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范文第1篇
摘 要：2020年8月19日，貴州省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主办了“首届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高峰论坛”。与会专家围绕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的国际国内经验、合作机制与路径、经济合作创新模式、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县域层次开放与合作等重大问题进行了研讨。专家一致认为，在新发展阶段，推进贵州省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贵州融入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在战略上，贵州通过深度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战略推动毗邻地区长远发展;在发展路径上，通过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边缘地区中心化、构建一体化基础设施、深化产业协作分工、推动公共服务一体化、加快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凝聚“共同体”意识、构建政府联席机制等措施落实毗邻地区协同发展;在发展模式上，具体通过创新飞地经济模式和推动低空经济等经济形态赋能毗邻地区创新发展;在生态方面，着力用好生态优势，保生态存量，提生态增量，创生态变量，从特色资源和产业入手，促进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推动毗邻地区绿色发展;在县域治理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探索规范化贸易通关政策，挖掘特色文化等，促进毗邻地区县域开放发展。
关键词：毗邻地区;协同开放;一体化
基金项目：贵州省“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重大专项课题“川滇黔、黔渝、湘黔毗邻地区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机制研究”（21GZZB05）;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绿色金融赋能三峡库区生态大保护机制与路径研究”（2021NDYB032）;重庆市社科联社会组织课题“重庆生态大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2020SZ0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码] 10.19631/j.cnki.css.2021.010.010
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指出“支持川渝、川滇黔、渝黔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毗邻地区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机制”。川滇黔、黔渝、湘黔等毗邻地区作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欠发达地区、生态功能区“四重”属性叠加的特殊区域，不仅是贵州等地发展的掣肘之处，也是长江上游、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还是“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的重要交汇节点，更是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战略大后方。站在百年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要实现“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实施数字经济战略上抢新机，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绩，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急需同与黔毗邻地区建立协同开放发展体制机制，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了深入探讨与黔毗邻地区如何建立健全协同开放发展机制这一问题，2021年8月19日，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和重庆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区域经济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主办“首届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高峰论坛”，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交流与碰撞。来自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围绕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的国际国内经验、毗邻地区合作机制与路径、毗邻地区生态绿色发展、毗邻地区经济合作创新模式、毗邻地区县域开放与合作等主题作了专题报告并展开热烈讨论，对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的理论问题进行探索，同时为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出谋划策。
一、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战略意义
省际毗邻地区由于地理边界、自然资源、历史源流、行政分割等原因通常为少数民族集聚区、乡村集聚区、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红色革命老区。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对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促进党的伟大工程均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省际毗邻地区作为少数民族集聚区，其协同开放发展对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提升各族人民安全感、幸福感，对于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党、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对于促进“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省际毗邻地区作为乡村集聚区，其协同开放发展有利于稳定农业基本盘、守好农业农村基础，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于应对各种国际形势变化、开辟新格局具有“压舱石”般的重要战略意义。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看，省际毗邻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经常由于行政和地理的原因导致其市场分割，从而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难点和堵点，其协同开放发展对于打破市场分割、扩大内需以及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从生态文明建设来看，省际毗邻地区作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其协同开放发展、联动共治，有利于破除生态治理狭隘的行政分割，有利于推动大江大河干流支流等流域生态治理，有利于推动连片山地丘陵等山域生态治理，有利于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全域共治，有利于推动绿水青山和冰天雪地向金山银山协同转化，有利于提升全国生态文明治理整体水平。
从建设党的伟大工程来看，省际毗邻地区作为红色革命老区，其协同开放发展，有利于协同弘扬革命文化，赓续红色基因。推动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特别是红色革命毗邻地区的协同开放发展，是学习党史同工作的重要结合点，是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落脚点，对于建设党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经验借鉴
总结国内外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的经验，探索其一般性规律，对于更高水平地开展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与会专家围绕国际上环波罗的海跨国毗邻地区合作和国内的京津冀、长三角毗邻地区合作情况，分析毗邻地区合作的一般性经验以及对贵州省毗邻地区合作的借鉴意义。
（一）国际经验
就国际上毗邻地区合作经验，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进行了理论分析和案例剖析。在理论上，他从边境区劣势论和边境区优势论两派学术观点引入，指出和平时代有利于推动边境区跨界合作障碍向跨界合作动力转化。同时，基于环波罗的海跨国毗邻地区合作经验，他指出毗邻地区合作可以从如下维度入手：一是明确合作空间范围，建立多层、多级联动组织体系，集合政府、社团、学界、商界等力量，集思广益，形成合力。二是开展通道建设。通道建设包括硬设施和软设施，二者相互促进，硬设施包括交通、通信等设施;软设施包括网络、文化建设。其中硬设施可以便利毗邻地区来往、活跃区域经济，而软设施可以加强毗邻地区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促进人心相通，推动区域协同和一体化发展。三是建立跨地域共同市场，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各扬所长。共享各地特殊政策，降低企业准入门槛和经营成本，提高毗邻区域经济竞争力。四是保持对外开放，通过引进外部技术、资本、人才等实现跨越式增长。
（二）国内经验
就国内毗邻地区合作经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研究员认为，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及南京都市圈发展案例来看，对等互补、明确分工、互惠互利等原则是毗邻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否则容易出现“以邻为壑”“虹吸效应”“画地为牢”等现象。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袁金辉教授也从京津冀协调发展经验分析了对黔渝川毗邻地区协同发展的借鉴意义。他指出京津冀协调发展较为成功的经验包括有明确的功能定位、交通一体化发展迅速、通过中关村等公共品牌实现区域协同创新。
南通大学原党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成长春教授以南京都市圈为例介绍了毗邻地区合作经验。他首先介绍南京都市圈发展现状、发展优势、面临挑战等情况，然后就毗邻地区合作总结出如下经验：一是强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注重核心城市与二级中心城市的产业对接和关联互动，做大做强城市平台，补齐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其他县市在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二是积极推动交通一体化，构建毗邻地区都市通勤圈建设，补轨道交通短板，打通跨省断头路等;三是推进产业分工协作，以资源整合、分工協作、链接融合为重点，推动中小城市融入中心城市产业布局，推动制造业规模化、特色化、集群化发展，以及推动服务业向高品质转变，积极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四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构建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等多层次的跨区域党政协同决策、协调和执行机制;五是形成毗邻地区城市和区域合理分工、差异定位、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常态化协作协调机制。
与会专家围绕通过国内国际经验总结一致认为，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只有找到各自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对等合作，只有找到合作功能定位才能有明确合作目标，只有推动交通、市场等一体化才能实现协同区域资源要素等自由流动，只有建立多层次合作机构和组织才能实现协同落地可执行，只有建立利益共享、激励有效的机制协同合作才能具有可持续性。
三、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机制路径
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特别是贵州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合作机制和路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贵州特别是贵州毗邻地区的基本情况有深入的认知和分析。与会专家在对贵州省际毗邻地区进行分析研讨后，从贵州毗邻地区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川渝黔一体化发展、“共同体”意识铸造等方面来分析毗邻地区建设机制和路径。
