府间关系、NGO；（2）中观上：更关注行政组织与职能、行政改革、行政决策、公共政策；（3）微观上：注重政府组织内部发展。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也逐渐被重视。其次，公共组织的研究向来是行政学的探究重点，而在我国，政府组织是公共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政府组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学界对行政组织发展动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行政组织与改革研究——的讨论已进入“白热化”。
1.3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连同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析和反思业已形成规模。而这种反思恰恰对行政学研究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起到莫大的鞭策作用。从《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来看，规范化的数据总占比为82.7%，较前人研究亦是巨大进步！
1.4“结构性失衡”倾向趋缓。学者曾将结构性失衡解释为偏重规范研究而轻视实证研究的行政学研究现状。从前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实证研究即将占据当前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半壁江山”，大胆推测：对实证研究的重新重视将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值得思考的问题。
2.1研究理论与行政实践相脱离。为厘清什么是“实践”一词，笔者引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而在方法论意义上，指向实践的行政学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的实际行动。在本项研究的统计数据中，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自高等院校，而高校学者往往身兼二职：学术研究者与学科教学者，深入行政学真实实践的精力自会消减；更不用说学者本身获得行政学真实景象的方法和途径有限的壁垒。这是目前公共行政研究和反思重学理轻实践的要因之一。
2.2学术研究方法滞后，统计方法缺失。近15年前，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认为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该问题同样出现在当前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从现有数据来看，有92.6%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论文都采用非经验主义方法，其他方法则微乎其微。与之相伴的是处理其经验数据的具体统计技术也很少采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斋学术研究”缺乏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社会科学统计技术，显然难以对实践进行精确描述并建立起有效的理论，不能不说这是行政学研究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
2.3研究阶段仍较初级。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找出社会现象的共性，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建立有效解释、预测社会现象产生、发展与变化的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开展。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和归旨。因此，“三种变量分析”理应是行政学研究的主要阶段。但在本次研究中，变量分析仅占样本总量的2.7%，而概念界定与问题描述共占比却高至97.3%。说明，行政学研究进程缓慢，仍是目前阻碍行政学发展与进步的桎梏。
参考文献：
[1]何艳玲.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
[2]何艳玲.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中国性与公共性[J].公共行政评论，2013（2）.
[3]陈辉.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第六卷.
[4]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一2004[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3）.
[5]陈辉.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与反思[J].行政论坛，2008（6）.
[6]马骏.“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专题研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7]何艳玲.“中国行政国家”60 年：追寻现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1）.
[8]休斯顿、德里：“公共行政研究：对期刊的评估”，载怀特、亚当斯编：《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J].中国行政管理，2008（9）.
[10]张康之，姜宁宁.社会治理变革中的公共管理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6 年重点及 2017 年研究预测[J].中国行政管理，2017（2）.
[1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
[12]孙立平.迈向实践的社会学[J].江海学刊，2002（3）.
[13]帕里、克里默：《公共行政评论》（1975— 1984）中的研究方法.原文载Jay.D.White&Guy. B.Adams（1994），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Newbury Park，CA： Sage，1994.
[14]张光进、马向平、杨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评估（1999- 2008）对代表性期刊作品的考察[J].理论与改革，2009.
