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特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总体要求，通过职能转变、结构优化、制度建设等系列改革措施建立起来的政府管理公共事务促进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其实质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通过中西比较的国际视野分析、探讨，总结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建构类型以及应关注的重点，对推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完善世界公共管理改革理论与实践将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公共管理体系；问题；建构
文献标识码：A
一、从中西比较看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
（一）中西方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
传统公共行政学于19世纪中后期发端，正式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期，迄今为止仍然是政府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且最成功的管理理论。这一理论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学者，比如，英国的诺斯科特一屈威廉报告（Northcote—trevelyan Report）；美国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德国韦伯（Max Weber）的官僚科层制理论；美国泰勒的（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科学管理理论等。其主张是：行政由政务官控制；严格的科层制节制模式；文官仅为公共利益服务，中立于任何执政党，不参与决策，只执行政务官作出的决策；核心目标是行政效率，主要使用静态的研究方法。这种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对早期行政模式的超越，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20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市场失灵，凯恩斯政府干预主义在西方国家全面盛行起来，传统公共行政学开始受到挑战，新公共行政学派对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更注重行政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更重视公平正义、回应、参与以及行政责任。同时，政策科学开始运用动态研究方法分析实际政策的制定。可以说这是对新公共行政学应用性欠缺的弥补。因此，新公共行政学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假设，但其提出的一系列应然价值要求。使其被称为民主的行政理论并成为公共管理出现的前奏。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相继出现了经济、政治、社会危机，这给政府管理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无论是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还是新公共行政理论都无法解释和解决各国面临的困境。这必然要求新的政府管理理论的出现。伴随着西方各国的改革浪潮，逐渐产生、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政府管理理论，它们扬弃了新旧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信条，主张在政府改革中采用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的理念、技术与方法，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这些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企业家政府、管理主义、后官僚制、新公共管理等，后来均被称为新公共管理理论并在90年代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思潮。
中国的政府管理理论就其历史发展来说也有其理路。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沉淀下来的政府管理思想精华并没有因为外敌的入侵等因素而中断传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府公共管理制度，比如，层级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严格的科举考核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严密的社会管理法律法规等。同时也传承下来许多治国之道，比如，孔孟的“为政以德”、“礼治”“仁政”等主张，法家的“法治”、“术治”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墨家的“兼相爱”，兵家的“用兵之道”，管子的“轻重论”说等，它们是中国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主要构成来源，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与理论总结，历史最终选择了“集各家之大成者”且符合历代统治者要求的儒家思想作为我国政府管理实践的主导思想，构成了我国传统公共管理思想的主流。
从近代开始，我国逐渐学习、借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行政学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了美国、日本的许多关于行政学的著作，如《行政纲目》、《行政要术》、《行政学总论》、《行政法撮要》等。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主先驱孙中山先生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三民主义”和五治权说，也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思想。30年代开始，我国早期的行政学学者撰写的政府管理著作逐步问世。此时，中国公共行政学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行政学理论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后，中国的公共行政研究重新恢复并取得很大进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中国的行政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基本政治制度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并始终以理论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为研究和突破重点，力图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公平、效率、民主、法治、廉政等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指导。
（二）中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
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传统行政理论有很大不同。传统公共行政以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和韦伯（Max Weber）的官僚科层制理论为理论支撑，而新公共管理则以现代经济学和私营企业管理学为理论基础。第一，新公共管理从现代经济学中获得许多理论资源与技术支持，比如从“理性人”假设中获得政府绩效管理的支撑；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中获得政府应该充分运用市场竞争机制。强调顾客导向，提高服务效率、质量和有效性的根据：从成本——效益分析中获得应界定政府绩效的目标、加强政府绩效的测量与评估的依据等。第二，新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私营管理主义色彩，它主张公共部门可以借用私营部门的许多管理方式与手段。比如私营部门的组织形式不像韦伯科層制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僵化，而是能灵活地适应环境；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而是高度重视产出和结果：在人事管理上不是一经录用，永久任职，而实行灵活的合同雇佣制和绩效工资制，目前我国已经在个别省的某些市开始试点公务员分类录取（行政编制与合同雇佣制），逐步加大合同雇佣制公务员的比重。总之，新公共管理理论指出。像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组织发展等这些已经和正在被私营部门采用的管理方法，同样可以运用到政府公共部门的管理中。新公共管理更注重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问题，因此，常被人们称作“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新政策管理理论”、“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行政学”。
就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来说。其思想来源主要有三个：中国古代公共管理思想、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公共管理思想、苏联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集体公共管理思想）、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的理论基础。我国自古代至今历史悠久，文明彪炳史册，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的行政文化对今天的人们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儒家的“贵和尚中”思想、法家的“法治”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大同”、“小康”、“君为轻，民为贵”的价值观等，均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政府管理本质与职能、市民社会理论、政府管理方式与方法，苏联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行政管理的思想从理论变成现实的经验与做法。与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思想原本就有诸多相通之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基本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管理思想（指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这种思想毫无疑问也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来源，并且正在对当前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与改革实践产生着重大影响。此外，从近代开始，我国早期的一些有识之士就逐渐翻译、引进西方的行政学理论，出版了许多关于西方政治学、西方行政学、西方管理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社会学、西方法学等著作。目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公共行政学）理论与西方公共管理学存在很多相通之处，大部分采用了西方的公共管理学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公共管理学是在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
