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自媒体在向社会传播“三农”领域信息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三农”主题的自媒体存在栏目选材缺乏明确规划和创新、商业模式转变导致运营困境、违法违规突破监管底线、专业人才欠缺限制发展空间及过度关注现象级网红带来认知偏差等突出问题。促进“三农”自媒体规范发展，一是要深挖“三农”题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要健全监管制度，实现自媒体依法合规运营;三是要加强科技下乡，提升“三农”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四是要鼓励“网红”示范，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五是要讲好“三农”故事，推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融合。
关键词：“三农” 自媒体 市场监管
讲好“三农”故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三农”自媒体人如李子柒等，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把中国农村的故事讲到了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心坎上，其文化传播的正能量是巨大的，是讲好“三农”故事的成功范例。但也应关注到，“三农”自媒体的发展与监管过程中还存在着突出问题，值得深思。
一、“三农”自媒体发展与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
自媒体是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兴媒体形式，其中以“三农”为主题内容的即为“三农”（主题）自媒体。它们以农村农业农民为核心，通过个人化、平民化的网络叙事方式，向社会传播充满个性化色彩、规范或不规范的相关信息。
（一）栏目选材缺乏明确规划和创新
西瓜视频平台的“三农”自媒体网红“华农兄弟”，其视频栏目有固定的分类，避免了选题无序和内容枯竭。但众多“三农”自媒体没有完善的栏目设计规划，缺乏明确的框架支撑和方向指引，素材选取及脚本制作不成体系，定位出现偏差，受众的黏着度日趋降低。“三农”主题自媒体兴起之初，随手一拍就能轻松获得流量，而如今一些创作者偏离了做原创的初衷，沦为标题党、毒鸡汤、伪科学。同时，越来越多的简单娱乐内容和对“三农”的粗浅记录充斥其中，导致内容同质化严重，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缺乏文化创意设计的创作者被快速淘汰，有趣有料的自媒体网红则成为品牌、资本和粉丝趋之若鹜的流量寡头。
（二）商业模式转变导致运营困境
“三农”自媒体的商业盈利模式主要分三类：一是流量变现，依靠平台的流量补贴或广告收益变现，形成“吸引力经济”模式;二是直播带货，销售其他品牌商品或带动电商引流，获取佣金，以及打造自有品牌，获得产品销售收入;三是网红培育，开办培训班或创立网红孵化基地，收取学费，并精心挑选粉丝量大、活跃度高的网红，提升其线上交易能力，打通内容自媒体到社交功能实现再到电商资源变现的产业链。目前，我国大多数“三农”自媒体以流量换取用户基础，前两类模式尤其平台补贴成为其基本收入来源。当初期飙升的粉丝流量沉淀为中后期固定的受众群体，用户使用平台与内容创作者或网络直播者互动的场景和频次定型后，就只能通过类似微博或大众点评等平台发放红包、优惠券或投放更多广告的模式继续培养用户习惯。也就是说，在自媒体内容生产到达成熟阶段后，如不进入自有品牌打造阶段，“三农”自媒体创作者或工作室就面临着补贴“断供”的尴尬局面，被迫从单纯的内容生产中挖掘潜在商业价值，以维持团队整体收益与工资发放。而对于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和创业资金的大学生或从业者而言可能比较容易，具备一定的现实可操作性，但对于原本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或返乡创业农民工等“三农”自媒体人而言难度较高，且他们往往还承受着亲友不理解不支持的外部压力。
（三）违法违规突破监管底线
“三农”自媒体普遍存在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薄弱等问题，极易出现传播侵权、虚假宣传、内容涉黄涉赌等违法行为。一些自媒体创作者为了抢占市场、争夺流量，通过非法改编惊悚、恶搞内容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甚至传播色情、暴力等内容刻意迎合低俗需求。而目前我国政府针对“三农”自媒体或其所属平台的监管法规，如《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等立法层级较低、约束效力有限，部分条款过于笼统。尤其对于规范自媒体传播内容的相关细则或标准不足，导致执行难度高，实际监管效果不够理想。一些“三农”自媒体走红后，被举报涉嫌“洗稿”、内容粗制滥造，遭到平台封号，正是对自媒体监管敲响的警钟。
（四）专业人才欠缺限制发展空间
目前在“三农”自媒体的内容生产主体或组织结构中，创作者多打上了农妇、农民兄弟、打工妹、保安等标签。他们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历和農业种养经验，“草根”出身的天然亲和力，在初创期容易获得人们的喜爱。但当自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越来越多成熟专业的自媒体工作者及团队涌入这片“蓝海”，竞争必然愈发激烈。这一方面助推了优胜劣汰和更多优质内容的产生，另一方面更加速了行业“洗牌”，如果缺乏专业人才加盟，则基层草根班底创作或发展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无论是“欢子TV”还是“巧妇九妹”，在面临来自“李子柒”等专业化团队的冲击时，都需要不断提升自身团队的创作能力和专业水准，以突破不断被分割的发展空间。
（五）过度关注现象级网红带来认知偏差
以“华农兄弟”“李子柒”等为代表的典型“三农”自媒体，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现象级网红品牌，其成功受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但是，社会各界更多把关注点放在对其成功原因的剖析上，而非对其内容生产、宣传影响等方面问题的研究中，鲜见专题解读或专业角度分析。在网络信息爆炸式增长并传播的今天，实现“三农”自媒体成功模式的进一步复制推广，不仅是单纯复制培育网红的营销话术和商业模式那么简单，而是需要通过高水平作品来向社会传递“三农”自媒体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特别是新媒体新青年，面对内容生产的瓶颈期，更需要相关研究的支撑和专项政策的出台进行合理引导，坚持“传承+创新”的理念谋求新发展。
二、促进“三农”自媒体规范发展的政策建议
目前，“三农”自媒体作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城市居民向往返璞归真又不轻易可得，正需要获取淳朴乡情、自然风光、田园生活等多元内容的渠道，且“三农”主题本身就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和政策趋势。因此，立足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坚持包容审慎监管，促进“三农”自媒体及自媒体行业规范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深挖“三农”题材，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三农”自媒体的视频中有关农民衣食住行的琐事，不仅是视频创作者身边真实发生的故事，更是我国亿万农民生活的缩影。对漂泊异乡的人们尤其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而言，这些千里之外日渐消逝的家乡田野趣味是最令人憧憬和珍視的。未来“三农”自媒体应更加着眼于在保证内容合规、弘扬正确价值观的前提下，深挖作品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像“李子柒”们一样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通过自媒体搭建起线上线下、国内国际交流互动的桥梁，制作并输出一批有深度、有温度、代表性强、渗透力广的自媒体作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二）健全监管制度，实现自媒体依法合规运营
针对“三农”自媒体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的问题，首先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相比部门规章更具法律效力的上位法或专项法，为自媒体内容创作和传播行为设立清晰的法律红线，满足指导行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其次，应从平台层面，加强源头管控，提升自身管理的规范性，完善事前监管环节对“三农”自媒体资质和网络直播者资格的审查机制，以及事后监管环节的纠纷处置机制和处罚机制。最后，以现行规章督促引导相关主体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道德观念，以社会责任引导内容创新，进一步推动“三农”自媒体规范健康运营，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
（三）加强科技下乡，提升“三农”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
