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起源分析论文范文第1篇
摘 要：武術与舞蹈的起源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借鉴体育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法，运用跨文化比较动作分析法、观察法、田野调查法等，探寻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的历史渊源，从而探索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发展的当代路径。以兼具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特点与武术套路动作的安徽花鼓灯为研究对象，对通过录像和照片采集的武术套路规范动作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安徽花鼓灯的典型动作进行跨文化双向比较，从动作形态、演练礼仪及规则、传承方式、审美观与传承人的社会价值观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动作名称、动作形态、审美观与传承人的社会价值观方面趋同，武术套路的部分动作形态、演练礼仪与规则、传承方式等与安徽花鼓灯也趋同。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历史演变进程中具有“舞中有武”“武中存舞”的身体动作的双向互证融合关系，这也再次佐证了“武舞同源”的观点。最后提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汉族民间舞蹈;武术套路;安徽花鼓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舞武同源
武术与舞蹈的起源及二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当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许多学者运用逻辑分析法等对武术与舞蹈的渊源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颇多，但其中实证研究较少。本文试图从人类学视角，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进行比较，运用体育人类学双向论证的跨文化比较动作分析法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展开研究，以厘清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存在的历史渊源提供学理上的支撑。同时，为当代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相互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基于此，笔者认为须以一种既能体现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又蕴含武术套路动作的身体动作作为研究对象，是分析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之间渊源关系的关键。因此，本研究选取了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安徽花鼓灯作为研究对象。
1 以安徽花鼓灯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依据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是在农耕时代的生产方式与特定社会背景下，以娱乐为初衷，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实践中不断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舞蹈。为了全面概括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种类，甄选其中既具有代表性又符合论证武术套路动作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历史渊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避免以偏概全，课题组对1985年以来中国汉族民间舞蹈遗存种类进行了归纳与总结[1]（见表1）。对当前遗存的1 000多种中国汉族民间舞蹈进行初步分类后，课题组在充分借鉴体育人类学跨文化比较法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特点，确定了5个筛选条件，并逐一进行比对筛选[2-3]。1）必须符合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主要特点，包括舞蹈形式多样化等;2）必须含有武术套路动作并具有武术文化意蕴;3）尽可能使用鼓、手巾、伞、扇等舞蹈器械;4）起源时间尽可能地接近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产生时期;5）必须是保持原生态传承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通过与筛选条件比对及分层比较，本研究选取了安徽花鼓灯作为分析对象。
安徽花鼓灯是以舞蹈为主，辅以民歌、锣和鼓等乐器，用以展现故事情节与人物性格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主要角色包括：鼓架子、兰花、伞把子;主要使用的舞蹈器械包括：女性角色——兰花在起舞时使用的手巾和扇子，男性角色——鼓架子使用的伞、锣和鼓。安徽花鼓灯是首批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
从安徽花鼓灯的起源与传承地而言，在安徽花鼓灯传承较好的安徽蚌埠、阜阳、亳州市境内均出土了多座汉墓[4]，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的《建鼓舞》与安徽花鼓灯兰花独舞时在鼓上起舞的动作相类似，1人立鼓上翩翩起舞，2人相对站立击鼓见图1和图2（课题组拍摄于中国花鼓灯第一村传习所）。同时，安徽花鼓灯中的骑马蹲裆式、弓箭步等舞蹈动作也与“汉代百戏图”中的舞蹈动作相一致，其具有的即兴表演、滑稽表演等特点也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百戏”串演的表演形式与特点相一致，且和武术套路中的一些动作相类似。可见，安徽花鼓灯具有与中国汉代民间舞蹈传承的地域一致性。据凤台县志记载，安徽花鼓灯传承繁荣于宋朝[5]。虽然经过朝代更迭，各种舞蹈融合互鉴，但至今安徽花鼓灯依然较好地保留了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诸多特点。
2 身体动作的跨文化双向比较
为了探寻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历史渊源，采用体育人类学身体动作符号比较研究的重要方法——跨文化比较动作分析法，进行动作双向比较论证，阐释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正向为：甄选出安徽花鼓灯的典型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一致性比对;反向为：甄选出武术套路典型动作与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动作进行比对[7-8]。安徽花鼓灯舞蹈中的主要角色可分为鼓架子、兰花、伞把子。表演形式主要为群舞、集体大花场、2人或3人的小花场、上盘鼓、中盘鼓及地盘鼓。笔者通过与传承人一起参与安徽花鼓灯表演，并查阅了《中国民族民间舞集成·安徽卷》中的安徽花鼓灯部分[9]，结合由安徽花鼓灯原生态传承人辨别的安徽花鼓灯中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典型动作，课题组成员对从安徽花鼓灯动作中筛选出的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舞蹈动作进行了编号，最终发现安徽花鼓灯舞蹈中的女性角色——兰花在群舞、大花场与小花场中所包含的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舞蹈动作较少，而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动作主要集中在男性角色——鼓架子与伞把子在群舞、大花场、小花场及盘鼓表演中的组合动作中。
为了从整体性上把握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内容与表现形式，笔者对安徽花鼓灯男性角色——鼓架子在群舞、大花场、小花场与盘鼓中的表演进行了动态研究。为了准确选出安徽花鼓灯中包含的武术套路动作和蕴涵武术文化内涵的动作，使用双机位摄像记录法对冯派原生态传承的安徽花鼓灯经典剧目拍摄了录像，这些剧目包括：花鼓灯群舞《淮河边的鼓架子》，大花场《丰收乐》《淮河人的婚礼》，小花场《抢板凳》《抢手绢》，伞把子群舞《小五伞》。课题组与安徽花鼓灯传承人通过回放以上剧目的录像共初选出30个与武术套路动作类似的动作。为了确保选出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动作具有代表性，又选择了“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的鼓架子群舞”及“颍上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发源地的代表性同类剧目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和动作分析。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具有“花鼓灯3大流派之一”之称。本次参与式观察和动作分析的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剧目包括：鼓架子群舞剧目《瞧这帮鼓架子》、大花场剧目《欢腾的鼓乡》、小花场剧目《抢板凳》《小花场》。在初选出的30个类似武术套路动作的安徽花鼓灯舞蹈动作基础上，从凤台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和颍上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动作中又筛选出与武术套路动作具有共性，出现频率较高，并且具有武术文化内涵与代表性的动作，再次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深入对比。最后，课题组与FKM及冯氏安徽花鼓灯班子核心成员通过头脑风暴法，对安徽花鼓灯动作形态、安徽花鼓灯动作文化内涵与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选出10个具有代表性的安徽花鼓灯动作进行拍照和编号。武术套路筛选动作由曾荣获2017年第29届世界大学生運动会武术项目太极拳冠军，2004—2017年全国各类武术锦标赛单项冠军，武英级运动员KFH进行示范。由KFH对与筛选出的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的典型动作相似的武术套路规范动作进行展示，并采用双机位对其进行录像拍摄。笔者在观看安徽花鼓灯录像与代表性动作照片的基础上，理清了筛选的武术套路动作的名称、所属拳种、所用器械后，与筛选的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规范的典型动作（以下简称“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进行对比分析。