（三）中西方公共管理产生的社会背景
尽管公共行政学一直从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中汲取营养，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它所吸取、借鉴的知识与重点是不一样的。这与以上诸学科自身的发展过程有莫大的关联，但是究竟吸取什么、借鉴什么是由所处历史阶段的社会需求决定的。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长期分化、初步融合的西方社会科学，呈现出整体化趋势，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因此兴起。各种与政策管理紧密相关的学科均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出现了大量的新流派、新理论与新方法，并开始围绕行政管理问题的排解而交叉、融合，这为公共管理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乎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出现了经济“滞胀”，从而造成政府管理与信任危机。80年代中后期，一股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主题的政府改革浪潮席卷了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股浪潮的目标在于追求“3E”，即Economy（经济）、Efficiency（效率）与Effectiveness（效益）。以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法、韦伯的科层官僚制理论以及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等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诸多不足与弊端，比如注重过程与程序、价值偏移、公共行政的集权趋向，权利本位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更加凸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管在制度架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还是在行政效能方面，均出现了许多矛盾与问题。所以，在这种社会科学发展内力的驱动以及社会背景下，就需要构建一种以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管理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融合多种相关学科知识和力量的新的公共管理框架，以适应当代西方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原先以政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资源流动不断加速，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政治基础，原有的同质性、整体性社会开始解体，引起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非公有制经济上升，市场的开放性提高自由度加大，市场的运作机制逐步健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在不该管的领域逐步退出，在该管理的领域逐步强化，社会的独立自主性空间逐步扩大，表现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权力、政府向社会组织下放权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另一方面，社会与公民的自治程度逐步提高，公民权利进一步得到保障，表现在“单位人”的现象越来越少，公民自主流动和自由择业的空间越来越大。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公民意愿进一步得到表达，政府的信息公开以及公民的参与程度大为提高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足，比如社会利益与资源配置的集中程度高、国家权力受社会权利的制约乏力。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国家主义等。所以。加大以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创新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力度，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三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建立的重要前提。目前，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四）中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本身
新公共管理就理论本身而言，是为了摆脱面对“政府失败”、“市场失灵”而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行政都无法解释和解决的尴尬困境，从而重新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次尝试。在很大程度上讲，新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各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产物。对于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创新，有研究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以行政决策与执行创新为立足点，以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为基础，以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为支撑，以公共管理运行机制重构为基本内容，以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的融合为灵魂。以公共管理方法的创新为手段，对公共管理价值观念、公共管理职能、公共管理运行机制、公共管理体制、公共管理方法进行了创新。主要表现在：第一。进一步发展了行政的民主责任理念，形成了新公共理念（政府提供核心公共产品理念、市场提供混合公共产品理念、公共管理要有市场效率理念）和新市场理念（政府内在于市场机制理念、市场公共责任理念）。第二，进一步限定政府职能为提供核心公共产品，市場可以参与提供混合公共产品，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主要起导向、领导和服务作用。第三，重点研究如何做、如何做得更好，创新了公共管理运行机制，总体思路是充分发挥政府提供核心公共产品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与个人提供混合公共产品的作用。第四，对公共管理体制的突破主要体现在：用“大部制”来改革政府领导体制。用大部——政策核心司——执行局的新格局来改革政府层级体制，强调公共管理组织的多元化、组织结构的扁平化、组织文化的绩效导向。第五。主张采用私营部门管理中的先进方法与手段，如公共服务竞争制度、绩效评估方法与技术、成本收益评审技术、全面质量管理等方法，来提高公共管理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
同时，新公共管理理论本身也有不足之处，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批判。有研究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理论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了自由主义倾向；过分依赖经济学的运用特别是经济人假设，迷信市场机制，忽视政治过程和市场过程的差异；过分强调运用企业管理的模式来重塑政府，忽视了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差别；私有化、市场化导向，放权、放松管制的管理方式带来了一系列实践问题，如分散主义、保护主义增加，私有化损害了公民参与的积极性，容易忽视公共责任等问题。此外，新公共管理在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公共管理与社会环境、“善治”及其标准等问题的研究上还比较薄弱，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还有研究者认为，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尽管给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众多理论与技术支持，但是这些资源没有经过系统的梳理便被运用，显得零散，并且目标与解决措施有时是冲突的。比如。为了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新公共管理将其交给私人部门来承担。尽管私营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效率可能会更高、成本可能会更低，但是它们追求的是经济利润。所以，当它们的责任与义务有矛盾时。人们的需求便被置之不理了。尽管新公共管理的管理主义倾向在其产生的特定环境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将之简单的移植到不同的社会和时代，恐怕其合理性要大打折扣。其不足会被扩大至极点。
中国的公共管理理论，在继承、发展中国古代公共管理思想、社会主义公共管理思想与西方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内容与特点。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些基本内容：强调公共管理中以人为本，重视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坚持以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共享改革成果为目标的公共管理总效率原则，实行中央统一管理与地方自治相结合、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自发调节相结合、公务员依法行政与政治责任相结合、公民权利自由与社会公正相结合，当前利益与长远发展相结合等公共管理方式与方法。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向成熟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期，公共管理思想来源复杂。这使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一方面强调公正、民主、法治、德治，另一方面则深受传统官僚科层制僵化、集权、人治色彩严重的影响，其理论框架尚在建构之中，这使得中国公共管理出现理论研究滞后、理论体系不够严谨且常常与现实相悖、操作性差等特点。
