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范文第1篇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是整合资源要素、加快转型发展的重要前提，事关区域竞争力提升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当前，南通正处在推进“两个率先”的关键期，面临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等压力，迫切需要通过优化产业布局带动结构调整，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新格局，推动全市经济转型升级新突破。南通市要充分利用创建陆海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有利条件，依托园区能级不断提升、综合交通网络不断完善、跨江融合发展不断深化等良好基础，明确目标，创新思路，找准路径，强化举措，突破关键，全力推动产业布局优化，促进经济加快转型升级。
完善目标思路：初步形成“五沿”产业带格局
围绕“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绿色循环”总体目标和“一城三带多点”的总体城市格局，按照“接轨上海”、“优江拓海”、“交通引导产业”等空间理念，发挥资源要素、载体功能、交通区位、产业特色、开放环境等优势，统筹沿江、沿海生产力布局和城市、土地利用、人居环境等规划，突出促进沿江转型发展，加快沿海开发步伐，进一步推动沿苏北地区开发，努力构筑沿江、沿海、沿上海、沿大通道、沿重要节点的“五沿”产业发展空间框架，把沿海的“筑巢引凤”和沿江的“腾笼换凤”结合起来，把更高水平“引进来”和更大力度“走出去”结合起来，形成结构合理、技术先进、特色鲜明、分工协作、集约高效的产业发展格局，建成长三角北翼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高地，为争当苏中新一轮发展“领头雁”、建设长三角北翼经济中心、开创“两个率先”新局面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三年左右努力，初步形成“五沿”产业带格局：产业分工更清晰。建立中心城区、沿江地区以高端服务业、都市型工业为主，县（市）以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中心镇以特色经济为主，沿海地区以基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沿大通道区域以先进制造业、商贸物流业为主，合作园区以承接上海、苏南产业转移和服务配套为主的分工体系。产业集中度更高。到2015年，全市新增国家级载体1～2个，形成超4000亿元产业2个（船舶及重装备、建筑），超2000亿元产业3个（电子信息、精细化工、现代纺织服装）；每个县（市）区至少有一个600亿元左右的主导产业（到2020年各重点产业都力争达到1000亿）。产业规模更大。2015年，全市GDP超过6000亿元，其中，工业、服务业增加值分别突破3200亿元、2600亿元。产业结构更优。2015年，全市新兴产业产值达到4200亿元，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达到45%、43%。
在推进产业带提升和建设过程中，建议以转型发展为方向，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开放开发为支撑，以陆海统筹为手段，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促进布局集中、资源集约、产业集聚、功能集成。具体而言，需要进一步把握好六个原则：集聚发展。原则上每个区域在现有主导产业中选择2～3个作为重点，聚焦政策推动更快发展；每个产业重点布局2～3个区域，充分发挥各类开发园区（集聚区）对产业发展的聚集、辐射和带动作用，推动产业向紧凑型、基地化、链条式布局发展。特色发展。根据各区域区位特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配套条件，充分发展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完善特色产业链条，形成各区域分工明确、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格局。错位发展。充分考虑区域间的比较优势，突出重点，有序发展，避免产业趋同和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形成各区域之间产业错位发展格局，增强整体产业竞争力。创新发展。结合空间布局优化，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积极对接国家、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和重大科技专项，强化产业选择和培育，推进一批关键性项目，吸引一批领军型人才，培育一批标杆型企业，努力在高端领域形成先发优势。融合发展。在江海联动开发、陆海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做强新兴产业，优化主导产业，做大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间融合发展；淡化县市、乡镇之间的行政区划意识，按照“片区发展”理念，统一规划产业、功能布局，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水平，促进产业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相协调。绿色发展。充分考虑各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推动按主体功能定位发展，做到开发有度、有序、可持续。按照绿色低碳、循环利用的要求，大力发展节约型、环保型产业，促进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
优化总体格局：实施不同的空间优化
根据“五沿”产业带的不同发展阶段和要求，建议下一步分别实施不同的空间优化路径：
沿江产业带：重点做好整合、转移、提升的文章。通过退出一般产业，集聚优势产业，促进沿江地区转型发展。整合岸线资源，优化港口功能，进一步推动矿石类原材料、液体化工等大宗散货运输向沿海转移，使沿江港口向综合性、公用型港区发展，沿海港口向工业性、中转型港区迈进；加快沿江落后产业淘汰，有选择地向沿海梯度转移一批大进大出的基地型、基础型产业；提升发展船舶海工、电子信息、物流等产业层次，加快布局新材料、光通讯、文化创意、体育休闲等产业。南通市区沿江重点发展船舶海工研发设计、电子信息、精密机械等产业，以及科技服务、商贸旅游等服务业。如皋沿江重点发展船舶制造、电子装备等产业。海门沿江重点发展家纺、汽车零配件、医药等产业。启东沿江重点发展海洋工程和装备、新医药、现代商务、休闲旅游等产业。
沿海产业带：重点做好选择、培育、壮大的文章。选择临港临海型的石化、能源、重装备等基础产业，培育海洋经济和物流、旅游休闲等现代服务业，壮大船舶、能源等主导产业。通州湾区域大力招引国内外旗舰型企业投资，积极承接主城区重型产业转移，重点发展能源石化、高端装备、海洋经济等产业。海安沿海区域重点发展智能装备、现代纺织、海洋生物医药。如东沿海区域重点发展风电等新能源利用及装备、石化新材料，以及温泉旅游等服务业。海门沿海区域重点发展机械制造、航空装备、科技服务等产业。启东沿海区域重点发展重装备制造、新能源、新医药、新材料，以及港口物流、滨海旅游等产业。
沿上海产业带：重点做好借势、承接、配套的文章。借助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和与上海、苏南的产业配套优势，打造一批高水平的跨江合作园区；主动服务对接上海“四大中心”和上海自贸区建设，突出“学习、接轨、配套、服务”；合理选择、重点承接上海及苏南在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和商务、科技、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方面的产业转移，打造示范性产业转移承接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高端装备制造，金融、旅游、服务外包、后台处理等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打造上海产业服务配套区。
沿大通道产业带：重点做好布点、促进、成型的文章。依托全市现代交通运输网络加速形成，以及接受上海、苏南辐射和带动长江中上游与内陆腹地能力增强的优势，发挥高速路网、铁路网、内河航道网、机场航空运输网等大通道的传导作用，重点发展大宗物流、专业市场、机电设备等符合交通运输特点、适应沿线资源环境的产业，促进现有园区、市场提档升级。高速公路沿线重点发展电子信息、高端纺织研发设计制造、现代物流等产业。铁路沿线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大宗散货物流等，建设区域性物流中心。高等级航道沿线重点发展新能源材料、磁性材料等装备制造特色产业和散货物流。机场周边重点发展空港物流、航空器材等产业。
沿重要节点产业带：重点做好高端、融合、特色的文章。中心城市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纺织服装等都市型工业，2.5产业、平台经济、交易中心和商贸物流、商务金融、服务外包、旅游会展、文化创意、总部经济、楼宇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休闲观光等都市型现代农业。通州区重点发展智能装备、新材料、航空等产业。崇川区重点发展高新电子、高端装备、商务商贸等产业。港闸区重点发展船舶配套及装备、纺织服装、科技服务等产业。开发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精密机械、新医药等产业。苏通科技产业园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商务等产业。各县（市）城需要注重各类园区与城市的融合发展，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形成两个左右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力产业。海安重点发展智能装备、新能源、现代物流等产业。如皋重点发展电力装备、软件及服务外包等产业。如东重点发展新能源装备、现代物流等产业。海门重点发展生物医药、现代家纺、科技服务等产业。启东重点发展新能源设备、电气机械、商贸流通等产业。中心镇（小城市）和特色镇要从各镇的产业基础出发，壮大一批特色产业。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和19个市级中心镇围绕建设新型小城市的目标，发挥连接城乡的纽带作用，做大做优支柱产业，培育区域性产业集聚区，打造创新能力和示范作用较强的产业新高地；8个临海重点镇深化“区镇合一”管理体制改革，突出港产城融合发展，建设海洋经济特色强镇；特色镇着力放大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基地，打造特色产业园区，培育产业建设新平台和新增长点。在完善“五沿”产业带过程中，还需要发挥南通北向的辐射和服务功能，深入推进“沿苏北”的开发，既积极用好江苏省委、省政府对与苏北地区结合部薄弱地区的相关扶持政策，又积极与苏北地区开展资源互补型、产业梯度型、利益共享型的合作开发，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强化载体带动：提升各类载体的承载和带动功能
把载体建设作为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突破口，加快提升各类载体的承载和带动功能。首先，抓好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和创新园区建设。各板块按照“一个经开区、一个高新区”要求，以产城融合、转型发展为导向，以体制创新、功能配套和升级扩容为重点，在形态开发、功能开发、产业错位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工作思路、发展重点，打造一批示范性开发区、特色“区中园”。其次，强化抓好合作园区建设。按照“生态合作园、现代新城区”的发展定位，高起点规划建设，高质量引进项目，高层次推进合作，有选择地确定重点发展方向，承接产业链大项目，推动合作园区产业向更高层次集聚。最后，突出抓好特色新兴产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以主导产业高端化、新兴产业基地化、现代服务业集聚化发展为方向，加快布局、推进一批培育型、成长型基地建设，打造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新兴产业特色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同时，加快推进特殊功能载体建设，在海关特殊监管区、自由贸易园区（港区）、一类开放口岸等方面求突破，并探索效益放大、功能共享的途径；加快推进功能性平台载体建设，依托重点园区，面向重点产业，以“智慧城市”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着力突破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商品营销及电子商务、通关及物流服务、金融服务、公共服务等平台建设，培育全新经济形态，为新一轮发展提供支撑。
落实保障措施：合理研究产业方向
加强规划引领。科学规划总体空间布局，细化主体功能分区，合理确定全市和相关板块的产业发展方向。搞好产业规划与“十二五”、土地、城市等规划的衔接，确保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约束性、权威性和延续性。根据南通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产业空间规划，推动各地加快编制或修编产业发展规划。围绕产业发展规划，进一步做好深化、细化工作，重点突出产业链研究，找准突破口；在规划指引下，大力招引、扎实推进一批支撑产业发展的重大项目，并严格项目招商管理，真正使规划落到载体、项目上。同时，严格规划执行，防止随意变更规划，特别是对城市重要地段、交通道口等区域布局，坚持“统筹规划、利益共享”；对江海岸线等宝贵资源使用，坚持“宁缺毋滥”。
加强政策支撑。围绕重点产业，科学整合、集成税收、金融、财政、科技、人才等扶持政策，通过财政贴息、风险投资、租金补贴、专项补助等方式，加大对关键产业链建设、产业联盟培育、重大技术装备研发、骨干企业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服务业集聚区建设等扶持力度。积极创新政策和开发体制机制，根据产业布局规划导向，着力推进退城进园、退二进三、跨区域延伸配套产业链、合作共建产业园区等工作。
