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充足率范文第1篇
摘 要：从贷款需求和资本约束两个角度对2004年至2006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贷款低速扩张”的实证分析表明：从经济增长、货币松紧程度、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等需求因素难以对该时期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做出合理的解释；严格资本监管为银行信贷扩张设置了额外的约束条件，不同资本监管环境下银行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货币松紧程度的反应方式和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资本约束是银行贷款扩张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一措施有效地配合了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由于银行主要通过增加监管资本的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因而严格资本约束并未导致严重信贷紧缩。
关键词：资本监管；信贷供给；信贷需求；资本调整
作者简介：王胜邦（1968— ），男，安徽凤阳人，中国银监会国际部副研究员，巴塞尔委员会政策制定工作组成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
一、 引言
2002年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时期，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1%、10%、10.1%、10.4%和11.6%，经济增长持续提速，但银行贷款并未呈现出同步扩张的趋势。与2003年相比，2004年、2005年、2006年的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这种“经济高速增长、贷款低速扩张”的现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是首次出现。
2004年我国开始实行新一轮的宏观调控政策，控制信贷扩张是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2004年至2006年，中央银行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为有效对冲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过度投放和流动性过剩，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净对冲流动性3万亿元，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共计3个百分点，冻结流动性1万亿元，3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目的在于防止货币信贷过度膨胀，降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控制经济过快增长。
2004年2月，顺应我国银行体系市场化改革趋势，为增强银行体系稳定性，我国银行监管当局废止了1995年开始实施的资本监管制度，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银行2007年1月1日前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
2004年至2006年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标过渡期。由于2004年初银行体系平均资本充足率很低，为确保过渡期内实现资本充足率达标，避免过渡期结束后被监管当局采取监管措施，商业银行必须调整经营行为，并进而影响到总体信贷运行乃至经济增长。
分析过渡期内银行经营行为特征对于理解银行监管变革的宏观经济影响具有特殊意义。所以本文以2004年至2006年贷款增速和经济增速为研究对象，分析“经济高增长、贷款低扩张”的产生原因，以准确把握后转轨时期银行信贷运行和信贷调控机制的特点，揭示资本监管对银行业务的影响。
二、 银行贷款增速下降：一个典型事实
根据GDP增速和宏观经济政策取向，1994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至1997年，经济高速增长，GDP增长率年均超过10%，国家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促使经济软着陆。第二阶段是1998年至2001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在8%左右徘徊，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三是2002年至2006年，经济增长持续提速，2004年开始实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逐步趋紧。如表1所示，第一阶段内，由于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银行存贷款增长速度逐年回落，但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银行信贷仍维持快速扩张的势头，新增存贷比都在70%以上，1997年接近100%。第二阶段里，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银行存贷款增速都明显下降，新增存贷比也逐年下降，除2001年以外，都维持在70%以上。第三阶段的前两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回升，2002年和2003年银行存贷款扩张加快，贷款增速明显高于存款增速，2002年存款增速比2001年提高3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提高5.6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提高6.1个百分点；2003年贷款增长率高达21.4%，超过当年存款增速1.2个百分点，比2002年贷款增速提高了5.4个百分点，新增存贷比提高了13.9个百分点。2004年至2006年银行存贷款运行却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提高，但与2003年相比贷款增速出现较大回落，各年贷款增速都低于存款增速，且各年之间存贷款扩张特征有所差异。2004年存贷款增速都明显回落，贷款增长率比2003年下降7.1个百分点，比存款增速多回落2.2个百分点；2005年在存款增速上升的情况下，贷款增速进一步回落到12.8%，新增存贷比大幅度下降；2006年银行存款增速比上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但贷款增速却提高1.8个百分点，当年存贷比甚至没有恢复到第二阶段的水平。赵锡军和王胜邦的实证分析表明，1995年至2003年期间，影响银行贷款扩张速度的两个最重要因素是存款增长速度和GDP增速，从信贷运行数据来看，2004年至2006年贷款增长可能还面临其他重要的约束条件［1］。