（一）现状情况
与会专家在就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面临的一般性情况，特别就贵州省面临的独特现状、比较优势、发展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分析。
就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面临的一般性情况，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肖金成研究员认为省际毗邻地区呈现两个特点：第一，资源向中心城市集聚，离中心城市距离越远的区域则越不发达，背后的原因是行政等资源大量向中心城市集聚，从毗邻地区来看，大多数毗邻地区处在远离中心城市的区位;第二，毗邻地区建立合作机制的主要障碍是行政壁垒而不是自然地理分割。
就贵州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面临的比较优势来看，潘家华研究员指出贵州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的自然资源，可挖掘自身优势、特色及不可复制特性，主动与毗邻地区进行对接、合作，可以实现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肖金成研究员认为，贵州处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等战略位置，并且具有县县通高速、生态环境优良、大数据产业形成规模等比较优势，具有同毗邻地区开放协同发展的基础。
就贵州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面临的挑战来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吴大华研究员认为当前贵州实现了整体脱贫，但还没改写相对落后的历史;贵州虽然已经完成了脱贫，但与东部地区和西部一些城市还是有差距，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是贵州发展新的重要短板。贵州财经大学副校长葛建军教授认为，贵州毗邻地区人口存在生育率持续降低、人口老龄化率过快、出生率降低过快、受高等教育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等问题。这些人口问题成为毗邻地区未来长远发展的重要障碍，是解决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长远发展的重要挑战。
就贵州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面临的机遇来看，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学立教授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于贵州毗邻地区发展是重大机遇。他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对贵州有产业之机、资源之机、机制之机三大机遇。重庆工商大学原副校长廖元和研究员也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贵州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的重要机遇。因为贵州同川渝在地理距离上更近、历史文化上更趋同、产业结构更有集聚性、地方政府均有一体化动力。肖金成研究员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贵州毗邻地区南向协同开放发展的重要机遇。
与会专家围绕通过分析贵州毗邻地区现状一致认为贵州要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需要打破传统行政壁垒，有效发挥自身生态环境、交通畅通、数据产业等比较优势，充分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国家战略。
（二）机制路径
与会专家从贵州毗邻地区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构建川渝黔一体化发展、“共同体”意识铸造、推进产业一体化等来分析毗邻地区建设机制和路径。
张学立教授认为贵州通过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可实现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从经济、交通、社会、文化几个维度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第一，加快衔接经济圈，提高主导产业的互补性，构建经济协同性。第二，积极对接交通圈，构建交通一体化。发挥贵州特色的陆运、航运、空运快速衔接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体系作用，参与立体交通环境中的新技术、新系统、新产品的集成应用和研发创新。第三，主动融入社会圈，构建社会综合体。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供满足区域多样性需求的生活护理服务、生产性服务。第四，共同拓展文化圈，构建文化共同体。以立足地理相邻、优势互补、各有特色的发展基地，激活区域文化基因和成长密码，链接文化价值塑性和扩大文化价值的外溢性。
重庆工商大学原副校长廖元和研究员认为贵州省应该通过参与构建川渝黔一体化发展战略来推动贵州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具体路径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第一，交通通信设施一体化，推动高铁环线等内部交通和对外陆海新通道建设;第二，按照产业链各种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推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国防军工、轻工业、白酒产业等产业发展一体化;第三，通过地票等土地证券化方式推进土地等资源、要素改革，促进监管和生产要素一体化;第四，协同推进生态屏障建设，推进生态环境一体化;第五，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人口流动一体化。
袁金辉教授基于京津冀协调发展经验提出贵州融入毗邻地区合作的路径：一是交通一体化发展，打通断头路，拓展瓶颈路，建设大容量低成本交通网络;二是产业协同发展，贵州主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共同挖掘白酒、旅游、康养等特色资源;三是生态环境协同保护，协同推进生态屏障的建设，建立跨区域的环境保护联动机制，共同争取一批重大环保项目的落地。
肖金成研究员认为要推动毗邻地区合作开放发展，一是要推进边缘地区中心化，在省级交界地区要发展更多的城市，通过城市规模不断地扩带动周边农村地区的发展;二是毗邻地区省尤其是贵州省应主动推动毗邻地区省级层面合作，建立合作机制。
武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发展战略与规划研究院吴传清教授从毗邻地区“共同体”意识铸造来分析省级毗邻地区建设路径。他认为省际毗邻地区“共同体”意识的铸造应当从制度安排、区域治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三方面共同着手。省际毗邻地区“共同体”建设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设基础设施“共同体”。围绕能源、交通、新型基础设施展开。第二，建设公共服务“共同体”，围绕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建立一体化。第三，建设生态“共同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屏障的建设，形成生态环保的联防共治。第四，建设科创“共同体”。协同加强创新和科技成果的相互转换，共享相关基础科技设施。第五，共谋产业“共同体”。推进产业一体化合作，产业分工协作，包括建立合作园区、飞地园区等，共同打造文化旅游、生态旅游等产业集群。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省级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存在七大发展路径：围绕省级毗邻地区战略对接和全域统筹，形成战略统筹;围绕省级毗邻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互联互通的交通、能源、数据等基础设施统筹;围绕省级毗邻地区产业比较优势，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产业统筹;围绕省级毗邻地区资源要素流动，形成资本、劳动力、技术、企业家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统筹;围绕省级毗邻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屏障的建设，形成“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为一体的生态统筹;围绕省级毗邻地区民心相通工程，形成文化交流交融等文化统筹;围绕省级毗邻地区教育、医疗、文化、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一体化的公共服务统筹。
四、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创新模式
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离不开经济模式的创新，要通过在不断创新经济模式中找到推进协同开放发展的新抓手，从而让发展规划在毗邻地区真正落地。与会专家围绕低空经济模式和飞地经济模式的特点，结合毗邻地区发展的比较现实情况，提出贵州开展毗邻地区经济合作新模式的可行路径和方案。这些方案和路径不仅仅对于贵州毗邻地区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于其他毗邻地区发展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一）低空经济模式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副处长张继栋研究员认为通过大力发展低空经济能够助推毗邻地区协同发展。他首先界定了低空经济是地表及地表以下三千米范围内一切与飞行相关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总和。低空经济具有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集聚程度高等特点，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空域资源推动和形成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可以纳入其范畴。低空经济从行业角度看，通用航空、警用航空、海关航空、军事航空等都是其典型代表;从产业发展看，涵盖了装备制造业、运输业、综合服务业、土地开发等，并且与农、林、牧、渔业及矿业、电力、建筑、石油等行业深度融合，尤其在旅游观光、教育培训、遥感测绘、应急救援等方面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已经形成了包括临空经济、通航经济、立体区域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
张继栋研究员认为，低空经济对于促进毗邻地区发展有如下优势：首先，促进要素高效流动，航空具有覆盖度广、延伸性强等特点，能够促进区域要素高效流动，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其次，产业关联效应强，低空经济相关产业能延伸到现代物流、产品加工、信息服务等领域，应用场景宽泛;最后，能促进多种经济业态的转型升级和纵向发展，比如通用航空催生低空旅游业的兴起，推动航空客运和物流业的发展，促进医疗、救护、环保、机组等社会服务业发展。对于贵州毗邻地区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探索在贵州设立“低空开放特区”，把开展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作为撬动贵州及毗邻地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杠杆，凸显贵州在战略规划、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产业集聚、大数据应用和地缘战略等领域的扎实基础和比较优势。二是开展前瞻性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明确贵州及毗邻省份的低空产业的战略定位。三是推动“低空+”创新融合发展，利用贵州区位优势，打造西南地区的低空飞行走廊，建立贯穿全省、联通外部的低空飞行通道，将低空新业态作为实现全域旅游的有效手段，发展差异化低空项目。
（二）飞地经济模式
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李琳教授提出通过创新飞地合作模式，推动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李琳教授认为湘鄂渝黔毗邻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创新飞地合作模式，统筹谋划又因地制宜与发达地区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飞地合作，将巧借外力与内生能力培育有机融合，蹚出一条省际毗邻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路子，对于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形成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新格局，意义深远。飞地经济在促进毗邻地区合作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飞地经济在国家层面政策大力鼓励和支持;飞地经济有助于破解毗邻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和行政割裂的难点;飞地经济有助于弥补毗邻不发达地区无法吸引资本、高素质人才等这一缺陷。
