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科技哲学;前沿问题;发展趋势
一、前言
自上个世纪以来，在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下，科技哲学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在这种现状之下，相关的国内外学者们纷纷将研究重心置于科学技术这一方向，另一方面，对于科技哲学这一问的研究也正陆续展开，而且，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也相继得到解决，其研究成果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及其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科技哲学的简介
1.概述。从广义的方向来看，科技哲学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归纳与演绎方法的解析和科学知识的增长规律的探究。在他之后，伽利略、笛卡尔、牛顿以及培根等人也对经典的科学理论或科学技术进行了探索，他们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推动了科学哲学的稳步健康发展。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KJ毕尔生、J.彭加莱、E.马赫等人纷纷在其作品中道出了自己对科学哲学的看法与认识，20世纪中期，在L维斯根斯坦和B罗索等人的带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兴起，这一运动的发展对科技哲学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定义及主要观点。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重要的一门学科之一，研究的主要方向为自然界中的一些规律、科学技术发展中出现的哲学问题、各类科学技术活动中的基本方法、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等内容。因为科学技术活动早已发展成具有独立性的社会活动，所以，将科技作为独立的考察和研究对象对科技本身与社会发展都有着巨大的推动的作用。起先，科技哲学被称为自然辩证法，其研究范畴包括科学技术史、哲理数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等学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学哲学传统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相互对峙和融合，推动了这两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自然辩证法传统源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有意识形态的优势，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而科学哲学传统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强调学科的自主性，并注重学科建设。因为它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并横跨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哲学家拉卡托斯所提倡的“精致证伪主义”就是致力于使科学史和科技哲学的统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流派中的代表人物图尔明、费耶阿本德、库恩等人，坚信科学是随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危机及其革命历程不断发展的，因此他们倡导用科学史来对科技哲学进行验证。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马克思主义科技哲学也表现出了学派的多样性，像是中国学派、前苏联东欧学派以及日本学派中的以五谷三男等，也纷纷针对科技哲学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与见解，推动了科技哲学的发展进程。
三、科技哲学的前沿问题
1.探索自然界中本质性的谜题。人类对未知世界中重大的科学问题的思索，经常带有深厚的哲学色彩。因为，当实证性事实材料不充分时，哲学思维运用的原理和方法往往带有更强的普适性、更高层次的指导性和战略性。在21世纪初期阶段，科学家对自然之谜，甚至是一些相当古老的问题展开了思索。如，李政道曾提出21世纪初期的四大科学谜题：(l)科学理论对称性与实验结果的不对称性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尤其是演化方向和正反物质之间的不对称。(2)宇宙中的暗物质问题。(3)夸克禁闭问题。(4)类星体问题。近几年来的研究发现，重子物质在可测宇宙总量中仅占据了4%，其中由26%是不可见的暗物质，剩下的70%则是“暗能量”，早些年，科学家们发现可观测宇宙的膨胀速度在不断加快，还证实了宇宙的不对称性，更是观测到微波背景的辐射是各向异性的。当然，关于生命衰老和生命本质是否可得到控制的问题，关于可观测到的宇宙之外的宇宙，关于复杂性自身的本质问题，以及关于艺术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需要人类去探索和发现。
2.密切关注人类的命运。自1970年开始，这一问题逐渐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1992年，一些政府领导者在里约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全球环境的宣言，此后，人类将这一问题称作“21世纪议程”，因为这一宣言达成了各国人民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在中国，人们经常称之为“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在20世纪，这一问题仍处在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的阶段，然而，仅在21世纪，人类对自身命运的关注度已经得到较大的提升。照理讲，中国的西北、青藏高原等地区都可以被改造成人类的宜居地，因为，相对于月球而言，这些地方的自然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人们也将对自身的一些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反思，如战争。当然，人类更应该贴近关注一些现实的问题，如对自身的健康、精神以及人生意义的关心，因为，这些将直接影响到21世纪科技哲学的突破性发展。
3.极力突破人类的创造力。上世纪末兴起的以知识创新与应用为主要核心的知识经济发展的浪潮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关于提高人类的创新能力和素质、关于创新主体的开发与培育也至关重要，人类社会正日益重视民族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文化的培训教育问题。科技哲学继承和发展了多年的一个热门研讨话题，即：技术发明、科学发现、新知识的创新和发展等方面的规律。长久以来，人类一直将其文明成果的原创性放在首位。然而，对于创新的规律认知都还有待深化。
4.全面深入地认识科学功能与其发展规律。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人类对科学功能的认识一共历经了三个阶段：(1)功利主义，强调科学创造物质成果的价值。(2)精神主义，强调科学对人求知和丰富人类精神生活所产生的作用。(3)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价值。近几年来，人们更注重辩证且全面地评价科学，回归人文主义与科学的和谐统一，技术决定论、科学万能等观点受到人们的批判。高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化作为推动世界格局演变的两个基本动力之一(另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它的作用受到了高度重视，因为高新科技和知识创新能力被业界称为“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有着紧密的联系。
四、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
科技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将会得到巨大的突破。高新科技革命是20世纪科学发展中的主旋律，这一旋律在本世纪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和计算机科学等;另一方面，新兴起的学科由可能收缩为一个或多个关键性的领域，如纳米科学、生物工程和生命科学等。这些领域的新突破将会极大地改善人类的社会生活，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观测实验手段和理论运算工具，因此，上世纪的一些未解之谜有可能得到解决。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途径也可能遥遥无期。
科技哲学与社会人文问题相互融合。实际上，人文问题即是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如“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从本质上说，人的精神境界受到了物质生活的极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因此，甚至连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将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自身的传统价值观给予否定。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家族利用自家资产设立了多个慈善基金，并创办了一所名牌大学。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该家族的这些行为可以算作否定了资本私有。
科学家将会对哲学问题更感兴趣。自然的深层本质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演变被不断地挖掘出来，而自然界与科学的共性由在这两者之间的展现出来。爱因斯坦曾说过：“哲学乃科学之母。”上世纪末，在科学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尤其吸引眼球的规律，科学技术一体化，引发的各种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也是无法避免的。
科学家们开始对知识创新本质的问题进行了微观与宏观这两方面的研究，微观研究指是：某一企业、某个研究机构、某所高校乃至科学家个人如何能从各种创新活动中取得更有效的成果;隐藏在创新活动与方法中的规律和奥秘;培养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以及如何提高个人或团体的创新素质等等问题。宏观方面则指科技和知识创新的社会机制、社会结构和评价，以及知识创新的有效途径等的文化研究。
近年来，科学家们也纷纷开始思索其科技哲学自身发展这一问题。我国的科技哲学是否应该同国际接轨?该如何接轨?笔者认为，科技哲学若想在中国谋求更好的发展，必须得双管齐下。一方面，在解答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新问题的创新理论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积极学习西方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科技哲学若想在中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则必须走中国化道路。由于中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学者在学习和理解西方的科技哲学理论及其研究成果时，会遇到很多难题。然而，由于科技哲学的普遍性与真实性，以及中外诸多不同学者的讲解、介绍和媒体传播的飞速发展，中国人在钻研这一学科时还是有路可循的。
总而言之，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古今中外，诸多智者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警局、格言、名言，大都属于哲学论断，如邓小平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斯普坦也曾讲过：“整个社会由于科学迅速发展得到的好处待以弥补其所造成的损害”等。这些话之所以能被人铭记甚至口口相传，是因为它们像一座灯塔一样，经常在人们迷茫时为人们指明方向。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是难以在自家或国际性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立足的，而一个人若是缺乏一定的哲学素养，也难以在当今社会中谋求生存。
参考文献：
[1]吴洪玲，侯剑华，乔文娟.我国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主题和前沿问题探析[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
[2]桂起权，沈健.论科学哲学前沿与自然辩证法传统的一体性[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10.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第2篇