三、 文献综述
一定时期内银行信贷规模和增速是贷款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影响信贷需求的因素包括经济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松紧程度、利率水平、企业利润率、替代融资方式的发展水平等。中国人民银行专题小组对1979年至2000年间我国银行贷款需求的实证分析表明：在所有影响贷款需求的解释变量中，GDP及其增长率对贷款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由于当时利率未市场化，贷款需求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企业资本边际效率与贷款需求负相关（与理论假设正好相反）［2］。Podepiera对1997年至2004年间我国4家国有银行贷款增长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企业的盈利性与贷款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经济转轨期间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是导致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3］。
在市场化的银行体制下，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是制约贷款扩张能力的重要因素。最低资本要求通过三个渠道影响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一是银行信贷渠道。给定银行资本水平，超额准备金上升虽然能够增加银行的可用资金，但受制于资本约束，额外的资金无法用来发放贷款。二是银行资本渠道。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银行存贷款利差缩小和贷款盈利能力下降，降低了银行发行新股的积极性甚至使银行回购股票，会导致银行信贷供给减少，即紧缩的货币政策对银行资本的影响导致信贷紧缩效应进一步被放大［4］。由于银行资产期限长于负债期限，货币当局提高短期利率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导致银行盈利能力下降，银行资本充足率随之下降，这会降低银行信贷供给能力，放大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5］。三是利率渠道。经济衰退时期银行信贷资产损失上升，为避免违反最低资本要求而遭受监管当局的处罚，银行贷款供给对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降低变得不再敏感，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IS曲线斜率增加，变得更加陡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制约［6］。Kopecky和Vanhoose认为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对货币政策实施产生了预料以外、不可避免的效果，货币政策仍然能够对银行的信贷运行产生影响，但其行为方式已不再是标准的信贷扩张乘数模型［7］。
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取决于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资本监管的严厉程度等许多方面。在严格资本监管的情况下，资本充足率的水平决定了银行面临的监管压力的大小。银行资本充足率高面临的监管压力小，信贷规模可以保持适当的扩张速度；反之，会导致信贷扩张速度降低，甚至被迫压缩信贷规模。Bernanke和Lown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银行贷款的低增长与资本约束有关，资本约束导致的信贷紧缩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8］。Haubrich和Wachtel发现风险资本要求对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有明显的影响［9］。Brinkmann和Horvitz发现风险加权资本对美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具有明显的约束效应，但不限制政府债券等低风险权重资产的增长［10］。
Kim和Moreno认为股票价格变化与8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贷款的迅速扩张和90年代初期贷款意外下降具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因为该阶段股票价格下滑导致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降低，限制了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形成了“股票价格下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信贷供给能力下降”的影响链条［11］。Peek和Rosengren发现日资银行海外分行信贷供给能力的下降使得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实现了跨国传导，资本约束导致日资银行在美国信贷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12］。Ito和Sasaki也认为由于股市的持续下跌导致商业银行附属资本下降，资本短缺严重制约着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使得日本经济雪上加霜，陷入长期停滞状况［13］。Woo认为90年代前期日本资本监管不严格，当时最低资本要求对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约束效应并不明显，1997年以后随着日本资本监管制度日趋审慎，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开始显现，监管宽容（放松最低资本要求）短期内可能缓解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但长期内有损于有效信贷供给的维护，这延缓了日本经济恢复的进程［14］。
赵锡军和王胜邦对1995年至2003年间我国银行杠杆比例和资产增长率、资本充足率和信贷增长率两组比例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行贷款增长率和存款增长率显著正相关，银行贷款扩张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90年代资本监管制度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失效；国有银行体制缺陷、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间接融资主导的融资结构和资本监管制度本身的缺陷共同导致了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软约束［1］。