李琳教授就湘鄂渝黔毗邻地区因地制宜创新飞地合作模式提出：统筹谋划，合力打造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示范区。示范区建设首先要建立湘鄂渝黔边区四省地市（区）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边区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其次，协同出台《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战略框架》及《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协同发展目标、重点任务、推进机制、政策措施等;再次，合力争取国家支持，将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纳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点示范区，巩固拓展扶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示范区，在转移财政支付、税收减免、基础设施投资、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布局等方面共同争取国家支持;最后，明确将飞地合作园区共建作为推动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的重要抓手写入《湘鄂渝黔边区协同发展实施方案》。
李琳教授认为根据湘鄂渝黔边区的资源条件、主体功能分区、产业基础，存在五种差异化飞地合作模式：产业转移型、异地开发型、旅游飞地型、科创飞地型和资源集约利用型。要将这些模式实践落地需要构建合适的利益链接机制并完善利益共享机制：第一，明确飞地园区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第二，建立倾斜的资金支持政策，通过成立飞地经济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投资飞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引导毗邻地区飞地经济政策与乡村振兴政策融合;第四，优化飞地经济合作发展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推进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构建生态环境联防联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省级毗邻地区要在协同开放发展低空经济、飞地经济等创新经济模式中找到推进协同开放发展的新抓手，从而让省级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真正落地。
五、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绿色生态
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应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那么贵州毗邻地区如何推进绿色发展呢？与会专家从围绕贵州生态和绿色产业特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文传浩教授认为毗邻地区不应该和中心城市走同一条路，而应该结合自身资源优势走特色化的方向。贵州毗邻地区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生态，贵州毗邻地区具有优质的森林资源、气候资源。因此，毗邻地区应以绿色发展现代化为目标，毗邻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应以绿色为基底。
对于如何推进毗邻地区绿色发展，文教授提出：保生态存量，提生态增量，创生态变量。保生态存量就是保护毗邻地区现有的生态存量，通过盘活山地资源、激活流域资源、用活农田资源，推动毗邻地区高质量发展。提生态增量就是通过构建包括乡村康养产业等现代大健康产业体系，通过打造毗邻地区合作生态公园，促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提升生态价值。创生态变量是通过联合川、滇、渝、桂等地区共同打造中国最大、最全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等，创造新的生态变量。根据贵州不同毗邻地区特点，文教授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具体发展策略：首先是建立国家级川滇黔毗邻地区绿色发展综合试验区，形成绿色发展示范带动作用;其次，是加强交通物流网络体系建设，向南打通黔江陆海贸易新通道;此外打造渝黔乌江流域协同治理示范区和滇黔桂珠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流域综合治理和保护;最后打造湘黔民族文化旅游示范区和川黔红色文化旅游示范区，推进文旅产业融合，做靓文化产业。
重庆工商大学原校长王崇举教授围绕从武陵山区这一具体地域入手，分析了贵州毗邻地区如何推动生态旅游发展的要素资源培育。王教授首先分析了武陵山区的特点和资源禀赋：武陵山区位于多省交界地，生态旅游资源禀赋，分别从地形、地貌、纬度、海拔、文化、交通方面分析了武陵山区发展生态旅游的优越性。基于武陵山区生态旅游发展的目标人群及特殊需求，他认为要打造适合目标人群的生态旅游资源：挖掘和培育有武陵山区域特色、游客喜闻乐见的文化资源、文化故事、文化商品和民族风情;特色打造季節性旅游宜居的生活环境;发展生态观光和体验式农业;打造武陵山片区景区村镇、形成特色优势互补的生态旅游空间。
王教授给出武陵山区打造生态旅游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武陵山片区主要关联区县协调领导常设机构，在国家有关部委、四省市党委、政府领导下，统筹武陵山片区农文旅融合发展工作;将武陵山片区后脱贫攻坚时代的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与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引入城市资本、文化资源，城市人才，推进城乡融合;以大数据、智能化为推手，建立共享信息云平台;发展带动农村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以武陵山区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增强该地区生态农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钟君教授从油茶这一绿色产业入手，从南盘江流域视角分析毗邻地区如何通过绿色产业筑牢脱贫成果并促进乡村绿色振兴。他认为油茶具有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较好、能形成产业规模、生态环境友好、有传统种植基础、投入产出效率高等比较优势，特别是能够赋能南盘江流域建设好珠江上游的生态屏障。从南盘江流域种植经验来看，其有效促进了该区域脱贫。由于油茶生长周期较长、品质差异较大、难以形成品牌效应、资金整体投入不足、缺乏龙头企业带动等原因导致油茶长期发展面临挑战。未来南盘江流域毗邻地区油茶产业有实现绿色发展需要：一是打破油茶产业行政界限，消除地方行政壁垒，通过建立区域农业合作社和联合党支部等方式，促进要素资源流动;二是加强产业基础设施互通互联，联合建设油茶加工厂，避免重复建设，采用标准化发展模式，以最小的投资让基础设施覆盖更多的农民;三是要抱团经营，组建联合合作社，打造公共品牌，提升品牌优势，开拓市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要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绿色发展必须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必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必须因地制宜、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绿色发展可以从如下路径入手：建立毗邻地区绿色发展综合试验区;基于特色生态、旅游等资源打造大康养、大健康等产业链;用智能化、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优势，构建大数据、智能化产业业态。
六、省际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县域治理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是毗邻地区协同开放发展的重要领域，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其能否有效治理并实现协同开放发展关系到开放发展战略能否真正落地。西南财经大学的两位专家分别从西部县域对外开放合作和习水这一具体案例入手对县域层次的协同开放发展进行深入阐述。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教授认为西部县域对外开放合作对于构建西部全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落实新发展理念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西部县域对外开放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与东部地区县域相比呈现整体经济实力较弱，不均衡问题特别是中心城市与毗邻边缘城市更加突出;二是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三是资本、技术、高层次人力资源集聚程度较弱;四是经济布局不合理，缺乏长远规划，存在开发区等过度竞争和缺乏环境等维度长远考量。
毛教授基于四川省青白江自由贸易区“安智贸”、北部湾城市群西部对外开放等西部县域对外开放的典型案例，指出毗邻地区县域对外开放的经验包括：第一，县域应当发挥比较优势，适当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模式，推进特色产业发展，通过特色产业带动贸易发展和对外开放;第二，强化重点开放区的跨境通道建设，提高城际之间的交通可达程度，降低物流運输成本;第三，优化国际营商环境，探索规范化贸易通关政策，推动重点城市发挥带头作用。
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研究院院长杨继瑞教授深入剖析了习水建设川黔渝毗邻地区特色县域城市的路径。他指出习水建设特色县域城市具有毗邻地理区位、白酒等产业优势、气候适宜等生态优势。基于习水县域毗邻特色，杨教授从文化、产业等五个维度分析习水如何构建特色毗邻县域治理体系。第一，深入挖掘习水文化特色。通过挖掘“鰼”文化，形成全域毗邻地区文化认同感，促进毗邻地区民心相通和凝聚力。第二，打好茅台和习酒品牌。茅台部分核心产区在习水，通过茅台酒和习酒促进习水建设川黔渝毗邻地区特色县域城市，促进毗邻地区要素集聚，推动市场把毗邻地区的资源配置优化。第三，打造避暑胜地。利用习水气候适宜、毗邻川渝、交通便利的优势将其打造成为吸引毗邻城市的特色避暑胜地。第四，构建公园城市。将美学理念和山水禀赋融入一体，打造能够反映习水文化、贵州韵律的建筑规划体系，将习水打造成为宜业、宜居、宜游、宜养、宜学的公园城市。第五，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通过加强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交通网络融入、产业融合等方式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县域治理方面，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探索规范化贸易通关政策，挖掘特色文化等，能够有效促进毗邻地区县域开放发展。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2篇
于是各国的金融学家就跑出来，纷纷表示金融需要加大监管。更有某些国家的经济学家表示，美国的资本主义金融制度是不完备的，中国的政府控制才是最好的制度。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都知道经济学的基础是什么?假设有两只完全一样的苹果，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应该买下便宜的那一只苹果。这就是整个经济学假设的基础。倘若某一天消费者们都发了疯。大家都愿意买贵的那只苹果，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便不复存在。可是，生活中有这样的傻瓜吗?经济学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在统计意义上，这样的傻瓜是不存在的。
如果有一个黑人，他根本没有工作，每个月领救济为生。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房地产经纪对他说，我愿意贷款给你买房子。然后黑人买了房子，而过几个月他就还不出任何贷款。而贷款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这个简化了的次贷故事当中，大家发现，究竟谁是傻瓜呢?毫无疑问，是那些最终贷款人。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贷款人愿意把钱借给黑人，自己做傻瓜呢?
