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大众传媒 中国外交政策制定
最近几年来，随着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人们正在不知不觉间见证并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以下是这场变革中的三个典型案例：第一个案例是1997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来访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与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通过卫星电视直播，中外国家元首围绕中国人权问题进行了不动声色的激烈辩论；第二个案例是2005年5月，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数万人通过手机短信和诸如QQ、MSN这样的即时通信软件自发组织起声势浩大的游行，反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同一时期，网民通过互联网组织了反对日本谋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在线签名活动，2005年5月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2次就这些活动专门回答了记者提问；第三个案例是2006年7月19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了第18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其中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在11650万人至12950万人之间，接近总人口的10%。[2]
以兰普顿（David M. Lampton）为代表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将对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际行为产生深刻影响。这些变化包括中国外交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合作-多元化（Corporate Plur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３]同时尽管有学者承认在所谓的非民主国家（nondemocratic）里要准确评估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他们倾向于认定在这些国家中政治精英保持着对于大众传媒的严格控制，中国也不例外，大众传媒不过是政府对外宣传（Propaganda）的工具。而且在外国学者眼中，中国政府对待互联网之类新兴媒体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消极的，倾向于在某些时候以关闭某个有争议网站服务器的方式来控制事态恶化。[４]
另一方面，部分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媒体因为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因此在信息发布方面拥有特殊的优势，同时媒体对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也呈现上升趋势。在研究中国的具体案例后，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在线公众舆论成为了一种足以影响外交决策社会力量，尽管最终的决策仍然是由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学者更加乐观的认为，互联网是一种推动中国通向民主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多-多”的交流新模式，使得那些处于传统决策圈之外的人能够以更加方便和更加廉价的方式在线表达其不同看法。此外，还有研究者认为，信息技术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中国通过传媒在全球范围内改善自身形象提供了可能。
上述所有研究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已经并且正在继续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就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给出令人相对满意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大众传媒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外交的决策。本文尝试通过对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外交决策模式和权力分配的变化来回答这一问题。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
从形式上来看，所谓外交政策通常指的是一国政府用以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系列声明、决定、政策和反应。[５]从内容上来说，外交政策包含三个部分：一国政府努力在海外追求实现的目标，在背后促成这些目标的价值以及如何实现上述目标和价值的手段与方法。[６]在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看来，理解、预测和应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决定和行动的前提就是要辨别出那些能够影响决策的要素。[７]所以很自然的在分析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之前，需要先明确中国外交政策决策体系的结构。
从理论上来说，整个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体系可以分为三大主要机构：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和执行机构，其中决策机构的演变可以看作是整个决策过程特点变化的标志。
总体来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机构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完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建设，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根据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陈毅为外事小组组长。[８]该小组在文革期间被撤销，1981年重新恢复，1993年3月，江泽民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任副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最终成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目前胡锦涛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兼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国务委员唐家璇任副组长、秘书长。自1993年至今，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一职开始由中国最高领导人出任。同时该小组的人员构成也逐渐趋向于稳定，其职能被确定为负责对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９]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可以据此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决策机构。
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应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是一种集体决策而非个人决策。这就是说最终政策的选择并非由个别领导人说了算，而是集体讨论的结果；第二，它应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决策过程，因为咨询机构在决策过程中有对决策施加影响的合法地位，另外，政府相关部门的参与，外交政策的领域也有不断扩散的可能。但实际的运转情况并非完全符合上述预期，与制度设计的初衷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中国外交政策决策的历史沿革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经历了深刻和重要的变化，大致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开始，至1978年结束。该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位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占据了中国外交政策决策过程的核心位置。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超凡魅力或者说个人权威是在整个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1０]在这一时期，有2个经典的案例：第一个经典案例是有关是20世纪50年代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根据已经公开的档案，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讨论中说服他的同事们，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度悬殊的情况下仍然做出了出兵朝鲜的艰难决定。[1１]第二个经典的案例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尽管当时国内处于“反帝反修”的特殊时期，尽管毛泽东当时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是这毫不影响他在深思熟虑后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1２]
在这一时期，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占据了决策体系的核心位置，使得整个决策过程成为具有高度个人化色彩的过程。与此同时，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也是高度同质化的，大众传媒的发展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冷战这一国际大背景也让中国孤立于世界其他部分之外。因此，大众传媒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功能就是报道政府新闻和政策。
第二个阶段从1979年持续到1993年，这一阶段邓小平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并且领导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时期外交政策决策的主要特点是个人决策与集体决策的过渡和转换。邓小平本人依然是一个主要依靠源自个人超凡魅力开展工作的领导人。在这一时期，邓小平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央军委主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在中国对外政策上扮演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决策者。作为决策核心的表现在于，这一时期中国重大的对外决，包括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的决策，以及各项最主要的战略目标与外交政策的指导方方针，都是由作为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亲自拍板的，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确定了中美建交的三原则“断交、废约、撤军”。[１３]另一方面，以1981年重新恢复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为标志，显示出这一阶段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集体决策机制的逐渐回归。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进程，中国大众传媒也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从1995年前后开始，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所处的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内部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与传媒关系产生影响的，主要是下面四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中国大陆扩大了影响，并改变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订之间的关系。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社会：在冷战期间，或者甚至在1992年，意识形态因素仍然是阻碍中国接入互联网最主要的障碍。[１４]同时，中国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使得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更加注重制度化与规范化建设，例如在2004年，通过对于宪法的修订，重新赋予国家主席以国事权。[１５]这一修订让制度与中国外交的实际实践相互契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首脑外交属于体制外型化的尴尬局面。
第二个重要的变化表现在中国人口的构成上。目前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属于革命后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第四代人，出自革命时期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其领导的社会基础发生了一些变化。这样就意味着外交决策模式将会发生变化。超凡魅力领导人个人化色彩较浓的决策模式逐渐从历史淡出，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理性的外交决策过程。尽管仍然存在诸多局限，但是整个决策过程已经开始变成一个真正的集体决策过程。虽然公开的资料有限，相关公开的资料仍能让人一见端倪。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之后的决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在得知事件发生之后，首先的反应是召开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的紧急会议，最终对美国的反应以及引导国内舆论的措施，都是在会议上讨论之后做出的，总书记仍然掌握最后的权力，但是这种决定是在各方讨论后综合各方意见做出的。[１６]
第三个变化就是随着改革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外交政策领域进一步得到扩散，外交政策的领域涉及到武器贸易、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外国专家、情报和信息、公共外交、贸易和技术转让等。为此，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变化一方面反映着国家领导人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和战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参与者加入外交政策制定过程。外交政策领域的扩散客观上需要相关外交决策信息资源的开拓，媒体无疑是一个意见表达的重要平台。