在当前短视频或直播营销的风口上，社交平台将话语权更多地赋予“草根”农民。随着技术加速迭代助推行业发展成熟，“三农”自媒体从业人员需要进一步顺应互联网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提升自身作品的专业性和可传播性。要紧密结合科技下乡、科技特派员等相关政策举措，着力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自媒体工作者，为“三农”自媒体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同时，引入区块链、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手段以及淘宝助农、京东生鲜等大平台的现代经营理念，有效整合“三农”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实现信息内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的共融互通，放大“三农”自媒体的传播效能，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草根自媒体。
（四）鼓励“网红”示范，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今日头条平台的“三农”自媒体网红“巧妇九妹”累计帮助家乡销售水果800多万斤，年销售额过千万，其个人账号已打造成为知名度颇高的自媒体电商品牌。我们应当鼓励更多的网红“新农人”通过自媒体推销家乡特产，发挥其示范效应和集聚效应，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网红”本身在实现从内容创作向带货增收模式转化的同时，应加强与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完善当地农产品的生产、仓储、物流等全流程供应链，不仅能够彻底打通农业电商从产到销的闭环，同时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力的就业问题。通过网红示范效应的发挥，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经验，带动更多有条件地区的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当地资源，探索丰富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路径。
（五）讲好“三农”故事，推动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融合
主流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三农”自媒体一道，合力讲好“三农”故事。一方面，取长补短，持续创新。发挥传统媒体内容运营合规性和资源渠道多样化的优势，引领自媒体与其诸多优势产业跨界合作，实现深度融合，并以创新的方式生产有价值的内容，应对大众审美疲劳和流量增长乏力。另一方面，通过视频导流把传统媒体的流量资源转化为农产品、民间艺术品的销量和口碑，打造一批响当当的区域农业品牌。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统筹主流媒体和自媒体发展，重视并普及视频、直播等鲜活的传播形式，积极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和网络传播力，树立“三农”媒体正确的价值观，不断增强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讲故事的能力，共同讲好“三农”故事，传播好“三农”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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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叶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三农论文范文第2篇
现代农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农业保险的支持，作为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农业保险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4年，省委、省政府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我省的实际情况，为全省农业生产采取政策性保险，创立专业性综合农业保险公司，由财政给予农村种养殖户保费补贴，并于2004年11月由省政府主导，经中国保监会批准成立了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从而揭开了我省农业保险发展的崭新一页。如今，我省逐步形成了“政府引导、财政支持、部门参与、专业机构经办、农业系统延伸”的农业保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体系与运作模式。
试点险种从无到有，从特色作物品种扩展到关系国计民生的主要粮油和养殖业品种。试点之初，全省仅开办了烟叶、草莓、奶牛、梅花鹿、生猪、肉食鸡等6个具有地方特色的险种业务;2006年，在桦甸、舒兰试点开办了玉米和水稻险种;2007年，全面开展了玉米、水稻、大豆及能繁母猪等主要粮油作物险种和养殖业险种;2008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葵花和花生险种，农业保险从此走上了大发展、快发展的道路。
试点区域从小到大，从仅有的几个县(市)到全省覆盖。我省开展农业保险试点以来，每年都有150万以上的农户参加保险，要想在较短的承保季节把这些农户组织起来参保，在较短的理赔季节对受灾农户进行查勘理赔，任何一家保险经办机构都难以承受这么大的工作量。针对这一现实，省农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和吉林保监局创造性地提出了由农经系统代理农业保险业务、协助经办机构开展农业保险工作的办法。2005年试点县(市)只有10个，2006年增加到13个，2007年一跃增加到27个，农作物保险试点面积由最初的几千公顷一跃增加到197万公顷，占全省粮油作物播种面积的46.9%，2008年，安华保险省分公司承保县(市)又由27个增加到34个，2009年进一步增加到41个，囊括了所有产粮大县(市、区)，承保面积保持在全省总播种面积的50%左右。如今，全省有59个县(市、区)开展了农业保险工作，基本上做到了全覆盖，服务网络已延伸到村级。
试点级别从低到高，从省财政支持提升到中央财政支持。2007年，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政策出台后，吉林省作为全国6个试点省份之一，安华保险吉林省分公司作为全省农业保险试点的承办机构，全力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
我省全面开展农业保险工作4年来，由农民不认识到认可、由小范围试点到全面覆盖、由一项新政策到惠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保险像一把无形的巨伞，为吉林农业架起了一道遮挡不测风云的屏障。从2007年到2010年，我省仅安华农业保险公司就承保粮油作物1.21億亩，能繁母猪171万头，奶牛6100头，为731万农户提供了总额263亿元的保险保障。农业保险共实现保费收入24.7亿元，共为约470万参保受灾农户赔款18.7亿元，户均赔款约398元，4年平均简单赔付率达到75.7%，为支持受灾农户恢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农论文范文第3篇
摘 要：本文针对我国三农问题中农村、农民问题现状，进行了相应剖析和思考，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村;农民;问题
一、农村、农民的“隐痛”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农民人数众多，既有空间上的地域差异也有时间上的发展差异，因此，农村、农民问题涉及的方面十分广泛，包含的内容异常丰富，现就近年来我国农村、农民问题比较突出、典型的方面略举一二。
1、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传统古朴气氛一去不返。伴随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村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工业产品的广泛应用在促进农业增产的同时也增强了农业生产对它们的依赖性，加剧了农村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模式调动了个体积极性，淡化了集体意识，使自然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农村传统古朴气氛在加速发展的社会大环境中土崩瓦解，享乐主义、拜金思想、奢靡之风泛滥，勤劳善良、艰苦朴素、诚实守信大打折扣，农村已成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2、农民诉求多元化、身在农村心在外。总体看来，农民仍然比较贫穷、辛苦，农村仍然比较落后、封闭;农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愿望迫切但困难重重，农业增产不增收，政策信息、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渠道不畅、良莠混杂，自身能力的欠缺使他们渴望环境和平、政治清明、诉求畅通、格外关怀、人格尊重……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拓展了农民的眼界，在比较利益的驱使下，一批又一批的农民离开家园、走上了打工的寻梦路，剩下的农民越来越少，孩子和老人成了农村常驻人口的主流，他們身在农村，心中对远方的亲人魂牵梦绕，农村因青壮年劳力的大量流失冷清、凋敝。