于是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次贷风波的根本原因，并非自由市场经济，而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信托制度。看一看吧，到底谁是次贷的最终贷款人——也就是那些傻瓜们。当我们翻开美国最大的贷款机构房利美的债权人名单时，我们赫然发现，中国，拥有3760亿美元的房贷债券。日本，拥有2250亿美元。全世界此类国家合计15000亿美元。当然，美国机构持有就更多了。我在此并非要进行什么政治说教，而是想向大家指出。造成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那些拿了我们的钱去投资的大机构们——无论是主权基金还是投资公司，他们都辜负了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做了极为愚蠢的事情。正是因为这些信托机构的失职，才使我们全体纳税人，存款人被迫扮演了经济学中那一个本不该出现的“傻瓜”。让整个自由市场制度发出腐烂的气息。
一些大机构，利用他们的信誉或者威权，大肆敛聚了国民财富，去进行大量的非理性投机赌博，这才是整个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的根源。说到底，这是大机构主义的失败。而今天，当美国政府忙于救市的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失败。而这些人提出的见解，居然是用一个更加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来“监视”那些大机构。甚至是鼓励这些主权机构来“替”我们投资。毫无疑问，这些投资机构最终将创造一个更为巨大的亏损纪录。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3篇
摘 要：中国—东盟自贸区自2010年1月1日建成，那么发展现状如何，又存在哪些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贸易形势如何抓住机遇，发挥好自由贸易区的优势，这是双边或多边都该关注和研究问题。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 贸易额 问题 对策
双边与多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新的亮点，自WTO成立后，在推动多边自由贸易方面进展不尽如人意，而各个国家组建自由的贸易小集团，为本国贸易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一个折射。
背景：2006年多哈谈判以失败告终，这使得WTO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权威地位和管理者角色受到严重质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的萎缩，各国贸易摩擦不断，尤其是最大的贸易国—美国，却一次次反倾销反补贴的名义滥用“733条款”，以达到保护本土企业的目的。世贸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能够改变格局，也没用有效处理的方法。而中国与东盟各国成立自由贸易区，显然希望能在未来的贸易秩序中，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贸易行业在全球贸易领域的分量。其涵盖了东盟十国，惠及19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达6万亿美元、贸易额达4.5万亿美元。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现状
1.贸易额呈不断增长态势
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建成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税降至0，减少并取消贸易壁垒，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尤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开放，使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加。金融危机爆发后，在欧美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下降情形下，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不断增加。2013年，中国对东盟的进出口额4436.1亿美元、增长10.9%。而且“中国—东盟”双方达成的官方协议是要在2020年达到1万亿美元，今后8年新增双向投资1500亿美元。同时，全球经济复苏形式状态良好，增长动力有所加强，支持了我国与东盟贸易伙伴稳步增长。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正在打造中
除传统贸易外，中国与东盟在旅游、教育、医疗与金融等服务贸易的合作也在深化中，近年来一些东盟国家大规模修建高速公路，港口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方企业在东盟投资提供条件。下一步中国—东盟合作将继续向服务贸易拓展，向海上合作、互联互通、产业园区以及打造产业链等方面拓展，从“黄金十年”的基础上，要迈向“钻石十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正在全力打造中。
中国政府出台促进中国—东盟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
稳增长调结构的政策措施加大了企业信心，对外贸易规模扩大、份额提升、结构优化。2013年中国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东盟将继续深入落实已出台的稳定外贸增长政策，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双边外贸企业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同时挖掘出口新增长点，大力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推动中国—东盟的外贸持续健康发展。
二、中国—东盟贸易中存在问题
1.数据显示贸易额增速放缓
一季度，中国与东盟贸易额达1052.2亿美元，同比增长4.9%，相比去年同期的增速15.5%，贸易增速明显放缓。近期，中国受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低于预期都导致了双边贸易额放缓。
2.“中国威胁论”给中国东盟贸易带来负面影响
面对中国经济日益强大，一些西方国家一直不負责地宣称“中国威胁论”，中国崛起会对东盟国家造成威胁，并且称霸。虽然东盟国家在文化上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原因，东盟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担心中国强大会对他们造成军事威胁。虽然这些言论荒唐经不起推敲，但也确实是对中国东盟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困扰，对健康的贸易关系的建立非常不利。
3.领土争端引起越南暴乱，中国企业损失惨重
5月中旬，南海领土争端致使越南多地发生大规模排华暴乱，此次越方不法分子发起的暴乱针对外国投资者和企业。这件事情造成中方企业经营终止，人员与财产损失巨大。当前越南已迫使不少包括耐克、阿迪达斯、沃尔玛等在内相关的制造厂，停止生产。此次暴乱事件对中国与越南贸易影响巨大。
三、关于推动中国东盟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建议
1.改善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结构
中国在与东盟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应当考虑东盟国家创新水平相对较低、产业结构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现状。因此中国应当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的产品以减少和东盟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以及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可以获得更高的生产附加值，从而可以获得比低生产附加值更高的利润。另外，中国可以扩大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向东盟输入有较强竞争性和技术性的产业，一方面可以解决东盟的一部分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可以提高东盟国家的生产水平。如此一来，不仅可以减少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摩擦，同时可以增进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从而扩大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规模。
2.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信任与交流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应当以平等互利为原则，从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各自发挥自己的区域优势，在促进双方贸易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增强双方的相互信任。同时，我国拥有巨大的未开放市场，拥有巨大的潜在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积极扩大东盟产品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同时也要积极开阔中国产品在东盟市场的市场需求。因而要求在与东盟的贸易过程中需要采用灵活的方法，因地制宜，中国应当提供资本和技术支持，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培训以及管理活动；而东盟则应发挥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配合中国的技术资金支持完成合作，从而达到双方共赢的目标。
另外，中国应当发挥广西南宁作为中国东盟贸易前锋的作用，应当把南宁建设为不仅仅作为中国东盟贸易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城市，同时应当扩展南宁的其他职责，比如中国东盟贸易投资洽谈会、中国东盟贸易论坛等等其他关键性作用。把南宁作为贸易合作的跳板，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
3.加大宣传，以实际行动消除“中国威胁论”的影响
“中国威胁论”一直是某些国家为了阻碍中国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宣传的一个口号，但确实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的发展一直以“平等对待，共同发展”为基本原则，在政治活动中不搞“霸权主义”，在经济活动中更是积极帮助弱小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这些都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但是中国还应做好在国际中的宣传工作，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会，以和平大国的姿态来证明中华民族的崛起。同时要积极开展对外合作，加深与东盟、非洲等国家的交流合作，积极扩大对其他国家的帮助扶持，深化彼此的相互信任和交流。