2.1 “舞中寻武”的身体动作跨文化诠释
有“花鼓灯第一村”美誉的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冯嘴子村是原生态安徽花鼓灯的发源地，冯派安徽花鼓灯创始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FGP就出生在此地。其享有“花鼓灯活化石”等称号，冯派安徽花鼓灯可谓是安徽花鼓灯原生态传承的代表。为了选取安徽花鼓灯舞蹈中的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对比，笔者邀请了现安徽花鼓灯艺术团核心成员仅有的3对夫妻共同展示原生态安徽花鼓灯剧目并拍摄录像，同時展开参与式观察，并采用了PRA（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2]。
通过深度访谈得知，第六代冯派安徽花鼓灯传承人FKM生于安徽花鼓灯世家，与冯派安徽花鼓灯核心成员始终秉承安徽花鼓灯融合传承模式与机制，坚持了原生态相沿、动作形态相袭、民俗文化相传、记忆相续的传承方式[10]。无论从安徽花鼓灯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还是传承方式与传承理念，冯派安徽花鼓灯传承人FKM与其核心成员都原生态传承了安徽花鼓灯的特点。这是笔者分析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历史渊源关系具有可信度和科学性的依据。
如图3所示，对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比对，可以从动作形态上明确断定安徽花鼓灯的鼓架子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之间具有一定的趋同性。课题组将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还原于文化生态中，从文化结构的3个方面对二者动作的历史渊源进行比较与分析。
2.1.1 物态文化层：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所用部分器物与部分身体动作形态大同小异
筛选出的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与筛选出的武术套路动作不仅在动作形态上相似，而且在动作名称、服装款式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相似度。在从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筛选出的动作中，有一部分动作的命名是以飞鸟动作的形象化命名。例如：安徽花鼓灯中的“喜鹊登枝”动作与武术套路中的“燕式平衡”动作（如图3（e）所示）。从服装款式与使用器械上来看，二者也大致相似。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服装用料均以中国丝绸为佳，安徽花鼓灯中的鼓架子的服装用色多以黄色、红色为主。虽然武术套路的服装颜色相对多种，但由于武术套路与安徽花鼓灯存在于相同的文化生态中，对服装颜色的文化内涵的诠释上具有较高的认同度。从使用器械上来看，安徽花鼓灯中的女性角色——兰花主要用的器械是手巾、扇子，男性角色主要用的器械是伞;而武术套路使用的器械较多，二者所用器械虽不同，但安徽花鼓灯的男性角色——鼓架子的甩伞动作与武术套路中的转身崩剑动作具有一致性，如图3（d）所示;安徽花鼓灯的甩鞭式动作与武术套路的牧羊鞭的甩鞭动作一致，如图3（b）所示;安徽花鼓灯的抽刀式动作与武术套路中刀术的抽刀式动作具有一致性，如图3（c）所示。
2.1.2 社会文化层：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演练规则、演练礼仪与传承方式如出一辙
社会文化是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规则体系，例如村规民约等[11]。在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和武术产生时，中国处于封建社会，一些节庆仪式成为武舞呈现的载体，并逐渐成为村规民约，具有了舞武融合发展的条件。首先，安徽花鼓灯的“抵灯”与武术的“打擂台”规则趋同，安徽花鼓灯的抵灯与武术打擂台的切磋都是以“点到为止”为规则。其次，安徽花鼓灯的表演礼仪与武术套路的竞赛礼仪也呈现出趋同性。例如，安徽花鼓灯的角色在表演前要行拱手礼。武术套路演练前须行抱拳礼。最后，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传承上也有共性。例如，封建社会时期，“传男不传女”是安徽花鼓灯传承遵守的规则[12]，传承方式主要是师徒传授。武术套路的传承方式与安徽花鼓灯类似，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武术套路也存在“传男不传女”的规则，传承方式也是师徒传承。
2.1.3 精神文化层：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审美观及传承人的社会价值观相差无几
首先，身体动作韵律的呈现是安徽花鼓灯和武术套路审美取向的体现，安徽花鼓灯和武术套路都形成了阴柔之美与阳刚之美统一的审美意趣。安徽花鼓灯中男性角色——鼓架子舞蹈动作的刚猛与女性角色——兰花的舞蹈动作的柔美是对阳刚与柔美的和谐完美展示。武术套路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演练中的虚与实、动与静、快与慢不仅是对身体动作审美意趣的诠释，也是对《易经》中五行、八卦的解读。安徽花鼓灯因地理、历史渊源，受楚、越文化的影响，“倾拧”动作的审美特征在安徽花鼓灯动作和武术套路动作中有比较形象的体现。例如：甩伞、转身崩剑、小懈式、并步对拳（如图3（d）、（f）所示）。安徽花鼓灯的动作要与锣鼓点的轻重缓急协调一致。武术套路演练中的动作也要有韵律。由此可见，武术套路动作与安徽花鼓灯动作的刚柔和谐审美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一些传承人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也体现出了一致性。在中国历史上，一些武术人与花鼓灯艺人在竞赛与救国中都曾体现出了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与舍身救国的爱国情怀。而且曾有一部分习武者加入了安徽花鼓灯的队伍[13]，可以说这些安徽花鼓灯艺人与习武者在精神层面形成了互认，这也体现出了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传承人方面的历史渊源。再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安徽花鼓灯艺人与武术传承人曾一起参加抗日队伍英勇牺牲[14]。综上可见，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在精神层面也存在渊源关系。
2.2 “武中寻舞”的身体动作跨文化诠释
通过“舞中寻武”已经从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中发现了武术套路动作的痕迹，并通过筛选出的安徽花鼓灯中带有武术套路动作形态与文化意蕴的典型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规范动作进行了跨文化比较，正向论证了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的动作的相关性。为了更科学地论证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课题组试图从反向“武中寻舞”揭示中国原生态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之间的关联。即由武英级运动员示范武术套路规范动作组合，根据与武术套路动作形态的相似度与动作蕴含的文化内涵分析辨识出安徽花鼓灯中的趋同动作。从而反向探讨武术套路动作与安徽花鼓灯动作的历史渊源。
武术套路是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华武术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中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和蜕变，研究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与武术套路之间的渊源关系，必须要从明清时期的武术拳种和现代武术来进行分析。为了科学地甄选与采集武术套路动作，课题组进一步对武术套路的本质属性与动作演练形式进行了综合分析。
“武术”一词虽然经历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技击”、汉代的“武艺”、清末民初的“武术”与“国技”、20世纪30年代的“国术”，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回歸“武术”的演变历程，但武术套路的本质属性与“功、套、用”一体化传承模式却一直沿袭至今[15]。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技击。而武术套路的主要演练形式为以功法、拳术、器械为主的单练、对练、集体演练。在充分考虑武术套路的本质属性、演练形式与规范动作的全面性、多元性和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特点的基础上，笔者邀请世界武术冠军KFH对武术功法、基本功、难度动作，以武术套路单练形式的拳术、刀术，对练形式的徒手对练组合进行了规范动作展示，并对其采用双机位摄像。课题组与KFH通过回放录像反复分析武术套路组合中的动作，最终挑选出武术套路传统武术动作中的功力举鼎，少林拳、长拳中的扑步拍地，基本功中的里合腿，基本功中的仰身平衡和腾空飞脚，徒手对练中的前扫腿与侧手翻、正蹬与后翻，刀术动作中的缠头刀、持刀前滚翻，以及鹰爪拳中的晨鹰展翅，共10个具有代表性的武术套路动作（如图4所示）。