加强要素保障。优化整合各类要素配置，集中力量支持“五沿”产业带发展，特别是对产业带内重点产业链、基地型和龙头型项目、重大技改项目、重点技术与服务平台建设、品牌创建等领域，优先提供要素保障。以集聚国内外优质资源为先导，围绕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深化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通过积极支持参与上海自贸区和“两带一路”建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提升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推动产业发展的实际成效。以培育高端产业人才为核心，大力实施“江海英才计划”、“312”产业人才行动计划，形成人才引领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以整合产业用地为关键，统筹布局产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好土地、江海岸线等资源，增强产业发展的空间保障力。以优化环境为基础，建立多渠道投融资体系，促进资产、资本、资源与产业、技术、市场的高度融合，有效对接，增强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力。
加强行政推动。抓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南通产业发展布局协同推进机制，研究相关政策措施，统筹重大项目区域布局和要素配置；建立健全专家指导机制，强化产业研究和指导，制定、发布全市及各地区、各载体重点发展的产业目录。抓服务创新。围绕支持重点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营造“零障碍、低成本、专业化、全过程、高绩效”的服务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不断加大简政放权力度，深化行政审批“三集中、三到位”工作，推动工商登记、投资管理等制度改革和区镇一体、扩权强镇等体制创新。抓考核奖惩。在市政府对各板块的重点经济工作综合考核中，强化产业布局特别是特色产业发展、特色基地建设、载体打造成效的考核，并将市级相关部门服务产业发展布局的举措和成效纳入政府系统“创新奖”评比，进一步促进各级领导干部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突破，勤于落实。
（作者系南通市人民政府市长）
责任编辑：戴群英
自由贸易范文第2篇
摘 要：安倍晋三访华，实现了时隔七年之后日本首相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安倍晋三表示欲把日中关系推进到新阶段。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日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在国际形势巨变，美国“单边主义”冲击多边主义原则和自由贸易体制的背景下，中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理应在区域自贸安排、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勇于担当，有所作为。不断强化的中日合作不仅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平稳运行，也将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及世界经济繁荣和稳定带来积极影响。
关键词：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中美贸易摩擦;中日合作
DOI：10.14156/j.cnki.rbwtyj.2019.01.001
2018年是《中日联合声明》签署40周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当今世界正在进入大调整、大变革的新时期。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正在进入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在国际格局巨变，中国开启新征程的背景下，中日两国也正在开启中日合作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即便是在两国关系存在种种问题的情况下，仍然需要继续推进双方合作的不断发展。这既是两国高层登高望远重新审视中日关系之后的共同意愿，也体现了在面临国际新变局背景下，中日两国为共同利益和担当共同努力的基本方向。这将为中日两国扩大合作，增强在地区乃至全球问题上的协调开辟合作空间。应该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中寻求新的合作空间。
一
经历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奇迹。中日实力对比在出现“逆转”的同时，中日之间的互补性依然存在，随着中日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双边关系回归正轨，中日经济合作必将走向全面转型升級的新时期。
（一）中日两国经济仍然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日本，但中国的综合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10月发表的最新预测显示，2017年，中国GDP总额为11.2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日本同年GDP为4.9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但就同年人均GDP来看，日本为3.8万美元左右，世界排名在25位，而中国人均为8 583美元，全球排名是第76①。日本在科技实力、高端工业制造力、企业创新能力、单位GDP能源消耗量、软实力等多项指标占据全球产业链的“制高点”。与此同时，不可否定的是，中国的崛起在未来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定是重要的外部助力。此外，由于中日两国发展阶段
不同，经济结构存有差异，决定了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尽管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个别产业已经与日本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总体来说，日本的很多产业仍然具有独特优势，经济上仍然具有一定的互补空间。中国对日本投资前景看好，双方在服务贸易、新能源和低碳技术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合作潜力。尤其是当前中日经济都处于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两国经济界进一步展开互利的经济贸易合作，有利于推进产业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实施节能减排，推动产业升级换代，重点向节能、环境保护、新能源利用、医药、医疗器材、智能交通等产业和领域发展。日本在这些领域大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具体而言，日本在雾霾治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沙尘暴、汞污染、海洋垃圾等环保产业和节能减排、汽车发动机等技术领域均有自己的优势，在城市公交、地铁运营、市政管理方面也有成熟的经验。加强中日两国在新领域进一步展开互利互惠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另外，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到2021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潜在市场将进一步变成现实市场，中国对外经贸合作也将为对象国带来更大的商业机遇。截至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1.09亿人（根据瑞信标准）瑞信标准，即瑞士信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顶尖级的金融服务机构，隶属瑞士信贷集团。，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以后，进入持续低迷状态，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问题始终是制约日本经济健康发展两大障碍，它导致日本国内总需求不断萎缩，是日本经济短期内难以摆脱的两大“魔咒”。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向内需主导的方向转变，服务业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必将不断提升，金融保险、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休闲娱乐、旅游养老等行业消费需求日趋迫切。日本作为后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发展十分成熟，尤其是日本老龄化社会时间较长，在医疗、保险、养老等产业领域都具有成熟的经验和成果。
（二）“一带一路”建设将成为中日合作的新平台
在贸易投资领域，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7.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4.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2.1%，进口3.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26.8%，对国际贸易的贡献逐渐增大据商务部2018年1月25日发表的数据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80125.shtml.。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 443亿美元，同比增长14.5%，对激活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同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经济合作创新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主张各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相互对接。一方面包括双边层面上的对接。这里最典型的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实现对接。此外，中国与蒙古的“草原之路”，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与英国的“北方增长计划”，与波兰的“琥珀之路”等有关国家的战略规划实现对接。另一个是多边层次的相互对接，也即是把双边协议扩展到多边领域，在多边层面进行政策协调与区域合作，形成多边合作的新路径。比如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第三方合作，以及在一些项目上的共同投标，或者“一带一路”借助亚投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加强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融资方面的合作，与中亚、俄罗斯等国在原材料供给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价值链、融资链和产业合作链，以实现合作共赢的双收结果。 中国“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1]中强调的是与对方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与沿线国家的发展计划对接，同时强调这一倡议的开放性特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一带一路”没有任何地域界限，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参与，实现共赢。日本是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合作方，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贸合作关系，中日作为地域相邻的两大经济体，弱化彼此的经贸关系既不合理也无必要，更不符合双方的利益。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中的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中日贸易提供更加便捷的发展空间。中日双方未来可以在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物流通道、融资、产能等领域开展合作。
当然，中日两国在“带路”框架下的合作也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障碍。目前日本国内仍有不少质疑“一带一路”的声音;安倍晋三在努力实现日中关系转圜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印太战略”构想和日印之间的“亚非自由走廊”计划，尽管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同点，但随着中日两国关系的转圜，以及该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和演变，我们确信可以找到两个构想的兼容性和包容性，共同促进该地区的和平和繁荣。
（三）第三方市场合作为中日务实合作注入新动力