3、养老问题突出、小伙子找对象困难。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农村老人越来越多，农村老人的养老既有精神慰藉的不足更有经济保障的差距，经济压力迫使年轻人常年在外，孤独的老人只能与寂寞为伴，年轻人在外打工收入虽比在家强，但三下五除二大多所剩不多，家中老人的经济保障能与政府每月提供给老人的养老金相媲美者恐怕为数不多，农村养老问题的侧重点还在物质保障层面;另一方面，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我国农村有将近3000万的适龄男青年因娶不到媳妇而犯愁，相比城市的优越，农村3000万小伙子成为“光棍”的风险加大，这一数据已超过了2019年1月统计的2520.9万的澳大利亚总人口数，如果把我国城市的“光棍”加上，是否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光棍”比澳大利亚总人口还多？
二、农村、农民问题对策
农村、农民问题的缓解、改善、解决，需要认识层面的理论总结、提高，需要实践层面的实际探索、实验，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地域性、长期性、现实性等特点。
1、认识层面的对策。可以从多个角度认识，一是跳出农村、农民问题甚至“三农”问题的圈子看待这些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出圈子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会有新发现、新突破;二是把农村、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中去系统化认识，防止认识中的局部性、片面性;三是把我国的农村、农民问题与国际上他国的农村、农民问题进行比较、对比，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实现对我国农村、农民问题认识上的突破;四是从历史唯物的角度审视我国农村、农民问题的过去、现状和发展，防范静止的看待当前复杂的农村、农民问题;五是强调区域化特色观念，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汇聚，山川地貌、水文气候、自然资源种类丰富、地域性显著，农村、农民问题既有普遍性更有地域差异性，防范认识上的“一刀切”十分必要。
2、实践层面的探索。需要诸多方面的配合，诸多方面的同时探索：问题发生在谁身上、出现在什么地方，当事人、出事点最关切，他们是解决问题的积极主动实践者，从他们那里可以获得解决问题直接的、众多的方法、经验，他们是实践层面的重要成员;理论工作者是实践层面的顶层设计者，在与实践探索的结合中使理论变为现实，同时又通过实践不断地使理论完善、提高;政策是实践层面的幕后推手，在肯定与否定中引导解决问题的走向，通过问题走向也可反观政策探索的成败得失，所以，政府政策也是实践层面的配合者、探索者。这里，以农民问题之一的农村小伙子找对象难试分析一下当事人、理论工作者、政府诸方面的探索与配合：
问题——（农村小伙子找对象难）——程度——（目前达3000万，超过澳大利亚总人口）——原因——（我国适龄青年性别比失衡问题，农村条件差问题，农村适龄男青年个人问题等）——实践探索——（当事人层面：提高个人魅力、能力，改变婚姻观念，完善农村条件，远走他乡或移民城市;理论工作者层面：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探索解决、防范问题的方法、途径等;政府层面：对理论工作者关于农村小伙子找对象难的理论成果进行决策，制定政策，通过舆论的、法律的等手段落实政策）——配合成效——（良性配合：当事人的众多有效实践为理论工作者形成正确理论奠定基础，正确理论为政府正确决策奠定基础，正确决策形成正确政策，正确政策促进当事人的问题解决，同时检验了政策、理论的正确。）
三、总结
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广大农村、众多农民的切身急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农村、农民问题，现实上的迫切性已凸显，要求勇于实践探索和高度重视方面的呼声已日涨，已到了全社会休戚与共、群策群力的阶段。
三农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元社会结构
城乡统筹发展
一、“三农”问题已呈现出复杂的多维度特征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始终面临着化解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大使命，但在不同发展时期，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关联度是有差异的。1978年之前，农业问题的核心是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促使农业剩余流转来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初始来源;相对地，农民和农村问题由于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和城乡流动的实质隔离而并不突出。197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内生的激励难题，乡镇企业的兴起则为农村劳动力的“社区性”流转提供了通道。在此阶段，农业在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控下实现了持续发展，农民通过农业经营和社区就业而实现了稳步增收，农村的社会进步、民主管理、文化供给等问题尚不显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结构转化、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促使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呈现出交织态势。农业生产呈现出“过度”与“不足”的周期震荡，农村劳动力流转更多采用跨地域、跨产业的“农民工”方式，农村要素流动性加速、农业产业收益下降又延迟了农村社会发展。在此背景下.人们才开始以“三农”问题来代指原本分散的农业、农民、农村问题。
以“三农”问题来代称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表明我国已进入一个需要用系统思维来理解“三农”问题的阶段。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正在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变.化解“三农”问题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具有“工具理性”，而社会发展具有“价值理性”，增长的终极目标是要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增速超过9.8%的持续增长态势，然而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并未呈现持续收敛趋势。显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如果不能有效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则增长必定难以回应提升居民福利水平的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实现长期发展必须将化解“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在延续，应对金融危机的出路是通过刺激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来形成对出口导向战略的接替，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是农民支付能力不足且消费意愿偏低。2007年占总人口55.1%的农民在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占比仅为25.6%，在农业发展受阻、农民增收迟缓的背景下，要大规模地启动内需并回应外部冲击是困难的，化解“三农”问题有助于通过内需增强来形成对外部冲击的回应。显然，无论是从实现持续发展还是从应对外部挑战的角度看，化解“三农”问题均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农业供给能力增强与农业发展的约束条件
“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主要表现为农业发展问题，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通过农业供给能力的持续提升来确保农业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来开展国际贸易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居民福祉，然而，从安全性角度看，提高国内供给能力始终应作为我国确保农业安全的主导方式。我国如果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身的食品消费问题，则不仅面临国际市场能否、愿否供给的风险，而且面临着国内非农产业能否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的挑战。如果对上述问题不能做出肯定回答，则单纯强调比较优势可能就不是一个理性选择，提升本国农业供给能力就依然具有实践意义。