第四个变化是互联网以前所未见的通讯高速度在中国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1997年整个中国大陆共有299,000台计算机可以通过电话线拨号或者是专线方式上网，到2004年则达到了22,503,000台，截至2006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创纪录的49,500,000台；在网络用户方面，1997年全中国有420,000人以各种方式上网，整个网民数量在2006年增加至1.4亿人左右，相当于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上网。[１７]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影响：首先是大大加速了信息和知识的跨国流动；其次是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在线论坛和个人博客的迅速发展，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能够从众多的工具中寻找到一样最简单和最方便的工具去获取与中国外交政策相关的信息和知识。这两个效果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提出了三个严峻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信息的重新分配。高速和几乎实时的跨国信息流动使得所有互联网的用户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有关问题的最新进展，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和最高决策者同时甚至更快的了解到同样的信息。同时，网络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从网上得到各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知识，这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个人偏好选择一种理解和分析国际现象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工具，而不是只能被动的接受来自政府的唯一解释。这意味着政府不再垄断对于国际问题和本国对外政策的唯一解释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更多的考虑如何在政策公布之后说服公众，以赢得更多公众支持。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知识的扩散。如同约瑟夫·奈（Joseph Nye）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信息时代，可信任知识的供给将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因为信息时代过于充分的信息供给使得人们更加需要有效处理和过滤信息的知识，谁能够提供这种知识，就能够通过提供知识影响接受者的行为，这是信息时代最为重要的权力新来源之一。[１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决策机构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保持民众对于官方口径的信赖。
第三个挑战是权力分布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趋势。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大多数国家的外交决策权仍然是高度中心化的，特别是大国。但是，世界各国的学者都指出，外交决策中权力的去中心化趋势同样是不可否认的。这一趋势意味着在传统决策圈之外的行为体能够比以前更加方便地影响圈内的行为体以及决策过程，尤其当决策圈外的行为体能够有效动员民众支持的时候。作为应对这种趋势的措施之一，中国外交部2004年3月19日在新闻司下设立了一个公众外交处，主要的职责就在于推动公众更多的了解外交部的工作。
三、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
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政策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简要的变化情况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表格：
简单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里，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一个政府部门，它的主要开支来自于政府的财政拨款，这种财政拨款被看作是政府的投入，在管理上，除了全国性的少数媒体之外，都是各地方政府分别管理的。改革开放之后，媒体更多的被看作是一个产业，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从内部管理的角度来说，仍然强调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对于媒体的管理，但是媒体的专业工作方面已经由职业化的编辑遵循和西方新闻媒体比较类似的原则进行管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媒体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认识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对于媒体的管理，在那时形成了“党管媒体”的认识。这里的媒体是包括报纸、电视和广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媒体，对于这些媒体的控制是高度中心化的，等级非常森严，在媒体上几乎无法发现学者个人对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评论。总而言之，可以说当时媒体和中国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一种单向的关系，大众传媒扮演的就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角色：它只能如实报道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所有信息，而对于决策过程构不成影响。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关于媒体管理政策的敏感话题开始被允许讨论起来，同时部分媒体也开始了比较成功的商业化运作。但是真正的实践仍然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媒体被放入市场，通过竞争来促进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媒体必须依靠自身去赚取继续生存下去的资金，除了少数作为政府喉舌的媒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再给媒体提供财政上的支持。[１９]对于大多数被放入市场竞争环境的媒体来说，必须依靠与众不同的风格来吸引足够多的民众以保证发行量。
同时对于媒体的管理模式也从“党管媒体”变为“中央领导，政府管理，媒体行业自我约束，企业或事业单位独立管理”。尽管党对于舆论大方向保持控制的原则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情况仍然发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变化：媒体之间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各种报纸的编辑竭尽全力去寻找自己的特色，而且让越来越多的职业编辑来管理报纸的内容。这些编辑所学习的主要是西方的新闻理论，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学习西方同行们的实践经验，结果就是媒体内容更加的开放，声音趋于多元。
这一变化趋势对大众传媒与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影响。
总结来说，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如下五种类型的功能：
第一类功能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这不仅仅是所有主流媒体的职责，也包括其他媒体，尽管后者通常采取比较灵活和多样化的报道。在发挥这种作用时，媒体仅仅报道其从官方来源获得国际新闻，并且不会对政府外交政策发表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
第二类功能是作为知识精英表达其意见的“麦克风”。这些意见包括对外交政策的补充、完善甚至是批评。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知识精英从大众传媒的发展中看到了表述其主张、吸引更多的支持者的机会。
这一“麦克风”的作用在朝鲜核问题上得到了体现。2006年9月，当朝鲜宣布要进行核试验时，有学者发文认为“朝鲜政策是相对独立的，中国对其影响有限”。[2０]当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地下核试验之后，有记者就中国对朝政策有效性更加直接的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则给出了与学者完全不同的评价。[２１]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效用的不同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记者的提问，这种影响目前可能还难以进行精确的量化测定，但其存在本身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同时也使得外交决策过程必须考虑这类因素的存在。
第三类功能是作为政策辩论的“竞技场”，提供一个让持不同政策主张的精英进行辩论的平台。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持不同主张的精英通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进行辩论。媒体对种辩论很欢迎。因为这会吸引众多感兴趣的读者。因此当发生某个热点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有意鼓励这样的辩论。2002年6月开始的围绕对日关系新思维的讨论，就是典型的案例。[２２]这种辩论很快就从学术期刊扩散到了网络，借助新兴媒体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并在经历了种种外界影响之后最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这一时期中国对于日本争常的强硬态度多少受到了这一激烈辩论的影响。
第四类功能是作为对决策过程施加压力，促使缩短反应时间的“加速器”。针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实时、密集的报道，会让决策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从而要加速做出反应的时间和速度，这对于整个决策体系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以中国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到袭击事件为例，事件发生后24小时之内，外交部就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后续处理问题发布了详细的信息。[２３]
第五类功能是作为普通民众宣泄其针对某些国家对华政策不满的“安全阀”。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政府会鼓励媒体无限制的去表达民众的这种不满。同样无法确定的是中国政府曾经尝试在与其他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的过程中利用媒体去煽动某种负面的公众舆论，进而利用这种舆论在谈判中争取有利地位。
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这一安全阀的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自2001年至2005年，新浪网为中日关系至少建立了10个专题，持续时间最短的是3天，最长的是615天（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而新闻报道和频率最密集的则是“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在39天时间里发布了接近200篇的新闻报道和新闻分析。从内容来看，除了“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之外，其他专题集中报道的都是中日关系中的负面新闻。这些对于负面新闻的报道，最终引发了民间的大规模涉日游行，而此后出现的“如何看待中日关系”专题，则是在出现了大规模涉日游行之后外交部引导民间情绪所做努力的结果。在这些新闻报道和分析中，正面或相对中立的立场占据了压倒性的多数，同时配合人民网上发表的包括《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在内的三篇时评，才最终较有成效地疏导了受日本政要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学者关于转变对日政策辩论和反对日本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一系列时件高度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
这一案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通过发表一些比较激进甚至接近极端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媒体有可能在部分受众中获得共鸣，结果就是能够追求到更大的商业利益。但是对于政府来说，这种通过媒体进行宣泄的做法并不理智，而且被高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要作妥善的善后工作也会比较困难。
结论：大众传媒的影响及其限度
总而言之，目前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有了明显的增强，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
在今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传媒开始有越来越大的作用，不同种类的媒体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兴趣了解国际问题，并日益强烈的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加入到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最重要的变化是今日中国大众传媒已经获得比以往更大的自由来发布不同学者对国际现象的分析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评价。
与此同时，大众传媒的影响仍然有限。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仍然未充分开放，大众传媒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外交决策较难考量。其次是因为外交决策的信息资源分布尚不均衡，体制内政治精英有更大的优势可以同时对大众传媒乃至大众直接施加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无论如何，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将使得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大众传媒在决策过程中也会因此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注释：
［1］ 本文是在提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6年10月举办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2］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第18次），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doc/2006/7/19/103601.doc （2006年8月20日）。
［３］ David M. Lampton, “China’s Foreign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it Changing, and Does It Matter?”in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４-１０.
［４］ Joseph Fewsmith and Stanley Rosen, “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 David M. Lampton ed., 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in the Ｅra of Reform, 1978-2000, pp. 172-175.