2018年10月，中日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共签署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国家，中日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不仅有利于各自经济发展，也符合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对中国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成果丰硕，但仍有问题尚待解决。极为突出的一点是，沿线项目融资仍以丝路基金和国内政策性银行为主，缺乏民间和国际资本的充分参与，不仅增加项目融资负担，更易引发外界对项目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度解读，近来中国项目与东道国债务陷阱的错误联想即是一例。对日本而言，受困于国内老龄化、少子化严重，日本财政负担重、劳动力资源缺乏、消费动力不足，其经济增长仍极度依赖外部生产和国际市场。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支持，更能使日本搭上快车，为其开辟欧亚大陆市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优势互补使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成为可能。总体而言，中国在人员、项目执行、成本、政策支持等领域具备一定优势，而日本企业掌握大量核心技术、国际运作经验丰富，双方合作可扬长避短，实现效益最大化。另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当前世界经济仍处新旧动能转换期，以人工智能、互联网、新材料、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呼之欲出;全球债务风险高企、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趋紧，挖掘发展动力成为发达和發展中经济体的一致诉求，为中日合作开拓市场提供了较稳健的外部动力。尤其是在当前保护主义泛起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加强经贸合作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不仅有利于两国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也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
二
在美国相继“退群”“建群”的变化中，亚太国家仍在持续为“守群”和“强群”而做出努力。中日两国应该在“分分合合”的变局中，努力推进亚太经济现有合作框架尽早实现突破，并积极探索新的合作路径。
（一）美国“推倒重建”行动不断
2017年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先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中导条约》等。此外，特朗普在高举关税大棒“单挑”全世界（包括欧洲、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同时，也不断向欧日伸出“橄榄枝”，使美欧日之间政策趋同的一面也在上升。2018年7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日欧双方在关税领域，包括农林水产品和矿工业制品在内，日本方面将取消对约94%欧盟商品的关税，欧盟方面将取消对约99%日本商品的关税。这是日欧关系在经贸合作领域的重大突破。美欧之间，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2018年7月访问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就双边经贸议题展开会谈，宣布同意通过谈判降低贸易壁垒、缓解贸易摩擦，并同意暂停加征新关税。甚至言明，下一步将争取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意向。再看美日，在特朗普的重压之下，始终拒绝与美国进行单独贸易谈判的日本高层也不得不低下头颅，冒着再次屈服的风险，就“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和汽车关税问题与美国启动双边谈判程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美欧日在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国有企业、技术转让和数字经济等问题上对中国立场极其相近，甚至有些领域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模式方面也具有共同的主张。2018年5月，美欧日三国在巴黎发表的共同声明，涉及今后全球经济治理走向的重要问题，充分反映了三方的共同意志。最近欧盟向世贸组织提交的改革方案，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美欧日共同声明的精神。更具挑战性的动向是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签署了《美墨加协议》之后竟然公开称，欧盟美国日本签署新自由贸易协定时，都会加入《美墨加协定》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条款，“补上自由贸易规则的最后一个漏洞”。实际上等于宣布所有与美国做生意的国家，没有美国的同意，不得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这一政策可谓中美建交以来，对中国伤害最大、影响最深的举措。
（二）亚太区域合作各有进展
亚太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在区域经济合作层面也出现了不少进展。
1.CPTPP谈判也已达成。美国宣布退出 TPP 后，日本取代美国成为TPP的主导者。APEC会议期间，TPP11个成员国达成框架协定，将TPP更名为《全面与先进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即CPTPP，试图依靠CPTPP继续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乃至重构全球贸易格局方面发挥作用。CPTPP拥有11个成员国，其经济规模约占全球GDP总额的13%。CPTPP与TPP在市场准入、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等方面均无差异，最大区别在于新协定冻结了旧协定中关于知识产权等内容的20项条款。到目前为止，墨西哥、日本和新加坡已经完成国内手续，新西兰、加拿大、澳大利亚力争在2018年内完成国内手续。按协议，只要有6个以上成员国完成国内手续的60天后，CPTPP协定就可生效，否决权不再掌握在大国手中。 CPTPP协定的签署，意味着成员国之间将具备高水准的自由贸易活动，商品贸易中将有98%的商品获得降低关税。由于美国撤出后，成员国的经济总规模从过去占全球GDP的40%降至13%。因此，作为主导者的日本，希望在CPTPP协定生效后进一步扩大成员，把这经济伙伴圈的规模迅速扩大。目前，已经明确表示有兴趣加入的国家与地区有英国、泰国、哥伦比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台湾地区。如果顺利，2019年早些时候CPTPP即将启动扩员程序。 在日本的主导下，CPTPP的发展彰显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仍在加速。
2.RCEP谈判取得新成果。RCEP覆盖亚太地区16个国家，约占全球一半人口，占全球产出的31.6%和贸易额的28.5%，吸引全球1/5外国直接投资，将对亚太区域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2]。2017年，RCEP谈判进行4轮，还举行了首次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并披露出RCEP协定框架。从协定框架看，RCEP谈判包含货物贸易、服务贸易、金融服务、投资等18个章节，在综合考虑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致力于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3]。2018年7月，中国、日本、印度和东盟（ASEAN）等16国在东京举行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级会议。会议发表的《联合新闻声明》表示，“努力在年底前形成一揽子成果”，针对为年内达成妥协而加快谈判的方针达成一致。据《日本经济新闻》网站7月2日报道，《联合新闻声明》表示“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单边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尽快结束RCEP谈判至关重要”，包括日本和担任联合主席的新加坡的贸工部长陈振声表示，“力争年内达成实质性协议”[4]。报道指出，如果RCEP达成协议，将诞生覆盖世界人口约一半、国内生产总值（GDP）和贸易额约3成的自由贸易区。规模超过CPTPP，在企业进军海外等方面，将给各方带来巨大利益。 如果RCEP达成协议，不仅将对加强保护主义的美国形成牵制，也容易向中国、印度等国提出高水平的自由化框架。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面临诸多课题。目前为止，RCEP谈判已经举行了24轮谈判。谈判正在加速推进，货物、服务、投资等市场准入领域已经完成了7个章节，还有3个章节也已接近结束。因此，2019年可能成为RCEP谈判的结束年。
（三）中日在区域合作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在促进各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迟迟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这些挑战是对人类社会的共同考验，凸显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日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经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日益具有地区乃至全球影响。中日两国有责任和义务在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扮演重要角色。众所周知，在亚太地区诸多经济合作路径中，中日两国的经济规模分别位居世界第2位、第3位，尽管中日双边贸易额已经达到3 000亿美元上下，但两国之间无论在双边经济合作，还是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等领域，均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亚洲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日两国共同参与并积极推动亚洲金融合作”[5]，不仅有利于提升亚洲地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更决定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能否取得决定性进程。由此可见，中日合作进展如何，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在东亚金融合作领域，中日两国以最大出资国身份，联手推动了以清迈倡议多边化为核心的地区金融安全网建设，并促成了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这一“亚洲版的IMF”的建立。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困难、亚太区域合作面临困境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更应该携手共进，加紧商谈地区自贸安排，共同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发展。
中日应该寻求在CPTPP合作的可能性。在CPTPP推进过程中，中日两国或有分歧，但在积极促进亚太区域合作一体化、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问题上，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CPTPP是高水平的地区自由贸易协议，中国在产业政策、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领域距离该标准还有一些差距。但是，中国经济经过40年改革开放，已经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作为市场经济的全新模式，不仅改变了人口最多的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为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选择。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发展，已经深深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中国的结构改革将不断深入，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还会越开越大。21世纪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充分证明，中国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捍卫者，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根据世界银行测算，2012年至2016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中国达34%，超过美、欧、日贡献之和[6]。在2008年之后，中国为全球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困境贡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尤其是 2018以来，中国领导层反复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能越开越大，不可能再把自己关进“小黑屋”。中国央行副行长日前也发言称，“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我们将加快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業。我们将大力促进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对外开放。”这是中国深化企业改革，加速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信号。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国内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会不断接近CPTPP的标准。因此，在中日两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日本应该考虑摒弃TPP初创时期，通过高门槛把中国拦在门外的想法，既要考虑构建高端自由贸易协定（FTA）的必要性，也要考虑相关各方的舒适度，如果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实现创新性合作，不仅将使该协议更加完美，也将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予以强烈反击。