既然提升农业供给能力是重要的，问题就转化为如何理解我国农业供给能力的变动方向。农业供给取决于两组因素：要素以及要素的组合效率。从要素角度看，在技术给定的条件下，农业产出取决于土地、水、劳动、资本的投入状态。就耕地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国耕地面积已经呈现出缩减趋势，城市化“挤占”的主要是城市近郊、平坦、肥沃的优质耕地，因此在耕地面积缩减的同时耕地质量也趋于恶化。就水资源而言，水资源空间分布与农业生产空间分布的“偏差”呈现出增大趋势。我国农业生产中心已具有显著的“北移”特征，H农业生产的“北多南少”与水资源的“南多北少”之间的偏差趋于强化。就劳动而言，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要方式进行跨产业流转。而流出劳动力基本是年轻、人力资本含量较高、劳动能力较强的“精英”。就资本而言，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而在产业资本回报率有差异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存在将资本转向非农产业的“虹吸效应”。概言之，我国农业生产所依赖的土地、水、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均存在条件弱化的倾向。
在要素供给条件恶化的背景下，农业供给将“被迫”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从国际经验来看.资源禀赋差异会诱发出两类农业技术进步：以美国为代表的机械化、劳动集约型技术进步和以日本为代表的生物化、土地集约型技术进步类型。就我国而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意味着农业发展应更多考虑生物化和土地节约方式，这样才能在土地短缺情形下增加产出水平。然而，农业技术进步程度最终取决于农户的需求能力与意愿。当前，在我国农业经营零碎化的背景下，农户预期农业经营对最大化自身收益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其在有限耕地面积上采用技术进步的动机将受到抑制;同时。农业生产面临着较为突出的自然风险，且农村资本具有单向流出的显著特征，农民通过投资来改进技术的能力也就较为低下。显然，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状态恰好阻碍了技术进步需求，这表明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效应是不稳定的。
农业供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农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数量和规模问题，而且是一个结构和品质问题，“粮食安全”本身包括数量和品质两个层次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已趋优化，农产品品质也在提升;但是横向比较而言，农业的产业结构和品质安全仍存在提升空间。首先，我国居民的食品消费已呈现间接粮食消费占比上升而直接粮食消费占比下降的态势。然而。直接粮食向间接粮食的转化效率整体较低，农业加工转化流程难以适应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其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必将在关注食品数量的同时更加关注食品品质。食品是经过生产、加工、流通等多个领域才最终进入消费环节的，因此，我国应着眼于“从田间到餐桌”的整个产业链，形成较为完整的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其次，农业具有产品、要素、市场等多重贡献，且农业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休闲体验等功能日趋凸现。由此，我国不仅需要克服“面源”污染等问题以提升农业生产率，而且需要通过
产业结构调整来凸现农业多功能性。最后，粮食价格、食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特征。我国历次通货膨胀均有较为显著的粮食价格或食品价格先行的特征。导致粮价波动的因素包括居民的需求强度、政策的调整影响、国际市场传染等，实现国内粮食市场平稳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并形成与市场化和全球化趋势相适应的农产品定价机制。
三、农民收入的结构特征与增长的制约因素
农业问题是“三农”问题在产业层面的体现，农民问题则是“三农”问题在主体层面的体现，此问题的指向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以形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敛的机制。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是：1978-1985年出现收敛态势，1985年之后在波动中拉大，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36:1。城乡收入差距悬殊且持续表明农民尚未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民消费能力受到收入的刚性约束。农民收入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7年这四种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3.0%、38.5%、3.1%和5.4%，由此，可以主要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角度来考察农民增收问题。
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民增收取决于家庭经营的产品类型和产业结构，也取决于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和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可见，农业现代化的中心是农民本身的现代化，即从不愿冒风险的“生存导向”的行为者转化为对部门间获利机会、市场价格、利润和财富积累敏感的现代经济行为者——资本家式农民。当前我国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面临三重制约。其一为产业结构制约，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渔业收入和副业收入，而我国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依靠农业收入的特征并未改变，2007年农业收入在家庭经营性收入中的占比仍高达59.4%。其二为产业特质制约，农业在生产领域面临着相对于其他产业更为突出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着需求难以随着收入增加而扩展的市场风险.在交易领域面临着农产品当期价格决定下期生产的滞后调整状态。其三为谈判能力制约，分散化、零碎化经营方式导致单个农户不具有市场谈判优势，生产资料销售企业和农产品收购企业在交易中具有更强的谈判能力，农户由于定价劣势而经常面临着“增产不增收”等状况。
从工资性收入的角度看，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结构转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工资收入均有了显著增强，但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依然面临着较多的制约因素。首先，农业和其他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依然显著，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在GDP中的占比为11.3%，劳动力在就业人数中的占比为40.8%，这表明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显著低于其他产业。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则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仍有持续性。其次，即使农村劳动力具有强烈的流转动机，但由于人力资本特征和体制性安排，农村劳动力流转通常需要支付较高的流转成本，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劳动市场和二元社会保障，更是缩小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选择范围，抬高了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的进入壁垒。最后，即使农民可以顺利转入非农领域，但农民工的产业结构特征和人力资本特征，导致其就业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薪酬福利较低的行业，2006年农村外出从业者为1.318亿人，其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就业的人数分别为4248万人和2866万人，两者在外出总人数中的占比为54%，而制造业和建筑业职工工资分别为各行业平均工资的85.5%和78.1%。
四、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维度与多重挑战