［５］ Junhao Hong, “The Internet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s as a New Social Force”, in Yufan Hao, Lin Su 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Making: Societal Force and Chinese American Policy,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p .97.
［６］ Eugene R. Wittkopf, Charles W. Kegley, Jr., James M. Scot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4.
［７］ Arnold Wolfers, “The Goals of Foreign Policy,”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Essay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2, pp. 67-80.
［８］ 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252/5580/5581/20010606/483231.html （2006年8月29日）。
［９］ 由于资料来源的限制，该部分以及下面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历史沿革的论述主要依据网络资料整理而得，资料主要来源为：http://www.chinajunzheng.com/bbs/htm_data/44/0509/20243.html（2006年8月29日），该资料来源经求证外交部相关部门人士核实后基本可信。
［１０］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http://www.hzxjhs.com/dangzhibu/wenti.htm
［1１］ 王焰等编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2页；《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21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00-300页。
［1２］ 中央电视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http://www.cctv.com/specials/50th/bwl/17.htm
［１３］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１４］ 《中国互联网大事记1986-1993》，http://www.cnnic.org.cn/html/Dir/2003/10/22/1002.htm
［１５］ 张清敏：“中国修宪：提升首脑外交”，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8期，第62页。
［１６］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谈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46-149页。
［１７］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7年、2004年、2006年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据统计报告，见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3/10/13/93603.pdf，http://www.cnnic.org.cn/download/2004/2004072002.pdf，http://www.cnnic.org.cn/uploadfiles/pdf/2006/7/19/103651.pdf
［１８］ ［美］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45-65页。
［１９］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中办发［2003］19号），http://law.chinalawinfo.com/newlaw2002/slc/SLC.asp?Db=chl&Gid=49335
［２０］ 沈丁立：“朝鲜核试验和中朝关系及中国的选择”，载《青年参考》2006年9月5日，资料来源：http://military.people.com.cn/GB/42967/4789770.html （2006年10月2日）。
［２１］ 2006年10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资料来源：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275579.htm （2006年10月15日）。
［２２］ 主张对日关系新思维的学者率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时殷弘：“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期；冯昭奎：“论对日关系新思维”等，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洪明：“重振河山待后生——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载《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1期。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开始进行反驳，代表性的包括：林治波：“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载《时代潮》2003年第14期；张睿壮：“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
［２３］ 2006年2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e/cgngy/chn/fyrth/t235695.htm （2006年8月29日）。
（作者简介： 蒋昌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副教授；沈逸，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讲师，上海，200433）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过去未曾凸显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出现了一系列突发的公共事件和危机。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和文献资料的综述，研究大众传媒作为“第四种权力”在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大众传媒的正确导向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大众传媒 公共危机 危机管理 双重性
一、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积极性
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大众传媒可以向党和国家或危机管理机构反应民意社情，向公众提供灾难、危机预警信息，通过满足公民的信息需求，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1、监督功能
大众传媒监督作用发挥的程度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情况。舆论监督是指公众通过舆论这种集合性意见形态，对各种社会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所产生的一种客观效果。在公共危机发生前期，大众传媒有预警和监视作用，对各种社会问题具有特殊的敏感性，能及时发现诱因，并能有效促使公共部门采取措施把潜在的公共危机毫不留情地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避免危机升级，造成重大损失。
2、缓冲功能，即“社会减压阀”
舆论缓释是指为了保证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够将以往积聚的一些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在合法的前提下得以宣泄释放，使他们的观点意见得以表达，以此减轻或消除不满或敌对情绪，从而保护这部分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和正常社会关系的一种舆论调控范式。
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正确实施倾向性传播，从负面事件中报道正面新闻，对一些产生误会和歧义的信息及时解释，可以有效地缓解社会压力，平抑人们的偏激情绪，培养积极乐观的健康心态，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3、博弈功能
大众传媒与公共部门是一种合作博弈的关系。大众传媒保持“形式上的独立”,但它是公共部门管理的重要领域，必须接受公共部门的管理，其自身的发展壮大和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部门舆论管理的体制框架。公共部门掌握信息公开的主动权，常把应向社会公开的信息当作内部机密，使公众难以获取信息，引发猜疑和不安。大众传媒在符合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能成为无形的压力迫使公共部门公开信息，为公众争取合法权益。
4、沟通反馈功能
信息沟通是危机管理的核心，而大众传媒是政府与公众的双向沟通渠道。大众传媒对危机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在第一时间向公共部门表达民意，减少了信息传递环节，实现不同部门间的信息协调、联动，确保危机信息比例合理化，引导公众与公共部门形成一致的危机意识，共同战胜危机。
5、传承功能，即更替继承
2008年的南方雪灾、“5·12”汶川大地震带给我们无限痛苦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这些历史时刻见证者和评判者的公共舆论真实记录下了那时的点点滴滴。公共舆论充分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如互联网、报刊杂志等，记载、抒发和颂扬这伟大的民族精神。大众传媒以其特有的方式将国人抗灾救灾的顽强乐观精神传承下去，鼓舞士气，储备了丰富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
二、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消极性
基于德国学者内尔·纽曼提出关于大众媒体所持观点和受众观点的关系的“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理论，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存在以下一些消极作用：
1、过滤，信息失真变形
各媒介会出于不同目的和利益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有选择地过滤，导致某些重要细节被遗漏，或是信息“把关人”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掺杂了个人情绪，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事实，都会使信息失真变形，引发误会和猜疑。
2、麻醉欺骗公众，激化矛盾
媒介在危机传播过程中占有绝对优势，公众往往只是被动地接收。若大众传媒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一味地报道负面信息，就会潜移默化地腐蚀公众的积极心态，麻醉其精神，使其麻木冷漠，或是煽动公众，诱发深藏的不满敌对情绪，导致公共危机愈演愈烈。
3、弱化社会规范
既然公共舆论的传播存在不公正，具有明显的倾斜性，那么社会也就无公正可言，公共舆论中的强势一方占据主导位置，弱势一方的利益毫无保障。
4、制造轰动效应，漠视社会责任
当今社会，有些媒体为“轰动”而恶意“炒作”，违背职业道德，违背社会规则，制造、挖掘一些社会负面新闻或隐私来吸引公众的眼球，漠视行为的后果。
三、大众媒体的消极性的应对策略
西方公共学者曾指出，政府部门积极主动的应对、媒体“第一时间”的反应和公众的自我调适是成功化解公共危机的三要素，因此本文也从这三要素入手阐述减少或避免大众传媒消极影响的对策。
1、从公共部门的角度出发
（1）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在积极打造“阳光政府”的今天，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时，知情的公共部门有义务及时、准确、客观、公正地提供最新讯息，通过媒体告知公众事件的发展进程，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安抚社会情绪。
（2）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监督管理公共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一系列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提供了法律保障。
（3）推行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公众的判断力。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公共部门应注重媒介素养教育，开设系统化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或通过讲座、发送指南书等途径培养公众健康的媒体批判能力。
2、从媒体的角度出发
（1）明确定位，制定行业规范，加强自身管理。2001年我国互联网自律机构——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2006年4向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和从业人员发出“提供文明服务，创建和谐网络”倡议书，具体提出了八项要求，与此同时，新浪网、搜狐网、百度网等十四家知名网站联合向全国互联界发出了四项倡议。网络传播渐渐进入了合理规范的运作模式。
（2）遵守法律法规，加强与政府的沟通与合作。媒体应在法定范围内进行报道，要符合公众利益，在政府危机公关的全程中，要始终如一地与政府站在一起化解和消除突发事件诱发的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共同维护社会稳定和法律的履行秩序。
（3）培养媒体工作者良好的职业操守，理性客观地传递分析。媒体工作者必须严于律己，掌握好传播的情绪情感，坚持真实、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不遮瞒，不夸大，认真核实信息来源，提供准确的信息，杜绝虚假不实报道，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受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及时纠正一些偏见和谬误，让受众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4）培养专业化、职业化的队伍，与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5）提高公信力，树立权威。新闻媒体蓬勃发展的生命之源在于实事求是，如实报道，不光只是颂扬好人好事，而且敢于披露社会中丑陋黑暗的一面，执着追求真相，对受众的意见疏而不堵，客观地表达民意，及时验收传播效果，在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对消极因素积极引导、化解，逐步树立自身形象，形成品牌效应。
