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政策论文范文

2023-09-17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自媒体在向社会传播“三农”领域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三农”主题的自媒体存在栏目选材缺乏明确规划和创新、商业模式转变导致运营困境、违法违规突破监管底线、专业人才欠缺限制发展空间及过度关注现象级网红带来认知偏差等突出问题。促进“三农”自媒体规范发展,一是要深挖“三农”题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要健全监管制度,实现自媒体依法合规运营;三是要加强科技下乡,提升“三农”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四是要鼓励“网红”示范,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五是要讲好“三农”故事,推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融合。

关键词:“三农”  自媒体  市场监管

讲好“三农”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三农”自媒体人如李子柒等,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把中国农村的故事讲到了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心坎上,其文化传播的正能量是巨大的,是讲好“三农”故事的成功范例。但也应关注到,“三农”自媒体的发展与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着突出问题,值得深思。

一、“三农”自媒体发展与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

自媒体是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兴媒体形式,其中以“三农”为主题内容的即为“三农”(主题)自媒体。它们以农村农业农民为核心,通过个人化、平民化的网络叙事方式,向社会传播充满个性化色彩、规范或不规范的相关信息。

(一)栏目选材缺乏明确规划和创新

西瓜视频平台的“三农”自媒体网红“华农兄弟”,其视频栏目有固定的分类,避免了选题无序和内容枯竭。但众多“三农”自媒体没有完善的栏目设计规划,缺乏明确的框架支撑和方向指引,素材选取及脚本制作不成体系,定位出现偏差,受众的黏着度日趋降低。“三农”主题自媒体兴起之初,随手一拍就能轻松获得流量,而如今一些创作者偏离了做原创的初衷,沦为标题党、毒鸡汤、伪科学。同时,越来越多的简单娱乐内容和对“三农”的粗浅记录充斥其中,导致内容同质化严重,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缺乏文化创意设计的创作者被快速淘汰,有趣有料的自媒体网红则成为品牌、资本和粉丝趋之若鹜的流量寡头。

(二)商业模式转变导致运营困境

“三农”自媒体的商业盈利模式主要分三类:一是流量变现,依靠平台的流量补贴或广告收益变现,形成“吸引力经济”模式;二是直播带货,销售其他品牌商品或带动电商引流,获取佣金,以及打造自有品牌,获得产品销售收入;三是网红培育,开办培训班或创立网红孵化基地,收取学费,并精心挑选粉丝量大、活跃度高的网红,提升其线上交易能力,打通内容自媒体到社交功能实现再到电商资源变现的产业链。目前,我国大多数“三农”自媒体以流量换取用户基础,前两类模式尤其平台补贴成为其基本收入来源。当初期飙升的粉丝流量沉淀为中后期固定的受众群体,用户使用平台与内容创作者或网络直播者互动的场景和频次定型后,就只能通过类似微博或大众点评等平台发放红包、优惠券或投放更多广告的模式继续培养用户习惯。也就是说,在自媒体内容生产到达成熟阶段后,如不进入自有品牌打造阶段,“三农”自媒体创作者或工作室就面临着补贴“断供”的尴尬局面,被迫从单纯的内容生产中挖掘潜在商业价值,以维持团队整体收益与工资发放。而对于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和创业资金的大学生或从业者而言可能比较容易,具备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但对于原本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或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三农”自媒体人而言难度较高,且他们往往还承受着亲友不理解不支持的外部压力。

(三)违法违规突破监管底线

“三农”自媒体普遍存在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薄弱等问题,极易出现传播侵权、虚假宣传、内容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一些自媒体创作者为了抢占市场、争夺流量,通过非法改编惊悚、恶搞内容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甚至传播色情、暴力等内容刻意迎合低俗需求。而目前我国政府针对“三农”自媒体或其所属平台的监管法规,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等立法层级较低、约束效力有限,部分条款过于笼统。尤其对于规范自媒体传播内容的相关细则或标准不足,导致执行难度高,实际监管效果不够理想。一些“三农”自媒体走红后,被举报涉嫌“洗稿”、内容粗制滥造,遭到平台封号,正是对自媒体监管敲响的警钟。

(四)专业人才欠缺限制发展空间

目前在“三农”自媒体的内容生产主体或组织结构中,创作者多打上了农妇、农民兄弟、打工妹、保安等标签。他们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和農业种养经验,“草根”出身的天然亲和力,在初创期容易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当自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越来越多成熟专业的自媒体工作者及团队涌入这片“蓝海”,竞争必然愈发激烈。这一方面助推了优胜劣汰和更多优质内容的产生,另一方面更加速了行业“洗牌”,如果缺乏专业人才加盟,则基层草根班底创作或发展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无论是“欢子TV”还是“巧妇九妹”,在面临来自“李子柒”等专业化团队的冲击时,都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团队的创作能力和专业水准,以突破不断被分割的发展空间。

(五)过度关注现象级网红带来认知偏差

以“华农兄弟”“李子柒”等为代表的典型“三农”自媒体,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现象级网红品牌,其成功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社会各界更多把关注点放在对其成功原因的剖析上,而非对其内容生产、宣传影响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中,鲜见专题解读或专业角度分析。在网络信息爆炸式增长并传播的今天,实现“三农”自媒体成功模式的进一步复制推广,不仅是单纯复制培育网红的营销话术和商业模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通过高水平作品来向社会传递“三农”自媒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特别是新媒体新青年,面对内容生产的瓶颈期,更需要相关研究的支撑和专项政策的出台进行合理引导,坚持“传承+创新”的理念谋求新发展。

二、促进“三农”自媒体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目前,“三农”自媒体作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城市居民向往返璞归真又不轻易可得,正需要获取淳朴乡情、自然风光、田园生活等多元内容的渠道,且“三农”主题本身就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和政策趋势。因此,立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持包容审慎监管,促进“三农”自媒体及自媒体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深挖“三农”题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农”自媒体的视频中有关农民衣食住行的琐事,不仅是视频创作者身边真实发生的故事,更是我国亿万农民生活的缩影。对漂泊异乡的人们尤其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而言,这些千里之外日渐消逝的家乡田野趣味是最令人憧憬和珍視的。未来“三农”自媒体应更加着眼于在保证内容合规、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前提下,深挖作品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像“李子柒”们一样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通过自媒体搭建起线上线下、国内国际交流互动的桥梁,制作并输出一批有深度、有温度、代表性强、渗透力广的自媒体作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二)健全监管制度,实现自媒体依法合规运营

针对“三农”自媒体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首先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相比部门规章更具法律效力的上位法或专项法,为自媒体内容创作和传播行为设立清晰的法律红线,满足指导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应从平台层面,加强源头管控,提升自身管理的规范性,完善事前监管环节对“三农”自媒体资质和网络直播者资格的审查机制,以及事后监管环节的纠纷处置机制和处罚机制。最后,以现行规章督促引导相关主体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以社会责任引导内容创新,进一步推动“三农”自媒体规范健康运营,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加强科技下乡,提升“三农”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在当前短视频或直播营销的风口上,社交平台将话语权更多地赋予“草根”农民。随着技术加速迭代助推行业发展成熟,“三农”自媒体从业人员需要进一步顺应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提升自身作品的专业性和可传播性。要紧密结合科技下乡、科技特派员等相关政策举措,着力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媒体工作者,为“三农”自媒体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同时,引入区块链、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以及淘宝助农、京东生鲜等大平台的现代经营理念,有效整合“三农”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的共融互通,放大“三农”自媒体的传播效能,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草根自媒体。

(四)鼓励“网红”示范,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今日头条平台的“三农”自媒体网红“巧妇九妹”累计帮助家乡销售水果800多万斤,年销售额过千万,其个人账号已打造成为知名度颇高的自媒体电商品牌。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网红“新农人”通过自媒体推销家乡特产,发挥其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网红”本身在实现从内容创作向带货增收模式转化的同时,应加强与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完善当地农产品的生产、仓储、物流等全流程供应链,不仅能够彻底打通农业电商从产到销的闭环,同时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通过网红示范效应的发挥,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经验,带动更多有条件地区的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探索丰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路径。

(五)讲好“三农”故事,推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融合

主流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三农”自媒体一道,合力讲好“三农”故事。一方面,取长补短,持续创新。发挥传统媒体内容运营合规性和资源渠道多样化的优势,引领自媒体与其诸多优势产业跨界合作,实现深度融合,并以创新的方式生产有价值的内容,应对大众审美疲劳和流量增长乏力。另一方面,通过视频导流把传统媒体的流量资源转化为农产品、民间艺术品的销量和口碑,打造一批响当当的区域农业品牌。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统筹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发展,重视并普及视频、直播等鲜活的传播形式,积极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和网络传播力,树立“三农”媒体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增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讲故事的能力,共同讲好“三农”故事,传播好“三农”声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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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佳琦,龚家辉,叶鑫鹏.网红经济营销平台创新研究——以如涵控股为例[J].中国经贸导刊(中),2020(09):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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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2018(21):96-98.