总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求，也是打造我们贸易大国的重要手段。同时我们也要利用自身区位优势建立起合理的贸易模式，而中国—东盟自贸区则是一个很好地典范。合理的政策手段可以解决目前所面临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增速放缓的现状，维护东南亚稳定的贸易结构，需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联手，从而实现合作共赢的共同目标。
参考文献：
[1]陈万灵. 何传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基于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战略构想，东南亚综合杂质，2013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3[M].中国对外贸易
[3]古小松.中国与东盟交通合作战略构想[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4篇
2011年，《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两岸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往更加常态化、机制化，双方在共同追求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目标上见证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的成效。2012年，既有新的挑战，也蕴藏了重大的机遇，相信两岸能继往开来，拓展跨域经济整合的新局面。
一、2011年两岸经贸关系的新进展
2011年，世界经济处于不确定的急剧变动之中，受到日本震灾核灾、美国经济疲弱，欧债危机加剧、全球金融市场波动、新兴国家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环球透视机构(GlobalInsight)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皆看淡全球经济前景。处此形势之下，大陆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既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机会与动力，同时也面临愈来愈大的转型升级压力，此种特点既有力地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又对两岸经贸合作提出新的要求。在外部经济情势相对严峻的形势之下，两岸致力于ECFA早期收获清单的落实，以及相关协议的后续协商，对于维护台湾经济的稳定，让岛内广大的中小企业、农业，乃至于广大基层民众从中受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两岸经贸关系迈向正常化、机制化和制度化的进程
1、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的架构基本成形。两岸各项协商与交流合作循序进行、成效显著。根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第十一条规定，2011年1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正式成立。
大陆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坚持定期的制度性协商，并达成新的合作协议；两岸政党举办的“两岸经济文化合作论坛”和以突显民间基层交流为特色的“海峡论坛”皆如期召开；两岸各项交流有序地推动并有所深入。2011年上半年，大陆有多个省市组织了大型参访团赴台从事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围绕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合作也频繁进行；陆生入台就学成为现实，强化了两岸青年的相互了解；6月21日，两岸两会完成《海峡两岸空运补充协议修正文件三》换函确认。两岸分别增加了台湾台南与大陆的盐城、兰州、温州、黄山客运共计5个航空客运航点；客运班次双方每周各增加94班，连同原有班次合计总班次已达到每周558班；货运班次各方每周增加4班，合计总班次为每周56班。6月28日，大陆赴台个人游以北京、上海及厦门三个城市为试点正式开放，7月29日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游项目，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人数也明显增加，更把两岸民众的交流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2、两岸经济合作内容进一步扩大。2011年11月，两岸两会第七次领导人会谈并签署了《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协议》，同时就三年多来签署的其他15项协议的落实情况进行了深入检讨，有力发挥了已签协议的应有效益。两岸产业合作论坛等专项活动取得更多的共识与进展，双方重新确定了以LED照明、无线城市与物流业等为产业搭桥的优先合作项目，产业合作向深层次推进。在金融合作领域，两岸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先后在台北与北京举行了两次磋商，实现了两岸银行业监管合作机制的创制，为两岸银行业的审慎经营和合作体系的稳定奠定良好的基础；2011年10月底，两岸有关方面宣布，年内大陆将有两家银行获准在台湾设分行，4家台资银行也将获准在大陆设分行。
(二)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保持增长势头，是撑托台湾经济的关键因素
1、台湾经济越来越依赖大陆市场，这是一种不可逆的趋势。鉴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超出预期，欧债危机仍在扩大，美国经济并未明显回暖，全球可能陷入长期经济衰退，对于外向型的台湾经济而言，如何抵御世界经济危机的威胁，是严峻的考验。根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民众的心声是，“全球经济那么坏，如果没有与大陆的经贸生意，台湾的经济会更惨。”根据大陆的统计，2011年，大陆(含香港)与台湾贸易总额为1693.4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约4.4％。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425.8亿美元，同比上升20.5％；自台湾进口1240.5亿美元，同比上升8.1％，台湾获得贸易顺差高达787.7亿美元。从台湾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未来展望，其内需经济的最高能量只不过占整体GDP的12.5％以内，其它的87.5％需依靠外来的挹注或输给。目前，台湾每年对大陆市场出口的依赖度已超过40％，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时，台湾的选民愈来愈理性，他们思考的就是两岸经贸关系所衍生的利益，维持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才能保证台湾经济的稳定。
2、ECFA早收清单的落实。2011年1月1日ECFA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促进了台湾产品对大陆的出口，惠及面的成效已逐渐显现。根据ECFA早期收获计划，货物贸易部分大陆向台湾开放539项产品，包括农产品18项，台湾向大陆开放267项；服务贸易方面大陆向台湾开放了银行、保险等11项服务业，台湾向大陆开放9项。根据大陆海关的统计数字，1至11月，台湾方面早收清单内货品对大陆的出口额为182.7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32％，获减免关税逾1.14亿美元。根据台湾方面的统计，早收清单内台湾工业品对大陆的出口，抛光机床增长了5.47倍，塑料造粒机增长了3.67倍，乙烯脂共聚物增长了1.66倍，在享受早收优惠关税的台湾企业中，有超过一半的厂商是首次向大陆出口早收列表范围内的产品，这些受惠产业中，工业产品核发件数前五名产业分别为石化(12352件)、机械(9863件)、纺织(4433件)、运输工具(3744件)、金属(3365件)；工业产品核发金额前五名产业分别为石化30.78亿美元(58.58％)、机械9.82亿美元(18.70％)、金属5.37亿美元(10.22％)、纺织2.69亿美元(5.12％)、电机1.24亿美元(2.35％)。尤其是农产品贸易更是获得了快速发展，据台湾农业主管部门统计，1－12月ECFA早收清单中台湾农产品外销大陆的出口量为20317吨，比上年同期的10828吨增长88％；出口值为1.256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5532万美元大幅增长127％，其中冷冻秋刀鱼增长了10.61倍，文心兰增长了7.69倍，活石斑鱼增长了1.92倍最为显著。从ECFA货品贸易原产地证明件数看来，不仅申请厂商家次持续增多，申请的金额也逐渐增加，呈现新商机。据台湾当局经济主管部门统计，从2011年1月1日至2012年1月5日，累计核发38789岸航线取得更大进展。2011年开始，从台湾到大陆一线及二线城市几乎都实现了直航，大大缩短两岸的实际距离与人民的心理距离，可以说两岸交流互动日趋常态化。自2008年7
月开放大陆居民赴台观光，至2011年12月底，入岛的大陆游客已超过305万人次，据台大陆事务主管部门的保守估计，已为台湾带来50，59亿美元的观光收益。2011年6月28日开放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7月29日又启动了福建居民赴金门、马祖、澎湖地区个人游项目，截至12月底，个人游入境者达29187人次。
二是经济合作的紧密化程度已达相当高的水平，远超过许多双边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互赖程度。从两岸贸易的规模及两地市场的相互依存度观察，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存度已高达27.63％，出口依存度甚至超过40％。(参见表1)从台商对大陆投资来看，依台湾“经济部”的统计，至2010年底台商对大陆的投资金额累计达949.3亿美元；台商对大陆经营活动的发展，逐步形成海峡两岸产业合作与新型的产业分工经营模式，构建出一个以台商为纽带的独特的区域经贸网络以及共同开发国际市场的循环体系，不仅成为带动台湾产品对大陆出口逐年提升的基础，也是保障台湾经济增长的关键。此外投资双向互动打开新的局面。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10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85251个，实际利用台资537.8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占大陆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7％；自2009年6月30日正式开放陆资赴台投资开始，至2011年12月底止，已有204家大陆公司经过核准赴台设立分公司，审核通过投资金额约55.3亿元(新台币)。尽管目前陆资入台投资仍在探路阶段，投资的金额还很有限，但其意义重大，为两岸经贸的正常化与跨域整合开创了新契机。这种日益紧密的两岸经贸关系，为两岸经济合作的件，总金额约52.55亿美元。其中，农产品1020件、2347万美元，工业产品37769件、52.31亿美元。