安徽花鼓灯传承人FKM根据武术套路组合动作的录像与单个动作的照片，从原生态安徽花鼓灯经典剧目中提炼出与武术套路动作形态与动作轨迹类似的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最终从安徽花鼓灯的鼓架子群舞中选出象形仿生的雄鹰展翅、小花场中鼓架子的狮子大甩衣，盘鼓中为表现难度动作的扫堂旋扑虎、兔子蹬鹰，大、小花场中伞把子为调节气氛引场而做的前滚伞动作、骑马蹲裆式缠头伞岔伞动作，小花场中鼓架子为与兰花的柔美动作形成鲜明对比而表现阳刚之气的霸王举鼎、扑步拍地、里摆帘、二起脚，共10个典型动作与武术套路典型动作进行对比（如图4所示）。
虽然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在劲力与动作幅度上与武术套路典型动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二者的动作形态与动作轨迹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与一致性。例如：武术套路基本功的里合腿与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里摆帘、武术套路徒手对练中的前扫腿与侧手翻与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扫堂旋扑虎、武术套路刀术中的缠头刀动作与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骑马蹲裆式缠头伞岔伞动作，以上动作在动作轨迹上具有一致性，如图4（c）、（f）、（g）所示。从“武中寻舞”的反向对比可见，武术套路典型动作与安徽花鼓灯典型动作的活态融合演变的关联。除此之外，武术套路与安徽花鼓灯在表演程式与某些功能方面也具有相似性。从表演程式来看，武术套路和安徽花鼓灯在进场和退场时都行抱拳礼与拱手礼;从功能上来看，安徽花鼓灯与武术套路都具有民俗性与娱乐性功能。
武术套路动作要体现出刚柔并济的身体律动，安徽花鼓灯中鼓架子的动作要体现出刚劲，并与兰花动作的柔美形成鲜明对比，达到刚柔并济的审美效果，两者在审美取向上具有一致性。从武术套路的仿生动作名称与仿生动作形态来看，武术套路象形拳中鹰爪拳的晨鹰展翅动作与安徽花鼓灯鼓架子群舞中的雄鹰展翅动作从动作名称到动作仿生都惟妙惟肖地体现了雄鹰的飞翔动作，如图4（j）所示。
3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与武术套路身体动作融合的利弊辨析及启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动作形态而言，还是从动作蕴含的意蕴而言，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都存在着互鉴的历史渊源。从历史学与文化学角度来看，二者的身体动作融合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厘清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与武术套路在身体动作方面的历史渊源，对当代武术套路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在身体动作方面的深度互鉴具有理论价值。
3.1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之利
古代“武舞”的形成使武术的技击功能转向了祭祀与娱乐，一方面使武术进入了社会生活，并具有了更多的功能;另一方面，在古代军事操练及作战前，以“武舞”来鼓舞战士的士气。在当代的武术套路中，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艺术化吸收，能增强武术套路动作的视觉美感，在武术套路动作中融入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中具有艺术性的优雅动作，能够使武术套路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而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对武术套路动作与竞技形式的借鉴，可在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中增加审美元素与文化元素，可使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形式多样化。
3.2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之弊
当代武术套路动作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艺术化吸收会弱化武术套路的技击性与文化独立性。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对武术套路动作的借鉴，一方面会影响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点线面一体的流畅性，另一方面对武术套路难度技击动作的吸收，会淡化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性。
3.3 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融合的启示
在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辨析武术套路动作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融合的利弊具有理论价值。武术套路动作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融合要在坚持各自本质属性的前提下进行动作的互鉴与创新。无论是竞技武术套路还是传统武术，应在武术套路的攻防技击本质属性基础上，借鉴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表现形式，使武术套路动作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当代武术套路的发展要回归拳理评判模式，避免武术套路动作过度舞蹈化。而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对武术套路动作的艺术化融合与借鉴，要能充分体现武术套路动作的技击性与文化内涵，技击性的借鉴要在保留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原生态舞蹈动作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根据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中的角色与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动作融合。中国汉族民间舞蹈文化内涵的体现要根据中国汉族民间舞蹈的艺术特点与武术套路动作蕴含的文化内涵，创设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剧目主题，以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融合诠释中国故事。
4 结束语
笔者认为，对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的溯源研究是一个具有理论价值的课题。本文分析的中国汉族民间舞蹈代表性舞蹈——安徽花鼓灯中的典型动作的名称、动作形态、动作轨迹和审美取向与武术套路动作存在趨同性，武术套路演练礼仪、规则与传承模式与安徽花鼓灯相似。笔者认为，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存在历史渊源，两者存在“舞中有武”“武中存舞”的动作互鉴融合。本文对我国一些学者提出的“武舞同源”观点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佐证。对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历史渊源的深入分析，有助于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与武术套路动作层面理清二者动作融合的历史源头，辨明二者动作融合的利弊，实现二者动作互鉴与融合的扬长避短。在保留武术套路动作的技击属性与中国汉族民间舞蹈动作的艺术性前提下，根据不同的目的，对二者的技术动作进行适度的传承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
参考文献：
[1] 李松. 中国民族民间艺术资源总目舞蹈卷[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1-65.
[2] 胡小明. 原生态身体文化的田野调查[J]. 体育学刊，2015，22（3）：1.
[3] 和春云，胡小明，葛锦润，等. 原始宗教仪式舞蹈与武术套路形成的双向实证研究[J]. 体育科学，2014，34（11）：36.
[4] 李湘. 安徽地区汉代墓葬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0.
[5]孟凡翠. 安徽花鼓灯的生命情调与情感表达[J]. 大舞台，2011（6）：156.
[6] 王克芬. 中国舞蹈发展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22.
[7] 赵国炳，谭广鑫，向有明，等. 体育人类学的身体动作分析法[J]. 体育科学，2014，34（12）：8.
[8] 胡小明，张洁，王广进，等. 开拓体育文化研究的新领域：以探索身体运动对原始文化形成的作用为例[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36（2）：1.
[9] 吴晓邦.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安徽卷[M]. 北京：中国ISBN中心出版，1995：45-317.
[10] 谢克林. 从花鼓灯的保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体系的构建[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4）：57.
[11] 郑媛之，苗雨，闫晨. 影视人类学视域下的贵州苗族文化保护研究[J]. 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9，26（3）：11.
[12] 陈俊，许振波. 花鼓灯当代民俗型传承的田野调查与思考[J].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0（2）：83.
[13] 冯国佩，刘明龙. 花鼓生涯五十春[M]. 蚌埠： 蚌埠市文化局，1985： 1-10.
[14] 高锋，耿兴敏. 国家非遗花鼓灯中武术演进历程及当代启示[J].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8，34（5）：93.