(李叶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关于这一点,中央有要求,基层有呼声,上上下下已经形成共识。“三农”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集中体现在何方?根本出路在何处?这是一个我们长期以来为之而求索,同时又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衡水是典型的农业大市,笔者从衡水市情出发,经过深入调研和理性思考,对破解“三农”问题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想法和认识。

应着力解决“两个倒挂”

我认为,目前“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三个不协调”,主要症结是“两个倒挂”。“三个不协调”,就是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协调(农业占GDP的比重小而从业人员多,占全国50%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的GDP只占全部GDP的15%),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不协调(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三农”获取生产要素份额小)。“两个倒挂”,就是城乡人口比例倒挂和工农产品价格倒挂。

一是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例倒挂。我国农村人口占80%左右,而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农业人口比重一般在30%左右,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已经降到了10%以下。这个倒挂,使得我国出现了两个规律性的客观现实,就是当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候,就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显性矛盾,什么都要票,什么都紧缺,城乡消费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反这来什么时候生产力水平相对比较高了,就出现了供大于求,多数的农产品难于变成商品,导致周期性的、偶然性的谷(菜、果、蛋)贱伤农。加之目前多数农产品生产缺乏标准化、尚未达到优特化,难以突破国外的绿色壁垒。国外出不去,国内卖不掉,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另外,从国内外农业劳动者占有耕地来看,90年代中期,美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118.2公顷(1773亩),每个劳动者创造增加值为39523美元;加拿大分别为173.9公顷(2609亩)和30202美元;澳大利亚为1074.4公顷(16116亩)和30904美元,而我们平均每个农业劳动者占有农地90年代中期为一公顷(15亩),现在下降到了0.4公顷(6亩)。国外的农民是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经营,而我们的农民是分散在若干地块上劳作(有的农户一家土地多达13块),重复投入严重,劳动效率低下,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仅为307美元,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创造的增加值之比为1:100。

二是工农产品价格倒挂。即所谓我们老生常谈的“工农剪刀差”。这使得作为弱质产业的农业,反而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远超过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巨额积累,导致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总体竞争力弱。由此,导致三个不协调,特别是城乡之间资源和国民收入分配不协调,使得城乡国民待遇显失公平。

综上,“两个倒挂”的直接后果就使农业增效的幅度越来越小,农民增收越来越难,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到了1.9:1,86年到94年,又从1.9:1扩大到2.9:1;从95年到2002年经过一小段起伏后,城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3.1:1,2003年这个差距大概扩大到3.3:1。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城乡收入比基本保持在1.5:1左右,不仅发达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也基本保持在这样一个水平。

出路在于城镇化

如何按照温总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要求,加快扭转“两个倒挂”和“三个不协调”,实现农民快增收、大增收、长增收,结合衡水实际,我认为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城镇化和农产品的全球优特化(当然,这是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地制宜,进一步抓住四头,即:吃透上头,摸清下头,借鉴外头,抓住大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三方面上求突破:组织化上做文章,在市场化上找出路,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最现实的一点,就是全面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综合用好“加减乘除”四法,积极探索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有效途径。

一是用好“加法”。在衡水,就是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加大投入力度,稳固农业发展基础,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加大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市场化服务力度,努力降低农业和农民的风险,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大农业项目建设力度,培育农业发展的龙头,加快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式根本性转变。重点抓好“六个一”:⑴农业总投入要比前五年增加10亿元,五年累计总投资30亿元(前五年累计投入20亿元)。⑵农业龙头经营组织五年新增100个,2007年底达到176个(2002年底为76个)。⑶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每年增加100个,2007年底达到1300个(2002年底为730个)。⑷农业龙头经济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覆盖面五年新增10万户,2007年底达到43万户(2002年底为33万户)。⑸农业项目在前五年平均每年200个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100个,五年累计建设1500个,⑹农民人均纯收入到2007年底比2002年增加1000元,达到3700元(前五年共增加450元)。

二是用好“减法”。对我们衡水来说,就是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减少行政干预,放活农民,减少各种扰民行为,优化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减少农村、农民的“两闲”(闲置劳动力和闲置资金),变农闲为农忙,变资金为资本;增加优质专用粮食生产,大力发展高效经济作物,提高农业产出效益;减少闲置耕地面积,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潜力和作用;减少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力组织劳务输出,为农民开辟有效的增收之路。重点抓好“五个二”:⑴2年减少荒废地200万亩,开展植树造林。现已利用134万亩荒废地造林,年内即可实现200万亩荒废地利用。8年后造林总收益可达178.36亿元,每年轮伐收益可达22.3亿元,全市农民人均年增收467.8元。⑵在建设高产粮田的基础上,3-5年减少低效粮食作物200万亩,发展蔬菜等高效经济作物。按每亩设施蔬菜收入3000元计算,每年增加收益60亿元,增收50亿元,农民年人均增收1400元。⑶加强对口组织和技能培训,组织劳务输出,3年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20万人。按每人每月工资收入300元计算,每年可增加农民收入7.2亿元以上,人均增收205元以上。⑷完善扶贫开发机制,强化造血功能,5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20万人。⑸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农业税率年均至少降低1.2个百分点,确保五年取消。

三是用好“乘法”。在衡水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实行城乡、工农、经济与社会、区域、内外五个统筹,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就农业抓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就农民抓农民”的工作思路,坚持市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乘法效应,围绕构筑“三四三”大格局(粮食300万亩、高效经济作物400万亩、林木300万亩),调优调高调特农副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培育四大主导产业(斯格猪、肉奶牛、蔬菜、林木);发挥农村工业化的乘法效应,大力发展民营私营企业,培“龙”育“鹰”,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增收提供更加广阔的领域;发挥城镇化的乘法效应,整合劳动力资源,聚合生产要素,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搭建平台;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乘法效应,大力推广农业先进适用技术,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重点抓好“四个八”:⑴发挥农业产业化的乘法效应,农业产业化经营率5年增加18个百分点(2002年为35.8%)。⑵发挥农村工业化的乘法效应,农村工业化水平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02年为27%)。⑶发挥城镇化的乘法效应,城镇化水平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02年为28.6%)。⑷发挥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乘法效应,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5年提高8个百分点(2002年为48%)。

四是用好“除法”。在衡水就是破除制约“三农”工作的思想和体制机制障碍,整合“三农”资源,更新发展模式,统筹城乡发展。重点抓好“三二一”:⑴三破除:破除“小富即安、小进则满”的小农意识,树立干大事、创大业、致大富的大发展意识;破除制约农村发展稳定的体制弊端,加强领导和具体指导,强化服务功能,解决各级政府和部门越位、错位、缺位问题;破除“农村抓农业、城市抓工业”的工作定式,强化工业化、项目化、城镇化思维在推进三农工作中的作用,以创新的思路统筹城乡发展。⑵两更新:以建设新型农业为目标,围绕培育和发展瘦肉型猪、肉(奶)牛、蔬菜(食用菌)、果品林木四大特色主导产业,更新落后低效的农业种植和养殖模式,鼓励发展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绿色标准化无公害农业、订单农业、间作套种等高效立体种植和规模养殖;更新传统常规的组织和经营管理模式,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的生产组织水平和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⑶一整合:整合农村经济资源、市场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走高起点、高水平、高科技、外向型的发展路子,加快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壮大农村经济实力,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市场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严格依法取缔、关停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十五小”、“新六小”企业,促进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得生态和经济的双重效益。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 通过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谈调查等方法,经过近5 a的调查研究,发现了“三农”气象服务与专项建设中存在的不足和隐患,指出基层认识缺失、人才短缺、科技支撑和设备保障能力弱等问题是制约“三农”气象服务和专项建设发展的“瓶颈”。重点对“三农”服务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剖析,根据未来“三农”气象服务及专项建设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培育人才,强化队伍建设;加强合作,着力提升科技含量;扩大信息资源,提高受众欢迎度;转变服务观念,加强保障力度;与时俱进,创新信息载体和服务平台;建立为农服务长效发展新机制;搞好效益评估,体现服务价值等建议。