作者简介：杨璐萍（1995.06—）女。籍贯：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行政学 词频统计 研究文献计量
一、问题的提出
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1994）关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赶快补课”的要求以及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教授题为《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的文章的第一声呼唤，我国公共行政学正式恢复重建并迈向发展的新阶段。历经三十几载，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与刻苦精研之下，公共行政学研究日趋专业化、规范化。但由于历史及诸多因素，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08-2016年间所转载文献的词频数据分析，透析公共行政学的最新进展，并试探性地剖析当下行政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以促进学界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思考。
二、样本、方法及指标
本次评估选取的样本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公共行政》所转载的文献，所选取的时间段为2008年-2016年。整理数据，获得有效样本总量为1544篇。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作为当前国内唯一的公共行政类研究成果转载期刊，收录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论文，具有代表性。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本次评估拟采用文献计量研究和实证分析方法。透过客观数据，揭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和迫切问题， 以发深思。
基于本项研究的需要，指标设计参鉴何艳玲教授的研究（何艳玲，2007），作出以下安排：
1.作者单位、作者学术地位。该指标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的研究以及其在该研究领域中所处的学术层次，以此探究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发展状况。对于作者单位作出以下分类：高等院校、党校和行政学院、社科院系统、民间研究机构（学会、协会等）、政府部门、其他；作者学术地位分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及以下、未标明或无学术身份。
2.研究主题、资金来源。研究主题为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科学预测，资金来源从侧面反映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吴晓林，郭慧玲，2014）。研究主题指标具体为：行政改革、行政组织与职能、公共政策、绩效评估（行政效率）、NGO、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行政哲学、行政伦理、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决策、政府间关系、公共财政、其他；资金来源的二级指标为：国家级基金（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基金、特定基金会、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
3.所处研究阶段。借鉴何艳玲教授把帕里·克里默对研究阶段的分类和我国行政学研究实际相结合的分类，将研究阶段分为：概念界定、问题描述、变量分析。旨在探究行政学研究的发展进程。
4.研究类型、基本规范、资料收集方法及统计方法。旨在为我国行政学研究方法论问题提供客观依据。具体为：（1）研究类型：规范研究、实证研究；（2）基本规范：有理论对话、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3）资料收集方法：非经验主义方法、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受控田野调查或实验法、参与观察；（4）统计方法层次：为突出无统计运用占比，将不包括无统计运用的类别统称为“其他”。
三、样本分析
1.学术研究主要贡献者及研究梯队的成长。
1.1作者单位。意在考察哪些人在做行政学研究。表1（表1中，“f”代表frequency，即“频数”；“p”代表proportions，即“比例”；“%”代表百分率。文中各表同上。）提供了描述性的信息。从此表看出：高等院校的频数为1294，占总量的83.8%，这显示了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源为高等院校；其次是党校和行政学院，所占百分比为10.8%。值得关注的是政府部门所占比，仅为1.6%，说明当前政府部门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结合理论的反思。
1.2作者学术地位。行政学研究者所处的学术地位怎样？学术研究梯队如何？参考表2，教授（研究员）占比为33.9%，副教授（副研究员）为20.7%，表明教授、副教授等学术地位较高者是行政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这一点与休斯顿、德里关于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和博士研究生分别为14.2%、16.8%。值得思考的是，博士研究生占比超过了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占比，这与何艳玲教授的研究结论一致（何艳玲，2009）。即接受更多专业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正在茁壮成长，且越来越专业化。
2.行政学研究热点趋势和科学共同体发展情况。
2.1研究主題。表3 反应了研究主题发展呈现的趋势。行政组织与职能占总数比例为17%，居所有主题之首。这说明，至少在《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上，行政组织与职能是未来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而公共政策占比为10.7%，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为8%，绩效评估（行政效率）为4.3%，NGO为3%，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和政府间关系同为2.7%，学科发展占2.3%，而研究方法和公共财政分别仅占0.8%和0.3%。
2.2资金支持。行政学研究的制度性资金支持怎样？在表4的数据中，国家级基金（包含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基金）占比为40%，省、市级政府基金为13.2%，校级基金为5%，其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3%，而特定基金会仅占0.4%。说明在近9年的行政学研究中，国家级基金和省市级政府基金是主要来源，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发现，在《公共行政》这一期刊上，国家级基金支持大幅上升，无基金支持或无标明大幅下降，其次是省市级政府基金、校级和特定基金会支持比重加大，说明行政学研究制度性支持正在向多元化方向前进。