在服务贸易早收计划部分，台湾金融监管部门已核准11家岛内银行赴大陆设立分行，其中6家已开业，另设有8家办事处。证券期货业部分，已有13家岛内券商赴大陆设立25家办事处，2家投资信托业赴大陆设立办事处，并核准4家投信与大陆证券业者合资申设大陆基金管理公司。保险业部分，已核准9家岛内保险业赴大陆参股投资，其中6家已营业，另并设有15家代表人办事处。非金融早收开放领域中，台湾已有5家会计师事务所申请获得有效期为一年的《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82家企业获准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合同台资金额4.1亿美元。另外大陆还核准引进5部台湾电影，其中2部已经在大陆院线公映。
二、两岸经贸关系展现的新特点
第一，大陆“向南行、向下沉”惠台政策的效果逐步显现。
近20多年来，在李登辉、陈水扁意识形态的操弄下，将省籍与族群包装成“本土意识”，成为民进党扩展政治势力的不二法门，近3年多来，大陆推出多项“向南行、向下沉”的惠台政策，直接锁定传统的农工阶级，并从台湾民众关切之事契人，已让台湾中南部的基层社会、中下阶级、中小企业看到两岸往来的实质利益，感受到两岸和平所衍生的好处。从台湾2012年选战观察，善于操弄“省籍与族群”议题的民进党人前所未有地遭遇来自理性思维的挑战，事实证明，大陆的惠台政策是正确的。
第二，交流互动的常态化与经济合作的紧密化。
一是海峡两岸人流、物流、金流、信息流、技术流互动更加频繁，大陆赴台旅游与两机制性与制度性建构打下重要的物质基础与必要条件。
第三、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建设成为两岸共同追求的目标。ECFA签署后，两岸合作的领域越来越广，双方受益的企业越来越多。2011年，两岸在经贸、金融、文化、互联网等众多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如两岸银行业监管机构自2011年4月举行首次磋商以来，不断加强经验交流和信息共享，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的活跃化。近期，大陆方面批准了永丰商业银行、台湾工业银行、台北富邦商业银行等3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代表处，批准了“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兆丰国际商业银行等2家台资银行在大陆筹建分行；台金融监管部门亦批准4家大陆银行到台湾设立代表处。再如根据《海峡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两岸证券及期货监管机构将在信息交换、机构设立、协助调查以及人员培训和交流等方面开展监管合作，有利于共同维护两岸证券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两岸证券交易机构的制度化合作也在积极推进之中。还有两岸两会第七次会谈就推动两岸产业合作达成共识，两岸产业合作也迈入了制度化、机制化的新阶段，通过加强共同研发、共创品牌、共建标准等，争取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在全球产业新一轮发展中占据有利地位。
第四，大陆与台商共同努力面对经营的难题。随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广大的台商在两岸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愈益突出。由于外部市场的变化和大陆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要求，台商也面临着转型或升级的课题。2011年，大陆各地都成立了“台商转型升级服务团”，在融资、用工、租税减免、开拓内销市场及台商转型升级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如广东东莞、辽宁及江苏都宣布“六个进一步”的优惠台商措施，福建、上海、浙江等地也陆续推出更具体的惠台政策及相关辅助措施，使台商企业能克服经营困难，在2011年取得新业绩。
二、2012年两岸经贸的新局面
2012年台湾领导人选举，大陆因素史无前例地成为影响的“正面能量”，台湾民众用选票展现了对于台湾未来的选择：没有人可以对两岸和平发展说“不”；没有人愿意关上两岸协商合作、互利互惠的大门。面对这一局势，国民党必须抓住未来4年的机遇。
展望新的一年，如何运用新的思维推动两岸关系向深度发展，收获更丰硕的成果，确保台湾政治更加稳定，经济更加繁荣，对马英九是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马英九应更进一步推湾内部的问题也很重要，如失业率居高不下、房价物价高涨，尤其是青年就业不易、利益分配问题，以及民众的不满与不耐情绪。这就必须思考更宏观的格局。一是应提升两岸经济合作的战略层次，携手做大经济“蛋糕”，共同面对欧债危机、世界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冲击与影响；二是在两岸政策上迈开大步，加快两岸产业分工和深度对接，以利于产业界以两岸合作为基础的全球布局，为台湾经济发展、就业改善带来更为积极的效用，对台湾来说，尤其应摆正心态，正视陆资人台的积极作用，优先检讨大陆资金人岛投资创业的开放政策。三是必须让和平红利更为合理地分配，使岛内“主体意识”强的那部分民众能更务实地看待两岸关系。
3、加速推动两岸经贸协议的执行进度及ECFA后续协商。可以预见，马英九将寻求与大陆建立更长久的和平稳定关系，依靠大陆市场来保障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努力的方向：促进两岸货物和服务贸易进一步自由化，扩大两岸贸易，促进双向投资；支援大陆台商进行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快向内陆与中西
部的投资布局促进，拓展内需市场。另一方面促进两岸在新兴技术产业与绿能产业，以及服务业方面的合作；两岸共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起制定国际标准也是未来很重要的工作之一。至于ECFA后续协商谈判将逐步深入，如何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将会是2012-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包括：在投保协议、海关合作、货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产业合作及争端解决等六个方面的协商；尽快签署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尽快解决重大台商投资纠纷，协助台商转型升级；另外，“推动建立货币清算机制”已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
4、不可忽视的困扰与挑战。由于两岸政治互信不足，两岸跨域经济合作关系一直深受两岸政治关系的制约，也存在台湾内部政经因动两岸经济合作，加紧推动ECFA的后续谈判，为台湾经济发展、就业改善带来更加积极的效用。
在新的一年里，两岸经贸关系将会有新的突破，分析如下：
1、大陆将继续保持和推动两岸关系“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预计未来4年，大陆将继续推出惠台、利台的政策，并更加注重深入台湾社会基层、全方位推动与台湾的交流。国台办主任王毅在龙年春节问候台湾同胞时已指出：将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继续推进两会商谈，首先要如期签署投资保障和促进协议；将加快推进两岸金融合作，尽快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探索两岸银行相互参股等新的合作方式；把两岸产业合作提上重要日程，争取有所突破；将与台湾有关方面加强沟通，切实为陆资入岛提供必要环境和条件；将会同各地各部门继续支持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拓展内销市场；将继续面向包括中小企业和农渔业者在内的台湾基层民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还将持续推进海西经济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欢迎和鼓励台湾各界朋友积极参与，互利合作。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也发表新春贺辞指出：海协会将继续以两岸关系发展和两岸民众需求为依归，以深化经济合作为重点，积极推动ECFA后续协商；逐步增加两岸文教相关议题，扩展两会协商空间；继续发挥海协会授权民间团体的优势，加强与台湾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的联系，促进各领域交流，协助处理好两岸同胞交往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切实维护两岸同胞的合法权益。总之，2012年，将在两岸经济关系初步实现正常化、制度化、机制化基础上，夯实根基，纵深推进，拓展新局。
2、两岸经贸关系对台湾经济的重要作用将更加突显。马英九表示将继续拼经济，一方面必须应对艰难的全球经济环境，另一方面台素的干扰与影响。争取台湾民心依然是是两岸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的重中之重，努力让两岸经贸合作更加紧密，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深入，让两岸政治分歧有效化解，2012年的工作都应该于此着墨。但我们也注意到，马英九连任所获得支持率大大低于2008年，仍有约600万的台湾选民对于马英九的政策心存疑虑，尤其是民进党在台“立法院”获得突破1／3的席次，未来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必将在“立法院”遭遇朝野激烈对抗的麻烦。马英九在选后即提出未来“两岸政策三原则”(先经济后政治、迫切的优先、容易的优先)就是对现实的妥协。如何消除岛内将选票投给蔡英文的约45％选民的疑虑，让两岸“和平红利”为更多的人所认同和分享，也是马英九第二任上必须努力以赴的课题。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
注释：
①见台湾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编：《两岸经贸》2011年第2期。
②在2009年4月26日第3次“陈江会谈”中就陆资赴台投资达成共识，台湾方面逐步放开陆资准入项目以及投资的金额上限：2009年6月30日，台“经济部”公告开放陆资赴台投资的192项业别；2010年5月20日再开放银行、证券、期货等12项；2011年1月1日配合ECFA服务业早收清单再开放其他运动服务业1项；2011年3月7日，“经济部”再公告第二阶段开放部分业别项目42项，至此累计开放247项(包括制造业部分89项；服务业138项；公共建设部分20项)。
③“六个进一步”优惠台商措施：1、支持台资企业的转型升级，企业可申请相关产业贸易资金；2、政府加速打造台商产品交易中心的建设及名品城、开发区的投资管理，简化手续以及租金优惠；3、金融合作，如江苏省将鼓励台金融业开设业务总部或区域总部及法人机构，在申报、税务等方面都有便利和优惠，特别是对台湾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4、加强大陆企业的对台投资发展；5、优化环境实施细则，保护台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招聘指导；6、对台资企业及企业家的生活配套服务。