三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战。不仅严重冲击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也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负面影响。中日两国作为国际贸易大国，应该协调相关政策立场，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一）中美贸易战将是“持久战”
2017年，国际贸易出现回暖势头，世界主要经济体美欧日三大板块出现缓慢但同步复苏势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以来世界经济领域中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蔓延，成为贸易增长的最大阻碍。 尤其是2017年上半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高举“单边主义”大旗，对全世界强调“美国第一”的口号，大力推行“美国优先”的进攻性贸易政策，“单挑全球”，使得主要经济体之间贸易摩擦全面加剧，为全球贸易复苏蒙上阴影。一方面是中美经贸争端深度发酵。从“关税战”到“科技战”，从单纯贸易失衡问题到制约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性质已经产生变异。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美贸易失衡除贸易统计方式不同、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等诸多原因之外，还有就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改变了原有由日韩等国直接面向美国出口的东亚“三角贸易”格局，构建了一种中国从日韩等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零部件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新三角贸易”格局，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本质上包含了亚洲主要经济体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此外，中美贸易问题源于双方比较优势、经济结构差异和全球产业分工等深层因素，绝不是可以通过“贸易战”能够改变的。中美贸易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较量，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对决”，因此，中美贸易战短期内难以终结。
（二）美单边主义政策深度破坏全球产业链
除中国外，美国还就贸易不平衡问题向包括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在内的贸易伙伴国施加壓力，试图以高压措施攫取更多利益，其贸易政策尽显交易性特点。2018年3月初，美国决定对进口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这引起欧盟等伙伴国的强烈反对。美国以此迫使贸易伙伴国寻求同其进行双边谈判，其中韩国通过和美重谈FTA，获得了钢铝关税永久豁免权，但条件是韩国需对美国加大开放汽车市场。欧盟、加拿大等国曾进入美国豁免名单，但2018年6月初到期后，美贸易伙伴国纷纷开始酝酿反制措施对美进行报复，欧盟、日本、印度等国还就美钢铝关税举措向WTO起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不仅对中美两国经济造成伤害，也将使全球产业链遭到严重破坏。全球价值链构建了一个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的不同公司，利用不同的工序和功能，实现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最终使用的顺序。也就是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些国家专业化“生产”知识与研发，而另一些国家专业化于制造业，或者品牌营销。因此，一个产品的增加值不再是完全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整条价值链上的参与者都可以分一杯羹。通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信息扩散和技术交流，国际生产变得细分和碎片化。单个国家不再负责整个生产流程，而更多是专业化地负责某一个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工序。从不断增长的中间品国际贸易可以看出，一个产品的生产与价值创造往往分布在多个国家，而这种全球化生产被称为全球价值链。中国是贸易大国，更是加工大国，在中国的出口产品中，加工贸易依然占到一半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贸易盈余包含了在华经营的外国企业（包括美国企业）的部分。对中国产品征税，自然也会打击这些在华外国企业（包括美国公司）的利益。
（三）严重冲击现有国际贸易体系
特朗普政府全球治理观也突出“美国优先”特点，认为现有的以WTO为核心的国际贸易体系在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方面亟待改革，希望重塑“自由且公平”的贸易体系，同时阻止WTO开启上诉机构法官甄选程序，阻碍WTO正常运营。除此之外，美欧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也愈发突出，在2018年加拿大G7峰会上，美欧围绕贸易问题进行激烈交锋，特朗普甚至不承认主张“自由、公平和互惠贸易”的联合公报，再次撼动自由贸易体系。从国际贸易体系来看，特朗普政府不断挑战WTO权威，阻碍WTO上诉机构正常运营，对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自己建造起来的国际经济体系形成严重冲击。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当今世界，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很多产品都是由不同国家的零部件共同组装完成。世界各国通过多年形成的产业链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仅有效降低生产成本，也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的便利化。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当前表现出来的单边主义作法，不仅对全球产业链造成强烈冲击，也给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增加了不确定性。
（四）中日两国应该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方面有所作为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便是在近年西方经济出现危机、民粹主义严重泛滥的情况下，全球化的趋势也难能出现逆转。因此，从全球层面来看，各主要国家均应充分认识到现行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意义，以及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危害，切实采取及时的集体行动来维护多边自由贸易秩序。
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和亚洲大国，以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倡导国和维护者，两国在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方面发挥更大的、负责任的作用，在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开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等方面日益拥有更多共同利益。日本作为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出口主导型国家”，同时也是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贸易保护主义伤害过的国家，对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重要性，维护贸易自由化应当有着深刻理解。
中国一贯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权威的立场，本质上不仅是在维护中国的正当权益，也是在维护世贸组织的规则，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包括日本在内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四大措施，并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能越开越大[7]。这也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各国的热烈欢迎和积极评价。在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到新时期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当中具有共同诉求和契合点，抓住当前中日关系转圜的机遇，加强重点领域务实合作，引领双边经贸关系提质增效升级，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和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
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是合作与竞争同在，局部对抗与整体平稳并行。必须承认，当前在两国关系总体转暖的同时，两国之间的老问题均未得到根本解决。为此，希望在新时代，中日两国都够以全新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呵护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学会在竞争中强化合作，在碰撞中谋取发展，守住三个重要“底线”，维护未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1.摆正历史与未来的关系，增加中日双方的相互信赖。所谓“历史观”，就是说不仅仅要看中日两国关系的历史，更重要的是需要从历史记忆中吸取教训，以更加长远的眼光面向未来。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有过难忘的战争历史， 如果不从这段历史记忆中吸取教训，两国关系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否定历史甚至歪曲历史更是错误的。当然，仅仅盯住这段历史，不看未来也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中日之间之所以缺乏信任，首先，是因为日本社会的一些右翼势力始终坚持错误的历史观，不能对过去的战争进行深刻反省，反而经常出现否认侵略、美化战争的言行，深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日本的新保守主义者臆造所谓的“中国威胁”，在日本民众中产生极坏影响，从而对强大起来的中国是否会称霸世界感到担忧。因此，如何实现中日之间的相互信任始终是两国关系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呼吁中国民众不忘历史，但同时还要展望未来，要看到变化中的日本。同时，我们也呼吁日本民众对奋起直追的中国，以及中国强大之后的发展方向给予正确的客观判断。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基石，只有本着吸取教训的反省态度面对过去，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2.大局著眼，管控分歧，对维护中日关系稳定至关重要。双方要坚持两国之间达成的“四个政治文件”和“四项原则共识”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局。四个文件的核心强调：“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双方坚持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两国间的问题”等。中日双方均应恪守两国间的四个政治文件，以及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努力保障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态势处于这些基本框架之下，而不至于脱离。四点原则共识中则包括“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
3.中日关系的地区性和国际性，要求中日双方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在未来世界不确定的因素迅速增加，原有国际秩序、地区秩序走向难以预测的背景下，中日两国绝不能仅仅把目光局限于两国内部和双边关系，而必须立足于世界大格局进行观察和作出判断。中日两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在当今世界处于大变局、大分化、大调整的过程里，在亚太地区面临构建新格局、新框架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应“抓住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的巨大机遇”[8]，加强合作，并清醒看到自身在全球和地区秩序构建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不仅涉及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产生重大影响。
[参 考 文 献]
[1]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EB/OL].（2016-03-28） [2018-10-10].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5-06/08/c_127890670.htm.