四、 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原因：贷款需求角度的分析
根据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和金融市场化程度，分析信贷需求时，本文考虑经济规模及其增长率、货币松紧程度和替代融资方式发展三方面因素。本文没有考虑贷款利率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虽然近年来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加快，银行贷款利率定价权增加，但贷款需求的利率敏感性仍不高；二是虽然2004年至2006年期间中央银行3次提高贷款基准利率计81个基本点，但考虑通货膨胀率后，实际贷款利率反而下降，因此利率变化无法解释贷款增速下降。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至2006年工业企业收益率逐步提高。随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贷款需求应更加旺盛，而不应导致信贷萎缩。企业利润率的提高无助于解释贷款增速下降，所以本文也没有考察企业盈利能力对贷款需求的影响。
（一） 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贷款需求的最主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正相关，经济增长越快，非金融部门融资需求越旺盛，相应地银行贷款供给增加。由于银行贷款在我国社会融资体系中长期处于绝对主导地位，随着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经济总量的增加，银行贷款规模以更高的速度扩张，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60%迅速提高到1990的100%。如图1所示，90年代以来，虽然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上升的速度有所下降，但仍缓慢上升。2003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占当年GDP的比重高达125%，随后3年逐年下降，2006年下降到106%。假定该比例保持不变，按照当年GDP测算，2004年至2006年年末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规模应该分别为19.98万亿、22.75万亿和26.49万亿元，而2004年至2006年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分别为18.85万亿、20.68万亿和23.83万亿元，分别比理论数量少1.13万亿、2.07万亿和2.66万亿文中数据未考虑中行、建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财务重组期间不良贷款的政策性剥离和核销因素，若考虑这些因素，2004、2005、2006年年末实际贷款规模分别为19.40万亿元、21.88万亿元和25.11万亿元，分别比理论数量少0.58万亿元、0.89万亿元和1.48万亿元。如根据90年代以来贷款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的运动规律，经济繁荣时期贷款应以更高的速度增长，那么实际贷款规模与理论规模之间的缺口将更大。。若按照1995年至2003年间贷款平均增长率超过GDP增速8.3个百分点计算，2004年至2006年的贷款增速应分别为17.8%、18.2%和19.9%，而实际贷款增速分别为14.3%、12.8%和14.6%。由此可见，从经济增长的角度难以对贷款增速下降做出合理解释。
（二） 货币松紧程度的影响
货币当局通过吞吐基础货币，放松或收缩银根，影响非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调节全社会总需求。2004年以来，为遏制经济过快增长，我国中央银行为有效缓解外汇储备高速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冲击，在人民币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回笼基础货币。如图2所示，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广义货币（M2）增速与贷款增速的变化基本是同向的，但在不同年度两者变化的幅度有所差异。2004年至2006年的M2分别增长14.6%、17.6%和16.9%，比2003年分别回落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同期贷款增速也保持总体回落的态势，但各年之间M2与贷款增速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存在明显不同，2004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比M2增速回落的幅度更大，2005年货币供应量增速回升，但贷款增长速度继续回落，2006年M2增速小幅回落，但贷款增长速度却有所提高。这说明了虽然该时期货币收缩对贷款增速回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贷款扩张表现出不同于过去的特征。
（三） 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的影响
理论上分析，不同融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相互替代，随着股票、债券等融资方式的发展，非金融部门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将减弱，贷款需求下降。如表2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占国内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中的份额有所下降。不可否认，直接融资特别是2005年推出的短期融资券以及2006年股市筹资增加对银行贷款具有一定置换作用。理论上讲，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非金融部门的融资总量应随之增加，但2004年、2005年的融资总量却低于2003年；虽然2006年的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比2003年增加了13%，但远低于同期GDP增幅。这说明非金融部门的融资需求并未得到充分的满足，而这部分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银行贷款，因为能够满足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以及股票条件的企业毕竟有限。因此，虽然直接融资的发展对贷款需求有一定的影响，但在短期内对贷款替代效应非常有限。银行贷款占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比例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贷款增速下降而不是直接融资发展造成的。