“马克思学”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种特殊的思路和方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旨在从文本、文献的角度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本文介绍了国外四位最著名的马克思学家的理论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吕贝尔严格区分了“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诺曼·莱文最引人注目的观点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体现了前苏联和俄罗斯两个不同时期哲学发展的状况及其转型的艰难过程。对他们所做过的工作，我们应当给予客观的评价。
[关键词]马克思学；吕贝尔；诺曼·莱文；奥伊泽尔曼；弗罗洛夫
聂锦芳(1966—)，男，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 100871)
本文系作者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组起草的研究报告。
旨在从文本、文献的角度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马克思学”，尽管没有产生诸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那样巨大的社会影响，但它代表着20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一种特殊的思路和方式。过去由于国内学者对这一派别或所知甚少，或评价过低，甚至把它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所以，对它所做过的工作缺乏全面的理解和客观的评判。现在是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为此本文特介绍法国的吕贝尔、美国的诺曼·莱文、前苏联的奥伊则尔曼和弗罗洛夫四人的情况及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以期引起国内同行的注意。
一、吕贝尔及其对“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
“马克思学”一词是因1959年由法国学者吕贝尔主编的杂志《马克思学研究》创刊而流传开来的。
马科斯米里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1905—1996 )，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捷尔诺维茨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罗马尼亚完成大学本科学习，于1928年和1930年分别获得法学、哲学学士学位，1931年到法国留学，1937年申请移民，成为法国公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被动员加入法军救护队。1941年，吕贝尔在地下抵抗运动中开始接近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决心自己研究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著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他找到了1927—1928年间由苏联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第一版，简称MEGA1 )，并对这些著作进行认真的研究。在这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当时没有一本完整的关于马克思著作的版本存在，也没有出版过一个完整的马克思著作的书目。此外，他还发现，当时所存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也是不完整的和令人无法满意的，因而人们不得不汇集起许多不全面的信息来试图获得一个关于马克思的智慧人生和政治生活活动的清晰画面。就这样，他一边作研究一边写下卡片，到战争结束时，这样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四年。战争结束后，吕贝尔继续教书并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工作，1946年他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和弗洛拉·特莉斯坦》和《马克思的读书笔记(1844—1845年巴黎笔记片断)》两篇文章。 1954年，他向索尔谤神学院提交了两篇著作作为博士论文，一篇是正论文《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传记》，另一篇是副论文《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目录》，吕贝尔被批准答辩并获得通过。以上两部著作分别发表于1956年和1957年，奠定了吕贝尔在法国马克思研究中的地位。吕贝尔本人认为，他自己的著作填补了马克思及其著作研究的空白，即解决了马克思研究中的知识本身的空缺问题。
吕贝尔毕生学术活动活跃，著述丰富。从1946年起，他的研究成果有八十多种，分别有著作、译著、整理的文本、《马克思学》杂志以及论文等五类，其中主要有：《马克思社会主义伦理学文选》(1948)，《马克思社会学和社会哲学文选》(与博托莫尔合编，1956 )，《马克思生平著作年表》(1956，1960)，《马克思思想传记》(1957)，《马克思反对波拿巴主义》(1960)，《马克思经济学》第1卷(1963)和第2卷(1968)，《马克思批评马克思主义》(1974)，《没有神话的马克思》(与M.马纳尔合作，1975，1976)，《论卡尔·马克思：五篇论文》(1981)，《马克思的著作》(1-3卷，1983)等。吕贝尔除著述活动之外，还长期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研究》丛刊。该丛刊创办于1959年，它属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实用经济学研究院”的刊物《经济与社会》(实用经济学手册)的一个分册。也就是说，在一年的时间里，《实用经济学手册》出版四期，其中拨出一期的篇幅由吕贝尔主持出版马克思学的内容。直至1991年，总共出版了32期。吕贝尔为该杂志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他自己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的作品，同时也吸引了大批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包括英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马克思学研究者的作品，成为一份法国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杂志。吕贝尔在发刊词上也承认，他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卡尔·格林贝格在1910—1930年所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梁赞诺夫所做过的那些工作。
吕贝尔一生从事马克思学的研究，就个人的研究而言，他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十分独特的，其主要观点表现在：
第一，认为马克思“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不合法性”的。在吕贝尔看来，20世纪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是恩格斯制造出来的。他于1970年5月正值纪念恩格斯诞辰150周年之际，写了一份《关于“莫基人恩格斯”的幾点意见》的发言稿，后来把它发表在1972年的《马克思学研究》上。该“意见”第一条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来到世上，不是卡尔·马克思思维方式的真正产物，而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精神的合法果实。”吕贝尔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提出，“可以称之为‘20世纪的神话’”。吕贝尔认为恩格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搞“个人崇拜”，“作为对马克思的崇拜，恩格斯是首开第一人”[1]。
第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主义”，马克思本人也是“空想主义者”。吕贝尔自己专门写作了《乌托邦与革命》一文，文中说：“马克思并没有忘记过乌托邦，相反，他翻新了它的含义，同时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接着他又说：“最初作为傅立叶和欧文的信徒，不久他完全投入政治斗争，马克思从来就没中断过同他们的精神联系，从而使它与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脱离不了干系。”吕贝尔还列举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看法为例，认为马克思不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那样去考虑问题，很容易看出马克思对欧文的赞誉。因此吕贝尔下结论说：“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是乌托邦主义者中最乌托邦的人，因为他仅仅从乌托邦上关心推翻眼前社会，却很少关心未来社会。”[1]
第三，否定列宁和斯大林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其建设成就。吕贝尔对苏联问题十分关注，有相当多的文章是关于苏俄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苏联后期改革问题的。吕贝尔把斯大林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认为，个人崇拜和专制独裁恰恰是布尔什维克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突出特征。这就把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一笔抹杀。他还把列宁路线说成是歪曲马克思的思想原则的结果，所以他说：“列宁颠倒了马克思社会学、政治学的基本原则(即工人阶级必须优先于工人政党的原则)，从而使执政的共产党能够歪曲马克思所一再说明的无产阶级多数专政的理论。”[1]
对于吕贝尔这样的“马克思学家”，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考察他的思想观点，对于他对马克思著作文献的版本考证的贡献，我们应予以肯定，而对于其错误的理论观点，我们也要予以分析批判。
二、诺曼·莱文及其“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是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学”学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莱文进入纽约大学，先后攻读英语语言文学、欧洲史、美国史和德国史。1965年，他以一篇关于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吉哈德·里特尔(Gerhard Ritter)的史学思想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执教于德波夫大学、马里兰大学，并于1975年晋升为马里兰大学历史学教授。1988年，他辞去马里兰大学的教职，以富布莱特高级研究人员的身份前往德国访问研究。1990年6月起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历史学教授，现任美国国际管理研究院国际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
在获得博士学位、走上社会之前，莱文基本上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学术人。这可以从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中得到证实。但在走上大学讲台之后，他很快就受到越南战争这个历史事件的影响，在反越战过程中成为一名新左派并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研究“本真”的马克思主义，1965—1980年间，他曾多次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1975年，他出版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系统阐发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在国际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此后，他致力于从辩证法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并于1985年出版《辩证法内部对话》一书，继续《可悲的骗局》一书的基本路线，详尽阐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对辩证法的差异性理解。该书被公认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研究的一部力作。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对立论，莱文还曾致力于《资本论》及其诸手稿的结构和方法、苏格兰学派及其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且都成果斐然。2006年春，莱文出版了新著《不同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在全面回顾20世纪西方学界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研究史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作者关于1839—1842年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恩格斯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基本认识。2007年10月7日至22日，莱文来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访问讲学。10月7日，他在讲座中介绍了当前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和其个人的研究成果，并就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走向等重大问题与北大师生作了广泛交流。