[2]RCEP首席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声明：加紧努力2018年结束谈判[EB/OL].[2018-10-15].中国一带一路网，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34906.htm.
[3]中国商务部.驱动经济一体化 促进包容性发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领导人联合声明[EB/OL].（2017-11）[2018-10-12].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news/201711/36158_1.html.
[4]RCEP部长级会议.联合新闻声明[EB/OL].（2018-07-02）[2018-10-15].日本经济新闻，http：//www.nikkei.com/.
[5]刘瑞.中日金融合作：进程、障碍与前景[J].日本问题研究，2018（3）：44-53.
[6]2017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4%左右[EB/OL].（2018-04-13）[2018-10-11]. 新华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7584178031534150&wfr=spider&for=pc.
[7]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2018年4月10日 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 [EB/OL].（2018-04-10）[2018-10-15]. 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410/c1001-29917696.html.
[8]张建.安倍经济学时期的日本外贸战略分析[J].日本问题研究，2018（5）：45-56.
[责任编辑 孙 丽]
New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and New Space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JIANG Yue chun
（Department for World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100005， China）
Key words： world economy; international trade; Sino US trade friction; Sino Japanese cooperation
自由贸易范文第3篇
摘要：文章在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与国别分析的基础上，收集2002年～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反倾销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
关键词：反倾销；贸易自由化；贸易效应
一、 引言
本文选取2002年～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
二、 国内外关于中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效应的研究
1. 贸易效应的描述统计分析。国内学者宾建成（2003）以中国首例进口新闻纸反倾销为例，分析了反倾销措施执行后导致的进口量变化及不同税率产生的不同影响，得出结论认为该案件有效地保护了国内新闻纸产业。鲍晓华（2004）在总结中国反倾销实践特点的基础上，比较全面但相对简洁的提到了反倾销的各种经济效应，包括对产业的影响、对贸易的影响、对外资的影响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分析对贸易的影响中，文章选取了2000年以前已经做出终裁的四个产业（聚酯薄膜、新闻纸、丙烯酸酯、不锈钢冷轧薄片）和两个无损害案例（赖氨酸盐、聚苯乙烯）立案前后进口量比重和增长率的对比来说明反倾销对来自诉讼对象国产品进口的影响。并且利用从非对象国的进口贸易总量和两个无损害案件涉案产品在指控前后的进口贸易量数据说明反倾销存在贸易转移的趋势。
2. 贸易效应的计量模型分析。鲍晓华（2007）在Prusa（1996）研究的基础设计了回归模型，该回归模型的设定是为了验证反倾销政策实施后，来自指控对象国、非指控对象国以及总体进口国的进口数量、进口价值和单位价值（价格）的变动。整体上看，反倾销的贸易限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实施反倾销后连续三个年度来自指控对象国整体的进口数量和进口金额所占市场份额显著减少，进口单价显著增加。
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苑涛（2009）设计了衡量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模型。对于Prusa（1997）和鲍晓华（2007）都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进。模型的结论是，中国整体的进口量、进口额、进口产品价格而言，反倾销措施实施当年的情况与前一年的情况相关程度很高且非常显著，但是反倾销对中国整体进口贸易影响较小。
Park（2009）是少数以中国为例分析反倾销的贸易效应的国外学者，文章使用GMM方法调查了自1997年~2004年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虽然就模型本身而言使用的是比国内学者更加简化的模型，但是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3. 关于引力模型对分析贸易影响的适用性观点。引力方程自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使用以来，已经广泛的运用在国际贸易中。引力方程最初获得成功主要得益于其相当适合实证中的应用，但是，这个方法也曾因为缺乏理论基础而备受指摘。但是自从Anderson（1979）以来，文章说明各种不同的理论模型能够推导出类似引力方程的简化方程。因此Frankel（1998）总结说引力方程已经“从理论基础贫乏的尴尬转向了过于丰富的尴尬”。因为引力方程有理论基础并且实证成功，所以已经广泛运用到分析边境、区域贸易协定、货币同盟、共同语言和各种其他制度化安排对贸易的影响上，已经日益成为分析两国偏离预期贸易的经济计量框架。
Vandebusshe & Zanardi（2006）应用一个加入了反倾销变量的引力方程估计1980年~2000年间反倾销对全球贸易流的影响。模型如下：
与国内学者分析中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效应时所采取的多元回归模型不同，本文尝试将反倾销措施纳入到引力模型，并从贸易出口方角度分析中国实施的反倾销对进口贸易产生的影响。
相比国内学者计量检验模型，利用引力模型的优点在于可以在模型中纳入反倾销变量与贸易自由化变量，有助于度量贸易自由化与反倾销对贸易的综合效应。
三、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比较分析
1. 总体比较分析。从启动反倾销数量上来看，比较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与同期世界启动反倾销调查发现，从1997年~2009年，中国启动数量占同期世界启动总量的比例年度平均值约为5.64%，占比最高值为2004年，占当年世界启动反倾销调查的12.62%。事实上，我国对进口产品所启动的反倾销数量较少，还表现在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与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启动的反倾销从数量上尚有差距。
如果比较中国出口产品遭遇的反倾销调查与启动的反倾销调查数量，可以发现二者存在一定的差距。从1997年中国启动第一个反倾销调查至今的年份当中，二者之间的绝对差最高达到59起，年均相差36起，且从2006年至2009年四年之中出口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比同期启动的反倾销调查分别高出56起、59起、57起、52起。
2. 产业分布。从中国提起的反倾销调查来看，对外反倾销的行业非常集中，按照HS编码大类归总后发现，在启动的反倾销调查中以化工产业为主，1997年~2009年间共启动109起调查，占该期间启动调查的60.22%；如果依照启动反倾销数由多至少排列，依次为塑料、木制品、金属、纺织品，分别启动调查数量30、14、11、7起，分别占该期间启动调查总数的18.57%、7.73%、6.08%、3.87%。
3. 国别分布。在中国启动的反倾销调查的对象国家/地区中，处于前6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韩国、日本、美国、台湾、欧盟和俄罗斯，自1997年~2009年，中国向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所启动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为33、31、28、16、12、11，分别占该期间启动调查总数的18.23%、17.13%、15.47%、8.84%、6.63%、6.08%，向六个国家/地区共启动调查131起，占总启动反倾销调查的72.38%。
如果对比外国对华反倾销与中国所提起的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可以发现，在所考察的17个国家和地区中，除南韩、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之外，其他国家对华提起的反倾销均超过中国对其提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尤其是印度，从1997年~2010年第一季度，对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125起，成为同期向华提起反倾销最多的国家，而中国对印度仅仅提起5起反倾销调查，仅占印度对华反倾销的4%。
因此，无论是相比较世界同期反倾销启动数量还是对比中国出口产品所遭遇的反倾销数量，中国都不是积极使用反倾销的国家。如果用对称率来衡量一国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与该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数量之比，那么中国反倾销调查对称率比较低。应当说，使用的方法与对比的角度都充分地体现出非对称是我国所涉及反倾销的主要特征。
四、 实证研究
1. 回归模型。本文在Vandebusshe & Zanardi（2006）的基础上，从产业层面构建中国提起反倾销调查、反倾销措施及实施产业关税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模型。
ln（importijt）=?琢i+?琢j+?籽ln（importijt-1）+?酌ADinitiationjt+?啄ADmeasurejt+?茁1ln（GDPit）+?茁2ln（populationit）+?茁3ln（distancei）+?茁4borderi）+?茁5ln（RERit）+?茁6tarifft-1+?着ijt
表1简要说明了回归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其中进口、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变量、关税变量为滞后期变量。
2. 数据说明。由于反倾销特有的针对产业特征，考察中国在产业层面启动反倾销调查及采取的措施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特别是结合产业关税削减的情况下对产业进口进行回归分析。产业关税来自于WTO国际贸易与关税（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ariff）项下的HS分类产业关税数据。其中中国关税数据自2001年之后比较全面，因此数据时间跨度选择2002年开始。根据WTO反倾销统计，中国自2002年~2009年对外启动反倾销调查数量共148起，涉及24个国家或地区，但是考虑到许多国家在样本期内所涉及的反倾销调查较少，只有6个国家或地区涉及的反倾销调查超过10起，分别为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台湾。关于产业类型的选择，按照HS大分类将产品分成15大类，其中样本期内启动的反倾销调查超过10起的分别为化工、塑料、木制品。因此，利用贸易引力模型进行回归所选取的样本为2002年~2009年中国从韩国、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台湾进口HS化工、塑料、木制品的进口贸易流量。
之所以可以选取上述样本作为度量中国反倾销对进口贸易流量影响的效应源于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反倾销对象国相对比较集中，6个国家/地区涉及的反倾销在样本期内共111起，占样本期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的75%；第二，反倾销涉及产品类型比较集中，3大类产品涉及126起，占样本期内启动反倾销调查的85%。因此使选取的样本能够比较好地从产业层面度量反倾销对进口贸易流量的影响。
各样本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产业层面贸易流量数据来自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HS细分数据基础上加总；距离数据来自网站www.timeanddate.com/worldclock中“距离计算器”（distance calculator）；GDP、人口数据、汇率数据来自于EIU 国家数据。