3、从公众的角度出发
（1）不盲目轻信跟风。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泛滥，同一事件会出现不同报道，有真实，也有虚假，公众不应轻易相信某一说法，甚至“一头热”盲目附和，人云亦云，应该冷静对待，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2）提升自身的素质，提高判断分析的能力。公众是公共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其素养的高低对大众传媒作用的发挥程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公民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开拓视野，发散分析思维，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多角度地对传播的公共舆论做出合理的分析和价值判断。
（作者：浙江师范大学2010级研究生）
责编：刘冰石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3篇
一、概念
媒介素养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也就是指人们正确地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作用，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素养。也就是对传统的听、说、读、写能力的延伸。媒体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各种媒体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辩的反映能力[1]。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为高校的英语教学提供了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提高英语专业学生媒介素养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目标之一。
当前高校英语教学中借助了许多媒体辅助教学。所以在学习中学生需要对媒体进行选择、辨别、分析。不仅要具有媒介的知识体系，而且要具备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提高其获取、分析、传播和运用各种形式的信息的能力。由此看来，媒介素养不仅关系到学生的专业学习，而且关系到他们的学习目标以及高校的教育目标的实现。
英语教学中媒介素养主要指学生的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教育部2007提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时指出：一般要求是能听懂语速较慢的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阅读题材熟悉的英文文章；较高要求：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的英语广播和电视节目，读懂英语国家大众性报纸杂志上一般性题材文章；更高要求则是能基本听懂英语国家的广播电视节目，能阅国外英语报纸杂志上的文章[2]。即英语教学首先要培养学生对各种媒体语言的接受能力。由于媒介的丰富，英语教学中媒体的使用也越来越多样化。学生学习的课外读物也逐步打破垄断，来源呈现多元化。相当一部分来自美国之音、BBC等西方媒体的内容成为媒体的主要素材。教材的素材来源也越来越多样化、国际化。据统计目前高校使用的英语教材中的素材有80%的材料来自西方大众传媒，包括影视剧等，例如美国之音、BBC和电影等。媒体英语已经成为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也成为英语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提高媒介素养的意义
1.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条件
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走入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检验大学生质量的工作最终是由社会来完成的。大学期间是完成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时期。和其他影响因素相比较，大学生媒介素养对其社会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教育也应该与时俱进，顺应社会成长的需求。教育要了解、满足社会的需求，反映了时代精神吻合时代的特征。在高校英语学习中，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已经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渠道。媒体的选择、内容的辨别等都成为学生必须面对的问题。然而，由于相关素养的缺失，学生常常顾此失彼，不知所措。由此可见提高媒介素养在英语教育中的重要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学生的生活、学习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的丰富推动了英语教学的发展。然而，技术与人类意识发展上的失衡导致媒介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给英语教学带来挑战。
2.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途径
由于传媒的形态的多样化，导致信息来源的多样化。学生的学习也越来越依赖媒体。媒体不仅是其获取信息的主渠道，而且成为其参与社会的主要方式。然而，媒介在给学生提供大量信息以及参与机会的同时，也提出了挑战。所以，只有当学生学会了选择和判断媒介，才能进行充分有效的利用。大众传媒中不仅包括许多正面的信息，而且也包括负面信息，学生需要正确认识这些负面信息，提高其对负面信息的反省能力。只有通过提高媒介素养，学生才能过了解媒介、了解自己的需求，才能够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意义在于让学生在媒介环境中学会甄别、选择和反思媒介内容，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提高其对媒介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价能力等综合能力。通过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提高媒介文化的判断能力，认清并抵制大众媒介的低俗文化，从而更好地继承传统文化理念同时借鉴西方文化。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目的在于引导大学生正确对待传媒信息，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不仅局限于正确判断和估价媒介信息，而且还包括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3.是教育面向世界的必要条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媒介形式也日趋国际化，媒介环境也空前复杂。大众传媒好似一把双刃剑，对社会带来积极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存在许多负面影响。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广泛接触各种传媒。传媒成为其信息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主要因素。在当今社会，任何一所大学都不是与社会隔绝的世外桃源，不可避免会受到大众文化的浸染。如果不提高其媒介素养，学生就有可能被动地受媒体文化影响，从而对其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带来影响。由于大众传媒打破了国界，使得世界越来越小。传媒信息越来越国际化。学生只有具备了媒介素养，才能够增加对媒介的了解，正确地享用大众传媒传播的资源，以健康的媒介批判意识接触媒介的信息；同时，掌握与媒介交往的方式，懂得合理地利用媒介资源，运用媒介完善自我，服务自我和参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提高其媒介素养，学生才能够正确地认识、利用大众传媒，参与大众传媒。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社会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加速了向媒介化社会嬗变的进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达的媒介技术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媒介诞生的初衷是为了推动人类社会，而人们使用媒介也是为了不断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活。也只有在媒介化社会里，人们需要具备媒介素养，才能独立的、坦然地面对各种信息，正确判断媒介信息。从而建设性地利用媒介资源，有效参与社会发展。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判断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作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3]。因此，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应该包括充分认识信息的意义，理性辨别信息的真伪，从而正确看待和处理信息。形成自己大众媒介的思想。媒介作用和功能有正确的认识。提高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
三、提高媒介素养的途径
在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建设性地识别信息的能力，提高媒介使用效率，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已成为英语教学的任务之一。同时对于大学生终生学习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在市场经济时代，大众传媒是我国大学生接受信息的主要途径，如何认识媒介，正确而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借鉴国外媒介素养成功的经验，提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最佳过程即高校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和自我教育。
1.提高教师的媒介素养
要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媒介素养。高校英语教师要具备媒介意识，充分认识媒介在高校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同时要紧跟科学技术的步伐，掌握媒介技术，充分开发各种先进媒介的功能。使教师队伍能够适应当今媒介教学的需要。因此，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增加教师学习先进媒体的机会，适应媒介教学多媒体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需要。所以教师应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环境，加强媒介信息、技术等的讨论、交流等，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
2.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
文化不仅是一个族群信仰标准、行为活动及交际形势的集合。而且更是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带有主观因素。语言受文化的影响。一种语言的形成是由其所处的文化和社会决定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一种文化。英语也不例外。
英语作为文化的载体，它传递着无尽的文化信息。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萨皮尔所说：“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它是来自决定我们生活结构的信仰和习俗的这个社会遗传集合物。”学生在通过各种媒介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在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首先要提高其文化素养。学生只有在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都有充分的理解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比较。在此基础上将继承传统文化和借鉴外来文化有机结合起来。
3.创新教学方法
在高校英语教学越来越媒体化的今天，大学生的媒体素养的提高就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媒体素养渗透到课堂教学中去，是提高学生媒体素养有效途径。目前，由于大学教学媒体化趋势加强，大量学习素材带有媒体色彩，这为学生媒介素养创造了条件。让学生掌握媒体的使用方法，让其广泛接触各种学习媒体。引导学生对欣赏文本信息等，从而改变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模式。
当代大学生思维层次较高，学习自主性较强，因此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实效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媒体信息通常含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同时媒体信息的形式与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的功效。
在英语教学中要综合运用多种媒介，丰富高校英语教学内容，创新方法。正确认识媒介对英语教学的影响，肯定其为教学和学习带来便捷的同时，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积极探索解决途径。我们要深入教学，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媒介，使英语学习更加生动有趣。同时，在课堂上，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各种媒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发挥积极的辅助作用。正视高校英语教学媒体化的现实，探索有效途径，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同时为学生的终生学习打下基础，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才。
参考文献：
[1]陈启英.媒体素养教育E世代之新公民教育[EB/OL].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rticle.php？id=1651.