区别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单向度特征，农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它具有超越单纯经济学的复杂性特征，农村问题的实质指向是通过社会意义的体制改进来持续推进农村社会协调发展。1978-2007年农村人口在我国人口中的占比已经从82.1%降至55.1%，然而，当前农村人口规模依然有7.28亿人，农村人口占比依然超过50%，即使未来我国城市化率仍以年均1%的水平持续增加.则根据趋势预测，2030年我国仍然约有5亿农村人口。即使在考虑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我国农村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也应摆在战略高度进行对待。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集中表现在二元社会结构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期.二元社会结构并未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逐步消减，这首先表现在城乡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失衡。当前.我国城镇已基本构建起较为系统的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养老、教育、医疗和就业等社会保障依然处于缺位状态，农民保障在某种程度是主要依靠子女和土地的“自我保障”类型。2007年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182.4元/人.月和102元/人.月，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和平均支出水平分别为70元/人.月和37元/人.月。从养老制度来看，城市实行的是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社会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待遇确定型与缴费确定型相结合、共济特征较强的养老制度安排，而农村采取的是个人缴费、个人帐户、缴费确定型、共济特征较弱的养老制度安排。显然，在生活型公共产品或社会保障层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依然是显著的，这种差别也导致承载着公共品均等化功能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
二元社会结构不仅表现在生活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型公共产品配置领域。我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向方面具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偏向，以农田水利设施为例，《中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表明：2006年水利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家的村占9.56%，来源于集体的村占13.39%，来源于其他的村占6.63%，无资金的村占70.42%。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选择了以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为基点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财政配置的“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是发展战略的逻辑必然。改革开放初期，公共产品提供的“工业偏好”和“城市偏好”依然具有路径依赖效应，而分权化改革和GDP考核方式则导致地方政府“有选择”地提供公共产品.由于对区域GDP贡献度相对较低，分散化农户对决策的影响度相对较小，以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往往被放在次要位置。这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财政扭曲”和“政府失灵”。
农村社会发展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表现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农民不仅需要在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也需要社会文明、民主权利、文化需求的更大满足。从政治角度看，当前农村政治发展需要进行两重努力。其一，从决策和监督角度看，应在各级人大代表中增加基层农村代表的占比。根据现行《选举法》，我国在分配人大代表名额时，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4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理念应在上升为国家意志后积极转化为民主政治的实际行动。其二，从基层民主的角度看，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指向的村民自治已成为基层政治的主要形式，然而，在执行层面需要回
应：如何规避民主选举中上级的违规越权干预?如何化解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实际决策中的矛盾?如何预防民主选举可能出现的“廉价选票”和“恶人治村”?从文化的角度看，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的背景下，农村的文化需求扩张速度可能快于文化供给增长速度。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精英”已流转到城市和工业，这加剧了农村传统文化主体的萎缩，而农民工返乡带回的商业文化又会“侵蚀’’传统文化.农村文化的原生态、多样性面临着挑战。随着农民的流动性增强以及分配差距的拉大，如果不能对农村不同群体进行细分并进行适应性供给，则农村的文化生态很可能会出现“富者奢侈、贫者堕落，，的态势。
五、“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与突围思路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瓶颈，，并未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绩效，但依然面临着农业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持续推进的使命。在加速推进经济结构转变、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三农”问题在表现形态、形成原因等方面均具有系统性特征，理解这种系统特征是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前置条件。
从表现形态而言，“三农”问题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之间存在着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的关系。农业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产品供给的产业发展问题，农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收入增加的主体发展问题，农村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协调发展的地域发展问题。农业和农民问题属于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农民收入增长取决于农产品供给水平以及农民在其他产业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问题包含了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文化、政治活动的多个维度。显然，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外延依次扩大，前者对后者具有基础作用，而后者对前者又具有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具有互动特征的影响机理。另一方面，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也具有受多因素影响，从而应综合进行考虑的特征。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需要考虑生产要素的获取，更要考虑通过技术一制度创新来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技术一制度创新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创新主体的供给能力和需求强度。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考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就农民纯收入两大主要来源而言，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的农业产业结构、农产品供给数量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紧密相关，而工资性收入又取决于农民在非农领域中的就业机会、报酬水平和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农村社会发展不仅体现在农产品持续供给和农民收入增长等经济层面，而且也体现在经济发展能否伴随和促进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等非经济层面。事实上，农村的社会进步、政治文明和文化繁荣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其他诸多因素.显然，我国的“三农”问题并不是单个要素、单个领域的问题，而是涉及多种因素、多个领域的系统性问题。