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之情形
简单地说，公共管理就是对国家（立法、司法）事务和社会（非政府组织、公民）公共事务进行的管理。实行什么样的公共管理要由相应的公共事务来决定，而公共事务由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是不断变化的，从而具有历史性、动态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公共管理的理念、性质、特点、目的以及主体和客体与之相适应。以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为视角，中国的公共管理同时存在着传统公共管理因素的衰亡和现代公共管理因素的成长，二者呈相互作用的态势。对于中国应该构建怎样的公共管理体系。目前学术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鉴于第一部分关于中西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理论基础、社会背景、理论本身的比较与分析并总结国内学者关于中国公共管理体系的研究，这里将其主要分为四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采用“百团大战”的组合方式，认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是由中国共产党、政府（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非政府公共组织（包括公办或民办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群众组织、社会中介等）、民众（人民群众）组成并共同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在这里，既不能简单地把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等同于以政府为中心的政府管理体系，也不能将其与多元社会主体合作治理画等号。以党、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这四个主体在体系中所承担的角色与作用为标准，可以把中国公共管理分为：以包括党在内的政府为本位、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依附于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管理集权化模式、政府管理民主化模式、政府管理社会化模式三种类型；以社会为本位，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平等合作的公共管理模式，主要包括社会治理的自主化模式、社会治理的多中心模式两种类型。做一个拟人比喻，前三种类型是父与子的关系，后两种类型则是兄弟或姐妹关系。这样做，既可以使公共管理的全貌得以彰显，理清公共管理与政府管理的关系，也可以消除公共管理、政府管理以及社会治理等概念之间的隔阂，还可以整合有关行政改革、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研究，理顺公共管理实践发展的脉络。
第二种情形，将公共管理体系分为3种类型：一是，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公共管理；二是。作为私人、管理组织结合体的公共管理：三是，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公共组织的公共管理。它们在政府、社会与市场和谐相处的国家统一体中共存，构成“总体性思维”下的公共管理。这3种类型的公共管理不能等同视之，更不能混为一谈。第一种公共管理是指整个国家、全社会的公共管理，权威性最高、适用性最广、复杂性最大：第二种公共管理实际上是“大私人管理”；第三种公共管理实际上是介于前两种公共管理之间。兼顾“公”与“私”双重特性的公共管理。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种公共管理即国家机构的政府公共管理既具有阶级性、政治性，也具有社会性、科学性。我国的公共管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与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都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公共管理更注重體现公共性与社会性。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更注重阶级性和私有性。
第三种情形，采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方式，要么大量研究行政改革层面的公共管理，要么大量研究公民社会中公民参与层面的公共管理，要么聚焦研究非政府公共组织或者“第三部门”层面的公共管理。这三个层面的研究与公共管理紧密相关。可以把它们在公共管理的框架下进行整合、创新，进而构建新的公共管理体系。
第四种情形，既然公共管理就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那么就可以根据公共事务的划分（如下图）来分析公共管理体系。这是一种积极有益的尝试，我认为，现实中具有可行性。
根据对公共事务的上述划分，公共管理体系可以分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以及国际公共管理…四种类型。公共管理在国家——政府——社会三个层面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之间存在交叉与包容的关系（如下图）。其中，国家公共管理主要研究国家治理结构以及在其制度框架下国家事务的综合管理问题。政府公共管理主要研究政府的依法行政体制、决策过程和政府对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国家是一个拥有主权地位的政治共同体，而政府就代表这个国家，国家意志由政府来执行，政府行为必须体现国家意志。可见，国家公共管理和政府公共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政府公共管理是社会公共管理存在与发展的关键，而社会公共管理是政府公共管理的基础。国际公共管理主要研究全世界的治理过程、国际合作机制、国际参与的基本规则与制度渠道等。与前三种公共管理一样，国际公共管理也有其主体、客体、手段与目标等要素。
目前，中国的公共管理属于第一种情形中的第一种模式，即以包括党在内的政府为本位、非政府公共组织和民众依附于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以民众为本位或以社会为本位的公共管理还位于“应然”的层面，是需要提倡和构建的未来图章。在未来很长的历史进程中，政府仍会是构成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的必备主体要素，而且是一个处于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主体要素。对未来公共管理发展中的多元主体不能“等量齐观”，公共管理不是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的“共同管理”，政府在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主导性的主体角色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参与公共管理之主体所不能代替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任何无政府主义状态在作为历史范畴的国家消亡之前出现，都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建立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基础上的新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体系即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三、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体系应关注的问题
（一）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的一个特征是行政机关的运行与党组织的运行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人们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党政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了解中国公共管理实际运行情况的关键切入点。不首先考虑党政关系问题而研究中国公共管理是抓不住要领的，如果抛开党的因素而谈行政机关或国家权力。就无法正确认识和彻底理解中国公共管理或政治与行政的运行。因此，理顺党政关系是实现公共管理与外在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相协调的一个重要问题。
许多学者对怎样协调党政关系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从党政职能分开与党政关系法制化、制度化来探寻解决问题之道。比如林尚立教授指出，“通过完善国家制度体系。为新型党政关系的确立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础：通过强化党的组织建设，使党脱离传统的党政关系模式，为新型的党政关系确立奠定必要的政治基础。”党政关系法制化就是要在宪法、法律以及党章中界定党政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加强、改善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确立依法行政的法治目标；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张恒志协商制度等对策来协调党政关系。邓小平提出“党政分开”后。很多学者以此为指导开展了富有思想性与创造性的大讨论并将其纳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及相关配套改革的推进，探索如何建立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合理化的新型党政关系成为摆在全国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政府与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关系
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指出，目前“各国正置身于一场全球性的‘社团革命’之中，历史将证明这场革命对20世纪后期世界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民族国家的兴起对于19世纪后期的世界的重要性。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第三部门，即数量众多的自我管理的私人组织，它们不是致力于分配利润给股东或董事，而是在正式的國家机关之外追求公共目标”。
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也称第三部门）越来越活跃，对维护公民权利所起的作用愈来愈大。尽管公益事业的发展原本是政府的责任，但实践表明，并非政府在发展所有公益事业时都具有优势。这是因为其中有些公益事业若由政府直接组织实施，会产生两方面的不利因素：一是可能发生腐败行为，影响干群关系；二是各级政府可能会趁机寻租，“层层剥皮”，从而达不到预期效果。而非政府公共组织在这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在“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灾难救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些行为通过志愿者服务实现了广泛的公民参与。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