[15] 王岗. 中国武术文化要义[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5.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范文第2篇
人性的矛盾本源破坏着人类所存在的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 法律肩负起来的责任和意义重大。人性的冲突作为法律起源的重要基础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人性和法律起源结合的基本内容
法律的产生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有机形成的, 它涉及的是一个法学理论问题。但是由于选定的不同视角来研究和分析法律的起源所得出的结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研究和探索。本文主要以人性冲突为主要视角去研究法律起源的人性分析, 一方面研究人性与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 另一方面, 根据所得到的启示去判断法治社会的未来发展如何[1]。
自古以来, 为了进一步避免人性上的冲突就要采用一种规范化的行为内容去调整社会行为, 这样才能让人类慢慢进入井然有序的正常生活中。人类的生活是离不开法律的存在。从人性的角度来分析, 法律就是人的根本需要物, 在人性和法律的联系中, 我们不难看出人是法的主体, 法是人的客体, 法律可以满足人们在发展中的直接需要[2]。
三、人性的概念和组成
人性是由“人”和“性”两部分组成的词汇, “性”指的是前面“人”所带有的属性, 所以人性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人的基本属性。人性是人天生固有的属性, 它包括基本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般都是通过心理、生理和社会需求的一种重要表现。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分割。人是从自然界派生出来的特殊群体, 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人类社会。人的社会属性指的是人类受到政治关系、伦理关系、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等内容上的制约的属性。人类的社会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受历史影响时刻变化着的内容。
四、人性冲突让法律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品
( 一)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社会关系有序性和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自然属性是社会属性的基础, 人类的社会生活往往受限于自然需求, 社会关系是由人的需求而不断变化的内容。同时社会属性也制约自然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需要通过社会属性得以表达。有时候人的自然属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属性的发展。人的自然属性往往体现着人的需求, 而人的社会属性则进一步规范着人的这种需求必须以规定的限度和方式去实现, 但是人的自然需求常常会超过社会属性的要求, 于是这种矛盾便一点点激化而成。法律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间的冲突, 它同时也是在规范着人身上的各种属性关系, 法律对于人性冲突的调控往往是人的内在需求所决定的。
( 二) 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的冲突
这两种属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人的精神属性一般包括追求自由性、求知性、自觉性等等, 这些都是人的精神属性所要求的。人的精神属性一旦产生就有自己的独立性。社会的稳定对于人的精神属性有着极大的影响。人的社会属性往往制约着人的精神属性, 而人的精神属性中的自觉和自由等追求的趋向又在制约着社会属性的范畴内容。
( 三) 精神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的冲突
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人的精神属性中的求知性和自由性等等内容一般会超越自然属性逐步引导人性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但是人的精神属性往往会受到自然属性的严重制约。法律在关注自然属性实现的同时也为精神属性做了一定的物质铺垫[3]。
五、人性在社会中的冲突
( 一) 个体在社会属性方面的冲突
人性的冲突在不同人身上的体现往往存在着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人的社会属性一般都是人的共性特征, 但是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和一些所经历的事物所造成的影响的不同就会产生一定的差异性, 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事风格也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之处。这些社会关系中往往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人的社会属性所表现的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阶级利益方面, 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就会促使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进一步激化。
( 二) 社会与个性间的冲突
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冲突指的就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形式的总值。社会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 它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在社会丰富的内容下个体才有发挥自身优势和价值的意义, 社会对于人的个体有重要的影响, 但是这种个体的利益往往也会与群体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对立关系, 只不过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4]。
六、结束语
人性的冲突和法律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联系。有效地规范人性的具体内容是法律的重要职责之一, 我们不能忽视违背人性的法律所存在, 同时也不能放任没有法律制约的社会所存在。
摘要：法律的起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研究。本文将以人性冲突作为视角去分析和研究法律起源方面的人性分析内容。
关键词：法律起源,人性分析,人性冲突
参考文献
[1] 伍小珊.中国传统视觉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中国包装工业, 2014, 22:44+46.
[2] 付印平.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元素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探讨[J].艺术科技, 2015, 07:210.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范文第3篇
2004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推出了旨在增加农民收入的“1号文件”。接着，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改府工作报告中做出承诺：“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以上，五年内取消农业税。”
那么，各地的执行情况如何？现以在安徽省宣城市和黄山市的部分区、镇进行的调研做一个分析。
为贯彻中央关于减免农业税的精神，安徽省决定，2004年在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的基础上，将农业税率再下降2个百分点，使农民的农业税负担降到5%以内。这样，安徽省的农业税及附加税率将由2003年的8.4%下调3.4个百分点。这一决定已通过省政府给全省农民的一封公开信向全省农民公布，地处皖南的宣城市和黄山市的区、镇政府对此的反应大致反映了执行这项决定所遇到的问题。
一、以农业税为主要财政收入的乡镇政府难以运转
宣城市的宣州区是农业大区，区农业税收入约占区财政收入的30%。据测算，下调农业税3.4个百分点，全区农业税附加预计减少840万，农业税预计减少1200万，共计减少收入2040万。中央或省能否有转移支付，是区、镇财政比较关心的问题，否则乡镇政府将无法运转。
在宣州区水阳镇，2003年预算内财政收入1200万，共中农业税840万。该镇2000年开始税费改革试点，到2003年，每年都得到了上级的转移支付，才维持了改府的运转。镇财政所长估计，按照省政府降低农业税的政策，2004年将减少300万的农业税收入，130万的农业税附加收入，如果没有转移支付，那么乡镇政府将无法运转，干部和五保户吃饭都将发生困难。
二、农业税的征收难度加大
那么，即使降低了农业税税率，剩下的农业税能够顺利地征上来吗？
宣州区乡镇干部们的反映是：征收将更难了。水阳镇在2000年的税费改革后，农民1亩田减少税费负担30元，而原来1亩田要负担80元税费。即使这样，2002和2003年农民还是欠农业税几十万元。镇财政所长估计，今年会出现农民原来欠的税不交，而且今年的税也征收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呢？
2004年初，中央政府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省政府也以公开信的形式通知今年就下调农业税3.4个百分点，北京、黑龙江、吉林已宣布取消农业税，广东、浙江的一些地区也取消了农业税，在安徽，合肥市、芜湖市也已决定取消农业税，这一系列强烈的信号使农户有了这样的想法：农业税早晚要取消，为什么这里还要交？这就给农业税征收工作带来难度。
此外，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几年来，出台了一些税费减免政策，也促使农户缓交、拖交农业税。一般情况下，上一年的农业税及附加的尾欠要在本年交清，再交本年的税费。2003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发文，2000年税费改革前的农业税及统筹提留尾欠缓交。2004年省政府发文，全面取消农业税附加； 2000年税费改革后的农业税附加尾欠一律豁免，不得追缴。这样，取消农业税费及附加尾欠，让欠交税款的农户占了便宜，已交的农户吃了亏，心理不平衡。
据省里的同志反映，有的农户要求政府退还已交的税款，使各地的县委书记们很头疼。
三、征收农业税的成本高——征不如不征
逐年减免农业税，宣城市的乡镇干部门反映的是，农业税收入减了，但税收成本并不可能减。
在黄山市屯溪区干部们又反映，征收农业税的成本高，还不如不征。屯溪区的黎阳镇近年来工商税收增长快，一年的农业税只有31万，只占财政收入的5%，农业税占财政收入比重虽小，但每次征收农业税，要发通知书、召开会议、每个村要支付1到2个协税员工资、而且要支付完成任务奖励款，征收成本占全部税款的40%至50%——成本太高，干部们的想法是农业税既难征，征收成本又高，还不如不征了。
所以黎阳镇主动向屯溪区建议，今年农业税就不要征了。屯溪区财政部门测算全区农业税有200万，只占区财政收入的3%， 2004年降低农业税，预计减少收入50万，对全区的收入和支出影响不大，所以准备今年全部免掉农业税。
从以上的情况看，5年内减免农业税的时间表必须提前，取消农业税是挡不住的，因此，建议一次性取消农业税，使基层政府和农民得到解脱，但要把中央政府良好的愿望变为农民得到实惠的现实，关键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加大对区县、乡镇两级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区县的乡镇财政缺口要足额补助，同时对乡镇的债务要抓紧清理，应属政府承担的债务，要制定化解计划，通过上级改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基层政府财政的发展逐步化解；其次，规范农业税减免政策。这不仅关系到中央减免农业税政策能否顺利实施，还影响着全社会信用的建设，尤其关系到政府的执政水平。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传统财务分析体系的缺陷使其在新时代管理背景下面临诸多挑战，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全面有效的评价随之成为研究的热点。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能够综合多种方法，对企业绩效形成系统的评价。选择天康生物有限公司作为案例，在实践中运用该模型对公司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分析。