3.行政学研究进程。 从表5可知 ，问题描述仍居于研究阶段的主流地位，但对比何艳玲教授研究结果，在大致一致的基础上又稍有回落，而概念界定无疑是“新起之秀”。变量分析仅为2.7%。
4.行政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4.1研究类型。 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并无优劣分别，仅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在本项研究中，规范研究“略胜一筹”，较之前人的“结构性失衡”和缺乏实证资料支持的结论，《公共行政》呈现向好发展的别样图景。
4.2研究的基本规范。表7标明，有理论对话占总样本比重的42.2%，有理论对话无文献引用为40.5%。对比何艳玲教授的研究，该数据说明了近9年来行政学研究的规范化程度大幅提高，“重复立论”更少，学术研究更专业规范。
4.3资料收集方法。参考表8，92.6%的资料收集方法属于非经验主义方法。对比何艳玲教授2009年研究结果的96.7%略有下降，但仍高达九成。说明在近9年时间里，研究者们仍然高度倾向于做书斋学术。
4.4统计方法层次。从表9来看，82.5%的文献属于无统计运用，对比张光进、马向平、杨程2009年的研究成果，近9年来，无统计运用占比似已回落，但已有研究仍存在统计方法运用较少的问题。
四、思考與讨论
1.当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特点。
1.1学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为高校研究者，学术研究梯队存在明显缺陷。张成福教授曾经撰文分析了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学科建设情况。而在本研究中，作者来源的绝大多数为高等院校，与之相符。说明当前我国行政学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自我觉醒意识”愈发清醒。而学术研究梯队的成长却在讲师（助教、助理研究员）处出现明显“断层”，缺乏良好的持续性和继承性，这将是未来我国行政学发展需要补给的短板。
1.2研究主题分散多元，行政组织与改革突出。研究主题是研究领域广度和深度的代表。故关注主题的特征是必要的。从统计的数据来看，研究主题呈现分散多元化，广度拓展表现在三方面：（1）宏观上：领域扩展到政府间关系、NGO；（2）中观上：更关注行政组织与职能、行政改革、行政决策、公共政策；（3）微观上：注重政府组织内部发展。学科发展、研究方法、行政哲学与行政伦理也逐渐被重视。其次，公共组织的研究向来是行政学的探究重点，而在我国，政府组织是公共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政府组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学界对行政组织发展动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行政组织与改革研究——的讨论已进入“白热化”。
1.3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增强。学术研究的规范化问题（连同本土化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一大瓶颈，学界对此问题的分析和反思业已形成规模。而这种反思恰恰对行政学研究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起到莫大的鞭策作用。从《公共行政》这一学术平台来看，规范化的数据总占比为82.7%，较前人研究亦是巨大进步！
1.4“结构性失衡”倾向趋缓。学者曾将结构性失衡解释为偏重规范研究而轻视实证研究的行政学研究现状。从前面的统计数据来看，实证研究即将占据当前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半壁江山”，大胆推测：对实证研究的重新重视将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2.值得思考的问题。
2.1研究理论与行政实践相脱离。为厘清什么是“实践”一词，笔者引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理论：惯习×资本+场域=实践。而在方法论意义上，指向实践的行政学是指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指向在既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所发生的各类行动者的实际行动。在本项研究的统计数据中，学术研究的主要贡献者来自高等院校，而高校学者往往身兼二职：学术研究者与学科教学者，深入行政学真实实践的精力自会消减；更不用说学者本身获得行政学真实景象的方法和途径有限的壁垒。这是目前公共行政研究和反思重学理轻实践的要因之一。
2.2学术研究方法滞后，统计方法缺失。近15年前，美国公共行政学家认为 公共行政学研究是应用性的、非理论性的、非积累性的”。该问题同样出现在当前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从现有数据来看，有92.6%的公共行政学研究论文都采用非经验主义方法，其他方法则微乎其微。与之相伴的是处理其经验数据的具体统计技术也很少采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斋学术研究”缺乏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和成熟的社会科学统计技术，显然难以对实践进行精确描述并建立起有效的理论，不能不说这是行政学研究与发展迫在眉睫的问题。
2.3研究阶段仍较初级。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找出社会现象的共性，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建立有效解释、预测社会现象产生、发展与变化的理论，并将其用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的开展。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和归旨。因此，“三种变量分析”理应是行政学研究的主要阶段。但在本次研究中，变量分析仅占样本总量的2.7%，而概念界定与问题描述共占比却高至97.3%。说明，行政学研究进程缓慢，仍是目前阻碍行政学发展与进步的桎梏。
参考文献：
[1]何艳玲.公共行政学研究是我们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的方式[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5）.
[2]何艳玲.中国公共行政学的中国性与公共性[J].公共行政评论，2013（2）.
[3]陈辉.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基于高校学报的分析[J].公共管理研究，第六卷.
[4]董建新、白锐、梁茂春.中国行政学方法论分析：2000一2004[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3）.
[5]陈辉.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评估与反思[J].行政论坛，2008（6）.
[6]马骏.“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与思考”专题研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7]何艳玲.“中国行政国家”60 年：追寻现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11）.