然而，中国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还面临着两个方面的难题：一是非政府公共组织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二是非政府公共组织自身怎样规范管理和运作，进而夯实它的“公共利益代表者”地位。当前中国政府仍然存在大量“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偏要管”的问题，非政府公共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不足，仅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非政府公共组织的发展对未来综合国力竞争力的增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政府应该做好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探索如何管理和监督非政府公共组织的运行，使这个不成熟的领域健康成长，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如何退出一些不擅长、没有自身优势提供的公共服务领域，同时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以及法律法规等方式给非政府公共组织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三）提高私营部门的社会责任感
随着公共管理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政府管理中引入私营部门的一些管理理念、技术与方法进行市场化改革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私营部门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某些政府部门不能单独提供或者单独提供成本过高的，尤其是对专业性、技术性要求很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部门可以与私营部门、非政府公共组织合作，政府付费，后两者出人员和技术。这样做，既可以实现“公”、“私”部门的人才、资源互补，也有利于提高公共管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尽管私营部门有“公益”、“效率”的一面。但它也有一个最不能忽视的方面就是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所以，怎样保证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私营部门在扮演公共管理主体角色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此，有人提出一个解决办法：政府应高度重视私营部门的社会责任感。一方面，私营部门自身应该加强和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和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在选拔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私营部门合作对象时，应提高入市门槛，严把“社会责任”关。企业管理学家里基·格里芬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指超过法律和经济要求的、企业为谋求对社会有利的长远目标所承担的责任。”有人认为，企业讲社会责任是为了树立良好形象，提升自身竞争力，赢得公众信任，从而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是为了避免昂贵的法律诉讼。但是不管怎样，提高社会责任意识会使私营部门有更强的社会责任感，这有利于调动私营部门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进一步确立其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存在问题
结合当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和投入施行的具体内容分析, 其效果并不良好, 在相关体制建立中仍然存在有很多问题, 行政单位的相关结构也尚未完整, 这使得整体的高校教育工作难以展开。下面就当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几个大问题进行详细说明。
1、工作效率不高, 体制不健全
在高校行政教育管理体制设定中, 首先存在的问题是体制建立不健全, 比如说院级对系级两者的工作交接, 系级在处理与上级的关系时就会更多的表现出极力讨好, 而缺少对自身存在问题的反思和后期优化, 由于管理体制建立的残缺, 使得各级管理人员不能真正意识到自身应当发挥的作用, 在各个管理工作确定中存在敷衍性和欺瞒性。进一步这也导致了高校的各个行政部门沟通交流较少, 在这种缺乏一定的互动情况下难以做到对高校教学的整体宏观把控, 也更加难以保障整体的教育教学质量和有效性。因此健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让各层工作人员都将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也是保证高校教育效率和质量的一大重要因素。
2、部门间没有密切的配合
此外, 在高校行政部门之间没有密切的配合这也是存在的主要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要想能够真正发挥其作用, 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是不可缺少的, 而部门之间没有默契配合, 更多的是将精力放在了阿谀奉承上, 这很难使得行政管理机制顺利展开。各个部门之间应当形成良性的权力分配, 不孤立某一部门, 让每个部门都很切实的协同合作, 以此来进一步完善和增强高校行政管理部门的整体工作质量。
3、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
最后, 有了牢靠的制度作为管理依据, 同样还需要坚实的人力素质作为后盾, 有关工作人员素质不高, 未能真正认清自己在行政教育管理中应当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在处理工作问题时不能公平公正公开, 容易掺杂多种私人感情因素, 这也极大的降低了行政管理质量。因此各层次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应当注重自身综合素质的能力提高和专业素养的实力增强, 且行政部门的综合素质水平表现在除了基本的专业能力外还包括了处事态度、职业态度等内容。
二、中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优化措施分析
当下高校教育正呈现逐步上升的发展趋势, 随着高校教育的广泛推行, 在高校教育教学的具体工作展开中也面临有很多问题, 其中, 行政管理内容方面是高校存在的首要难题之一。优化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对整体高校行政行业质量提升和教学优化都有着重要帮助, 下面就具体的体制优化措施进行详细说明和研究。
1、优化管理方式, 提升工作效率
为了避免在行政教育管理落实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各种缺陷和问题, 我们可先对其管理方式展开重新设计, 比如按劳分配的薪资待遇结构优化, 通过薪资待遇来吸引以及督促各个工作人员在自己岗位中做好份内事务。此外, 在不同层级部门工作对接中, 也要加强其联系的紧密性, 让每个部门在工作互相独立的基础上又保持有一定的线索展开后续工作计划。对每个相关人员都布置适当的工作量, 利用各自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判断其工作效率。并以此为依据将整体的行政教育管理做到明责细分, 作为对整体工作质量的保障。
2、做好协调工作, 优化部门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此外, 为了提高高校行政管理的整体质量和增强其行政管理效果, 相关管理人员还需要做好协调工作, 要加强各个部门的交流和沟通, 进而得以优化各个部门之间的结构关系, 让各个部门能够配合合作的更加有条理和紧密, 在整体的相互管理中进而得以使高校的行政管理质量提高。
3、优化工作队伍建设, 提升人员素质
最后, 还需进一步优化工作队伍建设, 扩增人才队伍结构, 吸引更多的人才加入进行政管理队伍中, 对行政管理工作人员还需要加强专业培训, 以便提升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部门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其次还要进一步增强参与行政管理体制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以此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人才队伍建设。
三、总结
综上所述, 在行政管理方面不可马虎, 今后, 我们还将继续深入对有关行政管理体制优化的内容进行探讨, 以便提出更加科学有效的合理措施, 用以推进我国高校行政单位的进步和质量提高。
摘要：教育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我国高校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成效直接挂钩, 也对教育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因此做好高校教育体制管理对整个学生教育都有很大意义, 然而当下就现有的高校行政教育体制而言, 仍然存在有不少问题, 本文就有关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优化的相关方式策略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中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优化,工作效率低,建立健全体制,优化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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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快速发展的民营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税务风险，税务管理的薄弱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短板。民营企业必须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跳出原有的思维惯性，走出涉税认识的误区，正视税务问题，加强涉税管理，提高依法纳税意识，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技巧性安排等防范措施，防范税务风险，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关键词】民营企业；税务风险；防范
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表明，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在GDP的占比为65%，民营企业已成为创造就业、税收，助推GDP增长的重要力量。但民营企业在发展的同时，由于经营理念、法律意识、内部管理等多种原因面临着诸多税务风险，有些民营企业不是因为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而是因为税务问题一跌不起，税务管理的薄弱已经成为多数民营企业发展的短板。民营企业如何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提下，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技巧性安排，防范税务风险，减轻税收负担，实现企业财务利益最大化，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成为现代民营企业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民营企业税务管理现状