五、 银行贷款增速下降的原因：资本约束角度的分析
2004年2月开始实施的《办法》按照资本充足率的高低，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资产充足率达到8%且核心资本充足率超过4%）、资本不足（资本充足率高于4%但低于8%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4%）、资本严重不足（资本充足率低于4%或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2%）三大类，实行分类监管，对后两类银行规定了由松到紧严厉程度逐步增强的11条纠正措施。这些规定导致按照《办法》计算的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降低，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甚至变为负值。2003年底，我国全部130家银行中只有8家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资本充足银行资产占全部银行总资产比例仅为0.6%。《办法》发布后，银监会要求银行制定2004年至2006年资本充足率达标规划，并根据过渡期内达标规划执行情况对银行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资本监管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显著增强。
为分析2004年至2006年期间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影响，笔者根据2002年至200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信贷收支报表、银监会非现场监管报表以及4家国有银行和排名前10位的股份制银行的各年年报，分别整理计算得到2003年至2006年期间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和资本充足率情况（分别见表3和表4）。
如表3所示，2003年至2006年期间4家国有银行的存款增长和贷款扩张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总体上看，《办法》实施前的2003年农业银行的存款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余3家银行，但贷款增长率却最低。2004年，随着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强化，为保证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能尽快并持续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2003年底注资）的贷款增长率大幅度回落，由于当年中国银行需继续冲销不良贷款，资本充足率达标的压力较大，因此贷款增长率比建设银行更低。与其他3家银行不同，农业银行贷款仍高速增长。由于2004年底建设银行资本充足率已远远超过8%（11.32%），以及将于2005年境外上市，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充分缓解，2005年它的贷款增长率达到了10.5%，居4家银行之首。而中国银行为达到8%的最低资本要求，贷款仅增长3.87%。2005年中央政府决定启动工商银行改制，为保证财务重组后资本充足率能达到8%，工商银行2005年贷款仅增长5.85%，而改制时间表尚未明确的农业银行当年贷款增速也有所放缓。由于2005年底3家改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明显高于8%，并且随着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上市时间表的明确，最低资本要求的约束明显弱化，2006年3家银行的贷款扩张明显加快，资本充足率最高的建设银行贷款扩张也最快，由于存款增幅下降，2006年农业银行贷款增速最低。对该时期4家银行贷款扩张速度的比较分析表明：对于已改制的3家银行而言，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具有明显约束效应，面临的资本压力越小（资本充足率越高），贷款扩张越快，吸收的存款可以得到充分运用；而对于尚未改制的、不受资本约束的农业银行，其信贷扩张则主要受制于存款增长速度。
股份制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中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对监管政策的调整也最为敏感。如表4所示，《办法》实施前的2003年10家股份制银行的存款增长率、贷款增长率与资本充足水平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充足率最低的E银行2003年存款和贷款增长率分别高达41.97%和51.63%，而资本充足率最高的G银行存款和贷款增长率分别为32.97%和43.80%。但2004年至2006年，随着资本监管力度的加大，为保证过渡期内达到最低资本要求，面临资本压力不同银行的存款和贷款增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资本充足率最低的E银行2005年、2006年存款增速分别为1.67%和4.96%，2005年贷款竟然出现负增长，2006年也仅增长2.24%。如表5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资本充足银行、资本不足银行和资本严重不足银行的存款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依次递减，差异很大。资本充足率未达标银行的存款增长率低不仅不能解释贷款增长率低这个事实，而且进一步证明，资本缺口的存在降低了银行最优存款水平，并且随着资本缺口扩大，资本约束对最优存款水平的影响更加强烈。银监会课题组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典型调查结果表明：资本严重不足的城市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贷款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资本充足银行。2004年全部112家城市商业银行中资本充足率排名前10位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信贷扩张速度分别为13.3%和11.82%，而资本充足率排名后10位的城市商业银行资产和贷款增幅分别为8.2%和5.9%［15］。