关键词：价值链；财务分析；综合模型
伴随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公司变革的加速，如何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价值创造已经成为当代企业管理的主题。作为组织管理的核心，财务绩效评价便成为管理活动的重点。然而，传统财务分析由于自身局限，不能对企业运营形成全面的评估，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价值链理论作为一种现代管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财务管理、绩效评价等多个领域。将价值链理论应用于企业的财务绩效评价之中，可以形成一个系统的财务评价体系，弥补传统财务分析的不足，并且在价值链中寻求企业的核心能力，从而对组织战略制定与实施提供指导。
一、价值链理论及其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Value Chain）最早由Michael E.Porter在《竞争优势》中提出。波特认为，企业的生产活动分为两大类别，它们分别是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生产活动，反映了企业的经营内容，主要包括内部后勤、生产经营、外部后勤、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而辅助活动则主要用于为开展基本活动提供支持，可以将其归纳为：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开发和采购管理。企业的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相互关联，共同形成企业的价值链，在动态过程中实现企业的利润增长和价值创造。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的优越性
为了能够更明确地凸显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特点，我们将其与传统的财务分析体系进行对比。
传统财务分析中主要存在着分析方法和财务报告方面的局限性：
其一，反映静态财务状况。传统财务分析通过采用指标、数值计算来研究企业的财务状况，如通过目标公司五年来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等指标的计算和对比来探讨企业的偿债能力。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反映出企业财务状况的变化，但只是对历史成本计量下的数据进行静态的数量化比较，不能揭示其变动的本质，并对未来的趋势做出较为准确的预测。这一缺点在电子商务行业中尤其明显，各种主题的电商促销活动会使企业存货总额短期内迅速增长，必然会导致存货周转率的下降，然而它却并不能反映企业整体的财务情况以及未来的趋势。
其二，过度关注数据结果。传统财务分析体系，以股东价值或者企业价值为核心，结合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以及发展能力等模块的内容对企业的财务绩效进行评价。然而，以数值为依据的报告只能总结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务成果，并不能系统地探究企业采取何种方式、经历何种过程获取竞争优势，创造价值。这些问题是新形势下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优化市场结构的关键。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的财务分析只满足了外部利益者的要求，而不能对企业的目标规划、战略决策做出指导。
其三，扭曲报表信息质量。传统财务分析主要依据三大报表以及其他附注，但是从证监会历年披露的调查报告发现，市场上仍有许多上市公司存在粉饰报表、财务舞弊等行为，使报表数据的真实性、全面性大打折扣。其次，不同阶段下报表中数据所采用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得分析结果缺乏可比性，如新会计准则下不同公司对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采用。此外，报表中的数据对于市场通胀情况的忽略也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受到质疑。
其四，忽视其他影响因素。财务报表中所反映的项目多是财务指标，然而企业的发展还会收到许多非财务因素的影响。从外部的国家政策、行业竞争到内部的组织结构、流程管理、人力资源都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相比之下，基于价值链理论的财务分析通过一系列方法的组合，完善了传统财务分析中的不足，具备以下几点优势：
第一，聚焦价值创造。不同于传统财务分析关注收入、成本，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价值创造”为导向，分离企业价值链上的业务活动，将成本分配到每一项独立的活动之中，从而区分出增值作业活动和非增值作业活动，进一步发现企业价值创造源或存在的问题，指导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
第二，定位全面绩效。价值链下的财务分析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它不仅对财务指标进行考核，而且关注对企业成长产生影响的非财务指标。通过组合企业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BSC）模型，将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分层，逐一分析企业的研发能力、内部管理等传统财务报表无法量化的非财务因素，提高了企业财务分析的全面性、系统性。
第三，提升信息质量。当前的财务分析以一定的外部数据作为基础通过财务报表向外部披露企业财务状况，因此在股东利益和吸引外部投资者的动机下，往往会产生粉饰报表的倾向。然而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以“顾客价值”为核心，将企业内部的活动作为研究起点，依据战略目标对企业内部流程和未来规划进行修订，因此从源头上减少了编撰数据等行为的发生，提升了财务分析的信息质量。
第四，统筹多种方法。传统财务分析下依据会计科目进行企业财务的核算，价值链下的财务体系则以价值链活动归集各种收入与支出，在这一过程中，结合杜邦分析法、EVA模型、平衡记分卡（BSC）、价值链理论等方法，形成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体系。
二、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
（一）分析模型的构成
1.杜邦分析法。杜邦分析法作为一种经典体系，目前仍被广泛使用。杜邦分析体系通过ROE反映公司的财务能力以及资本结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部分公司利用财务杠杆操纵ROE的变化，从而导致ROE的可信度下降，不能准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其次，杜邦体系也不能对非财务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因此难以对企业财务成果形成全面的评价。
2.EVA模型。EVA模型则是在杜邦体系基础上的延伸，它通过EVA=NOPAT-WACC*TC这一计算体系将经济附加值（即超出投资资本的收益）作为评价指标，实现了企业财务分析和价值创造的结合，从而比ROE指标更能反映企业价值创造，但是在核算的过程中，对于权益资本的选择存在较大的主观差异性。
3.平衡计分卡（BSC）。Kaplan与Norton于1992年提出平衡记分卡（BSC）的概念，将企业的绩效评价体系划分为财务、客户、内部运营、学习与成长四个维度。平衡计分卡成功地涵盖企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将战略目标落实到具体的业务单元中，通过明确的指标对非财务因素进行量化考核，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的缺陷。
（二）分析模型的特点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模型首先实现了杜邦分析法与EVA模型的结合，通过比较指标变动，分析其对EVA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创造价值的财务活动。其次，它还实现了价值链和平衡计分卡的匹配（C-B Fit），将价值链活动与BSC的四个维度融合。在这种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评价模型下，通过结合价值链、平衡计分卡和杜邦分析，揭示使EVA发生变动的关键因素，从而在战略角度上指导公司的业务评价和内部活动，实现财务绩效评价和价值创造的统一。
三、案例分析
（一）目标公司简述
新疆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康生物）成立于1993年，2006年底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历经二十年倾心打造，成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天康生物从传统的农业企业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多元化经营的公司。在转变升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生物制药、饲料、蛋白油脂和食品养殖这四大板块为主的业务格局。新形势下，公司不断成立新的生产基地，同时与企业价值链上下游的供应商进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天康连锁及专卖店（柜），以及油脂与植物蛋白生产线的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
（二）价值链财务分析
通过报表数据（见下页表）对天康生物的主营业务进行分析，发现公司的收入主要来源于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疫苗两大方面，其他业务占据的比例较小。
依据价值链财务分析模型对天康生物饲料加工销售和兽用生物药品两大主要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如下页图2所示）。将企业的流程归为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四大价值链活动，对每一价值链活动进行“过滤”，从而进行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综合评价，找出促使EVA增加的关键因素，确定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1.兽用疫苗开发业务。天康生物的兽用生物制品业务坚持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的发展道路，不断开发科技含量高、免疫效果好的新产品，积极开拓非强制免疫动物疫苗产品市场，使兽用生物制品业务进入全国三强。
在公司披露的2014年财务报表中，营业收入达到40亿元，其中疫苗收入的增长是公司业绩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2014年度天康生物的动物疫苗市场销售额为13.2 亿头份（毫升），较去年实现16.1%的增长，而销售收入的增幅则更加可观，同比增长36.6%，实现了7.4 亿人民币的销售收入。
2015年，兽药制品业务依然是企业利润的核心来源，在原有基础上增长至75.02%。同时，在市场竞争力开发方面，天康生物不断注册申报新的兽药品种，加大疫苗储备力度，如禽流重组感病毒等疫苗均将陆续上市。此外，公司还不断进行研发和临床试验活动，包括CJ株、口蹄疫O型等疫苗。
2.饲料加工销售业务。在市场格局方面，天康生物的饲料业务主要以三大区域市场为主：西北、中原和东北三个龙头市场，同时积极加大周边市场扩张范围，逐步覆盖至全国各个地区。在销售份额上，饲料产销量达到100万吨。随着发展进程的加快，逐步进入全国大型饲料企业行列。
2014年公司饲料业务保持了5.8%的收入增速。在“实证+示范农场”营销方式变革下，大大减轻了养殖业亏损对饲料业务产生的不利影响。2015年，天康生物在合并天康畜牧科技之后，饲料产品定位逐渐走向高端，利用畜牧、养殖形成饲料的全产业链格局。