[8]休斯顿、德里：“公共行政研究：对期刊的评估”，载怀特、亚当斯编：《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张成福.变革时代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发展与前景[J].中国行政管理，2008（9）.
[10]张康之，姜宁宁.社会治理变革中的公共管理研究——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2016 年重点及 2017 年研究预测[J].中国行政管理，2017（2）.
[1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8.
[12]孙立平.迈向实践的社会学[J].江海学刊，2002（3）.
[13]帕里、克里默：《公共行政评论》（1975— 1984）中的研究方法.原文载Jay.D.White&Guy. B.Adams（1994）， Research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flections on Theory and Practice，Newbury Park，CA： Sage，1994.
[14]张光进、马向平、杨程.中国公共行政研究评估（1999- 2008）对代表性期刊作品的考察[J].理论与改革，2009.
作者简介：杨璐萍（1995.06—）女。籍贯：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在读。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抛锚式教学通过创建一个以“学生主体性”为中心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协作学习中实现自主建构知识体系。传统的“行政学原理”教学注重教师讲授，以教师为中心，忽略学生主体性，强调被动学习与接受学习，使该课程日益沦为一门基础知识性课程，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个性特征相背离。在该课程教学中引入抛锚式教学法是对“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关键词：建构主义；抛锚式教学；行政学原理
“行政学原理”课程具有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抛锚式教学法对课程教学的适用性。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运用抛锚式教学法，不但有利于学生真正融入学习过程、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也有利于引导学生从低年级的知识记忆上升为理论探究、专业素养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一、抛锚式教学法解读
（一）抛锚式教学法的内涵
“抛锚式教学”法（Anchored Instruction）是建构主义的一种教学方法，于1992年创立。所谓抛锚式教学是指“在多样化的现实生活背景中，或在利用技术虚拟的情境中，运用情境化教学技术以促进学生反思、提高迁移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方式”。抛锚式教学不同于以“知识传递”为目的的传统教学，“抛锚式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在一个完整、真实的问题背景中，产生学习的需要，并通过镶嵌式教学以及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即合作学习，凭借自己的主动学习、生成学习，亲身体验从识别目标到提出和达到目标的全过程。”教师运用抛锚式教学法，其首要任务是创设“锚”。所谓“锚”应该是“某种类型的个案研究或问题情境”。抛锚式教学以专门设计的“锚”为起点启动教学活动。在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不再是传统教学中的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信息的供给者与解析者，而是教学活动过程的适时引导者、促进者和学生的“学习伙伴”。
（二）抛锚式教学法的特点
1.坚持学生主体性，教师充当引导者、支持者和学习伙伴。抛锚式教学法遵循学生主体性原则，强调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教师不再是权威说教者、知识灌输者，而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组织者，甚至“学习者”。在这样一种平等、轻松的课堂气氛中，学生能更有兴趣与动力去主动参与学习活动，体现其课堂实践者的主体身份。
2.教学活动围绕“锚”来设计，以真实的教学情境为第一原则。情境是一切认知和行动的基础，抛锚式教学特别强调情境的真实性。因为学生面对的学习情境越接近真实，学生跃跃欲试的情感和感知自身话语权被鼓励，就越发能投入到学习活动，其建构的知识就越可靠、越深刻，而且其对知识的运用能力也越强。抛锚式教学法充分利用课堂内外的信息资源，将真实情境融入课堂。
3.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强调共同体成员的协作学习。由于真实问题情境通常十分复杂，单凭学生的个体经验与知识往往力不从心，因此“抛锚式教学”主张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问题，并以此为锚点，为学生提供思索、探究的机会，使学生不由自主地参加到共同体的协作学习中去，即“抛锚式教学”不是把现成的知识一股脑教给学生，而是允许学习者对教学内容进行探索。
4.关注学习效果的评价，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抛锚式教学强调在教学设计中尊重学习者的已有经验、学习动机以及个性特点，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强调教学结果的个性化。因此，抛锚式教学采取过程性评价，通过对整个抛锚式教学过程进行观察，适时记录学生在学习中自主学习、与共同体成员协作探讨的情况，以及自我规划与反思的能力表现。