关键词 “三农”;气象服务;专项建设;现状;发展建议

农业是受气象灾害影响最为敏感的行业,农村是气象灾害防御的脆弱区,农民是受灾影响最大的弱势群体。全球气候变暖引发的农业气象灾害频率增加、强度增强,给农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农民对气象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气象条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面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气象为“三农”服务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1-2]。长期以来,气象服务在农村防灾减灾、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保障等方面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但与新时期党和政府的要求以及农民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2011年中央财政设立“三农气象服务专项资金”以来,有效地推动了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气象为农服务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对“三农”气象服务现状、需求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调查和分析[2-6],但对现阶段“三农”气象服务专项建设情况还没有详尽的研究。为此,笔者采用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访谈调查法,经过近5 a的调查研究,分析了“三农”气象服务与专项建设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重点对“三农”服务人力资源状况进行了剖析,根据未来“三农”气象服务与专项建设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有关建议,以期为今后气象为农服务及专项建设的发展提供依据。

1 “三农”气象服务存在的问题

农业生产受天气、气候影响较大,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还较薄弱,大多数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调查分析农村气象服务现状、需求以及存在的问题发现,由于农村所处的地域环境和农民这一群体特有的共性,决定了各地的“三农”气象服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带有普遍性[2-6]。

1.1 气象服务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业务能力还不强

农村普遍存在气象综合监测能力薄弱、适应农业生产区域性布局的农业气象观测网络系统还需建立和完善、农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网络和应急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灾害性、关键性、转折性天气预报和中期天气预报、短期气候预测的准确率与农业生产需求差距较大。导致农村承灾能力较弱,防灾措施不得力,防范不及时,受灾损失大。

1.2 气象服务产品实用性不强

由于气象部门在人力、专业知识等方面严重不足,又缺乏农业生产实际经验,能够因地制宜地制作具有指导性作用的产品较少。农村进行规模化农业生产,用户希望得到较长时效天气预报甚至是年景展望,以便及时调整种植结构和安排农业生产,但气象部门的长期天气预报的局限性与现实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其次,对设施农业、生态农业、精准农业、休闲农业等方面的研究不够,缺少有针对性的服务产品,能推广应用的农业气象适用技术较少。

1.3 气象服务产品精细化程度不够

当前农村用户迫切需要气象部门提供较为准确的定点、定时、定量的预报和服务产品;种养大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要求定向开展专题预报服务;对政府的决策服务、农林病虫害防治、气候可行性论证等方面,也要分别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精细化的信息服务。目前,气象部门服务产品还不够丰富,内容较单一,难于完全满足各种需求。

1.4 气象信息传递效率有待提高

气象信息在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传播时效、传播对象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不能满足需求。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喇叭)、报刊、信函等,局限性较大。报刊、信函时效性较差;电视、广播(收音机)受节目固定播出时段和次数的限制经常会错过收看收听时间;有线广播喇叭由于功能退化早已闲置或消失。现代传播媒体网络、手机短信、“12121”声讯电话等,也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由于农村多处边远山区,受通讯基础条件的限制,信号覆盖不到或网络还没有普及;加之,农村多为留守老人和儿童,不懂电脑甚至手机也不会用;通过手机、“12121”电话和互联网获取气象信息仅局限于少数年轻人。因此,农村获取实时气象信息的时效性滞后、受众面不广;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信息传递存在“最后一公里”的瓶颈制约。

2 “三农”气象服务专项建设现状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对“三农”工作非常重视,对气象为农服务工作也要求较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健全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简称“两个体系”),充分发挥气象为“三农”服务的重要作用[7]。

2.1 “三农”专项建设目的

2010年4月,中国气象局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下发了“两个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即《关于加强农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加强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自动气象监测网建设和精细化气象预报要到乡镇;建立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进村入户的农村气象灾害预警发布网络,力争至少有一种手段能将预警信息送达农村每一个地区,传递到每一位农民。还提出要通过电子显示屏、高音喇叭等方式向农村居民广播气象预警信息。

2011年财政部在中国气象局部门预算中建立了“乡村气象服务专项经费”,支持江西等20个省(区、市)的121个县开展“三农”气象服务建设;2012年专项资金更名为“三农气象服务专项资金”,支持范围逐年扩大[8]。专项资金主要支持气象预警LED电子显示屏和气象大喇叭、农田小气候观测站等设施建设,实现“镇镇有显示屏、村村通大喇叭”的目标。

2.2 气象大喇叭功能及优点

气象大喇叭又称气象预警广播系统,较以往的农村大喇叭结构和性能大不一样,增添了许多科技含量。它由预警信息发布接收终端一体机与高音大喇叭组成,依托移动通信GPRS网络,可通过气象部门预警服务平台群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9];也可直接在手机上操作,把相应的文字内容转换成广播级的语音通过广播系统发出;还具备人工电话语音广播功能,工作人员可以通过预先设定拨打终端的电话号码直接进行口播。真正发挥了可随时随地用喇叭发布各种消息的作用。

这种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无缝隙发布形式,使气象信息由主观能动了解转变为强制被动接受,不仅从传播方式上弥补手机短信、LED电子显示屏的不足,还能扩大信息传播的有效半径,与电子显示屏等媒介相结合,有效地解决了信息传播范围问题,达到了气象灾害信息受众面广的目的。

2.3 “三农”专项建设现状

2011年开始,江西省依托中央财政“三农气象服务专项资金”的支持,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共同投入,以“两个体系”建设为抓手,着力开展“三农”气象服务专项建设,以点带面,有序推进。

2.3.1 积极选点,有效实施。

2011年江西在全省选择了条件较好、有积极性的10个县为“三农”专项建设实施试点县,其中吉安市的新干县被列入首批试点县之一。之后,支持范围继续扩大,至2015年,全省共有中央财政专项实施县52个,省级财政支持县10个;其中,吉安市所辖11个县市就有中央财政专项实施县7个,省级财政支持县1个。各地抓住这一投入契机,立足专项建设,按照“边建设、边服务、边完善”的原则,积极探索为“三农”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天候服务的新思路、好方法,在构建气象为农服务发展长效机制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农村气象灾害防御能力不断增强,农业气象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密切配合、合力深化气象为农服务“两个体系”建设的良好格局。

2.3.2 搞好建设,发挥效益。

截至2015年底,吉安市已建农村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综合发布系统终端大喇叭1 282套、LED显示屏212块(2015年新增的2个实施县因采购招标厂家未确定未安装设备);全市还建成9个土壤水分观测站、7个农田小气候观测站。新干、吉安、永丰、泰和等县每个乡镇均亮起了电子显示屏,每个行政村均装上了大喇叭,部分有积极性的自然村也响起了大喇叭的声音。气象灾害预警、农业气象服务等信息的传播触角延伸到了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及农户;各实施县正在探索与该县农业、水务、林业、综治委等部门建设“大喇叭工程”[10],利用气象大喇叭发布“三农”工作综合信息,进一步拓宽了便民服务的思路。

3 “三农”专项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从2011年开始连续5 a,对各实施县“三农”专项建设进展和气象服务开展情况进行动态跟踪,收集有关报表、会议、文字及图片信息报道等资料;到实地查看设备安装、使用情况;到乡镇农业综合站、农村气象信息服务站、村委会查看农业气象信息发布或服务材料张贴情况,向农户了解农业气象信息使用效果及服务需求;还采取问卷调查,组织部门内外专家、种养大户座谈等形式了解服务需求和有关建议。通过这些调查方法发现“三农”专项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薄弱环节,其中一些隐患因素还可能对未来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经梳理和归纳主要有几个方面。