莱文在马克思研究领域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几十年来他对此作了不遗余力、极其详尽的阐发。
1975年莱文出版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综合考察了以往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研究的各种论点，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莱文举例说，马克思的《古代社会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晚年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关于人类自身生产在史前社会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他指出，马克思认为，在原始时期，“财产并不统治着社会。……人的共同体由氏族，由特定的亲属关系决定的。”而恩格斯则相反，“在恩格斯看来，血族团体并不是社會力量，不是原因性的，而只是生产方式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功能。血族团体起源于低下的生产率。对恩格斯来说，原因性因素是生产方式。”[2]可见，在他看来，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同时，在《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中，莱文认为，马克思是社会发展多元论者，而恩格斯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景时，认为俄国只能照抄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提出了形而上学的单线发展模式。
在1985年出版的《辩证法内部对话》中，莱文更进一步谈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三个方面的区别：一是马克思把辩证法看成社会分析的方法和人类行动的指南，而恩格斯则把辩证法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承认自然辩证法。二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而恩格斯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理解不同，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哲学是不可分割的东西，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关于行动的方法和理论，但没有接受他的唯心主义(作者这里似乎有点自相矛盾)，而恩格斯则继承了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方面，虽然也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由此莱文引申出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第四点原则分歧：在马克思看来，唯物主义是主张人类对于赖以生产其生存条件的生产方式的需要先于人类的其他需要，即社会存在先于一切思维方式和经验活动；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则认为有形物体独立于人而存在并为外在于人类的规律所支配。作者申明这两种形式的唯物主义并不互相排斥，但由于它们在某些思想体系中占有不同分量，这些思想体系就大异其趣了。从这些区别中，莱文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确切说是马克思学说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因此，应该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那么，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
在莱文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只能停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上，他说：“马克思认为，既肯定思维来源于存在(感觉和社会先验)，又肯定外部世界由概念构成，这二者是不矛盾的。”莱文认为：“通过打破精神的客观性和物质的客观性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将重新和它原来的思想结合，这个思想就是：世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莱文认为：“一方面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自然界，同时又不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法则本身是辩证的，这是可以做到的。”[3](P36)莱文的观点确实是很彻底的基本分离派观点，而基本分离派观点与基本一致派观点的分歧又进一步涉及否定唯物主义与坚持唯物主义的分歧，这就超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而进入了一般哲学领域。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上，莱文的观点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它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提醒我们，过去那种单纯强调二人之间的完全一致，不对其具体差异性进行比较和分析，甚至不允许别人比较和分析这种差异性，或者根本不承认存在这种差异性，也是值得考虑并且必须改变的，因为实际上它不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具体思想内涵的理解。
三、奥伊泽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探讨
奥伊泽尔曼(Teoдop Ильич Oй3epMah 1914—)是前苏联和俄罗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1938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历史学院哲学系，1941—1946年在苏联红军中工作，195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53年起担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65年起任《哲学问题》杂志编委，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1年至今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欧—美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1981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年起担任哲学研究所哲学史部主任，曾任苏联哲学协会副主席。其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史、哲学史方法论。
苏联时期，奥伊泽尔曼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世界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现代西欧哲学史以及关于哲学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认识论、科学方法论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其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1848年革命经验中的发展》(195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年)、《哲学史科学诸问题》(1969年)、《哲学的基本派别》(1971年)、《辩证唯物主义与哲学史》(1979年)、《哲学史过程理论原理》(与A.C.博戈莫洛夫合著，1984年)，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1978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1962、1982、1986)中，奥伊泽尔曼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统一的完整的学说，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不仅彼此协调一致，而且互相论证；批判地分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抽出包含于其中的合理的原则，认为这些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同一个过程。他还认为，科学的哲学史的对象是哲学的发展，哲学的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除了进步以外，还经常向过去的历史阶段回归。他不同意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认为哲学史不只是唯物主义的历史，应该研究形形色色的哲学学说，指出研究哲学史的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虽有差异，但又有内在联系。
苏联解体以后，奥伊则尔曼虽已80高龄，但仍然充满活力，勇于探索，从1991年起发表了一系列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在俄罗斯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文章主要有： (1)《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科学》1991年第7期)； (2)《哲学学说多元化的历史命运》(《哲學问题》1991年第12期)； (3)《马克思主义自我批评的原则基础》(《自由思想》1993年第7期、1994年第11期)； (4)《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自由思想》1996年第4期、第6期)； (5)《马克思主义与空想主义》(《自由思想》1998年第1期)； (6)《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思想》1999年第3期、第5期)；(7)《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思考》(《哲学问题》2000年第2期)； (8)《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优点与不足》(《哲学问题》2001年第2期)。这些重要论文是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哲学界为数不多的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深入反思之作，提出了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解[4]。
奥伊则尔曼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他认为两者都还不是成熟的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本事实必须承认：其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从来没有提出过完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即使是恩格斯最具系统性的哲学著作——《反杜林论》哲学编，也只是遵循杜林的思路对他的哲学观点进行驳斥，略具系统性而已，远远称不上是系统成熟的理论。其二，苏联时期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米丁等人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并经斯大林钦定而成为官方哲学流行于世的，由于成为钦定的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直至苏联解体的数十年间从未得到过、也不可能得到严肃、系统、着重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的反思和研究，其“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政权的力量维系的，只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哲学家，例如奥伊则尔曼，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科学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看，建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一项历史性的艰巨任务。