[2]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3]张志安，沈国麟.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研究的回顾和简评[J].新闻记者，2004，（5）.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新闻标题会直接影响新闻报道的传播效果，从世界杯新闻标题中可以发现，新闻工作者为了提高标题的艺术魅力，从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方面采取了多种有效手段。从语言要素方面立足语法角度对世界杯新闻标题的省略与隐含进行分析，便于对当下新闻标题的制作提供些许帮助。
关键词：世界杯新闻标题省略隐含
四年等一回的世界杯大战让“地球绕着足球转”，与此同時，世界杯带来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大战。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我国体育事业空前繁荣，大众传媒竞争异常激烈。毋庸置疑，作为新闻之窗的“标题”给人的第一印象已成为竞争成败的“杀手锏”。新闻工作者为了提高标题的艺术魅力，从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方面采取了多种有效手段，“省略”和“隐含”便是其中的两种语法手段。
一、世界杯新闻标题的省略
本文主要从词类省略的角度来分析世界杯新闻标题的省略。
世界杯新闻标题中，助词、介词和量词这三类词语的省略居多。首先，由于标题的字数有限，出于“经济原则”，信息含量少的词语一般省略，助词、介词、量词便是如此。其次，根据完形原则，受众在阅读标题时根据已有的经验或常识往往能准确地补出省略部分，即使一时不能补出，标题中省略的不少语义成分在篇章中都有体现。
（一）助词省略
世界杯新闻标题中助词的省略最为常见的是时体助词的省略和结构助词的省略。
1.时体助词的省略
现代汉语的时体助词有三类：过去时体助词、进行时体助词、将来时体助词。大量的世界杯新闻标题对以上时体助词进行了省略。例如：
（1）首战进六球前无古人（《体育周报》2010年6月15日）
（2）勒夫捧咖啡研敌情（《体坛周报》2010年6月14日）
（3）电脑游戏预测西班牙夺冠（《体育周报》2010年6月7日）
例（1）实为“首战进过六球前无古人”，属于过去时体助词的省略。例（2）应为“勒夫捧着咖啡研敌情”，是进行时体助词的省略。例（3）实际上是“电脑游戏预测 西班牙将夺冠”，属于将来时体助词的省略，因为此则新闻标题的报道时间是在世界杯刚开始时，只是电脑游戏对未来冠军的一种预测。一般说来，世界杯新闻标题在篇章内容中往往表明新闻事件的发生时间，但时体助词在标题中一般不出现。由于新闻标题具有称名性特征，篇章内容在转化为标题时，往往将某句话中的时体助词省略。
2.结构助词的省略
这里主要讨论结构助词“的”的省略。“的”只有语法意义而无词汇意义，这对于追求简省性的标题来说无疑成了省略的充分理由，只要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均可省略。
（4）西班牙夺冠五大理由（《体坛周报》2010年6月12日）
（5）国际足联六宗罪（《体育周报》2010年6月13日）
例（4）应为“西班牙夺冠的五大理由”。一般情况下，动词作定语时，结构助词“的”的省略具有强制性，但标题语境却可打破这种限制，在动词后强行省略，在简洁的同时也增强了标题的称名性。例（5）应为“国际足联的六宗罪”。在非标题语境中，专有名词作定语时其后的结构助词“的”是强制出现的，但标题语境中却可强制省略。
（二）介词省略
介词也是现代汉语中虚词的一种。众所周知，虚词承载的语义信息量低，所以在世界杯新闻标题中介词也常常被省略。如：
（6）谁将决战南非之巅（《中国体育报》2010年7月5日）
（7）赠衣曼德拉（《体坛周报》2010年6月12日）
（8）多梅内克不变应万变（《体坛周报》2010年6月11日）
（9）阿根廷争议中出线（《中国体育报》2010年6月12日）
例（6）属于不及物动词扩大使用范围带来的省略，“决战”本为不及物动词，其后一般不能带宾语，若非要带宾语则必须通过介词引出，而此处“决战”后接“南非之巅”，明显省略了介词“于”。例（7）的动宾短语“赠衣”后带宾语“曼德拉”。众所周知，一般情况下，动宾短语后是不能带宾语的，此处实为“赠衣给曼德拉”，省略了介词“给”。例（8）在谓语动词前省略了介词“以”，应为“多梅内克以不变应万变”。例（9）省略了谓语动词之前的介词“在”，实为“阿根廷在争议中出线”。介词的省略遵循了“经济原则”，使新闻标题简明直观、易读易记。
（三）量词省略
现代汉语中量词所承载的信息量非常有限且其与相关名词的搭配已经固定化和规范化，所以，为了实现新闻标题的经济性，表达者常常将其省略。
（10）马拉多纳首战欲用三前锋（《中国体育报》2010年6月11日）
（11）英超118人参赛世界杯（《中国体育报》2010年6月12日）
（12）口诛笔伐催生八年第一帽（《体坛周报》2010年6月18日）
（13）学美国，希帅7胜博斯克（《体坛周报》2010年6月17日）
以上标题分别省略了量词“位”“个”“顶”“次”。类似例子还有很多，且省略的量词多种多样，但这不仅不影响读者对标题的理解，反而增强了标题的简洁性。
二、世界杯新闻标题的隐含
“隐含作为一个语义概念是指语言在线性序列上不能添补但是在语义上暗含某种意义、或者虽能填补但是添补的词语不只是一种的语言现象”（张国宪，1993）。这里所说的标题隐含是指标题在语言结构的表层不能添补，但在语义上暗含某种意义，或者虽可添补但添补的词语不只是一种可能的语言现象。世界杯新闻标题的隐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孤立结构隐含
语法学界一般把在任何语境中都不能成句的语言形式称作粘着结构。标题中的有些结构虽然在特定的语境中可以成句，由于标题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上下文等语境，作为标题显得很孤单而且意犹未尽，刘云称这些结构为孤立结构。世界杯新闻标题中由孤立结构造成的隐含主要包括介宾结构、偏正结构、联合结构三种类型。
（14）以快乐的名誉（《中国体育报》2010年6月11日）
（15）一个硬汉的倒下（《体坛周报》2010年7月5日）
（16）枪炮与啤酒（《体育周报》2010年6月28日）
看到例（14）这种介宾结构的标题，读者往往心生疑问，迫切想知道“以快乐的名誉”干什么。当然，篇章内容中大都会提示标题的相关内容。用这种介宾结构造成了孤立结构的隐含，不仅简练概括，而且扩大了标题的语义容量，同时也调动了读者的阅读积极性，达到了特定的传播目的。例（15）这种由偏正结构构成的隐含，只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话题，可以说是“抛砖引玉”，使标题引而不发，吸引读者继续往下阅读，从而获得所需的关键信息。例（16）是由联合结构造成的孤立隐含，其标题中并列成分之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严格的平等并列关系，而是在语义上实现多层次多侧面的相互关联，由此形成一种语义张力，扩大标题承载的信息量，增强其传播效果。
从以上可以看出，由孤立结构造成隐含的标题，虽然语法不自足，语义不完整，但用之做标题却可用最简洁的形式凸显焦点信息，并富于表达力和吸引力。
（二）施事、受事隐含
施事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主动者，受事为动作行为的承受者、受动者。施事和受事在标题语境中属于次要信息，为了突出焦点信息，大量的世界杯新闻标题将其隐含。
（17）誓用金杯作别足坛（《体育周报》2010年7月9日）
（18）输给中国队（《体坛周报》2010年6月11日）
（19）国王首相轮番接见（《体育周报》2010年7月15日）
（20）应兰：我相信……（《中国体育报》2010年6月11日）
例（17）、（18）为施事隐含，且都属于施事主语的隐含，目的是吸引读者往下寻找其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例（19）、（20）为受事隐含，例（19）中具体“接见”谁，乍一看读者并不知晓。例（20）省略号的使用使受事的省略一目了然，同时也使标题显得意犹未尽。
（三）分句隐含
分句是结构上类似单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法单位，也是构成复句的基本单位。一般情况下，分句是配对使用的，但在标题中大多数分句却是单用的，没有与之相应的其他成分，称之为分句隐含。例如：
（21）如果巴西碰上阿根廷（《中国体育报》2010年7月2日）
（22）因为我们一样（《中国青年报》2010年7月13日）
（23）韩国队晋级不仅靠奔跑（《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24日）
（24）伟大，不只是靠毛衣（《体坛周报》2010年6月28日）
例（21）属于假设复句前分句关联词语的使用，例（22）是因果复句前分句关联词语的使用，例（23）、（24）是递进复句前分句关联词语的使用，这几例均将后一分句隐含。在正常语句中，有些关联词语是配对使用的，但在上例中却都是单用的，且均使用前一分句，这种现象称之为“倾前性”（刘云，2005）。当然，并不是所有复句中前分句使用的关联词语都可单用，因果、假设、条件、递进、让步句的前分句关联词语可单用，并列、连贯、选择句则不可单用。即使在能单用的关联词语中，各个使用频率也大不相同。虽然分句在非标题语言中一般不能成句，但在标题语言中单用却能恰到好处。
“由于标题制作在一定程度上基于对读者的背景知识和理解能力的主观判断，在充分估量后，可以利用读者的能动性做出适合的隐含，省其能省，以便实现对说明部分的强调，让读者直接感受焦点内容，更轻松快速地理解关键信息。”（赵艳芳，2005）。标题是新闻之窗，一则新闻能否将读者成功锁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标题。新聞标题是语言的艺术，由于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要想在第一时间吸引读者的眼球，除了要简洁地传达新闻信息外，还要增强标题的艺术魅力，让读者从中获得美感，进而提高阅读兴趣。
参考文献：
[1]尹世超.标题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刘云.汉语篇名的篇章化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郭灿.论新闻标题中的语法省略[D]长沙：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张国宪.谈隐含[J].中国语文，1993，（2）.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韩雪艳江苏徐州 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221116）
大众传媒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对少林文化传播影响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利弊因素，进而为现代传媒技术条件下进一步弘扬和加快少林文化传播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大众传媒；少林文化；传播