（三）分析结论
对天康生物的业务板块进行分析后，发现企业的关键业务为疫苗开发，它所创造的价值远远高于其他业务活动。在综合模型分析下，疫苗研发业务主要存在四大方面的优势：
1.技术优势。天康生物通过技术研发与创新（如：悬浮培养工艺改造），不断突破产能瓶颈，有效地提高了产品的收益率和市场占有率，使得公司在不断丰富疫苗市场产品的同时，增强了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优势也是天康生物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2.市场优势。天康生物不断地丰富产品，市场苗、动物苗、政府苗，同时还成立子公司不断开辟新的市场。此外，天康生物的技术创新还迎合了未来中国动物疫苗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公司市场苗产品有望迎来加速发展。
3.人才优势。在人力资源方面，天康生物有着优质的疫苗产品梯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同时，从外部市场中招募年轻、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为企业的创业创新输入新鲜“血液”。
4.价值增值。通过对公司历年的财务成果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处于公司的变革期还是稳定发展期，生物疫苗业务均是公司价值增值的主要增长点，且价值创造的比例超过57.1%，是天康生物成为高新技术农业龙头的关键。
综合以上的分析，天康生物在未来发展战略的制定上应当以“技术研发与创新”为核心，形成畜牧—饲料—养殖—疫苗为主导的价值链。在这样的价值链下，养殖和畜牧促进疫苗的需求，同时，饲料和养殖作为疫苗开发的载体，把握整个市场变革的机遇，率先开拓动物疫苗市场竞争的蓝海，实现公司价值增值的目标和疫苗市场的繁荣。
四、结语
价值链理论下的财务分析弥补了传统财务分析存在的局限性，它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结合了价值链理论、杜邦分析法、平衡计分卡和EVA模型，不仅通过财务指标对企业绩效进行评价，而且还关注非财务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从而提升了财务分析的全面性和综合性，能够为管理层开展企业管理活动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建议。
参考文献：
[1] 刘芳.传统财务指标分析的局限性与改进建议[J].中国商论，2015，（25）：13-17.
[2] 刘楠.EVA业绩评价体系与传统财务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15）：68-69.
[3] 马春华.基于扩展杜邦分析法的我国中小企业盈利模式优化路径分析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0）：85-88.
[4] 黄玉玺，高磊.天康集团经营对国有农业企业发展的启示[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14，（2）：29-45.
[5] 钱爱民.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的财务状况质量评价体系的理论架构[J].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1，（7）：20-22.
[责任编辑 吴明宇]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理念，导致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出现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就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农业保险作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效分散现代农业发展风险的重要工具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手段，就要积极进行与乡村振兴战略相适应的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积极开发适应乡村振兴的保险品种，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保险；运行模式；改革路径
農业是人类社会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关乎着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基本命脉。我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理念，导致中国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弱项出现在农村。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根据十九大报告的要求，要破解“三农”难题，增强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农业保险作为保障“三农”的主要金融支撑手段之一，也就必须围绕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相应的改革，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增加保险品种、提高风险保障水平，积极开发适应乡村振兴的保险品种，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格局之中，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融合。
1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改革搭建了平台
乡村振兴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总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区域差异性较大，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导致贫困和脱贫后返贫现象比较突出，这就需要借助保险业来补齐这个短板。农业保险作为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政策体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乡村振兴战略为农业保险搭建了运行体系改革的平台。农业保险作为金融市场和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充分发挥其在助推脫贫攻坚上的体制机制优势，全面融入全党全社会合力推进脱贫攻坚大格局之中，构建与脱贫攻坚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体系，实现保险机制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农业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有效工具。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探索‘订单农业+保险+期货（权）’试点。”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为农业保险事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改革发展空间，制定了优惠的扶持政策，搭建了农业保险改革发展的平台。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农业保险应在乡村振兴这个平台上积极发挥其规避农业非系统性风险的功能，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赢脱贫攻坚战、顺利实施农业供给侧改革、推动农业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灾害保险保障和财力支持。
2 现行农业保险体系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的差距
近年来，农业保险在“三农”产业扶持政策体系内积极应对，探索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产业发展的高风险性，使农业保险作为农业生产避险的重要工具，在农业风险管理中受重视程度、保险规模和保险种类与乡村振兴战略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离。一是农业灾害保险宣传不到位，农村居民投保意愿不强烈。农民参加农业保险的动力“主要不是为了规避风险，而是为了参加农业保险可以得到政府可观的补贴所产生的预期收益。”农业保险对参保农户的识别不够精确，投入保险的资金少，最终导致农业保险的赔款支出对政府的财政补贴依赖较高，致使农业保险在很多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发展面临困境。二是保险主体供给不足，惠农扶贫积极性不高。农业保险的覆盖面主要在广大农村，导致农业保险的承保、理赔服务和保险人员的入村、入户的服务成本大大增加，很多保险机构不愿从事农业保险业务。农户对保险险种和保费价格没有话语权，使农业保险存在着道德风险和经济风险隐患。三是农业保险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的运行不精准、不规范。四是我国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暂时没有健全精准瞄准与识别机制，保险机构参与农业扶贫保险的主动性不够，政策体系协调配合不足，农业保险的扶贫惠农政策不能全面实施。第三是农业保险扶助“三农”项目不足。目前，我国农业保险扶持“三农”灾害保障项目供给明显的缺位，造成农业保险扶贫项目安排不精准，缺少“造血功能”。第四是农业保险服务乡村振兴目标不明确。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缺少完善的农业保险设施，欠缺专业、精准的农业保险扶贫服务，导致扶贫保险难以精准识别贫困农户。第五是农业保险对“三农”灾害保障绩效不显著，农业保险助农绩效亟待提高。五是农业保险扶持乡村振兴缺乏规范的运作体制机制。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的制度依据是《农业保险条例》（2013），但在这个法规中对政府在农业保险市场活动中的权力边界的界定不明确，农业保险分散农业产业系统性风险机制缺失。六是农业保险队伍综合服务素质不高。农业保险直接与农户对接的保险人员基本都是临时招聘的保险业务员，只考虑保险业绩，很少考虑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对险种宣传带有一种商业推销气息，致使贫困农户非常反感。
3 乡村振兴是农业保险改革的目标追求
农业保险作为民生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金融手段，要构建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实现保险体制机制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
3.1 發挥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优势功能
农业保险在机制上能与“三农”直接对接，所以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上具有其它扶贫手段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农业保险要有效对接乡村振兴多样化的政策举措，制定适合农村复杂多样的灾害保障举措。二是农业保险资金要提高为乡村振兴的扶持效益。要充分运用保险费与保险金额之间的杠杆作用，搭建起农业保险帮助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及疫病的保护伞，确保保险资金有效使用，保证有限的保险资金做到精准到户，精准补偿，精准赔付。