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对待税收的普遍态度不能令人乐观，民营企业偷逃国家税款的现象相当普遍，企业管理者所持有的错误观念和所采取的片面纳税措施使税收给企业造成的潜在或现实的风险客观存在，成为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些错误的理念及措施包括：
（一）依法纳税观念淡薄，税收相关管理制度严重缺失
很多民营企业经营者在寻找商机、拓展市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一面，但依法纳税观念却非常淡薄，对税收法规及相关政策了解甚少，不清楚偷逃税收的后果及潜在的风险,不懂得加强涉税管理也能依法少纳税。尤其在当前多数地方政府倾力“大招商”的形势下，部分民营企业对税收抱无所谓的态度,将政府的税收优惠当成是税收妥协。一些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当地的财政支柱力量后，更是有恃无恐，无视国家税收法律，存在大肆偷逃税款。
（二）明知故犯、将税收管理的重点放在如何躲避、偷逃税款上
这类民营企业管理者对税收法规政策不是不了解，也清楚偷逃税收的后果和风险，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心存侥幸心理，就如何应对税务机关的检查、偷逃更多的税收,精心策划、组织严密、分工明确，辅之以疏通关系，税收管理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千方百计偷逃国家税款，这已成为当前一些民营企业致富的秘诀，甚至是公开的秘密。
（三）认为税收只是企业财务人员的事
很多民营企业管理者将所有税务问题都交给财务人员，只要求财务人员必须做好账、少纳税，涉及到税务管理方面的其他事情则不加过问。一旦被税务机关查出问题，很多老总不假思索地归结为“账上出了麻烦”，认为是财务人员账务处理水平不够高，很少想到是管理没到位。
（四）对税收筹划和税务代理在认识上有偏差
不少民营企业虽然有请税务代理专业理税的意识，但对税务代理的真正理财作用在认识上还有许多偏差。认为税务代理机构是“关系税”、“人情税”的一个桥梁，能通过与税务机关的关系和专业知识技能一定使企业少纳税。有些税务咨询机构为迎合企业的要求，不负责地鼓吹所谓的“税收筹划”的神奇效果，导致企业误认为税收筹划的全部内容就是一套可以立即降低企业税负的方案，而忽视了加强以税法遵从为核心的税收基础工作。
二、民营企业税务风险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民营企业税收风险是指民营企业因为税收而导致企业利益受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因主客观原因导致企业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发生偏差，遭受税务等部门的查处而增加税收滞纳金、罚款、罚金等额外支出,以至于影响企业正常发展甚至导致破产的可能性；二是企业因多缴税款或未用足税收优惠政策等而减少应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
（一）民营企业管理者税收理念有偏差，税务风险意识不强
全国工商联在国内21个城市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有70％左右的民营企业家不懂财务报表。财税知识的缺乏导致他们往往以违规的账务处理和与当地税务部门融通关系为两大主要手段，在国家税收上动脑筋，进行偷税、有意识的骗税和不正当避税，“两套账”、“阴阳账”、“税务公关”现象在民营企业非常普遍。这些办法暂时是让企业少缴了税，得到了实惠，但由于税法对偷税的追征期是无限期延伸的，至少在法律上，企业所偷的税款永远是暗藏的税务风险，给企业的正常发展埋下了隐患。一旦被查获，要被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其中触犯刑法的还要受到刑事处罚，甚至一次税务检查就能让一个知名民企倒下。
（二）强大的利益驱动是民营企业忽视税务风险的内在动因
税收在民营企业的现金支出中占重要位置。根据毕马威财务税收服务集团2003年通过互连网在全球的一项调查称：税收会抵减公司收入，会使费用项目膨胀以至侵蚀三分之一的公司利润。这是外国的数据，在我国，目前税收费用至少占民营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一，加上流转税和财产行为税，税收费用占企业利润的比重会更高。如此大的利益空间诱使民营企业管理者为了少缴更多的税，获取更多的非法利益，不惜冒更大的税务风险。
（三）民营企业内部财务管理混乱，税务管理机制不健全，税务风险控制机制缺失
很多民营企业都不注重从规范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工作入手，建立起真正能够减少税负、降低税收风险的税务管理机制，更谈不上建立科学有效的税务风险控制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很多企业将所有的税收问题全部交由财务这个“事后”部门甚至某个办税人员全权处理，这就造成老总在决策时缺乏税收意识，业务部门做业务、签合同时不考虑税收。事实上企业应缴的税收在进入财务程序时早已确定，财务部门通过做账减少税收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盲目的账务调整只能使财税管理更加混乱。
（四）民营企业缺乏比较专业的财务人员，处理涉税业务力不从心
企业财税工作专业性强，要求财务人员不但要有较高的财务业务水平，还要精通税法。很多民营企业大多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企业在选用财务人员时首先考虑的是信得过的“家里人”，而很少考虑其是否具有一定的财税管理水平。这些企业的财务人员往往对税务知识一知半解，不知道一些有利与不利的税收政策，该交和不该交的税都搞不清楚，更谈不上科学合理的税收筹划了。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只靠请代账会计来做账报税，并不参与日常的经营管理，导致企业财税业务处理与其他诸如采购、销售等业务相脱离。
（五）国家的税制因素是影响民营企业税务风险的重要外部因素
一般而言发达国家都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制结构，不发达国家以流轉税为主体税制结构。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两者兼而有之，现行我国税收正式立法少，行政法规多，主体税种还没有立法，完整税法体系尚未建立，每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颁发的税收法规有1000条之多，到省级以下后法规数量就更多，且税收法规变化过快。复杂的税制因素加上信息的不对称，无形中加大了民营企业的税收风险。
三、民营企业防范税务风险的必要性及主要途径
民营企业因为税务风险而引发危机的例子很多，2003年，广州市国税局对全市342户化妆品及其他日化产品制造企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税收专项检查，这些企业规模都不是很大，绝大部分是民营中小企业。检查结果表明：涉税违法的企业多达116户，占总户数的33.92％，共查补税款1.2亿多元。检查刮起了一场税收风暴，引起了整个行业的震动，在税收上出问题的老板，有的照罚单补税，也有的选择了逃走；近年的刘晓庆税案也是一种典型的税收违法风险案例，晓庆文化发展公司因为税收违法而陷入濒临破产的境地。随着行政效能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治力度的加大及执法透明度的增加，以及税务机关交叉稽核、轮岗、稽查、多元化举报等征管措施的实施，税收的环境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如果再用旧思维来看待税收，教训可能会比上述民营企业更为惨重。民营企业管理者必须跳出原有的思维惯性，走出涉税认识的误区，正视税务问题，加强涉税管理，提高依法纳税意识，控制税务风险。完善企业内部税务管理，提高税务筹划能力，有效防范税务风险，民营企业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民营企业管理层必须加强纳税意识，加强税收基础管理，重视税务风险控制
前文提及的广州日化等悲剧也许可以为我们敲响警钟：企业管理层必须认识到税务风险正在逐步增加，要充分认识到企业税负是依据国家税法和企业自身经营活动确定的，而不是做假账、托关系决定的。做假账的方法往往受财会人员专业面本身的限制，不仅视野狭隘，而本身也不具有合法性；而托关系更多表现为与税务部门的某个人搞好关系，人易则局变，税务环境的变化使建立这种关系所付出的成本将会更高，风险也更大。因此，民营企业必须从加强税收基础管理入手，建立健全税收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要靠管理合法减税，坚决杜绝不规范甚至违法的税务行为，从根本上防范税务风险。
（二）提高办税人员的风险控制能力
中国的税收法规种类多，变化快，一般的办税人员难以及时掌握和运用，因此，企业要加强对他们的经常性培训，使他们成为既知晓企业的经营管理情况，又精通企业所属产业的税收政策法规。能够根据税务法规的变化及时调整公司的经营政策，充分利用有利的税务政策，强化税收分析，正确处理税法与会计的差异，做到合法节税、合理避税、应缴尽缴，及时回避各种税务风险。
（三）建立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控制和预警机制
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防范需要有一个完善的内部监督和预警机制。办税人员能力的高低、责任心的强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税务风险的大小。企业老板很想降低和预防风险，但由于对税务是外行，办税人员说的是对是错，自己无法把握。因此，企业应建立内部税务复核制度，办税人员向税务机关递交的申报纳税资料都应该经过专业分析和复核。规模稍大、业务比较复杂的民營企业最好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企业的全部税收事宜。同时建立税务风险的预警跟踪机制，一旦面临税务风险要能及时启动应对方案。
（四）提高民营企业相关管理人员的防范税务风险能力
企业税务风险不能完全只由财务人员控制，企业的决策、采购、营销、资产及人力资源等管理人员也应该具备基本的财税知识和技能，提高税务风险的防范能力。在企业关键管理岗位设置税务风险监控点，把原来由财务部门担当的税务风险防线前移并扩展到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层面，使企业内部组成一条风险控制的链条，税务风险自然就可以降低。
（五）聘请税务顾问，寻求中介组织的专业支持
由于税收的专业性、复杂性和时效性，企业办税人员往往不能处理所有的涉税事项。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管理者开始主动地寻求诸如税务师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专业支持，聘请税务顾问和税务代理，于企业成立之时就进行事先合理的税收筹划，把握处理企业的涉税事宜，规避税务风险。
（六）提高税务筹划能力，增强税收风险的预见性，合理降低税收负担
规范管理能降低风险，同时也许会使税收负担增加，因此，民营企业必须进行系统的、有预见性的税务筹划，筹划既要考虑本企业经营的需要，又要考虑不同方式、不同机构税收待遇的不同，确保合理、合法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这样就能做到不因发展而增大税务风险，不因规范管理而增加税收负担，使企业真正做到长治久安，理财有道，税得安稳。
参考文献
[1]李鹏.税务稽查自检与涉税风险防范[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第三卷（2005～2006）[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张少平.税震民企[J].赢周刊，2003，（3）.