1引言
位于郑州西南登封市少室山南麓的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又名僧人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少林文化是以少林寺为依托产生一种文化现象，少林文化也随着少林寺经历多次中兴和衰败，特别是民国时期，即1928年军阀混战时，从民国时期石友三火烧少林寺至《少林寺》这部电影的播映前，少林寺一直在沉默与困苦中度过，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少林寺及其所承载的少林文化如今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2推动少林寺中兴和少林文化复兴的几个重要影响因素
2.1从电影《少林寺》看影视传媒对少林文化传播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通过《少林寺》这部电影的上映，促进了少林寺旅游事业的发展，由原来参观人数的几万人增加至几百万人，我想这就是少林文化的魅力所在。从1982年至今，少林武僧团经常同国家领导人出过访问，宣传少林文化，这更让我深刻体会到，少林功夫不仅是少林寺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世界的文化财富。少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少林寺的资源更是相当丰富，我们应当大胆利用少林文化，智慧开发少林资源，让它作为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廖承志老先生曾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少林寺》的热播，加上国家科学的宣传战略，使没落中的少林寺迅速名扬中外，少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都得到了很好地宣传。它所带来的作用和社会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是少林寺和少林文化宣传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更好的宣传少林品牌，推动少林文化的传播，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于2008年积极筹划并推动了120集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传奇》的创作和摄制，仅从第一部及第二部的收视率及演出效果来看，此电视连续剧不仅极大的宣传了少林寺，而且极大的宣传的登封、郑州及河南，更极大的宣传了少林文化。
2.2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看大型文艺演出对少林文化传播的影响
以少林功夫为主体，融合舞蹈和音乐等元素的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借鉴模式，。有这样一个数据，二零零九年的演出场次达到二百四十场，游客接待总量为二十三万人次，其中有来自各国的国家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外国游客，总收入达到贰仟五百万，比二零零八年增长百分之十〔1〕。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以自身项目特征为前提，深入挖掘项目自身的文化内涵，并以市场需求为发展导向，找好传统体育文化与市场的契合点，以市场化、产业化为运作模式，才能够做大、做强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现阶段，面对新的环境以及新时代的需求，学术界越来越关心如何加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文化转型、文化取舍、和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自觉的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以开放的事业来对待中国传统运动的发展，以带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下健康发展之路迈进，也是学术界共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享誉国内外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以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主要演出形式，以禅文化和大自然的结合为其内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经济高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的。在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项目特征作为前提，进一步挖掘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断完善和丰富传统体育文化的外显形式，并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把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进而推动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健康发展，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复兴得以实现。
2010年广州亚运会少林寺塔沟武校的学员们进行的维亚人表演，由少林塔沟武校1600名学生演绎的《白云之帆》，堪称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演出的巅峰之作，高达78米的帆屏拔地而起，180名空中演员在帆屏上摆出精致造型，而支撑他们的，则是千余名地面演员的人力操控。千余人拉拽180人，于78米高空呈现10多种惊艳造型广州亚运今天开幕“《白云之帆》是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高潮一幕。高空威亚这个环节成功了，开幕式也就成功了；开幕式成功了，广州亚运会也就成功了。”这是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陈维亚的点评。当然塔沟武校的表演经历并不只是广州亚运会，二零零四年雅典奥运会的踩高跷，二零零七年上海特奥会的开幕式演出，二零零九年全国十一运会闭幕式演出，国庆60周年庆典晚会的太极拳，上海世博会的惊艳表演等都是塔沟的经典之作。他们全程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4个仪式演出，分别表演《自然》、《地球飞人》、《弹跃龙》、《节日》、《寄往未来》5个节目。用更少的人表现更震撼的场面，高空威亚无疑是有效手段。这些以少林文化为符号的大型演出极大的推动了少林品牌走向世界的步伐，更极大的推动了少林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2.3从少林国际武术节看大型武术赛事现代传媒传播对少林文化传播的作用
1991年，在郑州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它始终遵循“以武会友，共同进步”的宗旨，是一项集武术、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会。2004年升格为世界传统武术大会，2009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决定2010年继续举办第8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只是从这届开始，主办由原来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郑州市变为国家体育总局和河南省政府。随着郑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规格的提高，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举办，成为推动少林功夫走向世界的又一强大助推力，而且这种交流是面对面的交流，比其它形式的交流更具有直观性，少林功夫的普及传播就是对少林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少林文化也成为河南对外的一个窗口和名片，很多国际人士认识河南就是从认识少林功夫开始的。
2.4文学出版对少林文化传播的作用
与少林武术相关的故事有很多，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相应记述，还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记录少林故事的书籍，其中《新编少林寺志》、《中华禅诗》、《少林武术系列丛书》、《少林武功秘岌》、《少林寺资料集》、《禅露集》、《禅林意趣诗》是由少林寺自己编辑的，像这样少林寺自己编辑的书刊有四十多种。还有一种《禅礴》杂志少林是在与海外交流访问时，互换书刊所用。《高丽大藏经》雕版重印本是韩国僧团来访时赠予少林寺的。这本《大藏经》的底本是中国宋、金时期的《大藏经》，用汉文写成。在这个信息交流飞速发展的时代，与少林文化有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层出不穷，其传播和影响都深入人心。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少林武术的传播，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书刊间的互赠，也推动了对出版印刷历史的研究。而这样的书刊极具传统宗教和武术特色，受到社会和教徒的一致好评。文学出版必定在无形中以强有力的方式促进少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3传媒视角下少林寺商业行为对少林文化传播影响分析