3. 计量结果与讨论。表2中的计量结果说明化工产业层面启动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是显著的，产业关税对贸易的影响显著，但是与预期符号不一致。（1）列、（2）列和（3）列分别描述了不同滞后期的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对贸易限制的影响。模型设定一中的对化工产业实施反倾销措施对贸易限制具有显著影响，这就体现了反倾销的直接限制贸易作用，但是对于产业的反倾销调查而言，仅仅发起反倾销调查所产生的贸易限制作用与预期符号相反，但是如果对所有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则会产生贸易限制作用，体现了反倾销的贸易威慑作用。如果考虑到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的滞后两期和三期的作用，能够发现，滞后两期和三期对除化工产业的所有产业提起反倾销对化工产业仍有贸易限制作用，且比较显著，而滞后两期的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不显著，滞后三期的反倾销措施的贸易限制作用比较显著。（4）列试图对比不同滞后期的关税对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滞后期较远的关税对当期的贸易产生的影响小，但影响都比较显著。因此，产业反倾销措施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显著，且符号为负，以（1）列为例，化工产业反倾销措施每提高1%，进口贸易下降10.8%。
同理分析得到塑料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与采取反倾销措施显著，其中提起反倾销调查的符号为负，对贸易流限制效果显著。关税对贸易限制作用显著，但与预期符号不一致。如果对比不同滞后期产业关税对贸易的影响，其中滞后二期比较滞后一期关税对贸易影响减小，影响显著。如果对比本产业反倾销与所有其他产业反倾销所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无论是对本产业还是其他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都能对贸易产生限制作用，反倾销调查变量的符号为负，且表现为显著，而且对该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所产生的保护产业的作用远远超过其他产业反倾销导致的反倾销威慑作用而导致的贸易量减少。塑料产业的反倾销调查的限制贸易作用显著，且符号为负，产业反倾销调查每增加1%，进口贸易下降5%。
木制品反倾销调查与反倾销措施不显著，但是产业关税显著。滞后一期关税符号为负，对贸易限制显著，关税每增加1%，进口下降5.2%。
五、 结论
本文在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与国别分析的基础上，收集2002年～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反倾销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反倾销在关税不显著的情况下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显著，其中化工产业反倾销措施显著，塑料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就会起到贸易限制作用，而木制品反倾销不显著，但是关税对贸易限制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鲍晓华.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救济效果评估.经济研究，2007，（2）：71-84.
2. 宾建成.中国首次反倾销措施执行效果评估.世界经济，2003，（9）：38-43.
3. 苑涛.反倾销的经济影响：对中国的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4. 张玉卿，杨荣珍.我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救济效果评估.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11）：1-6.
5. 朱庆华.反倾销、贸易保护与公共利益.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9:310.
作者简介：张丹，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0-12-30。
自由贸易范文第4篇
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生产区位重构；产业分工；跨国公司；东亚地区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促进了东亚地区中间贸易为主体的域内贸易特点的形成。近年来，随着ASEAN+3（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东亚地区，并充分利用东亚各国差异化的资本、技术、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禀赋优势条件，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将不同的生产过程配置在东亚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地域和投资形式不断调整和重组，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生产体系也以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模式为主导进行着重新布局与组织。跨国公司产业组织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合作生产地域不断扩大和产业合作链条不断增长，东亚地区内部与东亚地区外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二是中间零部件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在投资模式与生产形式上也从单一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向FDI、外包（outsourcing）、分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多种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由于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过程转移到东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构。
摘要：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生产区位重构；产业分工；跨国公司；东亚地区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促进了东亚地区中间贸易为主体的域内贸易特点的形成。近年来，随着ASEAN+3（中、日、韩）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逐步将制造业部门转移到东亚地区，并充分利用东亚各国差异化的资本、技术、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等禀赋优势条件，通过比较优势分析，将不同的生产过程配置在东亚不同国家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地域和投资形式不断调整和重组，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生产体系也以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模式为主导进行着重新布局与组织。跨国公司产业组织的重构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跨国公司的合作生产地域不断扩大和产业合作链条不断增长，东亚地区内部与东亚地区外部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到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二是中间零部件生产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在投资模式与生产形式上也从单一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向FDI、外包（outsourcing）、分段化生产（fragmentation）等多种生产组织形式转变。由于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集群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过程转移到东亚地区，进一步促进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合作的重构。
本文首先分析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产业区位重构特点进行分析，进而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模式的重构从FDI、外包、分段化生产等生产模式的特点方面进行分析，阐明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体系重构的新特点。
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制造业产业活动的重要主体
近年来，跨国公司通过零部件生产的模块化设计、生产流程的分段化管理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组织重构，将生产制造活动向东亚地区集聚，逐步形成了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网络体系，提高了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产业份额和经济影响力。例如，东亚地区的交通机械产业占世界生产总量的45%、电子零部件占世界总产量的84%、计算机占世界总产量的100%、手机占世界总产量的84%[7]，其他钢材、纺织品等相关产品领域的世界生产份额也都较高。在这些产业中，许多产品并不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独立完成，而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通过跨国公司位于东亚各国的生产网络体系，将产品的研发、原材料与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各个生产过程进行模块化分割，将各个生产模块分散在具有生产比较优势的东亚各国分别进行生产，最后将各部分中间产品模块进行成品组装，来完成跨国公司的最终产品生产过程。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系统的形成，对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主导产业的形成以及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交易主体
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产业活动的不断扩大，东亚地区的域内贸易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在各国的贸易构成中，跨国公司的贸易比率也不断上升，正成为东亚地区贸易的主体。例如，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基地和世界工厂，其贸易出口额出现快速增长。但是通过分析跨国公司在中国出口贸易额的比重（图2），我们发现跨国公司占中国出口贸易的比重逐年增加，2006年跨国公司的出口贸易额已经达到中国出口贸易额的58.2%。2007年、2008年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蔓延，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增长放缓，但是跨国公司占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比率仍然达到了57.7%和55.4%[8]。在个别产业中的比例甚至更高，例如在机电产品2004年的外资进出口比例分别为74.1%和73.4%。外资企业在制造业中的贸易主体正在逐步形成，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制造业贸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挤占”效应[9]。通过分析中国的贸易主体构成，可以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信息化物流系统，将东亚地区各国的生产资本、劳动生产技术以及各地区的劳动力等各种生产资本紧密结合，通过东亚地区的产业生产网络系统完成产品的生产过程，并将产品通过全球化物流系统进入世界各地的消费市场。
二、 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业区位选择重构
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东亚地区各国在资源禀赋条件方面的差异以及资本、技术、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生产条件的优势互补的有利条件，在东亚地区进行生产网络系统的最优化产业布局。但是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等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东亚地区各国生产条件、劳动力成本、贸易政策的不断变化，许多跨国公司从全球市场战略以及生产的稳定供给等角度出发，正在重新组织其在东亚地区的日益精细化的生产网络系统，将其国际制造业生产基地在东亚地区进行重新布局。