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6年年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我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持续大幅度提高，2004年底、2005年底、2006年底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分别为30家、53家和100家，资本充足银行的资产占银行总资产比例分别为47.53%、75.12%和77.42%。随着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逐步减弱，特别是2005年底大部分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达到8%以后，最低资本要求对银行信贷扩张的约束有所缓解。因此，如表1所示，2004年贷款增速降幅最大，2005年贷款增速进一步小幅下降，而2006年银行贷款增速有所回升。但由于一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未达标以及部分资本充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只是刚刚达标，资本约束的效应依然存在，因此2006年贷款增速与2002年和2003年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资产结构调整也为贷款增速下降提供了佐证。由于银行不同类别的资产风险权重不同（贷款风险权重为100%，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风险权重为0%），监管资本要求有所差异，因此银行的资产结构与资本之间存在一定的配比关系。如表6所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各类银行都一定程度上通过调整资产结构、拓展资本节约型业务、降低资产风险权重的方法提高资本充足率，缓解资本补充压力。国有银行资产风险度降低了11个百分点，证券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2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证券类资产占比提高了3个百分点，资产风险度降低了6个百分点；而城市商业银行证券类资产占比始终在20%左右徘徊，资产风险度降低了4个百分点。
与2003年相比，2004年至2006年国有银行年均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为30%，比2003年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提高了19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证券类资产年均资产增长速度为24%，高于2003年22%的增长速度；而城市商业银行证券类资产增长速度与2003年持平。从表7也可以看出，随着2005年底大部分银行资产充足率达到8%，2006年银行贷款投放增加，资产结构的调整基本停止，各类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再降低。城市商业银行之所以资产结构调整的效应不显著，一方面是由于其贷款对象多为中小企业，对信贷的依赖性强，存量资产的刚性较强；另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规模小，在银行间市场的影响力小，增量资产调整面临着相对严格制约条件。
六、 为什么严格的资本监管未导致信贷过度紧缩？
如前文所述，2003年底我国只有8家小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作为信贷供给主体的大型银行资本充足率远未达标，根据当时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实施严格的资本监管将导致信贷收缩。然而如表1所示，虽然2004年至2006年银行信贷扩张速度明显回落，但银行信贷供给仍保持年均12%至15%的较高增长速度。
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抑制程度取决于银行的反应方式，若银行采取“分母”对策，资产配置向非信贷项目倾斜或直接压缩资产规模，这将导致信贷供给水平的下降；若银行通过扩大“分子”的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则不会引起贷款供给的下降。2004年至2006年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大幅度提高主要归因于主动的积极的资本补充，而不是被动的信贷收缩。《办法》实施以来，政府部门和监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银行多渠道筹集资本：（1）动用外汇储备对国有银行进行注资；（2）中央政府动用公共资金对国有银行实施不良资产剥离，地方政府对城市商业银行实施不良资产置换，大幅度减少贷款损失准备缺口；（3）鼓励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4）支持银行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补充资本；（5）允许银行发行可转债、混合债务资本工具和长期次级债务工具补充附属资本，拓宽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资本补充渠道；（6）放松对银行入股的规定，鼓励各类合格投资主体参股银行；（7）利用经营利润补充资本，增强银行内部资本积累能力。
中国银行业监管管理委员会2006年年报显示，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的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分别比2003年底增长了1.05倍和3.85倍，贷款损失准备金缺口（监管资本的扣减项目）下降了45%，而银行表内外风险加权资产仅增加了49%，彻底扭转了90年代资本监管制度实施期间银行贷款增速持续高于资本增速、资本充足率单边下降的局面。由于监管资本增幅明显超过风险加权资产增幅，使得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资本充足率大幅度提高，同时信贷规模保持适度扩张。严格的资本监管未对信贷供给造成过度冲击。
七、 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4年至2006年期间银行贷款扩张速度明显下降，为研究最低资本要求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提供了案例。本文实证分析表明：仅从经济增长、货币松紧程度、替代融资方式发展等需求因素进行分析，难以对该时期贷款增速大幅度回落做出合理的解释；严格的资本监管为银行信贷扩张设置了额外的约束条件，不受最低资本要求约束的银行信贷供给水平主要受贷款需求因素和存款增长速度的影响，而受资本约束的银行贷款供给还受制于资本充足水平；资本监管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发挥了独特且重要的作用。由于银行主要采取“分子”对策（即调整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因此银行信贷扩张速度虽然明显回落，但资本约束并未造成严重的信贷收缩。