④陈云林：《祝福两岸同胞，展望光明前景》，见《两岸关系》杂志2012年第2期。
⑤目前，台“经济部”正积极拟定第三波松绑陆资项目，包括制造业在内至少近百项，其中拟开放展览馆、过境旅馆、港埠等基础设施建设21项(7项无限制开放，遇有限制开放)。
(责任编辑：张洁)
自由贸易区范文第5篇
近年来，非洲国家联合自强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前行，成为非洲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之一，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非洲经济一体化从过去不被西方国家看好进而成为国际社会的热议话题。2013年10月28—30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第八届非洲经济会议上，“非洲区域一体化”再成会议主题。与会各国元首、商界领袖以及专家学者就非洲区域一体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一事展开讨论，献计献策。
区域整合进行中，
区内贸易和投资水平全球最低
非洲大陆区域一体化组织众多。因现存组织交叉、成员国身份重叠形成的圈中圈、套中套特点非常明显。仅在非洲联盟公认的八个最重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中，[1]全非54个国家只有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佛得角三国只加入一个组织，其他国家至少加入了两个以上的一体化组织，导致非洲国家浪费了本已稀缺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形成人为障碍。可喜的是，近年来，非洲大陆加速了区域整合的步伐并初步取得成效。2008年10月，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东共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共体）举行了首次三方峰会，一致同意致力建立覆盖26个非洲国家、超过五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2011年6月，26个国家的首脑和政府代表签署了启动三方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宣言，制定了自贸区谈判的路线图、谈判原则、步骤和机制框架。这标志着非洲地区最大自贸区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13年10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召开特别峰会，决定从2015年1月起实行新的共同对外关税（TEC）条例。该条例的实施，将使整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为拥有共同对外关税的自由贸易区。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唐纳德·卡贝鲁卡表示，相比而言，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目前区域整合的进程比较慢。
尽管非洲在整合区域机构致力于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区域经济共同体的整合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大幅增加非洲内部的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13年非洲经济发展报告——非洲区域内贸易：释放私营部门的活力》报告显示，非洲区域内贸易额虽然从1995年的60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1301亿美元，但其占非洲国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却从19.3%下降至11.3%。与之相比，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是50%，欧洲则高达70%。报告认为，目前，非洲各国领导人正努力通过消除区域内部贸易壁垒以推动贸易发展，但更为重要的，应通过升级基础设施、提高劳动者技能、鼓励促进创业、改善经营环境、降低融资成本等举措，刺激非洲私营部门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否则，扫清贸易壁垒后创造的增长机会将被外国竞争对手抢走。报告数据显示，南非、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埃及、阿尔及利亚是非洲大陆内部贸易的支柱。在对非洲每个国家2011年最重要的五个贸易伙伴的统计中，南非是26个非洲国家区域内贸易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尼日利亚为13个非洲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埃及和阿尔利亚分别是12个和6个非洲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在进口方面，南非是47个非洲国家区内贸易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埃及为21国主要进口来源地，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和阿尔及利亚依次为20个、10个和7个非洲国家主要进口来源地，五国共占非洲区内进口份额的63.8%。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统计数据计算，2011年，上述五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非洲整体的58%。应充分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在促进非洲区域内贸易发展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随着非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非洲国家间相互投资有所上升。但相关数据显示，非洲国家间相互投资水平很低，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2003—2010年，非洲国家相互投资只有46亿美元，仅占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5%。与之相比，2008—2010年，东盟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却占到东盟吸引全部外国直接投资的16.7%。[2]在非洲大陆，经济实力雄厚的南非无疑成为投资非洲的先驱。联合国贸发会2013年《外国直接投资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南非在非洲大陆的直接投资存量为180亿美元。
跨国跨区域基建项目
已成非盟和区域一体化
组织重点关注领域
非洲国家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水平低下的现状，一方面反映了非洲国家薄弱的制造业只能生产有限的可供出口的产品；另一方面则表明非洲的基础设施特别是跨国跨地区基础设施缺失，使得非洲区域市场大多处于分割状态，运输成本极高，不利于市场的有效流通和配置。因此，为提高非洲国家间贸易和投资的水平，削减内部贸易瓶颈，非洲国家在追求经济多样化，力争有更多产品供应出口的同时，大力发展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分割状态，加速市场整合。近年来，非洲国家在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优先发展领域，非洲区域性组织和非洲联盟出台了许多宏大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从全非来看，最重要的基建规划要数2012年初在非盟第十八届首脑会议通过的《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计划》（PIDA），为非洲振兴基础设施描绘了宏伟蓝图，其中近期发展目标包括51个贯穿非洲大陆的公路网、铁路网、通信网和水利网等重大项目（详见上表）。通过制订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非盟“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行动计划（2010—2015）、“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总统基础设施倡议及区域基础设施发展总体规划，非盟确定了对推动一体化和工业化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重点开发项目，在引领非洲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泛非公路网规划。2010年，南非总统祖玛在第二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基础设施峰会上详细介绍了泛非公路网规划。该规划设计公路里程56683公里，拟由非盟、非经委、非洲开发银行和各地区协会组织共同开发。该公路网包括三纵六横共九条跨国公路。泛非公路网拟以各国现有的公路为基础，将尚未连通的区域连接起来，其中三纵和六横中的TAH5（从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经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尼日利亚至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全长4496公里）公路、TAH6（从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经苏丹、埃塞俄比亚至吉布提首都吉布提市，全长4219公里）公路是计划中的重点线路，也称“东西非公路项目”。
（二）“四纵六横”的泛非铁路网。它囊括了《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中的“东西非铁路”项目和“南北走廊”项目，以及“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和东部非洲等地区组织的所有铁路项目，组成了“四纵六横”泛非铁路网。