（三）抛锚式教学法的理论依据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抛锚式”教学法的主要理论依据。学习是获取知识完善经验的过程，但建构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对世界进行理解并赋予的意义的。“学习是建构内在的心理表征的过程，学习者并不是把知识从外界搬到记忆中，而是以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通过与外界的相互作用来建构新的理解。”因此，建构主义在学习观上认为学习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下，以自身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借助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主动建构新认知结构的过程，强调学习的自主性、情境性和交互性。在学生观上，建构主义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学习者不再是被动接受外界刺激，而是学习活动的主体、知识意义的建构者。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无视学生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体悟与经验，而应把它们作为他们建构新知识的基础，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建构，而“意义建构”就是整个学习过程的终极目标。
二、抛锚式教学法对“行政学原理”课程的适用性
“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公共管理类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其开课目的在于使大学低年级学生通过学习，了解行政管理专业的基本内容体系，掌握行政管理实践的基本理论，使其逐渐具备进入行政管理实践角色的基本技能与知识。
（一）“行政学原理”课程的特点
1.“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政治性与技术性共存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的研究对象包括人、财、权、职，而“人”是国家公职人员、“财”是国家公共财政、“权”是属于公共权力范畴的行政权力、“职”是国家行政职能。这种“公共性”的特点决定了其内在的政治倾向性。因此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该课程一方面需要学生在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下，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习得良好的政治素养和健全的人格品质，与此同时，“行政学原理”课程实际上也是一门管理性的技术课程，还需要学生掌握基本的行政管理技能，如行政决策中的信息搜集与处理技能、公文写作技能、人力资源管理技能、决策评估技能等。
2.“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的原理性决定了其理论性较强，如行政权力的性质与来源就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知识点。但是其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这就决定了“行政学原理”课既要重视理论传授，更要活学活用理论，使学生将抽象的理论融入具体的实践中，而这必须借助长期的情境训练。
3.“行政学原理”课程是一门知识积累与能力养成相结合的课程。“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专业基础课程，需要学生了解并理解行政管理的基本原理，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知识点，但是其教学也不是纯粹的理论教学，而应把原理性知识的讲解、理解与现实融合。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学会分析行政管理现象，发现行政管理规律，即掌握行政管理基本素养与能力。
（二）现行“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法存在的问题
1.教学中的形式主义泛滥。长期以来，“行政学原理”课堂都被教师主宰，教师拥有绝对的主体地位，视学生为客体存在，忽视了学生主动领悟知识的意义和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而学生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而是把自己定位在等待学习、被迫学习的角色上。如课堂启发式、研讨式教学方式以及小组合作、圆桌会议等基本还是教师唱独角戏。
2.教学方法组织失当。当前“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的过程被认为是一种知识的线性积累，是教师对学生的强权式灌输。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教师奉行单向线性思维，仍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以及个体特质都被标准化、一统化的教学计划忽略，学生在课堂上只是一味地承认事实、维护权威。如圆桌会议、无领导小组讨论以及实践教学等教学方法流于形式。长此以往，学生对创新性、自主性的教学方法缺乏感知与思考。
3.教学内容与社会实践脱节。目前该课程教学过于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对具体理论的实践应用则重视不够。教师们以行为主义理论为指导，效率至上，注重“刺激与反应的联结”，突出强调知识的机械传授，异化了本课程所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特征。
（三）抛锚式教学运用于“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的可行性
1.抛锚式教学理念与“行政学原理”课程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行政学原理课程作为行政管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其目标不仅在于培养具有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基础技能的人，更在于培育具有沟通协调、团队合作与学习能力以及具备公共精神、人文关怀与法治观念的人才。而学习共同体创设的学习情境，可以使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在协作与共享中进行知识的意义建构，更是获取了诸如爱国意识、公民精神、公平正义等的价值观念。可见，抛锚式教学沟通协作等特点与“行政学原理”课程目标有内在一致性。
2.抛锚式教学的“抛锚”符合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模式。抛锚式教学法特别适合大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因为他们认识事物仍以感性认识、形象认知为主，借助真实的问题情境利于其理解、内化知识技能，这对于在大二阶段开设的“行政学原理”课程的学生认知模式非常切合。