借助现代传媒，少林寺开始走出院门，少林寺走出寺院的一系列举动，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有人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过于超前而称其为“少林操盘手”、“少林CEO”；有人认为，和尚应该念经修身，不应该涉及那么多的尘世，更不应该把少林寺发展成为一个旅游胜地。然而，在我们看来，信佛与念经的本质在于修心，事事皆是佛法，并不在于你具体做了什么。如果心不静，再好的经也将被念歪，修上千百世也难成正果。少林寺僧走出寺院举办的一系列社会活动，正是“普度众生”这种大乘佛教精神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少林寺对于少林文化这一无形资产的自觉保护与主动开发，或许我们现在仍然陶醉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虚幻的美梦之中〔2〕。
近年来，质疑少林文化商业开发过度的批评不断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少林寺面对最多的指责就是商业化是否过度的问题。一方面，公众希望少林寺是一个研习佛法，弘扬武功，专心慈善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商业组织。少林寺过多的参与商业行为不利于其佛法本性的传播，少林寺的商业收入及用途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不免引来人们的猜测；另一方面，在当今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浪潮下，少林寺也要为自身发展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因为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谋求发展。所以如何在固本的同时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把商业收入主题用于慈善事业，财务收支要透明化，接收来自审计和各界的监督，方能在商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拓宽和加速少林文化传播对策
4.1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优势，借助影视传媒、新闻传媒等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信息渠道，拓宽和加速少林文化传播的途径，加大少林文化的传播力度。
4.2要获取政府舆论导向、政策、财力的多重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关注，为少林文化的品牌保护提供舆论上、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支援。少林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少林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仅仅凭少林寺的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必须结合少林等、政府、社会多方力量方能实现。
4.3在现代传媒加强品牌保护，实现持续发展要从自身品牌建设着手，少林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已经形成，但少林的决策者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对品牌进行科学定位，长远规划，实现与时俱进的品牌建设，逐步完善品牌文化内涵和传播策略。
4.4重视新兴媒体，加强交流融合当代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重视并利用好这两项传播手段必将对少林文化的品牌化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同时，防止和减少网络环境的弊端侵蚀少林文化的内涵。
4.5把握好少林文化“固本”与“开发”的尺度，从有利于传播和保有少林文化纯净、脱俗的本质来看，应以文化推广为“固本”为首，世俗倾向次之；以公益传播为首，商业行为次之；以发扬禅宗为首，兴盛武学次之。
5结束语
现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少林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优势，借助影视传媒、新闻传媒等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信息渠道，拓宽和加速少林文化传播的途径，加大少林文化的传播力度。不可过于盲从或是随大流，形式手段的变革仅仅是用来创新传播的载体、提升传播的效率，但却不能在当前世俗物质的洪流中损害的文化纯真与洁质。要赢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要克服“重武轻禅”的不平衡倾向，要将文化之无形化为有形，借助艺术创作、视觉符号表达、听觉诠释、影视展现等方法，传达少林文化的形象与声音，展示少林文化的价值观与品质特性。要想将少林文化产业做大、做强，需要相应的政策导向，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需要按照经济规律运行，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打造“少林—少林寺—少林功夫”的世界品牌，要走中国民族特色〔3〕。
参考文献
〔1〕登封网.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停演〔EB/OL〕.http：//www.dengfengnews.com，2009-11-19.
〔2〕乔凤杰，李春龙.问题视阈中的少林文化〔J〕.河南社会科学，2007，15（3）：13-16.
〔3〕万瑜，蔡宝忠.少林功夫的品牌战略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8，29（5）：44-47.
（责任编辑：阎 彬）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案例分析、逻辑分析等方法，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对少林文化传播影响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利弊因素，进而为现代传媒技术条件下进一步弘扬和加快少林文化传播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大众传媒；少林文化；传播
1引言
位于郑州西南登封市少室山南麓的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又名僧人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之誉，是中国汉传佛教禅宗祖庭。少林文化是以少林寺为依托产生一种文化现象，少林文化也随着少林寺经历多次中兴和衰败，特别是民国时期，即1928年军阀混战时，从民国时期石友三火烧少林寺至《少林寺》这部电影的播映前，少林寺一直在沉默与困苦中度过，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借助现代传媒技术，少林寺及其所承载的少林文化如今蒸蒸日上，如日中天。
2推动少林寺中兴和少林文化复兴的几个重要影响因素
2.1从电影《少林寺》看影视传媒对少林文化传播的作用
一九八二年，通过《少林寺》这部电影的上映，促进了少林寺旅游事业的发展，由原来参观人数的几万人增加至几百万人，我想这就是少林文化的魅力所在。从1982年至今，少林武僧团经常同国家领导人出过访问，宣传少林文化，这更让我深刻体会到，少林功夫不仅是少林寺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世界的文化财富。少林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少林寺的资源更是相当丰富，我们应当大胆利用少林文化，智慧开发少林资源，让它作为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廖承志老先生曾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少林寺》的热播，加上国家科学的宣传战略，使没落中的少林寺迅速名扬中外，少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都得到了很好地宣传。它所带来的作用和社会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是少林寺和少林文化宣传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为了更好的宣传少林品牌，推动少林文化的传播，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于2008年积极筹划并推动了120集电视连续剧《少林寺传奇》的创作和摄制，仅从第一部及第二部的收视率及演出效果来看，此电视连续剧不仅极大的宣传了少林寺，而且极大的宣传的登封、郑州及河南，更极大的宣传了少林文化。
2.2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看大型文艺演出对少林文化传播的影响
以少林功夫为主体，融合舞蹈和音乐等元素的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借鉴模式，。有这样一个数据，二零零九年的演出场次达到二百四十场，游客接待总量为二十三万人次，其中有来自各国的国家领导人及社会知名人士，还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日本，新西兰等十几个国家的外国游客，总收入达到贰仟五百万，比二零零八年增长百分之十〔1〕。对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应以自身项目特征为前提，深入挖掘项目自身的文化内涵，并以市场需求为发展导向，找好传统体育文化与市场的契合点，以市场化、产业化为运作模式，才能够做大、做强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发展。现阶段，面对新的环境以及新时代的需求，学术界越来越关心如何加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文化转型、文化取舍、和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自觉的丰富自己的文化内涵，以开放的事业来对待中国传统运动的发展，以带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下健康发展之路迈进，也是学术界共同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享誉国内外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以武术、舞蹈、音乐等为主要演出形式，以禅文化和大自然的结合为其内涵，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经济高效的商业运作模式，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的。在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项目特征作为前提，进一步挖掘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不断完善和丰富传统体育文化的外显形式，并发挥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把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做大、做强，进而推动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健康发展，使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当代复兴得以实现。