四、弗罗洛夫的人学研究、生态问题研究及对苏联哲学的反思
И.Т.弗罗洛夫(И.Т.Фролов，1929—1999)是苏联时期著名的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先后担任《共产党人》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是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苏联解体后，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
弗罗洛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工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对人的问题的综合研究。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作为人的问题综合研究的一个杰出的研究者、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的开创者，为俄罗斯的人学研究的发展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他开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学，一经投入，锲而不舍，直到生命的最后。他倡导了“对人的多方位综合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写下了大量的论著和学术论文。自1991年3月成立人学研究所以来，他一直领导这个所开展对人的综合研究。他在1990年创刊《人》杂志，亲任主编。他还主持编写了一部《人》词典，这部词典不仅反映出俄罗斯人学研究的历程和现状，而且也对世界人学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弗罗洛夫认为，组建人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起到综合研究人的问题的协调、组织作用，把不同专业和学科的专家、学者团结起来，进行统一的人学科学研究，即从人的一切方面对人进行研究，比如从生物学、社会学、遗传学、生态学等角度出发，研究人的各种本质规定。当今人学研究的主题应该是：人与全球化问题、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因素和生物因素的作用、社会关系中的人、生物伦理学技术系统中的人、文化系统中的人以及对人的跨学科研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等等。《人》杂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的反映。弗罗洛夫所领导的对人的综合性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是在纯哲学领域对人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上，对人进行的一种多方位的整体探讨，相对于纯哲学而言，更贴近现实的、具体的人。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科学、社会”为主题，苏联科学院的24个研究所，教育部、科学院以及卫生部等国家行政机关的50多个研究机构参与的大规模研究，是对多方位人研究的肯定。
第二，生态学和全球化问题的研究。
弗罗洛夫是世界上最早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介入对生态问题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之一。他将社会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归纳为：“生态学问题在当代全球问题的总体中的位置；生态学模型的方法论基础；科学和人类需要的发展；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整体化；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社会哲学问题”[5](P376)，等等。他认为，研究生态问题的本质，至少应当考虑到生态问题具有的三个因素：其一，与危及自然资源枯竭有关的技术经济方面；其二，在世界性环境污染条件下有关人类社会同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其三，社会政治方面的因素。他认为，这些问题不仅仅在各国、各地区范围内，而且在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全球范围内都有解决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会政治因素在解决生态问题当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还认为，如果只把生态问题看做是某些协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技术措施的评价或筛选，是极其狭隘的。
在我国曾经引起很大反响的弗罗洛夫所著的《人的前景》一书，就是在批判吸取世界人学精华的基础上，对影响人类发展的社会因素、自然—生物因素和个性因素及其关系作出了出色的探讨，尤其是对影响巨大的社会生物学进行了剖析。他主张，社会生物学家的“一些观察和假设应该得到认真注意和客观评价”，如特里维尔的断言：“政治科学、法律学、经济学和人类学或迟或早总要成为社会生物学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人是理智和非理智的统一，并向往未来的人是“完整的、全面发展的”人[6](P94)。可以说，人的生物性论证是科学和人学的前沿问题，中国学界若有能力对这一难题作出合理论析，就可进驻当代世界人学的制高点。
弗罗洛夫还具有前瞻性地思考了全球问题。他认为，全球问题包括三种类型：其一，国际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社会经济体系、国家等这样一些社会共同体的相互作用，如和平与裁军问题、南北问题等；其二，社会人类学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同社会的关系，如人口问题、教育和文化问题、妇女问题等；其三，自然—社会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涉及人与社会同自然的相互作用，包括资源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全球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人是整个社会最基本也是终极性的因素，而且还因为人创造了科技文明，是科学技术的主体。
第三，对苏联哲学的反思和俄罗斯未来哲学前景的展望。
苏联解体给哲学也给苏联哲学带来了剧变。怎样评价苏联哲学的历史发展?俄罗斯哲学界的现状如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俄罗斯的境况如何?未来将会怎样?这是弗罗洛夫晚年集中思考的问题。[7]他多次访问中国，试图在与中国的对比中寻找出答案，但最终客死于杭州讲学中。
关于前苏联哲学的得失。弗罗洛夫认为，苏联20世纪20年代初驱逐了一批杰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禁止那些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哲学流派的存在和发展，30—40年代斯大林在《联共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庸俗化理解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给苏联哲学和思想界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当时允许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的存在，允许不同学派的争论和对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被如此庸俗化、简单化，而会更丰富、更有意义。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是在60—80年代，苏联哲学的发展虽然也存在某些弊端，却取得了许多积极的成果。当时年轻一代的哲学家是从研究和掌握在官方哲学中所没有的某些问题开始其哲学生涯的。通过对当代科学、哲学史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深入分析，许多哲学问题的内容和范围获得了很大的丰富和扩展。如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人的综合研究和人道主义问题、价值问题和对科学知识的评价等等，就是从那时开始得到深入广泛的研究的。这些都是苏联哲学取得较大成就的方面。这些方面也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带来了某些实践结果，如人道主义问题和伦理学的研究导致了生物伦理学的建立，而这门学科又是对器官移植、死亡确定和人体实验等当代迫切向题进行立法调节的基础。
弗罗洛夫认为上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但叶利钦上台后苏联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变化尤大。当今俄罗斯哲学界状况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特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压制。所谓民主和多元论只是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只有压制。虽然没有官方的明文禁止，但已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使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停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而代之以非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不发表或不出版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献和著作，或者把有关部分予以删除后發表；许多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纷纷改变了立场，一些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哲学家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另一个特点是哲学研究的意义不如从前大了。从前苏联哲学的研究是在意识形态背景下进行的，放在首位的是与当时政治任务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现在最热门的则是宗教哲学、哲学史及现代西方哲学问题，而对此只有少数知识分子才感兴趣，因此哲学的影响变小了。
弗罗洛夫认为，当今俄罗斯哲学正处于不幸的时代，处于缺乏哲学问题的时代。但他确信这一时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苏联哲学在20世纪60—80年代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不会马上被消灭，一些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哲学创造的哲学家现在也未急于改变立场，他认为这就是俄罗斯哲学未来的希望。当然他并不主张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通过那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努力，苏联哲学的成就将会得到广泛接受。弗罗洛夫认为，经过人们的科学研究和冷静思考，大部分人还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弗罗洛夫可以说是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哲学大家，又经历了俄罗斯转型时期哲学变革的阵痛，他最终还不能说已经为自己的民族、从而也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但他的整个哲学生涯、哲学思想，对于处于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过程中的我们来说，确实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参考文献]
[1] 曾枝盛.重建马克思学——《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导言)[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1).
[2]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J].科学社会主义参考资料，1981，(3).
[3]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4]安启念.奥伊则尔曼论辩证唯物主义(上)[J]哲学动态，2003，(1).
[5]弗罗洛夫.辩证世界观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6]弗罗洛夫.人的前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7]徐凤林.俄罗斯哲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俄罗斯哲学家弗罗洛夫访华一席谈[J].北京大学学报，1993，(3).