3.抛锚式教学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衔接。“行政学原理”课程内容较为抽象，如果不借助问题情境，将抽象的内涵化作直观具体情景，学生只能靠死记硬背，进行碎片化的学习。抛锚式教学中，通过创设问题情境，让学生在解决真实的任务中主动去学习，有助于理解理论，并获得一定实践技能。
三、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实践
以本校公共管理学院2013级行政管理专业作为教学对象，遵循“抛锚式”教学法的“设锚”“抛锚”“探锚”“解锚”“提锚”五大相互联系的环节，以行政过程一章中的“行政决策”一节为例，展示“抛锚式”教学法在行政学原理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一）设锚
设锚即以教师为主导进行情境创设，这是抛锚式教学的切入点。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总是与一定的“情境”相联，在实际情境下或通过多媒体创设的接近实际的情境下进行学习，可以减少知识与解决问题之间的差距。本节内容以“情景模拟”的形式创设情境。情景模拟是在课堂上构建一定的行政情境，然后让学生扮演不同的行政参与者，开展具体的行政业务，体验行政角色定位与职责。本节具体采取课堂现场模拟方式进行。首先提前两天让学生研读案例，并告知需要模拟的角色，然后教学当天组织学生进行场景模拟。这是一个关于危机决策的案例。事件发生在某年7月底，三峡库区某地连续遭受数次暴雨袭击，某村村民在后山发现一条宽两三米、长数十米的大裂缝后报告到村，村报告到镇。我们的课堂模拟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根据行政决策体系，选取了决策中枢系统（具体角色是镇长、镇办主任）、咨询系统（省市地质专家）、信息系统（险情观测人员以及村组干部）三大类五个角色。五位同学扮演，其他学生观摩。
（二）抛锚
抛锚即明确问题。“抛锚”的实质是从情境中选择出与当前学习主题密切相关的真实事件或问题，以供学生解决。选出的事件或问题就是“锚”。抛锚式教学法中“锚”点不但是学生思维的起点，更是学生思维的方向。本人在课程前两节课中已经教学生把案例所要涉及到的行政决策的特点、行政决策程序以及行政决策体制、行政决策模式等理论知识理清，同时也为学生提供相关知识点的著作与论文。本节内容，为了帮助学生较好地把握“行政决策体系的职能”“行政决策的价值”“如何进行科学决策”等教学中的重难点问题，抛出本案的主锚：如果你是镇长，你该怎么办？围绕这个问题，先组织全班同学评判五位同学角色扮演情况。大家一致认为镇长在危机决策面前，欠缺果断与全局意识，而其他四位同学角色进入不佳，危机情境下缺乏危机意识，对角色之间的关系把握不准，一些称呼语使用不当。面对上述情况，在抛出主“锚”之后，又抛出次锚：其他四个角色该如何扮演好辅助者？如果你是扮演着，你会如何扮演？
（三）探锚
探锚即学生个体自主探究。探究是师生在问题的指引下进行的学习活动。在传统的教学活动中教师往往不够重视这个环节，缺乏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为了使学生较好地完成自主学习过程，本人提示大家，关于“你是镇长，该怎么办？”这一主要“锚”涉及的具体问题其实包括：在得到观测人员和地质专家的相关信息与建议的前提下，作为决策中枢的镇长下一步该采取什么措施？险区居民搬到哪里去？巨大的搬迁费怎么办？如何安抚群众不安和恐慌的情绪？群众大会该怎么开？而关于咨询系统与信息系统的角色，需要学生在掌握行政决策三大系统各自职能与作用的基础上，就如何辅助中枢系统做好科学决策，决策程序。这样也能逐步培养学生获取信息、甄别信息、分析信息、生成信息的能力。
（四）解锚
解锚即以学生为中心进行协作学习。协作学习是学生在个人自主学习的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协商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对主题的意义建构。抛锚式教学强调组建学习共同体促进知识的社会协商。经常使用的组织形式便是小组学习。“行政学原理”课程采取的是班内小组学习模式，6～7人一组。本班学生共40人，分成6组。每个组对五种角色采用头脑风暴法进行探讨。小组讨论交流，有利于学生之间资源共享和相互启发思维。在协作学习环节，本人注意观察每位学生的神态及反应，在学生偏离教学内容或纠缠于枝节问题时及时加以正确的引导，在学生需要背景知识的时候给与点拨，在讨论的末尾，则由学生自己对整个协作学习过程做出小结。此外，在协作学习阶段，本人还抛出与主题相关的话题供学生进一步思考，如：行政决策中，行政上级态度与资源供给的价值何在？这样，可以引导学生与同伴继续进行对话合作，做更深一步的延伸学习思考。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不断向学生渗透学习的方法。
（五）提锚
提锚即学习效果评价。效果评价既要关注学生能否解“锚”，也要关注学生解“锚”的过程与方法。因此，抛锚式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习结果，更要关注他们的学习过程，而这两个方面通过在学习过程中随时观察并记录学生的表现即可。抛锚式教学法主张进行过程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发展性评价，而非结果性评价。评价内容主要涉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学习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否达到意义建构的要求等。本人在一次抛锚式教学法结束之后，要求学生评价自己的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对组内同学或其他小组的学习进行评价，以此获得学生学习的反馈，便于掌握学生个体学习进展，及时调整好下次抛锚式教学的情境与“锚”的设计。
抛锚式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法。在“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中引入抛锚式教学法是对“行政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当然并不是本课程的所有内容都有必要或可以采取这种教学方法，而应该在“进行教学目标分析的基础上选出当前所学知识中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过程作为当前所学知识的‘主题’，然后再围绕这个主题进行意义建构。这样建构的‘意义’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4篇