3.1 发展不平衡、后劲不足

由于“三农”专项建设涉及到最基层的村一级组织和村民个体,各级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的思想认识不统一、重视程度有差距;部分农民不理解、一时还不能接受;基层技术人员服务水平参差不齐等因素,造成了不同的县、乡、村之间建设速度快慢及服务质量高低差别较大。其次,由于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专项建设及未来的发展得不到稳定、持续的政策支持及财政保障存在短期行为的忧虑。

3.2 科技支撑和气象服务能力较弱

气象部门只有少数国家农业气象观测站有专职人员且主要从事农业气象业务工作,大多数台站仅设有兼职农业气象服务人员;“三农”气象服务队伍人员少、专业知识欠缺,在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力不从心”或“底气不足”的现象。由于农业专家联盟、农民专家队伍的作用未有效发挥,造成农业气象实用技术研究与推广力度不够,服务产品还未完全“接地气”;智慧气象建设尚未真正起步,不能满足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需求。

3.3 信息发布终端上线率偏低

从运行监测情况总体来看,信息发布系统终端大喇叭和LED显示屏上线率相对较低,不尽人意。原因:一是设备售后服务跟不上。由于信息终端特别是大喇叭遍布在行政村一级(少数较大的自然村也有),点多面广且分散,属地化、专业化的技术保障队伍还未建立,主要依靠供应商下派技术员来维修,及时性难以保证,存在设备故障维修滞后现象。二是信息终端设备质量不稳定,故障率较高。三是认识或管理不到位,人为造成停用或故障未及时发现报修。

3.4 受众欢迎度还不高

大部分地方的农民感到真正受益的东西还不多,故收听的积极性不高,反应较平淡。主要是信息服务内容不够丰富、实用性不强;其次,信息发布的表现方式还是传统的单一文本或声音形式,比较呆板,不能真正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各类不同需求。

4 “三农”气象服务人力资源状况分析

目前,吉安市8个“三农”专项实施县气象局从事有关气象为农服务专兼职人员共有10人。

从调查情况可以看出,该市人力资源结构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年纪轻。人员以“80后”、“90初”的年轻人为主体。二是工作时间短。进入气象部门工作时间10 a以内的占总数90%,其中5 a以内的占60%。三是学历较高。全日制第一学历大专以上的占80%;且通过在职学习,基本上均取得了气象专业本科学历(其中1人为本科第二学历)。四是气象专业比例偏低。第一学历气象专业与非气象专业各占50%,有本科学历的4人均非气象专业毕业。五是专业技术职称明显偏低。助理工程师及以下职称占90%,中级职称比例仅有10%。

4.1 优势分析

4.1.1

年轻有朝气。从事“三农”服务的队伍多为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生事物快,只要正确引导,调动其积极性,本人肯努力,后生可畏。

4.1.2

文化基础较好。大部分年轻人学历较高,要求上进,积极参加气象专业学历教育和业务培训。

4.1.3

政府重视,大有可为。中央连续多年来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均重视气象为农服务工作;特别是借力“三农”专项建设的实施,“三农”气象服务进入大发展时期,正是新一代气象工作者施展才华的好时机。

4.2 劣势分析

4.2.1

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大部分从事“三农”服务人员工作时间短,气象专业知识特别是农业专业技术水平较低,实践能力还不够。

4.2.2

服务意识和责任心不够强。“三农”服务队伍以“80后”、“90初”的年轻人为主体,且有70%的人是生活在城市的独生子女,与农民接触少,对农村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因而感情不深,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奉献意识不强。

4.2.3

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队伍年龄梯次结构不合理,大多数年轻人虽然学历高,但均为非农甚至非气象专业毕业,专业知识欠缺;而占少数的年长者学历偏低,理论知识欠缺、计算机应用及仪器设备维护能力较弱。

5 “三农”气象服务与专项建设发展建议

随着专项建设广度不断扩大和气象服务的不断深化,势必面临更多新技术、新需求,服务产品更专业,设备维护、管理任务更繁重等艰巨的挑战。针对当前“三农”气象服务与专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根据中国气象局对“三农”气象服务工作未来发展的要求,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和探讨。

5.1 培育人才,强化队伍建设

5.1.1 培养感情,提高专业技能。

积极鼓励和正确引导年轻人到农村中去熟悉“三农”工作,培养对农村、农民的感情,为“三农”气象服务工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特别是在春耕春播、夏收夏种(双抢)、秋收秋(冬)种等重要农事季节或农忙时节,组织年轻人深入农村,接受锻炼,大胆实践;深入田间地头,与农民同劳动、交朋友,了解农民的心声,体验农村生活的苦与乐。这样才能与农民建立真挚的友谊和感情,从而激发做好农村工作的热情,提高主动做好“三农”气象服务的自觉性。

建立人才培养、交流机制。鼓励和支持年轻人积极参加本部门的业务培训、学历进修、学术交流及各种继续教育;对获得农学相关专业第二学历的给予一定奖励。选派年轻毕业生到农业部门或乡镇农业综合站实习锻炼;安排业务服务人员参加地方或农业部门组织的农业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正确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科学致富,成为广大群众的贴心人。

5.1.2 拓宽选人渠道,创造用人条件。

5.1.2.1

筑巢引凤。扩大选人视野,开辟“绿色通道”,积极引进农学相关专业院校毕业生或其他农技人才进入气象部门,提高相关待遇。

5.1.2.2

打通职场上升通道。对在岗业务人员的职务晋升、职称评聘,以及外聘人员“择优进编”等关乎切身利益方面给予优惠或破格条件。

5.1.2.3

改善工作条件。给业务人员配备清晰度高的数码相机(或小型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和其他必要的设备;解决必要的劳保用品,提供方便的下乡交通工具,创造良好的内、外工作环境和条件。

5.2 加强合作,着力提升科技含量

建立有多部门参与的“合唱团”,政府是“合唱团”的“指挥”,气象部门要扮好“领唱”的角色。要按照“政府主导、部门联合、社会参与”的原则,在政府的领导下并通过政府协调涉农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共同参与。农业和气象部门为农服务的方式和途径有所不同,但目的是一个,归宿是一样。各地要秉承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理念,签订“气象为农服务合作协议”,实现气象与农业的融入式发展。

5.2.1

整合资源,提高科技支撑能力。将双方的信息发布平台和乡镇农业综合站、气象信息服务站的设备有效整合起来,一是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将资金用来添置必要的农田观测和科研仪器设备;二是理顺信息传播“绿色通道”,实现“直通式”服务;三是联合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和推广,大力提升农业“含金量”。

5.2.2

“借力”壮大队伍实力。一是要建立健全将“三农”气象服务专家联盟(或专家咨询委员会)、农民专家队伍、气象协理员和信息员等纳入“三农”气象服务队伍的体制;建立气象信息员管理机制和相应的奖励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三农”服务队伍。二是发挥气象信息服务站的作用。乡镇气象服务站作为气象部门的一个落脚点,在为农服务中起着上传下达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将其作为县级气象部门向乡镇延伸的一个机构来管理,明确职责任务,给予一定的工作经费,加强指导和督查,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及考核的长效机制。

5.2.3

“借智”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益。一是构建联合会商机制,通过建立微信、微博等互动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特别是要发挥好农业专家的作用,提高气象为农服务的专业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聘请农业部门或高等院校退休专家到气象局进行技术指导,弥补基层农业气象专业技术力量的不足;共同研发推广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简便实用的农业气象适用技术,使基层为农服务更加“接地气”。三是通过与软件开发公司联合(或外包)的方式,开发界面友好、功能齐全又实用的业务服务平台。

5.3 扩大信息资源,提高受众欢迎度

坚持部门合作、共建共享的原则,以需求为引领,充分发挥电子显示屏、气象大喇叭信息发布终端的功效和作用,发布“三农”综合信息,使信息内容更加丰富和生活化。既发布农业气象预报、农事安排、市场供求等信息,也可发布森林防火、征兵、招工、村务活动等通知;还能作为开展法律法规、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科普知识、反邪教常识、“三农”政策宣传、农业科技教育的平台。特别是大喇叭,打破了时空和地域限制,作用和效果更好。各地可根据当地农业结构和特色产业,围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结合农业季节有针对性地制作播放节目,农闲播知识、农忙播技术[9];播放内容要通俗易懂,这样可提高农民收听和学习兴趣。