就形成原因而言，“三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三农”问题更是产业特征、资源禀赋、市场改革和政府政策等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就产业特征而言，农业活动对自然的依赖性导致其在生产领域面临着较高的自然风险，在消费领域面临恩格尔定律揭示的需求下降的市场风险，在流通领域面临生产难以随着需求进行即时调整的经营风险，这种产业的弱质性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从而出现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态势。就资源禀赋而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业经营的土地、水资源相对高度短缺，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以及农民社会保障的实质缺位导致农业发展只能采取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分散化、小农式的经营模式不仅从需求层面缩减了农业的技术一制度创新空间，而且从决策层面弱化了农民在生产资料购置和农产品销售领域中的谈判能力。就市场改革而言，市场化改革为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和地域的流动提供了条件，由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存在差异，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种要素从农村单向流出的趋势。特别是，农村极度短缺的资本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性金融方式的非农化流转，加剧了劳动力和土地追随资本而流向非农产业，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要素动员能力面临着严峻挑战。就政府政策而言，户籍制度所承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依然较为突出，尤其是，在地方政府的政策决策过程中，由于城市居民的谈判能力更为突出、城市项目的增长效应更为显著，因此其公共产品供给依然带有较为明显的“重城市、轻农村”特征。2002年以来，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这种发展理念需要依托具体的机制设计才能被有效执行并实现预期目标。
从化解思路而言，“三农”问题应从部门和地域关联的角度给出化解路径，囿于农业、农民和农村内部来找寻化解出路与问题的系统特征难以契合。就农业发展而言，必须从大产业角度出发去不断提升农业产品供给能力，单纯从农业(尤其是传统种植业)角度去理解农业发展是狭隘的。国际经验显示：农业现代化内生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的提高是以非农产业发展为前提的，农业经营过程中的个人专业化程度提高、迂回生产程度提高和中间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均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可见，以农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为指向的农业发展必须要和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接。随着居民食品消费结构的转变，农业生产不仅应该从直接粮食生产领域拓展到粮食加工、储藏、转化、运输和消费等众多领域，而且种植业和养殖业内部也应随着市场需求而形成多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就农民收入增长而言，农民增收需要考虑农民自生能力和外部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显然，不能单纯从农业或农村的角度来构建农民持续增长的常规机制。在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的前提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将“被迫”更多依靠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特别是，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不断提高的工资性收入应受到格外关注。为了提高工资性收入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持续努力：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梯度转移为农民非农化流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为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升创造有利条件，这两者需要从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有实质性的推进。就农村社会发展而言.农村社会发展应该放在整体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进行对待才能够最终实现，消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仅有赖于整体经济具有持续高速增长和财富创造的潜能，而且有赖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能够促使现有的城市偏向战略得到根本矫正，前者是能否充分“做大蛋糕”的问题，后者则是能否有效“分配蛋糕”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发展农业产业、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进步。然而，由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特别是在市场失灵和政策失灵双重制约的背景下，我国统筹城乡发展依然面临着不确定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城乡二
元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出现持续缩减的趋势，1978-1985年，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明显的缩减趋势;1985-2002年，农村改革滞后于城市改革，城乡经济社会差距出现了在波动中拉大的态势;2002-2008年，农村改革加速推进，但由于问题的惯性特征和政策的滞后效应.城乡经济社会差距依然较为明显。另一方面，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通常被概括为“少取、多予、放活”，这从2004年以来中共中央六个1号文件可以得到证实：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这些理念和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我国也在努力形成与“三农”问题系统性特征相吻合的政策体系。然而，现有政策较多偏重“少取”和“多予”，即过多强调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输血”而忽略了“造血”功能，且在实践层面政策的关联性和执行力仍然面临较多挑战，迄今我们尚未构建起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