【责任编辑：龚剑飞】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1997—2019年274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文献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总体发展趋势、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研究发现，该领域总体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虽然近两年该领域发文量略有下降，但是文献被引频次依然较高。研究热点上，“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为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研究前沿则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进行深入研究。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CiteSpace;知识图谱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teaching; research hotspots; CiteSpace; knowledge map
收稿日期：2020-04-03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武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体系研究”（18BTY128）。
作者简介：王 菘（1996- ），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休闲体育研究。
通讯作者：石振国（1971- ），男，副教授，主要从事休闲体育研究。 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被正式单独设为体育学下设的二级学科，其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内容的选择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特别是随着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愈加成熟，理论基础与相关研究愈加丰富，合理借助分析工具对该领域已有研究进行系统客观的分析，有助于后续研究对该领域主要矛盾的把握。
已有研究成果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多聚集在理论构建与应用探索方面，综述回顾类文章较少，且多采用文献阅读方式进行归纳，往往跟随上位概念“教育与学科”方面的研究或作为特定需要而出现。比如齐静[1]（2017）从学校体育视角，对开展现状、学生态度、教学效果、归类理论四个方面进行文献评述;杨建营[2]（2015）等以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改反思为落脚点，对武术教学近20年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改革方向的研究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因此，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趋势和热点，系统了解其发展脉络，弥补了先前定量综述类研究缺乏的不足，清晰呈现当下研究热点与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长效发展尤为必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得到更精确的检索结果，本研究以“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为主题词，并含“教学、课程、课堂、教师、教材”为关键词的思路设置检索式进行专业检索，期刊来源类别为CSSCI，剔除“会议”“通知”“与主题无关文献”得到1997—2019年共274篇文献，然后将文献检索出的数据以“Reworks”格式导出，使其符合Citespace软件的处理格式，下载数据时间为2020年3月5日。
1.2 研究方法
1）文献计量法：从总体上分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发展趋势与研究热点;2）知识图谱：运用陈超美教授开发的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关键词突变分析和时间趋势分析等功能，绘制知识图谱，更动态与直观地呈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演化路径与主要热点。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研究总体趋势分析
一个领域的阶段性发文量隐含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以此推算出特定时期的研究动态与学术热点。人们对待新鲜事物的态度往往是经历探索、观望、狂热再回归理智的过程，我国学术界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探讨也符合这一逻辑。从1997—2019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文量变化趋势来看可分为四个时期（见图1）。
2.1.1 探索期（1998—2003）
1998—2003年发文量虽始终保持在个位数，但已有崭露头角之势。自1997年民族传统体育学在武术学的基础上被正式确立为一门学科开始[3]，相关武术教学模式、教法、内容策略等初探式研究相继出现，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探索期。
2.1.2 观望期（2003—2012）
2003—2012年间总体浮动比较大，出现上升后又回落的特殊趋势，其原因主要可归结为外部环境和内部规律两个因素。
外部影响。2004年教育部颁布武术教学指导纲要，第一次从中央层面提出武术教育改革思想;2006年国家颁布多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项，极大地增强了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在各领域应用的重视;2008—2010年我国圆满申奥、办奥给体育事业带来了巨大发展红利，在此阶段体育领域各方面研究均得到高速发展。
内部规律。在这一阶段，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教育视角”“文化传承视角”“训练与人体视角”三大视角中，也开始融入一些新的元素进行教学探讨。但由于该阶段仍处于发展初期，学者在火熱探讨的同时，仍然需要时间观望，这可能是导致2011年前后出现期刊载文量暂时下降的原因，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观望期。
2.1.3 狂热期（2012—2017）
2012—2017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年发文量出现峰值。经过前期研究的积淀与观望，加之武术申奥失败、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后备人才明确质量要求，学者的研究热情被大大激发。这一阶段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化，结合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发展现状，在回顾与审视的同时寻找问题与改革路径。秦立凯[4]（2013）等指出以往的教学思想没有体现体育传统文化特色，教学方法上割裂了文化多元整体性，进而提出建构技术和文化并重的教学模式;刘文武[5]（2015）等提出，武术教育的定位和载体、内容和需求的错位是武术课程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进而提出改革操返拳、保障师资、优化师资结构等发展策略。在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文献呈现数量多、质量高的特征，这一时期可称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的狂热期。
2.1.4 冷静期（2017—2019）
2017—2019年文献数量虽有波动，甚至呈现下降趋势，但从图2可见，文献的被引频次在逐年上升，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众多学者的关注焦点。这一阶段文献数量平稳，关注点集中在新时代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嬗变与发展路径上，这一时期可称为冷静期。
2.2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有助于某一领域内研究动态与未来趋势的把握。由于关键词是学者对文章内容的精炼，因此研究领域中的高频关键词可作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6]。通过关键词聚类和共词软件分析，得到图3聚类时间线图谱：
2.2.1 研究结构热点
根据1997—2019年关键词共现图谱与高频词统计可见，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在研究结构上主要有五大热点较为突出：
聚类1标签词为“民族传统体育”，初现时间为2004年，并贯穿截选时段始终。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于结合学校教学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适当开发和应用。
聚类2标签词为“武术教学”，1998年初现，在整个研究时段都取得了较高关注。该标签突出了武术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正确认知和健康人格培养，强调教学过程中施以文化关注。
聚类5标签词为“高校”，2000年初现，中心度为0.14，相关研究以技理实践和干预效果为主，聚焦于作为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主阵地的高校专业人才培养。
聚类7标签词为“教学改革”，初现时间为2008年，主要基于过去20年间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的经验教训，分析教学改革体系的建设成效，并指明未来发展的重点方向。
聚类8标签词为“套路”，1998年初现，并于2000年后主要以“武术套路”出现。主要探究在轻套路、强应用的改革背景下，武术套路技击性、文化性与方法性共同发展的持续优化过程。
2.2.2 研究内容热点
结合图3与表1对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内容进行分析。1997年以来，学界主要从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三个方面对该领域展开探讨。
例如在教学模式上，吴明冬[7]（2017）等充分肯定了“一校一拳”教改模式的价值取向，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课程开发规划，建立交流评价机制。康戈武[8]等（2014）通过对武术段位制教学指导方案的研究，对该教学模式的具体展开进行了实验性探讨。
对教学方法上的研究多集中在1998—2017年之间，近两年热度稍减。在这近20年间，学者从理论基础和实践反馈两方面检验了强化教学法[9]、莫斯顿互惠分组法[10]、多功能组合式教法[11]和“功套用”一体化教学法[12]等具体教学方法，对新时期的教改评估提供助益。