本文的结论为解释2009年我国信贷过快增长以及信贷调控提供了新的视角。2008年11月，随着中央政府公布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揽子方案，国内银行信贷高速增长，2009年银行业人民币新增贷款9.59万亿，增速高达31.7%；2010年上半年新增贷款4.98万亿，同比增速17.8%，仍维持较高的水平。2009年的贷款高速增长说明，随着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甚至远远超过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资本充足率对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的约束效应明显弱化。伴随着国内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降低贷款增长速度、调整资产结构，2008年底国内银行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远远高于8%的最低资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信贷需求和宏观经济政策。事实上，观察2009年贷款增长的季度变化可以发现，资本监管对信贷扩张的约束效应依然存在。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银行贷款分别增长4.58万亿和2.8万亿，远远超过政策预期，并带动资本充足率迅速下降。面对如此迅猛的信贷增长以及潜在的信贷风险，2009年7月份银监会宣布将大型、中小型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由8%分别提高到11%和10%，银行的信贷增速随之下降。2009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1.3万亿和0.93万亿，比上半年大幅度下降。从长期来看，2009年信贷高速扩张将通过信贷损失和信贷供给两个相互联系的渠道影响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使得银行信贷在较长时期难以回归常态化的扩张路径，扩大了未来几年我国信贷调控的不确定性和调控的难度。
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来说，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等审慎监管工具可以谨慎地被用来配合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都应关注资本监管对信贷运行的影响，以改进信贷调控。第二，当相当一部分银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时，强化资本监管有助于治理经济过热，为防止信贷突然收缩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此时监管当局应为银行补充资本创造条件，以缓解信贷扩张的资本约束效应；当大部分银行都达到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资本约束效应将明显弱化，经济增长导致的信贷需求将对信贷扩张起到主导性作用，调控信贷应主要借助于其他政策工具，监管当局应通过逆风向调整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以平滑信贷供给的过度波动，这也是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研究的反周期资本监管框架的目标所在。第三，监管当局的最低资本要求有助于促进银行行为理性化，是防止银行信贷盲目扩张和风险累积的重要机制，一定意义上银行资本的功能已超越了“吸收损失”的传统认识，对于大型银行尤其如此。因此，监管当局的最低监管资本要求应适用于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各类银行，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单个银行持续经营期间的风险吸收能力和倒闭时的清偿能力，还有利于控制信贷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降低处置银行危机的最终成本。
参考文献：
［1］赵锡军，王胜邦. 资本约束对信贷扩张的影响：中国实证分析（1995—2003）［J］. 财贸经济，2006(7)：111.
［2］中国人民银行专题研究小组. 贷款有效需求问题研究［R］.中国人民银行，2001:10.
［3］Podpiera R. Progress in Chinas ranking sentor reform：has bank behabior changed？［R/OL］.IMF Working Paper，2006：No.wp/06/71［20100102］.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6/wp0671.pdf.
［4］Chami，Cosimano. Monetary policy with a touch of Basel［R/OL］.IMF Working Paper，2001：No.WP/01/151［20100102］.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1/wp01151.pdf.
［5］Van den Heuvel S J. Does bank capital matter for monetary transmission［J］. FRBNY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02,5：259265.
［6］Tanaka. How do bank capital and capital adequacy regulation affect the monetary transmmision mechnism［R/OL］.CESIFO Working Paper，2002：No.799［20100102］.http://www.cesifo-group.de/pls/guestci/download/CESifo%20Working%20Papers%202002/CESifo%20Working%20Papers%20October%202002/cesifo_wp799.pdf.
［7］Kopecky,Vanhoose. A model of the monetary sector with and without binding capital requirements［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2004,28：633646.
［8］Bermanke B S，Lown C S. The credit crunch［J］. Brookings Paper on Economic Activity，1991,2：205239.