5.4 转变服务观念,加强保障力度

“三农”专项建设设备以信息发布系统终端LED显示屏和气象大喇叭为主,随着建设的不断推进,安装的数量不断增多,在用设备出现故障也越来越多,维护工作日趋繁重,难度也越来越大。当前,已经出现故障报修后维修滞后现象,可见,仅仅依靠供应商的售后服务已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过了保修期之后,一方面存在设备老化故障率越来越高,由谁来维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存在设备更新或配件供应、软件升级等问题,保障工作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设备是否能正常运行直接影响到未来“三农”专项建设及气象服务工作能否健康地开展,因此,要积极探索和实践设备保障服务模式,做到事、责、权清楚到位,并建立日常监督与考核机制。

5.4.1

设备供应商终身负责保障工作。要与设备供应商签订严格的权责协议,协议中要有“每个县设立一个维修站(点);按乡镇多少配备维护人员数量;接到故障报告后限时维修;软件升级要及时、配件供给要保证”等条款。配件供应价格应由国家物价部门定价或采取公开招标,防止供应商(或厂家)随意报价,垄断价格。

5.4.2 培养和建立部门技术保障队伍。不论是从当前还是今后来说,气象部门如果有自己的技术队伍,对于设备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均有好处。一是能保证维护工作的效率和长期稳定,减轻管理难度。二是包括区域自动气象站等所有的仪器设备日常有专人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能延长其使用寿命。三是可以利用巡检或维修设备的机会下乡进村入户了解使用情况,听取农民朋友的意见和建议,以便及时改进服务质量。

5.4.3

探索和实践社会化服务模式。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工作机制和流程以及气象为农服务市场化运行的体制机制[11],将气象探测、电子显示屏、气象大喇叭等设备的维护纳入政府购买目录进行外包。各县可因地制宜先确定承接主体类型,然后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询价或委托方式等确定购买主体,签订购买合同,开展不同模式的试点工作。

5.5 与时俱进,创新信息载体和服务平台

在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同时,要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不断创新气象信息发布手段和方式。在信息品质上追求专业权威,在信息传播上注重快捷有效,在信息服务上适应分众传媒,在信息展示上实现多元多样。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支撑是发展农业物联网,农业物联网是将先进、普适的感知技术、云计算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引入传统农业生产管理[12]。气象服务融入农业物联网工程中,能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服务,具有自动化、智能化特性。

5.5.1

开通官方微信和微博。搭建一个气象部门与公众互动的新平台,充分利用其具备的即时性、便捷性、自主性、互动性的特点,为公众提供直观的、图文并茂的各类气象信息与资讯、气象科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等;还可以直接与专家互动交流,答疑解惑,在这种轻松、灵活的平台上拉近彼此间的距离,增进信任感,提高可信度。

5.5.2

开发可视性更好的多媒体发布系统。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快速发展,为建立多媒体信息的高效传输和交互处理平台奠定了基础。利用多媒体、IP宽带等新技术开发具有本地化的气象电视传媒发布系统,将农业气象信息以视频、图片、图形、文字、声音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发布到指定的数字高清LCD显示屏终端上。这种方式使信息内容变得丰富多彩,给人以活泼、赏心悦目的视觉感。还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让不同权限的用户择其所需,因时因地提供差异化服务,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5.5.3

利用门户网站和手机APP,搭建智能化、直通式服务平台。利用气象服务门户网站和手机APP等新媒体服务应用终端,多手段、全方位地推进智慧气象建设,探索实施智慧气象为农服务方法。通过大数据、物联网和APP等信息技术的应用,建立触手可及的气象智能感知平台和基于用户行为习惯的智慧气象服务系统,助力智慧农业发展。

5.6 建立为农服务长效发展新机制

通过管理上融合、建设上融合、服务上融合,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化推动机制、多元化投入机制和立体化合作机制。一是要将气象为农服务纳入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地方公共财政投入渠道,确保有长效、稳定的经费支持;二是将其纳入对各乡镇或相关单位的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强化气象部门的社会管理职能;三是将其纳入地方公共服务体系,广泛发动和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形成规划中有气象的项目、考核中有气象的指标、督查中有气象的参与这样一个有利于气象为农服务长效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管理机制。

5.7 搞好效益评估,体现服务价值

定期对气象服务效益进行科学客观的定量分析和评估,让政府和老百姓有一本“明白账”,觉得财政给的钱“花的值”;二是为财政持续支持气象事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三是能促进气象部门有针对性地改进服务方式。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法目前一般采用德尔菲法(专家调查法)[13]、剂量-反应分析和德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14]等。同时,还要加强气象服务成果事例宣传,让公众全面地了解气象服务的作用和效益,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和支持气象工作,也能提升气象部门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6 结语

现代农业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不断推进,粮食生产安全战略的部署实施,保持农村的和谐稳定,农民追求新生活的迫切希望,都对气象服务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机遇和挑战并存,以“三农”专项建设支持气象为农服务,对气象部门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应以此为新契机、新起点,开拓创新,勇于探索,积极实践,着力培养一批新型的为农服务复合型人才,使基层“三农”服务队伍素质有一个质的转变,从而打造气象服务质量和水平的“升级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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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江西省气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江西省基层气象为农服务社会化发展试点方案的通知(赣气办发〔2014〕82号)[A].2014.

[12] 仉天聪,张行勇.专家解读“智慧农业:农业物联网技术”[EB/OL].(2013-11-19)[2016-02-15].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3/11/285242.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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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钛仁,匡晓燕,潘双迪,等.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方法研究[J].气象与环境学报,2014,30(2):101-106.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曾经追求的农业现代化未曾实现,三农问题却成为社会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改革也面临新的选择和挑战。

一,三农问题是结构性危机

1980年代中国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使农村获得了飞跃性发展。随着我国“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广大农村在中国经济体系中逐渐边缘化,三农问题愈来愈严重。2000年后中央开始重视并着手解决三农问题,2003年免除农业税,2005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针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新农村建设方针仅20字,涉及了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管理,却缺乏操作主体。新农村建设由谁来搞?怎么搞?以家庭联产为单位的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无力建设新农村。不得不承认,农村发展见效慢,产出少,许多地方宁愿卖土地搞房地产,也不愿意对农村长期投资。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到社会主义新农村都会讲“要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多次强调千方百计,恰恰表明仍未找到有效手段。

时至今日,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补贴,但三农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善的趋势。城乡差距仍在扩大,农业问题愈来愈严重。粮食产量出现9年连增,但粮食问题、粮食危机却愈加凸显,农村和农业均已结构性失衡。新一代农村青年的道路选择变得越来越尴尬,当农民看不到前景,当工人也前途堪虞。农民仅靠一亩三分地,很难实现共同富裕。我国经济中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但我国企业低利润的现实导致无法给工人更高的报酬。3亿农民在发达地区、大中城市打工,却无法在城市安家。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3.91亿人,下降到2009年1.5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后”青年不会种地,“90后”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58.9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 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二,三农问题的关键

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少、水资源紧缺,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农村贫困,这决定了中国不能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超大规模的农场经营模式,也不能采取日本、韩国等国家的高补贴,从而维持小农户高收入、高价格的做法。中国必须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这一点已经是体制内外许多人的共识。

土地集中趋势明显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将会脱离土地和农业。未来10年,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退役之后,土地的经营制度将面临重大转变的现实需求,土地集中是必然趋势。

土地的集中形式多种,在现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承包给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也可以组建农民合作社;如果取消现有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行土地集体经营使用,按照各个集体中农民的人数来分配收益,则类似于原来的人民公社。这几种方式都符合我国宪法规定。

在这几种合法的方式中,我们需对工商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承包土地予以特别说明。《2013年一号文件》规定:“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文件并未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工商企业、龙头企业流转。