目前，非洲区域一体化组织正在围绕泛非公路网和泛非铁路网规划筹资、兴建各自侧重的局部工程。2011年，东非共同体专门召开铁路战略规划会议，提出未来投资9000亿美元修建一条连接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并延伸到卢旺达、布隆迪，最终到达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甚至其他地区的铁路，该项目在2013年11月底开工，预计2017年全部贯通。南部非洲国家正在投入数千亿美元新建和翻修铁路，其中，经博茨瓦纳卡拉哈里沙漠连接纳米比亚和南非的铁路项目备受瞩目。2013年10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拟斥资20亿美元修建拉各斯至阿比让高速公路，项目主要由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其合作伙伴提供贷款和资助。同年10月，西非的加纳、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多哥和贝宁等五国商建西部沿海高速铁路项目。该项目线路总长1178.84公里，起自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途径加纳首都阿克拉、多哥首都洛美和贝宁首都科托努，终点为尼日利亚的赛美或巴达格瑞，预计耗资589亿美元，资金来自于政府投入和公司合营（PPP）等。 可见，非洲各次区域组织正在以实际行动落实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和加速推进非洲一体化进程。
东非共同体：
非洲一体化建设希望的缩影
非洲次区域经济共同体是实行非洲大陆一体化的重要依托。虽然从整体来看，非洲大陆层面的一体化正在渐进推动，但是，并不意味着区域层面的共同体迈向一体化的步调是一致的。相比之下，东非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比较迅速。尤其是2013年东共体提速较快，使得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它的发展前景，认为东非地区将是非洲最具活力的地区。非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60年整个东非地区经济增速将快于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国际媒体从美国之音到英国广播公司、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对东非一体化建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看好东部非洲的蓬勃商机。
东非共同体包括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五个国家，总面积182万平方公里，人口1.39亿，经济总量790亿美元。共同体成员国分别于2005 年和2010年签署建立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的条约。据悉，自启动关税同盟以来，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提升了50%，但是由于共同体成员国与外部世界的纵向贸易增长更快，使得成员国之间的横向贸易额占全部外贸总额的比值徘徊在11—13%之间。有鉴于此，2013年10月28日，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三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首脑会议，宣布建立东非地区新的单独关税区，旨在加速三国间的贸易往来。2013年11月30日，预期于2012年建立的货币联盟，经多轮谈判终于达成一致，五国首脑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联盟议定书，决定于2024年实施货币联盟的目标。12月初，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三国中央银行系统正式实现互联，建立了统一支付系统，此举是东共体建立统一货币和资本市场、实现货币联盟的重要举措，将有效推动金融交易和跨境贸易的发展。另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12—2013年间，肯尼亚—埃塞俄比亚东非交通走廊项目局部工程不断开工。该项目总体耗资约250亿美元，包括32个泊位的深水港，连接港口与南苏丹首都朱巴、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高速公路、铁路与输油管道，以及三个国际机场。关于东非共同体成员国扩大之事，东非国家领导人已经展示了开放的胸怀，明确表示欢迎苏丹、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邻国加入共同体。
东共体之所以成为非洲一体化建设的希望缩影，除了近年来一体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外，还有如下因素的强力支撑。第一，东非发现相当于650亿桶油当量的油气资源，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成为重要的油气资源国，如开发得当，东非石油天然气产业的崛起，必将增加成员国的财政能力，进而为地区一体化建设提供强力的物质支撑。第二，东非各国本来就是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在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现在东非油气资源的大发现更使国际社会看好东非。2013年6月，美国启动的“贸易非洲计划”就是专为东共体打造，旨在促进美国与非洲的贸易与投资，提升区域一体化和贸易竞争力。具体目标就是使东非共同体的区内贸易额翻一番，使东非共同体对美国的出口增加40%，使进出口集装箱从蒙巴萨或者达累斯萨拉姆港口到东非共同体内陆国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平均时间削减15%。美国宣布的“电力非洲计划”，也包括帮助肯尼亚、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发展电力。第三，非洲联盟和非洲开发银行将东共体视为重点支持的三个区域性共同体之一，给予重点投资。可见，东共体将成为非洲大陆上最具投资价值和发展潜力的目的地之一。
当然，未来东共体的发展之路是渐进的，在持续的发展过程中，停顿不前的情况也不可避免。第一，已有成员国本身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易对一体化的安排产生异议，如若继续扩大成员国，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纷争可能更加严重，达成的协议执行力度差，从而削弱一体化的精神。第二，东共体成员国经济结构的同质性突出，制造业水平的低下限制了市场的扩张，且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如若区域内生产领域的合作不能及时跟进的话，区内贸易水平无法实质性突破，难改对外依附处境。第三，东非地区政局和安全风险不可低估。各国民选政体下领导人更迭频繁，难保一体化政策的连续性；印度洋海盗、恐怖袭击、一些国家境内反政府武装的活动均对一体化进程造成阻碍，从而分散了经济一体化的重心。
中国在非洲
一体化建设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正如剖析东共体面临的挑战一样，非洲大陆层面的一体化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囿于自身经济实力，跨国跨区域基建项目亟需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随着中非经贸交往的加深，中国已给非洲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自然被非洲国家赋予了支持一体化建设的厚望。中国政府一贯支持非盟和非洲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在涉及经济一体化领域的未来合作前景广阔。
第一，中国可为非洲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做出新的贡献。中国一直把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作为中非合作，特别是推进非洲能力建设、提高自主发展能力的优先领域。在以往的合作中，中国公司凭借着项目资金、关键技术、施工队伍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较强竞争力，已成为非洲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的主力军，并为未来参与非洲跨国跨区域的基建项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非洲国家或区域组织提出的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并给予积极响应，并于2013年5月，宣布与非洲国家建立“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联合工作组”。中国方面除了根据项目的轻重缓急和项目实施所具备的条件，对较为成熟的重点项目帮助开展规划、可行性研究和工程设计等相关工作，还鼓励企业参与非洲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项目，探讨和推进在非洲的跨国电力、电信、交通网络和枢纽方面进行合作。同时，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的融资方式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削减贸易和投资所面临的基础设施瓶颈，降低贸易往来的成本与代价，促进非洲内部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全面发展和一体化的进程。据悉，中国建筑公司、中国路桥公司已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强大的融资背景下跻身于东非铁路重建热潮中。
第二，中国能在提升非洲区域内贸易水平方面有所作为。非洲区内贸易的发展是非洲整体实现腾飞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非洲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非洲区内贸易低水平的问题，中国应趁着国内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际，向非洲进行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产能转移，支持中国企业大力投资矿产品加工、农产品加工、家电、纺织品等制造业领域的投资，把非洲的资源优势和中国的资金及技术优势结合起来，变中国制造为非洲制造，将非洲大陆打造成下一个世界工厂，使非洲国家有多样化的产品供给出口，活跃非洲国家间的贸易往来。另外，中国还应加强与非洲国家在海关、商检方面的合作，改善其设施等硬件条件，开展相关人员培训，提高非洲通关管理和检疫检验能力。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银萍）
[1] 非盟认可的八个区域一体化组织为：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AMU）、东非共同体（EAC）、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CENSAD）、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
[2]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13， Intra-African Trade： Unlocking Private Sector Dynamism， July 2013.P.39.
[3] 西非五国共商建设西部沿海高速铁路项目. [2013-11-03]. http：//chinca.mofcom.gov.cn/article/i/jyjl/k/201310/201310003703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