作者简介：邢林，中共合肥市委党校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定量分析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呈现递增趋势，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也逐渐得到重视，但仍存在定量分析方法应用较为单一、定量分析能力培养与公共管理学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促进学科发展的根本是注重对公共管理学专业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定量分析方法 能力培养
[文献编码]doj：10.3969／j.issn.0450-9889(C).2011.12.013
近年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和成绩，但是，目前的公共管理成果大多停留在价值观念层面，而非直接指向实用、指向实践。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可以在宏观的层次展开，也可以在微观的层面展开。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认为，方法论实质上存在两种趋向：一是理论研究性质的分析的方法论，二是实证调查研究的解释的方法论。其中实证性质的方法论分为定量的实证方法论与定性的实证方法论。定量的实证方法论也叫定量分析法，它强调研究结论直接来源于对研究对象的测量或者计算数据，侧重于用数字来描述、阐述以及揭示事件、现象和问题，并且极为重视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事件对于研究的意义，以源于经验主义的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其基础。当前我国公共管理学在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上仍有所欠缺。克服传统的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研究的束缚，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解释作者的观点和结论，是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为了明确公共管理学运用定量方法的基本态势和特点，从中汲取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力和经验，本文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应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量化评估，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专业定量分析能力的运用与培养。
一、公共管理学研究定量分析能力的应用
公共管理立足于行政学和管理学，同时追求科学的逻辑理性和实际操作的合理性，对于管理实践而言，引进定量分析法，强调科学、严谨、务实的科学管理态度意义明显且重大。具体来讲，公共管理中的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四类：一是统计学。统计学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基础与核心。现代统计一词有三种涵义，即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学。二是系统工程学。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三是计量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它是一门由经济学、统计学和数学结合而成的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理论假说，统计学提供原始数据资料，数学则对这些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以证明或证伪理论假说。四是运筹学。运筹学主要包括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目标规划、动态规划、随机规划、模糊规划、图论与网络、存贮论、排队论、对策论、决策论、系统模拟仿真、搜索论等。
(一)样本描述
考虑到公共管理类的文章主要发表在公共管理学相关的期刊，以及部分管理类期刊，本文选取了CSSCI来源中具有代表性的期刊，包括《中国行政管理》《公共管理学报》《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软科学》《中国管理科学》《管理科学学报》《管理科学》《管理学报》9种期刊。《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为二次文献类，不在样本之中。由于《公共管理学报》2004年发行，为了便于统计比较，所有期刊均选取2004—2010年7年间的全部文章作为样本，共计11228篇文章，分析载文中涉及公共管理研究的文章及其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情况。
(二)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章数量
每年论文发表的数量可以表明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发展规模和趋势。样本统计显示，从2004—2010年，所选期刊共发表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章879篇，占总量的7.83％。详细数据见表1。
从表1可看出，整体显示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导的学术论文表现出递增的趋势，说明定量分析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同和重视，这是我国公共管理学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据此，笔者预测这种逐年增长态势下的良性循环：公共管理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速度更为加快→通过量化分析方法得到的成果也会更加繁荣一在这种方法的示范效应下，还将会有更多的学者使用量化分析方法来促进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创新与发展→催生更多公共管理量化分析方法科研成果。
(三)定量分析方法的运用
根据前面所描述的四种主要定量分析方法，对样本中的文章进行分类统计，具体结果见表2。
表2显示，量化论文在数量上涨的同时质量上却存在较大不足，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不丰富，应用方法方面统计学的使用独占鳌头，占总比重的69％。统计学是不少定量分析学者最青睐的方法，一般是由于门槛低、操作难度系数低等原因使然。但必须指出，交叉学科的发展研究不应只停留在形式和表面上，只有内容相互渗透、方法互补，才能真正促进学科的丰富和完善，公共管理量化分析研究方法的集中度过高，应在日后的学科建设中加以重视和改善。
(四)研究主题归纳
已发论文的研究主题涉及公共管理领域的众多方面，由于各个研究方向相互交叉，边界并不十分明确。直接涉及政府自身管理类的文章有393篇，约占45％，其他论文分散于能源与环境、医疗卫生、非政府组织、行业政策、教育管理等多个方面，详见表3。尽管覆盖范围很大，研究方向也比较分散，但基本都与政府管理有一定的交叉或联系。这也说明了公共管理研究领域应用定量分析方法的前景广阔，而且实践意义重大。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专业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
笔者从公共管理学专业习惯采用的关于研究方法介绍的教材及著作中随机抽取5本，具体见表4。
实际考察这5本专著中涉及定量分析法的比重以及具体方法类别，包括：一是统计著作总章节及涉及定量分析法的章节数，计算定量分析法章节比重；二是统计著作总页数及涉及定量分析法的页数，计算定量分析法页数比重；三是考察著作所介绍定量分析方法的具体类别，统计结果见表5。
(一)方法论意义上的定量分析法普及率较低
表5用数字向我们展示了我国目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学科著作中的定量分析法现状。定量分析法章节比重、定量分析法页数比重大都不超过0.3，呈现较低水平。两份译著中的定量分析法页数比重分别为0.1860和0.2911，是该组数据中的最低值和最高值，排除这两部舶来著作不同时期、不同学术背景下译者不同的选择倾向带来的不确定性，算出我国学科著作中定量分析比重平均值为0.2654，这一水平不容乐观。
多年来，公共管理学界的教育教学一直处在学科建设较重要的位置。西方公共管理的发展脉络呈现学科研究推动学科教育的特点，而在我国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公共管理自引进来起就呈现学科教育作为整个学科恢复与发展过程中主线的大趋势。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直接翻译了不少西方公共管理著作，一些全新的概念和理念如同新鲜血液迅速注入我国公共管理学界，然而这些著作主要是在内容上直接引进西方优秀公共管理成果，这在