从教学内容来看，既有项目技理的深入研究，也有思想高度的整体审视。例如，李刚[13]（2001）等对讲解、演练动作攻防含义的教学效果作了比较性研究，并通过生理和心理角度的双向探讨，指出此项内容安排在套路教学中存在优越性和可行性。张继生等（2017）运用现象学方式，以具身认知视角提出现代武术教学呈现出“生命性、具身性、身心统一性”[14]的具身意蕴。
2.2.3 研究方法热点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实践性和传承性较强，学界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主要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
1）以武术散打教学实证研究为例，王宏（2010）通过对比试验发现，运用反馈教学模式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15];梁亚东等（2015）提出CDIO工程理念的合作互动型教学模式[16]，并在武汉体育学院进行武术散打专选课教改加以验证。
2）在质性研究中，王智慧[17]（2007）分析了古今习武的基本程序及规律，提出现代武术教学中存在价值把握和系统性不足等问题。郑佳薇[18]（2008）从民族学、文化学、民俗学等多视角审视珍珠球运动，详细阐释了珍珠球运动入选高校选修课的优势及可行性。可见，相关学者的研究以理论为基，以实践检验，二者的结合有力促进了这一领域理论化和实践性的共同发展。
2.3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段时间内，关键词突现即表明其受关注度突增。因此，对这类关键词的分析能够帮助揭示该领域的热点前沿和发展趋势。如图4所示，通过CiteSpace突变检测算法得出突现强度前12的关键词突现网络图谱。
由图4可以发现，“学校武术”和“武术教育”在研究时段的后期产生并延续了突现现象，表明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受到较大关注。历经二十余年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完善，当前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主要着眼于路径突破和价值重塑两方面。
2.3.1 路径突破
面对学生需求变化和供给错位的實际状况，王稳（2019）等提出，从供给内容、方式、形态和结构模块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校武术教育供给体系新生态”[19]。高旭（2019）等编制了《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量表》，并提出可参考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的结构特征与维度含义，构建相应的教学内容与方法[20]。而刘文武[21]（2019）等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当代武术课堂存在被动习练、技术“复习”缺乏丰富性等问题，强调要平衡武术发展和学生需求，增强课堂教学的文化性和趣味性。
2.3.2 价值重塑
面对当前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所遭遇的文化意义弱化状况，更多学者越发重视从文化价值视角审视当前出现的新问题。段丽梅[22]（2018）等明确指出，“以量化指标为特征的知识中心教育使体育教育中学生越来越失去自我，成为数字表征的抽象人。在此‘刺激-反应’话语下，学校武术表现出实践性本体教育缺失的‘去中国’化异化现象”。而徐卫伟（2019）等认为，新时代太极拳课程的价值发生了嬗变，要建设多元化课程体系，挖掘太极拳课程的健康价值和文化价值[23]。潘兰芳[24]（2019）等也认为，在桂西北“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中，要“跳出体育本体，内化文化精神”。
3 研究结论与展望
3.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文献计量法和知识图谱分析法，以定量研究的方式对自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确立以来的相关教学文献进行分析，在CNKI上检索到1997—2019年CSSCI发表的高度相关文献共274篇。得出以下结论：
3.1.1 发文总体趋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经历了探索期（1998—2003），观望期（2003—2012），狂热期（2012—2017）和冷静期（2017—2019）四个阶段。虽然近两年该领域的发文量出现波动后下降态势，但根据文献共被引的分析来看，被引频次呈现逐年增加、近年稳定的特征，表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依然是一个重点研究领域。
3.1.2 研究热点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三个视角分别展开：第一，研究结构热点。通过分析图表提取出“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学”“高校”“教学改革”“套路”五大聚类标签词，明确研究结构中的网络核心。第二，研究内容热点。将相关研究归纳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三个方面。第三，研究方法热点。发现该领域以实证研究和质性研究并重，以二者互相验证促进理论化和实践性共同发展。
3.1.3 研究前沿
民族传统体育教学领域的研究前沿体现为人文主义视角中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价值重塑和现实需求的平衡。一方面，针对新科技利用和学生兴趣开发等现实需求进行大胆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个体和项目本身的文化价值发掘，试图从根本上挽救其文化意义弱化的颓势。
3.2 未来展望
通过本研究发现，受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现有研究多以武术项目的教学改革与路径突破为主体，对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教学中的实践与推广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认为，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学的愈发成熟，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研究可从文化价值、现实需求和教学趣味等方面入手，以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点为中心，借鉴20多年来武术教学的研究经验成果，构建针对性教学理论并扎根现实困境进行改革探索，以期使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研究呈现“多点开花，百花齐放”的格局，为我国体育强国与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科研力量。
参考文献：
[1]齐静.回顾与展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学校体育研究20年[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77-80.
[2]杨建营，邱丕相.浙江工业大学武术选项课教学内容改革的反思[J].体育学刊，2015，22（5）：92-97.
[3]邱丕相，楊建营，王震.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回顾与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44（1）：12-20.
[4]秦立凯，黎小龙，赵先卿.文化传承视域下高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模式的反思与建构[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3）：113-117.
[5]刘文武，杜杰，胡海旭.学校武术教育——定位、现状、对策[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9）：64-68.
[6]邱均平，温芳芳.近五年来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分析——基于13种高影响力外文源刊的计量研究[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1，37（2）：51-60.
[7]吴明冬，李政，张萍，等.“一校一拳”教改背景下中小学武术校本课程开发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7（10）：145-149.
[8]康戈武，洪浩，马剑，等.《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的学校教学指导方案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4，48（10）：62-69.
[9]刘殿国.对武术教学采用“强化教学模式”的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1998（3）：47-49.
[10]张伟霞，李群林.武术课教学中应用莫斯顿互惠分组模式初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1998（4）：83-85.
[11]艾泽秀.武术套路运动技能教学改革研究——多功能组合式教法的创新模式[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5）：64-66.
[12]杨华莉，武冬.武术专项技术课“功套用”一体化教学模式实践[J].北京体育大学，2016，39（5）：79-85.
[13]李刚，李波.攻防技击性在武术套路教学中的应用性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1（3）：60-61.
[14]张继生，周惠新，谭腾飞.身体、情境、认知：武术教学的具身性及其哲学探索[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67-71.
[15]王宏.反馈教学模式在散打教学中的构建与实证[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44（4）：97-100.
[16]梁亚东，崔英波，刘国立，等.基于CDIO理念的合作互动型教学模式在散打专选课教学中的构建与实证[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49（12）：66-69.
[17]王智慧.传统学武程序与现实教武现象悖论探析[J].体育与科学，2007（4）：86-88.
[18]郑佳薇.珍珠球列入高校体育选修课程的思考[J].体育文化导刊，2008（6）：106.
[19]王稳，蒋德龙，李晓华.“互联网+”时代学校武术教育供给体系构建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理论视角[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5）：123-131.
[20]高旭，柴娇，孟宇.中学生武术文化认同：结构、量表及特点[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9，38（4）：99-107.
[21]刘文武，戴国斌.武术教育改革三题：文化·兴趣·掌握[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8）：138-147.
[22]段丽梅，戴国斌.学校武术的传承异化与教育人类学反思[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10）：139-145.
[23]徐卫伟，李英奎.新时代我国高校太极拳课程价值嬗变与发展路径[J].体育文化导刊，2018（7）：112-116.