中国作为重要的消费市场和生产基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进行制造业产业布局与生产合作。但是随着中国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世界各国跨国公司的不断进入，其市场发展潜力和竞争性也日益严峻。许多跨国公司正逐渐把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扩展到其他具有发展潜力和生产可能性的地域。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近年来对500家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大投资统计调查[10]（图3），虽然目前日本企业在华的投资额仍在不断增长，但是无论是一般日用商品还是高附加值产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正逐步减少在华的扩大投资。与之相对应的，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逐步拓展和扩大在越南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的生产投资比例[10]。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越南、印度等地区的投资地域的变化，说明了跨国公司不断根据生产网络系统的外部影响因素以及全球消费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系统。跨国公司投资地域的调整和重构，不仅会影响投资受入国的产业政策以及未来参与世界经济市场的产业定位，也会对投资减少地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调整产生深远而重要的影响。
三、跨国公司制造业在东亚地区的生产组织模式重构
随着跨国公司日益复杂化的生产组织结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区位与生产分工形式也在不断变革。信息技术的发展、运输费用的降低以及东亚域内FTA的建立，都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不断调整最优化生产网络体系的布局和生产组织模式。随着产品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产业化生产链条的不断增长，产品生产过程可以分化为若干模块化组成部分和生产阶段。根据可以独立生产的模块化生产模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生产组织结构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在东亚地区，跨国公司主要通过FDI、外包以及生产分断化等多种形式将全球范围内复杂化的产业链条进行产业组织重构。
（一） FDI
近20年来，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活动（FDI）迅速增长。早期跨国公司FDI活动动因主要有接近消费市场、追求投资地区低成本的劳动要素、逃避贸易政策的限制等方面[11]。通过研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其FDI的区位从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转移到具有数量优势的中西部地区[12]。 近年来，根据产业分工，跨国公司在FDI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水平型直接投资与垂直型直接投资等形式。如表1所示，水平型直接投资就是将相同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在多个地区进行投资生产，以满足不同地区市场需要的生产方式。水平型直接投资多见于国家与地区之间劳动要素禀赋资源较为接近，或者存在着相对较高贸易壁垒、运输费用较高、难以运输等特点的产业。垂直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在各国范围内通过将生产过程中的上下游产业链条中的原材料加工、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生产过程分别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以及零部件贸易等形式，构成最优化的中间产品生产组织模式。垂直型直接投资多用于各国的劳动要素资源禀赋相差较大，或者产品的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相对较小的产业。随着东亚FTA的逐步建立，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也逐渐从水平型直接投资为主向垂直型直接投资为主转变。表1水平型FDI与垂直型FDI的生产特点
1产品完整性1生产模块化水平1生产集中性1贸易成本1生产禀赋条件1物流费用水平型FDI1最终产品为主1模块化水平低1集中生产1较高1较为接近1较高垂直型FDI1零部件为主1模块化水平高1分散生产可能1较低1差异较大1较低（二） 外包（outsourcing）
1990年代开始，企业生产与服务活动的外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巨大发展。经济学家曼昆任美国经济顾问时，指出“外包只是贸易的一种新的形式，并会对美国有益” [13]。迈克尔·波特研究指出，将跨国公司产业活动价值链中的一部分高成本低效率的非核心业务外包，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专业化分工的开展[14]。特别是日益降低的运输费用以及国际大规模快速物流系统的发展，促进了跨国公司外包业务的国际化进程，也促进了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专业化中小企业参与到世界经济活动中来。Dell 、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日益深化，企业活动中的市场调研、R&D、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物流以及售后服务等业务都有外包企业参与。
促使企业开展外包活动的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根据研究调查，跨国公司开展外包活动的目的各不相同（图4），主要驱动力包括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组织效率、加强市场竞争力等方面[15]。跨国公司通过世界范围内的外包活动，能够专注于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组织效率，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三）分段化生产 （fragmentation）
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与劳动分工理论主要集中于分析工农业之间、各个产业间的贸易行为。可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由于零部件的模块化独立生产成为可能，产业分工与专业化合作日益精细，产品的零部件以及生产流程可以逐渐建立标准化的生产规范，使得在同一产业内部，不同生产要求和生产过程的零部件可以在不同地区进行分段化生产[16]，其生产网络体系结构如图5所示。特别是近年来低成本的通讯技术和大规模运输技术发展，以及WTO成员国数量的增长，跨国公司根据生产过程的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原材料集约度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等生产要素，将许多中间零部件产品以及最终组装生产等各个生产业务流程分散到世界各地。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佳的零部件生产基地，进行分段化生产的产业布局，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最优化生产网络体系。
五、结语
随着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进行投资和生产，跨国公司通过FDI、外包、分段化生产等多种形式的最优化生产组织模式，在东亚地区进行产业组织结构的重构。跨国公司促进了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促进了东亚地区产业集群的形成。但是也在东亚地区产生了投资生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产业转移所引起的产业工人失业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家的贸易不平衡等问题。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投资建设的同时所产生的社会责任问题也需要认真考虑和深入研究。面对跨国公司的巨大经济地域影响力以及对东亚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衍生问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跨国公司的多重化产业空间选择特点以及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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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范文第5篇
摘 要：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发展新平台，是利用开放倒逼国内改革，形成与国际接轨的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动力源作用，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体系。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幸作为第三批挂牌自贸试验区之一，于2017年4月1日开始运营，它的建设更加有利于陕西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西部大开发，推进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在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分析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结合陕西地域的内陆特性，提出下一步加快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并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最主要平台，它是根据我国（地区）法律法规在我国（地区）境内设立的区域性经济特区。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在国家规划的区域范围内通过对投资、贸易、金融及行政等各种制度的改革，使得人流、资金流等各种生产要素更加具有活力，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幸作为第三批挂牌自贸试验区之一，于2017年4月1日挂牌运营，一年来其建设运行中的诸多问题都是我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绩
第一，改革任务全面铺开，典型案例全面推广。至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一周年，已全面启动《总体方案》提出的165项试点任务。其中实施简化“资金池”管理、“一窗受理”综合审批运行服务模式等48项任务已基本完成，形成了77个差别化改革案例，经第三方评估，有可复制可推广34个案例。其中，“微信办照”创新案例被国务院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
第二，完善服务平台功能。建立将“人民银行开户许可”纳入联办事项纳入“多证合一、多项联办”市场准入服务平台，实现“一口受理、并联审批”和全程电子化的企业工商登记注册流程，缩短办结时限至3个工作日以内，有的甚至当日办结;为企业走出去建立了“一站式”服务平台，提供企业走出去全流程一体化服务。
第三，积极推进金融制度创新。出台36条一系列金融支持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措施，并将融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交易场所审批和监管事权委托给自贸试验区管委会。至2017年末，自贸试验区内共有174家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跨境人民币结算达到339.23亿元，办理了跨境人民币业务涉及省内外2 686家企业、31家商业银行的224个分支机构，境外银行1 589家，贸易交易辐射109个国家和地区。
第四，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启动建设“丝路信息港”，在我省设立了首家省级数字经济试点示范区，正在建设“丝路云”自贸产业园智慧园区、网上自贸综合服务平台，发起设立信息丝绸之路发展联盟;设立国际科技合作专项，成立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以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成功举办为契机，开展以“国风·秦韵”为品牌的海外陕西文化周系列活动。
截至2018年3月底，陕西自贸试验区新增注册市场主体14 811户（占揭牌前市场主体58%），其中新增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企业306家。
二、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理念跟不上建设需要。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上，一方面，个别地方和单位对制度创新认识还不到位，将自贸试验区建设等同于新区建设或园区建设，存在着“等靠要”优惠政策的老传统思维;另一方面，创新理念也不够深入，存在“碎片化”“零星化”等现象，复制先进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研究滞后。同时，由于陕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沿海发达地区，期货保税交割监管、融资租赁等很难在省内有效开展，受全国金融监管的限制，地方金融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的落实上推进不力。陕西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夯实对标基础及创新更高标准的路要走很长。