促进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范畴的丰富和完善方面确实成绩显著，但相应地，我们也在另一个方面忽略了自主学科科研能力的提升，导致对于科研方法本身的探究不够重视，从而造成方法论意义上的定量分析法低普及率，这将进一步影响我国公共管理的自主科研能力。
(二)定量分析方法介绍集中在统计学上
关于统计学的介绍可见于每本教材，这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习惯有关，更与我国当前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研究方法的可有效实施程度有关。可喜的是，关于统计学的介绍已经完善且趋于系统化和本土化，但整个方法论体系发展畸形和结构性不均衡。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公共管理量化分析依然处于新兴阶段，所应用的研究方法种类并不丰富，另一方面，也引申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即这种方法使用频率上的“偏科”现象，这会对公共管理整个学科的发展和体系建构产生不利影响。
实际调查中，笔者发现我国公共管理除存在量化分析方法不丰富、应用不广泛的问题外，一些教材中对于量化方法的介绍还存在“两张皮”的现象。所谓“两张皮”的现象有两个含义，一是对于方法的介绍没有联系公共管理的实际，经常会出现公共管理单独介绍与定量分析方法单独介绍的情况，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二是一些理工科出身的学者对于公共管理缺乏了解，在对量化方法进行介绍时，依然沿用理工科的语言和思路进行，造成从事公共管理的读者看不懂的现象。
出现“两张皮”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从学科结构的源头上讲，有对公共管理不熟悉的原因，如理工科模式的介绍就属于这种情况，也有学界和量化方法本身存在漏洞和不足等原因。公共管理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管理实践的人员较少，学者和实践人员在公共管理研究的职能上出现分化，这种分化导致必要的沟通缺乏。显然，公共管理量化分析方法应贯穿教材的整个过程，并实际运用到公共管理中。基于此，努力培养“文理兼通”的专业人才，加强学者和实际从业人员的沟通势在必行。
定量分析能力是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必须培养的基本能力，而这一能力的培养是我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弱项。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是高等教育质量。但是我国的公共管理学教育基本上还停留在理论和技术教育层面，这与公共管理的学科特征和教育对象不相适应，不利于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健康发展与人才的培养。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公共管理学专业培养上的不足主要表现在定量分析方法与公共管理学未很好地结合，而两者相结合是应用定量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和促进理论发展的基础之一。
管理类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为管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科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定量分析相伴，所有新的管理理念都有定量分析支撑。从学科发展上来说，加强对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根本。
[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一般课题(10YB218)；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JXJG-10-1-10)
[作者简介]丁东洋(1979-)，男，满族，辽宁抚顺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贝叶斯数据分析及统计模型应用；周丽莉(1980-)，女，江西临川人，南昌大学经管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
(责编 苏洋)
中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 本文从正确地认识我国发展零售连锁店存在的諸如资金短缺、规模小 、管理混乱、物流配送落后等问题入手，借鉴国外零售连锁企业发展的经验，充分地发挥我们的本土优势、后发优势，提出中国的零售连锁企业未来发展的策略。说明它必将走向辉煌的明天，获得更加空前的发展。
[关键字] 我国连锁店 资金短缺 配送落后 对策
90年代初，随着我国零售业的对外开放，国际巨型连锁商业集团开始挺进国内零售业。美国的沃尔玛、西尔斯、凯玛特，法国的家乐福，荷兰的万客隆等纷纷在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设店布局，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庞大的经营规模、先进的经营方式和现代的管理手段，对国内连锁商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资料显示，每一个外资洋超市可挤垮与其毗邻的10家当地超市。位于上海东部的“易初莲花”(泰国)开业不久就将拥有一个总部、7个连锁店的“广客隆超市集团”挤垮倒闭。
相比之下，国内连锁企业尽管数量多，布点广泛，但规模都偏小，平均分店拥有仅10家左右，年销售额最大的上海华联超市集团只有38亿元人民币，只及沃尔玛的千分之一。销售额小的只有四五千万元。在企业经营方式、管理手段、经营经验、扩张规模上国内企业也很落后。
由此可见，我国连锁企业如果不奋起直追，扬长避短，很可能要被“洋超市”全面打败。中国的零售企业只有做大做强，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胜。
一、 什么是连锁商店
连锁商店是连锁经营的具体组织形式。它是指采取同一经营策略，采用统一商号，在经营管理上受总店指挥和控制的若干中小零售商店，它的各个零售点规模不大(与总店比起来)，但通过联合，统一行动，以经营方式灵活多变，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等优势，增强了它的竞争力。连锁商店由若干个商店共同组成一个连锁店群，以实力雄厚的大型商店为龙头，中小型商店作为构成要素。连锁店群是个紧密型的联合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经营活动方向一致。连锁商店的经营对象可以是一类商品或多类商品，也可以是经营某种商品为主，附带兼营连带商品。连锁商店的地域分布十分广泛，有遍布几个地区的连锁店群，也有遍布全国的连锁商店网。
连锁商店在许多发达国家已有百年左右的历史，实际证明是一种有效合理的经营方式。
二、我国连锁商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较为雄厚的资本金、企业规模较小、连锁形式单一
我国各地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连锁商业企业，从管理方式上看几乎都是正规连锁(也称直营连锁)，并以总店直接投资建立直营店形式扩大连锁规模。正规连锁固然有其优势，即总店对分店拥有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统一调动资金、统一经营策略、统一采购、统一促销、统一人事管理，但其最大的缺点是需要庞大雄厚的资金作后盾。以支付建立分店所需的庞大资金，如购地费、建设费或房租等。连锁运营需要较为雄厚的资本金的支持。但国内连锁零售普遍资金偏紧，造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偏高，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商业风险。我国连锁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一般有三种渠道:国家的财政拨款、银行贷款、配套资金及占用供应商的货款。从目前的情况特别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国家的财政拨款越来越少；银行贷款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占用供应商的货款更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一旦连锁企业与供应商出现矛盾，必然阻碍连锁企业的发展。这样连锁商业自有资金严重短缺，难以从市场化倾向日浓的商业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故而企业规模扩张十分缓慢，市场占有率难以上升。目前，连锁企业拥有的分店数量平均仅10家左右，少的2家～3家，远远达不到国际公认的平均拥有14家分店才能盈利的最低标准。论实力，我国连锁企业根本不是洋巨头的对手。1996年，沃尔玛进入深圳时，在业内曾流传它放出风声：“要在一两年内将深圳的零售业扫荡干净。”洋巨头更是挟各种先进的经营方式而来，他们实力雄厚，竞争力非常强。如沃尔玛去年的营业额为2178亿美元，差不多是我国零售业的“老大”上海联华的150倍。