3.2 构建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作为与“三农”直接对接的保险种类，参与乡村振兴具有其他保险种类所不具备的优势，这就需要农业保险精准对接“三农”的避险需求，构建起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保障体系。一是建立战略性粮食作物的“基本+补充”农业保险模式。要将农业保险功能目标由风险保障拓展至基本生活和福利保障，提供“保基本、保生计”的普惠性农业保险，实现“应保尽保、保障适度、全额补贴”的保险目标。二是开发与农业产业相配套的农业保险模式。对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农业保险要认真梳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点和风险点，积极主动的开发出与农村特色农业产业项目相配套的富有特色农业的保险保障模式，为“三农”搭建起抵御自然灾害的保护伞。三是建立信用增进农业保险模式。针对农村“贷款难”问题，探索开展农户贷款促进类农业保险产品，构建“保险+担保+信贷”的综合信贷风险管控体系，探索将农业保险、意外保险、信用保证保险等农险产品切入贫困农户信贷抵押担保体系。四是建立农业产业链综合保险服务模式。要深入分析农业产业链中的困难点和风险点，认真了农业生产需求，拓展农业保险服务保障范围，构建农业保险为农业产业链服务的综合体系。
3.3 推进与乡村振兴目标相适应的农业保险改革
农业保险要根据农业供给侧改革、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的新要求，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农业保险体制机制改革。一是创新农业保险宣传机制和力度，提升农业保险的精准度。把加强农业保险的宣传作为常态工作，活化宣传形式，创新宣传载体，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业保险的精准度。二是要切实强化农业保险助力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担当。农业保险机构要强化主体责任和担当意识，将保险资源向“三农”倾斜，要从基层机构建设抓起，肩负起产品设计和全面保险服务的重任，加大保险人才培养和保险技术开发的力度。三是建立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信息平台管理机制，实现政府层面、农业保险机构、农村农民三个层面的立体信息交流共享机制，达到“共搭平台、共享资源”、“广渠道、多门路”式农业保险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工作机制。四是农业保险机构要加快农业保险助力乡村振兴特色险种的深度改革，提高农业保险助力精准扶贫的精准度和覆盖率。农业保险机构要配合农业保险惠农扶贫计划落实精准度的要求，为特色农业量身打造更多的相关农险产品，加强“提量增值”和“量体裁衣”的精准度。五是创新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农业保险保障措施的精准性。要加强农业保险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业保险基层服务能力，做好巨灾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提高农业保险的绩效水平。
综上所述，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成效显著，扭转了传统的灾害保障理念，改变了农村农业产业结构，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收入。但我们也看到农业保险在乡村振兴工作中的困境和问题，我们认为农业保险要做好助力乡村振兴工作，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就必须进行改革，要树立“农业保险+乡村振兴”工作理念，加快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工作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担当，要与政府机构通力合作，放开手脚，加快农业保险参与乡村振兴的改革进程，加快农业保险资金的风险控制体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支撑保障体系、农业保险保障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农业保险惠农服务领域的巨大作用的凸显，农业保险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过程中一定会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7〕1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王海娟.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交易成本困境及其优化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8-14.
农业起源分析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金融抑制是影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结合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和金融供给的现状,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增加农村金融供给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金融体系; 金融供给
[[
About the Rural Financial Supply in China
Lin Hongcheng
(Hunan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 Trade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015)
Key word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supply
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客观上要求农村金融体系给予有效的支撑,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业科技的进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①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所固有的缺陷,抑制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金融的有效供给。优化农村金融的宏观环境,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迫在眉睫。
一、现行农村金融供给概述
农村金融体系,是决定农村金融供给的关键。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由国有商业银行、农村合作组织、政策性金融机构、邮政储蓄、农业保险机构、民间金融等共同构成。从这些金融供给主体来看,呈现出以下特征。(1)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供给中的作用趋于弱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包括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根据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开始收缩、撤并县级及县级以下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单一化的特征越来越突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趋势越来越显著。(2)农村合作金融供给无法满足农民增收的需要。在金额和期限上,合作金融所提供的小额信贷无法满足种养大户大额、长期的资金需求,无法有效地服务于农业龙头企业;在服务功能上,农村合作金融所提供的单一存贷服务,无法满足投资理财等综合性的金融服务需求;在服务能力上,由于专业金融人才的缺乏,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和能力亟待改进。②(3)政策性金融支农范围狭窄。服务农村的政策性银行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支农作用实际上仅限于粮、棉、油的收购,国家开发银行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也没有完全展开。(4)邮政储蓄对农村资金抽血。邮政储蓄网点遍布城乡,只存不贷,成为农村经济的“抽血机”,而其“输血”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5)农业保险业务萎缩。农户资金盈余有限,保险意识不强,在农村保费收入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农业保险的险种也不断减少,金融机构无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风险分担服务机制。③(6)民间金融缺失。目前的民间金融形式多样,包括民间借贷、私人钱庄、农村扶贫社等,但普遍规模偏小、实力有限,抗风险能力差。④
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了我国农村金融供给的特征:农村金融供给不足。2007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地区存、贷款分别占全国的28.2%、19.6%。而城市存、贷款分别占全国的71.8%、80.4%。商业银行的大部分机构集中在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的问题尤其突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自由流动,必然是流向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的领域,由于我国东、中、西部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在经济基础上的差距,投资回报率差别显著,信贷资金的逐利性,决定了资金资源倾向于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城市,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对金融资源的诱导能力不强,来源于农村的存款,源源不断地被转移到城市,农村金融供求缺口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由于金融机构位于农村的营业网点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些网点被纷纷撤离,造成农村金融服务明显不足。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尤其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资金需求锐增:农业科技研发、农业科技推广、农业机械化的普遍实施,农业企业化建设,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村社保体系的构建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有专家预言,实现我国农业的全面工业化目标,大约需要100万亿左右的资金投入,而2008年我国农业国内生产总值约合12万亿元,如果按20%左右进行投资,在不考虑GDP增长的情况下,需要40多年才能满足全面工业化的资金需求。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民手中有限的资金,用于维持简单再生产尚有困难,用于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的资金更加有限。可见,农业金融供给不足,是约束我国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和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根本因素。
二、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的突出问题