第二，改革存在体制性障碍。首先，体现在片区划分与管理机构关系不顺畅。目前陕西自贸区有三个管委会和三个片区划分并不对等，造成管理体制不順畅，中心片区覆盖了西咸新区、高新区、经开区等，形成狭长、分叉的地理区划，从行政辖属来看，行政管理关系错综复杂，许多改革任务超出自贸办管理范畴。其次，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不对等。西安市自贸区各功能区主要履行经济发展职能，缺少交通、文化、农业等社会事务管理部门，致使“证照分离”改革中省级部门下放的权限没有机构对应承接，较之全国其他开发区与行政区管理体制合一的自贸区，西安市各功能区实际推动的改革创新事项受到制约。再次，由于片区划设和行政责权的不完全对等，出现了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工作和其他行政职能部门改革工作交叉部署、反复开展、内容重叠等问题，使得自贸区工作部署困难、管理难度加大、落实效率降低等问题。
第三，改革创新力度不够。自贸试验区的制度改革好不好？营商环境怎么样？不是政府说了算，而是企业说了算，这一点，最直接的反映莫过于新增企业数量。与其他几个第三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有很多不足。一是从主要指标看，陕西还需加快马力。七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新增股市场主体最多的是河南，其次是辽宁，四川第三，陕西第四。另外，2017年成都市实现进出口总额为3 941.8亿元，同比增长45.4%，增速高居副省级城市第一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了79.8%，中欧国际班列开行超过1 000列，位居全国中欧班列第一。浙江省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平均注册资本大幅领先第三批自贸试验区。二是改革碎片化，系统集成不足。自贸试验区目前推出的创新成果，大部分集中在政府管理领域的优化、简化，尚未形成可以推动法规修订、政策突破的创新成果，改革的系统性、集成性相对不足。作为自贸试验区真正的创新主体，有关改革的牵头部门没有在自贸区进行“大胆试、大胆改”，也未授予各功能区更大的实质性权力;个别功能区重申报、轻建设，重表态、轻落实，未制定支持自贸区发展的专项政策措施。
第四，相邻自贸区强有力的竞争。截至2018年3月底，全国共设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尽管各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定位各有特色，优势互补，但是也难以避免在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形成激烈竞争。尤其是四川、重庆和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因其与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相邻，很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而成都、鄭州也入围了国家中心城市，这三个城市发展在产业集聚能力，外资企业入驻数量，经济基础多强于陕西。目前来看，在各个省份大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情形下，强有力的竞争压力多于相互之间的积极互动与肯定。
第五，自贸区专业人才不足。自贸试验区工作任务重、专业性强、关注度高、涉及面广，许多工作需要高层次人才来专门研究推进。目前市自贸办和各功能区的编制数和领导职数与全国同类机构相比明显偏少，个别功能区自贸办存在兼职问题。
三、加快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要转变发展观念
思维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出路;务必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1.打破固有思维模式依赖。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同于原有的开发区，是制度创新而非制度洼地。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需要持续寻求突破，发挥向外部学习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模式。一方面，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要学习其他国家及先进地区经验，如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设立集中物流服务、规定产品内销比例等;另一方面，由于陕西的区位优势和文化背景与其他地区不同，不能照搬别的地区经验，要根据陕西实际在一些领域标新立异;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应将产业发展与制度创新相结合，加强调产业发展制度创新与动力的结合;优化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
2.增强“店小二”服务意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质是去政府化的过程，从顶层制度设计开始，细化政府内部分解，真正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缩编制，流程再造，为方便企业更好发展，不断提高“店小二”服务意识，优化优化环境。
（二）要破除体制障碍
1.理顺片区与管委会之间的关系。陕西省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了杨凌片区、港务区和西安管委会，尤其是西安管委会去管理西咸新区各功能片区，同时省级商务厅对3个片区有直接的管辖权，领导小组和管委会只做宏观管理，放手让下面的功能区尝试，这种多头管理势必会影响行政服务效能。陕西省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过程中应理顺管理体制，通过构建扁平化、不越位、不错位的管理体制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确保政府服务的高效性，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供体制保证。同时，应不断强化管委会的权、责，统筹安排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与其他改革，建议从省级层面统筹自贸试验区改革和重点领域的行政改革任务。
2.开发区走“政区合一”之路。“政区合一”模式，即行政区域或开发区合一，就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从全国各地开发区运行情况看，目前做得好的，问题矛盾较少的就是“政区合一”模式。随着开发区飞速增长，产业转移、空间制约、城乡统筹等问题日益显现。“政区合一”模式最好的就是托管。西安市开发区托管行政区的工作实验已展开，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托管街办取得的发展成绩。在西咸新区、国际港务区试行托管的工作中还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完善制度，为下一步的全面托管打好基础，以托管为“政区合一”探路。西安的高新区、经开区如能设立为行政区，可以更好地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西安市如能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可以在资源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产业布局，形成科技创新、皇城复兴、文化旅游、装备制造、国际交流等产业示范区，打破行政体制障碍，实现追赶超越。
在开发区设立法、检两院。开发区设立法、检两院在全国已有先例。西安市各开发区目前均没有设立法院和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因为行政体制的障碍，公检法难以形成合力解决经济纠纷、打击违法犯罪。可先在高新区设立法院和检察院，取得复制经验后在西安市各开发区进行推广。
在全球化的时代，以开放倒逼改革要求政府转管理为服务，西安市不妨依靠开发区为简政放权的排头兵，以先行先试、创新理念，走出一条改革之路。
（三）要加快制度创新
1.持续推进建设任务中的制度创新。一是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实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境外投资备案制，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先照后证，支持企业“走出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二是贸易监管制度创新，“一线放开”“二线管住”通关监管服务模式;检验检疫制度;单一窗口;人才管理创新（允许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筑、规划、医疗、旅游等执业人员）。三是金融开放制度创新，合适的账户管理体系，限额内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跨境使用（支付合作，跨境资金流动）;利率市场化（大额可转让存单）;外汇管理，风险监控指标，做好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四是行政管理制度创新，“证照分离”商事制度，事中事后监管;信用信息制度;企业年报告公示;安全、反垄断审查;环境保护等相关制度。五是不断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西安爱菊积极开展走出去产能合作，以哈萨克斯坦为原料基地，阿拉山口为加工贸易集散中心，西安为销售终端的多点跨区域农产品生产物流加工合作关系的爱菊农产品物流加工园区，形成了三地互应的跨国农业合作体系，同时还实现了国内教育科技资源、先进农业生产模式在“一带一路”国家间跨国应用，这是一条在全国范围具有首创性的举措。应培育和挖掘更多的企业或项目，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深度合作与交流。
2.继续推进差异化的改革。要围绕总体方案重点在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军民融合、金融服务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等五个方面筹划、培育特色创新案例和推进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特色创新案例台账清单，做好特色创新案例和制度创新的总结与评估。加快推进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各功能区要积极研究提出各具特色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创新改革方案。
3.形成系统集成性改革体系。建议加强自贸区改革与全面创新改革、自主创新示范区、军民融合的统筹协调，系统推动改革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陕西自贸试验区应先在投资、贸易等容易突破的领域进行重点突破，之后带动整个政策体系的变革。同时，应该协同推进各片区的制度创新及推广。
（四）要加强战略合作
积极与区域外先进地区进行战略合作，形成产业联合、优势互补。四川省与广东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建立“创新共推、信息共享、模式共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合作机制，开展投资、贸易、现代物流、金融等领域协同和联动创新，形成一批新的制度创新成果，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动和服务全国的作用。此外，也与香港在金融等领域开展合作。陕西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建设更高水平的自贸试验区平台。
陕西可以与霍尔果斯自贸区进行合作。霍尔果斯跨境自由贸易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最前沿，是中哈两国开放的一级通商口岸，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陆路一类口岸，也是世界上首个跨境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区，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与其合作，能够发展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模式和推进高质量转型升级，探索建立承接产业转移合作机制，双方实现投资企业信息平台、数据库的互联共享，加强对西部企业需求和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研判。
（五）要加强人才建设
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聘请发达国家外籍高端人才和选聘了一批自贸试验区领域的优秀专家学者，成立“自贸智库”。陕西省自贸办也面向全球范围内公开招聘高级管理人才，加大引资引智力度，落实国家人才战略，加速国际化进程，建立面向高层次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才的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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