在国务院举办的关于《2013年一号文件》的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对工商企业、龙头企业进入农业进行了特别说明:“我们不主张在有限的耕地上,工商企业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去和弱小的农户争夺耕地的经营权。耕地应该更多的让愿意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户经营,尤其是大田生产,主要适合于农户经营。当然,一家一户不具备资金、技术上等条件、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如投资比较大的设施农业、规模化的养殖业,公司去做可能更好,但明确具体的范围。”他认为公司企业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农民土地,对于农业发展、农产品供给是不利的。这些企业租赁土地,醉翁之意不在酒,租了地未必认真搞农业,而是在等待着有一天转变土地的性质搞非农产业。

陈锡文指出工商企业、龙头企业会不会与农民争利,关键是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龙头企业大部分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如此一来可以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其次,要处理好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采取保底收购、股份分红、利润返还等方式,让农户更多分享加工销售收益”。

土地私有化问题

在前述几种合法方式之外,很多媒体、学者、官员鼓吹土地的私有化,即土地通过买卖集中到少数人或者外资手中。自由派经济学家张维迎的观点非常典型,“土地应该私有化,土地的交易应该完全按照市场的逻辑去做,这样才可以真正保证农民的利益。现在的土地交易当中,充满了强盗的逻辑。”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一方面提出中国应对现有的国有金融机构进行全面的商业化,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理应该更像私人金融机构(即为美国人民痛恨的的华尔街金融模式),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幅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潜在含义就是国企私有化,由外资和国内私人资本接管国家经济命脉。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度也提出改革意见,要求农民享有永久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的做法为我国宪法所不容。如果推行土地私有化,中国或将出现大量失地农民和大地主。这将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稳定,颠覆国家的社会主义法理基础。

目前,一些地方非法将集体土地高价流转给私人资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区已经很普遍,如果任由其继续发展,资本就会渗透地方权力机构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将裹挟足够的体制内外、国内外资源,强行实现土地私有化。

我国还需要警惕“城镇化大跃进”。须知工业化、现代化是因,城镇化是果。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现代化,农民进城后将无立锥之地。一些官员和学者却说鼓吹只要城镇化了,就可以快速实现工业化。这根本不是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加重三农问题。

科学种田和农业基本设施建设

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由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或者种田大户、家庭农场采取先进的节水、节肥、高产、生态、环保的科学技术来经营土地和农业,是趋势之一。从农民的收益角度来讲,在确保技术支撑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社、集体公社的组织方式更符合农民的利益,私营资本为主导的种田大户、公司农场还是会与农民争利。

中国要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农业基本设施建设和新技术的作用将愈来愈显著。将沙漠改为绿洲,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为高产田,将高产田改成超高产田,或者改造为高质量的有机农田、生态农田,重点用于种植粮食、油料作物。中国的粮油自给率仅有80%,粮油作物种多了可以出口,可以储存,更可以用于粮食外交。粮食外交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中国不必担心粮食过剩。蔬菜瓜果作物的种植则不能太多,过剩了,菜贱伤农。

目前,农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难以获得先进的技术,也难以进行农田基本设施建设。《2013年一号文件》指出,“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文件要推动科技下乡。笔者以为,不管是公益性服务机构,还是经营性服务机构,都难以与一家一户的小农作业形式相对接。科研机构难以与9亿分散的农民打交道。小农也缺乏意愿应用先进的技术,既缺乏知识储备、人才储备,也缺乏经济动力。土地集中之后,农民可以与一些科研机构、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国家也可以给予政策扶持,在税收、贷款、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为实现真正的科学种田,我们应该大力推动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国内的科研机构和院所也应该予以整合,根据中国国情、各个区域的自然条件情况来进行研究,关注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并将其研究成果有效应用于实践。目前国内农业科研机构太过分散、实力太小,很难与跨国公司竞争,反而容易被跨国公司利用。

农民的出路

在土地问题之外,还需要关注离开土地和农业的农民的出路问题。城市能否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收农民进城就业?可否在农村发展集体经济,吸引农民就业?或者通过“资本下乡”,将城镇工商业积累的科技、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吸引到农村去?亦或其他正在现实中运作的方式?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超过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如何稳定农村,如何避免继续扩大的两极分化,如何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战略,如何提高农民的地位、增强农民的话语权,如何让农民分享改革的好处,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关键所在。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路径

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在农村地区大规模拆迁,让农民进城。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简单地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提高城镇化率,在统计数字上解决三农问题。这些方法既不能治标,更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有两个方案可以参考,两条方案需要一齐实施。

在中西部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

第一个方案,在中西部城市创建一批企业和工厂,提供工作岗位,让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新的投资建设应避免低端的、高耗能、高污染、生产过剩的产业。

仅靠东部沿海解决全国农民进城就业问题不太可能。所有产业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将失去国防纵深。一个结构失衡的社会无法长治久安。人才、劳动力大量东移,西部地区人口进一步亏空,贫富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民族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我们应主动在中西部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创建出一大批的产业和企业。这个任务不可能靠市场自动完成,必须由政府大力扶持。目前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进度缓慢,和三农问题的紧迫性、社会矛盾的激化形成鲜明对比。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救灾重建模式值得借鉴,东部发达省市援建西部落后地区,将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优势,和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行互补。

发展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建立城乡供销流通体系

第二个方案,是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在农村创建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同时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整合资源,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日用品供销流通体系,将合作社、企业和市民对接起来。通过该流通体系,将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企业与农业合作社对接,提供给农民价廉物美的日用品,将农村高质量的食品与城市居民直接对接,让农业可以获取较大利润。

通过该流通体系,可以将高毒、低效的农药化肥产品排除在外,进行食品分级。农产品的质量追溯制度也可以建立,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可通过供货专业合作社直接追溯到田间地头。这既能鼓励农民采取安全的、健康的、生态的、有机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还可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该体系的建立,将把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组织起来,把城乡统筹组织起来。这将有效避免外资超市、物流体系对中国的威胁。

集体经济、合作经济的建设,将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农民的话语权将逐步增强,民主法制权力意识也会逐步提高。在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则可以因地制宜创办集体企业,这方面可以借鉴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经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华西村仍然坚持实行大队核算,坚持集体经济。华西村全村实现销售超500亿元,每户村民的存款最低600万元,已经基本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农民知识化”。

1958年毛泽东主席说,“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泽东是将城市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化并提的,他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两条腿走路。农村的现代化要建立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

邓小平也有类似观点。邓小平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1980年5月31日的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已经预见到,包产到户只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过渡阶段,集体化、合作化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必由之路。

《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对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国家政策应大力扶持。各级政府在经济上要给予税收、贷款等优惠,在政治上要大力提倡。在各个地区主动树立起一批典型,以稳健的方式推动农民积极主动搞集体经济。

四,多管齐下,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调动全国各个方面的力量。各个地方情况有所不同,适合的针对性措施也未必一样,笔者参考余云辉先生的观点,提出以下思路。

1,需要发展壮大国企,国企是社会主义的基石,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国企的发展壮大,将改变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以土地财政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窘境。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才有能力投资到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地区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

2,主动调整经济区域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三线四线城市创建新的工业区。吸引人才、技术、资本、资源从东部地区回流中西部。

3,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提高中国制造的附加值,进而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工资提高了,内需就扩大了,可以将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逐步转变到内需导向。由国内市场来消费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这样的经济模式将更均衡、更健康。

4,在国有企业大发展同时,以国企的产业链、技术链体系带动私营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信贷优惠,促使国进民进。国有企业若是不能大发展,中国民营企业只有被外资吞并整合的命运。

5,统筹全局,在某些区域引进外资和技术,建立新的产业集群基地。引进外资产业时需要注意保护国内产业,尽量避免低端的、低技术、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6、在自身实力强大的基础上,国企可以与民企联合走出国门,整合国外的资源。投资农业、矿产资源等领域,收购国际领先的技术。可以给过剩的民间资本、热钱找到出路。

7,在城镇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吸引农民进城。农民进城过程中,不要断然收回农民的土地和宅基地,应给农民留以后路。如果出现经济危机,农民还可以回农村休息。

8,通过各方面政策扶持,积极引导农民重新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合作社。在合作社里面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农民的话语权,使得合作社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其建立起类似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在农村地区创立起工业区。

9,调动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发展出一整套的农资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供销流通体系。