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特征，是新学科产生的重要源泉，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路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厚实学科基础，培育新兴交叉学科生长点”。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指出“要下大气力组建交叉学科群”。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职能主要就是培养高级的专门人才，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中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对学生进行专业化教育，毕业后“对口就业”，这种模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贡献。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新的学科分支和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势不可挡，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的原因就基于此。
在近年的本科招生中，不少院校已經开始尝试学科或专业交叉培养，本文将选取部分在我省招生的院校，为考生和家长详细介绍两个院校联合培养专业和同一个院校两个专业联合培养这两种方式。
<两校联合培养>
汇聚两所院校的优势合办，考生可以分享两所顶级高校优秀的教育资源，感受两校浓郁的校园文化，获得完全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和视野。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光电信息产业被公认是21世纪信息社会的高技术产业的主力军。光电子技术科学是光电信息产业的支柱与基础，涉及光电子学、光学、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等前沿学科。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专业依托两校光学工程国家重点学科和光电信息技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具有培养理工复合型人才的条件。本专业以光电子技术科学为主线，交叉物理科学、材料科学、光学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其他学科。主要培养在光电子技术领域和光电信息技术及工程领域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宽厚专业知识以及娴熟实验能力的高科技创新人才，能从事光电子科学技术、光电信息技术、光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发、管理工作。
西南财经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金融学（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双A联合学位实验班）
《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中提到，具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之间，可授予全日制本科毕业生联合学士学位。西南财经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利用一流学科强强联合开设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联合学士学位项目。西南财经大学以金融学（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招生，电子科技大学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金融与区块链金融双A联合学位实验班）招生。专业设置面向国家在智能金融和区块链领域的重大战路需求，充分发挥两校在金融学科、人工智能、区块链领域的科研优势，采用“新商科+新工科”的创新教育模式，体现计算机科学、金融学、经济学、数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共同培养既通晓金融理论，又掌握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核心技术的复合型金融人才。
两个专业对学生采用“1+1+1+1”培养模式：学生第一学年在学籍所在学校学习，第二学年集中在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第三学年集中在西南财经大学学习，第四学年回学籍所在学校学习。实行小班化教学、个性化定制方案，采取三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学业导师、科研导师及行业导师，突出培养学生采用金融科技手段解决行业问题的能力。符合学校推荐免试研究生条件的，获得保研资格；并提供机会推荐学生进入世界顶尖商学院、顶尖金融科技机构开展学习交流及企业实训。
山西医科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智能医学工程
医工结合已成为当今新时代、新学科、新潮流、新成就引领的风向标。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是新医科专业、医工结合专业，山西医科大学和太原理工大学利用两校的学科优势，实行校际联合培养，毕业后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强调新兴智能技术在医学中的应用，包括医学数据的智能感知、智能分析和智能决策，其研究内容包括智能医疗机器人、智能诊疗、智能影像识别、智能健康数据管理等，主要应用于智慧医疗与远程医疗、智能医学影像和智能诊断、智能医学仪器及手术机器人，以及患者为中心的智能健康管理系统等方面。该专业旨在培养基于人工智能、医疗大数据的智能采集、智能分析、智能诊疗、临床实践的医—工复合型高端创新人才。
<双学位>