基于“三农”问题的系统性特征，化解“三农”问题需要不同产业和部门形成协力机制.由此.“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是一个正确且适时的战略部署。从突围的关键点来看，化解“三农”问题的核心在于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并以此来逐步缩减城乡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不仅会从激励角度形成农业发展的内生力量，而且会为农村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应对外部冲击的角度看，持续并快速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均具有不可逾越的重要意义。持续并快速提高农民收入的要害是农民在更有利的经营环境中增强自生能力，即收入增长的“造血”功能要远远重要于政府外部的“输血”功能。基于此，当前化解“三农”问题、尤其是提高农民增收能力的努力方向应为：其一，在改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大力引导农民生产的合作化和组织化，在生产领域鼓励农民发展“农有、农治、农享”的自发性合作组织，在经营领域放宽农民进入产业链上游供应和下游营销领域的进入壁垒，农业经营规模的“做大”可以提升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谈判能力，农业产业链条的“做长”可以促使农民更好地进入产业链的高附加值领域，农业项目盈利水平的提高又可以吸引更多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回流到农业领域。其二，继续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提高来推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制造业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背景下，应将“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的以主体功能区为载体结合起来，在稳固制造业就业吸纳能力的同时拓展各种服务业对农民非农就业的引致效应，积极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和产业政策改革，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为了与就业需求相对接，必须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来实现农民职业转变与身份流转的同步化，通过教育和培训体系改革来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含量和薪酬福利水平。其三.必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和社会保障供给力度。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紧密相关，而社会保障供给则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活成本、消费能力和流出强度。当前我国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为政策主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最能充分地体现上述政策思路，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应更加突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关注，并应尽量规避过度投资于城市大型国有企业和基础设施项目所诱发的结构性扭曲问题。
三农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农行四平分行作为农行服务“三农”的试点行，将“立足三农，服务城乡”为己任，在支农信贷投放、服务渠道拓展、服务方式创新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户贷款暴露出的风险问题也值得关注。本文通过对农行四平分行服务“三农”工作情况的分析，揭示了农行服务“三农”工作对助推农村经济发展和加快农行自身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阐述了“三农”信贷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和解决途径。
关键词：农业银行；服务三农；农户贷款风险
2008年，农行四平分行被农总行确定为服务“三农”试点行，该行将“立足三农，服务城乡”为己任，在支农信贷投放、服务渠道拓展、服务方式创新等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户贷款暴露出的风险问题也值得关注。
一、基本情况
农行四平分行共有63个营业网点。其中：县（市）支行4个，县域网点46个，农村乡镇网点23个。在岗员工1286人，其中县域“三农”客户经理194人。服务“三农”试点以来，累计发放涉农贷款86.5亿元，其中累计发放农户贷款近70亿元，累计发放惠农卡72万张。
二、服务“三农”的主要方式
（一）积极创新“三农”贷款方式，增加“三农”信贷投入
1、努力探索，积极开展多种方式的农户保证担保贷款。在服务“三农”试点期间，为了解决农民贷款难和银行风险难控制问题，该行积极探索贷款方式创新，开展了多种方式的农户保证担保贷款，有效增加了农户贷款的投放额度。一是“农行+公司+农户”贷款方式，主要是由公司为其下属农户提供担保，然后由农行贷款；二是“农行+合作社+社员”贷款方式，主要是由农村专业合作社为其社员提供担保，然后由农行贷款，解决了专业合作社社员发展生产资金不足问题；三是“农行+担保公司+农户”贷款方式，由担保公司提供担保；四是“农行+信用村+农户”贷款方式。选择经济基础和村民信用好的村，实行整村推进发行惠农卡和农户小额贷款；五是“公务员+农户”贷款方式等。
2、全面推进，积极发放财政直补资金质押贷款。2010年，吉林省政府决定在全省试点开办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公主岭支行作为首批试点行，当年累计发放此类贷款1.5亿元，较好地解决了困难农户贷款难问题，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果。2011年，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在全省推广后，该行高度重视，先后几次召开有关部门和人员参加的协调会，认真研究发放直补贷款遇到的实际问题，积极与地方政府和上级行沟通，解决发放直补贷款的外部环境、操作细节及难点问题，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力推进此项工作顺利开展。截至2012年6月末，该行已累计发放财政直补资金担保贷款4.7万户、金额6.3亿元，6月末余额5.8亿元。
3、因地制宜，积极开展新型的农户抵押贷款。该行以扩大农户贷款抵押担保物范围为重点，进一步探索林权、农机具、农村住房及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深入开展重点集镇商用房产权单证抵押贷款、规模化专业农场主联保贷款等，有效实现农户贷款担保结构转型。同时，集约经营“三农”优质客户，引导农户贷款逐步向农业资源丰富、贷款需求旺盛、信用环境良好、管理能力具备的支行集中，向有产业依托、有公司或合作社带动的区域集中，向农行网点辐射范围内的乡镇集中。
（二）不断拓宽“三农”服务渠道，提高“三农”服务水平
1、开展代理业务，拓宽服务渠道。持续开展新农保、安华农业保险等项目，为惠农卡落地创造条件。继铁东支行、铁西支行取得新农保独家代理权后，双辽、伊通支行也成功营销了“新农保”的独家代理。伊通、双辽支行和梨树支行部分区域继续与安华保险合作代理农业保险理赔，累计代理安华理赔户18万户，代理金额4000余万元。同时，通过代理发放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自繁母猪补贴、家电下乡补贴等项目，带动农民开卡和用卡。
2、增加服务设施，拓宽服务方式。为解决物理网点不足问题，通过布放ATM、POS、转账电话等自助机具和配置“三农金融流动服务车”方式，解决农民支付结算难问题。截至2012年6月末，该行县域自助银行达到22个，自助服务终端65台，共布放ATM机150台，布放POS机548台，转账电话3717台，手机银行和电话银行15.28万台（部），使该行服务“三农”功能明显增强。
3、开展金穗 “惠农通”服务站工程，拓展服务广度和深度。打造惠农卡“一卡通”品牌，为惠农卡持卡客户提供足不出村的基础性金融服务，深受广大农民欢迎。该行共设立“惠农通”金融服务站（点）550个，有效解决了农民取款难、结算难问题。同时与农发行合作，为农发行粮食收购贷款企业办理现金管理客户端及现金管理平台，实现非现金结算。
三、支持“三农”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
（一）通过服务“三农”，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行四平分行在服务“三农”试点期间，以农村经济中成长性较好、附加值较高和发展前景看好的一批优质农户、优良品种和优势行业为重点支持对象，让“三优”客户成为带动“三农”发展的强劲动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是支持优质养殖户，带动农民致富。在试点期间，该行支持了一批头脑灵活、思路新、能经营、会管理，集知识型、技能型于一身的新型农民，通过他们带动周边村屯的农户发展养殖业，实现共同致富；二是扶持优良品种，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试点期间，该行选择一部分优良的农产品种类作为帮扶对象，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如支持培植水稻良种的科技示范户、支持生产优良玉米种子的订单农业户、支持有优良树种培植专业户和优良品种的种畜、种禽等附加值高的新品种和新产品，引导贷户增加投入产出比率；三是培植优势行业，拉动农村经济。优势行业的标志就是竞争力强，市场前景看好，该行在服务“三农”过程中，注重将贷款向优势行业倾斜，对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三就地”型粮食加工、饲料加工企业和依托大型企业搞生产兼经营的优势行业和客户给予了重点支持，对“三农”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二）通过服务“三农”，促进了农行自身的发展，提升了凝聚力