[24]潘兰芳，孙庆彬，周家金，等.论桂西北“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中的传统文化教育[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9，36（2）：207-210.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第4篇
摘要：尼采是有史以来被人们讨论最多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文化影响极深，而且也强烈地影响或改变了许多名人的思想及生活。本文将对尼采哲学的存在主义和超人哲学思想进行分析，探讨其对现实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尼采、信仰、超人
一、解决信仰“滑坡”
尼采早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现代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可是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我国进入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的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稳步实现，但是不能忽视的是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种人的异化、精神的匮乏、道德的沦丧已经初露端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也伴随而至。对金钱的过度崇拜导致了人们道德的沦丧，对物质利益的片面追求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人们在信仰上出现了断裂，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再完全适应当前的形势，人们在精神上陷入迷茫、不知所措的状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危机，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而如何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尼采的人生哲学虽然在很多方面过于极端化，但是贯穿于他的人生哲学始终的那种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表现在：它赋予人生以积极的意义，肯定了人生的价值;宏扬了人的主体性，提高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颂扬了人的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的自我超越性、自我完善性;他对基督教伦理、对传统道德、对理性主义的尖锐批判，是对价值重估的伟大尝试。所有这些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都不无借鉴之处。今天，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借鉴一下尼采哲学的合理成分，对于解决人们信仰上的滑坡危机，不无益处。
二、追求个性和创造力
自文艺复兴的浪潮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们的自由、个性、人文主义也开始广泛觉醒，并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愈演愈烈。到了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是当代人价值观的默认选项，我们主张每个人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推崇民主和自由，讲究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等。而这些思想的背后，正是18，19世纪，在西方世界这次思想转向的结果，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思想的主流，理性主义不再一枝独秀。欧洲的主流哲学思想开始向多元化发展，以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以胡塞尔的现象学派、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等等开始出现，而这些思想和理性主义思想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情绪感受、快乐和幸福。可以说从外部自然世界，转移到了人类自身。
西方世界思想的这个转向，从关注大自然到关注人类自身，正是从叔本华和尼采开始的，叔本华看到了人悲观消极的一面，而尼采看到了人积极的一面。叔本华说，人生就是痛苦，我们似乎没办法改变，而尼采认为，生命存在无限可能，我们应该积极去改变和创造。就像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永远无法摆脱自由。自由是人这个存在，所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我们无法摆脱，人任何艰难和无助的情况下，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而尼采想要告诉人们的是，不要盲目迷信所谓的知识或真理，不要盲从宗教或道德权威;个人一定要有创造力，根据自己的心性发现事物的本来面目。尼采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正值西方文明发生转变的重要阶段，尼采哲学体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特点——追求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不断地否定前人和推陈出新。
三、尼采的超人哲学
尼采哲学思想中有超人哲学的内容，超人哲学的一个前提是“上帝死了”。谈到尼采的“上帝死了，我们理解为上帝不死，超人就无法存在，而上帝死了，人类就从天上回到了人间，在尼采看来，上帝本身就是有人创造的，“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基督教利用上帝和这样的奴隶道德来麻痹群众，使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彼岸，而尼采所要批判的正是这样的观念，他要宣告上帝的死亡，要宣扬大地的力量，要人们抛弃彼岸，把希望放在人类本身。除了上面所说的这样之外，我理解上帝和超人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虽然上帝和超人都是一种信仰，但是，上帝是永远不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上帝是“圣化了的精神”，而超人正是不断的超越，而且超越的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而恰恰是人类自己，这也是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尼采的超人哲学的现实意义非常深远。从西方现代哲学角度分析，它给西方哲学带来颤栗，也给整个世界带来影响。
首先，尼采所说的超人中的“超”不是超级，而是超越，这个超越其实就是超人哲学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超人要超越人类，要超越自己。尼采的超人哲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方向，或者也可以说成是一种信仰。超越是一种永远不会停止的状态，超人也永远不会僵化，甚至可以说，超人也是一种状态，什么时候超人自我满足，停滞不前，觉得自己已經是万能的，而且不可再超越的时候，那么超人就死了，上帝就又复生了。通过看尼采的超人哲学，我们抛开外在因素可以把超越自我看做是一种人的基本属性，人永远都不能满足现状，安于现状，人的一生就应该是不断的、反复的完成对自我超越的过程。当尼采不得不停止超越的时候，他已经失去理智了，所以，有很多人都把1889年作为尼采人生的终结。同样，当我们作为人在还可以超越，而却主动停止超越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对人的属性的自杀。
其次，尼采本就是一位始终保持着生命张力的哲学家，他的批判锋芒和超越精神始终不曾消退。尼采精通语言学，喜爱音乐，具有诗人的语言和气质，这些都体现在他的哲学著作里，不难想象，他的著作永远都充满着力量和爆发力。很多人都说尼采是悲剧的哲学家，但是他绝对不是悲观的哲学家，这两者有根本的区别。尼采批判的就是在基督教衰颓的道德观念下产生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虽然尼采也可以说是虚无主义的哲学家，但就像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虚无主义有双重意义：消极的和积极的。前者可视为叔本华的归宿，而后者则是尼采的目标。尼采正是把人的生命理解为“一种冲动、冲创和创造力”，而我的理解，这就是生命的张力。而这点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有些颓废的社会和世界，应该是一剂酷烈的良药。
最后，尼采有着深深的贵族情结，这一点无论是从他的生活还是他的作品中都有很充分的体现。我觉得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一种贵族的哲学思想。虽然他一生并不富裕，不是真正的贵族，但他始终都是精神的贵族。这种精神贵族的表象和我们古时候的文人墨客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追寻的是更崇高的理想信念。贵族这个词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而尤其是对于我们受过较高水平教育的大学生来说，做一个精神贵族应该是个好事。精神贵族不同于物质上的贵族，不需要丰厚的外在的物质条件，需要的是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在现在这个充斥着通俗文化的时代，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我们，不能被通俗文化所侵蚀，可以抱着旁观的态度去观赏，可以理解，但不能沉溺，因为在精神上的沦陷比在物质上的缺失更可怕。
在20世纪，鲁迅、茅盾等人接受了尼采的超人理论，即“人们总是必须跨越他们的前辈”。他们从尼采的哲学中得出的结论是，它席卷了社会上的各种颓废，并积极创造了具有前瞻性的英勇战士。他们为人民的麻木和固执感到难过。他们深感“民族气质的下降已到了极点”，并希望使用尼采的超人学说来改变沮丧的民族特征。如今，大学生已经继承了鲁迅等人的意志，他们也希望利用超人理论来改变人们的自卑感。一位大学生说：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证明，仅依靠传统的中国自我更新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尼采的精神可以攻击非侵略性和稳定的适度和惯性，并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此外，一些大学生还将“超人”与人格自我完善和成功斗争联系在一起。他们将超人理解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人，生活中的坚强人，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的坚强而伟大的人。人们。一些学生甚至将“超人”与马克思的“全面发展者”进行了比较。一些学生认为“超人”意味着超越自己，与时俱进，超越监禁并树立民主，独立，平等和公民意识。
四、结论
综上，尼采的哲学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打破了我们衰弱的神经，带给我们冲击与新生。他向世人发出了“上帝已死”的呼声，宣称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必须彻底摧毁，提出重新评估一切价值体系，主张以人自身作為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基础。尼采提出的“超人”英雄主义的哲学人生观，提醒我们不做没有个性、没有创见、没有出息的庸人，而要张扬自己的个性，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潜能意志，去开发创新人生。
参考文献
[1]尼采.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5.
[2]尼采.反基督教[M].台北：志文出版社，1986：24-25.