10,在农村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新修水利、道路、电力等设施,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社直接参与工程施工建设,将利润留给农民。

11,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均等化,提高城乡社会保障的标准。对农民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给予特别优待。特别要重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投入。在城市建设大面积的公租房、廉租房,为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城镇住房困难户提供住房保障。

12,根据形势的发展,重新平整土地。可以因地制宜,将一些人数特别少的村庄合并,建立农民新村,增加耕地面积,节约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不过《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规定,“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对于城镇周边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子的做法可能将导致更多社会矛盾,所以不建议在人口稠密地区拆并村庄。

13,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击黑恶势力和违法犯罪。不打击黑恶势力,打掉一些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新的政策无法顺利实施。

14,积极扶持一些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科研机构、院校,使得节水、节肥、高产的农业技术下乡,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农业产出。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 资金投入不足是影响我国三农问题解决的关键之一。本文分析了农村金融缺口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了解决措施。

[关键词] 农村 金融缺口

城乡发展不协调已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在于解决三农问题。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作为农村人口和农业用地占比均超过60%中原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尤为突出:近10年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仅为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55%,且呈下降趋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2007年农村人均年收入3587元,仅为城镇人口的33%,远远低于70%这个国际警戒线。正如温总理所指: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如何有效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差距,实现我国由农业大国升级为农业强国已成为我国奋斗的目标,关注的焦点。探究农村金融支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产业发展的血脉,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活力之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没有金融的系统深入参与就无法完成。但由于农业自身的“弱质性”,各金融企业为规避风险、追求商业利益,对县域经济和农村领域的金融服务逐步弱化和萎缩。加上我省长期以来在二元经济体制下,侧重对工业扶持,财政反哺农业不足等原因,致使农村资金需求与实际投入量存在更大的金融缺口,根据美国经济学家Goldsmith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FIR)测算,我国农村的资金投放量严重不足,2002年农村理想资金融量与资金实际投入的缺口达4931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必然会更大程度的束缚我国“三农”的发展。按照国务院1996年金融体制改革规划,宏观上我国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政策性金融分工协作的格局,即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同时邮政储蓄和民间融资也相当活跃。然而从现实层面考虑,金融机构由于经营目标和资金实力等原因,难以为农户提供有效金融服务,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金融机构支农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低,农村资金供求紧张,农户贷款难问题突出。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农村金融缺口的成因

1.三农的自身弱质及财政反哺农业不足。三农自身处于弱质地位,对三农的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投资流动方向具有明显的利润导向,农业自身积累不足,不能吸引大量的资金流入甚至还会引起资产、劳动力等要素的逐渐向非农业的转移。三农资金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农民有限的收入中仅有10%左右作为生产性支出。农业具有周期长,受气候影响大,收益相对低下的“弱质性”,致使农村信贷市场风险大,就其收益而言,我国实行的是有管制的浮动利率制度,虽然农村信用社获得了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限,但并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现行的支农贷款利率6.53%,与农村贷款盈亏平衡点利率8%~10%相差甚远。正是由于高风险与低收益的不平衡,制约了农村放贷的积极性。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资金主要从农业汲取,造成农业先天发育不良,自身无法形成基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工业支农力度不够。农业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由1978年的13.43%下降到2003年的7.12%,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远低于2003年农业在GDP中占比14.6%的比例。自2004年开始,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有上升趋势, 但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要求来讲,支农资金的投入增长结构仍然难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巨大需求。

2.支农的金融主体缺失,农村资金严重外流。自1998年以来,随着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向大城市转移,县及县以下金融服务网点大幅减少。农业银行支农力度也随之减弱,上世纪80年代,农业银行承担主要的信贷支农任务,其全部贷款98%集中投向农村,从1998年农业银行开始逐步收缩在农村的经营网点业务,到2005年,农业贷款只占农业银行各项贷款余额的10%;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90%以上的贷款是粮棉油等国家重要农副产品的收购资金贷款,在支持三农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目前能够向农村提供信贷资金的只剩下农村信用社一家金融机构。近年来,每年经金融系统流出农业的资金至少三千多亿。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原因主有要以下几个方面:(1)自1998年商业银行实施信贷授权制度以来,基层银行贷款权限逐步缩小,在不良资产占比过高的地区甚至取消县级支行贷款发放权限,成为农村金融的“抽水机”。(2)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加剧了农村资金的外流,截至2004年底,全国邮政储蓄存款金融已达1.08万亿元,其中75%为县及县以下吸储,省级以下的邮政储蓄部门新吸收的储蓄存款几乎全部上划到国家邮政局进行货币市场或商业银行,很少流入农村。

二、完善我国农村资金投入机制

1.确定合理的支农贷款利率水平。要想把资金引向农村,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在于实施合理的利率水平,让发放支农贷款的金融机构有利可图。国际上成功小额贷款的存贷差要高达8%~15%左右,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也就维持在5%~7%间。在目前农村小额贷款成本3.5%左右的情况下,贷款利率在8%~10%左右才能使项目自负盈亏。可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作法,由政府提供一定范围内的利率补贴。另外,通过合理的利率,可吸引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到农村。

2.构建风险补偿机制,降低支农贷款准入门槛。构建银行业机构和农户互相信赖的信用体系,破解“贷款难,难贷款”的突出矛盾;同时,大力推广“联保贷款”方式,让农民自愿组成“经济共同体”,以共同经济实力为农民提供贷款担保,确保农户发展农业产业对资金的需求。对规模较大的项目投资,鼓励多个信用社进行联合,形成“社团贷款”,解决单个信用社不能满足大产业发展对资金需求的矛盾,增强信用社的放贷能力。另外农村信用社要进一步完善贷款抵押、质押制度,降低农户贷款门槛。

3.建立和完善国家财政支农政策。目前支农贷款是一种低效率的行为,国家应出台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对农业贷款实行免税与贴息政策,加大专项资金补贴;参照国外政府支持发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分层次、分险种建立和完善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将支农风险降到最低的程度;积极开展农村信用体系的创新活动,加大对逃废债的打击力度,改善农村信用环境与司法环境。

参考文献:

张锦:农村资金投入机制探讨.河北经济日报,2007.6.4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摘要:综述我国林业职业教育集团的改革现状、存在问题,在分析江西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创新推进林业职业教育集团教育的运行机制,并阐述建设与之相适宜的区域内涵型协同机制及其顶层设计。

关键词: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区域协同;顶层设计

我国林业职业教育集团(简称林职教育集团或林职集团)起步较晚,始于21世纪初,并于2014年6月、7月分别成立中国(北方)现代林职教育集团、中国(南方)现代林职教育集团。林职集团教育①历时10余年,整体落后于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处于我国职业教育的中低层次水平[1]。集团化运行机制中未形成高职院校的发展战略与企业近、中、长期规划的有效并轨,各办学主体的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缺乏协同体系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2-5]。尤其是,集体林权制度与国有林场改革以来,林职教育需求主体的多元化或异质性,教育供给效率和供给能力、供求匹配关系与平衡机理等重要问题发生了较大的改变[6],给我国林职教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因此,重视林职教育集团的协同关系,创新协同机制的路径,不仅对丰富林职人才教育内容,而且对加快现代化职业教育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江西林职教育集团模式为例,探讨开展林职集团化协同运行机制创新及其顶层设计。

一、我国林职教育集团发展概况

我国林职教育集团开展了基于院校、企业、政府、行业协会、专业管理委员会、学生(校友)各方面关系的校企合作,形成了或战略伙伴或 “共生体”关系及其合作机制,不仅包括招生、招工和资金等方面与组织文化、人才标准、课程设计、教学模式等的深度融合,也体现了文化融合等,开展了不同省际区域的各具特色的实践案例与分析研究。例如,湖南衡阳农林职教育集团的服务“三农”协同合作机制[7];湖北林职集团“盟员集聚化、资源集约化、效能集团化”的整合模式[8];广西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提倡“校企深度合作,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一核心两轴两线”的产学一体、政校企社联合的“立交橋”模式[9];福建林职学院构建“政府引领、行业牵头、院校为主、企业参与”的集团办学模式[10];广西林职教育提议“开放办学,创新兴校”等发展战略[11]。