2010年广州亚运会少林寺塔沟武校的学员们进行的维亚人表演，由少林塔沟武校1600名学生演绎的《白云之帆》，堪称广州亚运会开幕式演出的巅峰之作，高达78米的帆屏拔地而起，180名空中演员在帆屏上摆出精致造型，而支撑他们的，则是千余名地面演员的人力操控。千余人拉拽180人，于78米高空呈现10多种惊艳造型广州亚运今天开幕“《白云之帆》是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高潮一幕。高空威亚这个环节成功了，开幕式也就成功了；开幕式成功了，广州亚运会也就成功了。”这是广州亚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陈维亚的点评。当然塔沟武校的表演经历并不只是广州亚运会，二零零四年雅典奥运会的踩高跷，二零零七年上海特奥会的开幕式演出，二零零九年全国十一运会闭幕式演出，国庆60周年庆典晚会的太极拳，上海世博会的惊艳表演等都是塔沟的经典之作。他们全程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4个仪式演出，分别表演《自然》、《地球飞人》、《弹跃龙》、《节日》、《寄往未来》5个节目。用更少的人表现更震撼的场面，高空威亚无疑是有效手段。这些以少林文化为符号的大型演出极大的推动了少林品牌走向世界的步伐，更极大的推动了少林文化的发展和交流。
2.3从少林国际武术节看大型武术赛事现代传媒传播对少林文化传播的作用
1991年，在郑州举办了第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九届。它始终遵循“以武会友，共同进步”的宗旨，是一项集武术、旅游、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会。2004年升格为世界传统武术大会，2009年，郑州市委、市政府决定2010年继续举办第8届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只是从这届开始，主办由原来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和郑州市变为国家体育总局和河南省政府。随着郑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规格的提高，其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的举办，成为推动少林功夫走向世界的又一强大助推力，而且这种交流是面对面的交流，比其它形式的交流更具有直观性，少林功夫的普及传播就是对少林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少林文化也成为河南对外的一个窗口和名片，很多国际人士认识河南就是从认识少林功夫开始的。
2.4文学出版对少林文化传播的作用
与少林武术相关的故事有很多，在许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相应记述，还有一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记录少林故事的书籍，其中《新编少林寺志》、《中华禅诗》、《少林武术系列丛书》、《少林武功秘岌》、《少林寺资料集》、《禅露集》、《禅林意趣诗》是由少林寺自己编辑的，像这样少林寺自己编辑的书刊有四十多种。还有一种《禅礴》杂志少林是在与海外交流访问时，互换书刊所用。《高丽大藏经》雕版重印本是韩国僧团来访时赠予少林寺的。这本《大藏经》的底本是中国宋、金时期的《大藏经》，用汉文写成。在这个信息交流飞速发展的时代，与少林文化有关的电影和电视剧层出不穷，其传播和影响都深入人心。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少林武术的传播，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书刊间的互赠，也推动了对出版印刷历史的研究。而这样的书刊极具传统宗教和武术特色，受到社会和教徒的一致好评。文学出版必定在无形中以强有力的方式促进少林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3传媒视角下少林寺商业行为对少林文化传播影响分析
借助现代传媒，少林寺开始走出院门，少林寺走出寺院的一系列举动，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有人说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过于超前而称其为“少林操盘手”、“少林CEO”；有人认为，和尚应该念经修身，不应该涉及那么多的尘世，更不应该把少林寺发展成为一个旅游胜地。然而，在我们看来，信佛与念经的本质在于修心，事事皆是佛法，并不在于你具体做了什么。如果心不静，再好的经也将被念歪，修上千百世也难成正果。少林寺僧走出寺院举办的一系列社会活动，正是“普度众生”这种大乘佛教精神的具体表现。如果不是少林寺对于少林文化这一无形资产的自觉保护与主动开发，或许我们现在仍然陶醉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虚幻的美梦之中〔2〕。
近年来，质疑少林文化商业开发过度的批评不断上升，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今少林寺面对最多的指责就是商业化是否过度的问题。一方面，公众希望少林寺是一个研习佛法，弘扬武功，专心慈善的团体，而不是一个商业组织。少林寺过多的参与商业行为不利于其佛法本性的传播，少林寺的商业收入及用途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不免引来人们的猜测；另一方面，在当今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浪潮下，少林寺也要为自身发展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因为解决了生存问题才能谋求发展。所以如何在固本的同时谋求一定的经济利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找到一个平衡点，并把商业收入主题用于慈善事业，财务收支要透明化，接收来自审计和各界的监督，方能在商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拓宽和加速少林文化传播对策
4.1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优势，借助影视传媒、新闻传媒等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信息渠道，拓宽和加速少林文化传播的途径，加大少林文化的传播力度。
4.2要获取政府舆论导向、政策、财力的多重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关注，为少林文化的品牌保护提供舆论上、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支援。少林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少林文化的复兴和传播，仅仅凭少林寺的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必须结合少林等、政府、社会多方力量方能实现。
4.3在现代传媒加强品牌保护，实现持续发展要从自身品牌建设着手，少林独具特色的品牌文化已经形成，但少林的决策者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对品牌进行科学定位，长远规划，实现与时俱进的品牌建设，逐步完善品牌文化内涵和传播策略。
4.4重视新兴媒体，加强交流融合当代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流，重视并利用好这两项传播手段必将对少林文化的品牌化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同时，防止和减少网络环境的弊端侵蚀少林文化的内涵。
4.5把握好少林文化“固本”与“开发”的尺度，从有利于传播和保有少林文化纯净、脱俗的本质来看，应以文化推广为“固本”为首，世俗倾向次之；以公益传播为首，商业行为次之；以发扬禅宗为首，兴盛武学次之。
5结束语
现代传媒技术条件下的少林文化的传播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要充分利用现代传媒的技术优势，借助影视传媒、新闻传媒等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信息渠道，拓宽和加速少林文化传播的途径，加大少林文化的传播力度。不可过于盲从或是随大流，形式手段的变革仅仅是用来创新传播的载体、提升传播的效率，但却不能在当前世俗物质的洪流中损害的文化纯真与洁质。要赢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与资金上的支持，要克服“重武轻禅”的不平衡倾向，要将文化之无形化为有形，借助艺术创作、视觉符号表达、听觉诠释、影视展现等方法，传达少林文化的形象与声音，展示少林文化的价值观与品质特性。要想将少林文化产业做大、做强，需要相应的政策导向，需要一定的时间保证，需要专业人才的支撑，需要按照经济规律运行，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打造“少林—少林寺—少林功夫”的世界品牌，要走中国民族特色〔3〕。
参考文献
〔1〕登封网.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停演〔EB/OL〕.http：//www.dengfengnews.com，2009-11-19.
〔2〕乔凤杰，李春龙.问题视阈中的少林文化〔J〕.河南社会科学，2007，15（3）：13-16.
〔3〕万瑜，蔡宝忠.少林功夫的品牌战略研究〔J〕.体育与科学，2008，29（5）：44-47.
（责任编辑：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