服务“三农”试点，揭开了农行四平分行经营发展的新篇章，特别县域支行业务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一是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截止2012年6月末，资产总额110.1亿元，较试点前的2008年末增加49.9亿元，增长83%，各项贷款余额42.4亿元，较2008年增加32.1万元，增长3.1倍，各项存款余额107.1亿元，较2008年增加53.5万元，增长125.3%；二是盈利能力大幅度增强。2008年的亏损0.5亿元，2010年实现了扭亏为盈，2012年6月末实现利润0.4亿元，“三农”业务对经营贡献度明显提高，2012年6月末，涉农贷款利息收入8508万元，占全部贷款利息收入的75.1%。随着农行业务的发展和经营效益的提高，员工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2012年员工平均收入较试点前的2007年增长120%，翻了一番以上，进而提高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通过服务“三农”，促进了农行的社会形象的改善，提升了竞争力
自服务“三农”试点以来，由于农行农户贷款利率上浮比例相对较低，每万元约为农民节省利息支出200元，惠农卡减半收取年费，代理安华保险、新农保项目免收年费。特别是在2012年初“综合整治”之后，对农户小额贷款业务，除贷款利息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对其他农户贷款业务，免收提前还款补偿金、自动提前还款账户管理费、个人自助循环贷款额度管理费等，累计为农民减少支出1.2亿元，不仅在解决农民贷款难和平抑农村金融市场价格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且还在加快农村经济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此，该行“三农”服务工作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充分肯定。2011年，在四平市政府组织的软环境建设评比中，该行荣获公共服务类第一名，并被市政府评为“发展经济优质服务单位”，使农行的社会形象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四）通过服务“三农”，促进了事业部制改革逐步深入，提升了支农能力
近两年来，四平农行扎实推进“三级督导、一级经营”管理体制和“六个单独”机制建设。在管理体制上，建立了三农金融分部组织架构，厘清了三农金融分部组织架构，完善三农金融分部治理机制。在运行机制上，实施单独的资本管理、单独的信贷管理、单独的会计核算、单独的风险拨备与核销管理、单独的资金管理和单独的考评激励约束等“六个单独管理”，有效激活了县域经营单元。该行在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改革过程中，始终把“面向三农、服务三农、惠及三农”作为“饭碗子”工程来抓，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能力，壮大自身经营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提升了支持和服务“三农”的能力。该行2012年6月末累计投放涉农贷款10.8亿元，涉农贷款占比高达55.78%，涉农贷款增幅超过其他所有贷款的增幅；累计发放农户贷款5.4亿元，贷款余额9.4亿元。
四、存在的问题
截止到2012年，农行四平分行农户不良贷款呈逐步上升趋势，农户贷款暴露的风险问题不容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贷款“三查”不到位，埋下了风险隐患
一是贷前调查不到位，对贷款风险评估不足。在服务“三农”试点期间，部分支行为了抢占市场，迅速拓展农户贷款业务，但在贷款发放过程中，由于受贷款投放量大，客户经理少，农户分布广及个别客户经理责任心不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贷前调查不到位，特别是与第三方合作发放的贷款，对农户与合作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利益关系调查不清，了解不透，对贷款风险评估不足，贷款发放后，因农户与合作方之间发生经济纠纷，导致贷款到期无法收回；二是贷时审查不严，对不具备担保能力的农户发放联保贷款。在试点之初，由于贷款投放量大，存在对贷款审查不严和不到位之处，对担保能力不足的农户发放担保贷款；三是贷后检查不到位，不能及时化解贷款风险。部分支行由于贷款客户经理少，贷款区域辐射半径大，导致贷后管理工作跟不上，不能及时了解和掌握借款人的经营情况和偿还能力变化情况，以至于对此类贷款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化解贷款风险。
（二）农户抗风险能力差，经营风险转嫁为银行信贷风险
由于农户属于弱势群体，自身抗风险能力较低，在经营中一旦发生风险，会导致农户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急剧下降，很容易将风险转嫁给银行，形成信贷风险。一是因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形成不良贷款。如客户死亡、家庭成员发生重大疾病、遭受车祸等意外导致伤残、家庭婚变、失火或其他原因致使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等等。二是因养殖户遭受重大疫情形成不良贷款。受灾后，农户承受风险的能力较低，又无有效的风险转移机制，一旦遭受疫情，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投入便损失殆尽，几年内都很难恢复元气，所以短期内，此类贷款很难全部收回。三是因管理不善经营亏损形成不良贷款。近几年，农村除了传统种植项目以外，养殖业和农村个体工商户发展较快，如运输，承包工程、经销饲料化肥等。部分个体经营者由于经营及管理能力不足，对农产品的价格预期缺乏有效的评估，国家又无有效的引导计划，在生产投入时存在盲目性，导致在农产品价格大幅下滑的情况时，造成亏损，无力偿还贷款。
（三）创新贷款方式存在一定风险
在试点期间，该行创新贷款方式，发放了一部分“农户+担保公司”和“农户+合作社”等方式的贷款，但在运行过程中，这部分贷款出现了较大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户与农村合作组织间经济纠纷，将风险转化为银行形成信贷风险。如：2009年和2010年，农行梨树支行与梨树县九洲农牧科技农民专业合作社、 梨树县富大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为农户发放贷款用于建蔬菜大棚，农户与合作社之间因建大棚发生纠纷，农户拒不偿还到期贷款，导致贷款形成不良；二是合作方违法违规经营和经营管理不善，将风险转嫁给银行形成信贷风险。梨树支行通过发放的 “农行+担保公司+合作社+社员”模式贷款，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在合作和推进过程中，由于担保公司和合作组织内部管理不善和违法违规经营，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部分贷款形成不良。如：红嘴担保公司违规出借注册资本金，加之其控股公司红嘴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导致红嘴担保公司的社会声誉和担保能力严重下降，不能充分履行代偿义务，使得部分偿债能力严重不足的农户的贷款出现风险；另外，先后有个别合作理事长因涉嫌犯罪被羁押，影响了部分贷款农户的还款意愿，部分贷款风险转嫁到农行。
（四）农村信用环境欠佳，恶意逃废债务形成信贷风险
一是部分农户由于信用意识差，或受当地较差的信用环境影响，出于侥幸心里，赖债不还或存在观望现象；二是还有一些农户贷款后因经营亏损、经济纠纷、外出务工、逃债等原因举家搬迁，无法联系。还有一些骗贷情况发生，如：虚构贷款用途、调查时借用他人的营业场所、资金转借他人等等；三是执法环境不佳，存在案件执行难问题，打赢官司要不回钱等现象。
五、措施及建议
（一）做好贷款“三查”工作，有效控制贷款风险
要认真落实和执行贷款“三查”制度，严格按照《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责指引》的要求做好贷款“三查”工作。一是要做好贷前调查，准确了解掌握借款人的经营状况和资信情况，严把贷款准入关从源关上控制贷款风险；二是要做好贷时审查，严禁对不符合贷款条件和担保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三是加强贷后管理，做好贷后检查工作，及时了解借款人经营变化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化解贷款风险。
（二）创新贷款担保方式，分散贷款风险
积极探索开展农村土地承包权质押、粮食直补质押、林地抵押等新的贷款担保方式，控制和降低联保贷款额度和比重，严格限定联保贷款对象和贷款用途，切实降低联保贷款风险。
（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信贷人员综合素质
要加强信贷人员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切实提高信贷人员的综合素质。要积极开展客户经理竞聘活动，把那些专业基础扎实、道德修养好、具有丰富风险识别经验、风险控制经验和能力的员工充实到信贷队伍中来，以适应贷款业务发展的需要。
（四）增强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增加信贷投入的基础。一是要强化农村基层法制建设，加大宣传力度，引导舆论监督，尤其要加强对银行债权的保护，打击各类逃废银行债务行为；二是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个人征信体系，增强全社会信用意识，为增加信贷投放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
参考文献：
[1] 《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银监发〔2004〕51号）.
[2] 《中国农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管理办法》.
[3] 《关于进一步做好深化和扩大面向“三农”金融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