作者简介：陈捷帆（1997年-），男，汉，黑龙江省安达市，在读硕士研究生，黑龙江大学，研究方向：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哲学科技论文范文第5篇
5月，幻想文学的出版重镇——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隆重推出法国当代作家贝尔纳·韦伯（Bernard Werber）代表作《蚂蚁帝国》三部曲中文版。《蚂蚁帝国》三部曲自1991年问世以来，吸引了全世界数亿读者对于地球上的蚂蚁文明，以及它们与人类文明和其他物种文明之间关系的热切关注，被国际书评界奉为“幻想文学巅峰之作”“伟大的史诗小说”“改变读者世界观的天才作品”。该系列作品全球销量千万册，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文字出版。此次中文版的推出被列入中法建交50周年暨“2014中法文化之春”的文化交流项目之一，成为中法文学交流的一件盛事。
应出版方和法国驻华大使馆的联合邀请，贝尔纳·韦伯于5月21日至28日访问中国，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
《出版人》：12年来，你一直在观察蚂蚁，蚂蚁的世界为什么如此吸引你？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开始关心蚂蚁文明了。小时候在祖父母家院子里玩耍时，我发现眼前有一个巨大的城邦，城邦里面居住着人类完全不了解的居民。蚂蚁虽然很小，但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就是这样一种在人类看来卑微到直接无视的小生灵，竟然在漫长残酷的物竞天择中生存了下来，而且繁衍得越来越庞大，遍布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们能够建立起有500万居民的城邦。城邦里面非常和谐，它们也有农业、畜牧业、教育业，有严密科学的社会组织分工，有精密威猛的武器，当然也有战争。它们有着完善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很强的感应能力，能够感知到其他蚂蚁所做的事情。一个城邦即使非常大，城邦一端蚂蚁所感受到的东西和感觉，也能够让很遥远的另一端的蚂蚁感知到。城邦里的蚂蚁非常团结。蚂蚁最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别人的关爱，它们之所以去关心自己旁边的蚂蚁朋友，是因为它们有一种很神奇的生态制度，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喂”，就是给其他正在挨饿的蚂蚁喂食。蚂蚁社会是非常民主的社会。在蚂蚁社会里没有等级制度，也没有元首，每只蚂蚁都可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它们和地球和平相处。因为如果它们要搬家的话，它们会把整个城邦全搬走，不会留下任何的污染物。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斑斓多彩、厚重深邃的蚂蚁文明。蚂蚁的智慧与力量被人类正视并认可，并和人类文明相提并论。你在作品中是如何连接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呢？
贝尔纳·韦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小时候都做过用手指去压死那些小生命，或者揭开蚂蚁窝等类似事情，对我来说这就是两种文明碰撞的开始。
小时候，我把蚂蚁放进罐子里，想观察它们，甚至培养它们。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外星人来到地球上，把人类关进罐子里面，就像我们对待蚂蚁那样对待我们，那会发生什么呢？所以我从8岁开始写作关于蚂蚁和其他昆虫的故事。其实不管是蚂蚁或者是其他族群的生物都一样，当我们碰到自己不了解的另外一个族群时，第一步是观察它、了解它，第二步开始互相攻击和厮杀，到最后走向联盟。所以我的三部曲也是以人类的故事和蚂蚁的故事作为两条平行线同时发展，第一部是两种文明的相遇，第二部是两种居民开始进入战争状态，第三部是他们进入了和平共处的时代。我想探讨和思考的是地球上各种文明，例如人类文明和蚂蚁文明，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又互相合作，最后寻求平衡的。地球生态的最高境界是平衡。
悬疑是吸引读者的关键
《出版人》：你的作品融合了科幻、探险、战争、科学、心理学、生物学、未来学、悬疑等多种元素，你觉得令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贝尔纳·韦伯：我没有发言权，主要还是取决于读者有没有受到吸引。而吸引读者的关键最终还是看能不能够建立起一种悬疑。悬疑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我也是在欣赏电影的过程中学到的。进入悬疑艺术的关键，就是不要一下子给读者他想要的东西。要让读者被吸引，并且一直想读下去，作品需要有足够的张力，并且要在每一次合适的时刻重新掀起一段小高潮，这样可以让人继续读下去，并且充滿激情。
写作就好比恋爱，都需要有刺激，充满惊喜和惊奇，否则彼此就没有吸引力了。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样，如果读者知道在某个时刻作家会出什么招数，就不会被吸引了。在一个小高潮所经历的惊喜以后还要继续有这样不断的惊喜，这就是悬疑的艺术，作为一个悬疑小说的作家，我们面对读者应该有的礼貌就是不停地让他感觉到心被悬着，让他不停地有惊喜。这就是悬疑小说的秘密所在。我在每次创作过程中，都告诉自己要不断地提高我的技术，不断地让读者还想回到我的书中来。现在小说的特点是不再有人物介绍那样的场景，而是直接进入到关键的场景中去。我认为读者与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最本质的最有机的关系，它应该是一种直接的、良好的、愉悦的感性体验，而不需要读者有任何的控制和把握。
《出版人》：如果说读者不需要控制，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么作为创作者，你如何把握作品的节奏和风格呢？
贝尔纳·韦伯：我尝试过许多种写作的风格。写作的风格和节奏跟音乐很像。我写作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戴着耳机听电影音乐。我作品的风格节奏和我创作时所听的音乐是同步的，我在书的最后一节也揭示了这一点。我列出了一系列我所喜爱听的音乐。我觉得我的句子风格，整个段落的风格，不是说它漂亮不漂亮，而是它应该像我所听的音乐那样有起伏，像音乐一样有美好的韵感。我想最好的风格可能是一种隐去的风格，当我们写得好的时候读者受到强烈的吸引，以至于他眼前所呈现的不再是句子，而是画面。其实我想最理想的一种状态是把我的大脑与读者的大脑连接起来，把我大脑里面所出现的画面和整部电影直接传输到读者的大脑里面去。
要说有一个风格的话，我的写作风格非常简单明了，我尽量用最易懂的词句写作。因为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孩子们读懂，我也希望我的读者当中也有那种不是所谓的大读者，但是知识非常渊博的读者。所以我使用的是一种普世的语言，使得所有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够读懂。这也是为什么我的作品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都取得了成功，今天又来到中国。因为我的语言简洁、通俗易懂，比较好翻译。
偏爱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
《出版人》：《蚂蚁帝国》三部曲中你设置了很多中国元素，女主角——女记者蕾蒂西亚·威尔斯小姐是中法混血，舅舅埃德蒙娶了一位中国女人凌弥，还引用了出自孔子《论语·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中国谚语，你还多次提到了“平衡”哲学。你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吧？
贝尔纳·韦伯：我从小就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灿烂多元的文化。小时候我就阅读过有关中国的作品，像包青天系列小说我都看过。多年来，我坚持每天早晨打太极，从太极中我学会如何控制自己的呼吸，是一种很好的身体体验和灵修。我最初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从阅读《道德经》开始的，我发现它蕴含了非常多的生活哲学，并且是一种充满幽默感的哲学。《道德经》现在还是我放在床头柜、会经常阅读的书。
上高中的时候，我经常问哲学老师关于中国哲学的问题，老师觉得很奇怪，告诉我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哲学，有西方哲学就足够了。但我并不这么认为。西方哲学的一个遗憾是过于严肃，而东方哲学里有很多谦卑的精神并且有幽默感。西方哲学教人如何思考人生，更多的是一种脑力劳动，而中国哲学讲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身体的体验。中国哲学让我最为欣赏的是“阴阳之说”，阳性的能量和阴性的能量是互补的，要达到这种完美状态就得让这两种能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
我觉得这种“阴阳之说”是解决世界上很多问题的办法。《蚂蚁帝国》里我所描述的蚂蚁文明和人类文明也在寻求平衡，蚂蚁的文明是阴，人类的文明是阳；蚂蚁很小，人类很大；蚂蚁是一种冷的能量，人类是一种热的能量。这两种文明的对话就是要让阴和阳达到最佳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状态。所以大家与其把我的作品称为科幻小说，还不如叫哲学幻想小说，我认为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