不仅企业整体的销售额有限，而且单店的销售规模也有限。联华超市的单店平均销售额才1000万元多一点，多数属于小型便利店性质。这样的规模就单店而言并不具有竞争优势。沃尔玛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单店的销售额都在1.5亿元左右。 因此必须重视发展特许连锁、自由连锁等形式，加快扩大连锁规模。
2.规范性差，管理手段落后
连锁零售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将自己的模式完全复制，而是一种资源整合，这种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这种整合是将企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整合，从而加速企业的物资流通，保障信息畅通，使企业充满活力。而我国连锁企业的共性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主要表现在只注重规模建设，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连锁经营的命脉，即在内部经营管理体制上没有正在地贯彻和实施连锁经营的管理，没有做到在体制和管理上的提高和挖潜。结果使国内一些连锁企业在形式上虽然也是“轰轰烈烈”，但却不能长久或缺乏竞争力。深入分析是由于它们并没有真正地解决对连锁经营的认识。由于存在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战略规划、运作机制、连锁体系设计和资金运作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规范是连锁经营的核心，离开了规范化经营管理，连锁经营很难健康发展。我国许多连锁企业只是做到了统一店面及标识，而经营管理仍就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貌连神不连”，“形似神不似”。有的连最基本的统一配送也做不到，这一点在国有连锁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企业员工素质低，服务方式落后，管理手段过时僵化。企业销售额的增加主要是靠延长营业时间和扩大服务内容来实现。因此，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管理，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是连锁商业企业的当务之急。
3.配送中心短缺，难以享受统一、大量送货所带来的价格折扣转
与沃尔玛它们比较起来，更大的差距还在销售额的背后，无论是采购技术、物流配送技术，还是信息技术，都不在一个档次。沃尔玛有80000多品种,为满足全球4000多家连锁店的配送需要,沃尔玛每年的运输总量超过780000万箱,总行程达65000万公里。何以使它能完成如些规模庞大而复杂的商品采购、库存、物流等管理工作?就是因为它拥有了世界最先进的商用卫星系统和计算机系统——支撑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的物流、信息流的畅通运行。80年代沃尔玛建立起自己的商用卫星系统，堪称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数据库,甚至比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数据库还要大。就是在这强大的技术支持下，沃尔玛已形成了“四个一”，即;“天上一颗星”——通过卫星传输市场信息;“地上一张网”——有一个便于用计算机网络进行管理的采购供销网络;“送货一条龙”——通过与供应商建立的计算机化连接，供货商自己就可以对沃尔玛的货架进行补货;“管理一棵树”——利用计算机网络把顾客、分店或山姆会员店和供货商像一棵大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配送中心在连锁经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只有通过配送中心的有效运作,才能将统一采购,货物集中管理和各分店的需求有效连接起来,才能发挥连锁经营的规模效益作用，而在中国700家连锁公司中,有规模、有效益的配送中心寥寥无几。开了120家连锁网点的上海华联超市公司拥有4800多平方米的配送中心，已经算是鹤立鸡群了,配送中心正是中国连锁商业最短缺因素。相当一批“连锁店”完全是各自进货，享受不到大批量进货从厂家得到的价格折扣,因而经营的商品不具有价格优势,经营效益很不乐观。
三、 对策
1.加强对连锁商业的政策扶持
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国许多企业不得不缩小经营规模，有的企业甚至倒闭。但与此同时，深圳万佳、珠海新七星、百佳超市等连锁企业却大获成功。大量事实说明，单店的规模已不再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中国连锁企业要尽快步入获取规模效应最大化的快车道，必须加速扩大连锁企业规模，走集约型发展之路，必须打破部门分割、地区封锁的格局，构筑开放竞争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运行体系。为此各级政府对企业发展连锁经营应大力鼓励，在资金方面与银行协商给予基准利率专项贷款或部分贴息贷款;政府财税在一定时期内减免或返还税收，以增强连锁企业的起步能力和还贷能力。在给予必要信贷支持的同时，政府部门还要制订相应的法规政策，为连锁经营的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
2.实施规范化管理,采取现代化管理手段
连锁商业的规范化管理主要是指统一店面、统一标记、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广告促销、统一核算、统一人事管理、统一服务规范“八个统一”。外资零售连锁企业的竞争优势不仅在于其有巨大经营规模，而且在于它们所运用的一整套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使其能够真正地降低成本，增强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国内零售连锁超市企业要在项目组织、商品、采购、价格、促销以及物流和信息、企业运营等方面积极向国外先进公司学习，建立和发展现代化的物流管理和信息管理，不断地积累经验，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管理体系。总店要制订具体制度，确保八个统一规范能在所有分店充分贯彻执行。分店的运行要在总店直接严格的监控下进行。在企业管理手段方面，企业要积极采取销售时点管理系统、条形码管理系统、库存自动化管理系统、自动记帐系统，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建立自己的網络信息系统，使总店有关部门实施对所有分店的即时动态管理。
3.加强配送中心的建设和监理
要对市场需求作出最迅速反应，及时进货、及时配送，降低库存，扩大商品流转速度，提高销量，实现规模效益。必须做到：(1)有条件的连锁企业可以自建配送中心，在建店初期，可先将原有的设施和装备进行改造，为连锁店进行配送活动，待企业走上轨道后，再注入资金，建成规范化配送中心。(2)改造批发企业发展配送中心。对于部分批发企业，可在原有仓储运输设施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再增加一些先进的配送设施，拓宽业务范围，满足多种要求，从单一的储运向全方位、多功能，集物流、商流、信息流为一体的配送中心转变，以适应连锁企业规模化经营的要求。
4.采取多条途径发展连锁业，组建多种形式连锁店，获取规模收益从我国国情出发，采取多条途径发展连锁业，扩大规模经营。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条措施:(1)通过原有城市的副食品公司、百货公司、粮油公司，经过改组、改造，联合发展连锁业。这种方式能较好地适应原有产权关系，避开新设网点中的许多困难。(2)以股份制形式进行连锁经营。其优点明显，首先可明确企业产权；其次由于发行股票能够在短期内筹集社会上的闲散资金，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获得良好收益。(3)引进外资发展连锁经营，这种方式多以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这种合资合作连锁经营的店铺可以充分利用国外企业的雄厚资金、先进经验和技术设备，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4）是发挥本土优势，用不同的业态模式灵活地占领市场。大型综合超市和大型仓储式超市是目前外资进入我国零售业的两种基本的业态模式，而在国外比较盛行的便利店、折扣店、专业商品连锁店等其他模式目前介入较少。另外应利用本土优势大力发展特许连锁和自由连锁，这一点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顾客具有不同消费需求和与之相适应的购买行为，由此决定需要多种灵活的业态模式来适应市场。因此，发展灵活多样的流通业态模式，并在这些零售领域实实在在地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经营效率，是加强我国零售业的竞争实力的又一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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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亚夫:《发展与挑战:中国面对零售业革命》,载《销售与市场》,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