［9］Haubrich J，Wachtel P. Capital requirements and shifts in commercial bank portifolio［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Economic Review，1993,29：215.
［10］Brinkmann，Horvitz.Risk-based capital standard and the credit crunch［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5,27：848863.
［11］Kim Sun-Bae，Moreno R. Stock prices and bank lending behavior in Japan［J］.FRBSF Economic Review,1994(1)：3142.
［12］Peek J，Rosengren E. Bank regulation and the credit crunch［J］.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5,19：679692.
［13］Ito Takatoshi，Sasaki Yuri Nagataki. Impact of the Basel capital accord on Japanese banks behavior［R/OL］.NBER Working Paper 1998：No.6730［20100102］. http://www.nber.org/papers/w6730.
［14］Woo D. In search of capital crunch：supply factors behind the credit slowdown in Janpan［R/OL］.IMF working paper，1999：No.wp/99/3［20100102］.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1999/wp9903.pdf.
［15］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课题组. 城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研究［R］.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10.
（责任编辑：杨凤春）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Loan Growth From 2004 to 2006
WANG Sheng-bang
Key words:capital regulation; credit supply; credit demand; capital adjustment
资本充足率范文第2篇
摘要：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经费投入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影响，义务教育失去了本应具有的“义务”功能。因此，扎实推进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有效管理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对于尽快还原义务教育“义务”功能、发展落后地区义务教育事业、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教育预算
一、现阶段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级政府责任不明确，经费投入主体事权与财力不对称
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中存在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不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主体事权与财力严重不对称的问题。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乡级财政负担近78％，县级财政负担约9％，省级财政负担11％，而中央财政仅负担2％。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教育事业经费大部分用于高等教育，这既不利于各级地方义务教育协调发展，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给基层政府造成了重大的财政压力，使得原本负债运行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有些地区在结合“省直管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基础之上，对义务教育投入主体实施了从“以乡为主”到“以县为主”、“经费省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只是把乡镇负担转移为省和县级政府的负担，只会造成地方财政新的不平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费投入主体事权和财力失衡的问题。由此可见，明确义务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是从根本上健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关键环节。
(二)经费来源分散且不稳定
我国的义务教育经费来源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经费来源渠道分散且不稳定。以教育为名收取的政府财政收入项目仅为教育费附加一项，很显然，仅这一项收入远远不能满足我国政府庞大的教育经费开支。以2005年为例，全国教育费附加收入为356．18亿元，仅占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的1．13％，而这一数额只能勉强解决贫困地区“两免一补”政策的经费来源问题，无法惠及整个农村乃至全国的免费义务教育事业。我国的义务教育既没有充足而稳定的经费来源，又不能做到专款专用，是经费投入机制不能有效运转的症结所在。
(三)经费投入量不足、结构不合理
分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以后，如何解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面前的重大挑战。如上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将义务教育视为地方性公共物品而实施重心较低的经费供给政策(乡镇或县一级承担主要经费)，使得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严重不足，中央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仅相当于20年前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对于税费改革后失去了义务教育主要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不能确保及时、足额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除了总量不足以外，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中还存在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首先，从城乡结构来看，政府投资于城市的义务教育经费大大超过了投资于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导致了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以2003年为例，农村义务教育学生人数为1．