本文所说的双学位，指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项目。《学士学位授权与授予管理办法》提出，培养项目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所依托的学科专业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国家进一步明确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和重大导向。双学位项目通过高考招收学生，毕业时所授两个学位在一本学位证书中注明。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2020年高考招生推出多个双学士学位试点项目，涵盖工理交叉、经理交叉、法经交叉、医管交叉等多种类型。在我省有招生计划的项目有3个，分别是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经济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项目所涉及专业都是学校最强势或最具特色的专业。它们不是单纯的两个强势学科的叠加，是充分考虑了学生未来发展的核心需求，有极强的专业交叉互补性，为学有余力、综合素质优秀的拔尖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成长空间。
机械类国际化人才培养试点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积极应对高端芯片、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战略领域，培养具有巨大潜在创新意识和科研能力的全球视野新工科人才；电子信息类（IEEE试点班）+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实施信息技术与数学多学科融合的复合型教育，培养信息技术原始创新研究能力的未来科学家和行业领军人；经济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项目，主要是强化数学基础的交叉型经济学人才培养，为国家和世界培养未来的经济学家。
华东理工大学
“应用化学与生物科学”双学士学位结合化学与生物学的学科优势，培养强化学和生物学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满足生命过程研究和生物医药领域中的高级人才需求。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2020年在我省招生专业有金融学（金融学+统计学双学位）和政治学与行政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新闻学双学位）。金融学+统计学以金融学专业课程为核心，以统计学专业课程为特色，旨在培养跨学科、复合型、创新性、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政治学与行政学+新闻学培养能够胜任党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开展新闻宣传、媒体沟通、公共事務传播、危机传播管理、品牌传播管理等工作需求，或成为融媒体行业发展的高水平政治新闻人才，以及具备过硬政治素质和强烈社会责任感、良好人文素养和高尚道德修养、坚定职业理想和高超专业能力的创新人才。
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2020年在我省招生的双学士学位专业有生物科学（计算生物学双学士学位）和口腔医学技术（口腔数字化技术双学士学位）。其中，计算生物学双学士学位项目是在2014年创办“计算生物交叉试验班”的基础上设立的，本专业瞄准生命科学领域大数据时代的智力资源缺口，培养系统掌握数理统计、计算机和生命科学的基本知识，具有解析超复杂性生命数据的技能，能从事现代社会急需的复杂数据计算、处理和研究的复合型、宽口径和高素质人才。
电子科技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互联网+”复合型精英人才双学位培养计划包含物联网工程专业、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智能电网信息工程专业、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金融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横跨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四大学科门类。依托电子信息领域的学科优势，通过跨学院协同、跨学科交叉、跨专业融合、“新工科+新商科”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互联网+”复合型精英人才双学位培养计划为载体，以计算机、物联网、大数据分析、金融管理等相关专业为支撑，着力培养既通晓“互联网+”核心技术和知识，又具备互联网思维和跨界融合能力的复合型精英人才。学生毕业获得工学和理学双学士、或工学和经济学双学士、或工学和管理学双学士学位。
此外，经济管理试验班（管理与电子工程双学位培养）专业按大类招生，包含工商管理、金融学（国家级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四个专业，具有鲜明的“电子信息+经济管理”特色。该专业理工管复合，厚基础、宽口径，依托学校在电子信息领域的优势，前两年同时学习数学物理类、电子信息类、经济管理类核心基础课程，为自主选择专业方向打下坚实的数理和专业基础。学生完成规定学业，依据专业方向选择，获得工商管理、金融学、电子商务、电子信息工程四个专业中一个专业的毕业证书；达到学校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将同时获得管理学和工学或经济学和工学两个学士学位。
（作者单位：《山西教育》招考编辑部）
公共政策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本文试图归纳分析存在的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 西化 本土化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 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 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 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参考文献：
[1] 魏传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解决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的措施[J].中国电子商务.2012.(6).
[2] 魏传立.以新公共管理理论解析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J].中国对外贸易.2012(7).
作者简介：魏传立（1975－）男，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美国职业经理人协会会员，具有美国职业项目管理资质PMP（212202），主要从事商务英语的研究与教学与公共管理的研究。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