然而,当前我国区域性的林职集团教育调研数据及实证研究明显不足,各区域仍处于各自模式的探索中,缺乏宏观与区域衔接的深入分析及方法,使既有的研究无法精准定位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揭示现阶段新问题和矛盾产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及其驱动机理,也无法科学解释既有相关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合作绩效缺失问题及其根源。林职集团教育界认为,集团办学(政府、学校和社会的三类办学主体)虽已开始定位,其协调合作关系待明确;高效协同运行机制研究少[12],且从协同关系角度探索集团教育构建途径和政策创新路径的关注度不够,对集团教育发展的需求特征、采纳行为及其驱动机制没予以足够的重视。总体上,当前林职集团教育相关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的系统性比较缺失[13],解决突破口在于实施体制机制创新,在动力机制、选择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和监控机制等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二、江西林职集团研究概况

(一)集团组成

江西省现有12所高职院校和10余所中职学校有涉林专业,以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为龙头。2012年由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牵头成立“江西省林业职业教育集团”,2014年与国内100多家知名企业开展了联合办学,承接了社会培训任务,培训人数1 000多人次[14]。2015年发展成员涉及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企业、学校等120余家,累计开展各类技能培训60多项次,达13 321人次;开展了50多个工种的中高级职业技能鉴定,鉴定人数9 812人[15]。2017年集团成员单位发展至136家,包括4所本科院校、3所高职学院、10所中职学校、3家行业协会、8家科研院所、92家企业以及16家政府部门[16];建立林业技术、家具设计与制度等24个专业建设委员会。

(二)组织结构

集团创新校企合作办学体制,创建了“内涵式发展—集约化办学”的管理体制;在“多元联动”体制下,建立了“两会”“一处”及“四委”的组织架构(其中“两会”指的是理事会与常务理事会;“一处”指秘书处;“四委”指的是科技推广与创新工作委员会、人才培养工作委员会、就业平台建设工作委员会以及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工作委员会)。

(三)运行模式

集团教育不断进行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的改革探索,运行模式已具雏形。2013年,在原校企结合基础上,实施工学结合加强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主动服务地方和林业行业,强化学生动手实践能力,面向基层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办学特色与极富特色的“一对一经纪人”就业导师服务制度[17]。至2016年,发展有共同培养、订单培养、工学交替培养、共建培养、合作培养、混合培养等模式,多样化合作联动的运行机制于是形成。

当前,江西林职集团教育形成了“产教融合、生态典范”的理念,创建了“内涵式发展—集约化办学”的管理体制,培育形成“师资队伍培养、就业创业激励机制、就业创业教育”等三大人才培养结构体系,建立“校企合作、校内外教学实践、网络支持服务、创业教育实践”等四大创新实践平台,以“合作办学、开放办学、特色办学”为抓手,对师资融合、课程融合、设施融合、文化融合,共享实习就业平台与共享科技成果等的合作平台创新[18],构建了学校、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及其他高校的多样化合作联动运行机制与校企深度合作“一心、一体、一流”的长效机制。

三、问题分析

(一)人才需求的结构性问题

目前,江西省林业与环境类人才紧缺,县级林业部门基层技术人员年龄老化现象严重,超过50岁以上的比例38%~45%,有些技术工种几乎没有年轻人,人才断层问题较突出。主要表现在:缺少技能型人才,缺乏复合型人才;结构性失业问题较严重,许多岗位缺少专业人才,而下岗失业人员找不到工作;在职职工素质不能适应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和不断变动岗位的需要,技能与岗位标准要求不适应的情况普遍存在[19];大批新增劳动力和林区富余劳动力的素质较低,多数毕业生则因缺乏与林业产业相适应的技能而无法就业[20]。江西林业基层技术人员的这种结构性缺失矛盾已经成为制约林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2014年江西省推出“三定向”(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的林业人才政策,承接单位是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21]。

目前,江西大型林业类企业的人力资源招聘及其培训计划基本完善,更倾向于产品的创新研发;中等规模企业因扩张需求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要求均较高,但对人才培养的计划较少,未计划资金投入或准备不足;数量众多的小规模企业对人力需求较迫切,因自身财力与物力的局限,几乎不具备条件开展或实施合作培养。省内林业重点产业(如油茶、中药产业)发展符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及精准扶贫政策,催生对高端人才、创业人才、技术创新人才的需求[22-23]。表明随集体林权制度与国有林场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林职人才需求的数量与质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多元化或复合型人才需求及其培养不足等问题则显得更加突出。

(二)人才培养的协同性问题

江西林职集团教育已开发共同培养、订单培养、工学交替培养、共建培养、合作培养、混合培养等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培养模式或刚实施,或面上协议,大多还未进入质量考核阶段,短时期内无法及时满足多元、多层次的人才需求,且缺乏不同层次人才供求间的过渡与衔接,亦不能契合当前产业发展的需求。可见,集团合作成员间关系仍松散,合作目标取向存在差异或错位问题;合作内容浮于表面,缺乏深层次、多元化开发资源平台的协同与合作培育机制。一些深层次问题显现,诸如职教集团间的合作缺乏有效的长效机制,监督评价制度待完善等。总体上,集团教育滞后于产业发展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四、协同机制创新与顶层设计分析

(一)定位分析

集团成员间协作运行机制如何加强职业院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培养各级各类复合型以及多元型技能型人才的协同机制是我国林职集团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瓶颈”,也是江西林职集团教育合作运行机制中的核心问题。

笔者建议,实施职业教育政策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整合和优化,与江西区域性林业产业资源的统筹相结合与整合,构建适应本区域发展的林职集团教育的协同创新机制及其顶层设计。

(二)内涵型协同运行机制

继承江西林职集团教育现有的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协同育人机制、平台共建机制以及保障机制等四大机制的研究成果,结合集团化办学实践,强化集团成员间的互联互通,整合各级各类资源要素与林业多重优势特性,规划江西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协同机制运行的创新及其顶层设计。依据江西林业职业特征、生态产业优势、共性与个性结合、协同创新为原则,构建“求同存异、开放创新、立足行业职业、协调服务”的内涵型协同运行机制。其中,“开放创新”是协同机制内涵建设的核心,“求同存异”是创新建设融入林职教育集团合作平台的路径,“立足行业职业”是协同机制的基础和出发点,“协调服务”是实现机制运行通畅的功能或作用。

1.内涵定位

江西林职教育集团教育立足于林业企事业集团的使命、愿景和综合战略,满足和支持企事业集团的发展战略需要,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以社会经济发展对林业职业技术人才的需求为基准,培养多元型、多层次质量的技能型人才;并积极开展职业培训,为在职人员、社会闲置人员、农村劳动力提供优质的技能培训服务。

2.实现方式

在江西林职集团运行发展过程中,通过协调方式、利益共享方式、保障方式实施区域内涵型协同运行机制,从而对发展中的林职教育集团的管理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并促使集团院校、企事业系统的各个管理要素的优势实现一致性和互补性,达到整体优势与优化的目的。其中,协调方式分为内部协调与外部协调。集团内部协调方式为制定集团政策制度和设置组织机构。现已制定了集团章程,设置组织架构与专业建设委员会。外部协调方式主要包括利益共享和监督保障方式。利益共享方式主要通过搭建利益共享平台,利用平台沟通资源共享的领域,将集团各方与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有机联结,实现多方面的多种资源整合。如集团建立的实训基地平台,既是学生的实习平台,也可成为教师的实践基地;企事业参与到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与实施,与学校联合实施订单式合作培养,一起开发课程与教材等。保障方式主要依靠集团章程等相关管理制度,以及专门的监督机构或外部指導机构进行监督和指导。

协同运行机制及顶层设计的创新,包括集团主体间的合作方法创新,与协调林职教育集团各办学主体的局部与整体的协同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协同效应,从而保障集团化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加快推进江西生态文明建设迈进新时代。

注释:

①林业职业教育集团是指林业职业院校、林业行业企业等组织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展而组织的教育团体,简称林职教育集团或林职集团。文中“林职集团教育”是指林职教育集团实施的教育组织理论与实践活动,省略前一个词语“教育”,为了避免与后一个“教育”重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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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在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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