23亿人，占全国义务教育人数的65％，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仅占国家义务教育投入的57．1％，占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则更低，仅为29．1％，城市占了大部分义务教育经费资源；其次，从地区结构来看，2004年经济落后省份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与经济发达省份相差近8倍和30倍，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则相差8倍和25倍，可见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相当悬殊。
(四)义务教育经费预算管理不健全，预算约束力软化
由于分权化的义务教育财政管理体制，造成了各地方政府预算口径不统一，预算体制不健全。义务教育资金在编制、拨付、使用时的硬预算特征没有得到真正体现，且预算外资金膨胀，大部分经费没有纳入预算管理。除此之外，义务教育经费预算约束力软化的主要表现有：义务教育经费没有独立的预算科目，再分配等级偏低，预算资金编制初期就留有较大缺口，不能满足义务教育的基本需求；预算资金在拨付、调度、使用中性质易变，地方教育部门挪用学校经费，人员经费挤占公用经费的现象时有发生，预算约束力不强；预算资金使用效益低，缺乏过硬的考核评估机制等。
(五)免费义务教育覆盖面窄、补助标准低
从现阶段免费义务教育实施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覆盖面窄、门槛较高。以较早实施两免一补的武汉市江夏区中小学经费投入现状为例，2005年，全区中小学在校学生71679人，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在625元以下的有6467人，625－1000元之间的有13429人，贫困生总数达19896人，而省下达的“两免一补”指标仅5201人，受助面占学生总数的7％，占贫困生总数的26％，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此外，补助标准低、部分政策没有真正落实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国家对贫困生免教科书费的补助仅为小学35元、初中70元，这一补助数额低于原先“一费制”中规定的补助标准；政策上由地方财政负担的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资金难以落实等。
二、完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机制的对策
(一)明确经费投入主体，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经费投入比例
合理界定义务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将义务教育定位于全国性公共物品，加大中央政府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的责任，按照中央负责配置主要教育经费、县级政府负责管理的原则，提高义务教育经费使用效率。同时，要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经费投入比例。在结合“省直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基础上，中央政府承担60％、省级承担25％、县(市)承担10％、乡镇承担5％。具体来讲，中央财政负责解决“教师基本工资”发放和大型校舍建筑以及危房改造等项目所需资金，省财政负责“教职工的地方津贴”，县(市)级财政负担日常开支所需的“公用经费”，乡镇政府根据本地区状况负责改善教师福利状况以及确保入学率和完成率等工作。
(二)进一步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在确保教育费附加和教育筹资等规范的税费筹资方式的同时，努力拓宽经费来源形式，用新的经费渠道解决经费短缺问题。这方面可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如美国，将各州的财产税作为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因为此种税税基稳定丰富，税收来源不会因为经济的波动而有较大的起伏，可以有效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和充裕。除此之外，也可以尝试其他的融资渠道，比如借助我国现今博彩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发行教育彩票来缓解教育经费不足而带来的财政压力，或者是鼓励民间团体和私人办学，在税收、金融以及其他方面给与较大的优惠，使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义务教育事业中来，从而提高我国整体的教育水平。
(三)完善义务教育预算管理体系
积极落实教育经费预算单列改革方案，提高义务教育预算分配级次，把原来属于社会文教费级次的教育预算单独列示，使教育经费由国家预算中的第二次分配升格为第一次分配，从而完善义务教育预算管理体系。此外，扩大行政部门在各自教育预算编制上的权限，按各地方实际情况，编制预算报告，由各级教育部门支配经费的分配权和管理权，增加经费使用透明度，提高监督力度；加强对生均教育成本和教育经费需求总量的测算，注重义务教育的“投入产出率”，使义务教育经费预算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和民主。
(四)健全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制度
完善义务教育经费转移支付模式，保证经费及时、足额发放到经济落后地区。结合我国现状，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可以采取总额比例补助方式和分项比例补助方式。总额比例补助方式的具体操作步骤为：一是建立县级转移支付模型；二是确定义务教育标准支出数额；三是计算并确定义务教育标准收入；四是建立义务教育财政收支缺口及分担模式。县级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额的分担。在全国范围按两种方式进行：全省人均财政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的省份，由省、地两级政府弥补，中央不进行补助，其余省份由中央政府提供补助所需资金。分项比例补助则是从义务教育支出的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基建经费、贫困生补助经费四个项目分别进行补助。分项比例补助的具体操作步骤为：一是计算义务教育标准支出；二是计算义务教育标准收入；三是确定收支缺口；四是确定转移支付方式，即分项目对县级政府义务教育的财政缺口进行转移支付。
收稿日期：2006－12－15
作者简介：王灏，北京市师达中学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经济学。
责任编辑：郭晶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