我国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金融制度方面的问题。在过去“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援城市”战略思路的指导下,我国金融体系(包括农村金融体系)主要服务于城市工业化,金融机构所吸收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以后,金融机构考虑到涉农贷款的高风险性,以及农业贷款管理的复杂性,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转移到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工业领域,致使农村资金总体表现为供不应求,农村金融有效供给不足。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村金融需求总量不断增加、结构日趋复杂,尽管政府倾向于支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金融扶持政策,但受传统金融制度的约束,农村金融供给并没有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在一些地区甚至呈萎缩趋势,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来分析,农村金融供给都是不完善的,农村资金的“非农化”倾向的结果必然是“劫贫济富”。⑤因此,改革传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商业性金融制度、保险制度、民间金融制度等,刻不容缓。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方面的问题。首先是贷款抵押问题。由于农户资金实力有限,能够提供的抵押品(如房产、企业设施等)不多,且估价不高,难以成为银行有效的抵押品。其次是农业信贷的高风险性问题。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金融机构很难完全掌握农业活动中的各种风险(包括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等)。如果银行付出巨大的信息搜索成本,相对于农户单笔贷款本金额度较低而言,贷款成本将会高到无法直接用利率提高的方法去弥补风险的溢价,形成了对农业信贷发展的抑制。再次是非生产性借贷问题。在小额的农户借贷中,相当一部分被农户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如疾病、婚丧嫁娶等),这与正规金融机构信贷的生产性用途是相悖的,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客观上要求民间金融的存在。总之,由于农村金融机构及其制度安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意义主要是揽储,而不是放贷,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由此产生。
三是政府金融扶持政策方面的问题。为了支持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政府于1994年组建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其中的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出发点在于支持广大农村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性银行的组建,在成立初期,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信贷规模的迅速增长,但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增长速度并没有长期持续下去。随着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调整,目前的业务仅剩下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收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粮食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的支农作用也十分有限。
三、基本结论及对策建议
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改革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结合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及其金融供给的特征来进行。具体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要改革和完善农村商业性金融。商业性金融以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以及在农村信用社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农业商业银行为主。改革和完善农村商业性金融体系,关键是要强化商业性金融在支农中的作用,推动涉农信贷业务的发展。具体来讲,首先,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造农业银行,以改造后的农业银行为主体,通过并购重组等措施,整合商业性金融机构农村分支机构的布局;其次,要明确商业性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服务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再次,要在加大政策和法律引导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的支农作用,推动农村金融供给和农村金融机构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性金融。农村合作性金融的主体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以及农村小额信贷互助组织,作为社区性金融供给主体,农村合作性金融组织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村中小企业,以及数量众多的农户家庭。改革和完善农村合作性金融体系,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功能强大的、机构布局合理的组织体系。⑥具体的措施包括:立足农村和农业现状,在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的基础上,改造现有的农村信用社,恢复和强化农村信用社的合作制特征;全面推行小额信贷制度,积极调整农村信贷结构,强化农村信贷的风险管理,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支农功能。
三是要改革和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作为服务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是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必要补充。农村政策性金融目前的主要功能定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种养产业,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领域的金融服务。改革和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首先,要拓展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明确国家开发银行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定位,充分发挥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次,要制定农村金融扶持的稳定政策和长效机制,加大对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财政支持力度,转变按机构划定业务的发展模式,建立按机构划定业务及业务招投标并存的发展模式;再次,要积极探索建立地域性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促进银行,以推动农村区域经济和农村产业化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要改革和完善农村邮政储蓄系统。邮政储蓄是我国营业网点最广的金融机构之一,其目标是致力于组建资本金充足、内部控制严密、运营管理安全的现代金融机构,主要服务对象包括居民家庭和中小企业。改革和完善邮政储蓄金融体系,主要是要在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制度的基础上,强化信贷支农作用。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1)在定位为社区银行的基础上,按商业化的经营原则,充分依托邮政网络优势,打造功能强大的邮政储存银行。(2)建立资金回流机制,强化邮政储蓄对农村的“输血”功能。主要的途径包括:与农村信用社签订存款协议,通过农村信用社将资金投入农村;通过中央银行,将资金间接贷放给农村信用社;购买国债或金融债券,尤其是农业发展银行的金融债券等,将资金注入农村。(3)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利用邮政储蓄的网络优势,探索开办个人信贷业务、保险业务及其它中间业务(如担保业务等),以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⑦。
五是要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农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保险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改革和完善农村保险体系,目的在于巩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促进农村经济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事业的发展,应该在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坚持商业化运作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具体包括以下内容。(1)优化农业保险的宏观法律环境,建立有法可依、执法严格的农业保险体系。(2)健全农业保险的组织机构。农业保险公司成立的前期投入高、建设周期长,需要政府扶持。因此,建立“政府扶持、商业运作”的农业保险机构,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3)构建多元化的、资金刚性供给的多元化投入机制。主要是建立政府、企业、农户共同投资,政府引导、支持、补贴,农户和企业积极参与的保险资金投入机制。(4)强化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在财政上给予农业保险公司保费补贴;在税收上给予农业保险公司税收优惠;建立巨灾保险基金,以及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等。⑧
六是要建立健全农村民间金融体系。建立一个形式多样、合法有序的金融互助组织,对解决农村金融不足的问题尤其重要。具体的措施包括:首先,改革现行的法律体系,允许民间金融合法、公开地存在,并对其加以正确的引导;其次,要积极培育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组织,如民营银行、互助合作银行或合作基金等;再次,为了强化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应建立灵活的民间金融监管体制和破产保护制度,完善存款保险制度、担保补偿制度及市场退出制度,为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
注释:
①张运书. 《新农村建设中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法律保障》,载于《经济问题探索》,2009年第6期,第168至173页。
②王瑞华. 《增强农村金融供给的路径》,载于《统计与决策》,2007年第13期,第128至129页。
③贺培. 《农村支付体系建设中的邮政金融》,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07年第7期,第44至45页。
④张文明. 《农村金融供给的制约因素及对策》,载于《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05年第11期,第24至25页。
⑤王慧颖. 《刍议基于“需求追随型”理论的农业保险》,载于《保险研究》,2007年第10期,第71至75页。
⑥李喜梅. 《以市场化为目标实施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载于《农村经济》,2008年第2期,第48至50页。
⑦张健. 《农村金融供给多元化与金融需求》,载于《农村金融研究》,2004年第4期,第31至34页。
⑧高晓燕. 《基于供给视角的农村金融改革》,载于《财经问题研究》,2007年第11期,第59至63页。
[责任编辑:梁小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